翦商（一）
目录
一、 序... 5
二、 新石器时代的社会升级... 6
1. 文明前夜的变化趋势.. 6
2. 小流域治理共同体... 7
三、 稻与龙... 7
1. 稻作殖民与改良湿地.. 7
2. 二里头兴起的原因... 8
3. 龙崇拜... 8
四、 青铜铸造王权... 9
1. 早期国家.. 9
2. 青铜技术.. 9
3. 技术催生文明... 10
4. 青铜产业.. 11
5. 二元制社会... 11
五、 异族占领二里头.. 12
1. 五百里王朝... 12
2. 夏商易代.. 12
六、 商族来源.. 13
1. 先商谱系.. 13
2. 游耕民族.. 14
3. 鸟崇拜... 15
七、 仓城奇观.. 16
1. 东西两都.. 16
2. 青铜扩张.. 17
3. 巨型仓储.. 17
八、 人祭繁荣与宗教改革运动.. 17
1. 人祭繁荣.. 17
2. 人祭宗教.. 18
3. 中商宗教改革... 19
4. 人祭复兴.. 19
九、 武德沦丧南土：盘龙城... 20
1. 青铜产业基地... 20
2. 和平祭祀.. 21
十、 台西军营.. 22
十一、 殷都王室的人祭.. 22
1. 盘庚迁殷.. 22
2. 洹河商城.. 23
3. 王陵与殉葬... 24
十二、 商人的思维与国家... 25
1. 冷酷暴力的世界观... 25
2. 社会基本单位“族”. 25
3. 王权与分封... 26
4. 异族同化风险... 27
十三、 妇好... 27
十四、 西土拉锯战：老牛坡.. 28
1. 西进运动.. 28
2. 老牛坡... 28
3. 崇国青铜产业... 28
十五、 周族的起源史诗与考古... 29
1. 周族起源史诗... 29
2. 姬族三迁.. 29
3. 豳地生活.. 30
4. 华夏起源故事来历... 31
十六、 成为商朝爪牙：去周原... 32
1. 亶父南迁.. 32
2. 季历献俘.. 33
3. 周祭... 34
十七、 周文王地窖里的秘密.. 34
1. 帝乙归妹.. 34
2. 文王占卜研究... 35
十八、 《易经》里的猎俘与献俘.. 36
1. 捕猎俘虏.. 36
2. 敬献祭俘.. 37
3. 祭祀仪式.. 38
十九、 羡里牢狱记忆... 39
1. 易卦筹算.. 39
2. 狱中札记.. 40
3. 苏妲己... 41
二十、 翦商与《易经》的世界观.. 42
1. 六十四卦演算... 42
2. 《易经》思想... 43
二十一、 殷都和东南... 44
1. 殷都... 44
2. 东南夷... 45
3. 丘湾社神.. 45
二十二、 姜太公与周方伯.. 46
1. 太公望吕尚... 46
2. 周吕联姻.. 46
3. 周方伯... 47
4. 伯邑考被杀祭... 48
二十三、 西土之人.. 49
1. 文王一神改革... 49
2. 军事谋略.. 50
3. 弋鸟禳解.. 50
4. 周邦扩张.. 51
二十四、 牧野鹰扬.. 52
1. 周公解梦.. 52
2. 盟津会盟.. 52
3. 牧野之战.. 53
4. 武王杀祭.. 55
二十五、 周公新时代... 56
1. 周公摄政.. 56
2. 修改历史记忆... 56
3. 封建诸国.. 58
4. 民族融合与礼乐文化.. 59
二十六、 周公之后.. 60
1. 诸神远去之后... 60
2. 周公到孔子... 60
二十七、 批评... 62
1. 人祭的合理性... 62
2. 多元一体格局... 62
3. 和谐共生理念... 63
一、 序
朋，甲骨文造型像一个人提着两串钱，一串五枚，两串十枚，十枚是为一朋。“卯”是把人或牲畜对半剖开、悬挂的祭祀方式，“羌”是当时的晋陕土著人群，商王祭祀最常使用羌人。“羌”的甲骨文造型是头顶羊角的人，有时还写成脖子被捆绑甚至拴在木桩上，表示他们已经被俘获。
商王杀人和向神献祭几乎是一回事，特别是处死显贵成员，更是向诸神奉献高级祭品的难得的机会。地位较低者、儿童和婴儿，被分尸、肢解甚至烹食，埋葬在最下层；地位较高者、贵族，则受到礼遇，最后处决，保留全尸，埋葬在最上层。按照商人传统的宗教理念，献祭人牲的身份越高，就越能取悦先王诸神，历代商王都谋求捕猎异族酋长“方伯”献祭，纣王则把商人贵族也列入了献祭名单。夏商时代贵族的墓葬往往会撒朱砂。商代人祭具有全民性，各级贵族以及有经济承受能力的民众也举行人祭，从事制陶和冶铜的工匠群体尤其热衷。
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约6000年前），黄河和长江流域的某些人群已经有疑似的、零星的人祭行为，它应该是早期人群的集体宗教行为，而且和部落间的战争密切相关。4000余年前，若干地区的新石器人群开始汇聚成早期国家，山西陶寺和清凉寺以及陕西石窕等聚落遗址的人祭（人殉）规模逐渐变大，一直延续到夏朝-二里头古国。商朝建立后，人祭行为出现爆发式增长，到殷墟阶段（约公元前1300-前1046）登峰造极，不仅留下大量堆满尸骨的人祭坑，还有数千条甲骨卜辞记录。希腊、中东、印度、阿兹特克等地区古代都有和商朝类似的人祭方式和传统。
古罗马的角斗士产业有人祭宗教的渊源，但已经发展成世俗的大众娱乐产业，集表演、展示和景观建筑于一身，是人类文明旁逸斜出的一种现象。中国古文明的重要特征是实用和低成本，这些基层人祭场也没有发现用于人祭的景观建筑。欧洲的十字架和绞刑架富有展示和仪式性，古代中国有公开斩首示众的司法传统，但没有用于展示的相关建筑设施。周灭商后，人祭被周人消除，但周人并未开创一种新的宗教，而是采用世俗的人文主义立场，与极端宗教行为保持距离，不允许其干预现实生活，所谓“敬鬼神而远之”。
吉迪·谢拉赫（Gideon Shelach）认为，当早期人类社会有了一定程度的复杂化，开始形成王权和统治阶层，但统治体系尚未完全成形和稳固时，统治者需要借用一种强大的机制来维持其权力，这就是人祭宗教和战俘献祭行为产生的基础。这个阶段称之为“早期国家”或“复杂酋邦”。一旦人祭体制化，统治者将不得不长期维持战争行动，以保证人牲的来源。
南方的水田灌溉农业虽然没能在本地生发出文明，却引发了华北的文明进程。二里头-夏的政治疆域虽不大，也不以扩张见长，但初步解决了在国家内部实现稳定统治的难题，这很可能源于青铜技术提供的支撑。商从建立初期，就进入疯狂扩张模式，出现了巨型仓储设施。商王室内部曾经有过不杀生的宗教改革，但此举引发了激烈的内战，致使商朝中期一度陷于解体，尔后又再度复兴。
人祭，广义上可以界定为出于宗教理念而杀人奉献给神灵的行为，神灵包含上帝、各种自然神以及尊贵的死者亡灵，献祭可能是贡献食物，也可能是贡献仆役或性奴等。人祭的三种主要表现形式：（1）把人夯筑在地基内，用作建筑物的奠基，可称之为“人奠基”，可能是把人奉献给土地之神，用以交换神对建筑物的护佑，以及通过施展巫术，被杀者可能也会变成守护建筑之鬼；（2）把人作为食物或仆役献祭给神或祖先之灵，这是狭义的“人祭”；（3）把人作为殉葬品埋在主人的墓穴内，可称之为“人殉”，可能是当时的人们认为尊贵的人在死后会变为神灵，所以在去往神界的旅途中要给他（她）带上一些仆役和食物。
二、 新石器时代的社会升级
1. 文明前夜的变化趋势
距今6000年前（仰韶文化前期），村落规模不大，是独立的生活单元，房屋建筑或者中心环绕，或者整齐联排，可能和其他村落贸易、通婚，但固守着本村落的集体自治生活，有自己的防御体系，村落之间时而爆发冲突，俘获的敌人则会被处死扔到垃圾坑中，还可能有一些零碎尸骨被抛撒在村落内外。
距今6000年后，村落的集体生活特征逐渐变弱，独立防御体系也逐渐消失，出现了更大范围的政治体——十几个村落形成的“部落”。这些部落往往有上千人，有世袭的头人及各村（氏族）长老组成的议事会，还有自己部落的图腾和英雄传说。村落没必要再维持单独的防御体系，倘若受到威胁，整个部落都将集体应战。这种部落，面积可能如同今天的一个或几个乡镇，头人居住的村落是中心，会建造一座比较高级的夯土地基的房子，大约100平方米，作为头人和长老议事的场所以及举行集体仪式的会堂，头人的中心村落可能有防御工事，如壕沟、栅栏等。
距今5000-4000年之间（仰韶文化末期与龙山文化期），有些地区的人群共同体则变得更大，几个或十几个部落汇聚成了早期国家。统治中心已经形成城市，面积有两三平方公里，周围环绕着数米高的夯土或石砌城墙，城内有数百平方米的大型宫殿，上层贵族开始使用精美器物，死后的墓葬里也堆满了豪华随葬品，而且经常用人殉葬。有些较大的都城，居民会过万，多数是农夫，也分化出了手工业者、世袭统治精英，以及巫师等专业知识人群。甚至可能已经有了记录语言的原始符号，初步的冶铸铜技术也在悄悄流传。
新石器中晚期到文明（青铜）时代前夜的变化大趋势——从村落到部落再到早期国家，类似于从村级到乡级、县级的递增升级。越是偏僻、交通不便的地方，小型共同体越容易维持，而缺乏天险环境中的人群更容易被裹挟进更大的共同体。
2. 小流域治理共同体
新石器时代是基本农业的时代，在人类驯化的主粮中，中国占了两种：黄河流域的粟米和长江流域的水稻，它们分别需要旱地和水田环境。稻米颗粒大，古人制陶时常在泥坯中添加稻壳，这便于考古发现。
稻田需要灌溉和排水系统，需要平整的水滨田块，这是北方旱作的粟和黍从来不需要考虑的。长江流域的新石器人群一直忙于水利设施和稻田工程，而水利设施达到一定规模后，无论耕作面积，还是收获量，都会有实质性的提升。在距今6000-4500年间，两湖地区出现了众多繁荣的稻作聚落。
堤坝大都宽数十米，高数米，非常平缓，人可以从容地踱步而上，没有军事防御作用，供人们在上面建房定居，躲避南方常见的水患；而挖土形成的洼地水塘，是灌溉稻田的储水设施，直到近代，湖北还有很多，称之为“垸”。
当时人为建造的大型水利设施，已经形成超出村落甚至部落规模的较大共同体，统一规划施工，共享水利设施带来的收益。这是一种基于集体协作的“小流域治理共同体”，不仅人口密度和数量有了实质性的飞跃，而且由于共同体建立的基础是水利协作而非军事征服，所以这些“古城”没有出现明显的社会分层和阶级分化现象。
在一万多年前，地球的上一轮冰期结束，气温持续上升，开始进入“全新世大暖期”，到距今5000年左右，湿热气候达到顶峰，长江流域人群兴建水利设施的高峰也恰好出现在此时。在距今4500年之后，长江流域繁荣的古城皆陷入萧条，这可能是大洪水导致的。
在新石器时代，华北地区之所以动辄爆发冲突或战争，人祭兴盛，可能和旱作农业不需要水利设施、人群之间没有协作的动因有关。而伴随着征服的，是人群共同体规模的不断扩大，从而催生了众多古城和早期国家。
4000年前，华北地区零星地存在两种技术，一是可能从西北方传来的处于起步阶段的冶铜技术，二是从长江流域传来的非常成熟的水稻种植。
三、 稻与龙
1. 稻作殖民与改良湿地
水稻发源于长江流域，从6000年前以来，一直在缓慢而持续地向华北传播。二里头人还没有建立起王朝、无法向外地征收“贡赋”，二里头的水稻不是外来的贡品，而是主粮。
到3900年前，新若人突然向西北穿过嵩山，进入洛阳盆地，在古伊洛河北岸营建起新的家园，这就是二里头。洛阳，位于中国地形第三和第二阶梯过渡带上的一个大平原和山地的交界处，被断续的低山包围成不太严密的盆地，而黄河正是从洛阳北部山地穿过，然后流入开阔的华北-黄淮海大平原。在新石器时代，洛阳盆地一直有零星的聚落，到新石器末尾的龙山文化时代（距今4500-4000年），曾出现部落间剧烈冲突的迹象，但并没有发育出大型城邑。龙山时代的辉煌基本在洛阳盆地之外，比如嵩山东南麓曾出现过一系列夯土小城-小型古国，在西北方，临汾盆地则有繁荣的陶寺古国。龙山时代结束后，洛阳盆地才成为孕育华夏文明的温床。
上古的石器时代与近古代乃至现代都截然相反，在没有人为筑堤干预的情况下，江河在平地上容易呈漫流状态，而湿地沼泽并不适合农业。下游黄河形成多条扇状分岔，泛滥成为广阔湿地，与海滩相连。古人大都分布在台地，远离湿地水滨，但也会到湿地中渔猎。
黄河流域的人们已经开始尝试利用湿地边缘种植水稻，但新智-二里头人已把水稻作为主粮。种植水稻就需要开发湿地，排干沼泽，将其改造成拥有灌排水系统的稻田。新碧-二里头人之所以能够龙山时代的“大萧条”后兴起，甚至建立华夏第一王朝，水稻是重要原因。
2. 二里头兴起的原因
（1）二里头周边的微环境更容易改造，而且他们当时的人口规模也还不足以全面开发大平原。比起南方，华北降雨较少，更容易排涝，且粮食作物更多元，既有水稻，也有旱作的黍、粟、豆和麦，在改造初期的湿地适合种植水稻。但随着气候暖湿程度的减弱，二里头的“稻作殖民地”逐渐回归旱作，而灌溉技术继续用于粟、麦等北方作物，这提高了旱作农业的产量。这使得夏朝直至秦汉都定都于华北平原，从而奠定了“华北优势”。
（2）新碧属于主要分布在淮河、汉江流域以及长江中游北岸稻作区的煤山文化，且位于煤山文化的最北边，稻作和旱作农业的杂糅地带，这使新碧人能用水稻开发二里头。
（3）新碧人并不是从南方的煤山文化中心区搬迁而来的移民，因为没有发现他们饲养水牛的证据，水牛是热带、亚热带动物，直到今天，也还是只能生活在秦岭-淮河以南地区。新碧人的先祖应当是以旱作为主的本地土著，后来因被南方蔓延来的煤山文化同化，从而学会了水稻种植。
3. 龙崇拜
距今4000年前，河南平原上有大量水泊湿地，所以新碧人可能是一个生活在湿地中的部族，能很快适应南方传来的水稻农业。二里头-夏朝人有崇拜龙的习俗，这和他们曾经的滨水生活有关，上古传说中的龙都是水生，形体与蛇接近。
顾颉刚发现，“禹”字从“虫”，也就是蜷曲的蛇形，而在古史中，禹的父亲名“稣”，字义是某种水生之物，据说稣死后变成了黄龙。夏朝王室族姓为“姒”，在后世的甲骨文和金文中，它的“以”部的写法就是蜷曲的蛇形。二里头的显贵墓葬经常随葬绿松石的龙形器或饰牌。
《易经》的《乾》卦中，多次出现龙。“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九四：或跃在渊。无咎。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上九：亢龙有悔。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四、 青铜铸造王权
1. 早期国家
这反映了新兴的“都市现象”：当国家权力和统治阶层出现时，也会伴生庞大的贱民群体，或来自被俘虏的异族，或部落和宗族体系因各种原因被打散，而成为豪门贵族的私家奴婢或国家管制下的贱民，以及都市中的乞讨人群，而一旦丧失部落和宗族这样的互助组织，他们往往会被任意虐杀或死于饥病，并被随意抛尸。
在国家出现之前的村落或部落生活中，也会有人因贫富差距而成为贱民，有些甚至可能会被村落或部落集体排斥而死于非命，但到早期国家出现之后，特别是二里头这种青铜王朝，都城的贫富悬殊则已经非常剧烈，一面是各种宏大建筑和兴旺发达的手工产业，一面是大量赤贫者抛尸街头，各种残酷现象也最为集中。
2. 青铜技术
在夏朝存续的五百年间（这是宽泛的标准，包括新著的一百年，以及夏商更迭的半个世纪），铸铜技术持续而稳定地发展了起来，从单纯的红铜，到铜、锡、铅三元合金的青铜，从小件器物到较大的青铜礼器（容器）、兵器，夏朝开创了中国的青铜时代。
二里头人掌握的青铜技术是一个里程碑——添加了锡和铅的青铜，熔点更低，熔液流动性更好，更容易冶铸，而且硬度也更高。铜器、铸铜产业经常和绿松石饰物相伴，说明人们对铜矿极为重视，开采铜矿的副产品，自然也要物尽其用。
除了青铜冶铸技术，二里头人还创作了一套有礼仪色彩的酒器，如三足的爵、大口束腰的触、三袋足的鼻和益等，这套酒器被商、周继承，是中国青铜时代的代表器物。
在青铜技术还没发展起来的时候，这些酒器都是陶制的。新碧-二里头人普遍嗜酒，喜欢制造专门储酒、温酒、斟酒的器皿，由此可见他们粮食充足，普通人也有余粮来酿酒。
新著阶段已经有了陶盂和陶瓢，到二里头一期，则出现了陶爵，高约20厘米，三条短足，一只宽带状的耳（扳手），口部向两端外翘，形成“流”和“尾”，腹部和耳上有带状纹饰。爵的造型繁复，且颇为沉重，用它的“流”对着嘴饮用并不舒适。还有上大下小、呈喇叭口状的陶辄，它的具体用途也很难判断。无论如何，这些复杂、成套的酒具代表着隆重的仪式感，说明酒不仅是饮料，还是社交礼仪活动的重要内容。
到二里头后期，青铜铸造技术突飞猛进，随葬品中出现了多件铸铜的爵、孟、肇、鼎，主要是用作酒器，造型模仿陶器，用于彰显主人尊贵的身份，可以称为“铜礼器”。
二里头文化开始的青铜容器的铸造，需要由多块内、外范拼合铸出整器，显示出原创性与独特性，这种合范铸造技术的出现在中国金属冶铸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开启了中国青铜时代的先河。还出现了全新的铜兵器，如铜钺和铜戈，铜钺的造型可能是从玉石钺来的，但铜戈比较特殊，此前很少有类似戈的石器，属于古代中国比较独特的兵器。
中国的铜蕴藏量不太丰富，铜器成本较高，是上层社会的奢侈品，对二里头普通民众来说，使用最多的还是石器和骨器，石器可能是在洛河中采集砾石敲打制造的。到后来的商朝、西周以至春秋，最基本的农具还是石器，石制农具和工具被完全取代，要到冶铁技术已经普及的战国。
单纯的铜是红铜，熔点较高，熔化后流动性很差，难以铸造成大件或精细的物品，而且，纯铜质地较软，用途有限。要降低熔点、提高铜熔液的流动性，需要加入锡或铅，要提高铜的硬度，则需要加铅。不同用途的铜器，锡和铅的比例也不一样。铜礼器需要有精致的造型和繁复的花纹，锡的比例要稍高，铜兵器要有较高的硬度，需要提高铅的比例，但铅过多又会造成青铜器变脆，容易碎裂，这些比例关系需要技术人员在反复试错中摸索。
青铜的冶炼和铸造技术有很高的门槛，二里头已经能单独提炼锡来与青铜配比。石器时代通往青铜时代存在很大的困难和偶然性，由此催生了关于金属冶炼的神秘玄学观念，认为某些神灵会影响冶炼的成效，所以人们会用不同的形式进行祈福，请神赐予高质量的产品。从夏到商，冶铜区的人祭遗存都比较密集，直到钢铁时代，冶炼仍是充满着不确定性和神秘色彩的活动，甚至有工匠舍身投入炼炉以获得高质量金属的传说。
3. 技术催生文明
石器时代的各种人群现象被称为“文化”，只要是人制造的物品和遗迹都是“文化”，旧石器时代也是文化。中国的新石器文化主要以陶器工艺和造型分类，因为陶器制造量大，在遗址中最常见，造型特征也最明显。不同地域的人群使用的陶器不同，由此很容易区分出不同的文化，即便同一个人群，在不同的时期，陶器特征也会进化，由此还可以细分出时段。文明则标志着人类告别原始状态，和动物界的距离也更远了，进入可以加速发展、与现代社会一脉相承的轨道之中。当然，进入文明时代后，以陶器为基础的文化分类仍然存在，因为它最能反映普通人的生活。
学术界以往对“文明”的界定比较严格，其中有三个关键要素：城市、冶金技术和文字。按这种标准，商代晚期的殷商阶段属于文明，因为有可以释读的甲骨文，但商代之前的夏-二里头，缺少文字要素。更宽泛的标准则认为只要有大型城邑，或者叫“复杂社会”，就可以称之为“文明”。因为大量人群聚集在一起生活，会形成相对复杂的职业分工和社会分层，这种组织协作能力是人群继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按照这种标准，距今5000-4900年前的良渚古国也可以称为“良渚文明”。
符合宽泛“文明”标准的多数古国（4000年之前的）大都在短期繁荣后凋零了，它们建设“复杂社会”的经验显然不够完善，缺乏长期发展的能力，而且各古国建成“复杂社会”也都是自发的，相互间少有传承。古国文明也并不是完全孤立的，有些文化元素辗转在古国之间传递了下来，相比之下，夏-二里头与后面的商、周王朝一脉相承，没有断档。
4. 青铜产业
青铜产业需要更庞大的共同体人口基础和更复杂的分工协作体系。从采矿、运输、冶炼，到配比合金、制范铸造，需要一系列专门技术以及众多人员和组织的协作，而这是复杂社会才能供养、维系和发展的。
中国的铜矿蕴藏较少，青铜器物很难真正普及千家万户，而青铜对于中国早期国家的最重要意义，恰恰在于它数量少，价值高。青铜礼器显示阶级差别秩序，而青铜兵器戈、钺和镁对木石兵器有压倒性优势，王权借此获得武力保障，这是“文明”或者“复杂社会”维持稳定、避免解体的基础。
石器时代的古国王权，并没有凌驾于民众阶层之上的武装优势，统治者可以用玉礼器表现自己的高贵奢华，但玉兵器的战斗力并不能超越石兵器。当良渚、陶寺和石郎这些石器古国走向繁荣时，急剧加深的贫富差距会导致底层民众揭竿而起，统治阶层和初具规模的复杂社会也就毁于一旦。
显贵的武装优势也是各种宏大工程的保证，这是对民众控制力强化的结果，也就是统治者能索取的贡赋和劳役更多了。二里头-夏朝的规模超过以往任何古国，且稳定地存续了近四百年，只在其中心都邑的宫殿区和青铜作坊存在少量人祭现象。民间虽存在人祭风俗，但尚未建立以人祭为基础的“国家宗教”，王室统治者的人祭数量并不比民间更多。
5. 二元制社会
二里头-夏朝还属于王权肇建、蛮荒未褪的时代，不同行业多属于特定的族群世袭经营，他们往往拥有较高的自治权。手工业作坊区已经建起了围墙，青铜冶铸者的宗教风俗也有别于宫殿区，这也是他们族群整体自治的表现。二里头从未发现大型城墙体系，作坊区和宫殿区有各自独立的围墙，这种现象被许宏称为“大都无城”。这很可能是宫殿和手工业族群的二元并立模式：冶铸人群承认宫廷王权的权威，但自主管理族群。
二里头的青铜技术一直处在封闭之中，几乎从未向外传播。在近四百年里，二里头之外几乎从未出现成规模的青铜铸造产业，二里头风格的大件青铜制品（包括礼器和兵器）也很少出现在外地。似乎二里头-夏朝的青铜生产者以及王室和豪门都把青铜器当成秘不示人的宝物，从不与外人分享、交易。
夏朝还不是后世人观念中的王朝，内部族邦林立，二里头古城实则是夏王部族的领地，因稻作农业而人口繁盛，因青铜兵器、奢侈品而强大且富有吸引力，周边各部族甘于充当它的附庸。但夏王室-二里头人对这些臣服部族并没有太多的直接控制，也未能在语言和文化上把中原地区整合为统一体，各部族仍保持着自己的共同体生活。夏王朝比较保守和封闭，不对外掠夺与扩张，也没有建立广土众民的真正王朝。
五、 异族占领二里头
1. 五百里王朝
在二里头二期，古城扩张到3平方公里后，已经达到一个早期国家的体量。从最低标准看，洛阳盆地是二里头都邑能够控制的范围，盆地东西狭长，跨度约50公里。二里头一期，古城之外发现聚落19个，二期迅速增长到83个，到三、四期稳定保持在100个左右，其中，面积在0.5平方公里左右的“乡镇”级大聚落约20个，其余为0.1平方公里及以下的村落。从“王都”到乡镇、村落，等级格局非常明显。
陶礼器出现最集中的地方在黄河南岸以及嵩山东南麓，西起河南陕县，东到郑州，东西约200公里，南北约100公里。这应当是二里头古国（夏朝）直接统治的区域，比二里头文化分布范围要小得多。在较远的外围也有一些零星的二里头陶礼器出土，如河南省南部的方城八里桥和驻马店杨庄，陕西商州的东龙山，这些可能是和二里头古国（夏朝）存在朝贡关系的部落，反映了夏朝的影响力范围。
这个“王朝”疆域已经超过以往中国境内的任何古国，究其实质，二里头-夏朝属于古国和王朝之间的过渡状态，或者说在前文明与文明之间的门槛上。
晋南地区的绛县西吴壁的冶铜工场，主要是把铜矿石冶炼成红铜，但没有铸造青铜，西吴壁可能是二里头-夏朝控制的一处采矿和冶炼基地，生产的红铜供应二里头，或者它是由本地部族掌控的，用铜料和二里头人贸易。直到商朝早期，商人才在晋南建立了两座夯土小城池，距离西吴壁数十公里，从而控制西吴壁铜矿。而且西吴壁的炼铜炉底部还有人祭遗存，似乎是当地族群接受商文化的表现。
2. 夏商易代
距今3600-3500年间，二里头四期，半个世纪宫城墙开始塌毁，外来者侵入了二里头。距今约3550年前，对照史书，这正是东方商族崛起、夏商易代的时间，商汤（武王）带领商人攻灭了夏朝。
曾经掌握青铜技术的族群中的部分人远离二里头定居在巢湖，逃亡的夏桀和夏人去到巢湖和他们建立定居地，这符合《尚书》“成汤伐桀，放于南巢”，后来商人攻灭了逃亡的夏人据点。
商人早期的建筑风格——四合院结构，贴着围墙建房子，不在院落中央建造独立的主体殿堂。商人没有继续把二里头当作都城，而是在二里头以东8公里的偃 师市（区）郊建造了一座新聚落，以及现今的郑州市区也建了一座，这两座聚落逐渐扩大，并修筑了城墙，分别被称为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
商人非常重视青铜铸造技术，他们从二里头铸铜区调拨了一些人，分配到偃师和郑州商城建立冶铸工场，但二里头铸铜场的主体仍在继续生产。二里头的夏王族群并未被赶尽杀绝，商人征服者把二里头宫廷人群（或是其中的一部分）迁到了8公里外的偃师商城，让他们参与建设新城。半个世纪后，二里头的青铜作坊还是被彻底迁移到了郑州商城，从此，二里头古城消失，夏王朝最后的痕迹不复存在。
六、 商族来源
1. 先商谱系
《诗经·商颂·玄鸟》对契降生的描写是“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诗经·商颂·长发》则是“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契开始定居在商丘，他的部族也获得了“商”之名。《左传·昭公元年》“后帝不臧，迁闲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杜甫诗云：“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左传·昭公十七年》，“宋，大辰之虚也。”宋人是商人后裔，宋国的都城在商丘。
先商的始祖谱系从契开始，到灭夏的武王成汤（甲骨文中的“天乙”），一共有过十四代首领，共经历八次迁徙，《史记·殷本纪》“成汤，自契至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作帝诰。”，说明先商族人曾经频繁迁徙。《诗经·长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提到商族第三代首领相土功业卓著，曾经到海外大有斩获。但在商人辗转迁徙的历程中，明显的趋势是向北方移动。
在夏朝前期，商族第六代先君冥淹死在了水里，“冥勤其官而水死。”，说明他们还在过着舟筏漂泊的生活。冥的儿子是王亥，他曾带领族人赶着牛群北渡黄河，借用河伯部落和有易部落的领地牧牛（有易可能是易水流域，在河北省中部），但因淫乱，而被杀死，牛群也被有易氏占有。王亥的儿子上甲微继承族长（第八代）后，向河伯部落请求援军，终于攻灭了有易氏，夺回了牛群。《山海经・大荒东经》“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郭璞注引《竹书纪年》，“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隘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河伯以伐有易，灭之，遂杀其君隘臣也。”
对商族来说，王亥遇难和上甲微复仇是生死攸关的事件，也是商族历史上的重要分水岭。在殷墟甲骨卜辞中，后世商王称王亥为“高祖王亥”，经常单独祭祀他，而上甲微多是和之后的历代先君、先王一起接受祭祀，卜辞写作“自上甲”或者“自上甲至（某先王）。至于河伯，甲骨卜辞里给他的献祭也很多，有时还称为“高祖河”，也把他纳入了历代先君的谱系。有时，商王会联合祭祀河（河伯）、王亥和上甲微。王亥事件也被《周易》收入卦爻辞推演之中，《易经·大壮》“六五：丧羊于易，无悔。”《易经·旅》“上九：丧牛于易，凶。”
2. 游耕民族
先商族属于上古时代特殊的“游牧族”，流动性很强，以放牧水牛为主。这赋予商族人以机动性，可以活跃在潮湿的大平原，迁往更远的地方。
在夏商时期，气候比现代湿热，平原地区大多是湿地沼泽，不适合人类居住和活动。大禹和夏人的湿地改造只是局部的，还不能改变黄河下游的整体面貌。王亥发明了用牛拉车，《世本·作篇》“月亥作服牛。”
商族人可能还从事贸易，这是流动性强的部族天然具有的特长。周公在商朝灭亡之初谈到有些商族人的生计方式时，就曾经说他们牵着牛车到远方贸易挣钱孝敬父母，《尚书·酒诰》“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商朝灭亡后，很多商族人从事的便是贸易行业，所以在部族、王朝之名外，“商”还衍变为行业、职业之名，本来代表贸易的“贾”字被“商”所取代。
在早期商族的畜牧迁徙和商贸生活中，也可能有一些农业经济。上古时期欠缺农田施肥技术，往往因肥力耗尽而需要休耕或轮耕，因此，商族可能会在一处新定居地停留数年或数十年，利用周边草场放牧，同时开发一些农田，所以有学者推测，商人过的是“游耕”生活。
先商族活动的地域，主要在黄河下游以及黄河南流入淮的流域范围内（秦汉时期的“鸿沟”水系），是一条南北狭长的湿地“走廊”。沟通黄河与淮河的狭长地带（近代所谓“黄泛区”）属于难以开发的湿地，一直少有聚落遗址，所以豫西和山东的新石器文化一直存在泾渭分明的区别，而商族长期在这片蛮荒湿地上的四处游牧。这一地带的北端是下七垣文化和辉卫文化范围，向西是夏人的二里头文化，向东是山东的岳石文化。因频繁迁徙，商族人很难留下定居城邑遗址，但也使他们有机会见识各地的族群以及夏王朝。
繁荣的夏王朝需要东方物产，特别是海产品，而夏朝的产品，特别是一些小件铜器，如刀和锥等，则可以销往东方。虽然夏朝严密保守青铜技术，但这类小件商品的流出也难以完全阻止。商族人很可能就是在经营贸易的过程中与下七垣、岳石文化中的一些族群建立起紧密联系，逐渐形成了同盟势力。二里头衰落的合理推测：因夏都的王族和铸铜族群的矛盾日渐激化，二里头铸铜人联络了商族，商汤带领东方同盟各族大举西征，攻占了夏朝。但在管理王朝和青铜技术方面，商族和它的东方盟友都缺乏经验，用了半个世纪左右才完整吸收了夏朝的遗产，并融合各原有文化，形成了新的、更广泛意义上的商族。
在灭夏之前，商族人很可能已经发明了最初的文字。商业贸易需要记账和远程传递信息，而这都会刺激数字和文字的发明。在商人创造文字之前，很多部落已经有了初步的记事符号，比如，对良渚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出现一些刻划符号的陶片。而商族人在迁徙和贸易中有机会见到各种记事符号的用法，在此基础上进行汇总是完全有可能积累起完整记录语言的字符体系的。
在商人创造的“甲骨文”里，暴力、征伐和杀戮是最常见的字形。这是因为在国家和王朝统治秩序尚未建立的东方，部落之间充满敌意，动辄发生冲突，商人的迁徙和贸易很少能在和平氛围里进行，需要部落武士的武装保护。有些甲骨文字显示的，则是先商人的水上生活，由部首“舟”构成的字就特别多。
3. 鸟崇拜
商人崇拜的神有多种，最崇高的是“帝”，此外，还有鸟，跟商族的创始神话和早期图腾有关。在上古时代，鸟崇拜主要存在于东部沿海地区，河姆渡文化（距今7000-5600年）中有很多刻画鸟类图形的骨雕和木雕，良渚文化（距今5300—4300年）也有明显的鸟崇拜。《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春秋时期，郑国国君说，自己的始祖是“少嗥氏”（少昊），而少嗥氏建立的国家的各种官职都是鸟名。这也是东部沿海崇拜鸟的记忆和表征。《易经》中也多次出现过鸟，《旅》卦“上九：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啖。丧牛于易。凶。”
在甲骨文中，最神圣的是“帝”字，但其含义不明。有人认为，它是各线条汇合到一起，象征天地间的中心；也有人认为它是一捆支起来进行燎祭的柴堆，用燎祭的造型代表接受祭祀的帝神。帝也称“上帝”，有时会在帝字上面加一短横，是为“上帝”二字的合文，这一短横在现代汉字中演变成了点，所以现代的“帝”字，其实是甲骨文的“上帝”二字。
“帝”作为一个偏旁，它也被用于其他带有神圣含义的文字，一般只保留上半部分的倒三角形状。龙，是顶着帝字头的龙形；凤，是顶着帝字头的鸟形；商人自己的“商”，是帝字高高站立于一座大门（牌楼）之上，有时上面还会有两个并列的帝字头。
七、 仓城奇观
1. 东西两都
商朝与夏朝不同，经过开国之初的数十年整合和同化，商族开始大规模扩张，到开国二百年时，商的统治范围已经超过夏十倍以上，包含无数语言和风俗不相同的族群。从这个层面来说，早商才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王朝”。夏都二里头内部一直是二元分立结构——宫殿区和铸铜作坊区长期保持共治，彼此的矛盾是夏朝灭亡的直接根源。从包含不同的民族和文化到庞大的国家，需要先把他们整合成一个新族群（新商族），并确保继承夏朝的一切技术积累。
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使早商的东西两都。偃师商城以旧有的二里头陶器文化为底色，外来文化不多，初始阶段的主要居民应当是被迁来的二里头古城人群，以及少量商人征服者。郑州商城则建立在旧有的二里头文化村落基础上，是商王安置各路同盟军的主要据点，外来文化因素更多，有北方的下七垣、辉卫和东方的岳石等陶器文化类型，也有从二里头迁来的铸铜作坊。
商族统治区内多元的陶器文化融汇成了一种新风格，至少是二里头、下七垣、岳石和辉卫四种成分的杂糅和发展，被命名为“二里冈文化”。来自各地的陶器工艺在郑州发生融汇，并迅速向外蔓延，说明制造和使用这些陶器的人群已经同化到一起，是新的商民族诞生的标志。它比之前的（先）商族规模大得多，可以称之为“王朝商族”，至此，商朝的多部落联盟体变成了一个整体民族。在早商阶段，迅速消亡的只有夏-二里头文化，因为商朝最优先占领的就是昔日夏朝的疆域。
两都都有宽约10米的夯土城墙，城内有宫城，有大型夯土宫殿区，而且宫殿区北侧都有石砌的长方形人工池塘。不同点是，偃师商城内有好几处大型仓储区，但铸铜等手工业规模不大，有石砌的城市供排水系统，排水沟宽近1米，从西到东贯穿整座城市；郑州商城则面积更大，人口和各种手工业设施也更多，外围还有一圈外郭城，其主要的手工业都在城外，如铸铜和制骨作坊，而城内很可能主要是为王室服务的人群，提供武装力量和管理、差役等。
早期王朝内部大都是自治部族，和王权的关系相对松散，而偃师和郑州商城则规划严密，内外分明，呈现的是早期商王整合各部族的决心。在聚族而居的状态下，一个部族聚落（族邑）就是一个独立的经济体，有自己的手工业和农牧业，而入住到大城内，需要放弃很多传统的自给自足生活，融入王室主导的更大的经济和政治体中。早商已经有了成熟的文字，而且还出现了在卜骨上刻占辞的做法。
2. 青铜扩张
先商族的贸易游商生涯，使他们比其他族群更了解各地的交通地理和物产民俗，而且新王朝的成员来自周边各文化圈，对于扩张疆域也有很大帮助。商王家族擅长用生意人的思维来管理新王朝，扩张目标主要指向矿产资源丰富的地区，如盐矿和铜锡矿产地。对商朝的远程扩张来说，贸易是和征战同样重要的手段。
在早商阶段，铜兵器的生产数量急剧上升，出土地点遍布中原各省，甚至蔓延到长江流域，促使一些南方土著族群也借机学会了铸铜，可以说，是商朝人真正普及了青铜冶铸技术。
在商代早期，粟仍是郑州地区古代先民种植的最重要的农作物种类。小麦虽然属于旱作庄稼，但在春末灌浆季节需要的水量大，而华北春末时节少雨，要在华北地区大面积种植小麦，需要更成熟的灌溉知识和设施，小麦应当是水稻种植的衍生产品。此外，商朝早期的气候湿热程度可能比二里头时期有所下降，这可能导致水稻数量减少。
夏朝-二里头古城主要依赖水稻，而商人的农业则更为均衡，包括黍、粟、水稻和小麦。商人熟练掌握各种主要作物的种植技术，不仅促使人口增殖，也便于商人向各地殖民扩张，能适应各种自然环境来耕作发展。
3. 巨型仓储
晋南的垣曲和东下冯商城都不大，城墙边长三四百米，城池面积约0.1平方公里，都在商朝开国之后近百年建造的。中条山区有零星的铜矿，夏朝时，夏县东下冯和绛县西吴壁都出现了冶铜工场，应当和二里头夏都存在铜料贸易。
在早商，东下冯不但建起了夯土城墙，还有密集的大型仓库建筑，位于城内西南角，为直径10米左右圆形，中央有柱子，十字形夯土墙把建筑分成四个扇形隔间，外缘还有外墙的一圈柱子和墙壁。圆形建筑成排分布，密集而有序，这组建筑至少有七排，每排六七座，总数近50座。偃师商城的大型仓储区面积达4万平方米，接近三个标准操场，圆形仓储建筑大约100-120座。圆形仓储建筑储备的是食盐。
偃师商城还有长方形仓储的大型建筑群，中间有水池，可能是为灭火储备的水源。这个仓储区里的用途还没有定论，可能是兵器库，很大可能是粮仓。这些巨大的仓储区说明早商时期的王权有极强的控制力。
八、 人祭繁荣与宗教改革运动
1. 人祭繁荣
商人并非生来就热衷杀戮和人祭，只是随着王朝步入扩张轨道，杀祭行为才陡然增加起来，成为蔚为大观的国家级宗教活动。开国近200年时，商朝内部可能发生过一场王室“宗教革命”，提倡不杀生而掩埋青铜器的新祭祀方式。改革失败后，则是动荡和内战，早商极盛时代宣告终结，随后是萧条、短暂而残酷的中商。
偃师商城分为三期，时间跨度约200年，一期约70年。商朝刚刚开国时，偃师商城一期，宫殿区北侧有两处祭祀区，四周有夯土围墙，构成两座“祭祀大院”，主要用猪献祭，还有组合牛、羊、鹿和兔子，以及陶器、竹席、草编筐等器物伴随掩埋，也有用工程取土坑作为埋祭场。
商朝开国近百年时，偃师商城二期，祭祀区有各种形式的祭祀现场和祭祀坑，用人和牲畜献祭，有放置祭品的“壁龛”。献祭时，剁开的人、牛和猪的肉体可能先悬挂在坑壁的木桩上展示，最后才放到坑底掩埋。也有祭祀场使用稻谷、小麦、狗、鱼类、牛头、陶制乌龟、陶盆和蚌刀献祭的。
二里头-夏朝宫廷区的人祭行为一直不太普遍，祭品也相对单调，偃师商人则在开国近百年后，越来越多地用人献祭，并摸索出了用牛、狗、鱼、鹿、兔以及稻谷等粮食混合献祭的方式。
郑州商城分为四期，前三期和偃师商城基本同步。郑州商城一期，只有宫殿区有少量夯土建筑。郑州商城二期，城墙和宫殿区相继建成，人祭现象也多了起来，但这一时期的人祭地点是普通商人的居住区和作坊，坑内有大量陶器、兽骨、牛角、骨簪和骨匕等。
郑州商城三期，宫殿区出现了人和狗的混合祭祀。宫殿区东北侧150米处，有一片以“神石”为崇拜对象的祭祀场，有多座埋有狗和人的尸骨的祭祀坑，狗和人都作为献给“神石”的祭品。东西两侧各有一座五边形土坑，可能用于割取狗和人牲的油脂在坑中焚烧“燎祭”。东侧“修理区”是给宫殿区用户随时加工和改制各种生活用品，以及批量加工头骨。加工头骨是“饮器”，有原始宗教用途，可能是充当某种巫术法器。商城北墙外的紫荆山北侧就有一座骨器作坊，从郑州商城二期开始运营，最初只用兽骨，到三期大量出现用人骨加工制作骨器的现象。普通族邑也大量用人献祭，在南城外的铸铜场就有两座祭祀坑，商城内外还有很多零散分布的祭祀坑。
2. 人祭宗教
商朝一期（最初70年），宫廷和民间祭祀以猪为主，用人的现象很少。商朝二期（开国70-140年间），偃师的王宫区开始批量用人献祭，郑州的普通商人族群也出现大量人祭现象，用牲畜祭祀的现象继续存在。商朝三期（开国140-200年间），两城宫廷和民间的人祭数量空前增加。三期结束后，两座商城逐渐萧条，人祭现象也同步消失，转移到了商人新的统治中心。商朝开国百年，王室开始大量杀人献祭，而一旦王室献祭的人口数量远超民间祭祀活动，则标志着人祭成为商朝的国家宗教形态。
人祭的迅速增长，和商朝的扩张有同步性。在新征服地区，商人可以俘获大量人口，除了被用作强制劳动的奴隶，也可以作为献祭材料。来自多个文化的人群融合成新兴的“王朝商族”，因此，他们需要构建一种维系自我认同的宗教文化，而用人献祭是最为明晰和便捷的方式：借此区分执行献祭的“我们”（商族人）和用来献祭的“他们”（非商族群），由此，商族人获得了独一无二的优越感和统治列族的权柄。在商人的人祭宗教兴盛之际，王室成为人祭活动最大的主办者，这代表着王权和神权的高度融合。
3. 中商宗教改革
刚刚进入中商阶段时，出现了一种全新的祭祀方式——埋藏青铜器，郑州商城城墙外侧有三处这一时期的铜器窖藏坑，所处的地势高，可能是商王用于祭祀地神或天神，这可能代表了从人牲、牲畜献祭到器物献祭的过渡。
即商朝开国200年左右时，某位商王可能曾试图改革人祭宗教，用埋葬器物献祭代替杀人和杀牲。这场革新运动的另一个表现是，王宫区锯制头盖骨的工作场戛然而止，大量即将完工的成品被投入壕沟埋葬
盘龙城商人虽然有人殉，但人祭和随意杀人（灰坑葬）的现象很少。盘龙城这一支征服者可能和郑州王室联系密切，向王都输送过制陶工匠。受盘龙城商人贵族的影响，某位商王突然接受了不杀人的埋祭理念，开始推行宗教革新。
“埋祭改革”同时，商王室内部爆发了激烈冲突和战争，结果是早商极盛时代终结，各地大大小小的商城也相继沦为丘墟，如郑州、偃师、垣曲、东下冯、盘龙城等。郑州商城四期，举行过几次埋祭仪式，但已经失去对王朝的控制力。
《史记·殷本纪》记载，在商朝第十王仲丁时期，王朝发生了“九世之乱”，此后连续五代（九位商王）王族兄弟或叔侄不停内战，商朝从而中衰，“自中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
有可能是仲丁或者其父亲太戊（第九王）发起“埋祭改革”而引发了内战和萧条，改革派朝廷在郑州商城苟延残喘了一段时间，坚持人祭传统的反对派则在外地重新建都，与郑都商城分庭抗礼，而最终改革派被彻底消灭。
4. 人祭复兴
九世之乱后，小双桥商都成为商王朝几乎唯一的繁华都邑，宫殿建筑有大量祭祀坑遗存，“宫殿区”和“祭祀区”是混合在一起的，祭祀坑中有极为大量的人祭尸骨，中商王都的人祭数量空前增加。青铜冶铸区和宫殿区紧密相连，说明冶铸铜从业者和王室宫廷关系更为密切，但冶铸区少有人祭现象。
《竹书纪年》中有“仲丁即位，征于蓝夷”的记载，中商王朝可能发动过征讨山东地区的战争。到小双桥时期，很可能另有一批东方人群加盟中商，从而带来了新的陶器和石器风格，小双桥王室和东方族群的关系应当以和平合作为主。
小双桥时期的商朝比较衰弱，突出表现就是小双桥 聚落缺乏庞大的城墙、宫殿建筑和仓储体系。但小双桥依然能够建造巨大的 夯土台基，举行人祭的规模也更大，说明商朝的人祭文化此时已基本 定型。
早商和中商共约三百年，商人的人祭行为迅速增加，屠杀方式也越来越残忍，虽然可能有过用铜器代替人献祭的改革尝试，但也只是昙花一现。商文明的基本特征已经定型：文字、青铜技术、巨大城池、崇尚暴力和热衷人祭的文化。
吉迪·谢拉赫认为，在“早期国家”或“复杂酋邦”阶段，社会开始变得更复杂，王权刚刚出现，统治者发现自己的统治体系还不够发达，急需借用一种强大的机制来维护权力，从而导致人祭宗教和战俘献祭行为的产生。王的大量献祭（意味着他获得神的福佑）是王权融合神权的标志;现实层面，战争让本国族的民众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从而更巩固了王的权力。但似乎战争本身是形成“早期国家”的主要原因，人祭则更像是战争的副产品。
九、 武德沦丧南土：盘龙城
1. 青铜产业基地
二里头-夏朝时期，盘龙城已经是一座小有规模的本地聚落，居民几乎完全使用石器，只有极少的小件铜器。有领先的制陶业，能生产硬陶和原始瓷器，它们坚硬光润，烧制温度更高，陶土配比和工艺也更复杂。有烧制大型陶器的“长窑”，地下窑穴长达50米，中间有几个窑门，一次可以烧制大量产品，是专业化的生产，河道可以连通长江和汉江，便于陶器产品通过水路销往外地。
长江中游有高品位铜矿，还有生产青铜必需的锡矿和铅矿。商人给盘龙城带来筑墙的版筑法和青铜技术。商人统治的盘龙城，制陶和冶炼都分布在城外，城墙外是一圈城壕（护城河），有木结构码头，城壕水系联通长江，应该有航运功能。铜器和陶器与郑州商城类似，属于二里冈文化的分支，用狗殉葬，也采用商人的习俗“腰坑殉狗”，棺椁木板上雕刻了经典的商式饕餐纹。盘龙城没有杀人祭祀行为，城内和城外都人祭坑，城墙和宫殿区也没有“人奠基”。
长江流域是稻作农业，受水土条件制约，稻作聚落往往在小流域内密集分布，而不同的小流域之间往往距离较远，所以稻作聚落呈“大分散，小聚居”模式。而华北主要是旱作农业，受地形影响小，聚落分布不太集中。
这种人口分布对商人统治者有直接影响，在盘龙城小流域中，这些外来统治者只是人口中的极少数，必须顾及本地土著的感受，否则，一旦周边土著同时揭竿而起，他们根本无法抵抗，这里离商王朝已经太遥远，难以获得王朝的军事支持。由此，他们就不可能像北方的边防城邑的统治者那样，，而只能放弃过于暴力的宗教祭祀和统治方式，尽量避免激起土著族群的反抗。
外来的商人有青铜冶铸技术，但他们的人数并不足以在新环境中搭建起整个产业，所以从一开始就需要与当地人合作。本地人也能从新产业中获利，商人和土著可以合作共赢。盘龙城古国应该一直建立在这种产业合作的基础上。盘龙城的商人不仅主动放弃了中原传统的人祭和人奠基等宗教仪式，还接受了本地土著族群的宗教理念，一种比中原更和平的文化。
2. 和平祭祀
从5000多年前的屈家岭文化到4000多年前的石家河文化，盘龙城所处的江汉地区出现过很多防洪用途的“古城”和稻作水利设施。然而，江汉地区却一直没有发生阶级分化，也没有出现早期国家与文明，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应该就是当地的宗教形态，祭祀方式以摆放和掩埋器物为主，很少有杀人和杀牲畜的行为。
这样一种和平的宗教理念，不仅有助于维持族群间的合作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早期国家的暴力统治功能，而且还能消耗社会剩余产品，避免了因财富的过度集中而出现职业统治阶层。虽然盘龙城的商人能集中财富和权力，但本地民间宗教仍起着融汇和同化的作用。来自北方的甲骨占卜还被南方的埋物祭祀仪式所吸收，这反映了南北、主客两种文化间的融合。
在商人文化中，钺是军事权的象征，也是杀俘献祭的重要工具，盘龙城人到晚期还在生产铜钺，说明他们的商文化血脉仍在延续，部族军事体系也一直存在，但晚期铜钺却变得不实用和卡通化，又说明他们已经很少杀戮人或牲畜。
埋葬祭祀的石器和铜矿石原料来自大地，将制成品埋入地下，是表达对大地的感恩，也是一种“播种巫术”，把物品想象成种子，种子会在土壤中发芽成长，结出更多果实。
宗教改革失败后，盘龙城和商朝彻底断绝了联系，盘龙城商人和长江流域土著族群的融合程度越来越高。宗教改革数十年后，盘龙城消失了，青铜技术也在南土扩散开来。
长江流域一直很难出现权力集中的政权，哪怕北来的青铜技术和文字书写技术输入后，也没有太明显的改观。晚商（殷商）时期，南北之间只有贸易和技术上的交流，而没有统治关系。长江流域的江西、湖南和四川的青铜器，有些出自窖藏，有些是随葬品，都是商代风格和本地元素杂糅，具有鲜明的本地化特征。
十、 台西军营
3300年前，商王朝已经建立近三百年，此前商朝的统治中心一直在黄河之南，直到商王盘庚把王都迁到黄河北岸的殷地。迁都后，王朝需要调整防御圈，特别是要加强对蛮荒北方的防御，于是，一批批商人部族从殷都迁往北土，沿着太行山建立军事聚落。
台西军营区的建筑存在人奠基，房屋屋檐下会悬挂人头骨。“刖”是指砍掉小腿，这是对那些有可能逃跑的奴隶的预防手段，但死亡率也高，商王会一次对多名奴隶（仆）实施刖，还要卜问在哪天砍腿的死亡率会比较低。
商代女性贵族普遍饮酒，甚至参加战争，殷墟妇好的墓葬也随葬了大量酒器和兵器，并且甲骨文中还有妇好带领军队远征的记载。
台西聚落青铜武士属于低级贵族，普遍拥有男女奴婢，用来殉葬的只是他们拥有奴婢的一部分。武士们都随葬有兵器和酒器，但没有农业生产工具，他们不事生产，靠从周边村落征收粮食和各种产品生活。台西本地没有铸铜作坊，武士们的铜镂等兵器应当是购买的，且来源比较广。
住宅区有连片的房屋七组，二十余间，所有的房间都有单独朝外的门，内部互不相连，开门的方向也不一致，一座房子的两个房间，可能一个向东开门，一个向西开门。总的来说，这片住宅区更像一组“单身宿舍”。这些房子并不是用于日常生活的家宅，因为几乎所有房间都没有做饭的陶鬲等炊器，也没有炉灶火塘（炉灶的烧土和炭灰本是最容易保存下来的），只在住宅区最北边有两间“公共伙房”。这片住宅区可能是某种军营性质的公共建筑，供武士们定期在这里住宿和值班。
在盘庚迁都之后，商朝对黄河北岸的统治日渐稳固，边防线也就逐渐向北推移。到殷墟后期，北方防线已经推进到今河北定州（距离台西遗址约80公里），甚至更北，台西因青铜武士们移防而被废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