厄普顿·辛克莱《屠场》 第一章（上半部分）
第一章
下午四点钟，在教堂举行的婚礼仪式结束了，人们坐上马车赶赴婚宴。一路上，玛丽娅·波琴兹卡兴高采烈、手舞足蹈，引来一群人跟在车后面。撑起整个婚礼场面的重担全都落在玛丽娅那宽阔的肩膀上——她要确保所有的环节都进行得有条不紊，尽可能地遵循家乡的传统；她四处飞奔，推推搡搡，整天操着大嗓门儿教训这个呵斥那个，急着让大家守规矩，却顾不上自己的举止。她最后一个离开教堂，吩咐车夫快点儿赶车，希望最先到达礼堂。可是车夫习惯了由着自己的性子赶车，玛丽娅气急败坏地甩开车窗，探出身子，开始数落起他，先是用立陶宛语，他听不懂，后又改成波兰语，他终于听懂了。由于车夫的社会地位比她高，所以他拒不服从，甚至试图申辩；结果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争吵伴随他们走过整个阿什兰大街，又招来一群淘气的孩子加入到马车两旁长达半英里的看热闹的人流中。
不幸的是，宴会厅的门口已经聚集了一大群人。音乐已经奏响，半个街区以外都能听到大提琴那低沉的“隆、隆”声，伴奏的两把小提琴，琴声尖细，互相比试着高难度的演奏技巧。看到人群，玛丽娅哪里还顾得上跟车夫争论关于他祖宗的事，还没等车停稳，她就猛地从上面跳了下来，冲进人群，挤出一条路，直奔礼堂。一进入宴会厅，她又迫不及待地转身往回挤，同时尖叫着“快去！快去！快把门关上”。跟她的叫声比起来，乐队的略闹声简直就是仙乐。
"Z. Graiczunas，Pasilinksminimams darzas. Vynas. Sznapsas. Wines and Liquors. Union Headquarters” （“兹·戈拉伊楚纳斯酒吧，售葡萄酒和白酒。工会总部”)，宴会厅门口的牌子上用立陶宛语这样写道。那些从来没有接触过遥远的立陶宛语的读者也许会乐于听我解释，这地方是一个酒吧的后厅，位于芝加哥一个被称为“屠场后院”的地区。牌子上的消息准确无误，事实也的确如此；但令人遗憾的是，这牌子此时看起来令人感到别扭，因为今天毕竟是上帝最乖巧的一个女儿奥娜·路考大喜的日子，而这里竟然是她举办婚宴、展露一生中最灿烂笑容的地方！
她站在门道里，身边有表姐玛丽娅陪伴着，由于刚从人群中挤进来，所以不停地喘息，不过脸上还是洋溢着幸福，那样子让人看起来心酸。她的眼中流露出欣喜的神情，嘴唇微微发抖，本来苍白、娇小的面庞透着红晕。她穿着一身棉织外套，白得扎眼，一块小小的、僵硬的面纱落在肩上。五朵纸做的粉红色的玫瑰花别在面纱上，十一片叶子绿得发亮。她站在那里，四处张望，由于兴奋双手局促不安地攥在一起，手上戴着一副崭新的白色棉纱手套。她激动得难以自持——由于太过激动脸上的表情看上去有些痛苦，浑身颤抖。她毕竟年纪太小了——还不到十六岁——而且身材比实际年龄还要矮小，完完全全还是个孩子；此时的她已嫁为人妇——而且偏偏嫁给了尤吉斯，尤吉斯·路德库斯。今天，他身上穿了一套崭新的黑色西装，纽扣里插着一朵白花，看上去肩膀宽厚有力，双手巨大。
奥娜长着一双蓝色的大眼睛，皮肤白皙；尤吉斯眼睛黝黑，眉毛浓重，一头鬈曲的黑发掩住了双耳——总之，他俩绝不般配，没有人会想到这样的结合。不过上苍还是常常撮合成这样的姻缘，以此来封住那些预言家们的嘴。体格健壮的尤吉斯能够毫不犹豫地扛起一块二百五十磅重的牛肉，手脚麻利地把它装到车上。而此时的他却躲在一个角落里，神色惊恐，像是一只困兽，每次答谢朋友的祝贺之前不得不用舌头舔舔嘴唇。
渐渐地，宾客和看热闹的人之间分出了一条界线，至少腾出了让工作人员通过的空当。婚宴进行期间，过道上、角落里从始至终会挤满看热闹的人。随便哪位如果靠过来或者看上去饿着肚子，有人就会让一把椅子给他，让他入席。这是立陶宛人婚礼上的一个规矩，那就是不要让在场的任何人饿着。很显然，这一在立陶宛森林里定下的规矩在有着二十五万人口的芝加哥屠场区很难行得通，但是他们还是尽了最大的努力，让那些从大街上跑过来的孩子甚至是狗兴高采烈地离开。随意是整个婚宴场面的一大特点，人们可以戴着帽子，如果愿意也可以摘下，外衣也可以脱掉，吃饭的时候可以在席间窜来窜去，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席间会有人讲话、唱歌，不过没人听，没有人顾得上听。如果你也想上去讲两句或者亮亮嗓子，完全可以。结果是一片嘈杂之声，不过没有人会感到烦躁，也许只有那些婴儿会受到惊扰，在数量上他们不会少于应邀的来宾。没有什么好地方可以安顿这些婴儿，所以在宴会厅的某个角落里放置一些婴儿床、婴儿车就成了婚宴筹备工作的一部分。三四个孩子睡在一起，一个醒了，其他的孩子也跟着一块儿醒来。稍大点儿的孩子，能够够到桌子的，在大人们的大腿之间窜来窜去，大口大口地啃着骨头、嚼着香肠，个个心满意足。
宴会厅大约三十英尺见方，被粉刷过的墙壁空空荡荡，只挂了一本日历、一张赛马图，还有一个镏金画框，里边装裱着族谱。右首一扇门通向酒吧，几个流浪汉正聚在门口，门口的一侧墙角处有一吧台，一个天才的招待站在后面，白色制服污迹斑斑，两撇小黑胡打过蜡，一鬈卷发抹过油贴在额头的一边。对面的墙角放了两张桌子，占了整个房间的三分之一，上面摆放着菜盘和各种冷冰冰的食物，几个看上去饥肠辘辘的客人正在狼吞虎咽。房间的正首位置坐着新娘，面前摆着一块雪白的蛋糕，上面雕着埃菲尔铁塔的造型，塔上边点缀着糖塑的玫瑰花和两个小天使，蛋糕四周慷慨地洒着各种颜色的糖果，粉的、绿的、黄的。她身后一扇敞着的门通向厨房，灶台一眼可见，上面冒着蒸汽，一干老少妇女在里边忙忙碌碌。左边的墙角，三位乐师站在一块小小的台子上，卖力地演奏着，试图在喧闹中引起人们些许的注意。那些婴儿也不甘寂寞，拼命地吵闹着。一扇窗敞开着，一群人趴在窗外，分享着这一视觉、听觉和嗅觉上的盛宴。
突然，一团蒸汽从厨房的门蹿进来，透过蒸汽定睛细看，原来是伊丽莎白阿姨——奥娜的继母，人们都叫她伊莎贝塔大娘，手里高举着一大盘炖鸭。考曲娜跟在她身后，在同样的负重下走路小心翼翼、晃晃悠悠。过了片刻，玛尧兹克尼老奶奶也进来了，端着一大碗热气腾腾的土豆，那只黄色的大碗几乎跟她的人一样大。就这样，婚宴一点点地开始像样子了——火腿、泡菜、煮米饭、通心粉、腊肠、一堆堆的廉价面包、一碗碗的牛奶，还有大杯大杯的冒着气泡的啤酒。身后不足六英尺的地方就是吧台，想要什么就点什么，不必付账。“过来，快来端菜！”玛丽娅·波琴兹卡一边大声喊着一边自己动起手来——要知道厨房炉灶上还有更多的食物，要是吃不掉，岂不是糟蹋粮食？
客人们笑闹着、喊叫着、打逗着、嬉戏着开始入席。一直挤在门边的小伙子们鼓起了勇气，凑了过来。蜷缩在墙角的尤吉斯在长者的唆使和责骂下终于肯走过来，坐在了新娘的右边。两位胸前佩戴着标志身份的纸制花环的伴娘也依次落座，随后是其他的客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这喜庆的气氛也感染了那位仪表堂堂的酒吧招待，竟然屈尊于一大盘炖鸭前；甚至那位肥胖的警官——他的职责是驱散晚间可能发生的斗殴事件 也拉了一把椅子坐过来。孩子们喊叫着，婴儿们啼哭着，大人们笑着、唱着、喋喋不休地交谈着——当然，表姐玛丽娅的大嗓门儿盖过了一切，对着乐师发号施令。
那几位乐师，怎样描述才好呢？他们自始至终在这疯狂喧闹的气氛中演奏着——这里所发生的一切都要伴和着音乐，无论是有人在朗读、在讲话，还是在唱歌。是音乐使这场面成为一场婚礼；是音乐把这个位于屠场后院的酒吧后厅变成了一个圣洁的地方、一处仙境，变成了天堂里琼楼玉宇的一角。
这个三人乐队的领队是一个身材矮小但极富音乐灵感的人。他的小提琴已经走了调，弓弦上已没了松香，但这并不能掩盖他的天赋——他受到了缪斯的点化。他忘我地演奏着，有如魔鬼附体，一大群魔鬼。你可以感受到他们就在他周围的空气里，群魔乱舞，用他们看不见的脚踩着步点。领队的头发直竖，暴突的眼球快速地移动着，追随着他们舞动的身影。
他的名字叫塔莫休斯·库斯列卡，他的小提琴完全是自学的，白天在“宰杀台”上干一天活，晚上下班后练琴练到天亮。他穿着衬衫，外套马甲，上面金色的马蹄铁形图案已经褪色，衬衫上粉色的条纹给人以薄荷糖的联想。浅蓝色军裤的裤管侧面镶着一条黄色的杠杠，暗示着作为乐队领队的权威。他的身高大约只有五英尺，但是他的裤管还是高离地面八英寸。你可能会想他是从哪儿淘来这条裤子的呢，当然前提是面对着忘情的他，兴奋的你还有时间思考这样的问题。
他确是一个富于灵感的乐师。他身上的每一个部位都散发着灵感——你甚至可以说每个部位都是一个独立的音乐精灵。他跺着脚、甩着头、身体左扭右晃；他那张枯干的小脸有着不可抵挡的喜剧效果；随着每一次挥手、每一次投足，他或眉头一拧，或嘴唇一翘，或眼皮一眨——甚至领结的两端也跟着上下呼扇。他偶尔把身体转向同伴，急切地点头、热切地暗示、关切地引导——在缪斯的授意下整个身体都在恳求、在呼唤。
至于其他的两位乐师，他们怎么能比得上塔莫休斯。第二小提琴手是一位斯洛伐克人，身材高挑，面容清瘦，戴着一副黑边眼镜，像是一头累垮了的骡子，默不作声，表情木然；在鞭子的驱使下时而警醒，而片刻之后又恢复故态。第三位乐师是个大胖子，红红的圆鼻头看上去让人感伤；他眼望天空，眼神中充满着无限向往。他的大提琴演奏着低音部，激昂的乐章与他无关；无论其他音部发生怎样的变化，他的职责自始至终就是拉出一个又一个悠长而哀伤的音符，从下午四点拉到第二天凌晨四点，为的就是那每小时一美元总收入的三分之一。
宴会开始还不到五分钟，塔莫休斯·库斯列卡就难掩兴奋地站了起来；又过了一两分钟，你看到他开始往桌边凑。他的鼻孔剧烈地开阖着，呼吸急促——那群魔鬼在催促着他。他急切地向同伴示意着，一会儿点头，一会儿摇头，并用力地摇晃着小提琴召唤他们，直到第二小提琴手那瘦高的身条立了起来。最后，三个人都开始动身，一步一步地朝着客人们挪过来，那位大提琴手，瓦伦蒂诺维奇亚，一边走一边拨弄着琴弦。三个人会合到宴席的远端，塔莫休斯登上一张椅子。
现在，他尽显得意之色，因为整个宴会都开始由他掌控。有人在吃，有人在叫，有人在说，有人在笑，——不过，如果你认为有人会对他的音乐听而不闻，那就大错特错。尽管他的琴拉得总是走调，低音嗡嗡作响，高音声嘶力竭，不过没人会在意这个，就如同周围的污秽、肮脏和喧闹，人们置身其中，却全然不觉——因为这些正是构成他们生活的元素，他们以此表达内心的世界。这音乐正是他们所发出的心灵的呼声，或愉悦而兴奋，或忧郁而哀伤，或热烈而放浪。这正是他们自己的音乐，家乡的音乐。这音乐伸出无形的触角，像母亲的臂膀，把他们紧紧拥抱，这让他们感到安然。芝加哥、酒吧、贫民窟离他们渐渐远去取而代之的是绿油油的牧场、波光粼粼的河面、广袤无垠的森林和白雪皑皑的山峦。家乡的风光、童年的景象在他们的眼前重现，昔日的友谊和爱情在他们的记忆中复苏，故去的喜怒哀乐又变得真切。有人仰靠椅背，闭上双眼；有人敲盆打碗。不时有人跳起来，喊叫着点某支曲子。这时，塔莫休斯的眼神骤然闪亮，他挥了挥着手中的小提琴，向同伴高喊一声，于是三个人突然奏出疯狂的节奏。众人开始和着音乐齐唱，男男女女中了邪似的喊叫起来，有些人手舞足蹈，高举酒杯，相互敬酒。过了一会儿，有人要求乐队演奏一首古老的婚礼乐曲，主题是赞颂新娘的美貌和爱情的甜蜜。要知道，这可是塔莫休斯最拿手的曲子。得意之下，塔莫休斯·库斯列卡开始一边演奏一边走到宴席中间，在酒桌间迂回，朝着宴席的上首走去，那里坐着新娘。客人们坐得甚是紧密，椅子和椅子之间仅有一英尺的空隙，塔莫休斯的身材又是如此的矮小，以至于每次伸长手臂拉出低音的时候，他的弦弓都会戳到旁边的客人；但他还是要挤过去，并且执意要两个同伴跟着他。不用说，这期间人们几乎听不到大提琴的声音。最后，三人终于挤到了新娘的旁边。塔莫休斯在新娘的右手边站定，他开始把灵魂深处对音乐所有的感悟倾注到一首舒缓而柔美的乐曲中。
小奥娜太兴奋了，哪里还吃得下东西。只有当表姐玛丽娅捏一下她的胳膊提醒她的时候，她才偶尔尝一点儿食物，大部分时间里她只是呆坐在那里，眼神惶惑不安。伊莎贝塔大娘则一直没闲着，忙得像是一只蜂鸟；她的那些姐妹们也一直跟在她身后，气喘吁吁，嘴里嘀嘀咕咕。不过奥娜似乎听不到她们的声音音乐勾起了她的思绪，一种久违了的表情浮现在了她的脸上，她坐在那儿，手捂着胸口，眼里噙满了泪花。要是让人看见她擦眼泪，或者眼泪顺着脸颊留下来，那多难为情。于是她把脸偏向一边，轻轻摇了摇头，可是她发现尤吉斯正注视着她，她害羞地红了脸。这时，塔莫休斯靠了过来，在她头上方挥舞着魔杖，奥娜满脸通红，看样子她急得想要站起来跑掉。
就在这关头，还是表姐玛丽娅·波琴兹卡救了场。原来，她也受到了缪斯的启示，吩咐乐师演奏一首她最喜欢的有关恋人分离的乐曲；乐师说不会，于是她就起身来教他们。玛丽娅身材不高，但长得结实。她在罐头厂上班，整天从早到晚搬运十四磅重的牛肉罐头。她长着一张斯拉夫人宽阔的脸，颧骨突出，脸颊红润。她一张嘴，简直恐怖，让你立刻联想到马。她穿着一件蓝色法兰绒衬衫，挽着袖口，露出粗壮的胳膊，手里拿着一把切肉的餐叉，用力在桌子上敲打着节拍。她一开口，那雄壮的歌声顿时响彻整个宴会厅，充斥着每一个角落，三位乐师跟着她费劲巴力地、一音一顿地伴奏，但节奏上总是慢一拍。就这样，他们辛苦地、一节接着一节地演绎着一个年轻人的相思之苦：
“Sudiev’kvietkeli，tu brangiausis；
Sudiev'ir laime，man biednam，
Matau——paskyre teip Aukszcziausis，
Jog vargt ant svieto reik vienam!”(立陶宛语——译者注)
“再见吧，那摇曳的花朵，
再见吧，那逝去的欢乐，
万能的主，那是你的旨意？
让我过着孤独、贫穷的生活！”
一曲唱罢，该有人为婚礼献辞了，于是安东纳斯老爹站了起来。尤吉斯的父亲安东纳斯还不到六十岁，但看上去就像八十岁的样子。他来美国只有六个月，可是生活的变化已经影响到了他的身体。年轻的时候他曾在一家纺纱厂工作，后来染上了咳嗽，于是他不得不离开；回到乡下后，他的病本来已经养好了，可是自从到了美国后他就一直在达拉谟的酱肉车间干活，由于整天呼吸着阴冷、潮湿的空气，他的病又复发了。刚一站起来他就咳嗽不止，他只好手抚在椅子上，将苍白、干枯的脸转向一边，直到这阵咳嗽过去。
按照立陶宛的习俗，婚礼上的贺词一般都是抄自书本，默记在心；不过，安东纳斯老爹年轻的时候可算得上是个有学问的人，朋友的情书都是他帮着写的。可想而知，在今天这种场合，他的贺词当然是自己的原创，而这也是宴会的重头戏之一。众人无论在做什么，此时都安静下来，甚至那些乱跑乱叫的孩子也都挤过来，煞有介事地听着，而有几个妇女更是发出了啜泣声，用围裙擦着眼泪。现场气氛变得庄重起来，因为安东纳斯·路德库斯在贺词中反复讲到自己跟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了。他的一番话引得众人泪水涟涟，这时有一位叫约伯斯·赛德韦拉斯的客人站起身安慰大家，他在霍斯泰德大街开了个熟食店，胖胖的身材，面相和善。他先是说事情也许不会像想象的那么糟糕，然后自己也即兴演讲了一番，无非是恭喜新郎、新娘，预祝婚后幸福之类的话。细节之处引得年轻人开怀大笑，不过奥娜却被羞得面红耳赤。约伯斯·赛德韦拉斯还真有些才华，这也是令他妻子感到得意的地方，她说这是“poetiszka vaidintuve”(立陶宛语——译者注) 一种富于诗意的想象力。
至此，大多数人已经酒足饭饱。既然不讲究什么繁文缛节，宴会就开始散席了。有些人围拢到吧台旁；有些人到处乱窜，笑闹着、哼唱着；其他人也三五成群地分散在大厅的各个角落，彼此兴高采烈地交谈着，全然不顾周围其他人和那支乐队的存在。每个人似乎都有些躁动——大家似乎都装着一件心事。是的，这一点稍后就得到了证明。还没等那些慢吞吞的食客吃完，桌子连同残羹剩饭就一起被推到了角落里，椅子还有那些婴儿床、婴儿车也被清到了一边，于是当晚真正的庆祝活动开始了。这时，看到塔莫休斯·库斯列卡又灌下去一大杯啤酒，然后回到那个台上。他在台上站定，环顾一下四周，发号施令般在琴的腹板上敲了两下，小心翼翼地把琴塞到下巴下面，优雅地挥动弓弦，猛击琴弦，然后闭上双眼，于是他的灵魂乘着华尔兹那梦幻般的翅膀开始翱翔。另一位小提琴手也跟着演奏起来，不过眼睛是张开的，可以说是为了留意同伴的一举一动；瓦伦蒂诺维奇亚坐等了一会儿，用脚踩着节拍，然后抬头仰望天花板，开始拉起他的大提琴——“布隆！布隆！布隆！”
很快，人们开始成双成对地散开，整个房间开始动起来。很显然，没有人会跳华尔兹，不过没关系——只要有音乐他们就跟着跳，随心所欲，就跟刚才唱歌一样。他们当中大多数人都喜欢跳“两步舞”，尤其是年轻人，这是一种时尚。年龄稍大的人跳着家乡的奇怪而复杂的舞步，身体的姿势一本正经，面部的表情庄严肃穆。有些人根本不是在跳舞，他们只是牵着彼此的手，用乱蹦乱跳的双脚宣泄着内心无所顾忌的快乐。这其中就包括约伯斯·赛德韦拉斯和他的妻子露西亚，夫妻二人共同经营着那家熟食店，不过他们自己吃掉的比卖出去的还要多；他们俩太胖了，根本跳不动舞，只是在舞池中央紧紧抓着对方的胳膊，慢悠悠地左摇右摆，脸上露出天使般的微笑，一副大汗淋漓、憨态可掬的快乐样。
很多年长的人穿着怀旧，细节之处体现家乡的风格——一件绣花的马甲或者胸衣，一条颜色鲜艳的手帕，或者一件袖口宽大、钉着漂亮纽扣的外套。而这些都是年轻人刻意避免的，他们大多学会了讲英语，打扮得尽量时尚。女孩子们穿着成衣或者衬衫，有些看上去真的很漂亮。有些小伙子看上去跟美国人没什么两样，就像普通职员，唯一的差别是他们在房间里也戴着帽子。这些年轻人的舞姿五花八门。有的紧紧地抱在一起，有的小心翼翼地保持距离，有的手臂僵硬，有的手臂在身体两侧自然下垂。有的舞姿翩翩，有的轻柔曼妙，有的温文尔雅。也有人粗鲁莽撞，在房间里左冲右突，撞得其他人东倒西歪。见此情景，那些被吓坏了的人急得冲着他们大叫：“快停下！干什么？”整个晚上，人们都是成双成对，而且从不交换舞伴。比如说阿莲娜·雅瑟提特，她就一直在跟未婚夫尤塞斯·拉克修斯跳舞，好几个小时一直没歇着。阿莲娜算得上整个晚会的一大美女，如果不是太高傲，她真的是非常漂亮。她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衫，这件衬衫大概要花掉她靠油漆罐头盒挣来的半个礼拜的工资。跳舞的时候，她手提裙摆，舞姿端庄、高雅，俨然一位贵妇人。尤塞斯为达拉谟赶马车，收入挺高。现在，他装出一副很“牛气”的样子，歪戴着帽子，整个晚上嘴里都叼着一根香烟。还有一位叫雅德维佳·马辛库斯的姑娘，模样也不错，只是举止要谦卑得多。她也同样做着漆罐头盒的工作，不过家里有一个卧病在床的母亲，还有三个年幼的妹妹，一家人全靠她的那点儿工资度日，所以她根本不会花钱买什么衬衫。雅德维佳身材娇小，眼睛乌黑发亮，一头黑发在头顶上绾成一个髻。她穿着一身已经发旧了的白色外套，这是她自己做的，过去五年里她一直穿着这身衣服去参加各种聚会；上衣很短，几乎刚过腋下，也不是很合身，不过雅德维佳并不在乎，她和米古拉斯正跳得起劲。她小鸟依人，他高大威猛；她把身体依偎在他的怀里，头枕在他的肩膀上，似乎在刻意躲避人们的视线。他则用胳膊紧紧地抱着她，那样子就像是要把她抱走；他们就这样跳着，似乎要跳个通宵，永远地跳下去，永远沉醉在这忘情的快乐中。看见两个人这个样子，你可能会忍俊不禁，不过你要是知道他俩的经历，你可能无论如何也笑不起来的。要知道，今年已经是雅德维佳和米古拉斯订婚的第五个年头了，她已经急得快发疯了。他们本该一开始就结婚的，可是米古拉斯有一个整天喝得醉醺醺的父亲，而他又是他们那个大家庭里除了父亲之外唯一的男人。即便这样，他们本来也许还扛得住(米古拉斯是个技术工)，可偏偏又出了事儿，几次不幸的事故几乎毁了他们全部的希望。他是个剔牛骨的工人，这可是个危险的工种，尤其是当你挣计件工资，而且要努力挣钱娶老婆的时候。你的手滑，刀也滑，你正撒欢似的忙碌着，这时突然有人叫你一声，或者你的刀砍到了骨头上，于是你的手滑到了刀刃上，划出一道可怕的口子。本来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可偏偏又发生了严重的伤口感染。伤口可能会愈合，但后果很难预料。在过去的三个月里，由于败血症米古拉斯已经在家躺了两次，一次三个月，另一次则长达七个月。后一次病倒使他丢了饭碗，因此病好后他不得不每天从六点钟开始就跑到罐头厂门口去排队找工作，大冷的冬天，地上一尺厚的积雪，天上也是雪花纷飞，这样一等就是六个月。那些有学问的人也许会拿出一些统计数字说，剔骨工一小时能挣四十美分，可是他们什么时候仔细看过剔骨工的那双可怕的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