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0《毛泽东文集》第六卷 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 祝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重大胜利
目录
第六卷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九五五年十二月）
37、关于“三反”、“五反”
38、给西北各族人民抗美援朝代表会议的复电
39、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
40、关于试办集体农庄的意见
41、军委关于部队集体转业的命令
42、有关西藏的重要问题由中央处理
43、干部子弟学校应逐步废除
44、给黄炎培的信
45、必须切实解决农民负担过重问题
46、祝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重大胜利
47、加强防备，粉碎国民党军对福建沿海的进攻
48、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
49、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
50、解决区乡工作中的“五多”问题
51、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
52、坚决制止滥发统计报表
53、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
54、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
55、接见西藏国庆观礼团、参观团代表的谈话
56、革命的转变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57、宪法起草工作计划
37、关于“三反”、“五反”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一九五二年五月)
一
反贪污、反浪费一事，实是全党一件大事，我们已告诉你们严重地注意此事。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1]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务请你们加以注意。[2]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二
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3]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三
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4]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八日)
四
军事系统各部门，特别是后勤部门，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情况极为严重。很多党员，甚至负责干部，沉埋于事务工作，政治思想极不发展，党内生活极不健全，因此许多人陷入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泥坑，许多人本位主义极为浓厚，只顾小局，不顾大局。这种情况，必须改变。必须在整个军事系统，特别着重在后勤部门，展开整党整风，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严重斗争，并号召一切指战员参加这个斗争。[5]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一日)
五
一定要使一切与公家发生关系而有贪污、行贿、偷税、盗窃等犯法行为的私人工商业者，坦白或检举其一切犯法行为，特别注意在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武汉、重庆、沈阳及各省省城用大力发动这一斗争，借此给资产阶级三年以来在此问题上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以一个坚决的反攻，给以重大的打击，争取在两个月至三个月内基本上完成此项任务。请各级党委对于此事进行严密的部署，将此项斗争当作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看待。此种部署应当是内部(各机关、学校、部队和公营企业)和外部(私人工商界)同时进行，领导机关和法庭密切配合，报纸和广播则作大力宣传，并注意组织机密消息的内部通报。在大城市，并可专为此事出版内部报刊。
在这个斗争中，对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应酌予照顾，注意组织“三反”斗争的统一战线。[6]
(一九五二年一月五日)
六
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现在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在这个斗争中，各城市的党组织对于阶级和群众的力量必须作精密的部署，必须注意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在斗争中迅速形成“五反”的统一战线。这种统一战线，在一个大城市中，在猛烈展开“五反”之后，大约有三个星期就可以形成。只要形成了这个统一战线，那些罪大恶极的反动资本家就会陷于孤立，国家就能很有理由地和顺利地给他们以各种必要的惩处，例如逮捕、徒刑、枪决、没收、罚款等等。全国各大城市(包括各省城)在二月上旬均应进入“五反”战斗，请你们速作部署。[7]
(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六日)
七
鉴于贪污一千万元[8]以下的中小贪污分子占全体贪污人数的百分之九十五至百分之九十七，带着很大的群众性，中央已规定除对其中情节严重者应予以刑事处分外，其情节不严重者一般应免予刑事处分，而由其工作机关按其情况，予以不同程度的行政处分，以示严肃。其有在革命工作中一贯表现好、偶犯贪污错误、数量甚小者，还可以免予行政处分。此外尚有一些迹近贪污、按其实际不能叫作贪污者，不应以贪污论。
如此规定，大约有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中小贪污分子可免刑事处分(即不送法院，不判徒刑)，而只给以行政处分，便于争取团结和教育改造这一批人，以利开展“三反”斗争和建设工作。关于行政处分的项目，除中央已规定撤职、降级、调职、记过等四项外，兹再增加警告一项，共为五项。估计有很多小贪污分子，例如五十万元以下而情节不严重者(此类人占全体贪污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上下)，只须给以警告就可以了。关于贪污一千万元以下而免予刑事处分者，如是党员团员，他们的党籍团籍问题，如何处理，中央尚无成熟的意见，请你们根据“三反”斗争中处理贪污分子的情况提出意见，电告中央考虑。关于一切应给刑事处分的人均须立即开除党籍团籍，中央已有通知，请你们一律遵行。关于一千万元以上的贪污犯(即所谓大、中、小老虎)，也应按其情节分为死刑、死刑缓期、无期徒刑、各种有期徒刑以及免予刑事处分而给以行政处分等类，中央人民政府最高法院已于二月一日审判七名大贪污犯的事件中，给了方向的表示。[9]
(一九五二年二月九日)
八
一、春耕即到，各省级、专区级和县级除对春耕作出全盘布置外，并应指定专人负责经常领导春耕工作，争取今年丰收，不得疏忽。二、春耕前及春耕中，区、乡两级均不得进行“三反”斗争，应以全力从事春耕工作(有些新区还有土改工作)。区、乡两级的“三反”应放在春耕完成以后去做，并应在各中央局、各分局、各省委区党委的统一部署和统一号令之下进行。区、乡两级已经发动“三反”斗争者，除县级以上党委为了典型试验的少数地点外，均应停止，以防发生混乱现象。[10]
(一九五二年二月九日)
九
大贪污犯是人民的敌人，他们已经不是我们的同志或朋友，故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将他们肃清，而不应有丝毫的留恋或同情。[11]
(一九五二年二月十日)
十
一、各城市市委市政府均应于开展“三反”和“五反”斗争的同时，注意维持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如果在一个短时间内出现了不正常状态，亦应迅速恢复正常状态。二、为着维持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除对没有问题的守法的工商户(在北京有一万户，在天津有一万几千户)，应鼓励他们照常营业外，对于问题不大的半违法半守法的工商户，应于“五反”斗争开展后分作几批做出结论，安定他们。这一类工商户占全体工商户的绝大多数，在北京约占全体五万工商户的三万七千多户。他们中大多数只有偷税漏税问题，一部分有侵吞盗窃问题但不严重。对于这些人，应于发动工人店员，划清劳资界限，检举他们的偷漏、侵吞、盗窃，并多方诱导他们自己坦白其违法行为之后，给他们做出结论，叫他们补税一年，有侵吞盗窃者退出侵盗财产，宣布免予罚款。这个“只退不罚”政策，可以安定绝大多数资本家，可以组成广大的“五反”统一战线。真正的“五反”统一战线，只有在对这类资本家做出几批“只退不罚”的结论，并予公布之后，才能形成。这种结论，大约在运动开展一个月的时候就应做出两三批，而在一个半月至多两个月内必须做完。北京、天津两市必须于本月内做完。做迟了，很不利。三、上述两部分资本家，即守法资本家和半守法半违法资本家，占着全体资本家的百分之九十五左右，只有把他们争取过来，才能使占百分之五左右的反动资本家完全陷于孤立。故对半守法半违法资本家必须严守只退不罚(更不捉人)政策，并力争早作结论。有些人问题没有彻底弄清也就算了，如果要对这些人在这次斗争中彻底弄清一切问题，势必拖长时间，对整个局势不利。四、剩下大约占百分之五左右的资本家，又可分为两部分:(甲)严重违法但不是完全违法的资本家，这类人约占百分之四左右，我们的政策是进行检查，补税，退财，罚款，但不捉人。(乙)完全违法的资本家，这类人约占百分之一左右。又分三类。第一类，补税，退财，罚款，捉人，但不判徒刑。就是说，把他们捉起来，关几天，许其取保释放，随传随到。捉的目的只在打落其反动气焰，不在于判徒刑，因为徒刑判多了是不利的。这类人约占百分之点五左右。第二类，补税，退财，罚款，捉人，判徒刑，直至没收其财产。这类人亦约占百分之点五左右，不宜太多，尤其没收财产不可太多。第三类，判死刑，没收财产。这类人要极少，北京、天津拟共只杀十人左右，并且不要杀得太早。各地杀资本家要得中央批准才能执行。因为杀资本家和杀反革命不同，必须慎重，否则不利。五、捉资本家一般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即第一，完全违法；第二，抗拒运动；第三，在资本家中人缘不好。如果只有前二条，没有后一条，我们将他逮捕，必定不得人心。所谓“人缘不好”，就是在多数资本家看来他是不正派的。六、关于拨给加工定货任务问题及其他和恢复或维持正常经济生活有关问题，请中财委速予处理。[12]
(一九五二年二月十五日)
十一
目前第一要注意打尽老虎，不要松劲；第二要注意调查研究，算大账，算细账，清查老虎真假，严禁逼供信。注意这两条，就可获得全胜。[13]
(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二日)
十二
在任何城市进行“五反”，必须分析情况，确定策略，组织工人、组织干部(工作队)、组织指挥机关，并做出全盘计划，方能真正开展“五反”斗争，并在斗争中不断修改自己的计划，决不能盲目地进行“五反”。市委须每天指导各区，几天总结一次经验。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须几天讨论当地“五反”工作一次，决不能满足于只发一二个原则指示。[14]
(一九五二年三月五日)
十三
一、在“五反”运动中对工商户处理的基本原则是:过去从宽，今后从严(例如补税一般只补一九五一年的)；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望各级党委在“五反”中掌握这几条原则。
二、在“五反”目标下划分私人工商户的类型，应分为守法的、基本守法的、半守法半违法的、严重违法的和完全违法的五类。就大城市说，前三类约占百分之九十五左右，后二类约占百分之五左右。各个大城市略有出入，大体相差不远。中等城市则和这个比例数字相差较大。
三、这五类包括资产阶级和非资产阶级的独立手工业户及家庭商业户，不包括摊贩。各大城市可以暂时不去处理摊贩，但对独立手工业户和家庭商业户最好给以处理。各中等城市在“五反”中最好对独立工商户及摊贩均给以处理。不雇工人、店员(但有些人家带了学徒)的独立工商户在我国各大中城市数目很大，他们中许多是守法的，也有许多是基本守法部分违法的(即有小额偷漏税，即所谓有小问题的)，也有少数是属于半守法半违法即偷漏税较大的。我们既要在此次“五反”中处理一大批小资本家，给他们做出结论，也应尽可能努力将和小资本家数目大略相等的独立工商户加以处理，给他们做出结论，这对于目前的“五反”和今后的经济建设都是有利的。这两种工商户一般都无大问题，给他们做结论是不困难的。做了结论以后，我们就获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护。但个别城市如认为先给其他工商户做结论，而将独立工商户的结论放在后面去做较为方便，也是可以的。
四、根据城市的实际情况，我们决定将过去所定的四类工商户改为五类，即将守法户一类改为守法户和基本守法户两类，其他三类不变。在北京五万工商户(包括独立工商户，不包括摊贩)中，守法户约占百分之十左右，基本守法户约占百分之六十左右，半守法半违法户约占百分之二十五左右，严重违法户约占百分之四左右，完全违法户约占百分之一左右。将完全守法户和有小问题的基本守法户分开，又将基本守法户中偷漏税较少的和偷漏税稍多的分别对待，这样做，可能发生很大的教育作用。
五、各大中城市中，有些市委，对于各类工商户的情况极不明了，如何分别对待这些工商户的策略观点又不明确，工会和政府工作队(或检查组)的组织和训练甚为潦草，便仓卒发动“五反”，引起了一些混乱，望这些市委提起注意，迅速加以克服。此外，检查违法工商户，必须由市委市政府予以严密控制，各机关不得自由派人检查，更不得随便捉资本家到机关来审讯。又无论“三反”、“五反”，均不得采用肉刑逼供方法，严防自杀现象发生，已发生者立即订出防止办法，务使“三反”、“五反”均按正轨健全发展，争取完满胜利。
六、县、区、乡现在一律不进行“三反”、“五反”，将来何时进行及如何进行，中央另有通知。个别已在县城试做“五反”、在区试做“三反”者务须严格控制，不得妨碍春耕和经济活动。中等城市也不要同时一律进行“五反”，而要分批进行，并须在严格控制下进行。[15]
(一九五二年三月五日)
十四
财委、军区两系统好转甚慰，望加紧督促，争取本月基本完成军队及广州的“三反”。同时请严格掌握广州“五反”，不使引起混乱。某些陷于停顿的经济活动，应大力注意恢复。其他城市，非有充分准备，不要轻易发动“五反”。[16]
(一九五二年三月七日)
十五
在此次“五反”斗争中及其以后，我们必须达到下述目的:
(一)彻底查明私人工商业的情况，以利团结和控制资产阶级，进行国家的计划经济。情况不明，是无法进行计划经济的。
(二)明确划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界限，肃清工会中的贪污现象和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清除资产阶级在工会中的走狗。各地工会均发生此种走狗及动摇于劳资之间的中间分子，我们必须在斗争中教育并争取中间分子，对于有严重罪行的资本家走狗则予以开除。
(三)改组同业公会和工商联合会，开除那些“五毒”[17]俱全的人们及其他业已完全丧失威信的人们出这些团体的领导机关，吸引那些在“五反”中表现较好的人们进来。除完全违法者外，各类工商业者均应有代表。
(四)帮助民主建国会的负责人整顿民主建国会，开除那些“五毒”俱全的人及大失人望的人，增加一批较好的人，使之成为一个能够代表资产阶级主要是工业资产阶级的合法利益，并以共同纲领和“五反”的原则教育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各部分资本家的秘密结社，例如“星四聚餐会”[18]等，则应设法予以解散。
(五)清除“五毒”，消灭投机商业，使整个资产阶级服从国家法令，经营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在国家划定的范围内，尽量发展私人工业(只要资本家愿意和合乎《共同纲领》)，逐步缩小私人商业；国家逐年增加对私营产品的包销订货计划，逐年增加对私营工商业的计划性；重新划定私资利润额，既要使私资感觉有利可图，又要使私资无法夺取暴利。
(六)废除后账，经济公开，逐步建立工人、店员监督生产和经营的制度。
(七)从补、退、罚、没中追回国家及人民的大部分经济损失。
(八)在一切大的和中等的私营企业的工人、店员中建立党的支部，加强党的工作。[19]
(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十六
薄一波同志三月二十五日关于“五反”的策略和部署[20]很好，各城市均应仿行。上海“五反”的重点首先放在占六十二万人中的四十三万人方面，是正确的。尤其不误生产，极为重要，各城市凡误生产者，均应立即改变做法。[21]
(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十七
必须将一切真正的贪污犯、贪污嫌疑分子和弄错了的人按照中央历次指示和政府法令认真地如实地加以判处和审查清楚，不得放纵一个坏人，不得冤枉一个好人。对赃款凡能追出者必须一律坚决追出，惟不得累及无辜家属，不得派人到农村追赃款(除个别确有大赃存在农村、社会舆论认为应追者外)，不得硬追那些本来追不出的部分。[22]
(一九五二年五月九日)
十八
一、在“五反”斗争中，工作组和工人对资本家违法所得数一般都算得很高，在定案时必须合理地降下来，使合乎经济情况的实际，必须使一般资本家在补退之后还有盈余。谭震林[23]同志提出上海清算出十万亿违法所得数，超过了资本家一九五一年的实际所得，他们准备降至四万亿，提出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比例。我们认为二分之一的比例太多，三分之一的比例则稍微少一点，以照三分之一略多一点为适宜。薄一波同志回京报告，广州新药业原定违法所得一千亿元，由我们几次主动核减，最后定为三百六十亿元，出于资本家意料之外的宽大，大家高兴。这个比例即是比三分之一稍微多一点。请各市委衡量全局，大体按此比例定案，我们就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完全取得主动，而使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使资本家重新靠拢我们，恢复经营积极性，使工人不致失业。二、补退时间，除少数确能和确愿早日补退者以及极少数应没收者外，大多数资本家的补退时间一律推迟到九月或十月开始为适宜。数大者可分多年补退，一部分还可作为公股不要交出现金。这样于活跃市场、防止失业是完全必要的。罚款可只施行于极少数人，判刑尤其要少，杭州的处置很好。三、各城市应照杭州那样，由省委书记、市委书记亲手审查几家大厂店，做出模型，说服干部和工人(必须适当地着重地去说服他们)，同时即向一切违法资本家宣示我们的宽大和认真的态度，显示我们的“五反”斗争，主要不是为了搞几个钱，而是为了改造社会。杭州市的经验很具体生动，值得大家一看。四、此外，调整城市交流，在付工缴费方面不应当采取苛刻政策，应当说服干部积极从事经济工作，不要采取消极态度等项都是很重要的。天津市委亦提出了工缴费不应苛刻的意见，统望各地注意。五、工人监督生产一事，势在必行，但不宜行得太急。中央同意目前只在少数厂、店举行典型试验，待资本家喘过气来，到秋季或冬季再行逐步推广。六、工人福利问题，必须解决，但又必须解决得合乎实际的经济情况，不能太低，但又决不可太高，致陷自己于被动。七、总之，“三反”和“五反”的胜利是极其伟大的，毫无疑义应当进行“三反”和“五反”，不进行这一正义的斗争我们就会失败。现当“三反”、“五反”最后定案之际，我们必须本斗争从严处理从宽、应当严者严之应当宽者宽之的原则，好好结束这场斗争。[24]
(一九五二年五月九日)
十九
现当“三反”运动进至法庭审判、追赃定案的阶段，必须认真负责，实事求是，不怕麻烦，坚持到底，是者定之，错者改之，应降者降之，应升者升之，嫌疑难定者暂不处理，总之，必须做到如实地解决问题，主观主义的思想和怕麻烦的情绪，必须克服。这是共产党人统治国家的一次很好的学习，对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具有很大的意义。[25]
(一九五二年五月十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二中全会，指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至十三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
[2]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关于西南局委员会会议、西南军政委员会会议和西南军区党代表会议情况报告的批语。
[3]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华北局关于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调查处理情况报告的批语。
[4]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大张旗鼓进行“三反”斗争等问题给华东局、福建省委并告各中央局、各大军区等的电报。
[5]这是毛泽东为转发华北军区后勤部党委关于“三反”斗争报告写的批语。
[6]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北京市委关于“三反”斗争报告的批语。
[7]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
[8]这是按当时流通的人民币计算的，本篇以下均同。中国人民银行自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起发行新人民币，代替原来流通的旧人民币，新币一元等于旧币一万元。
[9]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中小贪污分子分别处分问题的补充指示。
[10]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春耕工作的指示。
[11]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三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副政治委员刘澜涛关于华北军区后勤部“三反”斗争报告上写的批语。
[12]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五反”斗争中对各类资本家的处理意见的指示。
[13]这是毛泽东为转发华东军区党委关于“三反”中打虎情况报告写的批语。
[14]这是毛泽东为转发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关于上海市“五反”准备工作报告写的批语。薄一波当时受中央委派，到上海帮助“三反”、“五反”工作。
[15]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在“五反”中对工商户处理的标准和办法的指示。
[16]这是毛泽东关于严格掌握广州“五反”斗争等问题给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南军区司令员叶剑英的电报。
[17]“五毒”，指资本家的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和盗窃经济情报五种违法行为。
[18]“星四聚餐会”，是重庆一些资本家的秘密结社，它进行了一系列严重违法的地下活动，在“五反”运动中被揭发和取缔。
[19]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五反”斗争必须达到八项目的的指示。
[20]指薄一波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关于上海“五反”第一战役的经验和第二战役的部署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
[21]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薄一波关于上海“五反”报告的批语。
[22]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节约检查委员会委员罗瑞卿关于华南军区纠正“三反”定案中右倾思想的报告的批语。罗瑞卿当时受中央委派，到中南区帮助“三反”、“五反”工作。
[23]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代理书记。
[24]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五反”定案和补退工作的指示。
[25]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重工业部关于“三反”追赃定案经验报告的批语。
38、给西北各族人民抗美援朝代表会议的复电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二日)
西北各族人民抗美援朝代表会议全体代表同志们:
感谢你们给我的电报。过去一年多以来，西北区各族人民在抗美援朝的爱国斗争中，作了很大的努力，得到了很大的成绩。你们的这次代表会议，决定进一步团结各族人民，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开展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很好的。帝国主义过去敢于欺负中国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各民族不团结，但是这个时代已经永远过去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起，中国各民族就开始团结成为友爱合作的大家庭，足以战胜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且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繁荣强盛的国家。
祝你们的会议成功!
毛泽东
十二月十二日
根据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刊印。
39、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五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
(一)兹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1]一件发给你们，请印发到县委和区委。请即照此草案在党内外进行解释，并组织实行。这是在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地区都要解释和实行的，请你们当作一件大事去做。这个决议草案可以在党内刊物上发表，但不要在党外报刊上发表，因为还是草案。(二)这个草案比十月间发给一些同志带回去的草案有了一些修改，请将十月草案收回作废。
中央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五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指中共中央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毛泽东在审阅这个草案时加了一些话，主要是：（一）在谈到“必须在农村中提出爱国的口号，使农民的生产和国家的要求结合起来”处，加写了“片面地提出‘发家致富’的口号，是错误的”一句。（二）在谈到“国营农场应当推广，以发挥它的示范作用，并给互助组和合作社以技术上的援助和指导”处，加写了“在农民完全同意并有机器条件的地方，亦可试办少数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农庄，例如每省有一个至几个，以便取得经验，并为农民示范”一句。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这个决议草案作为正式决议。
40、关于试办集体农庄的意见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七日)
王震[1]同志并告仲勋、宗逊[2]同志，各中央局，各大军区:
(一)王震十二月十四日的报告[3]收到，我认为这个报告是正确的。除最后一条外，可以向分局扩大会和军区生产代表会议提出。(二)在你的计划中有利用军队集体劳动的经验，试办十个农民的集体农庄的计划，这个计划很好。中央在即将发出的关于发展农业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里，已将每省试办一个或几个集体农庄一点加上去了。这种集体农庄在目前当然只能是少数的，即每省只能办一个至几个。新疆因为是将军队垦出的一部分土地、军队修好的一部分水利和房屋让给农民，如果又能给以机器援助，农民可能很乐意干。望将这方面的经验随时报告。(三)各军区和各地方，凡已有用机器耕种收割的国营农场和个别集体农庄(例如河北天津县廊房地方的农民集体农庄)，或准备这样做的国营农场或集体农庄，均望将这看作一件大事，用力经营，随时总结经验报告中央。(四)将王震的报告发给各大军区和各中央局参考。
毛泽东
十二月十七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王震，当时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
[2]仲勋，即习仲勋，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政治委员。宗逊，即张宗逊（一九○八——一九九八），陕西渭南人，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3]指王震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关于新疆军区生产会议内容及明年生产计划给毛泽东并习仲勋、张宗逊的报告。报告中说，军区准备在一九五二年冬实行土地改革中，将过去两年分散的生产部队修建的小型水渠和所耕种的上万亩土地及建筑的房屋让出，派军队党员干部帮助当地农民组织集体农庄十个（每处一万至一万五千亩土地），利用军队集体劳动的经验，认真试办农民的集体农庄。军队除担负警备任务外，集中屯垦经营大农场。
41、军委关于部队集体转业的命令
(一九五二年二月一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已胜利地完成了解放中国大陆的伟大事业。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挫败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把它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三八线[2]。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革命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物价保持了稳定，工农业生产获得了很大的恢复。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爱国革命运动，正在全国范围内，以空前巨大的规模开展着。全国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英勇奋斗所获得的这一切胜利，为我们祖国的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铺平了道路，为建立一个独立、自由、繁荣、富强的新中国奠定了基础。
但是我们从来不满足于已得的胜利，我们总是在巩固胜利，发展胜利。同志们要知道，中国民族和人民要彻底解放，必须实现国家工业化，而我们已作了的工作，还只是向这个方向刚才开步走。同志们要知道，在新民主主义建设中，以及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建设中，国内外的敌人会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和抵抗，我们还必须大力加强国防建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巩固国防，来保障祖国的建设；而发展工农业生产，又是加强国防建设的物质基础。同志们还要知道，胜利了的中国对东方和世界和平的国际责任，而要更好地担承伟大的保卫东方和世界和平的责任，要依靠我们对祖国建设的努力。
我们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从创建之日起，就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本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英勇奋斗，艰苦奋斗。今天，我们人民解放军，将在已有的胜利基础上，站在国防的最前线，经济建设的最前线，协同全国人民，为独立、自由、繁荣、富强的新中国而继续奋斗!
为此目的，除各特种兵和大部分陆军，应继续加强正规化、现代化的训练，警惕地站在自己的战斗岗位，保卫祖国国防外，我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 军 师转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师的改编计划，将光荣的祖国经济建设任务赋予你们。你们过去曾是久经锻炼的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的战斗队，我相信你们将在生产建设的战线上，成为有熟练技术的建设突击队。你们将以英雄的榜样，为全国人民的，也就是你们自己的未来的幸福生活，在新的战线上奋斗，并取得辉煌的胜利。你们现在可以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当祖国有事需要召唤你们的时候，我将命令你们重新拿起战斗的武器，捍卫祖国。
此令
主席 毛泽东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原件刊印。
【注释】
[1]这是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
[2]三八线，见本卷第99页注[5]。
42、有关西藏的重要问题由中央处理
(一九五二年四月八日)
西南局、西藏工委:
四月七日十一时西南局来电收到。同意西南局意见拉萨骚乱事件由中央直接处理。中央并决定嗣后关于我方和藏方发生的政治、军事、外交、贸易、宗教、文化等交涉、商谈和处理事件，均集中由中央解决，西藏工委直接向中央作报告，同时告知西南局。西南局对这些问题的意见向中央提出。关于西藏党和军区的内部事宜，包括编制、部署、整训、生产、修筑、支援等项仍由西南局和西南军区主管。西藏工委凡关与藏方发生交涉事件及对印度、尼泊尔等国的外交事件，均应每事报告请示，方能办理。最近在拉萨创办小学一事没有报告和请示，是不对的。此外似乎还有一些事也未事先报告和请示。此点务请工委严格注意。必须认识藏族问题的极端严重性，必须应付恰当，不能和处理寻常关系一例看待。
中央
四月八日下午九时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43、干部子弟学校应逐步废除
(一九五二年六月十四日)
周总理:
(一)如有可能，应全部接管私立中小学。(二)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请酌办。
毛泽东
六月十四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中共北京市委一九五二年六月十一日关于中小学生费用负担及生活情况给中央和华北局的报告上写的批语。北京市委的报告说，目前中小学生所负担的费用，对于劳动人民的家庭和低薪制工作人员来说，是相当重的。目前中学的人民助学金标准低，名额少，小学根本无助学金。为了改善这种状况，计划接管全部私立中小学，公私立中小学一律免收学杂费。报告还说，目前干部子弟学校中，学生所得待遇极不一致，一是学校之间伙食费和津贴费的标准高低不同，二是同一学校之内又有大灶和中灶之分。干部子弟入普通学校的设有公费生，其公费补助按家长革命历史和职位分为三等。上述差别对干部子弟和一般学生都影响极坏，应该改变。
44、给黄炎培的信
(一九五二年九月五日)
任之先生:
北戴河的信，九月四日的信及讲稿[2]，均已收到，甚为感谢。
讲稿用意甚好，惟觉太激进了一点，资产阶级多数人恐受不了，因此遵嘱作了某些修改[3]，是否妥当，还祈考虑酌定。
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例如消灭剥削，消灭阶级，消灭个人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或者如先生所说“没有劳动，没有生活，不从劳动以外求生活，不从自力以外求生活”，这就是要求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这些对于少数进步分子说来是可能的，当作一个阶级，则不宜这样要求，至少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不宜如此宣传。
当作一个阶级，在现阶段，我们只应当责成他们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亦即接受《共同纲领》，而不宜过此限度。
在现阶段，允许资产阶级存在，但须经营有益于国家人民的事业，不犯“五毒”[4]，这就是工人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领导，也就是《共同纲领》所规定的。
超过这个限度，而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思想，或者说，不许资产阶级想剥削赚钱的事情，只许他们和工人一样想“没有劳动，没有生活”的事情，只想社会主义，不想资本主义，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
今年上半年北京的《学习》杂志上有些写文章的同志曾经提出了这样的意见，我们已叫他们作了更正。
对于资产阶级中的少数人，那些有远见的人们，我同意先生的意见，可以向他们宣传社会主义，使他们对社会主义事业发生兴趣，我想这是可行的，也是有益的。在中国的条件下这样的人可能出现，特别是在几年之后，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更加壮大，更加显示它对于国家和人民的伟大贡献的时候，这样的人可能逐步地多起来。
先生近来思想前进甚快，例如北戴河信上所说国家主权的思想，此次所说社会主义的思想，都表示这一点，但在现在却是言之过早，在少数人想想是可以的，见之实行则是不可以的。因为先生对于我的高度的信任，故率陈鄙见如右，是否有当，还祈审察赐教。
日内如有暇，想和先生面叙一次。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九月五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注释】
[1]黄炎培，字任之，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政务院副总理、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
[2]指黄炎培一九五二年九月在中国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分会会员大会上的讲话稿，题为《“三反”、“五反”运动结束以后怎样发挥毛主席对民建方针指示的精神》。讲稿中转述了毛泽东同年三月同他谈的对民主建国会工作的三点意见：一、私人资本在新中国建设上是有贡献的；只不要让它向坏的方面发展。二、不能让资本家光是图私人的利，必须兼顾国家的利、工人的利。三、很好地团结他们，教育他们，改造他们，先学习并实行《共同纲领》。
[3]毛泽东对黄炎培讲话稿的修改，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把讲话稿中的“资本家应充分接受工人阶级思想”改为“资本家应充分接受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二）把讲话稿中的用“工人阶级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改为用“爱国主义的思想，共同纲领的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把讲话稿中的帮助资本家“改造思想”，改为帮助资本家“改造那些坏思想，那些不合乎爱国主义和共同纲领的思想，即所谓五毒思想”。（三）在讲话稿中“资产阶级分子有坏的，也有好的”一句之后，加写了“就资产阶级的大多数人来说，一个人的思想中有坏的方面，也有好的方面。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去掉坏的方面，发展好的方面。”（四）在讲话稿最后一段，加写了一段话：“我们在现阶段对于资产阶级的多数人的要求是如此。但在中国的条件下，资产阶级中的少数人，那些有远见的人们，可能超过上述要求，而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即社会主义思想，而对社会主义事业发生兴趣。他们一面开工厂，并不要求马上变更自己的成分和事业；一面看到社会主义事业对于人类的伟大贡献，想在将来做一个社会主义者。这种人是可能有的，我们应该表示欢迎。”
[4]“五毒”，指资本家的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和盗窃经济情报五种违法行为。
45、必须切实解决农民负担过重问题
(一九五二年十月十五日)
震林[1]同志:
陈云[2]同志所得青浦县小蒸乡的情况[3]，很值得注意，兹寄上请阅，并请抄寄苏南区党委。
据薄一波[4]同志说，他在上海时，已知浙江、苏南两区去年征粮太重，华东局决定退还农民一部。不知此事结果如何?两区共退了多少?解决了多少人的问题?今年收成如何?征粮数是否大大减轻了?
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建议你们召集两区负责人及两区若干典型县的县委书记到华东局开一次专门会议。在开会前，由你派出两个调查组，一个往浙江，一个往苏南，直到几个县的乡村，调查十几个乡，专门调查农民公粮及其他负担的实情，以为会议讨论的根据。
总之，过去因负担太重无以为生的农民，必须切实解决救济问题；今年征粮必须不超过中央规定的比率[5]，大大减轻民负。
望将你的意见告我。致以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十月十五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震林，即谭震林（一九○二——一九八三），湖南攸县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
[2]陈云，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
[3]指陈云一九五二年十月十四日报送毛泽东的关于青浦县小蒸乡农民情况的材料。这个材料是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一名学生暑假回家时，遵陈云之嘱作了一点调查后写成的。材料反映了由于接连三年农作物歉收、征粮比率过高和人多地少，造成农民生活普遍困难的情况。
[4]薄一波，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
[5]政务院一九五○年二月规定在新解放区征收公粮的比率，为“不到农业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七。地方人民政府附加公粮不得超过正粮的百分之十五，即国家征收公粮一百石，地方附加公粮不得超过十五石”。政务院《关于一九五二年农业税收工作的指示》规定：“晚解放区已经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一九五二年应施行统一全额累进税制，累进税率从百分之七到百分之三十止（一律不准再征附加税）”。这样，就减轻了大多数农民的负担。
46、 祝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重大胜利
(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四日)
彭、邓、杨、甘[1]各同志，及志愿军各级领导同志，并告各中央局、分局、各大军区，军委各部门及军事学院各首长:
我志愿军协同人民军从九月十八日开始对全线敌军的战术性的反击作战，在一个月内，歼灭和击伤敌军三万人以上，获得重大胜利，中央和军委向你们及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致以热烈的祝贺。此种作战，在若干个被选定的战术要点上，集中我军优势的兵力、火力，采取突然动作，对成排成连成营的敌军，给以全部或大部歼灭的打击；然后在敌人向我军举行反击的时机，又在反复作战中给敌以大量的杀伤；然后依情况，对于被我攻克的据点，凡可以守住者固守之，不能守住者放弃之，保持自己的主动，准备以后的反击。此种作战方法，继续实行下去，必能制敌死命，必能迫使敌人采取妥协办法结束朝鲜战争。自从去年七月我军采取坚强的阵地作战以来，给予敌军损失的数量，远远地超过去年七月以前在各次运动战中给予敌军的损失数量。而我军的损失则大为减少，其中人员损失，单就志愿军来说，从去年七月以来的十五个月中，比较以前的八个月，平均每月减少三分之二以上(前八个月平均每月为二万五千人，后十五个月平均每月为八千人)，这种情况，就是依靠阵地实行上述作战方法的结果。而在九月十八日开始的这一段期间内，则此种作战方法表现为更有组织性和更带全线性，所以特别值得重视。现当志愿军出国作战两周年之际，希望你们总结经验，更加提高组织性，提高战术和节省弹药，更加亲密地团结朝鲜同志和朝鲜人民，在今后的作战中取得更大的胜利。
中央及军委
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四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指邓华，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杨，指杨得志（一九一一一—一九九四），湖南醴陵南阳桥（今属株洲县）人，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甘，指甘泗淇（一九○三——一九六四），湖南宁乡人，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47、加强防备，粉碎国民党军对福建沿海的进攻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华东局、华东军区，福建省委、福建军区，并告中南军区:
一、为了配合美军在朝鲜的作战，台湾、金门敌人有以一部兵力(据报一个军)攻我福建岛屿并向福建大陆攻占我二三个县的阴谋冒险计划。
二、我福建军区有以现有兵力(不要依赖任何外援)粉碎上述敌军进攻的任务。
三、为此必须:
(甲)迅速地坚决地加强必守岛屿的防御工事，预储充分的粮弹饮水，鼓励守军作长期坚守的准备，不许再犯南日岛那样的错误[1]，否则须予负责者以应得的处罚。
(乙)预计敌攻岛屿的几种可能，决定明确的增援计划。
(丙)预计敌在大陆上某些可能登陆的海岸要点，做好若干非永久的战术性的防御工事，例如最近我以一个排坚守海岸工事，赢得时间，以一个连增援，歼灭了登陆敌人百余那样。这种以排以连以营为单位的战术性的若干防御工事，是必须做的，不是要你们做大规模的和永久性的大陆海岸防御工事。而在选定必守的岛屿上则必须是永久性的和十分巩固的工事。
四、张鼎丞[2]同志即回福建担任省委书记和省府主席，叶飞[3]同志专任军事。在张鼎丞同志未到福州前，由他人暂行主持省委、省府工作，叶飞同志立即抽出身来全神贯注于对敌作战方面。从目前起两个月内是最关重要的时机，务必唤起福建全军及沿海要地党政及人民群众充分注意对敌斗争，不得疏忽大意，致遭不应有的损失。
你们的部署望即告。
中央 军委
十二月二十八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南日岛，位于福建沿海。解放后，国民党蒋介石军队多次窜犯该岛，均被人民解放军击退。一九五二年十月，蒋军六千人再次侵犯南日岛，人民解放军守岛部队英勇抵抗但寡不敌众，后续部队增援两个营，因指挥不当，遭受严重伤亡，全岛一度被蒋军占据，岛上的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也受到严重损失。
[2]张鼎丞（一八九八——一九八一），福建永定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四书记兼福建省委书记、福建省人民政府主席。
[3]叶飞，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军区司令员、中共福建省委第一副书记、福建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在张鼎丞回福建以前主持省委、省政府的工作。
48、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
(一九五三年一月五日)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区党委、地委和县委，并告中央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
中央收到山东分局纪律检查委员会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意见的报告》[1]，现转发你们(原文一万八千字，现压缩为六千字)。中央认为山东分局这样集中地暴露党政组织中极端严重地危害人民群众的很多坏人坏事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意见，是很好的，是完全必要的。这件事应当唤起我们各级领导机关的注意。这个问题，不但是山东的，而且是全国的。我党在“三反”中基本上解决了中央、大行政区、省市和专区四级许多工作人员中的贪污和浪费两个问题，也基本上解决了许多领导者和被领导的机关人员相脱离的这一部分官僚主义的问题；
但对于不了解人民群众的痛苦，不了解离开自己工作机关稍为远一点的下情，不了解县、区、乡三级干部中存在着许多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坏人坏事，或者虽然对于这些坏人坏事有一些了解，但是熟视无睹，不引起义愤，不感觉问题的严重，因而不采取积极办法去支持好人，惩治坏人，发扬好事，消灭坏事，这样一方面的官僚主义，则在许多地区、许多方面和许多部门，还是基本上没有解决。即如处理人民来信一事，据报山东省政府就积压了七万多件没有处理，省以下各级党政组织积压了多少人民来信，则我们还不知道，可以想象是不少的。这些人民来信大都是有问题要求我们给他们解决的，其中许多是控告干部无法无天的罪行而应当迅速处理的。山东如此，各省市的情况，究竟如何，我们没有接到像山东分局这样集中反映的报告，但已有不少的材料可以判断，有很多地方是和山东的情况相似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的党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就其社会根源来说，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的问题。就我们党政组织的领导任务和领导方法来说，这是交代工作任务与交代政策界限、交代工作作风没有联系在一起的问题，即没有和工作任务一道，同时将政策界限和工作作风反复地指示给中下级干部的问题。这是对各级干部特别是对县、区、乡三级干部没有审查，或者审查工作做得不好的问题。这是对县、区、乡三级尚未开展整党工作，尚未在整党中开展反命令主义和清除违法乱纪分子的斗争的问题。这是在我们专区以上的高级机关工作人员中至今还存在着不了解和不关心人民群众的痛苦，不了解和不关心基层组织情况这样一种官僚主义，尚未向它开展斗争和加以肃清的问题。如果我们的领导任务有所加强，我们的领导方法有所改进，则危害群众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就可以逐步减少，就可以使我们的许多党政组织较早地远离国民党作风。而混在我们党政组织中的许多坏人就可以早日清除，目前存在的许多坏事就可以早日消灭。因此请你们仿照山东办法在一九五三年结合整党建党及其他工作，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检查一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分子的情况，并向他们展开坚决的斗争。山东的文件请你们认真地加以研究，并在党刊上登载。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其违法情形严重者必须给以法律的制裁，如是党员必须执行党纪。各级党委应有决心将为群众所痛恨的违法乱纪分子加以惩处和清除出党政组织，最严重者应处极刑，以平民愤，并借以教育干部和人民群众。此外，山东文件中全部精神贯注在揭发坏人坏事，这样做是必要的，这样才可以唤起全党同志的注意。但在开展反坏人坏事的广泛斗争达到了一个适当阶段的时候，就应将各地典型的好人好事加以调查分析和表扬，使全党都向这些好的典型看齐，发扬正气，压倒邪气。我们相信，山东和各地这种典型的好人好事是一定不少的。
中共中央
一九五三年一月五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这个报告说：我省区、乡、村等基层组织干部（某些县以上干部也在内） 中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现象，已发展到极为普遍和极为严重的程度，但是不少领导机关，对于基层干部这些严重的错误，采取了官僚主义的态度，熟视无睹，漠不关心。有些党政领导机关，在群众向他们控诉或采取其他办法向那些违法乱纪的干部作斗争时，还无原则地姑息，替干部辩护。事实证明，官僚主义作风，是滋长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温床；反对官僚主义，是纠正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关键。应结合当前的中心任务和整党工作，对这些现象坚决地开展斗争。在这个斗争中，对于犯有错误的干部采取思想教育与纪律惩戒相结合的方针进行处理，对于混进我各种组织的坏分子及完全蜕化变质、不可救药的分子，则应坚决地清洗出去。
49、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
(一九五三年二月七日)
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这一次会议就要结束了，报告、讨论和决议都很好。我祝贺会议的成功。
现在我讲几点意见。
第一，关于打败美帝国主义的问题。我们准备打的时间要长一点，最后就是要打败它，前途是胜利的。我们已经打了两年多了，在社会上可能有些人觉得不耐烦了，觉得还是早一点结束好，停战谈判只剩下一个俘虏问题了，争执也很小了，何必为一两万俘虏还要那么坚持下去呢?这不只是一两万俘虏的问题，不能因为我们人口多，觉得丢掉几万人不要紧，俘虏一个也不能丢掉，一定要争。这个仗要打多久时间，我看我们不要作决定。它过去是由杜鲁门[1]，以后是由艾森豪威尔[2]或者美国将来的什么总统来决定的。这就是说，他们要打多久，我们就打多久，一直打到我们完全胜利![3]第二，关于学习苏联的问题。我们要进行伟大的五年计划建设，工作很艰苦，经验又不够，因此要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在这个问题上，共产党内、共产党外，老干部、新干部，技术人员、知识分子，工人群众、农民群众，他们中间都有一些人是有抵触的。他们应该懂得，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是接受外国的先进经验和优秀文化的。在封建时代，唐朝兴盛的时候，我国曾经和印度发生密切的关系。我们的唐三藏[4]法师，万里长征去取经，比较后代学外国困难得多。有人证明，我们现在用的乐器大部分是西域来的，就是从新疆以西的地区来的。我们这个民族，从来不拒绝接受别的民族的优良传统。在帝国主义压迫我们的时候，特别是中日战争我国失败到辛亥革命那一段时间，就是说从一八九四年到一九一一年那一段时间，全国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学习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学习他们的科学，有一个很大的高潮。那时，我们的先辈(在座的也有)很热诚地参加学习西方的活动，许多留学生到日本、到西洋去。那一次学习，对我们国家的进步是有很大的帮助的，特别是在自然科学方面，现在还给我们留下了很大一批自然科学工作者，一批宝贵的遗产。但是我讲的古代和近代这两次学习外国，比较现在我们学习苏联的规模，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效用，那是要差得远的。那末，我们现在学习苏联，广泛地学习他们各个部门的先进经验，请他们的顾问来，派我们的留学生去，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应该采取真心真意的态度，把他们所有的长处都学来，不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而且学习他们先进的科学技术，一切我们用得着的，统统应该虚心地学习。对于那些在这个问题上因不了解而产生抵触情绪的人，应该说服他们。就是说，应该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
第三，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问题。现在我们的党政机关中间，存在着一部分很不健康的现象，这就是严重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这些事情，这些坏人坏事。今天安子文[5]同志的报告很好。我现在要着重讲的，是官僚主义在中央机关的情形。我们中央机关几十个部门，包括党、政、军。党就是共产党、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政就是中央人民政府各委、部、会，计算起来，就有一百几十个单位。应该说其中有很多的部门，不是少数的部门，存在着官僚主义。他们脱离群众，脱离下面的实际情况，关在房子里写决议案，写指示。决议案、指示像雪片一样地飞出去，下面的情况究竟怎么样，能不能执行，不去管。就是坐在房子里头，不下去检查，只是注意所谓布置工作，却没有注意检查工作。应当说中央机关中有许多部门的工作是做得比较好的。据我所知，比如外交部，在“三反”运动中搞了一个多月的讨论，展开批评，驻各国的大使都回来参加，这大半年以来，工作大有进步，官僚主义大大减少。又比如公安部，在“三反”运动以后工作也有很大的进步。再比如改组后的重工业部，现在分为三个部，一个重工业部，一个第一机械工业部，一个第二机械工业部，比那个老重工业部好得多了。还有，水利部、高等教育部是官僚主义比较少的，新闻总署、出版总署也是有进步的。是不是还有别的单位呢?比如邮电部，他们做了很多的工作，这是第一；第二，他们也犯了错误，就是用违反政策的方法来搞所谓增产。早在前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的时候，邮电部一个什么局长，就发命令招揽生意，让大家给中共中央打致敬电报、写致敬信，结果一下子就来了几十万份电报，其中究竟有多少是人民真正出于内心打来的，有多少是强迫人家打来的，要查一查。这就在人民面前把共产党表现得不像样子，大大损害了共产党的威信。其他还有一些部门，工作是做了很多，但是问题也很不小。是不是这样，我没有经过详细的检查。我想，如果我讲错了，你们可以批评我。我的缺点在什么地方呢?我的缺点就是没有经过详细的检查。过去，也没有在这样的大会上具体地指出来。这是你们可以向我批评、向我开炮的。我准备在今年夏秋冬三季之内，对每一个部都能够检查一次。我在上面所讲的这些部门，哪一些比较好，哪一些比较差，哪一些是中间状态，说的不见得那么十分准确，因为没有经过仔细的检查分析，没有吸收那些部门的群众和干部参加检查。总而言之，我们政府几十个部门，无论是财经、文教部门，还是政法部门，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官僚主义问题。要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么繁重的任务，就应该克服官僚主义。要知道下面的命令主义、违法乱纪，是跟我们的官僚主义分不开的，因为我们没有去过问，没有去检查，或者缺乏检查。我想，这个工作应该从中央人民政府开始，从共产党中央开始，从军委和各部门开始。中央机关每一个部门都有部长、副部长、办公厅主任、司长、局长，这些主要干部，少的有八九个，多的有几十个。他们应该轮流到下面去检查，经常有人在下面。检查了的回来，没有下去的再下去，又回来，又下去，这样每一个人包括部长在内都到底下去过，一直检查到基层单位。比如工业部门应该检查到工厂，农业部门应该检查到乡村；军委系统的，像海军应该检查到长山列岛、舟山群岛、万山群岛、海南岛，陆军应该检查到连队；邮电部门应该检查到乡村的邮政代办所；公安部门应该检查乡村的公安员、城市的派出所。部长亲自下去，不是要你去检查所有的公安派出所、邮政代办所，而是要你检查若干部门和基层单位。
这次会议以后，要从我们中央开始，带头下去检查。这样才能带动大行政区一级，省市一级，专区一级和县一级，我们才有资格责备下面，才能真正解决问题。我也不是讲每一个部长都要下去，有些年老力衰不能去的，不在这个范围之内，但是少壮派都要去，你是少壮派嘛!重点在反对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克服了，下面的命令主义、违法乱纪一定会克服。这些毛病去掉了，我们的五年计划一定会成功，民主制度一定会发展，帝国主义一定会打垮，我们将取得完全的胜利。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杜鲁门（一八八四——一九七二），美国民主党人。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五三年任美国总统。
[2]艾森豪威尔，美国共和党人，当时任美国总统。
[3]这次讲话，一九五三年二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新闻稿作了报道。关于讲话中的第一点，新闻稿的文字如下：
“第一、要加强抗美援朝的斗争。由于美帝国主义坚持扣留中朝战俘，破坏停战谈判，并且妄图扩大侵朝战争，所以，抗美援朝的斗争必须继续加强。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它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它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4]唐三藏，即玄奘（六○二——六六四），唐代著名高僧，俗称唐僧。唐贞观三年（公元六二九年）前往印度研习佛教典籍，历经十余年回国，译出佛经七十五部，共计一千三百三十五卷。
[5]安子文，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部长、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50、解决区乡工作中的“五多”问题
(一九五三年三月十九日)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委、地委和县委；中央各部门和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
(一)一九五二年十二月西北局检查组关于区、乡工作中“五多”问题的报告，写得很好。这个报告集中地反映了我们党政组织在农村工作中一些严重地脱离农民群众、损害农民及其积极分子的利益的问题，即所谓“五多”问题。“五多”，就是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文报告表册多，组织多，积极分子兼职多。这些问题，很久就存在了，中央曾对其中有些问题有过指示，要求各级党委予以重视和解决，但是不但没有解决，反而越来越严重。其原因，是没有将整个问题系统地提出来，尤其重要的是没有在中央、大区、省(市)、专区和县这五级党政领导机关中展开反对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斗争。因为区、乡的“五多”，基本上不是从区、乡产生的，而是从上面产生的，是因为在县以上各级党政领导机关中存在着严重的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所引起的，有些则是过去革命战争和土地改革时期的产物，未加改变，遗留至今的。因此，必须在一九五三年内，在执行中央一九五三年一月五日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1]中，着重地克服领导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和分散主义，并将那些过去需要而现在已不需要的制度和办法加以改变，方能解决这个问题。今后各级领导机关在规定任务的问题上，在召集会议和调人集训的问题上，在发出公文表册和向下级要报告的问题上，在规定区、乡组织形式的问题上以及在使用乡村积极分子的问题上，都要由县以上党委和政府的主要负责同志，按照实际可行的情况，加以适当的规定，有些则要由中央作出统一的规定。过去由各级党、政、民组织的许多工作部门，各自独立地向下级分派任务，随便召集下级人员和农村积极分子开会或训练，滥发公文表册和向下级或农村随便要报告等项不良制度和不良办法，必须坚决废止，而代之以有领导的、统一的和适合情况的制度和办法。至于在农村中每个乡存在着几十种委员会以及积极分子兼职太多，均属妨碍生产，脱离群众，也应坚决地但是有步骤地加以改变。
(二)中央一级党、政、民组织有关各部门，中央分别责成中央组织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及其所属财经、文教、政法三个委员会的主管同志负责，对于过去引起“五多”问题的各事项迅速加以清理，并规定适当的制度和办法，向中央作报告。
(三)各大区和省市，由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及各该级行政机关主管同志负责，对于“五多”问题加以清理，规定自己的解决办法，并报告中央。为达此项目的，请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仿照西北局的办法，派出一个专为了解“五多”问题的检查组，检查所属的一二个区、乡(在城市是检查一二个区、街)的情况，以为解决问题的参考材料。
(四)专区级和县级的“五多”问题，由省委负责指导解决之。
(五)西北局检查组报告中关于解决“五多”问题的各项办法方面的建议，基本上是正确的，各地可以试行。
(六)农业生产是农村中压倒一切的工作，农村中的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农业生产而为它服务的。凡足以妨碍农民进行生产的所谓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都必须避免。目前我国的农业，基本上还是使用旧式工具的分散的小农经济，这和苏联使用机器的集体化的农业，大不相同。因此，我国在目前过渡时期，在农业方面，除国营农场外，还不可能施行统一的有计划的生产，不能对农民施以过多的干涉，还只能用价格政策以及必要和可行的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去指导农业生产，并使之和工业相协调而纳入国家经济计划之中。超过这种限度的所谓农业“计划”、所谓农村中的“任务”是必然行不通的，而且必然要引起农民的反对，使我党脱离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群众，这是非常危险的。所谓区、乡工作中的“五多”问题，其中有很大的成分就是这种过多地干涉农民的表现(另一部分成分是因为革命战争和土地改革的需要而产生和遗留下来的)，已经引起农民的不满，必须加以改变。即就广泛发展中的农业互助组和现在还不多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来说，也只是几家在一起或几十家在一起的小型的组织，而且是建立在私有财产基础之上的，大多数尚不固定，又是使用旧式农具的。因此，对于这些互助组和合作社，按照中央已有的决定给以积极的提倡和适当的指导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决不应当将它们混同于社会主义的集体农庄，决不应当施行过多的干涉。我党现在在农村中的主要的危险倾向，就是许多同志将分散的经济混同于集体的经济，就是干涉过多。所谓“五多”问题，也就是部分地反映了这种错误思想。
(七)本指示和附在下面的西北局检查组的报告，请登党刊。
51、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
(一九五三年六月三十日)
青年团对党闹独立性的问题早已过去了。现在的问题是缺乏团的独立工作，而不是闹独立性。
青年团要配合党的中心工作，但在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当中，要有自己的独立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一九五二年我同团中央的同志谈话，出了两个题目要团中央研究，一个是党如何领导团的工作，一个是团如何做工作。两个题目，都包含了如何照顾青年的特点。各地方党委反映，对青年团的工作是满意的，满意就在配合了党的中心工作。现在要来个不满意，就是说青年团的工作还没有适合青年的特点，搞些独立的活动。党和团的领导机关，都要学会领导团的工作，善于围绕党的中心任务，照顾青年特点，组织和教育广大青年群众。
青年团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各方面的革命工作，作出了很大成绩。无论工厂、农村、军队、学校的革命事业，没有青年就不能胜利。中国青年是很有纪律的，他们完成了党所交给的各项任务。现在朝鲜议和，土地改革结束，国内工作的重点正在转到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这就要学习。青年团要学会领导青年，和成年人一道，在农村把农业搞好，在城市把工业搞好，在学校把学习搞好，在机关把工作做好，在军队把国防军练好，成为现代化军队。
十四岁到二十五岁的青年们，要学习，要工作，但青年时期是长身体的时期，如果对青年长身体不重视，那很危险。青年比成年人更需要学习，要学会成年人已经学会了的许多东西。但是，他们的学习和工作的负担都不能过重。尤其是十四岁到十八岁的青年，劳动强度不能同成年人一样。青年人就是要多玩一点，要多娱乐一点，要跳跳蹦蹦，不然他们就不高兴。以后还要恋爱、结婚。这些都和成年人不同。
我给青年们讲几句话:一、祝贺他们身体好；二、祝贺他们学习好；三、祝贺他们工作好。
我提议，学生的睡眠时间再增加一小时。现在是八小时，实际上只有六七小时，普遍感到睡不够。因为知识青年容易神经衰弱，他们往往睡不着，醒不来。一定要规定九小时睡眠时间。要下一道命令，不要讨论，强迫执行。青年们要睡好，教师也要睡足。
革命带来很多好处，但也带来一个坏处，就是大家太积极太热心了，以致过于疲劳。现在要保证大家身体好，保证工人、农民、战士、学生、干部都要身体好。当然，身体好并不一定学习好，学习要有一些办法。
现在初中学生上课的时间也多了一些，可以考虑适当减少。积极分子开会太多，也应当减少。一方面学习，一方面娱乐、休息、睡眠，这两方面要充分兼顾。工农兵青年们，是在工作中学习，工作学习和娱乐休息睡眠两方面也要充分兼顾。
两头都要抓紧，学习工作要抓紧，睡眠休息娱乐也要抓紧。过去只抓紧了一头，另一头抓不紧或者没有抓。现在要搞些娱乐，要有时间，有设备，这一头也要来个抓紧。党中央已经决定减少会议次数和学习时间，你们要监督执行。有什么人不执行，就要质问他们。
总之，要使青年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有些领导同志只要青年工作，不照顾青年的身体，你们就用这句话顶他们一下。理由很充分，就是为了保护青年一代更好地成长。我们这一代吃了亏，大人不照顾孩子。大人吃饭有桌子，小人没有。娃娃在家里没有发言权，哭了就是一巴掌。现在新中国要把方针改一改，要为青少年设想。
要选青年干部当团中央委员。三国时代，曹操[2]带领大军下江南，攻打东吴。那时，周瑜[3]是个“青年团员”，当东吴的统帅，程普[4]等老将不服，后来说服了，还是由他当，结果打了胜仗。现在要周瑜当团中央委员，大家就不赞成!团中央委员尽选年龄大的，年轻的太少，这行吗?自然不能统统按年龄，还要按能力。团中央委员候选人的名单，三十岁以下的原来只有九个，现在经过党中央讨论，增加到六十几个，也只占四分之一多一点。三十岁以上的还占差不多四分之三，有的同志还说少了。我说不少。六十几个青年人是否都十分称职，有的同志说没有把握。要充分相信青年人，绝大多数是会胜任的。个别人可能不称职，也不用怕，以后可以改选掉。这样做，基本方向是不会错的。青年人不比我们弱。老年人有经验，当然强，但生理机能在逐渐退化，眼睛耳朵不那么灵了，手脚也不如青年敏捷。这是自然规律。要说服那些不赞成的同志。
青年团要照顾青年的特点，要有自己的系统的工作，同时又要受各级党委的领导。这并不是什么新发明，老早就有了的，马克思主义历来就是这么讲的。这是从实际出发。青年就是青年，不然，何必要搞青年团呢?青年人和成年人不同，女青年和男青年也不同，不照顾这些特点，就会脱离群众。你们现在有九百万团员，如果不注意青年的特点，也许就只有一百万拥护你们，八百万不拥护你们。
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多数，同时注意先进青年。这样，可能有些先进分子不过瘾，他们要求对全体团员都严一些。这就不那么适当，要说服他们。团章草案规定的义务多了，权利少了，要放宽一点，使多数人能跟上去。重点要放在多数，不要只看到少数。
你们的团章草案规定，四个月不参加组织生活就算自动脱团，这太严了。党章还规定六个月，你们也规定六个月不行吗?办不到的事，或者只有一百万人能办到，八百万人办不到的，都不要在团章上规定。原则性要灵活执行。应当是那样，实际是这样，中间有个距离。有些法律条文要真正实行，也还得几年。比如婚姻法的许多条文，是带着纲领性的，要彻底实行至少要三个五年计划。“不要背后乱讲”这一条，原则上是对的，但是不必写在团章上。反对自由主义是长期的，党内自由主义也还不少。不准人家在背后骂一句话，事实上办不到。不要把框子搞得太小，主要是敌我界限要分明。
威信是逐渐建立的。过去军队里面有人编歌谣骂人，我们不禁也不查，军队还是没有垮。我们只抓住一些大的，比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队伍就慢慢上了轨道。群众对领导者真正佩服，要靠在革命实践中了解。真正了解，才能相信。现在团中央威信已经相当高。有些人还不佩服，慢慢会佩服的。小伙子刚上台，威信不高，不要着急，不受点批评不挨点骂是不可能的。有“小广播”，是因为“大广播”不发达。只要民主生活充分，当面揭了疮疤，让人家“小广播”，他还会说没时间，要休息了。但是问题总是会有的，不要以为一下都能解决，今天有，将来还会有。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三个五年计划就是十五年。一年一小步，五年一大步，三个大步就差不多了。基本上完成，不等于全部完成。讲基本上完成，是谨慎的讲法，世界上的事情总是谨慎一点好。
中国农业现在大部分是个体经济，要有步骤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发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要坚持自愿原则。不去发展，就会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右倾。搞猛了也不行，那是“左”倾。要有准备有步骤地进行。我们历来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也不打只有准备但无把握之仗。过去打蒋介石，开始有些人犯主观主义错误，后来经过整风，反掉了主观主义，就打了胜仗。现在是打社会主义之仗，要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全国人民的总任务。青年团如何执行这个总任务，你们应当按照青年的特点，作出适当的规定。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的谈话。
[2]曹操（一五五——二二○），谯（今安徽毫州）人，三国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建安十三年（公元二○八年），率几十万大军南下，被孙权和刘备的军队联合击败于赤壁。
[3]周瑜（一七五——二一○），庐江舒县（今安徽庐江东南）人，三国时吴国孙权部将，任前部大都督。建安十三年（公元二○八年），曹操率大军南下，周瑜坚决主战，并亲率东吴军队与刘备军队联合大败曹军于赤壁。
[4]程普（？——二一五），右北平土垠（今河北丰润东）人。初追随孙坚，后辅佐孙权，任左都督。建安十三年（公元二○八年），在周瑜统率下参加赤壁大战。
52、坚决制止滥发统计报表
(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二日)
中央各部委，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
华北局农村工作部副部长杨士杰同志的报告[1]极好，中央一级，大区一级，省市一级，专区一级和县一级，共五级科长以上负责干部，均应当好好地读一遍。县以上党、政、民各级机关所发统计报表，在农村中已泛滥成灾，达到了完全不能容忍的程度。为此，中央责成中央各部委，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主要责成国家统计局)，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在接到本指示以后，迅即仿照华北局的办法对于统计报表问题指定专人加以调查分析，分别宣布停用、保留和改进，并规定简化报表及控制报表的可行办法，坚决制止滥发统计报表的严重现象。处理滥发统计报表一项问题，应联系“五多”问题中其他四项问题去处理。城市中的滥发统计报表问题，亦应同时注意处理。
本指示及附件应登党刊。
中央
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二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指杨士杰一九五三年五月二十三日关于检查农村统计报表情况给华北局的报告。报告说，目前农村报表繁多复杂的混乱状况，确已达到不能容忍的程度。主要表现在：（一）表格繁多，分量过重。（二）内容复杂，毫无重点，面面俱到，无奇不有，用处却极少。（三）要求过高，脱离实际，时限太急，无法填报。（四）上面乱发，下面乱填，捏造、估计，很不真实。农村表格太多，是官僚主义、分散主义的直接产物，是农村“五多”的重要项目之一。因此，要把纠正这种混乱情况当作“新三反”（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重要内容，与反对农村的“五多”同时进行。除必要的普查项目外，一般采用开调查会辅之以典型抽查的方法。要建立正确的统计报表制度，并严加控制，删繁就简。
53、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
(一九五三年九月七日)
(1)过去三年多，做了一些工作，但忙别的去了，用力不多，现在起要多做些工作。
(2)有了三年多的经验，已经可以肯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
(3)《共同纲领》第三十一条[2]的方针，现在应明确起来和逐步地具体化。所谓“明确起来”，是说在中央及地方的领导人物的头脑中，首先肯定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这一点无论在共产党和民主人士方面，都还没做到，此次会议[3]的目的，应当做到这一点。
(4)稳步前进，不能太急。将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上(不是一切)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至少需要三年至五年的时间，因此不应该发生震动和不安。
(5)公私合营、全部出原料收产品的加工订货和只收大部产品，是国家资本主义在私营工业方面的三种形式。
(6)私营商业亦可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可能以“排除”二字了之。这方面经验较少，尚须研究。
(7)占有大约三百八十万工人、店员的私营工商业，是国家的一项大财富，在国计民生中有很大的作用。私营工商业不仅对国家供给产品，而且可以为国家积累资金，可以为国家训练干部。
(8)有些资本家对国家保持一个很大的距离，他们仍没有改变唯利是图的思想；有些工人前进得太快了，他们不允许资本家有利可得。我们应向这两方面的人们进行教育，使他们逐步地(争取尽可能快些)适合国家的方针政策，即使中国的私营工商业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部分地是为资本家谋利的——这样就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了。
关于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分配，有一个表:
所得税 34.5%
福利费 15%
公积金 30%
资方红利 20.5%
总计 100.0%
(9)需要继续在资本家中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此需要有计划地培养一部分眼光远大的、愿意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靠近的、先进的资本家，以便经过他们去说服大部分资本家。
(10)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但要根据需要和可能(《共同纲领》)，而且要出于资本家自愿，因为这是合作的事业，既是合作就不能强迫，这和对地主不同。
(11)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在过去几年中已有很大的进步，相信再有三年至五年，这种进步将更大，所以三年至五年内基本上完成将私营工商业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是有可能的。国营企业的优胜，则是完成这一任务在物质方面的保证。
(12)没有所谓“小五反”，也没有所谓“突然”，这点应当说清楚。
(13)至于完成整个过渡时期，即包括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基本上完成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则不是三五年所能办到的，而需要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既要反对遥遥无期的思想，又要反对急躁冒进的思想。
(14)一个是领导者，一个是被领导者，一个是不谋私利者，一个是还要谋一部分私利者，等等，这些是不相同的。但私营工商业[4]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就利润分配上说，约占四分之三左右)，因此可以和应当说服工人，和国营企业一样，实行增产节约、劳动竞赛，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提高数量质量，这样对公私、劳资都有利。
(15)现在多数公私合营厂的缺点(主要是资方无权和不发红利)必须改正，否则将阻塞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要学民生公司[5]的榜样。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谈话的要点。
[2]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三十一条规定：“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例如为国家企业加工，或与国家合营，或用租借形式经营国家的企业，开发国家的富源等。”
[3]指一九五三年九月八日至十一日召开的全国政协常委会第四十九次会议（扩大）。
[4]指走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的私营工商业。
[5]民生公司，指民生实业公司，旧中国长江航线最大的私营轮船公司。一九二五年由民族资本家卢作孚创办于重庆，后扩大投资于煤矿、染织、水电、钢铁、机器、铁路、汽车和银行保险等业。一九五二年实行公私合营。一九五六年并入国营长江航运管理局。
54、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五日、十一月四日)
一
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可带动互助组大发展。
在新区，无论大、中、小县，要在今冬明春，经过充分准备，办好一个到两个合作社，至少一个，一般一个到两个，至多三个，根据工作好坏而定。要分派数字，摊派。多了冒进，少了右倾。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那就是自流了。可否超过三个?只要合乎条件，合乎章程、决议，是自愿的，有强的领导骨干(主要是两条:公道，能干)，办得好，那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2]。
责成地委、县委用大力去搞，一定要搞好。中央局、省市委农村工作部就要抓紧这件事，工作重点要放在这个问题上。
要有控制数字，摊派下去。摊派而不强迫，不是命令主义。十月开会后，十一月、十二月、明年一月、二月，北方还有三月，有四五个月可搞。明年初，开会检查，这次就交代清楚。明年初是要检查的，看看完成的情形怎样。
个别地方是少数民族区，又未完成土改，可以不搞。个别县，工作很坏的县，比如说落后乡占百分之三十至四十，县委书记很弱，一搞就要出乱子，可以暂缺，不派数字，但是省委、地委要负责帮助整顿工作，准备条件，明年秋收以后，冬季要搞起来。
一般规律是经过互助组再到合作社，但是直接搞社，也可允许试一试。走直路，走得好，可以较快地搞起来，为什么不可以?可以的。
各级农村工作部要把互助合作这件事看作极为重要的事。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作。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难道可以说既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又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吗?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如果又不搞社会主义，那就要两头落空。
总路线，总纲领，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十月开会，要讲一下。
“确保私有财产”，“四大自由”，都是有利于富农和富裕中农的。为什么法律上又要写呢?法律是说保护私有财产，无“确保”字样。现在农民卖地，这不好。法律不禁止，但我们要做工作，阻止农民卖地。办法就是合作社。互助组还不能阻止农民卖地，要合作社，要大合作社才行。大合作社也可使得农民不必出租土地了，一二百户的大合作社带几户鳏寡孤独，问题就解决了。小合作社是否也能带一点，应加研究。互助组也要帮助鳏寡孤独。合作社不能搞大的，搞中的；不能搞中的，搞小的。但能搞中的就应当搞中的，能搞大的就应当搞大的，不要看见大的就不高兴。一二百户的社算大的了，甚至也可以是三四百户。在大社之下设几个分社，这也是一种创造，不一定去解散大社。所谓办好，也不是完全都好。各种经验，都要吸取，不要用一个规格到处套。
老区应当多发展一些。有些新区可能比有些老区发展得快，例如，关中可能比陕北发展得快，成都坝子可能比阜平那些地方发展得快。要打破新区一定慢的观念。东北其实不是老区，南满[3]与关内的后解放的地方也差不多。可能江苏、杭嘉湖一带赶过山东、华北的山地老区，而且应当赶过。新区慢慢来，一般可以这样讲，但有些地方干部强，人口集中，地势平坦，搞好了几个典型，可能一下子较快地发展起来。
华北现有六千个合作社，翻一番——一摊派，翻两番——商量。合理摊派，控制数字，不然工作时心中无数。东北一番、一番半或两番，华北也是这样。控制数字不必太大，地方可以超过，超额完成，情绪很高。
发展合作社，也要做到数多、质高、成本低。所谓成本低，就是不出废品；出了废品，浪费农民的精力，落个影响很坏，政治上蚀了本，少打了粮食。最后的结果是要多产粮食、棉花、甘蔗、蔬菜等等。不能多打粮食，是没有出路的，于国于民都不利。
在城市郊区，要多产蔬菜，不能多产蔬菜，也是没有出路的，于国于民也都不利。城市郊区土地肥沃，土地平坦，又是公有的，可以首先搞大社。当然要搞得细致，种菜不像种粮，粗糙更不行。要典型试办，不能冒进。
城市蔬菜供应，依靠个体农民进城卖菜来供应，这是不行的，生产上要想办法，供销合作社也要想办法。大城市蔬菜的供求，现在有极大的矛盾。
粮食、棉花的供求也都有极大的矛盾，肉类、油脂不久也会出现极大的矛盾。需求大大增加，供应不上。
从解决这种供求矛盾出发，就要解决所有制与生产力的矛盾问题。是个体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还是社会主义所有制?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与大量供应是完全冲突的。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合作社有低的，土地入股；有高的，土地归公，归合作社之公。
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国有制扩大——国营企业的新建、改建、扩建。私人所有制有两种，劳动人民的和资产阶级的，改变为集体所有制和国营(经过公私合营，统一于社会主义)，这才能提高生产力，完成国家工业化。生产力发展了，才能解决供求的矛盾。
(十月十五日)
二
做一切工作，必须切合实际，不合实际就错了。切合实际就是要看需要与可能，可能就是包括政治条件、经济条件和干部条件。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在是既需要，又可能，潜在力很大。如果不去发掘，那就是稳步而不前进。脚本来是走路的，老是站着不动那就错了。有条件成立的合作社，强迫解散，那就不对了，不管哪一年，都是错的。“纠正急躁冒进”，总是一股风吧，吹下去了，也吹倒了一些不应当吹倒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倒错了的，应当查出来讲清楚，承认是错误，不然，那里的乡干部、积极分子，就憋着一肚子气了。
要搞社会主义。“确保私有”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影响。“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4]。“言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搞农贷，发救济粮，依率计征，依法减免，兴修小型水利，打井开渠，深耕密植，合理施肥，推广新式步犁、水车、喷雾器、农药，反对“五多”等等，这些都是好事。但是不靠社会主义，只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搞这一套，那就是对农民行小惠。这些好事跟总路线、社会主义联系起来，那就不同了，就不是小惠了。必须搞社会主义，使这些好事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至于“确保私有”、“四大自由”，那更是小惠了，而且是惠及富农和富裕中农。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
有句古语，“纲举目张”。拿起纲，目才能张，纲就是主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逐步解决这个矛盾，这就是主题，就是纲。提起了这个纲，克服“五多”以及各项帮助农民的政治工作、经济工作，一切都有统属了。
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内社外都有矛盾。现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是半社会主义的，社外的个体农民是完全的私有制(个体农民在供销社入了股，他这一部分股金的所有制也有了变化，他也有一点社会主义)，这两者之间是有矛盾的。互助组跟农业生产合作社不同，互助组只是集体劳动，并没有触及到所有制。现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个人所有的土地、大牲口、大农具入了股，在社内社会主义因素和私有制也是有矛盾的，这个矛盾要逐步解决。到将来，由现在这种半公半私进到集体所有制，这个矛盾就解决了。我们所采取的步骤是稳的，由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进到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再进到完全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将来也叫农业生产合作社，不要叫集体农庄)。一般讲，互助组还是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
有一个时候，曾经有几个文件没有提到互助合作，我都加上发展互助合作或者进行必要的和可行的政治工作、经济工作这样一类的话。有些人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因而就特别反对对农民干涉过多。那个时候，也确是有些干涉过多，上面“五多”，条条往下插，插得下面很乱。“五多”哪一年也不行，不仅农村不行，工厂也不行，军队也不行。中央发了几个文件，反对干涉过多，这有好处。什么是干涉过多呢?不顾需要和可能、不切实际、主观主义的计划，或者计划倒合实际，但用命令主义的方法去做，那就是干涉过多。主观主义、命令主义，一万年也是要不得的。不仅是对于分散的小农经济要不得，就是对于合作社也是要不得的。但是，不能把需要做、可能做的事，做法又不是命令主义的，也叫做干涉过多。检查工作，应当用这个标准。凡是主观主义的，不合实际的，都是错误的。凡是用命令主义去办事，都是错误的。稳步不前，右了，超过实际可能办到的程度勉强去办，“左”了，这都是主观主义。冒进是错误的，可办的不办也是错误的，强迫解散更是错误的。
“农村苦”、“不大妙”、“措施不适合于小农经济”，党内党外都有这种议论。农村是有一些苦，但是要有恰当的分析。其实，农村并不是那样苦，也不过百分之十左右的缺粮户，其中有一半是很困难的，鳏寡孤独，没有劳动力，但是互助组、合作社可以给他们帮点忙。他们的生活比起国民党时代总是好得多了，总是分了田。灾民是苦，但是也发了救济粮。一般农民的生活是好的，向上的，所以有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农民欢欣鼓舞，拥护政府。农村人口中间，有百分之七左右的地主富农对政府不满。说“农村苦，不得了了”，我历来就不是这样看的。有些人讲到农村苦，也讲到农村散，就是小农经济的分散性；但是他们讲分散性的时候，没有同时讲搞合作社。对于个体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搞互助合作，办合作社，这不仅是个方向，而且是当前的任务。
总路线的问题，没有七、八月间的财经会议，许多同志是没有解决的。七、八月的财经会议，主要就是解决这个问题。总路线，概括的一句话就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次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对于社会主义也是很大的推动。接着又开了这次互助合作会议，又是一次很大的推动。鉴于今年大半年互助合作运动缩了一下，所以这次会议要积极一些。但是，政策要交代清楚。交代政策这件事很重要。
“积极领导，稳步发展”，这句话很好。这大半年，缩了一下，稳步而不前进，这不大妥当。但是，也有好处。比如打仗，打了一仗，休整一下，再展开第二个战役。问题是有些阵地退多了一些，有一些不是退多了，而是本来可以发展的没有发展，不让发展，不批准，成了非法的。世界上有许多新生的正确的东西，常常是非法的。我们过去就是“非法”的呀，国民党是“合法”的呀。可是这些非法的社，坚持下来了，办好了，你还能不承认吗?还得承认它是合法的，它还是胜利了。
会上讲了积极领导，稳步发展，但是也要估计到还会有些乱子出来。你说积极、稳步，做起来也会是不积极领导，或者不稳步发展。积极、稳步就是要有控制数字，派任务，尔后再检查完成没有。有可能完成而不去完成，那是不行的，那就是对社会主义不热心。据检查，现在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社减了产，办得不大好，这就是没有积极领导的结果。当然有少数社没有办好，减了产，也是难免的。但是如果有百分之二十甚至有更多的社减了产，那就是问题。
总路线就是逐步改变生产关系。斯大林说，生产关系的基础就是所有制[5]。这一点同志们必须弄清楚。现在，私有制和社会主义公有制都是合法的，但是私有制要逐步变为不合法。在三亩地上“确保私有”，搞“四大自由”，结果就是发展少数富农，走资本主义的路。
县干部、区干部的工作要逐步转到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这方面来，转到搞社会主义这方面来。县委书记、区委书记要把办社会主义之事当作大事看。一定要书记负责，我就是中央的书记，中央局书记、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区委书记，各级书记，都要负责，亲自动手。中央现在百分之七八十的精力，都集中在办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之事上。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也是办社会主义。各级农村工作部的同志，到会的人，要成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专家，要成为懂得理论、懂得路线、懂得政策、懂得方法的专家。
城市蔬菜的生产和供应，都要有计划性。大城市和新发展起来的城市，人口很集中，没有蔬菜吃，哪能行呢?要解决这个问题。在城市郊区，蔬菜生产搞互助组，供应不好解决，可以不经互助组，就搞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甚至搞完全社会主义的合作社。这个问题，可以研究一下。
生产合作社的发展计划提出来了，今冬明春，到明年秋收前，发展三万二千多个，一九五七年可以发展到七十万个。但是要估计到有时候可能突然发展一下，可能发展到一百万个，也许不止一百万个。总之，既要办多，又要办好，积极领导，稳步发展。
这次会开得有成绩。现在不开，明年一月再开，就迟了，今年冬天就错过去了。明年三月二十六日再开会，要检查这次计划执行得怎样。这次会决定下一次会议的日期，并且决定下次会检查这次会决议的执行情形，这个办法很好。明年秋天还要开一次会，讨论规定明冬的任务。
(十一月四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谈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前和会议结束前夕，同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伯达、廖鲁言的两次谈话。这次会议于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六日至十一月五日召开。
[2]“韩信将兵，多多益善”，出自《史记·淮阴侯列传》。一次汉高祖刘邦问大将韩信能指挥多少军队，韩信答：“臣多多而益善耳。”
[3]南满，指沈阳至大连铁路线以东的庄河、丹东、通化、临江、清原和沈阳西南的辽中地区。
[4]见《论语·卫灵公》。
[5]参见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46－449页）。
55、接见西藏国庆观礼团、参观团代表的谈话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八日)
我们要和各民族讲团结，不论大的民族、小的民族都要团结。例如鄂伦春族还不到两千人，我们也要和他们团结。只要是中国人，不分民族，凡是反对帝国主义、主张爱国和团结的，我们都要和他们团结。团结起来，按照各民族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进行工作。有些地方可以做得快一点，有些地方可以做得慢一点，不论做快做慢都要先商量好了再做，没有商量好就不勉强做。商量好了，大多数人赞成了，就慢慢地去做。做好事也要商量着做。商量办事，这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不同的地方。国民党势力大就压迫人。他们不仅压迫少数民族，还压迫大多数汉人。国民党是做坏事的。坏事是不应当做的。我们的干部有了错误就要批评。我们在西藏的工作有什么缺点和错误，请你们讲，你们不同意的和你们认为不利于人民的都可以讲，便于我们纠正。有了缺点就马上纠正，这是我们和国民党不同的地方。
过去两年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之间的相互了解以及汉藏两个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是有进步的，西藏地方对中央以及藏族和汉族之间都是一天一天靠拢的，相信将来会更加靠拢。
整个中国现在还很落后，需要发展。这是因为过去有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压迫的关系。他们现在已被我们赶走了，这四年来我们就有很大进步。在国家经济恢复以后，今年开始了第一个国家建设的五年计划，预计在三个五年计划以后，我们的大工业就建立起来了。苏联在三十六年前赶走了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坏人，建设了三十六年才有现在的成绩。我们建设起来比苏联还要快些，因为我们有苏联的帮助。中国人口很多，有五万万几千万，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土地也很广大，有三个五年计划就能建设得很好了，对西藏就会有更大的帮助了。
中央有什么东西可以帮助你们的一定会帮助你们。帮助各少数民族，让各少数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是整个国家的利益。各少数民族的发展和进步都是有希望的。
西藏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发展，主要靠西藏的领袖和人民自己商量去做，中央只是帮助。这点是在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里写了的。但是要做，还得一个时间，而且要根据你们的志愿逐步地做。可做就做，不可做就等一等；能做的，大多数人同意了的，不做也不好。可以做得慢一些，让大家都高兴，这样反而就快了。
总之，我们的方针是团结进步，更加发展。
根据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释】
[1]这篇谈话，是西藏国庆观礼团团长朵噶·彭错饶杰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用藏语向西藏僧俗官员、人民的广播讲话中引述的。
56、革命的转变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
一
我们说标志着革命性质的转变、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的东西是政权的转变，是国民党反革命政权的灭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不是说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个伟大的任务，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就可以立即在全国一切方面着手施行了。不是的，那时，我们还须在广大的农村中解决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即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那时在农村中的主要矛盾是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的矛盾，而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因此需要有两年至三年时间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那时我们一方面在农村实行民主主义的土地改革，一方面在城市立即着手接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使之变为社会主义的企业，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银行，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着手建立社会主义的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并已在过去几年中对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开始实行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措施。所有这些显示着我国过渡时期头几年中的错综复杂的形象。
二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三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2]我们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把在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去工作的情况，改变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借以达到大规模地出产各种工业和农业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确有把握地增强国防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最后地巩固人民政权，防止反革命复辟这些目的。要完成这个任务，大约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就是大约十五年左右的时间(从一九五三年算起，到一九六七年基本上完成，加上经济恢复时期的三年，则为十八年，这十八年中已经过去了四年)，那时中国就可以基本上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出版的《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阅读文件汇编》(第一编)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写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稿时，加写或改定的三段文字。关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毛泽东从一九五二年下半年开始提出，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比较完整的表述，八月正式写到周恩来在一九五三年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的结论中。本篇二是毛泽东最后改定的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表述。
[2]这句话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送审稿中原有的。
57、宪法起草工作计划
(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五日)
少奇同志并中央各同志:
宪法小组的宪法起草工作已于一月九日开始，计划如下:
(一)争取在一月三十一日完成宪法草案初稿，并随将此项初稿送中央各同志阅看。
(二)准备在二月上半月将初稿复议一次，请邓小平、李维汉[1]两同志参加。然后提交政治局(及在京各中央委员)讨论作初步通过。
(三)三月初提交宪法起草委员会讨论，在三月份内讨论完毕并初步通过。
(四)四月内再由宪法小组审议修正，再提政治局讨论，再交宪法起草委员会通过。
(五)五月一日由宪法起草委员会将宪法草案公布，交全国人民讨论四个月，以便九月间根据人民意见作必要修正后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最后通过。
为了在二月间政治局便于讨论计，望各政治局委员及在京各中央委员从现在起即抽暇阅看下列各主要参考文件:
(一)一九三六年苏联宪法及斯大林报告(有单行本)；
(二)一九一八年苏俄宪法(见政府办公厅编宪法及选举法资料汇编一)；
(三)罗马尼亚、波兰、德国、捷克等国宪法(见人民出版社《人民民主国家宪法汇编》，该书所辑各国宪法大同小异，罗、波取其较新，德、捷取其较详并有特异之点，其余有时间亦可多看)；
(四)一九一三年天坛宪法草案，一九二三年曹锟宪法，一九四六年蒋介石宪法(见宪法选举法资料汇编三，可代表内阁制、联省自治制、总统独裁制三型)；
(五)法国一九四六年宪法(见宪法选举法资料汇编四，可代表较进步较完整的资产阶级内阁制宪法)。
有何意见望告。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五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原件刊印。
【注释】
[1]邓小平，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他们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