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历年数据统计 1950
从书中搬来的,我不保证它是正确的,仅供参考。
1 人民胜利折实公债
本公债的募集及还本付息,均以实物为计算标准,其单位定名为“分”,每分以上海、天津、汉口、西安、广州、重庆6大城市的大米(天津为小米)6斤、面粉1.5斤、白细布4尺、煤炭16斤的平均批发价的总和计算。此项平均市价,统一由中国人民银行每十日公布一次。
本公债总额为2亿分,于1950年内分期发行。第一期在1950年1月至3月间定期发行。继续发行时间由政务院决定。
本公债分五年偿还,第一年抽还总额百分之十,以后每年递增百分之五。每期自发行截止时起,每满一年抽签还本一次。
本公债定为年息5厘,亦照实物计算。每期于发行截止时起,每满一年付息一次。
具体份额是华东区,4500万分。中南区,3000万分。华北区,1500万分。西南区,700万分。西北区,300万分(东北区1949年已发行过折实公债)。
公债推销对象,主要放在大中小城市的工商业者、城乡殷实富户和富有的文武退职官吏。
这次公债的发行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的拥护,积极认购。至1950年2月底止,全国推销公债总额达1.4亿分,超额40%完成了第一期胜利折实公债的任务。第二期未发行。
2 第一次全国财经会议
财政收支统一集中到中央。公粮除5%—15%作为地方附加外,均由中央统一掌握。统一税收,关税、盐税、货物税、工商税统一集中到中央,每日结算解缴国库。
统一编制,改变编制庞大、人浮于事的状况。统一贸易,各地贸易公司的资金、业务计划、商品调度统一由中央贸易部掌握。统一现金收支,现金的调度统一于银行。
在财经平衡方面要做到:通过整顿税收、集中国营企业利润、折旧以及清理仓库等措施,保证财政收支平衡。通过粮食、纱布统一调度等措施,保证物资平衡。通过加强现金管理,保证现金收支平衡。
1950年上半年防洪、灌溉、排水、航道整理等工程完成了3.6亿土方。鞍钢、本钢等重工业企业主要设备的恢复工程也开始着手。财经统一,出现了收入增加,支出相对缩减,财政收支接近平衡的局面。
1950年城市税收超过原概算的62.6%,在整个国家收入比重中跃居第一位。公粮征收超过概算的4%。国营企业利润及折旧上交增加,超过原概算的18.4%。国民经济总收入共超过原概算31.7%。各项开支相对缩减。财政收支在1950年底接近平衡。金融、物价转向稳定,银行存款急剧增加。1950年2—6月,人民币银行存款增加4倍以上,超过货币发行总额的82%。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
禁止重婚、纳妾。禁止童养媳。
禁止干涉寡妇婚姻自由。
禁止任何人借婚姻关系问题索取财物。
对于结婚、夫妻间的权利和义务、父母子女间的关系、离婚后子女的抚养教育、离婚后的财产和生活等作了具体规定。
同时又规定凡因干涉婚姻自由而引起被干涉者死亡或伤害者,干涉者一律应负刑事责任。
根据1954年上半年对11个大城市的统计,合乎婚姻法规定准于结婚登记的,占申请登记总数的97.6%。
4 商业的第一次调整
1950年春夏之交,出现了部分私营工商业户关门、歇业的现象。
从全国几个主要大城市来看,北京市在3月下旬,面粉上市28万袋,成交量2万袋,仅为上市量的7%。
重庆市几种主要商品的销售量,4月份比3月份布疋减少70%,棉纱减少92.5%。
上海4月份大米和棉纱的批发市场交易量,分别比1月份下降了83%和47%。3月份同1月比较,百货营业额大商号减少了一半,中小商号减少90%。到4月下旬,上海倒闭的工厂有1000多家,停业的商店有2000多家,失业工人超过20万人。
据全国七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统计,14个较大城市在1950年4月,倒闭工厂有2945家。16个较大城市中有9347家商店歇业。全国失业工人逾百万。
决定采取措施帮助资本主义工商业解决困难,并把它作为政府财经领导机关的工作重点。
就其具体原因来分析,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社会虚假购买力的迅速消失。由于国民党政府长期通货膨胀政策和建国前后几次物价波动,造成市场的畸形发展。这种市场的特点,一是投机资本猖獗,二是虚假购买力病态增长。全国物价稳定后,投机商不得不将囤积的货物尽快吐出,而这时人们的社会心态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不再拿到货币就去抢购货物,再加上国家紧缩银根,市场商品出现滞销。一时又形成了“供大于求”的虚假现象,使生产和销售都受到了剧烈的冲击。
第二,供销对象发生巨大变化。在资本主义工商业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为外国在华人员、中国的达官贵人及投机商业服务的,如专门从事投机事业的钱庄、银号,经营金银珠宝、高级化妆品、高级丝绸呢绒、参燕鹿茸等奢侈物品的商业企业,及制造奢侈品、迷信物品、鸦片用具等物品的工业企业。民主革命胜利以后,服务对象消失了,它们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前提条件。
第三,私营工商业大多数企业管理落后。许多企业机构臃肿,经营管理不善,造成产品成本高,利润低。私营企业的生产往往存在很大盲目性,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这种盲目性表现得更为严重。私营企业之间还发生盲目竞争,使市场发生混乱,给生产造成困难。
第四,政府在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一是平抑物价的措施有些过猛。紧缩银根起稳定物价的作用,但对于正常的工商经营活动也产生了一些副作用。二是一部分干部中存在“左”的思想,忘记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指导方针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而产生了乘机挤垮一些私营工商业的想法。主张国营经济要“无限制发展”,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则兼顾不够,在价格政策、原料供给、银行贷款、税收负担等方面也有不尽合理之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困难。
调整工商业的范围主要确定为三项内容。 第一,调整公私关系。这是调整工商业的中心。调整公私关系围绕两方面工作展开。
扩大加工订货和收购包销,使其在全国私营工业产值中,由1949年的11.5%,增加到1950年27.3%,私营棉纱业在1950年下半年,为国家加工的部分占其生产能力的70%以上。采取这种办法,不但解决了私营工业原料收购和成品销售方面的困难,而且使它们受到国家计划的控制,一只脚在不知不觉中已踏入了社会主义。
国营商业主要经营方向放在批发上,同时适当缩小零售范围。国营零售商店经营的品种由几十种改为只经营粮食、煤炭、食油等6种人民生活日用必需品。农副产品的收购,也只经营大宗的农产品和外销农产品的一部分。
调整价格。由于物价大幅度下跌,使部分商品市场销售价格低于生产成本,成品价低于原材料价。部分商品的零售价同批发价的差额过小或持平,有的甚至出现倒挂,致使私商无利可图。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国家规定了适当的地区差价、批零差价、季节差价、原(料)成(品)差价,使私营零售商和运销商都能获得合理的利润。
调整贷款。人民政府降低了放款利率,增加了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贷款。据不完全统计,国家银行对私营工商业贷款的余额,1950年5月为2186万元,9月增至4963万元。
将工商业税税种由17种减为14种,货物税税目由1136个减为358个。同时改变征税方法,提高了工商业所得税的起征点和最高累进点,累进级数由14级增加到20级。
注意做工人的工作,向工人进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教育。私营企业的工人响应人民政府的号召,发扬了识大体、顾大局的风格,忍受暂时的困难,自己做出牺牲,以减轻企业的负担。
从1950年7月开始,私营工商业摆脱困境,并得到了发展。据上海、天津、北京、武汉、青岛5个城市的统计,10月份同4月份相比,大米、面粉、棉布和棉纱的销售量,分别增加了298%、54%、233%和180%。上海市下半年新开业的工商户达32674户。比歇业户多出25223户。
5 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
在旧中国,封建土地制度极不合理,占乡村人口总数不到10%的地主富农占有70%—80%的土地,而90%的贫、雇农和中农,仅占20%—30%的土地。
经过土地改革,全国约有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地分得了约7亿亩土地,免除了每年须向地主交纳700亿斤粮食的沉重的地租负担。在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中,农民还分得耕畜297万头,农具3954万件,房屋3807万间,粮食105亿斤。
全国粮食产量同1949年相比,1951年增长28%,1952年增长40%。
6 美国间谍阴谋炮击天安门事件
这是一起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于1950年破获的极其严重的特务间谍案。
主犯李安东,又名汤尼,意大利人,948年3月,他接受了前美国驻华大使馆驻北平武官处上校武官包瑞德所给的间谍任务。
他收罗日本特务山口隆一(日本人)充当情报员,又指挥充当美国政府间谍的马迪儒(意大利人)、魏智(法国人)、哲立(意大利人)、甘斯纳(德国人)、马新清(中国人)等,分头搜集有关解放区的军事、政治、经济情报,由李安东转报包瑞德。
1950年1月,李安东和山口隆一密谋,妄图于同年10月1日乘我国人民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纪念盛典时进行暴动,炮击天安门检阅台,一举谋杀届时出席大会的国家元首毛泽东和中央人民政府各首长。
为此山口隆一于5月至7月间,秘密测量天安门广场周围的地形,绘制天安门形势图和向检阅台射击的指标(在图上以带箭头的弧线指向天安门检阅台主席位置),详细注明天安门广场的情况,并于9月16日将该图及附带说明寄往东京美国驻日占领军总部。他们还准备了阴谋暴动的六零迫击炮一门、手榴弹、手枪、炮弹及各种子弹500余件,商定要如期实行这个计划。山口隆一再次写信给东京美国占领军总部,对阴谋计划实现的可能性作了估计。
正当李安东等间谍猖狂活动时,公安人员迅速出动,于1950年9月26日一举破获了这个巨大的反革命案件,查获间谍分子及他们所藏的各种武器弹药、毒药、暴动计划、情报底稿及情报材料(1642件)、有关间谍活动的来往函件等。
7 抗美援朝
1950年的生产计划胜利完成。大部分工业生产都达到或超过战前1936年的水平,其中钢铁、纺织发展尤快。
东北是我国重要工业基地,1950年工业生产总值较1949年增加了100.5%,34种主要工业产品都有较大幅度的增产,金银矿达到982.4%,几乎增加了9倍。
华北地区天津、北京等地各主要工业都提前超额完成任务。天津棉纱、棉布产量较1949,年分别增加了37%和42%。
华东是我国工业较集中的地区,沪、宁各厂矿的主要产品均提前完成计划,其中18种产品超过了计划。
在历时3年的朝鲜战争中,中朝军队共毙伤俘敌人109.3万多人,其中美军39.75万多人,李承晚的伪军66.7万多人,其他帮凶军2.9万多人。击落击伤敌机1.22万余架,击沉击伤敌舰257艘,击毁击伤坦克2690辆,缴获各种武器车辆十几万件。美国虽然运用了1/3的陆军,1/5的空军和近半数的海军,使用了除原子弹外的一切现代化武器,耗用了7300万吨作战物资和200多亿美元,却遭到惨败。
8 废除外国在华经济特权和处理外国在华财产
帝国主义在华企业,1936年总资本约为43亿美元,其中工业资本约占整个中国工业资本的41%。其产品,占中国生铁产量的80%,原煤产量的80%,发电量的76%,棉布产量的64%,外资银行32家,其分支银行141所,资产19亿美元,在金融业务中占垄断地位。
帝国主义还控制了中国的海关。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帝国主义在华势力迅速扩张,至1948年,美国资本已占外国在华投资的80%。到大陆解放时,在我国外资企业共有1000多家,拥有职工12万多人。其中包括煤矿、石油、机器制造、发电、造船等重工业企业。卷烟、纺织、食品等轻工业企业,以及银行、进出口贸易、房地产等企业。这些企业主要属于英、美两国。
12月30日,上海市军管会决定对美商上海电力公司、上海电话公司实行军事管制,并成立了两公司的临时管理委员会。接着又有115家银行和企业被军事管制,其中包括友邦银行,美国商业银行,德士古石油公司、美孚火油公司、海宁洋行、海京洋行、慎昌洋行、奇异安迪生电气公司、远东酒精炼气厂、赫克生汽车公司等。同时成立了11个管制专员办事处,执行各项管制工作。
在北京、天津、广州、南京等市也都限令美国资本经营或有美国资本股份的工商企业清查上报,并对其实行管制。
到1952年底,凡有关国计民生、带有垄断性的外国企业,如煤矿、机器制造、石油、造船等已全部转归我国所有,内河航运设备也全部收回。轻工业中处于重要地位的卷烟、肥皂等企业也收归国有。
据统计,在此期间,外国企业由1192个减至563个,所属职工减至2.3万人,所有资产减至4.5亿美元。其中英国企业由409个减至223个,职工由10.4万人减至1.5万人,资产由6.9亿美元减至3.1亿美元。美国企业由288个减至69个,职工由1.4万人减至1500人,资产由3.9亿美元减至1600万美元。
9 治理淮河
1950年11月底,根治淮河的第一期工程全面动工。先后投入治淮工程的人员,有民工300万左右,工程技术人员16000多人。共计修筑堤防2191公里,疏浚河道861公里,修建大小闸坝涵洞92座,完成土方1.95亿立方。1951年7月20日,根治淮河的第一期工程全部完工,淮河流域初步达到“大雨减灾、小雨免灾”的目的。
治淮第二期工程于1951年11月开始。到1952年7月中旬,治淮第二年度工程施工结束。完成了上游南湾水库和汝河上游的薄山水库的勘察、设计和钻探等工作,修建了白沙水库和板桥水库,还在苏北修建一条长达170公里的灌溉总渠。在1952年底开始的第三年度的治淮工程中,除修复渠道,加固河堤外,还修建了南湾、薄山、佛子岭等6座水库。到1953年9月初,第三年度治淮工程胜利完成。到此为止,淮河沿岸人民初步解脱了洪水灾害。
治理淮河的工程在继续前进,1954年6月5日,位于安徽省霍山县境内的佛子岭水库工程全部完工。1956年5月5日,淮河中游史河上游的梅山水库拦河大坝建成。到1958年7月底,安徽省实现了河网化,特别是1970年5月18日,横贯豫、皖、苏三省的大型水利工程——开挖新汴河,治理沱河工程全部竣工。到1971年,淮河流域广大人民经过20年的治理,陆续建成一批中小型和大型水库工程,兴建了一批蓄洪工程,并整修河道,开辟了新沂河和苏北灌溉总渠等人海出路。各地还根据农业生产的需要,兴建了一批水利排溉工程,这些工程的建成,使淮河河流抗御洪、涝、旱灾能力大大增强,灌溉面积迅速扩大,多灾低产的淮河流域发生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