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 ——《岳阳楼记》诞生前夜,范仲淹的怅惘与希冀

文章之所以不朽,在于其中凝结的历史。《岳阳楼记》的“序言”就要从赵宋王朝的西北边陲延州(今陕西延安)写起。
彼时的黄土高原涌起了一股躁动不安的气息,你闭上双眼,翕动鼻翼,可以从那燥热的空气中嗅到一丝独特的味道——那是党项族的味道,它夹杂着李唐王朝残存的血腥味传入汴梁的宫闱,令宋仁宗夜不能寐。
此时的党项族领袖是李元昊,他继承了先祖因效忠李唐王朝而获赐的国姓,正欲加入宋辽对峙的“牌局”,成为华夏大地上第三位逐鹿者。李元昊建国号“大夏”(后世称西夏),兵临延州城下,正式向赵宋政权亮剑。
历史从来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偏偏为“仁”宗皇帝选择了一个谥号为“武烈”的西夏皇帝作为对手,何其令人无奈!
现实选择了宋仁宗,而宋仁宗选择了范仲淹。
康定元年(1040年),范仲淹经略陕西,坐镇延州!
范公下车伊始便检阅全州兵马,共得不足两万人。虽为文人,但他秣马厉兵使全军各得其所,先后出兵夺回各要塞关隘,延缓了李元昊的战略扩张速度。
我们不知道范仲淹是否会因儿时“划粥割齑”的穷苦生活落下病根,也无从得知身为文人的他是否也像明清腐儒一样孱弱无力,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在敌人眼中,范仲淹无异于他们扩张之路上的阻碍。否则当地百姓也不会传出这样的歌谣:
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
历史总有“但是”
也许是范公看出元昊建国顺应了党项族人民意愿的客观现实,在谈及后续的战略计划时,他主张“屯田久守”的保守策略。
同僚韩琦与夏竦则主张大举反攻,最终也得到了仁宗皇帝的批准。次年宋军在交战中遇伏大败,范公一同受罚。
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范仲淹被贬回朝,离开了烽火连天的边塞却未必得闲。
他回望西北边陲的天空,边患未平,有多少将士连还乡的资格都没有呢?
遥望汴梁,又有多少虎豹尚屯于阶陛?
横生的边患又暴露了朝堂上多少的百年积弊?
心怀百姓民生的文人不会成为空有壮志豪情的“边塞诗人”,所幸我们有范仲淹,所幸历史为我们留下了他的诗篇:
渔家傲·秋思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古人传说,北雁南飞,飞至衡阳衡山回雁峰而止,待春回大地之时北归还乡。
彼时身处西北边塞的范公没有为自己而感慨,他用笔墨为从军多年的将士们发出了一声长叹,这既是对家乡亲人的呼唤,也是对无休无止的战争的控诉:
我想家,我想家里的兄弟姐妹,想爸爸妈妈。
我喝了酒,可还是睡不着,因为仗打不赢就不能回家。
我现在都和爸爸妈妈一样长出白头发了,我想回家!
为天下苍生计,改革!
庆历三年(1043年),推出十条新政,仁宗采纳;
庆历四年(1044年),改革深入,波及群体扩大,非议渐起;
庆历五年(1045年),仁宗下诏废新政,范仲淹被贬出京;
庆历六年(1046年),范仲淹出任邓州(今河南邓州)……
他终于能喘口气了。
其实皇帝本让他出任邠州(今陕西彬州),再回西北边陲治理边患。但这一回他扛不住了。
他病了。
西北,实在太冷。
作为古人,他毕竟57岁,真的扛不住了。
入世的豁达
黄恩浩荡,皇帝准了他的请求,由他回了中原的邓州——反正是贬谪,何处不能贬?
他真的能喘口气了,但也不敢大口喘气,从西北回来这些年就一直咳得厉害。
“噢,好像想起一件事儿,之前太忙没空来着。毕竟是好朋友滕子京的请托,还是要写的。他被贬去了岳阳,看他来信满是不忿,我可得劝劝他。咱们呀当为天下计,只要能为天下人谋,在哪做官不重要。不过这岳阳名楼我也实在没去过,该从何处写起呢?”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
范公一生太忙,留下的诗文不多,毕竟实干家是无暇于自我感动的。但《岳阳楼记》有一句话始终令人玩味:“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这八个字颇具佛家禅意,结合宋代儒释道三教合流的文化背景来看更是如此。
无论是壮志难酬,还是怀才不遇,儒家士大夫都面临同一个问题:面对困境如何开解自己?换做别的文化名人,言及此处恐怕就要滑向道家或者佛家了,就比如范公的后辈苏轼。
东坡先生在《赤壁赋》中开解自己的思路就是走向佛道的怀抱,其中的“水月之辨”“无尽藏”就是典型的佛教意象和话语;“变与不变”又颇具庄子齐物论的哲学观点。
但无论是佛家还是道家,他们对于苦难的开解之道都指向了“出世”的方向,即抛开对物质的执念,在天地造化中追寻内心的平和与澹泊。
这也是为什么后人会认为,儒道共同塑造了中国文人的气质。因为前者树立了士大夫的理想与使命,后者为他们指出了理想破灭、使命难成后的解脱方向。对于大部分文人而言,两者缺一不可。
可范仲淹偏偏说不。
范公看出了这条路径的本质:你们会这样想,就是因为把仕途摆在了首位。
所以你们看见“淫雨霏霏,连月不开”就会难过得“感极而悲”;
所以你们看到“春和景明,波澜不惊”就开心得“把酒临风,喜洋洋者矣”。
那么范公将如何获得开解之道?
他又会如何劝慰好友滕子京?
他的那份豁达与豪迈又根植于何处?
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他的豁达与豪迈根植于天下人的大利;
他用古仁人与自己同道来劝慰滕子京;
他不计较仕途与官位,因而根本无需开解。
这就是一名真正的儒家士大夫的豁达,一份只属于儒家士大夫的入世的豁达,为此我也要尊称他一声“范文正公”。
尾声
皇佑四年(1052年),“患肺久深,每秋必发”的范文正公在徐州病逝,享年64岁。仁宗皇帝赐谥号“文正”——道德博闻曰文,靖共其位曰正。
文正是谥之极美,无以复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