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的本质是什么？而孩子的本质是什么？亲密关系的本质又是什么？让我用《间谍过家家》讲给你听。

在去年的时候，我有过一段时间的自由研究，当时研究的问题恰好就是家庭经济学的问题。而《间谍过家家》，恰好也是一个家庭的问题。看到这里，就觉得很有一些想法可以讲。因此，用社科的方法去讲述一个文艺故事，或许是别有一番滋味的。

这一次我主要选择的参考文献，是经济学家盖瑞·贝克的《家庭论》[1]和人类学家罗宾·邓巴的《最好的亲密关系》[2]，用来解读以《间谍过家家》代表的从古代到现代的，现代家庭关系的变化，以及其中出现的有关亲密关系的话题。

本文依然会有一些学术用语，但我会让所有人看得懂。（您也不想生啃全是数学推导的《家庭论》和存在各类晦涩用语的《最好的亲密关系》吧？）希望大家会喜欢，但是我应该不会天天写这种东西，因为写这种东西真是让人头痛呢。

简单介绍一下加里·贝克和罗宾·邓巴

为什么标题里叫做“经济学殖民者的魔爪”？这里需要重点介绍一下加里·贝克老爷子。他是我最喜欢的经济学家之一，第三代芝加哥学派领军人物，擅长将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在《家庭论》特别提到了“理性选择理论”这一概念）运用在各类社会学科的研究当中。这其中包括的话题有犯罪，成瘾、社会学，政治学，家庭经济学等。特别是，他也研究自我毁灭（自杀和非理性的行为和对他人的成全（比如我们之后要说的生育中的“利他主义”）。因为他擅长将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用于研究其他社会学科，如同向其他学科殖民一般，所以被称为“作为经济学帝国创建者的经济学家”。

罗宾·邓巴，可能了解的人不多，但是他也是一位具有跨学科性质的人类学家。比如，他提出了邓巴数（英语：Dunbar's number），也称150定律，指能与某个人维持紧密人际关系的人数上限，通常人们认为是150。这里的人际关系是指某个人知道其他人是谁并且了解那些人之间的关系。而邓巴同时认为，这个数值是新皮质的大小决定的，并因此成为了一个团队规模的限制。听起来他是一位很希望把生物学和神经科学联系在人类学中的学者。在《最好的亲密关系》中，邓巴上知人文下知数理，无所不谈的将亲密关系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本文中将援引一些内容。

家庭的本质是什么？血缘、利益、还是信任

为什么要创建家庭？家庭的本质是什么？这是我在有一段时间非常热衷于思考的问题。因为其中包含了一个问题，就是“家庭实质上创造了信任（trust）”，而我本人对信任这个词非常感兴趣，它是微观经济学中非常重要的课题。事实上，家庭中的信任就是一个非常有必要研究的问题，因为绝大部分的情况下，家庭内的所有成员是有血缘关系的，那我们可以说家庭的本质是血缘而不是信任。但是，也有一些情况，比如一些家庭可能会领养孩子，但是他们对这些孩子一样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去对待他们。这个时候，血缘就不存在了，人们的联系是一个名分。因此，我所提出的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无中生有的问题。当然，这里我们先打住，有关孩子的问题在下一节讨论。

再往前倒退一步：到底为什么，人们要创建家庭？闲的没事吗？这个问题，是现代人会问的问题，也是《间谍过家家》里我们第一个要问的问题。福杰和约尔，你们俩不组建家庭不可以吗？这里就涉及到《家庭论》的第十一章，也是对我们现代的普通人帮助最大的一章。

在《家庭论》中，贝克认为，至少在传统社会（资本主义之前），创建家庭的最大目的是削弱传统社会中的不确定性和信息有限性。如果你学过一点金融学，就会敏锐的发现，什么？市场就是可以解决不确定性和信息有限性的呀。当然，你这个时候是上帝视角，你老懂了。但我们继续讲传统社会的故事吧。

一位著名的人类学家曾经指出，在所有的农民市场制度下，“信息是十分贫乏的、稀缺的、被错误分布的、传播极无效率的以及被不负责任地评价”。并且，“对所缺少的信息的搜寻、对已有信息的保护等，都只不过是游戏的名称而已”（格尔茨，1978年，第29页）[3]。比如，原始社会和农业社会中，人们很难对付不确定性和愚昧。此时，拥有一个家庭，就是非常重要的了。亲属家族——特别是由血缘构建的家族，可以保护家庭成员抵御不确定性。在原始社会中，馈赠总是在亲属之间进行的，当人们遇到天灾人祸时，可以依靠其亲属之间的互相帮助来克服危机（赫斯科维茨，1965年；波斯纳，1980年）[4-5]。一个家族就好像一个相当有效的“保险公司”，在这里，即使一个血缘关系较远、较松散的家庭也很小，因而能够使家庭成员之间互相监督——防止他们偷懒和不关心他人。

同时，这个时候的家庭作为一个整体，其中的利他主义要多于其他组织中的利他主义，甚至连利己主义的家庭成员也会在利他主义家庭成员的行为引导下，把利他主义成员的利益合并到自己的行为中去。否则，利己主义的家庭成员将有可能被自己的利己主义行为所损害。

人们在这样的家庭中，并不是个人主义的生活，而是一种整体化的生活方式。甚至，可以把家庭看作是一所小型的专门学校，它为特殊职业、耕作和手工作坊培训学生，并且在这些毕业生的资格得到社会正式认可之前，家庭负责担保他们的这一资格。家庭还要为那些“差生”承担责任。也因此，在这样的传统家庭中，婚姻是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它是帮助一个家庭，继续获取保险，甚至带来利益的一件事情。在这种环境中，追求爱情的婚姻是很难被容许的，除非这一婚姻能够为家庭带来利益。在16世纪的英格兰，罗曼蒂克的爱情和对情人的热烈追求，会受到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被指责为是婚姻的非理性和非长久性的土壤（斯通，1977年，第86页）。[6]

但是在现代的经济体系中，随着商业化程度加深，血统间的联系不再是必要的，亲属之间的交往日渐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家庭原有的功能日益削弱，重要性逐渐降低。这里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市场发挥了作用。现代社会中，市场保险已经代替了家族保险，市场学校已经代替了家庭学校，考试和合同代替了家庭的资格证明。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在自己困难时到资本市场借贷，宽裕时到银行储蓄的方法来进行“自我保险”。并且，市场保险是建立在千百万个家庭经验基础之上的，它可以对火灾、死亡、老年人、病人以及其他灾难提供一种任何单个家庭都无法比拟的有效保护。因此，家庭的重要性，特别是其中血缘网络的重要性大大的削弱了。家庭不需要血缘来作为一种保险，虽然其中的“理性选择”依然成立。毕竟，在经济学中我们认为人们都是（至少）部分理性的嘛。

家庭的重要性降低后，在婚姻方面的具体表现就是：年青人（特别是中层和上层社会的年青人）开始有权拒绝父母所选定的配偶，然后在双亲的否决权下选择配偶，最后有权不考虑双亲的反对来选择配偶。在现代社会里约会，这已经是十几岁的年轻人就可以享有的权利。

但是，这一切似乎还是没有回答之前的问题，福杰和约尔为啥可以在一起？如何寻找到如意郎君（娇妻）？或者说，这个时候的婚姻和家庭，除了爱情之外，到底对于年轻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这里又要提到20世纪后半期女性能力的发展，造成了家庭的戏剧性的变化。首先，妇女挣钱能力提高了很多，也即女士变得更加有能力，有地位，从而可以独立生活于社会。妇女挣钱能力的提高，也提高了花费在非市场活动上的时间的既定价值，从而提高了已婚妇女的劳动参与率，同时也提高了妇女哺育子女的相对成本，最后减少了她们对孩子的需求（将在下一节讨论）。这个时候就必须要提到之前那个理论：“理性选择理论”。因为女孩子也不傻啊，我自己一个人过得好，我何必去找别人呢？这是一个直觉的认识，就是“王八看绿豆——对上眼了”。

在《家庭论》的第四章，贝克尔证明了，一个有效的婚姻市场总是有完全相称的婚配，高质量的男子和高质量的女子结婚，低质量的男子和低质量的女子成亲；一个有效率的婚姻市场还会使家庭商品的总产出最大化，所以，每个人都能改善自己的婚姻，而又不使其他人的生活每况愈下。（甚至在某个程度下，贝克尔证明了，找到一个质量高的女性，相当于找到几个一般的女性——他这么解释一夫一妻制是一夫多妻制的一个隐性形式。我只是复述他的研究结论。）也就是说，在理想状态下，郎才女貌是必然的，福杰和约尔在一起可以得到更大的经济产出。没想到《间谍过家家》看似狗血的剧本的逻辑，就这样被经济学理论证明了。

很不幸的是，爱情和其他个人性格不象家庭名声和地位那样容易在婚前就能确认，而后者反而是传统社会重要的考虑因素。这就形成了现代家庭（乃至现代经济行为中）中最具有矛盾的地方：婚姻的配对依然是信息不对称现象发生最多的区域，你也不知道对方到底是个啥样的人。其实，就算是传统社会当中，这也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当代经济学对婚恋的配对问题的态度一直认为，这是很难解答的。所以，到底福杰、约尔和阿尼亚几个人什么时候能知道彼此的身份，知道之后又会发生什么，实在是一个谜。

孩子的本质是什么？兼论数量—质量（Q—Q）理论

《间谍过家家》中，阿尼亚的出现是很有趣的，也是本片的最大亮点所在。但是扯回到一开始的问题。为什么非得领养一个小孩？在剧情里已经说了，福杰需要她进入学校的恳亲会里，这样就能够和最终的boss相遇。但是进入那样的一个地方，或者说遇到最终的boss的方法有很多，在这里我并不觉得这理由是足够充分的。如何用经济学的方法来圆润一下这个剧情，也即：为什么一个家庭需要一个孩子呢？

让我们回到《家庭论》中。在第五章，贝克尔通过经济学的模型证明，只有当孩子的能力高于父母的时候，家庭想要一个孩子才是理性的。且，家中孩子的数量和他们的质量，在父母处于理性状态的时候，是存在一个关系的。这是最后的结论，但是我们重新思考一个问题，即：为什么父母都喜欢自己的孩子，而不是没有血缘的孩子？

在第二章中，贝克尔同样对此提出过几种原因，其中一个理由是，自己的孩子能够减少父母的不确定性，父母具有更多的遗传构成信息，与要其他人的孩子相比，他们更了解自己孩子的早期环境阅历。另一方面，与从“孩子市场”上看到的情形相比，父母对自己将生育的孩子的性别、肤色、身体状况和其他重要特征的信息知之较少。但这种市场的范围会受到限制，因为，假如买主不能轻易确定孩子质量的话，那么，父母更可能把质量较低的孩子而不是质量较高的孩子拿去出售或送人收养（见阿克洛夫1970年对“无用之人”市场的探讨）[7]。这里涉及到一种类似“柠檬市场”的推断，就是，人家凭啥卖你？肯定是不咋地才卖你！所以，父母一般是不会收养孩子的。

回到《家庭论》的第五章，贝克尔开创性的提供了一个理论：数量—质量理论。至今依然有经济学家进行理论更新和相关的实证研究（比如Nancy Qian在2009年有关中国独生子女和数量—质量理论的研究）[8]。在这个理论中，贝克尔通过对孩子的数量和质量的互相替代时的关系进行一个建模，并解开这个方程后得到了结论。他认为，当增加孩子的数量之后，就会提高孩子的质量、投资在孩子身上成本的影子价格，那么价格上升了，对孩子的数量自然需求就会下降了。直到建立起一个新的均衡状态为止，数量和质量的相互影响才会偃旗息鼓。因此，孩子的“质量”越高，人们就觉得，一个孩子就够了。

但这一切还是无法解释，那么，什么时候家庭想要一个孩子？什么时候他们才会特别有意愿收养一个孩子？在《家庭论》的第八章，贝克尔对家庭的利他主义进行了探究。他认为，如果孩子从文化和生物学上“继承”了类似父母的特性，那么，具有较强利他主义的家庭在长期内就会相对较多。几千年来运行的这种选择机制，将使现代社会里对孩子的利他主义随处可见。

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广东人常说，“生你不如生块叉烧，叉烧还可以暖胃”——龙生龙，凤生凤，理性的父母是希望自己的小孩的能力继承，甚至比自己好的。从这一点看，选择阿尼亚可能是正确的选择——先不说能力如何，总归是比叉烧看着可爱些。（在晚上写作的我表示，饿了，先吃点东西垫下。）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家庭需要一个孩子，纵使这个孩子和自己没有血缘关系。因为现代家庭中，血缘关系并不重要；而只要这个孩子能够在法律的框架（保护）和市场规律下，继承父母的资源和能力，ta对于这个家庭来说从理性上就是推动经济产出的。这解答了我之前提出的问题。

亲密关系的本质是什么？荷尔蒙、外在、还是关系本身

谈了很多经济学问题，我们现在来谈一些没有那么理性的，与爱情相关的问题。——在前面的文章中，我们提到当代家庭的一大特征就是年青人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去寻找爱人。特别是看到第二集的时候，福杰和约尔相约在一起的时候，用手雷的拉环做戒指，实在是太浪漫了。那么，亲密关系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如何用人类学的思维，去选择、经营好一段亲密关系呢？

有一些人可能会想起心理学当中的爱情三角理论。罗伯特·史坦伯格所研究的爱理论中认为，爱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亲密元素、激情元素和责任元素[9]。史坦伯格称亲密指“亲密、连通、寄托的感觉”，激情指“造成浪漫、身体吸引、性关系和在爱情中相关现象的驱力”，责任则指短期和长期中的不同物。短期中，其指“使得一个人爱上了他人的决定”；长期中，其指“维系爱的个人承诺”。由此，可能存在这七种不同的爱情形式：

这一理论同样存在中国特色的版本，是添加了某一个角，具体是啥我忘了，也和本文无关。在本文中，我主要介绍罗宾·邓巴对于亲密关系在人类学范畴下的研究。

在《最好的亲密关系》第一章，邓巴就讲述了进化人类学家如何看待亲密关系：他们认为，荷尔蒙其实才是亲密感的真正来源。比如，一个人的气味是他最好的辨识记号。人类的嗅觉和免疫系统是由一段相同的基因——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基因（MHC）决定的。当你喜欢一个人，可能你喜欢的是ta的味道。（我这里指的不是ta的香氛或是什么工业香精，而是ta本初的自己的味道。）还有，我们似乎是用笑声来拉近彼此的距离的，因为笑是非常好的刺激内啡肽分泌的行为，而我们会对让自己感到开心的人有好感。最后，接吻可能是测试潜在配偶的健康水平和基因组成的途径之一。测试健康水平这一点很明显，因为糟糕的健康状态会表现为口臭和嘴里的酸味，这些都很容易在接吻的时候觉察到。所以注意咯，还是要在乎一下自己的味道和身体的，这些比所谓的潜意识更加的影响到你在一个人内心的关系位置。

从更加身体的层次来看，《最好的亲密关系》第四章讲述了亲密关系中的身体信号，让我们对照一下《间谍过家家》里的人设看看。

从腰臀比上来说，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他们对对方的腰臀比都有要求。在青春期之后，由于脂肪库位置的形成，女性形成了沙漏状身形。性选择在这一区别上起了作用，使女性的沙漏形身材对男性具有感官上的吸引力，这反过来又促使女性进一点夸大自己的外形。而男性的管状身材越宽、肌肉越结实，对女性来说越具有吸引力。事实上对于新生儿来说，他们如果有着更完美的腰臀比，他们的身体也更健康。女性身体形态提供的信号确实反映了她的生育能力，因为女性的脂肪与体重必须达到目标比例，才能进入青春期和开始排卵。家人们，让我们反思一下两位的身材吧，嘶啦嘶啦。

另外，邓巴和他的研究伙伴博古斯拉夫对来自弗罗茨瓦夫市的4419名波兰男子的生活史资料进行分析，他们发现个子高的男性比个子矮的男性更有可能结婚并且生更多的孩子。1950年，有研究在美国西点军校的军官学员的身高和孩子数量之间也发现了类似的相关性（他们拥有更多的孩子是通过更多的婚姻次数来实现的，想一下福杰说过的曾和多位女士交往）。再想象一下福杰的身高，嘶啦嘶啦。

最后，有没有发现一家三口的脸都很匀称，很对称？当时美国罗格斯大学的威尔·布朗（Will Brown）录制了牙买加男性和女性跳舞的视频，经观察发现，男性的对称性（以左右脚踝、手腕、手指和耳朵长度的平均差异衡量）与他们的舞蹈水平（按性别分别评分）存在相关性，而这种现象在男性身上更为明显。

而邓巴有时也猜测，女性踏上恨天高可能也是一种展示自己身材平衡性和对称性的行为。高跟鞋对于女性走路有两个重要的作用。一是强迫她们以弯曲膝盖的姿态走路，因为脚后跟踮起会让她们向前倾斜。这会在身体上形成一种紧张感，传达出兴奋的情绪，并因此表现出性兴趣，它会让人更具诱惑性。二是女性的臀部比较宽，为了保持平衡，她们穿高跟鞋时步态会更摇摆。这很难做到，特别是当高跟鞋的跟非常细时，这也许意味着高跟鞋可能是生物学上的一个障碍。如果你的腿长没有接近完美的对称，协调性较差，那么穿着高跟鞋优雅地行走可能会更加困难，从而为你的基因质量提供直接证据。它也可能是年龄的暗示：只有那些身体年轻、柔软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

因此，不是说亲密关系中，外表真的不重要。恰恰相反，一些外表上的细节，能够反映人类在进化当中的优越性；而如果你被这样的细节吸引，不要怪别人，要怪就怪你的老祖宗也是这样想，并且好好的活了下来吧。

但是，这本书里我最喜欢的部分，还是第五章：亲密关系，是一种持续投入的行为。第五章的最后一节，题目是：一个爱人＝一个亲属 ＋ 一个朋友。邓巴提出了友谊和亲情之间的一些区别，它们显然是截然不同的东西。但是，这两者是不是都不同于亲密关系呢？浪漫的亲密关系更像亲密的友谊吗？还是更像亲情？

邓巴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亲密关系中的性要素将它们区别了开来。两性关系不像家庭关系，也不像朋友关系。它们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某种程度上说来，两性关系非常稳固，就像亲属关系一样。同样，两性关系也像朋友关系，因为两人可以分开——当他们分开时，总是会以灾难性的方式结束。然而，从一个关键的方面来看，亲密关系也是独一无二的，比亲戚和密友都要强得多。 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

马克斯·波顿（Max Burten）和邓巴完成了一项涉及约540人的问卷调查，主要是对人们的五个最亲密朋友构成的核心关系圈组成进行调查，比他们之前的任何研究都要详细。正如预期的那样，人们拥有亲密朋友的平均数量是5个，处于家人和朋友的数量之间。马克斯还在问卷中加了一个关于填写问卷的人是单身还是有伴侣的问题。当把调查样本分成单身和有伴侣两类时，他们惊讶地发现，那些处于亲密关系中的人比单身的人平均而言少一个亲密的朋友。他们通常只有四个亲密的朋友，包括伴侣在内。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这可能是因为亲密关系占据了他们的时间和注意力，否则这些注意力就会被用来与更多的朋友相处，而这个假设从我们对友谊疏远的分析中也得到了一些支持。 我也认为，亲密关系，其实本质是关系本身。如何维持一段关系？需要进化人类学的知识的支持，但也需要两个人一起努力，去维持一段像亲属，又像朋友，还能没羞没臊的感情。

不知道大家觉得《间谍过家家》里的CP们有没有这样的味道呢？

结论性的评论：什么是文艺作品中科学的尽头

这篇文章比较长，引用的文献也较多，但是我希望是有趣的。因为生活本身是有趣的，因此文艺作品也是有趣的，对它们的研究也应该是有趣的。家庭的研究问题是社会科学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恰好《间谍过家家》出色的剧本也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这样的故事。有人会认为对它的研究会成为一个有趣的案例分析吗？

同时我们也该理解，用科学打下的框架，会让文艺作品更加丰满、真实。虽然我不得不说，在某些方面上，本文有“滥用理论”的嫌疑，但是当我们用一个更理性，更有基础的思维看待问题的时候，事情突然变得有趣了。在这个程度上说，文艺作品中的科学，没有什么尽头，有的只是我们无限洞开的脑洞和求知的好奇心吧。

参考文献

[1]  Becker G S. A treatise on the family: Enlarged edition[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2]  Dunbar R. The science of love and betrayal[M]. Faber & Faber, 2012.

[3]  Geertz H, Geertz C. Kinship in Bali[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

[4]  Herskovits M J. Economic anthropology: the economic life of primitive peoples[M]. WW Norton, 1965.

[5]  Posner R A. Anthropology and economic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0, 88(3): 608-616.

[6]  Stone L. The family, sex and marriage in England 1500-1800[M].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9.

[7]  Akerlof G A. The market for “lemons”: 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M]//Uncertainty in economics. Academic Press, 1978: 235-251.

[8]  Qian N. Quantity-quality and the one child policy: The only-child disadvantage in school enrollment in rural China[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09.

[9]  Mayer J D, Salovey P, Caruso D R, et al. Models of emotional intelligence[J]. JD Mayer,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