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逝的童年》【美】尼尔·波兹曼 （一）
本书第一次出版是1982年，1994年第二版。作者波兹曼，另一部作品是《娱乐至死》。
第二版序言
在过去的12年里，许多教师，从小学到中学，与他们的学生探讨书中提出的论点和根据。一些学生还写信给我，表达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尤其对五六年级学生的观点感兴趣，因为他们正当其时。这个年龄的儿童不仅会饱受早来的、强加于他们的成年的影响，而且可以对这些影响进行讨论，甚至进行反思。这个年龄的学生也往往行文直率和简练，还没有被鼓励用语言来掩盖思想。
例如，一个叫纳里艾拉（Nariele）的女孩儿结束她的短信时说，我的想法“稀奇古怪”。
一个叫杰克（Jack）的男孩儿说：“我认为你的文章不怎么好。童年没有消逝——哈！——就这样没有啦？！”
约瑟夫（Joseph）写道：“童年没有消逝，因为我们看电视，我认为一周五天上学才是荒废童年。我觉得那太过分了。童年非常宝贵，用超过半周的时间去上学，太浪费了。”
蒂娜（Tina）写道：“当你是孩子时，你并不需要顾虑责任的问题。孩子们应该多一些玩耍。”
约翰（John）写道：“我认为18岁才应该是儿童变成成年人的年龄。”
帕蒂（Patty）说：“我不认为一个10岁的孩子看了成人节目，就不再是儿童了。”
安迪（Andy）说：“大多数孩子看电视节目，知道那不是真的。”
看起来，儿童不仅懂得他们与成人不同的价值所在，还关心二者需要有个界限；他们也许比成人更明白，如果这一界限被模糊，那么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就会随之丧失。
引言
且举个小小的例子：庆祝孩子生日的习俗，在18世纪的美国大多是不存在的，而且，事实上，以任何形式准确标注孩子的年龄都是一个相对新的文化习惯，不过200年而已。
再举个更重要的例子：直到1890年，美国的中学只招收7%的年龄在14岁到17岁的人。另外93%在和许多更加年幼的儿童一起从事着成人的劳动。一些儿童更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在各大城市比比皆是。
其实，写作本书的想法起源于我个人的观察，那就是童年正在消逝，而且飞快地消逝。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我的任务，一部分是展现童年消逝的证据，证明情况的确如此，尽管我怀疑大多数读者不会要求多少说服就会相信。有关童年消逝的话题，不论我到何处演讲，不论我何时写作，听众和读者不仅没有对这个观点表示异议，而且急不可耐地从自身的经验中为我提供证据。童年和成年的分界线正迅速模糊。这个观察对于关注它的人平淡无奇，对于不关注它的人也不置可否。不甚为人知晓的是，首先童年从何而来。至于为什么童年会消逝，就更鲜为人知了。
本书的主要贡献不在于断言童年正在消逝，而在于提供了一个解释这种现象何以产生的理论。因此，本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表述“童年”这个概念的起源；具体地说，就是童年起初不需要存在，而后却发展成不可避免的存在，它们各自的传播条件是什么。第二部分将我们置身于现代时空，企图揭示从古登堡（Gutenberg）的印刷世界转换到塞缪尔·莫尔斯（Samuel Morse）的电报密码世界，这个过程使童年作为一个社会结构已经难以为继，并且实际上已经没有意义。
第一部分 童年的发明
第1章 一个没有儿童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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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美大大小小的城市里，成人犯罪和儿童犯罪之间的区别正在迅速缩小；在许多州，对两者的惩罚正变得日趋相同。在1950年至1979年间，15岁以下人口所犯的较严重的罪案率增加了110倍，或是11000%。念旧的人也许会对当今的“少年犯罪”大惑不解，并不由得思念起过去。那时候，青少年逃课去学校厕所抽支烟，都被看作“问题”。
过去在城镇的大街小巷上随处可见的儿童游戏也正在消失。就连“儿童游戏”这个想法也似乎正从我们的股掌之中流失。我们过去习惯于认为儿童游戏并不需要教练、裁判或观众，只要有空间和器材，儿童就可以开始玩了；游戏的目的不为别的，只图快活。
然而，今天少年棒球联合会（the Little League baseball）和十二三岁的小选手橄榄球队（Pee Wee football），他们不仅由成人来监督，而且以一切可能的方式来仿效成人运动的模式。因此，他们需要裁判，需要器材。成人在边线外加油呐喊或奚落。球员们寻求的不是快活，而是名誉。
现在还有谁看见9岁以上的孩子在玩抛接石子（Playing Jacks）、骑木马（Johnny on the Pony）、捉迷藏（Blindman‘s Buff）或边打球边唱歌（Ball-bouncing rhymes）这样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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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修辞学家昆体良（Quintilian）写过一篇出色的探讨教育的文章，他谴责同辈们在罗马贵族儿童面前所表现的无耻行为：
“假如他们说话过于自由，我们感到满心欢喜；一些我们不该容忍的字眼，即便是从亚历山大的侍从官口中说出，人们还是报之以欢笑和亲吻……他们听到我们使用那些字眼，看到我们的主妇和奴仆；每一个晚宴都喧闹非凡，充斥着令人恶心的曲调，一些我们本应羞于提及的事物被呈现在他们眼前。”
在此，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完全现代的场景。它提出了童年定义的部分含义，即宣称童年需要回避成人的秘密，尤其是性秘密。昆体良责备成人忽略了向未成年人隐瞒这些秘密，这恰好为我们提供了解释诺贝特·埃利亚斯在他的巨著《文明的进程》中表示的看法的极好例证。他宣称我们开明文化的一个特征就是：性欲要受到严格的控制，成人须承受巨大的压力把他们的各种冲动私密化（尤其是性冲动），并且在儿童和未成年人面前，对成人的性欲望和冲动三缄其口，维护“保持缄默的密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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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罗马人之后，所有这一切观念都烟消云散了。
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知道，北方蛮族入侵后，罗马帝国跟着就灭亡了，传统文化被神秘化，欧洲随后陷入所谓的愚昧黑暗时代和中世纪。学校的教科书很好地论述了时代的变迁，不过有四点经常被忽略，而它们对童年的来龙去脉关系尤深。
第一点是人的读写能力的消失。
第二点是教育的消失。
第三点是羞耻心的消失。
而第四点是前三点所导致的后果，即童年的消逝。
要理解这一后果，我们必须仔细地检讨前三点的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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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人的读写能力会消失？
其中一种推断便来自哈夫洛克。他指出，在愚蠢黑暗时代和中世纪，字母书写的风格层出不穷，字母的形状五花八门，不易辨认。这么看来，欧洲人已经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如果要使识字成为一种普遍的活动，辨认（正是希腊语中用来表示识字的词）必须快速而且不假思索。
也就是说，字母的形状必须一目了然，因为有关字母写作的许多不可思议的特征，其中之一就是一旦人们学会这些字母，就无须再考虑它们。它们在人的心理上消失，不会在读者和语音记忆之间形成思维障碍。如果书法只注重字形本身，或是书写模糊不清，让人费解，那么识字的主要意义已不复存在，或者更准确地说，文字已经失去了大多数民众。
在欧洲所发生的，简单来说，不是字母消失了，而是人们理解字母的能力丧失了。
还有一种关于读写能力之所以丧失的解释，它和前一种完全有异曲同工之妙。那就是古代纸莎草纸和羊皮纸的来源变得稀少；若不是那样的话，那么就是严酷的生活现实不允许人们花费精力去生产这些东西。
这表明，当时所有重要的社会交往都是通过口头的方式面对面地进行的。巴巴拉·塔奇曼告诉我们：在中世纪，“一般人主要通过耳朵来获得知识。他们聆听公开的布道，观看神秘剧，听人们朗诵叙事诗、唱民谣和讲故事”。因此，欧洲人回到了一种人类交流的“自然”状态，一种以谈话为主、通过歌唱来强化的状态。纵观人类的历史，那正是人类办事和创造文化的方式。
在《爱弥儿》（Emile）一书中，卢梭告诉我们：“阅读是童年的祸害，因为书本教我们谈论那些我们一无所知的东西。”
我相信，卢梭是正确的。如果人们把他的话解释为阅读是永久的童年的结束，那么，阅读就从根本上削弱了口语文化的心理基础和社会基础。
阅读是童年的祸害，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它创造了成年。各种各样的文献资料，包括地图、图表、合同和产权契约，收集并保存了各种有价值的秘密。因此，在文字世界里，做成人意味着有机会了解用非自然符号整理和记录下来的文化秘密。在文字世界里，儿童必须变成成人。但是，在没有文字的世界里，儿童和成人之间就没有必要明确区分，因为不存在什么秘密，文化不需要提供训练就能被人理解。
在口语世界里，成人的概念并不存在，因此，儿童的概念就更不用提了。这也是为什么所有的原始资料都表明中世纪的童年在7岁就结束了的原因所在。为什么是7岁？因为儿童在7岁时已经能够驾驭语言。他们会说而且明白成人所能说的和理解的一切。他们知道通过口舌透露的一切秘密，而他们知道这些秘密已经足够了。这种现象有助于我们解释为何天主教会指定7岁为理性的年龄，即人长到7岁时便应该明白是非的差别。
人们可以说，成人和儿童之间的主要区别之一，就是成人知道生活的某些层面，包括种种奥秘、矛盾冲突、暴力和悲剧，这些都被认为不适宜儿童知道；若将这些东西不加区分地暴露给儿童，确实是不体面的。而在现代世界，儿童逐步走向成年，我们正把这些秘密以我们认为是心理上可以吸收的方式透露给他们。
中世纪的孩子身处一个以口语沟通的世界里，生活在一个跟成人一样的社会范围，没有分离机构加以限制。他们有机会接触该文化中几乎一切的行为方式。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一个7岁的男性都是一个男人，除了他不会做爱，不会发动战争。
J·H·普拉姆写道，“那时没有分离的童年世界。儿童跟成年人做同样的游戏，玩同样的玩具，听同样的童话故事。他们在一起过同样的生活，从不分开。勃鲁盖尔（Brueghel）所描绘的粗俗的乡村节日，展示男人和女人沉迷于饮酒，在放纵的情欲驱使下公然互相触摸，孩子们在一旁和成人一道吃吃喝喝。”
另外，当时也没有16世纪为人所知的礼仪。这是羞耻概念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当时的社会并不存在一套内容翔实的礼仪可供未成年人学习。在中世纪，礼仪规则究竟有多么贫乏，现代人是很难理解的。
直至1523年，伊拉斯谟才在《避难所》（Diversoria）中为我们生动地描绘了一个德国客栈：客栈里有八九十人坐在一起。他们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年龄各不相同。一个人在洗衣服，然后挂在炉上烘干，另一个人在桌子上清理靴子。店里有一个盆供大家来洗手，但里面的水很脏。大蒜的气味和其他各种气味四处飘逸。随时可见有人吐痰，而且吐到哪里也随心所欲。人人都大汗淋漓，因为房间里温度太高。有些人在衣服上擦鼻涕，并不转身回避。当饭被端进来时，人人都把面包伸进公用的菜里蘸一下，然后咬一口，再伸进去蘸一下。没有叉可用。人人都用手在同一个盘子里拿肉，从同一个高脚杯里饮酒，从同一个碗里喝汤。
他们没有像我们现在这样的私人空间的概念；他们不会对人体的某些气味或身体的功能感到不快；他们不觉得在众目睽睽之下暴露自己身体的机能有什么可耻；他们跟别人的手和嘴接触也不会反感。有鉴于此，当我们了解到中世纪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人们对婴儿进行早期的大小便训练，也就不足为奇了。也许我们会设想当时的人丝毫不避讳在儿童面前谈论性的问题，实际上事实正是如此。成人从未想过要隐瞒性冲动，不让儿童知道性秘密更是闻所未闻的。
当然，我们一定要考虑到当时生活条件的严酷，尤其是儿童的死亡率居高不下。这部分是因为儿童不能存活，成人不会也不能以我们视为正常的标准给予儿童那份感情的承诺。当时普遍的看法是生许多孩子，寄希望于两三个能活下来。基于这些原因，人们显然不能让自己对小辈投入太多的感情。
第2章 印刷术和新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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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创造了一个新的成年定义，即成年人是指有阅读能力的人；相对地便有了一个新的童年定义，即儿童是指没有阅读能力的人。
像另一部了不起的时间机器——机械钟一样，印刷机捕捉住了时间，使之为人类服务，也改造了时间的观念。在这个过程中，它改变了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但是，刘易斯·芒福德认为，钟表消灭了“永恒”这个人类动态的度量和关注点，但印刷机又使“永恒”得以恢复。印刷把现在和永远连接了起来，它将个人的观点带入一个未知的王国。随着印刷机的发明，永恒的问题可以通过个人的声音获得满足，而不需要一个社会集合体。
英尼斯强调说，传播技术的变化无一例外地产生了三种结果：它们改变了人的兴趣结构（人们所考虑的事情）、符号的类型（人用以思维的工具），以及社区的本质（思想起源的地方）。
一个人为某个特定且有限的目的创造了一台机器，可一旦机器造好之后，我们却发现——有时候令人恐怖地、常常令人不舒服地、总是让我们吃惊地发现——它有自己的主张；它不仅相当能够改变我们的习惯，而且——如英尼斯试图揭示的——还能够改变我们的思维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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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认识印刷的一些含义，并不需要天才。在印刷机发明后的50年里，共印刷了800多万本书。到了1480年，共有110个城市拥有印刷机，它们分布在6个不同的国家。然而，仅意大利一国，就有50台印刷机。到了1482年，威尼斯成了世界印刷之都，而阿尔杜斯·马努提乌斯（Aldus Manutius），一个威尼斯人，很可能是当时基督教世界中最忙的印刷商。他店外的招牌显示了他用双关语的天分，也表明了他的生意状况：“若想跟阿尔杜斯说话，快，时间紧迫。”
大约在阿尔杜斯去世的时候，印刷开创了第一个记者职业、第一个文学敲诈者、第一个色情作品的批量生产者，这三种身份全部集中在皮特罗·阿伦提诺（Pietro Arentino）一人身上。阿伦提诺出身低微，没有受过教育，但他本能地懂得印刷是让人出名的工具。也就是说，他发明了报纸。
阿伦提诺从未接受过任何人的教诲（因为此前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人），而抢先印出一连串的反教权主义的淫秽作品、诽谤性的故事、公开的指责和个人观点。所有这一切已经成为新闻传统的一部分，直到今天依然盛行不衰。他发明的“黄色”新闻和与此相应的表现风格，使他名利双收。当时他以“王公贵族的祸患”著称，是那个时代的“公民凯恩”。
阿伦提诺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文学传统。他以亲切的措辞满足了一大批无形的大众。如果说他的作品反映的是这种新文学传统肮脏的一面，那么蒙田（Montaigne）的作品则代表了较有益的一面。
蒙田发明了一种写作风格、一种语言形式，以及一种人格面貌。通过这些手法，一个独立的个体可以沉着自信而且直言不讳地向无形的当代之人和后世之人表达意见。蒙田发明了个人随笔。就像民谣提倡公众观念一样，蒙田的随笔提倡个人主义，赞美个人历史，而不是公众历史。就它的谦逊、幽默、睿智而言，蒙田的作品不赞美公众，却只赞美他自己，赞美他的特立独行、他的怪僻和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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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刷激发起作家日益强烈且无须掩饰的自我意识的同时，它也在读者中创造出类似的态度，因为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一切人际交流都发生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甚至连阅读所采用的也是口语模式，一个读者大声朗读，其他人随后跟上。
但自从有了印刷的书籍之后，另一种传统便开始了：孤立的读者和他自己的眼睛。口腔无须再发声音，读者及其反应跟社会环境脱离开来，读者退回到自己的心灵世界。
从16世纪至今，大多数读者对别人只有一个要求：希望他们不在旁边；若不行，则请他们保持安静。整个阅读的过程，作者和读者仿佛达成共谋，对抗社会参与和社会意识。简而言之，阅读成为反社会的行为。
因此，在这个过程的两端，即生产和消费，印刷创造出一种心理环境。在这种环境下，人们对个性的要求变得不可抗拒。这倒不是说印刷术创造了个人主义，而是个人主义成为一种正常的、可以接受的心理条件。
如果说英尼斯已经洞察到一种新的传播技术改变了我们的兴趣结构，那么我们可以说，印刷给予我们自我，使我们以独特的个体来思索和谈话。而这种强化了的自我意识便是最终导致童年开花结果的种子。
假如没有每个个人本身都是重要的、人类的心灵和生命从根本上超越公众这一观念，这一切是不可能发生的。由于个性观念的发展，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它也会应用在儿童身上。大约在16世纪末，儿童的死亡开始以各种形式表现在父母的坟墓上。也许这是个可怕的事实，但正好说明了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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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单有个人主义并不能产生童年。童年要求社会必须有一个将人划分为不同阶段的基础。因此，还需要另一个动因的出现。这个动因也的确出现了。由于没有更好的措辞，我暂且称它为“知识差距”（knowledge gap）。
印刷机发明后的50年里，欧洲文明的传播环境明显地在逐渐瓦解，并连同其他行业一起在进行调整。在有读书能力的人和没有读书能力的人之间产生了明确的界限。后者局限于中世纪的感知力和兴趣水平，而前者则被推进一个充满新事实和新感受的世界。印刷术发明以后，可供谈论的新生事物大量增加。这些内容都在书里，或至少以印刷品的形式出现。
书中究竟包含了什么样的信息呢？人们可以学到些什么呢？
首先，有“入门工具书”（how to do it）：有关冶金学、植物学、语言学、礼仪规范，终于还有了儿科医学方面的书。
托马斯·费尔（Thomas Phaire）在1544年出版的《儿童之书》（The Book of Children）一般被认为是英国人写的第一部有关儿科学的书。［意大利人保罗·巴杰拉尔多（Paolo Bagellardo）出版的一本比他更早，在1498年。］费尔在书中建议使用出牙嚼环，并面面俱到地提出了一系列儿童可能患的“严重和危险的疾病”，包括“apostume of the brayne”（很可能是脑膜炎）、噩梦、瘙痒、眼充血、腹绞痛和肚子胀气。
儿科学和礼仪书籍的出版强烈显示，在印刷机发明后不到100年的时间里，童年这个概念已经开始形成。但核心问题在于，印刷导致了我们今天所说的“知识爆炸”。要成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成人，人们需要超越习俗和原有的记忆，去探索过去不知道也不曾考虑过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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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很值得回想一下哈罗德·英尼斯提出的原则：新的传播技术不仅给予我们新的考虑内容，而且给予我们新的思维方式。
书籍的印刷形式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组织内容的方式，从而推动了一种新的组织思想的方式。印刷书籍所具有的一成不变的线性特点——一句一句排列的序列性，它的分段，按字母顺序的索引，标准化的拼写和语法——导致一种詹姆斯·乔伊斯戏称为“ABC式”的思维习惯，即一种跟排版结构非常相似的意识结构。
同一学科往往有不同的课本，但这些课本在各部分安排的顺序上要有一致性；而确定何者为先、何者为后的过程，便是课本作者在他们的学科领域中做的改造。
与此同时，不可避免的是，16世纪的书籍的编辑非常注意书籍内在组织的清晰度和逻辑性。
我们这里所要说的是，排版绝不是信息的中性传递者，它导致了学科的重组，强调逻辑和清晰，并形成一种对权威信息的态度。它也导致了对文学形式的新认识，例如，散文和诗歌，就是由于其文字印刷排列上的不同而被区分开来的。当然，书页的排版结构以及印刷书籍的便于携带和可重复再版，不仅对随笔散文的产生，而且对后来以小说著称的文体的产生，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我们绝不能低估语言从耳朵转移到眼睛、从口语转移到排版这个过程对人类心理造成的撞击。能够看到自己的语言持久存在、反复印刷，而且以标准的形式出现，这使人类与语言产生了最深厚的关系。今天，我们完全生活在一个书面语言的世界里，如果没有阅读能力，我们无法处理自己的事情，因此我们很难想象拥有阅读能力在16、17世纪是多么的美妙和重要。具备阅读能力可以产生非常大的效力，甚至是魔力，它可以将一个人从绞刑架上拯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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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术首次使方言进入大众媒介。这个事实不仅对个人，而且对国家产生了重大影响。不容置疑，固定的视觉语言在国家民族主义的发展上起了巨大的作用。实际上，语言沙文主义恰好跟印刷的发展同时发生：“母语”的观念是排版的产物。
基督教新教主义也不例外。没有任何动乱像新教改革一样跟印刷有更直接、更无可争辩的联系。对于这个断言，马丁·路德的一番话是令人信服的最好例证。谈到印刷，他说，印刷术是“上帝最崇高、最无限的恩典。凭借它，上帝的福音事业可以广泛传播”。路德主义和书是分不开的。
“一个字一旦被写下来，”苏格拉底说，“它就会四处滚动，态度冷漠地来到理解它的人中间和与它绝不相关的人中间。它并不知道该给谁看，不该给谁看。”那时苏格拉底并不知道印刷，否则这个问题又会复杂百倍。
如果在此处大谈印刷术和宗教叛乱之间诸多的相互联系，显然会使我们偏离正题，但是强调下面的事实是非常必需的，即印刷使得上帝的信息跑到了每家每户的餐桌上，而且用的是一种人人都明白的语言。上帝的信息既然如此唾手可得，基督徒就不再需要各界神职人员为他们诠释教义了。
凭借印刷，上帝变成了英国人、德国人或法国人，这完全取决于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表现上帝的信息。这样的结果是加强了国家民族主义，同时削弱了经文的神圣权威。从18世纪到现在，人们对国家的爱取代了对上帝的爱，这完全可以说是印刷带来的一个结果。例如，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基督徒受鼓动发动的战争，完全是以捍卫国家利益的名义；上帝只好自己照料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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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科学取代中世纪的亚里士多德学派的科学，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归因于印刷术的作用。新的传播环境究竟是如何使科学发现和天才层出不穷的呢？
首先，印刷不仅创造了新的收集数据的方法和来源，而且极大地增加了大陆范围内科学家之间的交流。其次，标准化的印刷形式导致了统一的数学符号，包括用阿拉伯数字取代罗马数字。因此，伽利略可以把数学称作“自然的语言”，并且自信其他科学家也能使用和理解这种语言。此外，标准化的印刷大半消除了文本中的模糊不清，并减少了图解、图表、表格和地图上的错误。印刷使直观教具现成可用，这样也使大自然显得更加千篇一律，因此更通俗易懂。
通过不同的方言，印刷还导致了科学思想的普及。尽管一些16世纪的科学家，如哈维，坚持用拉丁文写作，而其他科学家，如培根，则迫不及待地用方言写作，努力传播科学哲学的新精神和新方法。中世纪炼金术士把持秘密的时代结束了。科学成为众人之事。
到了16世纪末，不仅欧几里得，还有天文学、解剖学和物理学的书籍都可供所有有识字能力的人享用。新形式的文学作品随手可得，《圣经》随手可得，商业文献随手可得，有关机械、农业和医学的实践经验的书籍也随手可得。在100年里，一个全新的符号环境建立了起来。这个新环境使世界充满了新信息和抽象经验。它要求人们有新技术、新态度，尤其是一种新的观念才能生存。个性化，富有概念思维的能力，具有知识力度，对印刷文字权威的信赖，对清晰、有序和说理能力的热爱，所有这一切，随着中世纪口语环境的渐渐衰退，都出现在新世界的最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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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说，所发生的一切意味着“文化人”（Literate Man）已经诞生了。由于他的到来，儿童便被留在了身后。
在中世纪，年幼者和年长者都不识字，他们的事情局限在这里和现在，用芒福德的话来说，是“此时此地”。这正是当时不需要有儿童概念的原因所在，因为人人共享同样的信息环境，因此生活在同样的社会和知识世界里。
当印刷开始大行其道时，显然需要创造一个新型的成年。自从有了印刷术，成年就变得需要努力才能挣来了。它变成了一个象征性的成就，但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成就。自从有了印刷术，未成年人必须通过学习识字、进入印刷排版的世界，才能变成成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必须接受教育。因此，欧洲文明重新创造了学校，从而使童年的概念也变成社会必需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