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上军校，摘掉义眼看书，苏联导师很敬佩，称其“老学究”
作者：小橘子
看了标题，相信不少朋友会觉得不可思议，怎么能摘掉眼球看书？其实，刘伯承元帅青年时代就是川军名将，在反袁战争中不幸右眼受伤，在一个德国军医开办的眼科医院，没有使用麻醉剂的情况下，右眼承受30多刀都没有叫一声痛，连冷酷无情的德国军医也赞叹刘伯承是军神，后来刘伯承右眼球还是摘除，换上了义眼，本文所说的就是这颗义眼，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受此重创后，刘伯承越发思考一个问题：自己披肝沥胆的奋战究竟为什么？为老百姓？还是为这些军阀？由此开始寻找人生出路，在这个关键时刻刘伯承接触到马克思主义，豁然开朗，终于走上革命之路。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刘伯承担任起义参谋长，实际是参与军事筹划的角色，因为举行几万人的兵暴是极其危险而复杂的事。在此之前，周公、贺龙、朱德、叶挺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唯有刘伯承成功策划过泸州兵暴，有这方面的经验，因此周恩来特意请他担任参谋长，起到重要作用。
起义之后，起义部队执行南下广州发动“中心城市暴动”的苏式路线，起义最终失败，为了保存火种，积蓄力量，组织派刘伯承林伯渠等十几个骨干成员到苏联留学，刘伯承被派往世界著名的伏龙芝军校深造。
此时刘伯承已经35岁了，按旧中国“人过三十不学艺”的惯例，早就不适合再学什么了。可是刘伯承不信这些古话，他将自己当作一个小学生，十分珍惜宝贵的学习机会。
对于外国留学生，第一道门槛就是语言，必须先掌握俄语才能顺利完成学业，旧中国没有普通话，刘伯承一嘴四川调，连国语都说不好，学习满是“卷舌音”的俄语，难度可想而知。为了正确发卷舌音，刘伯承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嘴里含上一口水，秃噜着舌头说话，结果经常被呛得剧烈咳嗽。为了掌握大量俄文词汇，刘伯承整天随身背着一本厚厚的俄文字典，走到哪里都翻看掌握俄文词汇，厚厚的字典很快就磨得散了架，就是这样，刘伯承终于能用俄语和苏联教官交流，能翻阅俄文书籍了。
苏联大文豪高尔基有个形容自己酷爱学习的名言，“我像饥饿的人扑向面包一样扑向书籍”，这句话也非常适用刘伯承，刘伯承除了课堂，剩下时间大多都在图书馆，翻阅大量西方军事图书，由于看书需要专注文字，眼球在眼眶里不停转动，结果那颗义眼磨得右眼眶疼痛，刘伯承不得不经常摘掉义眼，用一只眼看书。结果，仅存的左眼也因为用眼过度，视力下降，不得不戴上眼镜（到了晚年竟几乎失明。）
刘伯承的刻苦精神给苏联导师留下深刻印象，很是敬佩，给他起了一个俄文名字“阿法纳西耶夫”，意思就是“老学究”，大概就是指刘伯承戴着一副眼镜，什么业余爱好也没有，只好看书，活像一个老学究的模样。
刘伯承从浩如烟海的西方近现代军事知识中，看到东西方巨大差距，中国军事科技长期只停留在宏括的兵法思想方面，大量具体扎实的基础科学理论却并没有，因此中国军队像个“倒金字塔”，只能依靠一些诸如诸葛亮这样的千古名帅才能打胜仗，而西方则在所有军事领域都制定了翔实的科学理论和细致的技术规范，因此西方的军队像“正金字塔”，底座坚实有力，优秀统帅当然能打胜仗，就是平庸的统帅，也能应对大多数的挑战。就是因为这是一支科学训练、科学指导下的军队。
刘伯承意识到必须将先进而系统化的西方军事理论尽快被中国军人所掌握，才是中国军队实现现代化、正规化的不二法门。为此，首先就需要有人将这些知识翻译成中文。他就心甘情愿的从事这个枯燥乏味的工作。
他翻译的《苏军步兵战斗条令》一书，迅速被我军指定当作治军练兵的教科书，红军大学和后来的抗日军政大学，也都把它当做首选学习教材。
刚才我们说了，西方许多军事术语，在中国传统军事体系中都没有相应的术语，因此不少西方术语，还是刘伯承第一个首创出中文词汇。
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游击战”这个名词了。
因为游击战是我党我军的致胜法宝，许多读者朋友大概会想当然以为，这就是千古流传下来的地道“国文”，其实错了，游击战的战术尽管自古都有，但是一直没有具体的术语，这个词汇就是刘伯承首创的。
游击战在西方军事术语词源是拉丁语，竟然有“黑猩猩战”的原意。大概是以此形象说明，游击战就是不按套路的灵活打法，像对付一只灵巧的黑猩猩，你根本猜不透他的意图，它却能随时给你一个突然袭击，生动概括了游击战的基本特征。
由于中文自古没有对此概括的术语，刘伯承就翻阅古文，想到《史记》中记载的“李广善游击”，这大概是最接近此意的国文词汇了，于是刘伯承就将“黑猩猩战”正式翻译为“游击战”。
主席是游击战大师，在没有接触刘伯承翻译著作时，主席尽管非常精通此道，但也没有用一个精准的词汇概括这种战法，只有那尽人皆知的“十六字口诀”，正是有了刘伯承的译文，我军确定了这一术语。
还有读者朋友经常看到的术语，也是刘伯承首次提到的，那就是实现我军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这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我军的一个发展方向。刘伯承元帅在建国后，主要在军事教育领域，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这和他的学习精神和学术造诣密不可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