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封建制度（中期）

（二十一）三十年战争从1618年开始，到1648年结束，正好历时30年。这是一场以德国为主要战场的国际性战争，战争的一方是德意志新教诸侯和丹麦、瑞典、法国，并得到荷兰、英国和俄国的支持；另一方为皇帝、德意志天主教诸侯和西班牙，并得到教皇和波兰的支持。战争呈现不断扩大的走势，即以各等级和侯国之间的地方性战斗开始，其间参战范围持续扩大，最后以一场全面的欧洲战争告终。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是因为这场战争尽管起因于新旧教之争，但同时还潜伏着其他各种因素，当时皇帝要加强皇权，新旧教诸侯要扩充领地，部分大国则想通过牺牲德意志的利益实施对外扩张。战争第四阶段开始不久德皇斐迪南二世就于1637年去世，其子斐迪南三世即位，在艰难的处境中应付着外国势力的干涉。到1648年尽管战争各方都耗尽实力，但德皇方面的困难更为突出，于是被迫求和，历时30年的战争终于结束。其实为签订和约的和会早在1644年就已正式举行，在和会中出现一个难题，即教皇和西班牙的代表坚持不与瑞典和德意志新教诸侯的代表等异端分子坐在一起开会。作为变通措施，会议在威斯特伐利亚分两处举行，皇帝与法国人之间的谈判在明斯特举行，参加的还有德意志旧教诸侯、教皇和西班牙的代表。皇帝与瑞典人之间的谈判在奥斯纳布吕克举行，德意志新教诸侯参加，两地相距不远。谈判期间战争仍在进行，直到1648年8-9月间两地会议才分别达成协议，10月24日各方代表在明斯特市政厅正式签字，这就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三十年战争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对德国和欧洲格局产生重大的影响，法国通过和约获利颇多，从德国西部获得垂诞已久的阿尔萨斯地区，疆界到达莱茵河，有权在莱茵河上自由航行，德国仅保留其中的斯特拉斯堡。法国原先通过支持德意志新教诸侯而获得的梅斯、图尔，凡尔登等主教区，通过和约正式确定占有权，法国实现把国界东推到莱茵河的目的。10年后它又在德意志西南部地区组建莱茵联盟，为其插手德国事务创造条件，逐渐建立起在欧洲大陆的霸权地位。瑞典的势力也急剧扩展，它不仅获得500万塔勒的赔款，还得到德国北部的大片地区，包括全部西波美拉尼亚地区、一部分东波美拉尼亚地区、不来梅和维尔登两个主教区、维斯马城。此外它还占有北德三条重要河流（奥得河、易北河和威悉河)的出海口，从而牢固地控制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和通商河道，确立在波罗的海地区的霸权。它还以北德不少地区领主的身份置身于德国诸侯之列，有权出席帝国议会会议，取得对德国内部事务的发言权。

（二十二）荷兰和瑞士的独立地位得到确认，荷兰作为一个新的主权国家，开始大踏步走向欧洲政治舞台，并在争奇海外贸易和殖民地方面一度成为世界领先者，德国的利益与地位则遭到严重的损害。战争期间外国军队横行在德国大地，沿途大肆劫掠，强奸和屠杀，民众受尽苦难。德国人口大减，一般认为损失1/3，从原先的2100万下降到1350万。其中直接死于战场的约33万人，其余的死于战争所带来的饥饿、瘟疫和疾病。另外三百多座城市、二千多个村庄被摧毁，大片土地因人口调零而抛荒，大部分农田长满杂草，许多牧场荒芜，而牲口的缺乏又导致农地缺乏肥料和无力深耕。德国城市的工业生产也遭到严重破坏，战争摧残曾经成为经济明珠的采矿业，矿山城市的生产降到最低点。如在曼斯菲尔德伯爵领地在1619年有矿工2000人，1684年降到20-30人，到1723年才恢复到600人。手工业也严重衰落，奥格斯堡的纺织工场数量只及战争开始时的1/12，经济的落后使德国在对外贸易中只能充当原料和半成品的供应地和商品的销售地。因境内的四大河流（莱茵河、奥得河、易北河和威悉河）的出海口均被外国占领，国内外贸易受到严重阻碍，反过来又影响经济运行。与经济凋敝同时发生的，是各地的农奴制得以恢复，被称为再版农奴制或第二农奴制。具体来说在德国东部平原地区尤其是易北河以东的勃兰登堡-普鲁士地区盛行领主庄园制经济，而在西南德、西德和西北德地区中农民的依附关系表现在向贵族地主缴付高额的捐和租以及每年负担2-4星期的徭役。德意志政治上的分裂局面进一步加深，版图上出现大大小小300多个独立邦国以及1475个骑士庄园领，总共有1789个相对独立的政权。有人说一年有多少天，德意志就有多少个邦国。例如威斯特伐利亚面积仅1200平方英里，却存在52个邦国。领地面积如此狭小，以致邦君们不敢轻易举行军事演习，害怕稍不留冲炮弹掉入邻邦而引出祸端。皇帝的权力遭到削减，因为在法国的坚持下《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第八款规定德意志的选帝侯和诸侯全部都保有完整的本邦主权，即内政和外交自主权，包括有权同非德意志的欧洲国家缔约结盟。从某种意义上说三十年战争以后已经不存在德意志帝国的历史，代之而起的是德意志特定邦国的历史，德意志人之所以还在继续利用这个笨拙的机器，也许是还没找到适当的架构来取代它。与法国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走向相反，此时德国出现的不是帝国的中央集权，而是邦国的专制制度。

（二十三）这种邦国专制制度越发展就越不利于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形成，巴伐利亚邦君在整个三十年战争期间从来没有召集过邦内领主会议，都在实施个人的集权统治。曾经兴盛一时的城市，其中不少被邦国吞并，失去原有的地位，只有诸如科隆这样的帝国直属城市才因各种原因保持自己的地位。1555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中提出的“在谁的国家，信谁的宗教”原则被再次肯定下来，稍有不同的是不仅天主教派和路德教派有信仰自由，加尔文教派也被赋予同等权利。而一种教派支配一邦后该邦的其他教派信仰者如不服从，将限期迁移到其他地区。在这一过程中部分邦国的实力得到增强，勃兰登堡一普鲁士公国在战争期间获得部分东波美拉尼亚等大片土地，其邦君成为仅次于哈布斯堡的强大诸侯。巴伐利亚得到上普法尔茨，势力进一步增大。普法尔茨在战争中被德皇剥夺的选帝侯地位得到恢复，这样七选帝侯扩大成八选帝侯。奥地利既保留原来由奥地利、波希米亚和匈牙利三个王国组成的统治区域，又扩大自身的独立性，以后它沿着天主教统治和专制主义的道路继续发展，逐渐成为德意志帝国体系中一个具有独特地位的国家。这时帝国议会似乎获得一丝生命力，《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规定凡和约中没有作出规定的宪法问题均由帝国议会处理，由此帝国议会的地位略有上升。然而1653年6月该议会在雷根斯堡召开后很快陷入无休无止的争吵之中，翌年初即被斐迪南三世皇帝关闭，直到九年后的1663年新皇帝利奥波德一世亟须筹措经费用于对付土耳其人的战争才再次召开帝国议会。但这时各个邦国加强反抗，迫使皇帝同意将该机构变成永恒帝国议会。所谓永恒既指它不再解散，永恒存在，成为一个常设机构，诸侯们不再亲自出席，派出常设公使纵横捭阖其间。 由此带来新的问题，即选帝侯的代表来参加会议，应该享受选帝侯的待遇，坐红布蒙面的椅子、使用金质餐具，还是同其他人一样坐绿布蒙面的椅子、使用银质餐具，这个问题在一段时间里曾经成为会议讨论的热点问题。除此之外永恒帝国议会行使一些立法职能，为一些涉及整个帝国的事务，如防务、造币、经济政策等做出部分决定。

（二十四）1731年它通过一项具有进步意义的法令，阻止行业协会滥用权力。1772年它解除对妇女参加某些行业工作的排斥性做法，并取消对熟练师傅雇用工人和学徒的数量限制。此外对中小邦国来说它还提供一个有益的讲坛，有助于彼此之间化解歧见，避免暴力冲突。政治上的分裂割据也导致关税壁垒，易北河上从皮尔纳到莱比锡要经过32道税卡。从柏林到瑞士要经过十个邦国，办十次手续，换十次货币，交十次关税。度量衡和货币十分复杂，这种状况严重阻碍德意志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三十年战争后伴随着《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民族国家主权至上的原则在欧洲国际关系中得到确立。此前西欧各国不同程度地受到以罗马为中心的神权的控制，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经常受到罗马教廷的干预，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得不到尊重和保护。《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后欧洲各民族国家不论其采取何种政体形式，推崇何种宗教信仰，在享有独立和主权方面，在共同参与欧洲国际事务方面都是平等的。欧洲各国之间的纠纷要通过各国政府参加的国际会议来共同商议和解决，这一状况对德意志帝国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进一步削弱德意志皇帝对罗马教皇的依赖，教皇惯用的革出教门惩罚逐渐失去威慑力。但另一方面神圣罗马帝国本身也受到致命的打击，德意志皇帝头上神圣皇帝、罗马皇帝的光圈被彻底打落，帝国只能以一个普通国家的身份同其他国家打交道。这样一来德国非但失去原先对其他国家的优势地位，而且因为内部大而无当、邦国林立、帝国政府无自己的军队而走向劣势，逐渐被英国和法国赶超。三十年战争后在神圣罗马帝国碎片化的过程中普鲁士的崛起具有重大意义，它崛起后形成的普奥两雄争霸以及日后普鲁士统一德国极大地影响德国历史发展的进程。13世纪时德意志骑士团征服普鲁士，建立起一个自治的骑士团国家，这个国家名义上隶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然而从1410年起这个国家逐渐脱离神圣罗马帝国，被迫臣服于波兰。原来1386年波兰与立陶宛建立王室同盟，逐渐在东欧地区占据优势，以后波兰一立陶宛同盟又与俄罗斯联手，形成三国联盟。1410年骑士团国家在坦能堡战役中遭到三国联军的重创，从此一蹶不振。

（二十五）1466年骑士团国家再次遭到失败后被迫签订第二次《托尔恩和约》，接受波兰人提出的苛刻条件。条约规定骑士团国家在未来三百年内承认波兰的宗主权，并把维斯瓦河下游以西的领土割让给波兰，河东岸的残存领土仍由骑士团自治管理，成为波兰王室的藩属。在波兰管辖下的维斯瓦河西岸土地称为（波兰）王室普鲁士，这块波兰语占优势的地段像楔子一样嵌在使用德语的东普鲁士与德意志王国之间。1511年普鲁士的命运略有改变，是年霍亨索伦家族的阿尔布雷希特被推举为骑士团团长。该家族起源于12世纪初，因领有素伦堡而受封为索伦伯爵，16世纪中叶又在素伦前冠以霍亨（高贵的）字样，形成霍亨索伦家族。由于兄弟分家，该家族以后分裂成法兰克尼亚系和士瓦本系两个分支，阿尔布雷希特属于法兰克尼亚系。新团长就任不久宗教改革运动如火如荼展开了，阿尔布雷希特抓住机遇，顺势而行，于1525年宣布放弃天主教，改信路德教。同时把骑士团的教会地产世俗化，把东普鲁士变成自己家族的世袭领地，改称普鲁士公国，自己成了公国的第一位公爵。普鲁士公国的进一步发展是同勃兰登堡联系在一起的，勃兰登堡原为哈韦尔人的主要城堡兼辖区，928年被德意志王国的萨克森王朝占领，但以后多次易主，直至1134年才被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洛塔尔三世作为军事采邑授予阿斯卡尼亚家族的安哈尔特伯爵，从此一直留在德国的版图之内。经过近二百年的发展后勃兰登堡的统治区域日益扩大，达到4.5万平方公里，并在其上建造柏林、科隆、法兰克福（奥得河畔）、古本等城市。然而自1320年起由于阿斯卡尼亚家族后继无人，勃兰登堡经历近一个世纪的纷繁易主的混乱时期。1415年纽伦堡指挥官、霍亨索伦家族的腓特烈六世成为勃兰登堡选帝侯，开始霍亨索伦家族在勃兰登堡的统治，勃兰登堡也因此迎来又一个快速发展时期，此后领地面积迅速增长，几乎每一代统治者都征服或购进新的领地。1594年勃兰登堡选帝侯约翰·西吉斯蒙德娶普鲁士公爵的女儿普鲁士的安娜为妻，24年后普鲁士公爵去世，因无男嗣继位，普鲁士公国转让给长女婿约翰·西吉斯蒙德，形成勃兰登堡一普鲁士公国。

（二十六）普鲁士公国与勃兰登堡结盟为霍亨索伦王朝跻身欧洲列强之列奠定基础，至于波兰对普鲁士公国的宗主权则在1660年被废除。当时公国由约翰·西吉斯蒙德之孙弗里德里希·威廉主政，他巧妙地利用波兰同瑞典之间爆发战争的机会，通过武装干涉和外交手腕，终止波兰对普鲁士公国的宗主权。18世纪普鲁士的地位进一步上升，1700年勃兰登堡选帝侯弗里德里希三世利用奥地利参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之机把勃兰登堡一支三万人的军队出租给皇帝去打仗，从皇帝那里换来普鲁士的国王头衔。翌年1月18日弗里德里希三世在哥尼斯堡的宫廷中举行隆重的加冕典礼，正式使用普鲁士的开国君主弗里德里希一世的称号，于是作为伯爵的弗里德里希三世成了作为国王的弗里德里希一世。然而当时国王这一称号还仅仅限于不属于德意志帝国的普鲁士，他在其他领地中仍然只是作为选帝侯的伯爵，到其孙子弗里德里希大王执政时整个勃兰登堡一普鲁士才逐渐构成一个普鲁士王国。在弗里德里希一世加冕的第二年（即1702年）普鲁士王国兼并西普鲁士，把阻隔普鲁士王国与德意志帝国的楔子变成连接两者的通道。以后霍亨索伦王朝的其他领地事实上也并入普鲁士的疆域，不再具有独立性。此外弗里德里希一世还取得莫尔斯、林根和泰克伦堡三块伯爵领地，其子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通过《乌德勒支和约》不仅取得默兹河畔的上格尔德区，还兼并法国-瑞士边境上的两个侯国，并在北方战争以后得到波美拉尼亚的一部分，普鲁士逐渐成为一个不容小视的邦国。由于1870年以后的德国是由普鲁士来代表的，故而世人对普鲁士精神较为关注。长期来中国学术界对普鲁士精神似乎有固定的看法，那就是专制独裁、好战扩张。在郑寅达曾经参与写作的《德国史纲》一书中也强调普鲁士政治体制的独特性：所有内玫、外交的重大决策均出自国王独断，官吏对于国王也像士兵对军官一样，只有无条件服从，不要求他们发挥主动性。不仅是官吏，甚至普通百姓也是如此。你每迈出一步，甚至只是走动一下都要受到万能的官僚制度这个纯粹普鲁士土生土长的第二天神的干涉。没有当局的许可，你不能生、不能死、不能结婚、不能写信、不能思想、不能出版、不能做买卖、不能教书、不能学习、不能开工厂、不能迁徙，什么都不能做，至于科学和宗教自由、取消领主裁判权、废除等级特权都纯粹是瞎说。

（二十七）近年来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略有争议，如果抛开一些带有情感色彩的词句如黩武、好战、专制、独裁等，就不难看到普鲁士在为人类社会贡献出自己的科学和艺术成果的同时在发展道路和国家精神方面确实有自己的特色，如高效的官僚制度、浓厚的尚武精神、对履行职责和义务的重视等等。开明专制主义尽管在德意志其他邦国也逐渐显现，但是在普鲁士表现得更为明显。形成这些特色的原因既同普鲁士的地理位置和发展进程有关，也受到其开国初期三代君主的个性，理念和治国方略的影响。普鲁士地处神圣罗马帝国的东北边睡，远离德意志的发展中心，地广人稀，荒蛮穷困，被称为神圣罗马帝国铁罐里的一只陶罐。日耳曼人刚登上欧洲舞台时社会结构上实行军事民主制，作战在部落生活中占据重要的地位。神圣罗马帝国的主体部分在先进的罗马文化的间接影响下，并由于自身的发展逻辑，逐渐离开祖先的生活方式，缓步走到中世纪后期，而偏远的普鲁士则更多地保留着祖先的生活方式。此外普鲁士邦国的扩展主要不是来自民众的融合，原先彼此分散的领土是通过统治者的长年征战逐渐组合起来的，统治者需要不断强化绝对主义王权，以遏制地方主义势力。13世纪起统治普鲁士的德意志骑士团更有其特色，骑士团使基督徒的禁欲主义世俗化，把贫穷、守贞、服从的修道誓愿转变为集体的信念和要求。成员们穿着统一的服装，过着集体的生活，用共有的碗吃饭，在宽敞而有灯光的大厅里睡觉，并在内部实行严格的行政管理和严密的统计监督制度。普鲁士开国初期的三位君主各有特色、各有贡献，各自为普鲁士精神的形成涂上浓浓的一笔。弗里德里希·威廉（1640年一1688年在位）雄才大略，曾发誓：“我一定要把勃兰登堡一普鲁士造就成强权国家。”他成为17世纪欧洲最卓越的专制君主之一，被尊为神圣罗马帝国大选侯。弗里德里希·威廉在三十年战争的混乱中长大，并继承父位成为选帝侯，动乱所造成的贫穷与无序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并立志要在自已的权力范围内改变这一状况。原先普鲁士公国的首府设在柯尼斯堡，他为了有效地控制整个勃兰登堡一普鲁士，在德意志兰发挥更大影响，把目光转向柏林。1643年他第一次来到柏林，七年后又迁入柏林王宫办公，施展自己的宏图。

（二十八）首先弗里德里希·威廉着手组建一支完全听命于自己的常备军，在这方面他抛弃了德意志人的传统做法，甚至否定自己亲生父亲的做法，大胆地以瑞典人为榜样。他的军队由长期服役的士兵组成，由职业军官领导，向选帝侯个人宣誓效忠。他还以法国为榜样，建立讲武学堂，要求容克贵族的儿子作为服役入学，学成后进入军官团，军官团由各地贵族组成。成员身着华丽的制服，佩挂肩章，在社会中拥有特殊地位。弗里德里希·威廉定期同最高级军官商讨军务，这一做法逐渐成为制度，奠定后来普鲁士总参谋部的基础。一系列措施的连锁反应造成普鲁士邦国内尊崇军人的氛围，有志的青年大多向往军队，实现自己的抱负。这支常备军开始时规模为1.8万人，到弗里德里希·威廉去世时增加到3万人。其次弗里德里希·威廉积极推行邦国内中央集权计划，组建诸侯专制政体。他提出君主应是国家的第一公仆的原则，该原则以后被其曾孙弗里德里希大王提升为开明君主专制的信条。在这个框架下他组建官僚集团，这个集团和军官集团一起成为邦国的两大支柱。具体措施包括：1651年他恢复枢密顾问委员会，作为中央权力机构，负责向他提供关于军队组织、行政组织和经济组织方面的建议；委派官吏，任命各城市中的税务委员，这些人后来控制城市的行政系统；在农村设立行政公署，负责管理税收事务；在诸领地省设立军事专员公署，作为当地的最高行政机构。他命令邦国内一切官员都对他一个人负责，从而为普鲁士官僚制度奠定基础。弗里德里希·威廉重视促进经济发展，在三十年战争中勃兰登堡一普鲁士曾成为拉据战的战场，遭到严重破坏，田园荒芜，工商业调敝，居民人口减少约2/3，几乎成了一片荒漠。然而从地理位置上看该邦国又拥有一定的有利条件，当地据有德意志输出物资的重要河流一易北河和奥得河，又在威悉河和莱茵河下游拥有领地，成为东西方贸易和南北方交换的必经之地。随着1669年连接奥得河与施普雷河的弗里德里希·威廉运河竣工，这种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弗里德里希·威廉利用这种有利地位，向西欧各国输出谷物，逐渐恢复经济。弗里德里希·威廉又大力发展贸易、包买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赢得更多的财源。同时邦国政府着手改造道路和桥梁，实行统一的币制，建立起全邦国的邮政联系，以后还通过组建勃兰登堡一非洲贸易公司向海外扩展。他还大批接受富裕的移民，赢得资金和人力资源。

（二十九）1671年他接纳50个被维也纳驱逐的犹太人家庭，由他们参与提供宫廷开支，并向军队提供武器装备和食物给养。以后又准许二万余名被法国驱逐的胡格诺派新教徒在邦国内居留避难，这些人大多拥有资金、实力和技术，他们把法国资金和生产经验带到勃兰登堡，分别开办纺织工场、玻璃工厂和奢侈品工场以及生产铁、丝和纸的企业，在首府柏林形成一个繁华的法国人区。上述一系列措施行之有效，30年内邦国的财政收入增加七倍之多。然而弗里德里希·威廉一生中留下两个污点：其一他在对外事务中反复无常，通过频繁地结盟和背盟为自己谋利，因此而获得“变色龙”的绰号。他甚至利用外国的资助，通过牺牲神圣罗马帝国的利益来扩充本邦的领土；其二他在临终前留下的遗嘱中违背祖先家族法关于勃兰登堡领地永远不得分割的规定，把他的国土分配给六个儿子，为邦国重蹈法兰克王国的覆辙埋下祸根。所幸的是在各种因素的推动下这一遗嘱未能实现，次子弗里德里希三世通过各种手段打消了兄弟们分领土的愿望，单独继位，并荣升为前文所述普鲁士的国王，改称弗里德里希一世。对普鲁士的发展影响较大的第二位君主并不是弗里德里希一世，而是其子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1713一1740年在位）。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既不像父亲，也不像母亲，幼儿时期即十分节俭或吝啬，令其母亲十分惊讶与担忧，称之为恶习。他不愿穿行于豪华建筑和豪华家具之中，宁愿生活在木制桌和小板凳之间，穿若市民或士兵的外套在臣民中活动，吃市民的菜肴，抽陶土制的烟斗，睡在壁龛里，连结婚前的洗浴也是用刚打上来的井水冲洗一下而已。父死执政后他立即开始普鲁士历史上的十年改革，王宫中一扫铺张挥霍之风，代之以斯巴达式的俭朴。父亲用过的奢侈用品一律高价拍卖，一次性偿请欠债，父亲的债权人弗劳·利别尔曼立即银铛入狱。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自称国家之父，实行家长制统治，国家一应大小事务均由他这位父亲安排做主，不得违抗。他要亲自面见所有的军官和高级官吏，审查国家预算开支。各负责大臣必须随时向他呈报请示，他则每次都作出明确批示。他为全国制定的行为准则是：服从，尽职，守时、节俭、准确。

（三十）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最关注的事务是军队建设，他是欧洲历史上第一个穿军服的君主，把军官看作自己的兄弟和独子，处身在他们之中才感到如鱼得水。他经常提着棍棒，亲自下操，在练兵场上训练士兵，被称为军人国王。他在军队方面的投资是从不吝啬的，在他统治时期军队的规模急剧扩大，从原先的3.8万人猛增到8.3万人，占到居民数的4%，而普鲁士王国有居民约224万。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为了保证军队的规模，他从1733年开始实施征兵区规则，将普鲁士全境划分为一系列的征兵区，区内的每一个年轻男子都登记在相应团队的花名册中，由该区向团队提供补充兵员，以保证步兵团的编制始终达到5000人、骑兵团1800人。他训练军队的办法一是操练，二是体罚。通过整齐的步伐和严格的战术动作训练，辅之以对最小的差池施以鞭答，士兵成了没有意志、没有思想的工具，对上级的命令盲目服从。军官则受到君主的重用，按当时的规定时任何军官不论年龄、资历都有权直接向国王打报告，只有国王才有权辞退军官，这样正式形成效忠国王的普鲁士军官团，军官在社会上享有特殊的地位。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在《政治遗嘱》里要求后继者在军队里任用贵族和廷臣，让他们的后代进入军校，以便让所有的贵族从孩提时代就知道只有上帝和普鲁士国王才是他们的主人。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还组建起一套较为完善的常设行政机构和官僚制度，使君主政体绝对凌驾于等级议会之上。当时枢密顾问委员会中已经形成总管财政和总管军事的两大部门，但是彼此间不断争权和摩擦，不仅影响办事效率，还容易引起冲突。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接受莱奥波德侯爵的建议，将两个部门合并成一个统一的官厅，名为「最高总理财政、军事、国有地事务院，简称最高总理院。最高总理院作为实际上的中央政府，负责全国的经济、财政和军队事务。该官厅上设总理大臣一人，由国王自己挂名，另设枢密顾问三四人。内设各个部，包括内政部、财政部、公共劳动部、军事部、粮食和交通部等，其中财政部和军事部等关键部门的首长由国王兼任。最高总理院的统治网络向下延伸到全国各地，在它之下是各省的省委员会，负责省的财政、军事和国有地事务，设省主席一人，下辖各厅。再下面是县委员会，作为委托管理的基层行政机构。

（三十一）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要求各级官员做到勤政和节俭，他自己身先士卒，每天从早晨七时开始工作，一天工作12小时。而官员们的薪俸相当微薄，官吏家庭普遍很贫穷。由此整个普鲁士的行政系统成为国王手中得心应手的工具，也奠定近代普鲁士官僚制度的基本风格。国王的勤政与尽职，甚至影响到全国的社会风气。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在其他方面也常常有惊人之举，他曾经将自己领地内的农奴全部解放，而他的领地约占到全部国土的1/3，他还在全国废除世袭租佃制。但另一方面他对于文化、科学和艺术不仅不通，反而像野蛮人一样加以嘲弄。他居然以杖刑为威胁，强迫奥得河畔法兰克福大学的教授们在他面前展开滑稽的舌战。而他同意给柏林图书馆捐赠的购书款，1734年为四个塔勒，翌年为五个塔勒，一时在邦国内传为笑柄。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被称为普鲁士国家的建筑大师，在他统治时期普鲁士性逐渐形成。当他于1740年去世时给儿子留下两笔可观的遗产：约一干万塔勒的钱财，藏在柏林宫段地下室里的长形箱内；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战斗力居欧洲之冠。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这位专制君主在家里也实行专制统治，王后索菲娅·多鲁特亚虽出身名门，其父亲后来成了英国国王乔治一世，但在夫家只能忍气吞声地格守妇道。她为普鲁士的国王生育14个孩子，其中4个天折，10个存活，对普鲁士国家影响较大的第三位君主弗里德里希二世（1740一1786年在位）就是其中的一个。小弗里德里希原来排行第二，无权继承王位，因长兄早逝，被立为王储。小王储机敏、聪颖，高有音乐才能，爱好吟诗作赋，拉长于吹奏横笛。他在母亲的影响下喜好法国文化，对巴洛克文化和启蒙文化情有独钟，平时喜欢使用法语写作，而瞧不起德国文化，沾沾自喜地称自己的德语讲得像个马车夫。父子之间的矛盾很快激化，军人国王执意要把儿子培养成为军人，竭力向他灌输军事和国家行政管理知识，对儿子的文学和音乐抱负大不以为然。在父亲跟里小王储是个法国的轻浮浪子，宁可穿丝织睡衣或在轻松的社交中挥霍胡闹，而不想穿正式军服在高级军官面前监督团队的训练。

（三十二）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用尽手法试图改造王储，其中不乏使用虐待和拷打等极端手段，然而效果不佳，父子之间的感情却日趋对立。1730年8月18岁的弗里德里希借随同父亲去南德旅行的机会，偕同挚友、近卫团少尉卡特，悄悄地骑马出逃，试图前往英国定居，结果在过境时被截获。父王面对试图叛国的儿子怒不可遏，抢起短剑猛刺过去，但很快被部下拦住，军事法庭判处卡特终身监禁。然而国王一定要依法严惩他们，他驳回判决，下令禁锢王储，并坚持在禁闭室的窗下当着王储的面斩决卡特，王储被迫接受再教育。他大量阅读各类书籍，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等等，广泛涉猎，并经常与朋友们一起展开交流讨论。26岁那年他写信给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致意，此后两人常以散文和诗的形式保持书信往来。与此同时王储开始涉足治国之道，他经常到柏林和波茨坦旅行，出入军营，观看操练演习。或外出视察，监督税收，对国有领地的管理也产生浓厚的兴趣。随之父子之间的关系也大有改善，尤其在其即位前一年（1739年）27岁的王储随父王到东普鲁士旅行后被父亲的开拓业绩所感动，在致伏尔泰的信中一改以往的怨恨之情而大加赞扬。一个具有启蒙思想的青年逐渐被王家所同化。1740年军人国王患水肿而死，弗里德里希二世即位，他身上依然保留着青少年时期那种复杂的性格和思想，即位之初就着手纠正父王当政时期的弊政，如禁止在审讯中拷打疑犯；放松新闻检查；废除宗教歧视；禁止驱逐农民；解散专为对付民众的掷弹卫队等。这一切似乎在履行他在题为《反马基雅维里》的论文（该论文经伏尔泰审读，于1740年发表）中提出的论点，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与尼可罗·马基亚维利《君主论》完全相反的观点，要求君主实行正直、公正和人道的政策，同时君主自然要从属于国家，成为国家的第一公仆。弗里德里希二世为了充实柏林科学研究院，召回流亡的普鲁士学者，其中包括哲学家沃尔夫等，聘请外国科学家前来任教，包括邀请法国数学家莫佩尔蒂担任院长。在来宾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伏尔泰，他受邀在波茨坦住了三年，经常同弗里德里希二世及柏林科学研究院的学者们在桑苏西宫（即无忧宫）聚会。宾主围坐一桌，高谈阔论，交流启蒙思想，讽喻时弊，探讨思想和政治等诸方面的问题，构成普鲁士宫廷史中小有名气的一桌人。

（三十三）新国王试图把保持、巩固和扩大国家权力同关心人的福利和教养等启蒙运动的要求相结合，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要求臣民们一丝不苟地遵守秩序和纪律，凡事无条件听凭他的独断。在这方面弗里德里希二世有两个引人属目的故事，分别涉及到他的治军方针和司法干预。弗里德里希二世治军极严，他的士兵总是一连数小时反复地操练队列和枪法，手中的武器和军服上的每一颗钮扣都要擦得程亮，稍有疏忽，哪怕头发有一绺散乱都要挨军棍。严重违纪者还要受鞭刑，甚至被处死。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期间他打算利用夜幕调整部署，就下令部队不准在营帐内点蜡烛，违者处死。晚上他巡视军营时发现一个营帐内有亮光，便入帐怒喝：“你在干什么？难道不知道军令吗？”一名名叫齐滕的上尉赶紧跪下，战战兢兢地说：“陛下，我在给妻子写信，望陛下宽恕！”国王冷静地说：“你坐下，请在信上再写几个字：明天我将在绞架上死去！”齐滕不敢违命，只好照写，次日他真的被处死了。在司法干预方面弗里德里希二世口头上一再强调要实行法治，君主不应损害法律而应保护它。但在米勒·阿诺尔德审讯案中他为了阻止不利于小人物的所谓枉法现象，粗暴而又硕强地干预司法程序。世袭租佃农米勒·阿诺尔德拥有一个水磨坊，但拖欠领主施美陶伯爵的租佃费，伯爵因此在水磨坊上方建了一个鲤鱼塘，把磨坊的水引入塘中。米物·阿诺尔德不服，告到省里的高级法院，被判无理。当事人向国王告御状，弗里德里希二世命令一位自己信任的上校老军官会同一名高级法官调查此事，两人介入后仍然坚持高级法院的原判。事情闹到王家上诉法院，经会审后继续维持原判。于是弗里德里希二世直接介入，他指示柏林的内阁法庭委员会重新调查并作出终决。司法大臣向委员会传谕说国王坚持认为以往的判决对米勒·阿诺尔德是不公正的，但法庭委员会的终决仍然维持原判。国王大为恼怒，破口大骂法庭委员会是世界上最大的骗子委员会，判决是弄虚作假，甚至着手调查该委员会收受多少秘密贿赂。首相马克斯·冯·库帕弗尔贝格支持法官们的做法，被国王罢官。法庭委员会的主要法官遭逮捕，其他的法官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国王使用绝对命令，取消各级法院的判决。

（三十四）于是鲤鱼塘根据国王的命令予以摧毁，水磨坊得以重新开工。这一幕用行政手段平冤狱的活剧持续整整九年，当时它带来一个意料之外的后果，即普鲁士向着法治国家的方向前进一大步。新任大宰相卡默尔依靠杰出的法律思想家斯瓦雷茨，继续进行司法改革，着手编纂统一的法典，制订新的诉讼规则，在1794年（即弗里德里希二世死后八年）在普鲁士全国得以应用。弗里德里希二世在执政过程中力图把国王和人的两重性合而为一，称自已是国王-哲学家、误生王家的艺术家，力图为自己树立起明君和好国王的形象。他继续在王家国有土地上废除农奴制，使五万农夫成为拥有自己耕地的自耕农，并把劳役地租从每周五天减为三天。他还企图把这项工作推广到其他领地上，但因遭到容克的强烈反对而暂时作罢。他还出于各种考虑，采取措施保护农民，如颁布命令禁止或限制贵族把农民赶出份地，保证农民的财产权和继承权；给农民减税，向他们提供预付金和谷物；允许流离失所的农民在战时易主或荒芜的土地上定居下来。然而在国王和人的两重性对立中总的趋势是国王的一面日占上风，逐渐拒绝对他的行为和立法作稍许的批评。作为一个风向标，他越来越不能容忍伏尔泰的彻底启蒙精神，更不能接受伏尔泰对普鲁士专制政体和强权行动所作的幽默睿智的讽刺和评击，双方终于彼此失望，不欢而散。但是从总体上说弗里德里希二世的统治还是具有鲜明的特色，当时在德国和其他东欧和南欧国家普遍出现开明君主专制现象，这是一种将君主的无限与绝对的权力同理性一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历史现象，而弗里德里希二世统治时期的普鲁士是其中最好的典型。弗里德里希二世对普鲁士的发展影响很大，以至于后来被尊为大王、唯一王，他执政时期也被称作弗里茨时代。他对普鲁士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明确提出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弗里德里希二世即位时对大臣们说：“我想国家的利益也是我的利益，我不能有不同于国家利益的利益。要是两者不能相互并容，那么国家的利益应予优先考虑。”在这里他没有使用民族的概念，而以国家作为集权的载体是有一定原因的。

（三十五）当时作为德意志民族载体的神圣罗马帝国和神圣罗马皇帝名义上还存在，如果强调民族利益至上，普鲁士国王就不能成为至上者，因为他的上面还有帝国和皇帝。另外如果强调民族，普鲁士同其他邦国相比较时它在德意志特性方面并不占优势。而在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下这个邦国的民众都成了臣民，处在国家的强制和高压之下，受君主的驱使，分别作为劳动力、纳税人、人口增殖者和士兵，服务于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国王作为国家的第一公仆，可以通过国家实施集权统治。实际上弗里德里希二世有效地加强中央集权，国家的行政机构虽基本沿袭军人国王时的建制，但国王的专制权力明显增强。他亲任总理事务部主席，集权更甚于父王，事无巨细，皆必躬亲，大臣们仅起办事员的作用。他同大臣们不常见面，多用书面批示的形式往来，通过著名的左上角眉批发出指令，让大臣们照批执行。谁若不遵，或解职，或法办，少有幸免，这种执政方式对以后的德国统治者有一定影响。信奉Macht vor Recht的准则（这一准则在国内政治方面一般译成权大于法，而在国际政治方面可以译成强权即公理）：弗里德里希二世蔑视洛克的三权分立学说，也反对立宪君主制，坚持绝对专制论。确实在他统治时期普鲁士的立法工作取得很大成绩，改变以往各省法律不相一致、互相矛盾的局面。在法兰克福大学法学教授冯·柯克采伊的主持下普鲁士制定统一的法院组织章程和检察章程，并完成著名的法典《普鲁士通用公法》的大部分工作。通过这些立法后普鲁士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法制国家的一些要素：保护个人，反对私人和公共的压迫和不平等的权利；废除多余的法庭；简化诉讼程序；增加法律的透明度；减轻量刑；提高法官的教育水平；死刑必须经国王核准；任何人因公事原因都可直接向国王提出申诉。 但是普鲁士的法制敌不过国王的权，弗里德里希二世不仅直接插手重大案件，连普通案件也会经常抽查，弄得劳累不堪。在对外政策方面对他来说国家利益要求不断扩大权力和地盘，为了国家利益，可以破坏国际条约和国际法。他经常说：“假如你喜欢别人的领土，那你就把它拿过来，而替掠夺辩护的法律家总是可以找到的。”

（三十六）为了富国强兵，积极推行重商主义政策：弗里德里希二世即位后立即在总理事务部内设立第五个部——商业和工场手工业部，指示该部要大力发展羊毛和麻布加工厂，然后多开办原先普鲁士缺门的手工工场，即法国式金银制品、丝绸、帆布、粗印花布、荨麻布、优质纸张和食糖的制作。为此政府花了较多的资金用于投资，并对外国商品征收高额的保护关税。在艺术工商业领域弗里德里希二世十分希望王家瓷器工场能够生产出像中国瓷那样的普鲁士瓷，这一愿望几经周折后终于在柏林瓷器工场实现。国家在实行烟草和咖啡专卖的前提下采取各种办法促进商业发展，扩大港口，开凿运河，铺设总长四万公里的道路，改善交通工具。同时公布法定利率，取缔高利贷，鼓励开钱庄，以繁荣商业。鼓励农产品和纺织品出口，争取把外国的钱赚到国内来。与此同时弗里德里希二世在法国人帮助下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税收制度，一丝不苟地向所有的人征税，连街头卖唱的也不能幸免，由此需要增添大量的税吏、贸易管理官员和市场监督官员。国王顺势而行，向有钱的市民一资产阶级卖官鬻爵，又开辟一条财源。重商主义政策取得很大成效，自弗里德里希二世即位后26年间普鲁士的税收从300万塔勒增加到1100万塔勒，土地收入从300万塔勒增加到600万塔勒，而到1786年他去世时国库里竟有5100万塔勒的储存，相当于两年半的国家预算收入。可惜的是弗里德里希二世的重商主义政策主要给普鲁士带来巨大的财源，而没有直接把国家导向现代国家和现代经济之路，巨额的财富没有直接转化成资本，而是大部分用于军队建设。弗里德里希大王执政十年后军队人数就从父王时期的8.3万扩充到近20万，军费开支每年达1300万塔勒左右，占全部国家收入的4/5。普鲁士的士兵人数在居民人数中比例较高，平均每32个居民中就有1个士兵（即32 : 1），而奥地利为64 : 1，俄国为91 : 1，法国为140 : 1。而重商主义政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是通过曲折的道路展开的，即重商主义政策影响产业结构，新产业的成员们渐渐形成自己的诉求，这些诉求再通过各种途径影响到统治者的政策。神圣罗马帝国后期欧洲先进地区正在撑开中世纪的茧壳，踏上组建新体制的艰难历程。德意志人作为中世纪欧洲的执牛耳者，理应在这一征程中充当领头羊，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导致德意志落后了。

（三十七）英国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建立新制度，展开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法国也正在酝酿如火如荼的大革命，这两个国家在实施制度创新的同时还为各国提供新理念和新思想。对德意志人来说缺少的不是理论本身，而是思维的动力和方向。果然在别国启蒙思想家的触动下德意志兰也兴起启蒙运动和狂飙突进运动，为进一步的休制创新积累着精神能量。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加快德国变革的进程，同时也使它陷入两难境地。从近代化的进程来看法国的今天是德国的明天，德意志人应该更好地同法国人合作，加快体制改革的步伐。然而从民族独立和民族自尊的角度来看昔日曾经处于领先地位的德意志人不仅必须奉法国人为师，而且当拿破仑开始对外扩张时还必须奉法国人为主，这是德意志血性人士所难以接受的，于是德意志各邦国在加快改革步伐的同时也伺机开展反法民族解放运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影响，思想启蒙运动的激荡，国际变革潮流的推动，所有这些因素都在推动着德意志各邦国实行程度不等的改革。从普鲁士几代君主的励精图治，到奥地利的特蕾西亚一约瑟夫二世改革，再到莱茵河流域中小邦国的变革，变化的步子虽远远谈不上飞跃，但总在缓慢地跟着时代的步伐。德意志诸邦或多或少地都有自我变革的顿向，在它们的发展历史中君主因为激烈反对变革、一味推行反动措施、最后被革命力量推上断头台的事似乎还没有发生过。德意志民族之所以能够实现缓进的自我变革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神圣罗马帝国尽管在早期曾经领欧洲风气之先，但在后期已经落后于英法等先进国家，德意志诸邦成了后发国家。后发国家固然失去名誉上的光彩，但在发展道路上却有了前车之鉴，能够吸取先发国家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较为主动地把握前进的方向；德意志民族比起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罗马化的法兰西民族时较多地保留古代日耳曼人的传统，古代日耳曼人的部落酋长制被后人概括为“领袖产生于民众之中，又扎根于民众”的原则，已经成为一种美好的历史记忆。基督教化的过程中具有神力的酋长形象虽被上帝神授的君主形象所取代，然而为了更好地维护统治秩序，各邦君主都程度不同地摆出好家长、开明君主的姿态，做出亲民、倾听民众呼声的各种举动，以加固民众共同体的理念。不少民众认为在其他国家需要通过革命才能获得的成果，他们已经提前在享用了；

（三十八）德意志民族不统一，邦国林立，这一状况在带来大量负面影响的前提下也使各邦君主产生较为强烈的竞争意识。他们为了增强本邦的实力，扩大邦国的影响，纷纷做出各种吸引人才的举动。他们一方面模仿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拨出巨资建造豪华宫殿，以显示邦国的经济实力和邦君的审美情趣，形成目前德国境内宫殿遗址遍地开花的局面。另一方面则广泛延聘名士，听取名士们的各种建议，既给自己增添礼贤下士的形象，又能实际听到各种良言美策。这些作客邦君的知识分子确实给各邦君主提出了不少改革的理念和设想，推动各邦实行改革措施。 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法国大革命正式爆发，革命呈上升路线发展，先后经历大资产阶级专政、温和共和派专政和雅各宾专政，最后于1799年建立拿破仑·波拿巴的军事独裁统治。德意志诸邦的改革措施在法国大革命的对比和冲击下显得黯然失色，对德意志民族来说法国大革命的意义和影响是多重的。从政治现代化的角度看法国以大革命的形式走在德国的前头，而且较为彻底的革命内容使善于走缓进路线的德意志人相形见绌。因此法国大革命受到德意志知识界的普遍赞誉，绝大部分杰出人士欢迎法国人民的壮举，在欢呼法国革命的同时不少人产生变革自身社会的紧迫感。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法国大革命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极端行为，尤其是把国王送上断头台的行动不仅使德意志各邦君主同病相怜、心怀恐惧，推动温和的改革派分子亦逐渐转入反对的行列。他们难以接受法国大革命的那种方式，期待人类社会顺乎自然，发生循序渐进的变化。当时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妻子是奥地利君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二世的妹妹，当法王夫妇的生命受到威胁时奥地利乃至其他德意志各邦君主的仇法情绪日益上升。另外从民族利益和大国争霸的角度看法兰西民族的崛起激起处于四分五裂状态的德意志民族追求统一的紧迫感，当拿破仑势力越出国境、横扫整个欧洲大陆时德意志民族更是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要求统一几乎成了整个民族的呼声，基于这些原因时德国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人物在不同的时段对法国大革命作出不同的反应。 

（三十九）在邻近法国的莱茵地区中人们随即展开激烈的反封建斗争，1789年秋特利尔、关因茨，亚琛、萨尔布吕肯、普法尔茨等地相继发生民众拒绝服徭役和缴纳租税的斗争，个别地方还发生暴动。斗争迅速由西向东，向全德蔓延。翌年春萨克森爆发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其他地方的农民也纷纷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城市中的手工业帮工不断骚动，罢工示威时常出现。1793年初西里西亚的城市发生织工暴动，得到农民和帮工的支持。1793年纽伦堡、1794年斯图加特和德累斯顿都发生大规模的罢工和示威，1794-1795年汉堡爆发裁缝工人起义。民主与自由派人士也投入斗争，大学生种植自由树，视法国大革命为自由新世纪的破晓。市民阶层呼吁废除教士和贵族的封建特权，要求参与政权。一些奥地利雅各宾党人甚至打算组建政治组织，号召全德协同起义，响应法国革命，推翻德意志的封建割据统治。在全德民众广泛开展斗争的基础上莱茵地区甚至诞生德意志土地上第一个共和国，1793年2月自由和平等之友社在那里主持莱茵-德意志国民代表大会选举，通过全民投票选出130名议员，其中一半以上为农民。3月国民代表大会在美因茨开会，宣布成立美因茨共和国。之后大会委派一个三人代表团访问法国，向巴黎国民公会宣告：美因茨共和国与德意志帝国和皇帝断绝关系，加入法兰西共和国，废除贵族和僧侣的封建特权。然而该共和国的星火未能在全国燎原，自身也在三个月后被邦君势力推翻。在德意志邦君中则有不少人对法国革命持保留态度，他们欢迎法国流亡贵族的到来，让他们在科布伦茨附近定居。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和奥地利君主利奥波德二世立即捐弃前嫌，于1790年夏缔结《赖兴巴赫协定》，为日后对抗法国扫除障碍。随着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两人的反法态度也日益明朗。1791年7月在路易十六的出逃计划败露后利奥波德二世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名义向欧洲各王室发出通告，要求共同对巴黎施加压力，逼革命的法国让步，保护法王。7月25日普奥双方在维也纳签署协定，决定对法国革命采取共同行动。翌年2月7日双方签订《友好防御条约》，正式结成反法的军事同盟。

（四十）然，就在条约缔结后不到一个月，3月1日利奥波德二世突然去世，其长子即位，是为弗兰茨二世。新皇帝生性贪玩，懒于朝政，然而面临着内忧外患时新皇帝也只能勉强上阵，去维护日暮西山的帝国。这时法国政局也发生变化，吉伦特派取代原政府上台执政。吉伦特派主张通过成功的对外战争迫使欧洲各国承认法国大革命的成果，因而不顾主和派的反对，于4月20日断然向奥地利宣战。根据普奥双方军串同盟条约的规定，一日一方遭到法国的进攻，两国必须各派出两万名士兵提供互相援助。8月10日法国真正推翻君主制度，干涉军以巴黎为目标，攻入法国境内，直逼巴黎东北一百多公里的小镇瓦尔密。这时交战双方的士气和战术是有差别的，从法国方面来说制度变革所带来的革命热情使不少青年踊跃参军，军官们也充满看进取精神，经常采用新的战略和战术。而从德方来说兵员主要来自雇佣军，这种士兵纪律性差，缺乏责任心，他们打仗是同经济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同时统帅们顾惜到雇佣兵的昂贵装备，在战略战术上比较保守，习惯于阵地战和要塞战，常采用线性战术。更主要的是普鲁士和奥地利双方各怀杂念，彼此关心的是借机来壮大自己、削弱对方。最终干涉军惨败，被迫于9月底撤回德意志。法军乘胜进军，于年底占领美因茨、布鲁塞尔和亚琛等大片西部地区，不久这些地区通过公民投票，宣布并入法国。奥地利继续致力于对法战争，在弗兰茨二世的催促下位于雷根斯堡的帝国议会于3月22日作出决议，宣布神圣罗马帝国对法国宣战，由此就把普鲁士、奥地利以外的其他德意志邦国也带入战争。这时英国和法国关系已经破裂，法国已经向英国宣战。从3月到8月英国先后同俄国、撒丁王国、西班牙、那不勒斯和葡萄牙签订协定，共同干涉法国革命，奥地利和普鲁士也加入其间，这样就形成第一次反法联盟。1793年春反法联军发起进攻，此时法国内部党派斗争激烈，反革命势力猖獗，少数军宫叛变。反法联军进展迅速，先后收复亚琛、占据比利时、包围美因茨、占领法国与德国边界的要塞，甚至进入法国境内，存在仅四个月的美因茨共和国被迫投降。

（四十一）法国紧急行动，革命势力恢复自身的活力，罗伯斯庇尔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组织人民抵抗。法军又开始连续取得胜利，到1793年收复国士。之后又一次越出国境，1794年夏把奥地利赶出南尼德兰，10月进入科隆和波恩，接着进入科布伦茨和克累弗，对这些莱茵河左岸地区实施20年的统治。普鲁士再次退出联盟，在同法国秘密谈判后于1795年4月单独议和，普鲁士听任法国驻留莱茵河左岸，得到的补偿是由它控制整个北德意志。普鲁士在西部腾出手后立即东向扩展，同年10月俄、普、奥三方缔结《圣彼得堡条约》，第三次瓜分波兰，在这次瓜分中俄国吞并库尔兰、西白俄罗斯和立陶宛、沃利尼亚的其余部分；奥地利吞并西加利西亚；普鲁士吞并包括华沙在内的马佐夫舍地区（位于东普鲁士以东和以南），至此有800年立国历史的波兰灭亡。奥地利继续对法作战，并于1795年9月同英、俄两国结成反对法国的三国同盟，但它的噩运很快来临。1796年2月法国青年将领拿破仑被任命为进攻意大利的统帅，他利用法军高昂的士气，施展自身的指挥才能，半年里四次重创类军，夺取大片奥地利控制区域，并严重摧折奥军的战斗力。奥地利被迫与法国签订和约（1797年10月18日），同意放弃它所属的尼德兰和直到阿迪本河为止的意大利，同意割让莱茵河左岸地区，第一次反法联盟被粉碎。形势很快发生变化，随着拿破仑率军南下，渡过地中海向中东地区伸手，在中东地区有巨大利益的英国、作为马耳他骑士团保护人的俄国以及奥斯曼帝国都对法国极其不满。奥地利迅速同它们联合，组建起第二次反法联盟，但普鲁士保持中立。1799年春35万联军向法军发起攻击，连连得手。3月奥军在奥斯特拉赫打了胜仗，6月直逼阿尔萨斯。8月俄军在意大利北部击败法军，将之赶出意大利。接着俄英军队在荷兰登陆，反法联军从意大利、瑞士、莱茵和荷兰四个方向进逼法国。然而第二次反法联盟比第一次分裂得更快，奥地利独吞意大利的野心引起沙俄的恼怒，沙皇宣布退出联盟，召回全部俄军。恰在这时震惊于国内危急形势的拿破仑从北非回国，于11月9日发动政变，成立执政府，并立即挥戈北意大利。1800年6月法奥军队在北意的马伦戈交战，奥军大败，法军取得决定性的胜利。12月法军又在巴伐利亚的霍亨林登战役重创奥军，奥军从此一蹶不振。1801年2月9日法奥双方签订《吕内维尔和约》，根据和约规定时神圣罗马帝国被迫放弃莱茵河左岸地区，放弃比利时和列日，莱茵河就此成为德国与法国之间的边界；原属德意志诸邦的1150平方英里的领士和近400万居民划归法国所有；奥地利在1797年获得的前威尼斯领地的一部分也被剥夺。

（四十二）莱茵河左岸地区的丧失使部分德意志诸侯的领地遭到损失，为了对他们作出适当的补偿，需要对邦国领土和帝国宪法作出调整。拿破仑绕过位于雷根斯堡的德意志帝国议会，在同一个城市召开全帝国代表会议，对德意志帝国动了一次手术。在法国的支配下会议于1803年2月25日通过一个名为《全帝国代表会总决议》的文件，对一些事项作出规定，决议以小邦并入大邦的方式废除112个诸侯领地，约有300万人因此改变邦国国籍；所有的教会诸侯都被废除，实行教产还俗，只有与会的两个成员例外，即德意志骑士团团长和美因兹选帝侯，该选帝侯继续以大主教选帝侯与总主教的身份驻节于雷根斯堡；大部分帝国城市归并给诸侯所有，仅保留六个城市继续为帝国直属城市，它们是汉堡、不来梅、吕贝克、奥格斯堡、法兰克福和纽伦堡。由于科隆选帝侯和特利尔选帝侯是教会诸侯，这次被废除，同时有四个邦国上升为选帝侯邦（符腾堡、巴登、黑森一巴塞尔和萨尔茨堡），因此选侯总数反而增加两名。经过这次调整后天主教会的势力受到一定的打击，十名选帝侯中新教徒占了六名，帝国诸侯中天主教徒与新教徒的比例为29：52。在教产还俗的过程中封建势力受到较大打击，许多农民成了独立的自耕农。但同时文化领域也遭受到一定的损失，不少高等学校和文化设施被取消，一些具有数百年历史的纪念碑和见证物被拆除，甚至一些珍贵的艺术品和书籍也遭到损段。巴伐利亚、符腾堡、巴登等邦国扩大领土，并摆脱对哈布斯堡王朝的从属关系，在法国的算盘中它们是对抗普鲁士、奥地利两邦的有力武器。在德意志邦国实施调整的同时英国和法国矛盾又趋尖锐，由于法国占领英国的君合国汉诺威，英国开始组建第三次反法联盟，成员包括俄国、瑞典和那不勒斯、奥地利加盟，普鲁士仍守中立。但法国方面已不再孤立，除西班牙外巴伐利亚、巴登和符腾堡也站在它的一边，德意志人为了法国的利益而自相杀伐。1804年12月2日拿破仑在巴黎圣母院加冕称帝，之后他先发制人，首先集中力量打击奥地利。1805年10月法军在乌尔姆消灭奥军三个军团，之后继续向维也纳挺进，于11月开进这座名城。法军向北追击俄奥联军，进入摩拉维亚，于12月2日展开著名的奥斯特利茨战役，拿破仑取得辉煌胜利。几天后奥地利被迫请求停战，并于12月26日签订条件非常苛刻的《普雷斯堡和约》。根据和约时奥地利放弃全部意大利领土，把蒂罗尔和福拉尔贝格割让给巴伐利亚，其他南德领地割让给巴登和符腾堡。

（四十三）奥地利总共割让出1140平方英里、80万居民的地区，由此丧失1/6的臣民和1/7的国家收入，哈布斯堡王朝在德意志的优势地位即下降。此外它还必须承认巴伐利亚和符腾堡升格为王国，巴登为大公国。拿破仑打败第三次反法联盟后立即筹划组建独立于奥地利和普鲁士的第三德意志，以进一步摧折神圣罗马帝国。当时奥地利、普鲁士以外的中小邦国都力图摆脱顶着皇帝冠冕的奥地利的控制，并趁机扩大自己的领土，这种心态被拿破仑及时抓住。1806年7月12日和16日在拿破仑策动下巴伐利亚国王、符腾堡国王、巴登大公、黑森·达姆施塔特大公以及拿骚的几位公爵、列支敦士登侯爵等16个德意志邦国的代表在巴黎签署《莱茵联邦议定书》，正式宣布：自1806年8月1日起放弃德意志帝国的爵位，脱离帝国，组成莱茵联邦，设两院制的议会于法兰克福。根据规定时莱茵联邦和法国之间组成攻守同盟，只要欧洲大陆上发生战争，成员国的军事力量就要供拿破仑支配。可见在拿破仑眼中第三德意志不仅是拆散德意志帝国的有效工具，也能构成应对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有力拱卫，至此神圣罗马帝国已经彻底失去存在的基础。早在1804年夏拿破仑就在巴黎召见奥地利的全权代表，要求弗兰茨二世自动摘下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冠，弗兰茨二世立即召集亲信商议，决定以放弃德意志的一致性来保全哈布斯堡王朝的利益，并防止拿破仑在德意志称帝。8月10日弗兰茨二世正式向大臣和大议会宣布组建奥地利帝国，由自己担任皇帝，称弗兰茨一世。他在公告中表示：“为了我们和我们的皇位继承人，为了我们独立的王国和各邦的完整，我要以我们家族的名义，最郑重地接过奥地利世袭皇帝的皇冠，我同时规定我们所有王国、各诸侯国和各省应继续照旧保留自已一直沿用的封衔、宪法和特权不变。”奥地利帝国的统治范围包括奥地利、匈牙利、上西里西亚和波希米亚等地。1806年8月1日是《莱茵联邦议定书》生效的日子，就在这一天拿破仑发出通知，表示他不再承认德意志帝国。8月6日奥皇发表宣言，宣布神圣罗马皇帝的称号已不复存在，一切帝国议会等级代表的义务也已解除，他本人仅仅保留奥地利皇帝的头衔，这样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寿终正寝。

（四十四）拿破仑摧垮奥地利以后便集中力量对付普鲁士，当时普鲁士几乎没有什么优势，1806年10月10日其前锋部队在萨尔战场被法军打败。14日两军在耶拿和奥尔斯塔特交锋，法军全歼普军，并乘胜占领普鲁士的大部分领土，普鲁士国王及政府逃往梅梅尔。27日拿破仑亲自率军进入柏林，并通过具有象征意义的勃兰登堡门。法军继续向东推进，年底进入普鲁士东部，普军在俄军支持下艰准地继续抵抗，但终难挽回败局。1807年6月俄国沙皇与拿破仑在涅曼河上的木筏里亲自会唔，沙皇以普鲁士的利益为代价向拿破仑作了大的退让。7月7日两国签订《提尔西特和约》，两天后普鲁士国王也在和约上签字。《提尔西特和约》除了规定俄国有权夺取原属瑞典的芬兰外，要内容是对普鲁士的惩罚，其中规定：剥夺普鲁士在波兰夺得的全部领地，在这些领地上组成华沙公国，由萨克森国王管理（实际归法国统治）；普鲁士易北河左岸的全部领土划归新成立的威斯特伐利亚王国，国王由拿破仑的弟弟热罗姆担任；普鲁士军队从14万人裁减到4.2万人，如果法国与奥地利重开战事，普鲁士必须提供其中的1.6万人供法国使用。《提尔西特和约》使普鲁士失去一半以上的领地，国土支离破碎，人口也从1000万骤降到450万。其后续签署的补充条款还规定普鲁士向法国赔偿1.545亿法郎，在付清前由15万法军驻扎在普鲁士，占领费用由普鲁士支付。和约严重摧折普鲁士的实力，把它降到小国的地位。1807年《提尔西特和约》的签订使德意志民族的地位降到历史的最低点，奥地利和普鲁士两个最有实力的德意志邦国遭到严惩，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冠落地，大部分德意志领地被拿破仑占据和控制。拿破仑对德意志的统治，对德意志民族来说影响是双重的。从现代化的角度看拿破仑统治德意志期间按照法国的模式在控制区内实施强有力的改革，较为彻底地扫除原先阻碍社会发展的各种封建制度，推动德意志民族赶上改革的步伐。然而从民族意识和大国争霸的角度看法兰西民族的崛起乃至对德意志民族的侵占，极大地伤害德意志人的民族情感，推动他们起而反抗。拿破仑对其德意志控制区的改革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革除古老的典章制度，推行《拿破仑法典》。拿破仑十分强调法治，他在给胞弟、威斯特伐利亚王国热罗姆的信中告诫道：“德意志的各邦人民像法兰西、意大利、西班牙等国人民一样也需要平等和自由的思想，我确信特权阶级耀武扬威到处都是遭人憎恶的，你要做一个立宪的国王。”

（四十五）于是法国大革命的一些积极成果在德意志广为传播，法院与行政机关分离，世袭官职和鬻卖官职消失，王公高官滥用财政遭禁止，国王也列在文官薪俸表上，个人开支同政府开支严格分列；打击教会势力，取消教会特权，打破政教合一的传统观念。在很多地方赶走教会和主教，解散修道院：废除什一税，没收教会财产；取消教会法庭；法律保证信仰自由，天主教徒、新教徒、犹太教徒和不信教者同享公民权。然而诚如上文所述，在不少反对天主教的地方，文化事业遭到一定的伤害；废除封建等级制度。摒弃贵族免于纳税、占据官职、控制军队等特权，建立个人在法律上的平等权利，各种职业和职位向有才能的人开放。同时取消行会法规，宣告人人享有劳动权；废除农奴制，解除农民对地主的封建义务。经过改革后领主丧失对农民的管辖权，农民由领主的臣民变成邦国属下的人民，拥有就业、迁徙、婚姻和诉讼等自由，由此在德意志西部和西南部像在法国一样形成人数众多的拥有小土地的自耕农。然而近千年来德意志人顶着神圣罗马帝国的光环，一直执欧洲之牛耳，成为欧洲的霸主。对于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一部分人热切盼望，发出了“德国？它在哪里？我找不到那块地方”的呐喊。然而更多的人曾经陶醉于邦国林立的现状，热衷于古希腊的城邦制，认为小邦分治优越于庞大国土上实行中央集权制的法国，能够体现开明专制政治的理想。然而在法国军力的冲击下德意志民族不仅光环不再，连自身的领地也被法国占领。法国的扩张和对占领区的专横行为推动德意志的民族意识快速上升，连原先赞同启蒙运动和世界主义的学者也开始倾向浪漫主义，宣扬德意志的民族权利。德意志的浪漫主义在法国扩张行为的冲击下发生转变成为德意志人反对法国人、反对法国革命和反对革命精神的思想武器，之后德意志浪漫主义明显地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浪漫主义，它采取更加极端的形式，更深切执著地控制着德意志的精神生活，追求政治上保守的民族主义。活跃在海德堡的学者成为这股思潮的核心力量，自由与统一成为此后大部分德意志人的主要追求。对法战争的失败使不少明智之士看到加快改革步伐的必要性，照旧维特农奴制非但不能使德意志摆脱拿破仑的统治，而且也无法挽救容克政治的破产。

（四十六）贵族骑士斯泰因告诫：“如果国家要想在迅速改变的世界中保存自己，就必须对封建秩序进行改革。”开明容克哈登贝格则鼓吹将法国革命的思想运用到普鲁士，同时保留传统的君主制度。他在1807年给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的奏折中写道：“陛下！我们必须自上而下地做法国人自下而上地做的事。”当时德意志各邦国都面临改革的重任，然而成为第三德意志的莱茵联盟各邦的改革带有太多的法国色彩，在民族意识上升的背景下难以成为大多数德意志人心中的圣地。最强大的邦国奥地利尽管遭到法国的沉重打击，但拿破仑对奥地利的政策主要是割地赔款，并没有摧级其封建专制统治的基础。加上弗兰茨一世生性软弱耽玩，没有能力保持自特蕾西亚以来不断进行的改革势头，尤其是1809年梅特涅掌握国政以后奥地利的政治倾向日趋保守。而普鲁士虽然1806年以后缩回到易北河以东旧有的领地，但它是德意志诸邦中对法国依附性较少的独立王国，因在德意志爱国者心目中它具有民族主义的道义优势。1797年11月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即位，新王虽然胆小怕事，缺乏决断力和灵活性，但从小受到法治教育，承认应该把臣民看作自由的公民，即位后即清理宫廷，辞退其父的宠臣。尤其是他的妻子路易丝王后（1776一1810）在智力和性格上都强于丈夫，根据近年来德国史学界的研究成果称王后在支持改革方面作出较大的贡献。这样普鲁士就成了全德争取民族自由、变革旧制度的中心，一大批有较高文化素养的民族主义者奔向那里，共商民族独立和国家振兴大计。实际上19世纪初普鲁士的改革正是德意志民族共同创造的业绩，活既在普鲁士土地上的优秀人物不论是思想家费希特、黑格尔，军事改革家格奈森瑙、沙恩霍斯特，还是政治改革家施泰因男爵、哈登贝格，他们都不是普鲁士当地人。在普王夫妇的主持下，1807年9月施泰因男爵（1757-1831）被任命为普鲁士首相。斯泰因出身于拿骚一个有五百年历史的帝国骑士家庭，父亲曾任美因茨选帝侯的枢密大臣。他16岁时入格丁根大学学习法律，在那里受到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影响，倾慕英国的宪政和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思想，潜心研究法国的启蒙思想以及康德和费希特的哲学。

（四十七）此后他在韦茨拉尔帝国法院实习，并往德国各地考察，包括南德的一些宫廷、雷根斯堡的帝国议会和维也纳的宫廷枢密院。以后他又去英国旅行，对英国政治经济体制有了较深刻的了解，这使他比易北河以东那些抱残守缺的容克更能适应新时代的潮流。但同时他又坚决反对法国式的革命激进主义，力主实施改良。在选择就业地点时他没有到当时最强大的邦国奥地利去，而是选择普鲁士。施泰因男爵先是出任威斯特伐利亚矿务局长和高级矿业顾问，后担任整个菜茵一威斯特伐利亚地区的行政长宫。1804年他被任命为普鲁士税务工商大臣，从而进入柏林的政府机关。任职期间他废除邦国内部的关税，并准备建立普鲁士统一的经济区，但由于时间较短、阻力较大导致成效不太明显。在1806年普鲁士遭到惨败时他立了大功，设法保全国库的财产，并将其带往梅梅尔供普鲁士国王使用。在签订《提尔西特和约》期间拿破仑坚决要求普鲁士国王将哈登贝格首相免职，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哈登贝格和拿破仑都要求让施泰因男爵继任，于是施泰因男爵顺利地当上普鲁士首相，并立即开始实施较大规模的改革。施泰因男爵改革的基本思想是把以等级出身为基础的君主专制国家转变成以财产（阶级）为基础的现代立宪国家，实现这个目标的关键是把君主的臣民变成真正的国家公民。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着力于废除人身依附关系，解放农民。1799-1805年间普鲁士曾在王族领地上实施解放农民的改革，但私人领地上的农民基本保持原状。施泰因男爵格外僧恨易北河以东的容克对农民的残酷压榨，谴责那里的贵族宫殿是虎狼之窟，这些虎狼把周围的一切糟蹋殆尽，自已置身于墓穴一样死寂的环境中洋洋自得。施泰因男爵改革措施主要体现在被简称为十月敕令的法令中，其全称为《关于放宽土地占有的条件限制和自由使用地产以及农村居民的人身关系的敕令》因颁布于1807年10月9日故名。法令坚持农民解放和地产自由两项原则，规定废除一切人身隶属关系，取消全部世袭的、非世袭的、契约的依附关系，宣布：“在朕之全部国境内，自1810年圣马丁节（11月11日）起废除一切庄园的农奴制，在1810年圣马丁节之后只有自由人，如朕在各省国有土地上已有的情况那样。”

（四十八）同时解除了土地买卖和流通中的种种封建限制，规定农民有权支配自己的财产，可以离开土地自由选择职业、自由决定婚事等。允许市民和农民购置庄园的地产，也可以自由经营工商业，包括贵族和容克地主，他们可以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地产，也可以迁入城市从事工商业。施泰因男爵推出此项措施的目的是效仿英国模式，建立强大的自耕农阶层，然而由于后续的（哈登贝格的）改革措施不配套，获得人身自由的衣民要么成为没有土地的雇工，要么背上沉重的债务，未能实现原先的理想。为了扶植资本主义工商业，刺激庄园地产的资本化，确保农业改革顺利进行，施泰因男爵又着手实施市政改革。1808年11月19日预布《普鲁士王国各城市法规》，规定：城市有自治权，有财财政、教育和公共事务管理权，国家只保留对城市的最高监督权、司法权和部分警察权；城市的行政中心是市议会，议员由选民无记名投票选出。按规定凡是年收入在150塔勒（大城市为200塔勒）的市民就拥有选举权，这就摒齐封建等级观念，确认以财产和收入决定人的社会地位的资产阶级法则。根据法规要求时1809年4月柏林举行首次选举，15.6万居民中有1.1万人参加选举，选出的102名议员均为有产者（即商人和企业主）。工商业资产阶级开始执掌城市的权力，封建行会在政治上遭到沉重打击，面包业、屠宰业、摊贩等行会甚至被取消。斯泰因原先打算把市政改革的精神推向农村，实行乡村自治，后因被迫离职而未能实现。施泰因男爵改革的第三个方面是国家行政机构改革，普鲁士君主与其他很多德意志邦国君主一样有亲自主政的传统，而普鲁士又是一个领土扩张较快的邦国，因此在国家发展过程中形成领导机构重叠、管辖范围互相交叉的现象。当时政府机构由位于柏林的总执行局统揽，而国王长期住在波茨坦，经常依靠身边的内阁去推行各种指令。内阁拥有相当的权力，但又不是国家行政机构的组成部分。1808年11月24日施泰因男爵发布名为《改善国家最高行政管理机构的规章》的文件，据此取消内阁制度，同时解散总执行局，代之以责任制的大臣。成立内政、财政、外交、军政、司法五个部，分管各领域的国家事务，各由大臣统领。原计划在五个部之上设立一个国务院来作为最高行政机关，既用于防止各个部任意安为，又有权任命各地的行政长官作为中央与地方的桥梁。后由于施泰因男爵被迫离职导致暂时未能实现，但在哈登贝格执政时期成为现实，首相成为国务院的首脑。

（四十九）施泰因男爵还提出过军事改革的设想，要求实行义务兵役制；组织地方武装；改革军官团；废除贵族特权。但因时间仓促，这些设想并未形成法律文件，而是由后人付诸实践。施泰因男爵的改革措施冲击普鲁士容克的特权地位和官僚体制，因而招致容克的激烈反对。特别是当易北河以东的庄园主获悉施泰因男爵准备把改革进一步扩大和深化的时候更是视之为祸害，他们狂呼斯泰因比拿破仑更严重地损害了普鲁士国家，叫嚷宁要三次耶拿战役，不要一个十月敕令。他们终于找到复仇机会，原来施泰因男爵对拿破仑久久不肯从普鲁士撤军很反感，他在出任首相前夕写下《拿骚备忘录》，慷慨激昂地号召人民团结一致，恢复对祖国、对独立和民族荣誉的感情，掌权后便把迫使法军从普鲁士撤走、摆脱拿破仑制约作为外交活动的中心。1808年上半年西班牙人民举行反法民族起义，施泰因男爵大为振奋。当时赛因-维特根斯泰因侯爵打算寻求英国的帮助，在西北德举行反法起义，施泰因男爵在一封致侯爵的私人信件中期望全德支持正在酝酿中的奥地利反法战争，并主张在北德做好起义的准备。不料反对改革的容克设置圈套，使这封信落入法国人手中。拿破仑勃然大怒，一方面加重对普鲁士的处罚，另一方面则于1808年12月16日从马德里的行辕下了一道手谕，通令缉捕斯泰因。该手谕说：“那个试图在德意志制造不安的名叫斯泰因的人被宣布为法兰西和莱茵联邦的敌人，该斯泰因的财产不论在法兰西，抑或在莱茵联邦各国，全部予以没收。该斯泰因不论在何处，只要我们的或我们友军的部队力所能及，应加以逮捕。”普鲁士宫廷乃至全德为之震动。此前施泰因男爵见势不妙，先行向普王提出辞职，11月24日获准后即逃往国外。他先到哈布斯堡王朝控制下的布隆（位于捷克地区），两年后迁往布拉格。1812年春随着俄法矛盾尖锐，他受邀到沙皇宫廷担任外交政策顾问。1813-1815年他同其他爱国者一起共同组建德意志事务委员会，致力于德意志的解放事业和建立德意志民族国家。施泰因男爵离职后由于普鲁士宫廷顾忌拿破仑的干预，还不敢让哈登贝格继任，而是选择多纳-阿尔腾斯泰因担任首相。然而该首相庸碌无能，使普鲁士的局势日渐混乱，政府已无法维持。这一局面连拿破仑也难以忍受，于是普鲁士国王于1810年10月27日任命哈登贝格担任首相。

（五十）哈登贝格圆滑世故、追逐功名、刚愎自用，平时喜爱寻欢作乐。在改革方式上哈登贝格反对农奴制，要求变革现状，但倾向于采用开明专制主义的统治形式，尽量使改革措施照顾到容克贵族的利益，在普鲁士的土地上也许他的主张更能得到推行。1807年9月他曾经写过一份《里加备忘录》，集中反映他的改革理念。他认为在对国家进行必要的根本治疗时关键在于真正领悟时代的精神，进行一次善意的革命，在政府中实行民主的原则，但不能把政治权利交给民众，而是在维护并加强政府权威的前提下在资产阶级生活中、在经济方面运用自由和平等的原则。他拥护法国革命，却拒绝法国的变革方式，那种由于政府的明智，而不是由于内部或外部的暴力冲击所致的革命就是普鲁士的目的，普鲁士的基本原则。尽管如此但哈登贝格仍然不失为普鲁士杰出的改革家，在1810-1822年担任首相期间继续施泰因男爵的未竟之业，在三个方面推出各项改革措施，最主要的改革还是集中在农业方面。1811年9月14日普鲁士国王颁布《关于调整地主和农民之间关系的敕令》，简称调整敕令。其总的精神是规定农民可以把正在使用的土地转为己有，途径是向庄园主赎买义务。一旦赎买行为成立，附着在这些产业上的一切义务和权利即行解除。敕令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涉及尚未具有所有权的世袭农民地产，第4条规定无论领有教会领地、国有上地、或私人庄园的任何世袭田庄或地产的一切现有业主均可称为完全农民、半农民、茅舍农或小农或其他的地方性名称，他们在按照下列规定向庄园主赎买义务后均可将其田庄转为自身财产。第10条规定当依附农将全部地产的1/3割让给主人，那么庄园主应该满足于此，应放弃对于世袭农民的田庄所有权。如农民的保留地太小，割让后的剩余土地不足以维持生活，则可保留全部土地，而支付相当于常年地租25倍的货币。第12条规定虽然一般情况下赎买必须交出包括田地、边地、草地、畜牧场、小树林的全部地产的1/3，但是当事人双方也可以自由达成协议，以现金或以实物租、货币租进行偿付；第二部分涉及非世袭的农民地产，第35条规定属于这一等级的田庄有以租税、租金和劳役为条件，庄园主将此田产不定期地（或者在一定年限内，或者以农民的一生）出让给农民使用的田庄，此类农民亦可将他们的田庄转为自身财产，为此第37条规定庄园主有权将此类田庄的田地、边地、草地、畜牧场和小树林的一半并入自己的庄园。

（五十一）敕令还规定关于劳役和其他义务的赎买和调整，以两年为期，采取协商的办法解决。然而开始时该救令实施得不太顺利，民族解放战争期间没有更多的精力去实施改革。维也纳会议后封建势力抬头，容克地主抵制改革的进行，并趁机侵占在战争中阵亡的农民的田地，孤儿寡妇被逐出家园。但哈登贝格发挥其柔中带刚的特性，既坚持改革的大方向，同时又对具体措施作出修正，使之更加符合容克的利益。1816年5月29日普鲁士公布一项《王家宜言》，对1811年的调整敕令作出修正，对可以赎买封建义务的农民的范围作了限制，包括至少拥有能用于耕作的牛马以及所拥有的土地是在1763年（该年普王下令严禁地主驱逐农民）前就已经登记入册的（标准年代在各省不一致，一股指50-60年前就已存在的农民田庄），如此一来有权赎买封建义务的农户数量就大为减少。以上两项法令连同1821年的《义务解除法》和《公有地分割法》构成哈登贝格的农业立法，它的实施交由一个1817年成立的总委员会负责处理。这种普鲁士式道路的农业资本主义化历时数十年，直到19世纪40年代末才基本完成。这方面的改革为农业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创造比较有利的条件，从1816年到1848年普鲁士有35万农户赎回封建义务，变成自己份地的所有者，地主在农民赎买的过程中得到约150万摩根的土地和1850万塔勒的现金。赎买封建义务而成为小生产者的农民急剧分化，少数上升为富农，大多数破产变成雇佣劳动者。同时地主则利用攫取来的大量土地和赎金，逐渐将其庄园改为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当时其他德意志各邦也先后实施农奴制改革，巴伐利亚在1808年、拿骚在1812年、符腾堡在1817年、黑森一达姆施塔特和巴登在1820年、库尔格辛在1821年都宣布废除农奴制。第二方面的改革内容集中在财政和工业领域，1810年10月27日颁布的《财政敕令》成了工商业和经济改革的纲领性文件。该敕令的要点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按平等的原则对国家的税收制度作一次全面的改革。具体方法是建造新的纳税人登记册，并按此确定主要的税款。敕令指出这样做并非为了增加税收，而是要按照普遍纳税的原则进行平等、适当地分配税额，取消免税特权；

（五十二）第二是实行营业自由。废除中世纪王侯拥有的限制工商业的禁令特许权和强制特许权，取消束缚工商业经营的桎梏。废止以前实行的工业税，简化关税。根据《财政救令》的精神，1810年10月28日以后陆续颁布四个《工业税敕令》，这些法令成为新经济法规的基出为企业主提供自由经营的平台。这些法规的要点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实行普遍的工业税。无论在城市或农村，从事或准备从事商业、工业和手工业者均有义务置办营业执照并照章纳税。这样一来复杂而混乱的不合理税收变成一种现代税收制度，而且在所得税中开始实行累进税，试图保护低收入者。然而贵族的免税特权直到1861年才得以废除，而且还给予一定的补偿；第二是赋予完全的营业自由，取消束缚经营的桎桔。此举有利于工业新发明和新的生产方法的推广使用，有利于安置大批劳动力，增加国家税收，它构成普鲁士经济高涨和工业化的前提。第三是取消一切行会的强制。规定每个成员可以自由退出所属行会，每个行会可以经多数成员的表决而解散，实行完全的经营自由。在施泰因男爵改革时期《城市法规》已经在政治上打击封建行会，现在哈登贝格的工业立法又剥夺行会的经济权力，事实上取消行会，自由竞争开始在普鲁士工商业中占据主导地位。军事和教有改革亦是19世纪初普鲁士整体改革的组成部分，这两个领域的改革同其他领域的改革连成一气、彼此激励，在普鲁士王国这个舞台上演出精彩的一幕。军事改革的领导者是沙恩霍斯特（1755~1813），他同样不是普鲁士人，出生在下萨克森的博尔登瑙一个农民兼兵士的家庭。青年时代曾跟从优秀的军事理论家绍姆堡伯爵，先在军事学校学习，后在其部队里服役。1783年（28岁）起他在汉诺威军队中服役，参加第一次反法联盟战争他就受到启蒙运动的影响，认识到人民军队比雇佣军队优越。通过反法战争中的亲身观察，更加体会到法国革命对军事改革的影响力。他确信德意志各邦国只有彻底改革军队体制，在民众中开展军事教育。才能战胜法国的国民军。1797年他发表《论革命战争中法军取胜的一般原因》一文，由此成为闻名的军事作家。他通过分析美军在独立战争中获胜的原因，深切理解到军队法规与国家整体情况之间的关系。1801年起他进入普鲁士军队供职，授中校衔，并担任柏林军事学院院长。1806年参加反法联盟战争，在参谋部供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