曼努埃尔·卡莱斯（Manuel Carles）于1891年加入激进公民联盟UCR，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联盟在成立之初就受到欢迎。他随后在党的队伍内一路升迁，直到成功成为省议员。当UCR在选举中获胜后，他的同事伊波里托·伊里戈延（Hipólito Yrigoyen）总统任命他为萨尔塔省的干预者，开始了政府的长期干预记录。他的方法使他有足够的经验，被允许成为“国立军事大学”和“高级战争学院”的教授。在“悲惨一周”期间他非官方地建立了爱国联盟。 卡莱斯开始与该组织建立联系，该组织于1920年正式诞生，以卡莱斯为领导者。然后，该组织开始促进对拒绝融入阿根廷当地文化的犹太人，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外国人的迫害，随着动乱的加剧，他开始策划自己的接管计划，并得到了海军内部许多人和一些军官的支持。随着政变的成功，他现在坐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玫瑰宫，但他的政权尚未得到其他省的认可。他是否能够获得权力并实现其扩张与繁荣的承诺还有待观察……

曼努埃尔·卡莱斯（Manuel Carlés）

生卒年：1875.5.30～1946.10.25

派系：阿根廷爱国联盟（Liga Patriotica，LP）

国家民粹主义在南美

在1898年和1912年之间，他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民族主义者的领导人，受命担任不同的官方职务。他首先是圣达菲省议员，然后成为国会议员。他是激进公民联盟的成员。伊波里托·伊里戈延（Hipólito Yrigoyen）总统于1918年任命他为萨尔塔省省长。他曾是国立军事学院教授，在士兵们以及路易斯·德勒皮安安将军的指挥下，他在悲剧周期间积极参与。路易斯·德勒皮安安将军由伊里戈延亲自任命，以镇压工人抗议活动。由国家政府资助的准军事化团体陪同Dellepiane将军领导的部队镇压Talleres Vasena工人，使数百人丧生，他们被埋在集体墓地中，他们的未开封汽车中装有卡宾枪和左轮手枪 。

1921年卡莱斯接任爱国联盟总裁（该组织起初名为捍卫秩序委员会），其主要成员还包括Dellepiane将军本人。在这个国家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组织中，他鼓励迫害犹太人，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外国人。1922年，在巴塔哥尼亚工人起义爆发时，卡莱斯出现在里奥加利戈斯（Río Gallegos），南方的业主纷纷协助爱国联盟。爱国联盟和巴塔哥尼亚起义军进行战斗，杀死了1500名工人，但未能阻止巴塔哥尼亚脱离阿根廷。之后他被阿尔维亚尔任命为圣胡安省的联邦干预者。随着欧洲国家民粹主义的崛起，他宣布自己为伊塔洛·巴尔博（ANI）和科德里亚努（铁卫团）的支持者。

到20世纪初，阿根廷凭借其肉类和谷物的出口而获得了蓬勃发展的经济实力。来自欧洲各地的移民涌入共和国，蓬勃发展的企业家精神和新兴的行业带来繁荣。世界大战爆发后，阿根廷被迫中立，被迫在两个最大贸易伙伴英国和德国之间进行抉择。英国取消了制裁，对德国实行了贸易禁运。尽管阿根廷试图通过在第三国销售来规避这一问题，但销售量却不一样，而且和世界大战前的经济增长速度相比也有所放缓。随着失败的临近，英国显然意识到自己正在与失败作斗争，并下令阿根廷政府和公司提高产量并充分利用该国。由于对需求的增加和对英国剥削的厌恶，工人们开始组织抗议并最终武装起义。民选政府无法完全控制局势，阿根廷政府对起义的控制越来越糟，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阿根廷已经失去了对圣克鲁斯，丘布特和里奥内格罗各省的控制权，以上地区由巴塔哥尼亚阵线控制。随后的三个民主选举政府的任务是解决危机，但接连失败。为了回应他们的无能统治，乌里布鲁将军在1930年发动军事政变，试图镇压叛乱。恐怖统治在全国蔓延，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同情者被屠杀并向南逃跑。然而，当他两年后因癌症去世时，他的独裁统治期很短，形成了权力真空，并且再次没有在南方进行大规模干预。

选举被取消，通过选举欺诈，在罗卡领导下的政府成功掌权，促使乌利布鲁独裁政权下的损失的恢复，对FOP（巴塔哥尼亚工人阵线）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在此期间发生了一系列小规模冲突，海军成功地夺回了火地岛，但是智利的干预阻止了政府取得胜利，并暂时结束了阿根廷和巴塔哥尼亚起义军的冲突。1935年，谣言开始浮出水面，罗卡可能会尝试为了结束冲突而和FOP谈判，全国各地爆发了民粹主义愤怒，使曼努埃尔·卡莱斯领导的爱国联盟获得了他们需要的支持，最终达到了圣诞节政变的目的。在海军和各种军事力量的支持下，卡莱斯在圣诞节期间发动了政变，控制首都地区并开始巩固他对国家的控制权。 海军支持得到了保证，但是陆军中的许多军事指挥官都对卡莱斯的潜力表示怀疑，并正在组织镇压政变。

IF路线：拉普拉塔邦联之梦

作为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区的最后据点之一，国家军事学院的陆军反对卡莱斯政权，据守大院，等待其他部门增援。为了肃清首都的反对派，海军向国家军事学院发动进攻，虽然整个大院发生了小规模的冲突，但一周后，当他们的抵抗意志逐渐削弱时，陆军投降了。被俘虏的是几名著名的陆军指挥官，但在政变初期，大多数陆军高官似乎逃离了这座城市。

在军队的可疑支持和海军有限的人力的情况下，关于阿根廷内务部队能力的争论开始了。根据阿根廷宪法，武装部队在技术上不能干预内政问题。因此宪兵将被创建为国防部的下属机关，也即卡莱斯内阁的下属机关，被定义为“军事性质的安全部队”并维持与国防部的职能关系，是国防系统和内政安全系统的一部分。因此，它将维持与武装部队共同军事计划所需的需求而产生的能力，并且在法律上能够干预当前的危机。

在20世纪初，通过改变宪法和实行制衡，阿根廷开始逐渐从旧的威权主义体系转向更加开放和民主的体系。然而，随后在巴塔哥尼亚的分离主义以及保守党执政党的持续腐败和阴暗交易，阻碍了阿根廷的进步，使旧制度继续苟延残喘，这不仅导致了人民的极大不满，也为各路极端思想提供了温床。卡莱斯一向声称高等法院阻碍“大众意愿”。现在，卡莱斯及其支持者控制着高等法院，这给了他绝妙的机会，他通过解雇最高法院的所有法官并以他的党徒取而代之来控制司法系统，并开始用他的追随者取代下级法院。

在军队和尚未向南逃亡的社会主义者的残余的强烈影响下，科尔多瓦和罗萨里奥市宣布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政府无权统治阿根廷，并切断了与首都的一切联系。陆军的保守党成员宣布了对这一运动的支持，并在罗萨里奥附近建立了防御阵地，以对付忠于卡莱斯的军队。

“联邦政府可以干预各省的领土，以保证共和政府的形式或抵制外国入侵；并应其组成当局的要求，进行干预，以支持或重建他们，如果他们因叛乱或入侵而使得该省瘫痪。”

根据宪法第6条概述的授予政府的权利，卡莱斯宣布科尔多瓦省无权自治，应派遣一支干预部队到该省恢复秩序，并逮捕所有拒绝接受布宜诺斯艾利斯统治的反对派。

以科尔多瓦为例，门多萨省和恩特雷里奥斯省也谴责了卡莱斯，并站在了陆军的一边。好在陆军仍然过于混乱，无法积极应对卡莱斯的行动。

在卡莱斯与GOU之间达成协议之后，GOU向罗萨里奥派出军队，甚至命令忠于他们的部队在罗萨里奥放下武器，并转而对抗反对派。在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带来的装甲部队和内部叛徒的袭击下，这座城市无法抵抗联合部队，并于晚上正式向GOU负责人佩德罗·巴勃罗·拉米雷斯投降。肃清罗萨里奥并确保铁路枢纽安全后，内陆省份很快放弃抵抗，卡莱斯在1936年上半年暂时控制了阿根廷。但是，挑战仍然十分严峻，黑色星期一在阿根廷造成了恶劣的经济影响。

阿根廷转向两个传统贸易伙伴，而加拿大政府要求阿根廷交出马尔维纳斯群岛，这使得一贯以民族主义作为宣传的卡莱斯只得接受德意志帝国的条件。为了更好地振兴经济，卡莱斯提出了一项以大规模国内建设为主要内容的“五年计划”，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和水电站开发等，这一经济计划在黑色星期一后有效地缓解了阿根廷国内的经济危机。

但是，卡莱斯始终面对着必须兑现其民族主义宣传口号的困境。他设想了一个庞大的拉普拉塔邦联，这个邦联的领土将囊括阿根廷、智利、巴拉圭、乌拉圭，同秘鲁、玻利维亚结盟并向东征服巴西，控制整个南美大陆。“五年计划”才刚刚起步，卡莱斯就在1937年初向巴塔哥尼亚开战，使得巴拉圭和玻利维亚也卷入了战争。

阿根廷刚有起色的经济因战争再次下滑，卡莱斯又毫不掩饰他对外进行侵略扩张的野心，这让作为盟友的秘鲁和玻利维亚也感到惊恐。尽管在战争中一度压制智利和巴塔哥尼亚，卡莱斯仍然对这种领土扩张感到不满意，打算继续向乌拉圭、巴西甚至玻利维亚下手。GOU礼貌地向卡莱斯表示让他在把国家的军事力量拖入深渊之前适可而止，但卡莱斯的狂妄让他无视了GOU的意见和陆军中广泛存在的不满情绪。

卡莱斯无法预料，1943年6月4日早晨，他被聚集在五月广场上的8000名阿根廷士兵的行军靴惊醒。拉米雷斯发动了政变。他们迅速组织部队占领了首都的重要地点，然后才对卡莱斯做出反应。由于边界上的多数忠实士兵计划进行下一次进攻，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几乎没有军队，因此没有决定性的反击。政变军队到达努涅斯附近的海军机械学校时，遭到固守在那里的忠诚部队的袭击，造成30人死亡，100人受伤，但海军寡不敌众，还是投降。自首的海军机械学校投降后，剩下的阿根廷将军在中午之前接待了叛乱领导人并宣布拉米雷斯为共和国总统。卡莱斯被迫逃往秘鲁，希望能够得到收留。

IF路线：三国轴心

拉米雷斯向秘鲁要求引渡卡莱斯接受审判，遭到秘鲁政府拒绝。处于战争之中的阿根廷政府不能冒着拆散三国轴心的风险，于是延续了卡莱斯政府的外交政策。

最重要的是，只有当无政府主义运动蔓延时，阿根廷人的精神才会激发民族的自由人格，与当局合作维护公共秩序和捍卫居民，保证国家的安宁，阻止反对派扰乱共和国的和平，在城镇中激发对陆军和海军的热爱。我们爱国联盟成员以阿根廷人的信念和荣誉，竭尽所能进行合作，并防止：1，颠覆性理论在公众场合的公开宣传，与对我们国家，我们的国旗和我们的尊重不符的组织；2，禁止公开集会和封闭场所讨论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些问题对我们的国家构成威胁。

卡莱斯依旧对国际社会的民粹主义运动有着浓厚兴趣，他对任何以民族主义旗号进行的领土扩张和统一运动都表示支持，这让他成为无政府主义者的目标，秘鲁的无政府主义者对他进行了数次刺杀，但均宣告失败。

如果有外国人滥用我们的社会自尊心，滥用国家的仁慈，那么就有爱国的骑士能够以大屠杀来表现自己的生活，以对抗野蛮，以拯救文明。 ——曼努埃尔·卡莱斯（Manuel Carlés）

1946年，曼努埃尔·卡莱斯死于秘鲁，庇隆政府宣布将卡莱斯运回他的家乡罗萨里奥，安葬于萨尔瓦多公墓。

在庇隆政权以“第三道路”广为人知后，爱国联盟开始了逐渐消失的进程。它最明显的一面，即直接的街头政治，遭到其领导人的抛弃，其社会和文化行动以及大会和其他公开会议也逐渐受到削弱。

一旦其激进分子的民族主义思想被确立，其激进分子的外逃就可以找到这种恶化的主要解释，而这些激进分子则转向具有更极端政治内容的其他政治形式。1940年代见证了庇隆主义的崛起，与爱国联盟不同，庇隆主义寻求将群众纳入该国的政治生活，尽管他们很好地共享了起点：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和谐，维护社会秩序。卡莱斯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扩展到联盟的思想，在阿根廷保守主义最先进的范围内，受到了基于宗教的自然法的强烈影响。此外，他充满了强烈的爱国主义和对阿根廷进步的无限信念，在他看来，这是由自由的私人倡议（经济自由主义）和教育所支持的。同时，尽管考虑到武装力量和天主教在其等级世界观中的核心地位，它还是完全归因于共和民主和捍卫国家宪法。

另一方面，随着欧洲和阿根廷国家民粹主义主义思想的兴起，正在形成一群年轻的民族主义者，他们认为自己是“新一代”，是具有新美学主张的文学先锋。他们试图与百年民族主义者区分开来，他们与联盟不同，他们对代议制民主和所谓的“自由主义”制度表示蔑视。对于阿根廷民族主义内部的这一新趋势，移民问题不再是一个问题：该问题不再是作为阿根廷社会和民族的偿付能力的移民而出现的问题，而是在民主制度本身中发现的，需要寻求改革。对于包括爱国联盟在内的一般保守派来说- 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这种“反对民主的斗争”对他们来说是完全陌生的，此外，在这两个团体之间可以结成同盟，特别是基于共同敌人产生的恐惧，就像当时的伊里戈延主义那样。年轻人聚集在报纸上以“新共和国 ”为名举起了武器来对抗民主和自由主义，自称法国大革命的孩子，效仿启蒙运动和现代世界，这是建立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基础。这次袭击现在直接针对通常与“布尔什维克工人主义”有关的人民主权。这样，就提出了两个方面的斗争，一方面是一项理智的任务，其目的是民主和自由同腐败和官僚主义的分离。另一方面，是反对国家和秩序的对手，即反对左派的政治斗争。 正是从这一点开始，意大利作家Loris Zanatta初具规模所谓的“天主教民族神话”将在下一次宪政秩序中断（1943年革命）时作为教条而盛行。这种新的民族主义观念与爱国联盟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民主观相矛盾，并隐含地接受了意大利国家工团主义启发的“第三立场”概念。这不仅意味着要克服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的二分法，必须克服的真正二元性是在共产主义和传统自由民主之间。当时，教会的教义表明他们是两个同样的祸害。他们说，阿根廷具有深厚的天主教文化根基，可以孕育出一种优于这些选择的新型天主教国家。尽管在1943年军事政权初期，前成员和与爱国联盟有关的其他人参加了政府职务，但最严厉的民族主义取代了爱国联盟的地位。

在1969年，即爱国联盟诞生50年之后，它只有560名成员。当时，它的总裁，乔治·科恩宣称爱国联盟是“一个和政府机构无关的政治组织。” 确保爱国联盟对其创始人曼努埃尔·卡莱斯（Manuel Carlés）保持钦佩，他是“一个难忘的爱国者”。在此之后，没有出现过有关爱国联盟的任何记载，它已经消失在了新意识形态对抗的潮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