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米·卡特

（一）吉米·卡特（1924年10月1日——至今）原名詹姆斯·厄尔·卡特，美国第39任总统（1977年-1981年），美国政治家与社会活动家。1924年10月1日卡特生于美国佐治亚州普兰，1941年至1943年先后在佐治亚州西南大学和理工学院读书。1943年卡特进入马里兰州美国海军军官学校（即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学习，1946年毕业，获理学学士学位，随后加入海军服役7年，至到1953年。1953年卡特的父亲去世，他退役回家乡经营卡特农场、卡特仓库等业务，并从事政治活动，当过基督教南方浸礼会执事、主日学校教师。1955年至1962年任佐治亚州萨姆特县学校董事会董事长，1962年至1966年任佐治亚州参议员，在此期间还先后担任过平原发展公司和萨姆特县发展公司总经理、佐治亚州中西部计划和发展委员会以及佐治亚州改进作物协会主席等职。1970至1974年任佐治亚州州长，在当时南方的年轻州长中他以办事富有实效、积极消除种族歧视赢得声誉。1974年卡特宣布竞选总统，并轻易获得民主党提名。1977年他经过艰苦的竞选战以微弱优势击败福特总统，出任美国第39任总统，1980年争取连任失败。1978年纽约州爆发“拉夫运河事件”，从1970年代开始当地居民不断出现疾病征兆，孕妇流产、婴儿畸形、癌症等病症的发病率居高不下。经过政府调查发现原因在于之前持有运河的化学品公司将充斥着有毒废弃物的运河填埋覆盖，而后转赠给当地政府，发展为住宅区。同年卡特宣布紧急撤离在拉夫运河附近超过800个家庭，并拆除大约500间房子以及第99街学校和第93街学校，以对当地环境进行清理。卡特承认有许多与“拉夫运河”相同的案例存在于全国各地，而且这些是“我们当今时代最严峻的发现之一”。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环境应对、赔偿和责任综合法》，该法因其中的环保超级基金而又被称为《超级基金法案》。卡特上任以来美国通货膨胀率逐年上升，1976年为6%，1980年已升至12%以上，失业率仍高达7.5%。波动的利率1980年竟两次达到20%，甚至更高。1978年克莱斯勒汽车公司面临财务危机，雇用前福特汽车总裁李·亚科卡担任总裁，亚科卡寻求美国政府援助。1979年12月国会通过克莱斯勒贷款法案（法律HR 5860，又名公法96-185），在1980年1月7日卡特签署同意后借出15亿美元贷款，拯救克莱斯勒公司。在外交事务方面虽然卡特标榜的国际人权外交得到各方重视，但他的主要成就却是更为实际的“忍耐外交”。1977年美国与巴拿马签订两项条约，使后者得于1999年底接管巴拿马运河，并保证其后该运河的中立地位。1978年卡特在未征询国会或要求国会同意的情况下宣布与台湾当局断交，转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由在台北市的美国大使安克志通知蒋经国。1979年1月1日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同时结束美国与台湾当局的官方关系，美国与台湾当局之外交工作转由新设立的美国在台协会负责。

（二）1978年卡特邀请埃及总统萨达特与以色列总理贝京同赴大卫营，使双方同意按协定来结束两国间自1948年以色列立国以来的战争状态，该协定规定两国间建立全面性的外交和经济关系，条件是以色列将所占领的西奈半岛归还埃及。1979年卡特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维也纳签订新的双边限制战略武器条约（SALT II），在两个超级强国得以充分查核的条件下建立彼此同等的战略核武器发射系统（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卡特于1980年1月将提交参议院讨论的该项条约撤回）。1979年11月4日一群伊朗学生冲入驻德黑兰的美国驻伊朗大使馆，将使馆人员扣为人质，学生暴行随即得到伊朗临时政府的支持，于是在被困外交人员问题上美伊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卡特的反应是迎合拖延，尽量通过谈判方式寻求人质的释放，避免与伊朗政府直接冲突。这一态度起初得到美国公众支持，但在1980年4月美国秘密军事援救人质行动（有两种说法一称鹰爪行动一称蓝光行动）失败后卡特未能取得人质获释，遂成为他一大政治包袱。1979年苏联进兵阿富汗，他采取较为强硬的措施，禁止美国谷物输往苏联，并抵制1980年莫斯科夏季奥运会。卡特建立能源部，加强政府对能源问题的管理。进行立法，倡议通过节能改变生产方式、 消费方式，从而减少石油消费景，进而减少石油进口量，由此形成第一次国家能源计划。放开对石油的价格管制，为了寻求公平，征收石油“暴利税”。卡特政府的能源政策具有很多特点，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主动解决能源问题的系统性能源政策，这是对过去美国能源政策进行反思与改进的成果。这一政策也而向未来提出解决能源问题的一个根本性方案，这一政策有助于美国提高能源安全，并在美国国内与国际都产生深远影响。拉夫运河位于纽约州，靠近尼加拉大瀑布，是一个世纪前为修建水电站挖成的一条运河，20世纪40年代干涸被废弃。1942年美国一家电化学公司购买这条大约1000米长的废弃运河，当作垃圾仓库来倾倒大量工业废弃物，持续11年。1953年这条充满各种有毒废弃物的运河被公司填埋覆盖好后转赠给当地的教育机构，此后纽约市政府在这片土地上陆续开发房地产，盖起大量的住宅和一所学校。从1977年开始这里的居民不断发生各种怪病，孕妇流产、儿童夭折、婴儿畸形、癫痫、直肠出血等病症也频频发生，1987年这里的地面开始渗出含有多种有毒物质的黑色液体。这件事激起当地居民的愤慨，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宣布封闭当地住宅，关闭学校，并将居民撤离。事出之后当地居民纷纷起诉，但因当时尚无相应的法律规定，该公司又在多年前就已将运河转让，诉讼失败。

（三）直到20世纪80年代环境对策补偿责任法在美国议院通过后这一事件才被盖棺定论，以前的电化学公司和纽约政府被认定为加害方，共赔偿受害居民经济损失和健康损失费达30亿美元。洛伊斯·吉布斯是一名家庭主妇，有两个孩子，5岁大的儿子麦克患有肝病、癫痫、哮喘和免疫系统紊乱症。5年来她绝大多数时间是在医院儿科病房度过的，她不明白为什么儿子小小年纪竟会患上这么多奇怪的病症。有一天她偶然从报纸上得知拉夫运河小区曾经是一个堆满化学废料的大垃圾场，于是她开始怀疑儿子的病是不是由这些化学废料导致的。当她把自己的怀疑说给邻居们听的时候许多人也产生同样的怀疑，随后吉布斯联络一些姐妹开始进行调查，看是否还有类似遭遇的家庭。结果她们吃惊地发现一个又一个家庭都曾出现流产、死胎和新生儿畸形、缺陷等经历，此外许多成年人体内也长出各种肿瘤。随即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被曝光：从1942年到1953年胡克化学公司在运河边倾倒两万多吨化学物质，1954年胡克公司将垃圾埋藏封存在那里之后以一美元的价格将土地卖给当地的教育委员会，并附有关于有毒物质的警告。令人气愤的是政府明知土地已被污染，但仍然在那里建立一所小学。不久之后小学周边的地区开始繁盛起来，逐渐形成今天的拉夫运河小区。然而新来的居民哪里知道有毒物质正在渗入他们的社区，那些化学废料逐渐渗出地面，威胁着人们的健康。这一事实的揭露令小区居民震惊不已，人们感到彷徨失措、惊恐不已，他们走上大街游行示威，要求政府进行更加详细的调查，并做出合理的解释和相应的措施。1978年4月当时的纽约卫生局局长罗伯特·万雷亲自前往视察，他亲眼见到以前埋在地下的金属容器已经露出地面，流出黏乎乎的液体，像是重油一样，又黑又稠。整个春天与夏天市政府官员都在与当地居民探讨这起影响身心健康的灾难，居民的呼声令人揪心：“我想知道我的孩子是否能够正常地长大成人？我们家的小珍妮是死胎，我请求你们查明原因，千万不要让悲剧再次发生。我们要搬出去！离开这里！”4个月后纽约卫生局宣布小区处于紧急状态，但是政府仍然拒绝对小区居民进行疏散，因为政府担心这样会引起恐慌，会让纽约西部所有的人都以为自己的居住地被污染了，那样的结果是政府承担不起的。拉夫运河小区的居民们意识到必须团结起来，给州政府施加压力，让他们有所行动。义愤填膺的居民们扣留美国环保署代表作为人质，要求白宫答应帮助他们解决问题、疏散居民，并宣布这里是重灾区。此事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各路媒体也表现出惊人的一致，纷纷发表文章谴责政府，宣称支持居民的行动。呼吁政府就这一丑闻尽快做出解释，并妥善解决。几天后居民们终于得到回应，卡特总统颁布紧急令，允许联邦政府和纽约州政府为尼亚加拉瀑布区的拉夫运河小区近700户人家实行暂时性的搬迁。

（四）7个月后卡特颁布划时代的法令，创立“超级备用金”，这是有史以来联邦资金第一次被用于清理泄漏的化学物质和有毒垃圾场。拉夫运河事件唤醒世界对化学废弃物的认识，同时也曝出一桩能让媒体大肆炒作的政府丑闻。美国超级基金法又称《综合环境反应补偿与责任法》，是美国为解决危险物质泄漏的治理及其费用负担而制定的法律，由美国国会于1980年12月11日通过，其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迅速清除因事故性泄漏危险物质和倾倒危险废物的场所泄漏污染的反应机制。该法规定：危险物质泄漏事故的报告制度和国家应急计划制度；明确负有治理责任的主体包括总统、州政府、地方政府、印第安部落、危险废物设施或船舶的所有者和营运人及法律规定的其他主体；治理的行动一是清除，二是救助；治理费用应由发生危险物质泄漏设施的所有者或营运人或该设施所处土地的所有者或营运人承担。为了解决治理费用承担者不明或费用承担者无力承担治理费用的问题，该法规定建立危险物质信托基金和危险废物处置设施关闭后责任信托基金。该法还规定治理费用承担者费用承担的范围和限度以及财政担保，并对揭发、检举非法泄漏危险物质的违法者的人规定可给予最高达1万美元的奖金。对违法者可处以每次2.5万美元以下的罚款或每违法持续日2.5万美元以下罚款，对累犯者，每违法持续日的罚款额可高达7.5万美元。20世纪后半叶美国经济发生深刻的变革，经济和工作重心经历从城市到郊区、由北向南、由东向西的转移，许多企业在搬迁后留下大量的“棕色地块”，具体包括那些工业用地、汽车加油站、废弃的库房、废弃的可能含有铅或石棉的居住建筑物等，这些遗址在不同程度上被工业废物所污染。这些污染地点的土壤和水体的有害物质含量较高，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威胁。1978年以拉夫运河事件为契机，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综合环境反应赔偿和责任法》，该法案因其中的环保超级基金而闻名，因此通常又被称为超级基金法。超级基金主要用于治理全国范围内的闲置不用或被抛弃的危险废物处理场，并对危险物品泄漏做出紧急反应。该法案授权美国环保局（EPA）敦促有责任各方予以清理，法案第102条授权环保局局长可以颁布规章，指定只要渗漏到环境中去就可能对公众健康、福利和环境造成“实质性危害”的物质为“危险性物质”。当事人不管有无过错，任何一方均有承担全部清理费用的义务。法案也允许EPA先行支付清理费用，然后再通过诉讼等方式向责任方索回。

（五）法案第103条要求危险物品的业主和股东通知EPA，在他们那里发现的或者是从处理场地了解到的，怀疑的或者是有可能渗漏的危险物质的总量和类型。EPA从中选出需要长期治理的地区，列入“国家优先名单”，然后由EPA或委托私人机构分析该地区的危险程度，选择、设计清理方案，以进一步采取相应的清理行动。超级基金的初始基金为16亿美元，来源有两个：13.8亿美元来自对生产石油和某些无机化学制品行业征收的专门税；2.2亿美元来自联邦财政。1996年国会修改超级基金法时将基金总数扩大到85亿美元，其中25亿来自年收入在200万美元以上企业的附加税、27.5亿来自联邦普通税、3亿来自基金利息、3亿来自费用承担者追回的款项等。超级基金主要用于支付以下的费用：①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实施的，针对那些不符合《全国应急计划》的废物处置进行的迁移和补救行为的全部费用；②任何个人实施的，针对那些不符合《全国应急计划》的废物处置进行的其他“必须”的责任费用；③因泄漏危险物质而造成的对“天然资源”的破坏等等。超级基金法的有关规定只有当责任主体不能确定，或无力或不愿承担治理费用时超级基金才可被用来支付治理费用。之后超级基金将提起诉讼，向能找到的责任主体追索其所支付的治理费用。超级基金法第107（a）条规定治理费用的承担主体：①泄漏危险废物或有泄漏危险的设施的所有人或营运人；②危险废物处理时处理设施的所有人或营运人；③危险物品的生产者以及对危险废物的处置、处理和运输做出安排的人；④由其选择危险废物处理场或设施的运输者。以上责任主体对治理费用承担严格责任和连带责任，并且责任溯本追源，连带责任使得超级基金或联邦政府可向任何一个能够找到的上述责任人追索全部治理费用。而且这种责任事实上是一种无限责任，不会因为有责任方属于有限责任形式而受到限制，即如果有关责任方无力负担其依据该法应偿付的污染清理费用和损害赔偿费用，任何对其控股或参股的组织和个人均可成为责任的对象。而溯本追源更使得即使当初的丢弃是完全合法的，当前按照该法的标准可能构成环境污染，也可以认为丢弃的企业应负治理责任，同时也使当下的业主以及使用人负有治理的法定责任。在确定责任主体的同时该法还规定在发生不可抗力、战争或行动、第三方的作为以及以上三种原因混合的情况下上述责任主体不承担治理费用，治理费用由超级基金支付。超级基金实施迄今已有三十年，在实施的过程中取得一定的成绩。据统计自实施超级基金计划以来共清理有害土壤、废物和沉淀物l亿多立方米，清理有害液体、地下水、地表水3410亿加仑，同时该项目还为数万人提供饮用水源。

绿色经济

（一）绿色经济是以市场为导向、以传统产业经济为基础、以经济与环境的和谐为目的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经济形式，是产业经济为适应人类环保与健康需要而产生并表现出来的一种发展状态。北京工商大学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遂宁绿色经济研究院院长季铸教授是绿色经济系统理论的创建者和实践者之一，他将绿色经济定义为：绿色经济是以效率、和谐、持续为发展目标，以生态农业、循环工业和持续服务产业为基本内容的经济结构、增长方式和社会形态。绿色经济一种全新的三位一体思想理论和发展体系，其中包括“效率、和谐、持续”三位一体的目标体系，“生态农业、循环工业、持续服务产业”三位一体的结构体系，“绿色经济、绿色新政、绿色社会”三位一体的发展体系。历史表明绿色经济是人类社会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之后新的经济结构，是更加效率、和谐、持续的增长方式，也是继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服务经济社会之后人类最高的社会形态，绿色经济、绿色新政、绿色社会是21世纪人类文明的全球共识和发展方向，毫无疑问绿色经济是一种新的发展理念、新的发展目标、新的经济结构和新的发展方式。新的人本自然的理念替代以人为本的旧理念，新的效率、和谐、持续的发展目标替代传统的单一长目标，新的绿色经济结构替代传统的白色农业、黑色工业为主体的旧经济结构，新的效率、和谐、持续的增长方式替代低效、冲突、不可持续的旧的增长方式，新的绿色经济、绿色新政、绿色社会也替代传统社会。目前绿色经济正以其强大的逻辑力量推动全球经济转变，发达国家普遍转向绿色经济，在传统经济向绿色经济转变中实现结构增长。季铸教授在中国四川遂宁按照“结构增长+绿色经济”理论，帮助地方政府完成传统经济向绿色经济发展的历史转变。2010年11月20日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国际环境资源管理监督机构授予四川遂宁全球首个"绿色经济示范城市"称号，目前季铸教授每年发布《中国300个省市绿色经济与绿色GDP指数》。绿色发展是一个历史进程，英国经济学家皮尔斯1989年出版的《绿色经济蓝皮书》首次提出绿色经济。Jacobs与Postel等人在1990年代所提出的绿色经济学中倡议在传统经济学三种生产基本要素（劳动、土地及人造资本）之外必须再加入一项社会组织资本（SOC），并将其它三项成本的定义略作修正：①人类资本强调“人力”的健康、智识、技艺及动机。②将土地成本扩充成为生态资本或自然资本。③人造资本保持不变，或称制造资本。绿色经济特别提出的社会组织资本（SOC）指的是地方小区、商业团体、工会乃至国家的法律、政治组织到国际的环保条约（如海洋法、蒙特娄公约）等，他们认为这些社会组织不止是单纯的个人的总合而已。无论那一种层级的组织，会衍生出其个别的习惯、规范、情操、传统、程序、记忆与文化，从而培养出相异的效率、活力、动机及创造力，投身于人类福祉的创造。

（二）绿色经济指能够遵循“开发需求、降低成本、加大动力、协调一致、宏观有控”等五项准则，并且得以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绿色经济”既是指具体的一个微观单位经济，又是指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甚至是全球范围的经济。以林业来说，绿色经济的关键是加速林业发展。林业是绿色经济发展的基础,是生态系统中的主体、维护生态平衡的核心。过去林业是以生产木材为主,现在必须转变为以生态建设为主。加快林业发展,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发展,而是大发展、快发展、跨越式发展和全面发展,进而促进以山清水秀、环境优美、资源丰富为标志的绿色经济。绿色经济与传统产业经济的区别在于：传统产业经济是以破坏生态平衡、大量消耗能源与资源、损害人体健康为特征的经济，是一种损耗式经济；绿色经济则是以维护人类生存环境、合理保护资源与能源、有益于人体健康为特征的经济，是一种平衡式经济。绿色经济是一种以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经济为主要内容，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产品附加值高、生产方式集约的一种经济形态。绿色经济综合性强、覆盖范围广，带动效应明显，能够形成并带动一大批新兴产业，有助于创造就业和扩大内需，是推动经济走出危机“泥淖”和实现经济“稳增长”的重要支撑。同时绿色经济以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为重要特征，以经济绿色化和绿色产业化为内涵，包括低碳经济、循环经济和生态经济在内的高技术产业，有利于转变我国经济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高排放的粗放发展模式，有利于推动我国经济集约式发展和可持续增长。“绿色经济”一词源自英国环境经济学家皮尔斯于1989年出版的《绿色经济蓝图》一书，环境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发展必须是自然环境和人类自身可以承受的，不会因盲目追求生产增长而造成社会分裂和生态危机，不会因为自然资源耗竭而使经济无法持续发展。主张从社会及其生态条件出发，建立一种“可承受的经济”。在绿色经济模式下环保技术、清洁生产工艺等众多有益于环境的技术被转化为生产力，通过有益于环境或与环境无对抗的经济行为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绿色经济的本质是以生态、经济协调发展为核心的可持续发展经济，是以维护人类生存环境、合理保护资源、能源以及有益于人体健康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方式，是一种平衡式经济。发展绿色经济是对工业革命以来几个世纪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根本否定，是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应当顺势以生态化、知识化和可持续化为目标，改造现存的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严重的非持续性的黑色经济，建立和完善生态化的经济发展体制，推动科学技术生态化、生产力生态化、国民经济体系生态化，使21世纪的社会主义中国成为一个绿色经济强国。自可持续发展概念被正式提出以后广泛应用于包括环境保护领域在内的许多领域之中，其内涵和外延也得到不断丰富和发展，派生出经济可持续发展、生产可持续发展、社会可持续发展等。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内容是：人类在努力满足当代人的需求时应当承认环境承载能力的有限性，不能剥夺后代人所必需的自然资源和环境质量。

（三）《中国21世纪议程》指出：“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发展，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满足后代人的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可持续发展首先是发展并且是持续不断的良性循环，需要在改善和保护发展的源头“自然环境”的前提下合理调整传统的产业发展模式，协调经济、社会和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有鉴于此，以可持续发展观为基础的绿色产业模式就成为当今产业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价值分析：绿色经济模式强调经济、社会和环境的一体化发展：在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下大量占有和利用自然资源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最大化地促进经济增长是其基本特征，认为自然环境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之间彼此不能兼容。环境问题是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社会发展、经济繁荣必然要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最终导致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绿色经济模式是以可持续发展观为基础所形成的新型经济发展方式，它以自然生态规律为基础，通过政府主导和市场导向，制定和实施一系列引导社会经济发展符合生态系统规律的强制性或非强制性的制度安排，引导、推动、保障社会产业活动各个环节的绿色化，从本上减少或消除污染。绿色经济能够体现出自然环境的价值：传统经济系统坚持封闭性、独立性，认为只要系统本身不断扩大，经济就会得到永无止境的发展，不受其他任何条件的制约，导致全球环境危机的不断加剧。绿色经济系统坚持开放性和协调性将环境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作为其经济系统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生产、流通和消费各个领域实行绿色先导原则，尽可能地减少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和破坏，抑或改善环境资源条件，并将自然环境代价与生产收益一并作为产业经济核算的依据，确认和表现出经济发展过程中自然环境的价值。事实上经济的发展与环境资源的消耗是并行的，在量化经济发展的各项收益指标时环境消耗价值理应据实计算并从中扣除。绿色经济的自然资源利用具有公平性：公平性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特性，失去公平性就等于失去可持续发展。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不断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目标。然而传统经济模式下的社会经济增长是以自然资源系统遭受严重破坏和污染为代价获得，仅仅满足当代人或少数区域人的物质利益需求，忽略后代人或其他欠发达区域人的生存需要，是将子孙后代或全人类的环境资源用以满足少部分当代人的物质上的奢侈，这是极端不公平的。绿色经济发展方式通过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能够最大程度地提高自然环境的利用率和再生能力，理论上可以同时兼顾当代人和后代人的代际利益平衡和当代人之间的区域利益平衡。绿色经济可以引导产业结构的优胜劣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是动态的，优胜劣汰是客观规律，正是基于产业结构的更新机制才能实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四）发展绿色经济可以引起工业社会发生巨大的变革：一是生产领域中工业社会以最大化地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为中心的“资源-产品-污染排放”的生产方式将转变为以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率、消除或减少环境污染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生产方式，加重生产者的环境保护责任；二是在流通领域内改革工业社会所奉行的自由贸易原则，实行附加环境保护的义务的自由贸易，控制和禁止污染源的转移；三是转变消费观念，引导和推动绿色消费。这一系列的制度性变革必然引起工业社会向绿色社会的回归，依据自然生态规律，建立起由不同生态系统所构成的绿色经济系统。绿色经济是一个行政的表述，包含着环境友好型经济、资源节约型经济、循环经济的取向和特征。经济增长本来的目的是增进人类的福利，是人本主义必然的逻辑，但是幸福、福利有短期和长期之分、局部和全局之别、持续和不可持续为意。为了短期的利益污染环境是与绿色经济取向背道而驰的非人本主义的虚幻增加，可以把环境友好型的经济模式称之为绿色经济发展模式，关注和强化绿色经济对于当代中国具有非常同一般的战略性的意义。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中国经济起飞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遇到现代化的战略机遇期，这是一种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的交织，是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关键内容的结构与形态升级的时期，就是在这个时期日益凸显的重大矛盾问题就是粗放型非绿色模式发展产生的资源约束、环境约束带来的经济发展不可持续的。如果坚持绿色经济的取向来缓解和克服资源环境的约束，中国的现代化大业就有望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沿着邓小平同志勾画的三步走战略，实现小康和未来的社会复兴。组织和破坏千载难逢大好形势使中国的发展不可持续，这就是一个摆在全中国人民面前的非常现实的重大问题。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的中国第一份经过环境污染调整的GDP核算报告，中国绿色GDP核算报告2004表明由于污染造成的损失占当年GDP3.05%，加入治理环境污染应该投入的虚拟成本，当年的GDP要再增加消耗1.8%。江苏省的研究报告表明江苏省的GDP比传统GDP降低8个百分点，考虑到GDP因素每年的GDP要往下调8个百分点之多，2002年当年仅大气污染给全省居民造成的损失就在100亿元人民币左右。每一个有责任感的中国人面对这样的数字必须增强自己的忧患意识，反省自己和周边人们的行为，进而关心环境保护，注重发展绿色经济。中国作为一个实施赶超战略，努力后来居上的发展大国，中国应该在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大趋势中卓有成效的吸取他国的经济教训，尽量少走先造成污染，再花力气去治理的弯路，中国有很多极其脆弱的生态环境的地区。发展循环经济（绿色经济要素）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实践，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战略选择，是解决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矛盾、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有效手段，是实现新型工业化的重要途径之一。

（五）新型工业化是发展经济学概念，指知识经济形态下的工业化，增长方式是知识运营，知识化、信息化、全球化、生态化是其本质特征。新型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新型工业化道路所追求的工业化，不是只讲工业增加值，而是要做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并实现这几方面的兼顾和统一，这是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基本标志和落脚点。在知识经济时代没有经过传统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可以直接通过新型工业化缩小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实现赶超战略，避免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使它们不再重复那些污染工业、高耗能工业和剥削性经济，借助知识文明尽快直接达到工业文明的繁荣，使之后来居上。既保持回归自然的特色，又享受工业文明。绿色经济是一种融合人类的现代文明，以高新技术为支撑，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能够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是市场化和生态化有机结合的经济，也是一种充分体现自然资源价值和生态价值的经济。它是一种经济再生产和自然再生产有机结合的良性发展模式，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产物。绿色经济的范围很广，包括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环保产业、绿色服务业等。基本制度：合理的环境保护制度：可持续发展特别强调制度因素对维持长期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认为合理、高效的制度安排有利于解决环境问题，促进环境、经济、社会三维复合系统的健康运行。一般认为环境问题的根源是制度失灵，表现为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所谓强制性的制度安排是指采用法律、行政、经济等强制性手段来实现经济活动的绿色化的制度规则，其中法律手段主要表现为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立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等方面的内容；行政手段主要表现为国家行政机关制定实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环境保护政策，对环境保护产业的政策性引导、规划与监督，诸如建立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环境资源利用与保护许可证制度等；经济手段主要是指国家通过经济鼓励与经济抑制对环境利用的干预，如建立环境保护专项投入资金；对环境保护科研与教育的组织与投入；收取环境资源税费等内容。所谓非强制性制度安排主要是指通过对社会公众的环境知识、法律知识教育，培养社会公众的环境价值观、道德观和良好的环境习惯，提高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的制度安排。合理的环境保护制度安排能够促使人们认识到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既不能超越自然，也不能与自然相分离，应当保持与自然环境平等相处的关系，人们应当按照发展绿色经济的法律和道德规范标准从事生产、流通和消费活动。环境保护激励机制：激励机制是组织者为了使组织成员的行为与其目标相容，充分发挥每个成员的潜能而执行的一种制度框架。发展绿色经济离不开环境保护激励机制，它主要包括：环境资源产权制度激励、企业环境制度激励、绿色消费制度激励、政府绿色引导制度激励等四个方面。

（六）所谓环境资源产权制度激励是指通过确立和明晰各种环境资源的产权关系使环境资源的所有者和使用者之间借助市场机制建立最直接的绿色经济关系，增加生产者的环境保护成本，从而推动环境资源的合理利用，减少或消除环境污染的过程。广义地讲产权就是受制度保护的利益，它不是指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物的存在及关于它的使用所引起的人们之间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产权安排确定每个人相对于物时的行为规范，每个人都必须遵守他与其他人之间的关系，或承担不遵守这种关系的成本。所谓企业环境制度激励是指通过制定和实施企业发展的绿色化规则或指标体系，规范、引导和推动企业及其内部财产制度和管理制度的绿色化安排。绿色企业是绿色经济的主体，企业内部财产制度和管理制度的绿色化安排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①企业实行绿色的财产权制度，包括企业的组织形式、财产权结构、企业内部的治理结构等坚持环境保护理念；②企业实行绿色的分配制度，包括利益分配形式和职工福利形式；③企业实行绿色的管理制度，包括企业生产管理、组织管理、核算制度、审计制度等方面的绿色要求。所谓绿色消费制度激励是指通过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的认可和欢迎程度，决定着生产者的利益，对绿色产品生产者能够产生激励的作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绿色消费浪潮席卷世界，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消费结构的改变要求生产结构作相应的调整，引导生产者从事绿色生产经营活动。所谓政府绿色引导制度激励是指政府用相应的产业政策和法律、法规对生产者的收益比例进行调节，以弥补市场引致的绿色生产者与非绿色生产者之间、绿色生产者与社会效益之间的收益差距，使绿色产品生产者的收益率不断接近社会收益率。任何绿色产品的社会效益都会高于生产者的私人收益，而企业的生产取决于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一旦消费者基于绿色产品的价格原因而减少绿色产品消费则势必影响企业的生产，因此政府有必要建立绿色引导激励机制。消除环境外部性制度：就环境问题而言在传统经济模式下由于环境资源产权不明晰，缺乏资源交易规则，无法形成市场化的环境资源的产权交易，因此生产者在利用自然环境资源从事生产和向自然环境排放废弃物时往往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所发生的自然环境的污染和破坏直接由社会承担，责任者不需要也不会将其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所发生的损失纳入其内部成本核算之中，这就必然导致生产经营者环境成本外部化的后果的发生。而在绿色经济模式下环境资源的保护是生产经营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前提条件，生产经营者基于环境资源产权制度和保护制度的安排：一方面要有偿利用环境资源，并根据市场规则确定环境资源的交易费用；另一方面又负有保护环境的法律和经济上的义务，在排放废弃物时不仅应当符合强制性的规定标准，还要支付相应的费用。

（七）这会使生产经营者的环境成本确定化、内部化，而环境成本的增加势必促使生产经营者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更多地关注环境资源的合理利用，减少环境问题的发生，从而降低其生产经营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强化政府环境保护职责：政府对环境保护的主导性主要表现为政府对环境保护工作的促导、强制和参与，促导主要是通过运用经济杠杆和调整经济参数来影响人们的行为，表现为税收、信贷、财政补贴等手段，如通过征收排污费（或税）、资源费（或税）促进企业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和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通过低息贷款或优惠贷款，帮助企业修建防治污染设施；通过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回收利用废弃物、采用清洁生产工艺、生产环保产品；通过加税或停止贷款等方式促使企业减少及至停止生产污染环境的产品和使用严重污染环境的工艺、设备等。强制是指政府运用行政权力，直接对人们的行为进行限制和管理，表现为：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和防治污染的方案进行审批；审核和颁发环保许可证；下达限期治理和停业、关闭的决定；下达限期淘汰严重污染环境的工艺、设备名录；禁止和查处环境违法行为等。参与是指政府在必要的时候直接以经济主体的身份参加经济活动，调节经济发展，表现为：政府投资进行环境建设，如建设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场、进行城市美化和绿化、组织城市环境综合整治；政府投资开发环保产品和环保产业等。通过政府权力性和非权力性手段的干预，促使人们在进行各种社会、经济活动中要考虑对环境的影响。政府对环境保护职责包括：建立完善公众参与机制，完善政府各种环境管理手段，增强其规范性与透明度；增加环境保护的社会投入，有效地提供环境公共物品，诸如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源、宁静的环境等；协调各地区、各部门的环境保护活动的发展，消除环境保护发展的不均衡状况；加强环境保护国际合作，履行国际环境义务。制度化的社会技术创新：绿色经济是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解决环境问题，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制度创新，它与技术创新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根据西方经济学家的观点时经济增长总是先由某个部门进行技术创新开始的，技术创新使该部门降低成本、扩大市场、增加利润，扩大对其他部门产品的需求，从而带动地区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提高研发的投入与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是提高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重要前提和保障，绿色经济所需要的社会技术创新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对传统经济技术改造与创新，包括资源削减技术、再循环技术、无害化技术等，减少自然资源的利用和废弃物的排放，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从资源密集型企业转变为技术密集型、环保型企业；二是节约资源的高新技术，通过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实现智力资源对环境物质资源的替代和经济活动的知识化、生态化转向，培育和发展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小、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企业，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绿色经济对就业有巨大带动作用，据国际劳工组织（ILO）测算转向绿色经济可以在未来为全球新增近6千万个就业机会，目前各国政府都力图通过推行“绿色新政”来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

（八）欧盟早在2009年就启动整体绿色经济发展计划，并在2013年之前投资1050亿欧元支持欧盟地区的“绿色经济”，欧盟委员会在2021年10月12日发行120亿欧元绿色债券，所筹资金将用于支持和发展欧盟绿色经济和可持续投资。这批15年期绿色债券将在2037年2月到期，预计2026年年底前欧盟将发行总额约2500亿欧元的绿色债券。美国提出在未来的10年间投入1500亿美元促进清洁能源经济的发展，日本政府实施名为“经济危机对策”的新经济刺激计划，主打绿色牌。韩国政府制定绿色增长国家战略和五年计划，争取在2020年前跻身全球七大“绿色大国”之列。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时要把发展绿色经济作为中国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经济转型的有效途径，让绿色经济成为“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引擎。为此需要采取以下六条措施，积极探索发展绿色经济的有效模式：（1）要利用利益引导机制，培育绿色新兴产业，推动绿色产业集聚。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提高产品附加值。要完善资源环境价格形成机制，发挥价格机制的引导作用，通过投资审批、土地供应、融资支持、财政补贴和税费优惠等政策工具，改变绿色生产的成本收益结构，积极引导企业培育和发展绿色新兴产业。要加强绿色产业集聚区建设，依托现有高新区、经济开发区，营造良好的软环境，推广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两型产业，推动绿色产业集群化。要根据产品工艺和生产工序的内在联系，在多个企业或产业间进行工业生态的链接，增强相关企业或产业之间的关联度，延伸产业链条，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形成多产业横向扩展和资源深加工纵向延伸相结合的绿色产业链。（2）要加强绿色技术研发，培育发展绿色产业的人才，建立支持绿色产业的产学研合作体系和绿色人才培养激励机制。要加强政府、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和社会中介组织之间的分工协作，广泛建立并优化产学研合作体系。政府要加大对绿色技术的公共研发投入，构建利益补偿机制和风险分担机制，可设立专项基金用于支持绿色经济企业的自主技术创新，推进引进、吸收和集成技术创新。企业同科研院所、高等院校要联合建立研发机构、产业技术联盟等技术创新组织，形成支持自主创新的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生态，共同面向绿色技术进行科技创新活动。行业学会协会等社会组织也要发挥其中介优势，提供绿色技术交流平台和绿色技术引进渠道，促进绿色技术成果的扩散和商业转化。要完善绿色技术和产品的质量认证标准，淘汰对生态环境危害较大的企业，保留具备绿色生产能力、符合绿色生产标准的先进企业。绿色技术的学习和扩散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知识积累和人才储备基础上，所以要完善绿色创新人才的培养激励机制，建设绿色技术研发队伍。通过发现、评价、选拔、管理和激励等制度创新来培养一大批“顶天立地”的绿色经济技术领军人才和创新型企业家，借经济危机契机引进国内所稀缺的海外高端人才。

（九）（3）要完善金融投融资渠道，发展绿色金融，吸引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和股权基金等股权投资来发展绿色经济，通过绿色信贷政策引导社会资金流向绿色产业。绿色新兴产业对既有石化技术体系可能产生的颠覆性冲击和高投入长周期的特征使得对其的投融资面临很多风险和不确定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其银行信贷的获取。股权投资具有市场筛选、产业培育、风险分散、资金放大、要素集成、促进合作等制度功能，是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催化剂。支持绿色经济必须发展以“天使投资-风险投资-股权投资”为核心的投融资链，尽可能扩大其退出通道，吸引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和股权投资聚集对绿色经济领域的投资，扶持创新型绿色中小企业。除利用直接融资工具外还要鼓励国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对绿色产业进行重点扶持，针对可再生能源项目定向发放无息、低息贷款。要实施积极的绿色信贷政策，对商业银行实施信贷窗口指导。通过加强对节能减排、新能源研发企业的信贷支持，严格控制对高耗能、高污染和产能过剩行业的贷款和对污染企业实施惩罚性高利率等措施，引导金融机构将资金投入到绿色经济领域。（4）要通过政府采购和绿色产品补贴等措施，刺激绿色消费，推动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良性互动。倡导绿色消费方式，有利于带动绿色产业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优化。中国绿色消费市场潜力巨大，有研究表明80%以上的欧美国家消费者把环保购物放在首位，愿意为环境清洁支付较高的价格，而与国外相比时中国的绿色消费人群要少10到20个百分点，绿色消费理念的形成将促进中国绿色消费市场的开发。倡导绿色消费要利用经济手段引导绿色消费，通过价格机制，加大对以节能环保为导向的绿色消费的补贴力度和信贷支持，刺激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要加大政府采购对绿色产品的首购、订购力度，为新兴绿色产业产品打开市场，促进新兴绿色产业研发和产业化。要在消费者中加强绿色理念宣传，促进公民逐步树立绿色消费观，在全社会营造生态、适度、节俭的绿色消费氛围。要推进绿色建筑、绿色家庭和绿色交通建设，形成绿色消费与绿色生产的良性互动机制。（5）要探索建立绿色政绩考核机制，加快完善资源环境成本核算体系，把环境绩效纳入地方政绩考核的硬指标。目前北京、浙江等省市已明确要求将绿色GDP纳入其经济统计体系，并致力于将此作为地方党政官员政绩考核的一部分。但受限于自然环境固有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特点，污染责任难以明晰，多数地区只是在GDP指挥棒上涂抹一层“浅绿色”。为此要通过明晰资源环境产权、确定资源环境价格来完善资源环境成本核算体系，实现绿色经济考核有据可依。要理顺绿色经济的监督管理体制，明确监督管理部门和其他相关部门的职责，从机制上做到权责一致、分工合理。根源上要弱化着眼于地方经济总量的政绩考核机制，而把万元GDP能耗、水耗、主要污染物和二氧化碳的排放强度等环境绩效指标作为考核官员的硬约束性指标来督促地方发展模式的转型。对于生态环境重要、但脆弱的地区要建立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机制综合试验区，增强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十）（6）要加快修订和制定绿色经济相关法律法规，提高环境执法力度，逐步构建系统、高效的绿色经济法律体系，强化法律的执行。发展绿色经济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着力加强多层次梯度立法和完善法律配套措施，为绿色经济发展提供体制机制保障，要加快修订《环境保护法》、推动《绿色经济促进法》和《能源法》等相关法律的制定。鼓励各地在国家立法的框架内，结合本地特色和实际，制定适合地方需要、可操作性强的地方性法规、条例、规章和政策标准。要统筹考虑循环经济、低碳经济、清洁生产以及节能减排等与绿色经济相关的范畴，综合处理好《资源利用法》、《能源法》、《污染防治法》、《自然资源保护法》等法律之间的关系，保证相关法律之间的衔接与协调，逐步构建系统、高效的绿色经济法律体系。法律的生命在于执行，特别要强化环境执法的重要地位。环境执法是实现绿色经济法律体系贯彻落实的保证，要健全执法机构、培育执法队伍、完善配套监督激励机制、提升执法效率，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中国工业化的任务远未完成，但工业化必须建立在更先进的技术基础上。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是中国加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选择。要把信息产业摆在优先发展的地位，将高新技术渗透到各个产业中去，这是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技术手段和重要标志。要从中国生产力和科技发展水平不平衡、城乡简单劳动力大量富余、虚拟资本市场发育不完善且风险较大的国情出发，正确处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这是中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重要特点和必须注意的问题。发展战略：新的要求和新的技术基础要求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发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依靠教育培育人才，使经济发展具有可持续性，这是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可靠根基和支撑力。发展方向：①以信息化带动的、能够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工业化。②能够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工业化。③能够充分发挥中国人力资源优势的工业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这一新概念反映党工业化理论的新发展，这是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出发，应对加入世贸组织和全球竞争而提出的适时方针。按国家计委有关负责人的解释，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点：一是可持续发展；二是注重信息化的作用。应该说这是中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发挥后发优势的现实选择，即要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党中央根据世界经济科技发展的新趋势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针对中国经济建设中的突出问题，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战略部署，主要内容是：大力推进产业升级：通过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形成以高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为此要优先发展信息产业，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并以此改造传统产业，振兴装备制造业。继续发展基础设施，全面发展服务业。

（十一）重点谈谈服务业，服务业包括四个方面：产业服务业、企业服务业、家庭服务业、个人服务业。这四种服务业在中国有巨大的潜在需要。例如产业服务业需求就很大，那些从石化产业中剥离出来而上市的生产型石化企业需要有专门为其服务的企业，而那些在重组中分离出来的石化续存公司恰恰是具有专门为生产型石化企业服务的功能，因而石化产业的产业服务要求为石化服务业创造极大的就业机会。又例如企业有着咨询、培训等方面的巨大服务需求，会创造很大的就业机会。再例如家庭需要有健康服务、日常家庭生活服务、家庭教育服务等需求，个人需要有工作性服务及生活服务需求等，这些都创造很大的就业机会。因此应该大力发展服务业，以服务业的充分发展，解决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就业问题。在这一过程中还要从中国从实际出发，处理好三大关系：一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关系，中国有庞大的传统工业，相当一部分具有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水平。应当在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同时加大对传统产业的改组改造，使传统产业尽快提高水平，发挥更大作用；二是处理好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关系，既要发展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提升产业结构，又要发挥比较优势，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三是处理好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发展虚拟经济要为促进实体经济服务，并防止脱离实体经济过度发展虚拟经济。坚持实施科教兴国与可持续发展两大战略：科教兴国与可持续发展两大战略是中国的两大基本国策，实施以来为中国经济发展作出突出贡献，也是走好新型工业化道路的两个轮子，缺一不可。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必须充分发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要根据世界科技发展趋势，制定和完善中长期科技发展战略，加强基础研究和高技术研究，优先发展信息技术、生命科学、新材料等重点领域。大力推进关键技术创新和系统集成，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鼓励科技创新在关键领域和若干科技发展前沿掌握核心技术和拥有一批自主知识产权，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要以体制创新推进科技创新。继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建立同经济发展紧密结合、符合市场经济要求和科技创新规律的新型科技管理体制。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发挥大学和科研机构在知识创新中的重要作用，支持企业成为科研开发投入和技术创新的主体。发挥风险投资的作用，形成一套促进科技创新和创业的资本运作及人才汇集机制。教育是发展科学技术和培养人才的基础，必须充分发挥教育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先导性全局性作用。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深化教育改革，优化教育结构，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提高教育管理水平和质量。实施人才战略，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大力吸引海外各类专业人才，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口多、人均资源不足以及长期粗放经营，必须在收入水平较低、工业化任务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就要下大力气解决发达国家在完成工业化后的高收入阶段才面临的资源和生态问题。

（十二）过去粗放经营伴随高增长的高投入、高消耗以及不顾生态和环境的发展路子已难以为继，今后必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要坚持计划生育、保护环境和保护资源的基本国策，保持低生育率水平，控制人口增长。合理开发和节约使用各种自然资源特别是水资源，发展节水工业、节水农业，建设节水型社会。兴建南水北调工程，抓紧解决部分地区水资源短缺问题。加强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和战略资源储备，实施海洋开发，搞好国土资源综合整治。国家和全社会都要加大投入，持之以恒地加强生态保护和建设，强化城乡环境污染治理。发展环保产业，增强全民环保意识，健全环境、气象和防灾减灾监测体系。协调城乡关系，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当初发展乡镇企业，“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对于提高农村工业化水平起到积极作用，但也付出很大的代价。主要是由于生产力布局分散，要素集中度过低，无法实现要素效益的最大化，影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对此必须转变这种粗放型的发展方式，把城镇建设、乡村建设、项目建设结合起来，用城镇的人气和基础设施带动乡村的发展，通过乡村的发展带动项目的引进和建设，在通过项目建设促进乡村和城镇的发展。这样良性互动既有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又有助于推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协调发展。继续推进改革开放：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既不是单纯的思路问题，更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无论是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还是两大战略的实施，必须由两大动力推动：一是内部动力—改革，改革要有新突破，最为重要的是使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同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相适应。产权“大锅饭”走不成新型工业化道路，贫穷和愚昧同样走不成新型工业化道路。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建立新的激励机制，必须推进产权人格化和经济自由化，必须进一步使科研院所和工业企业具有科技创新的强大动力，必须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先进生产力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必须使工业企业和相关产业具有采用信息技术的迫切欲望，必须使越来越多的企业和消费者对信息技术和信息产品的需求能力大幅度提高。为此必须进一步清除仍然存在的体制性障碍，确立按要素分配的分配方式，把动力建立在保护合法财产和知识产权的基础上。必须适当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政策，提高劳动者报酬和消费基金在GDP中的比重，消除绝对贫困，把需求的欲望和能力建立在有足够支付能力的基础上；二是外部动力—开放，开放要有新局面。中国最大的500家外资企业主要集中在电子、交通运输设备、电气机械和食品加工等行业，其中资金技术密集型的企业销售额占这500家企业总销售额的比重达83%以上，大大推动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中国面临的现实挑战就是即将加入WTO所带来的外来竞争加剧，扩大对外开放的重心已经从引进外资转变为与世界经济接轨。其中一是要通过技术改进和要素优化重组提高重要基础产业国际竞争力；二是完善市场竞争规则，优化企业发展环境；三是发育产权市场化和推进要素的市场化进程；四是加快与国际大资本的产权融合，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农业经济

（一）农业经济是指农业中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的总称，包括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方面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它的发展具有自身的规律性，在生产关系的改革和生产力的组织方面都有一系列特殊的经济问题。如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使农业生产关系更加适合生产力的状况，如何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等显然与工业有所不同。由于科学技术正处于发达中还未完全发达，人类开发自然资源的能力很低，对于大多数资源来说短缺问题并不突出。例如直至19世纪人们还认为森林是砍伐不尽的，因此在这一时期劳动力是主要的争夺对象，有了劳动力就能开发资源、发展经济、获得财富。古代许多战争的目的就是掠夺劳动力——人口，而西方贩卖奴隶的活动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从政治制度来看集中的管理体制有利于农业经济的发展，中央集权的中国和法国曾分别是亚、欧大陆上劳动力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农业经济一直持续几千年，在这一经济阶段中人们采用的是原始技术，使用的是犁、锄、刀、斧等手工生产工具和马车、木船等交通运输工具，主要从事第一生产——农业，辅以手工业。在这几千年中尽管科学技术有所发展 ，生产工具不断改进，但在工业革命之前这种生产格局没有改变。这时的劳动生产率主要取决于劳动者的体力，因为从总体来看人的智力方面的差别不太大，据统计在低机械程度条件下劳动者的体力支出和智力支出之比是9 : 1。同样土地也是农业发展的重要基础，所以它也成为争夺的对象。从最初来看水美田肥的地方就成为经济发达的地方，所以就有经济发达之后的诸多文明之地：如印度河恒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的两河流域、黄河流域等，就整个世界而言生产的分配主要是按劳动力资源的占有或通过体地占有的劳动力资源来进行的。在农业经济阶段中广大人民的生活十分贫苦，缺衣少食比较普遍，不能抵御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危机。教育很不普及，文盲占大多数，人才难以流动和发挥作用。农业经济思想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中国春秋时期孔子和孟子的著作中已有多处论及农业经营、土地制度和发展农业经济、安定民生的问题。战国初李悝创平籴之法、汉代董仲舒“限民名（占）田，以澹赡不足”的主张以及宋代王安石推行的青苗、均输、市易、免役、农田水利政策等都是中国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时期农业经济思想的代表，欧洲古罗马的一些文献中也散见各种片断的有关农业经济的论述。农业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农业生产的商品化而逐渐形成的。早在18世纪中叶法国重农主义经济学家魁奈已应用投入产出对照表方法研究农业经济，提出只有土地和农业才是一切超过生产费用的“纯产品”或剩余的唯一源泉，宣扬自由竞争和重农经济学说。轮作制度指在同一块田地上有顺序地在年度间轮换种植不同作物或复种组合的一种种植方式，是用地养地相结合的一种生物学措施。

（二）在最早出现资本主义农业经营的英国，扬在其所著《英格兰及威尔士南部游记》和《法国游记》中在鼓吹资本主义农业制度的同时提倡作为近代农业特征之一的诺福克轮作制度，论证大农业经营的优越性以及生产要素配合比例和生产费用与收益的关系等问题，可视为近代西方农业经济学的先驱，与此同时马歇尔通过农村调查写题为《农村经济》的报告。19世纪中叶马克思在剖析资本主义制度、撰写《资本论》等著作的过程中阐明许多有关农业经济的重大理论问题，其中如关于重农学派的评价、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及垄断地租的理论、农业中大生产和小生产的理论、土地私有制和土地国有化的理论等为后来马克思主义农业经济学的系统形成提供了基本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19世纪末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一书中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农业和农民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考茨基的《土地问题》一书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地分析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肯定农业大生产的优越性，驳斥小农经济稳固论，可称是一本专门论述农业经济问题的较早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结合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实践阐述农业经济理论问题的则始自列宁，早在十月革命以前列宁就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分析俄国农奴制度废除以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性，论证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的经济基础。十月革命胜利以后的《论粮食税》和《论合作制》等著作论证苏联在结束“战时共产主义”阶段不久的情况下通过“租让制”、“合作制”等列宁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其中关于通过合作社来吸引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和农业问题理论的重大发展，为苏联等国家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奠定理论基础。租让制是指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是苏维埃政权同外国资本家订立的一种合同，即由苏维埃国家与外国资本家订立合同，把暂时无力经营或开发的企业、矿山、森林区等租赁给这些资本家来经营，资本家则以合同的一方或租借者的资取利润。实行租让制的目的在于利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生产设备和管理经验，迅速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合作制是劳动者联合，按互利原则组织生产、流通和消费的社会经济活动方式。合作制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合作制表现为一种次要的经济形式，附属于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式，它是一种介于小生产和大生产之间的过渡形式。无论在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上，还是在劳动和经营方式上，都没有固定的模式，而是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参加合作经济组织的成员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广义的合作制是指同小生产相对立的大生产，由独立劳动结合而成的联合劳动。这种经济形式不是某种社会经济形态或某种社会经济部门所特有，而是一种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上带有普遍性的经济形式或发展趋势。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即指农业合作化运动，在人民民主专政条件下通过合作化道路，把小农经济逐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是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三）党在完成土地改革以后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采取三个互相衔接的步骤和形式，从组织带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发展到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进一步建立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的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1956年底参加合作社的农户占全国农户的96.3%，其中参加高级社的农户占全国农户的87.8%，在所有制方面基本上完成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农业合作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各种互助合作的形式，把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体农业经济改造为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农业合作经济的过程，这一社会变革过程亦称农业集体化。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9年10月至1953年以办互助组为主，同时试办初级形式的农业合作社：1951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讨论通过《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并以草案的形式发给各地党委试行。此后各地党委加强领导，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取得较大的发展。到1952年底全国农业互助合作组织发展到830余万个，参加的农户达到全国总农户的40%，其中各地还个别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社）3600余个。1952年冬至1953年春在发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中出现急躁冒进倾向，为纠正这种倾向，中共中央于1953年3月8日发出《关于缩减农业增产和互助合作五年计划的指示》，又于3月26日发表《关于春耕生产给各级党委的指示》，并公布《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4月3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第一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阐述“稳步前进”的方针。10月15日、11月4日毛泽东两次同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谈话，提出互助合作运动是农村中一切工作的纲，是农村工作的主题，说“纠正急躁冒进”是一股风，吹倒一些不应吹倒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两次谈话有许多正确的意见，但也表现出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急于求成、贪多图大的思想。12月16日中共中央公布《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此，农业合作社从试办进入发展时期。1954年至1955年上半年是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第二阶段，初级社在全国普遍建立和发展：1954年春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9.5万个，参加农户达170万户，大大超过中央提出的数字。4月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第二次农村工作会议，会议分析互助合作运动的形势，指出农村将相继出现一个社会主义革命高涨的局面。为了吸引更多的农民入社，国家从各方面大力支援农业生产合作社。到同年秋全国新建农业生产合作社13万多个，加上原有的共22.5万多个。1954年10月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全国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决定到1955年春耕以前将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60万个。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这次会议的报告，到1955年4月合作社发展到67万个。由于发展速度过猛，不少地方又出现强迫命令、违反自愿互利原则的现象。中共中央在1955年初发现上述问题，发出一系列通知和采取措施纠正偏差。

（四）1月10日中央发出《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合作社的通知》，要求各地停止发展，集中力量进行巩固，在少数地区进行收缩。3月上旬毛泽东提出“停、缩、发”的三字方针，即根据不同地区的情况，停止发展、实行收缩和适当发展。为了贯彻三字方针，农村工作部于4月下旬召开全国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总结经验，布置工作，提出要求。到1955年7月全国原有67万个合作社，经过整顿后巩固下来的有65万个。1955年5月17，中共中央召开华东区、中南区和河北、天津、北京等15个省市委书记会议，根据毛泽东原来的提议时会议提出1956年发展到100万个社的意见。6月中旬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批准关于到1956年合作社发展到100万个的计划。不久毛泽东从南方考察回来，主张修改计划，加速发展。担任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不赞成改变计划，认为合作化运动应与工业化速度发展相适应，不宜发展过快，毛泽东认为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思想右倾。1955年下半年至1956年底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第三个阶段，也是农业合作化运动迅猛发展时期：1955年7月31日中共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对党的农业合作化的理论和政策作了系统阐述，并对合作化的速度提出新的要求，报告还严厉批评邓子恢等人的“右倾”。10月4日至1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要求到1958年春在全国大多数地方基本上普及初级农业生产合作，实现半社会主义合作化。会后农业合作化运动急速发展，仅3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在全国基本实现农业合作化。到1956年底参加初级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96.3%，参加高级社的达总到农户总数的87.8%，基本上实现完全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由农民个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转变。19世纪中叶《皇家委员会报告》中出现“农村经济学”和“农业经济学”的名词，似为这一学科名称的始源。1913年牛津大学成立农业经济研究所，从事农业经济问题的研究。在德国中18世纪中叶经济学界的官房学派已对作物耕种、农地利用、农事经营等有较具体的研究，泰尔所著《合理的农业原理》一书首先提出农业经营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最大利润，并大力宣传轮作制，以代替三圃制。泰尔的学生屠能的主要著作《孤立国》着重于分析农业经营集约度，创“农业圈”之说，对级差地租理论的贡献尤大，被视为农业配置学的创始人，也是德国农业经营经济学派的奠基者。到了20世纪初期艾列波著《农业经营学泛论》，发了农业经营经济学。布林克曼集德国农业经营经济学之大成在其主要著作《农业经营经济学》中，围绕农业集约化和农业经营制度两大主题，论述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投资收益界限、部门配合理论以及生产规模等问题。

（五）还应用动态分析方法分析影响农业集约度和农业经营制度变革的各种主要因素，使当时以农业经营经济学派为代表的西方农业经济学在理论和方法上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并为当代生产经济学准备基础。此外德国还有强调发挥农业政策作用的农业政策学派，代表人物有戈尔兹、康拉等。中国农业特点：农业技术的主流是精耕细作；以种植业为中心、农牧结合、综合经营的广大农区与以游牧为主的广大牧区同时并存和相互补充；各地区各民族农业发展的不平衡。中国农业情况：经济结构：中国在传统农业经济结构中由内在的诱致性因素推动的技术创新是存在的，无论农业生产工具、灌溉工具、农艺以及各种农产品加工技术是不断发展演变的，总体趋向是提高生产效率、增加产出，但在两千多年间农业生产工具的变化只是使之更精巧、更复杂以及品种更加多样化而己。中国传统农业时代的生产工具大部分在秦汉时期就已经具备，唐宋两代做了重要的改进，如各式农具、深钻技术等在宋代都已经出现，这时的中国其科技水平及经济发展水平都远远凌驾于西方之上。但自此以后中国再没有如此杰出的表现，还在继续发展的只有农艺学。这种情况与宋代以后人口大量增加有关，人口增加以后无论农业还是手工业都向尽可能多的使用劳动力的集约化方向发展，技术变迁不再表现在工具上，而是表现在技艺上。但是工具不改进，动力问题就永远得不到实质性的解决，在一切生产领域只能重复分散的、非规模化的经营。农业技术没有改进的动力，技术创新活动停滞，经济的发展依其惯性发展到明代的高峰也随之停顿下来。传统农业：到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广大农村中生产动力仍然基本依靠牛耕和人力，农具和生产技术基本上依然沿用传统方式。多年的战争使得农民生活更加贫困，有的贫苦农民为了渡过饥饿的年关，在严冬把仅有的耕牛低价典出，到来年春耕时再高价赎回，使自己“永远陷于无穷的灾难”。从全国来看农用役畜短缺情况越来越严重，据北洋政府1914年统计全国平均每两家农户才有1头役畜。很多贫苦小农不得不以自己的体力替代畜力，出现“犁耕”向“锄耕”的生产力的历史倒退，在这种情况下更难以谈及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总之传统农业不仅因自身生产率和经济收益的低下而不能为工业化提供大量的资本积累、广阔的商品市场、充足的原材料和大量的劳动力，而且更不能在整个社会经济的现代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甚至成为现代化的包袱和障碍，要实现经济现代化就必须对传统农业进行改造。传统农业经济结构能够长期存在的重要基础是农业技术的长期停滞不前，农民仅仅依靠密集的劳动来提高农业收益，已经耗尽已有的所有农业经济结构的要素的有利性，达到一种高水平的均衡状态，并且不易破解，致使传统农业经济结构长期存在。

（六）舒尔茨关于传统农业有效率但贫穷的假说非常重要的限定条件是，不允许改变社会所拥有的生产要素技术特征，也不允许提供关于其它社会己有的优质要素的新的有用知识，即不允许提供比原先的成本少的这种知识。因为这样做将会改变寻找有关其它经济机会的信息的成本和收益。因而，这一假说的另一重含义就是只要存在技术进步和创新，传统农业“有效而贫穷的”的均衡状态就会被打破，传统农业就会被改造。现代化农业：传统农业的进步动力源于人口及城镇消费的压力，生产力的发展主要依靠农业劳动力投入及农业复垦面积的增加，改良技术的扩散靠自发传播的途径。即先进地区的方法向落后地区传播，而现代农业发展的动力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工业化的需要，改进的途径是运用推广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用科学方法改良农业。生产力的增加依靠农业改进的推动，而且劳动力、技术和资本投入的增加，也是由改进引起的。可是传统农业的发展不可能仅仅依靠农业本身的改进，还需要工业的支撑，“农业改进需要现代工业的配合，迅速发展工业，为现代农业的发展提供充足且价格低廉的化肥、农用机械及其它生产资料，是农业必不可少的要求或条件。所以对传统农业进行改造，当以现代生产方式去取代传统生产方式，以现代生产要素代替传统生产要素；以科学技术改善自然条件；以文化教育提高农业劳动者和经营管理者的劳动和经营管理能力；以商品性生产取代自给自足性生产；以社会化大生产取代一家一户的小生产和封建租佃制度。只有实现这种改造才能使传统农业过渡到现代农业，才能使农业因生产率和经济效益有大幅度的提高而成为工业化的强大支柱，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经济的现代化。一提到现代农业经济，出现最多的字眼就是“管理”、“制度”等词语，制度与技术是推进现代农业进步两种最重要的力量。中国的现代农业建设已经搞了50多年，有经验，也有教训；有成就，也有挫折。从技术层面看这50多年来中国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取明显成效。但从制度这个层面看这50年走的道路并不平坦，可以说有很多教训。现代农业制度建设包括哪些？应该说是一个系统工程，至少包括六个方面的内容。①农业技术研发推广制度建设：包括农业科技的创新机制建设、重大技术成果推广普及制度建设、基层公益性农业技术服务经费保障机制建设等等。②农业投入制度建设：包括国家对农业投入的稳定增长机制、国家对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补助办法、国家对良种等现代投入品的补贴制度、国家调动税费资金投入农业的激励机制等。③农业的经济制度建设：比如土地制度等，这个方面制度建设的目标就是要建立起农业的现代微观经济基础。

（七）④农民培训制度建设：现代农业就是需要高素质的农业经营者，从国家层面如何培养高素质的农业经营者，是建设现代农业的一个战略性任务。⑤流通制度建设：包括批发市场、绿色通道、连锁配送、期货市场等。⑥农业风险防范制度建设：包括完善自然灾害应急预警机制，改进重大动物疫情和植物病害防范机制，建立政策性的农业保险制度，健全粮食棉花的储备制度和粮食最低收购价制度，制定农产品进出口调控办法等，目标是建立起一个有效防范自然和市场双重风险的现代农业风险保障体制。通过以上六个方面的制度建设，基本上就可以奠定现代农业所需要的制度基础。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必须毫不动摇地长期坚持。这种双层经营体制的总体框架和它的内核不能变，但是要赋予它新的含义和新的解释。应该更多的是社会化服务，表现农民自愿基础上的合作。应该更多的是土地流转和经营规模扩大以后的家庭经营，也就是专业农户。新的统加新的分构成新的双层经营体制，这要从三个方面理解和把握：①要认识新的分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也就是专业农户的形成，经营规模层次的提高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②要把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给农民，以不变应万变。不变就是农民有保障的土地经营权长期不变，变就是农村社会经济结构、农民的就业结构、土地的具体经营形式可以变。③要改造“公司-农户”的经营模式，使这个模式长期有生命力。总之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必须完善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利益连接机制，必须扩大初级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规模，应把农户这一层次赋予新的含义。稳定农业即稳定物价，稳定物价即稳定民心，稳定民心即稳定大局。因此中国需要建立现代化农业生产合作体系，需要由国家承担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升的成本。可以考虑开发农产品远期交易合约，开发并补助农业生产的商业保险，并且由国家提供农业生产的商业保险，鼓励农民走出国门通过国际合作实现规模化农业生产。在世界性经济危机并发症下石油、粮食和金融危机当前正三管齐下向中国经济挤压，想要破除国际性经济、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冲击，中国就得寻找“解穴”之道。如果中国粮食生产能稳定增长，中国就有机会获取在高成本条件下的经济增长，沪深股市就能休养生息而重新稳定上升。由于中国经济的高外部性，石油、粮食的持续高走与当初美元的历史性贬值共同造成中国经济的高成本时代。2007年开始中国A股市场也开始新的定价历史。股改导致中国A股市场定价权由金融资本向产业资本转移，对外全面开放导致中国A股市场定价权由国内资本向国际垄断资本的转移。

（八）产业资本通过对解禁股的抛售形成“产业定价”，国际垄断资本通过公开的如QFII或者热钱形式投机地产和资本市场，通过资本的大规模进出并以国际舆论和话语主导权形式引诱A股“国际定价”。由于中国在世界上产业分工地位的原因，国内的“产业定价”逐步让位于“国际定价”，这一切又与中国经济的美元化有关，即中国经济增长与美元汇率变化密切相关，因此吃透美元的未来趋势就能大致确立维护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政策方向。当中国实体经济的定价权还由国际垄断资本掌握，当中国虚拟经济的定价权又为国际垄断资本掌握时中国实体经济的“价值创造能力”就有可能下降，价值创造能力下降源于企业生产要素成本因美元贬值而急剧上升。中国企业无法克服生产要素成本上升的原因是中国整体产业处于世界加工厂的地位，即处在产业分工微笑曲线的底部，只能赚取加工费用而无法获取专利、品牌、渠道等“复杂劳动”或者“协同劳动”的附加值。当中国产业从轻纺化向重工化转变，石油、铜、铝、铁等成为重化工业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时，美元的历史性贬值造就国际要素市场中大宗商品价格的历史性上升。如果任凭这种趋势持续下去，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如大额外汇储备就有可能化为一缕烟尘。幸运的是中国政府坚持“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和坚持科学处理“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辩证关系，从“民以食为天”和“人是铁饭是钢”的智慧中坚持抓粮食生产不动摇，从而有望破解国际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2008年经济软着陆即物价适度上升条件下的经济高速增长有望实现，由于石油大幅涨价、人民币大幅升值和资本市场大幅下行，中国在本次危机中损失巨大。未来中国经济在“危”中转“机”的根本问题就是中国政府手中是否有粮，即中国经济能够在高油价和高粮价时代创造出全球粮食价格的洼地，进而迅速稳定国内物价，有效突破国际垄断资本的全面围堵的核心武器就是粮食，因此重视粮食生产是中国经济能够在世界经济的惊涛骇浪中平稳着陆的保障。当年中国经济存在的关键问题是中国产业已经由轻纺向重化转移，但是“农业补贴工业”的现象并没有因为“直补”等优惠政策而彻底改观。由于石油涨价导致的农业生产资料涨价幅度远高于农业产品涨价幅度，农民低技术水平和高成本下的收益远远没有达到社会平均利润水平，农业部门的剩余价值仍然通过农业生产资料高价形式被转移，增产不增收的机制导致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如果这种现象继续下去，在农业生产安全的“防火墙”至今还没有全面建立时将影响中国农业生产安全进而影响国民经济的安全，也将为国际垄断资本向农业部门渗透创造制度条件。稳定农业即稳定物价，稳定物价即稳定民心，稳定民心即稳定大局，因此中国要将粮食生产当成国家长治久安的大事来看。

（九）当前农业生产能够在弱势中稳定的制度保证是农村土地公有制，在还没有全面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条件下农村土地承包权实际上起到对农民的“社会保障”作用，从而成为中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器。因此未来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前提是中国粮食生产的稳定增长，中国粮食生产的稳定增长的前提是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的持续，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的长久保持在于农业生产可以得到社会平均利润。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科技进步的日新月异，农业的功能不断拓展，从传统角度讲三个功能在强化：①食物保障功能强化：中国人口众多，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农业最重要、最基本的任务。随着人口增加和生活改善，对食物数量的需求陆续增长，对品种的需求不断增多，对质量的追求日益提高，农业承担的食品供给、健康营养和安全保障任务越来越强化。②原料供给功能强化：农业是工业发展的重要原料来源，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环保意识的增强，对农产品为原料的制成品的需求呈快速增长趋势。随着生物质产业特别是生物质能源等新兴产业的兴起，农产品新的原料途径不断拓展、新的加工途径不断开发。既强化农业对工业的原料支撑作用，也为农业发展开辟新的空间。③就业增收功能强化：农业是农民就业增收的重要产业，开发利用农业多种资源，发展农产品加工、流通及相关产业，提高农业综合效益，蕴藏着极大的就业增收潜力。挖掘农业生产多领域的“容人之量”，拓展农业多环节的“增收之道”，对扩大农民就业、促进农民增收具有重要作用。用现代理念看三个功能在彰显：①生态保护功能：农业作为生态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既有利用自然、开发资源的一面，也有维护环境、涵养生态的一面。大力发展循环农业和生态农业，切实加强森林草原保护建设和水土保持，对改变生态脆弱、环境恶化的状况，对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②观光休闲功能：浩瀚的森林、辽阔的草原、清澈的水面、碧绿的田野、恬静的乡村是人们观光休闲的最佳去处，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生活质量的改善和工作节奏的加快，人们到秀美的田园风光和清新自然的环境中陶冶情操、修身养性的愿望越来越强，走进自然、亲近自然、享受自然的人越来越多。③文化传承功能：农业是记录延续农耕文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中创造光辉灿烂的农耕文明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原生态的物质和文化大都植根于广袤的农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农业不仅要继续提供物质产品，同时也肩负着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使命。农业的这种多种功能的强化和彰显，使农业的基础性作用更为突出、内涵不断丰富、影响更加深远，必将永远是生生不息的重要基础产业和经济产业。农业发展中出现的这些新形势，无疑为农业又好又快发展和农民增收带来机遇。

（十）三圃制是一种典型的西方农庄的轮耕制度，耕地被划为条形，封建主的土地和农奴的土地互相交错。耕地大致被分为春耕、秋耕、休闲三部分，轮流用于春播、秋播、休闲，每一块土地在连续耕种两年之后可以休闲一年。三圃制是耕地分区轮作法之一，在欧洲盛行于9世纪前。耕地常分成两块，每年一块耕作，一块休耕，逐年调换以保地力，作物也轮种。生产技术进步后二圃制由三圃制替代，但因土地、气候等条件的不同，有的地区二圃制与三圃制常同时存在。西欧在15世纪时因大牲畜和铁犁的使用，农业有了很大发展。原来欧洲的农业耕作制度采用二圃制，即耕地一半耕种、一半休闲，以保养地力，并且每年相互轮换。从8世纪开始改为三圃制，即每年1/3耕地实行休闲，这样耕种面积增加，大大提高生产率。三圃制亦称“三田制”、“三区轮作制”，中世纪欧洲国家盛行的一种谷物种植制度。那时由于生产技术的进步，特别是有轮重型犁的推广普及，大规模的土地开发活动增加大量的耕地，8世纪后三圃制盛行于地势平坦、气候湿润阴凉、土质粘重的中欧和西欧等地，它把耕地分为面积大体相等的休闲地、春播地、秋 (冬) 播地三个耕区。作物也在各区轮作，春播作物或大麦或燕麦或豆类，秋 （冬）播作物或小麦或黑麦。耕地和作物分别依次逐年轮换，三年一个循环。在封建庄园内强制实行三圃制，农民拥有的耕地以狭长条地（又称条田）的形式，与领主保有地错落相间地散布在各个耕区内。每年种植的作物种类和农作时间强制划一，农民无权安排。休闲地和收割完毕后的耕地，都作公共牧场，共同使用。与二圃制相比时三圃制一年可以收获两次，休闲地面积由二分之一减少到三分之一，既有利于减少农业灾害或歉收的风险，又有利于耕地和劳动力利用率的提高，因而农业生产水平高于二圃制。实行三圃制的庄园里有林地，提供柴薪、木料；有草地，提供饲料；有河流，提供水源；有的还有池塘，用来养鱼。有些封建主的住宅往往建成城堡式样，作为防卫中心，还有教堂和教士的住宅，此外还有属于封建主的磨坊、烤炉和各种作坊。农奴的住房一般比较狭小，质量较差，农舍周围有一小块园地供他使用，他的份地也远离农舍。二圃制是欧洲盛行于公元9世纪前耕地分区轮作法之一，耕地分区轮作法之一，在欧洲盛行于9世纪前。耕地常分成两块，每年一块耕作，一块休耕，逐年调换以保地力，作物也轮种。生产技术进步后二圃制由三圃制替代，但因土地、气候等条件的不同，有的地区二圃制与三圃制常同时存在。

（十一）传统农业是在自然经济条件下采用人力、畜力、手工工具、铁器等为主的手工劳动方式，靠世代积累下来的传统经验发展，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居主导地位的农业。传统农业是一种生计农业，农产品有限，家庭成员参加生产劳动并进行家庭内部分工，农业生产多靠经验积累，生产方式较为稳定。传统农业生产水平低、剩余少、积累慢，产量受自然环境条件影响大。在不同学科领域中传统农业有着不同的分类方式，人文地理学中的传统农业类型有旱作农业、水稻农业、地中海农业、游牧业。基本特征是：金属农具和木制农具代替原始的石器农具，铁犁、铁锄、铁耙、耧车、风车、水车、石磨等得到广泛使用；畜力成为生产的主要动力；一整套农业技术措施逐步形成，如选育良种、积肥施肥、兴修水利、防治病虫害、改良土壤、改革农具、利用能源、实行轮作制等。传统农业在欧洲是从古希腊、古罗马的奴隶制社会（前5世纪-6世纪）开始，直至20世纪初叶逐步转变为现代农业为止。基本特征：技术状况长期保持不变；农民对生产要素的需求长期不变；传统生产要素的需求和供给处于长期均衡状态。传统农业是由粗放经营逐步转向精耕细作，由完全放牧转向舍饲或放牧与舍饲相结合，利用改造自然的能力和生产力水平等均较原始农业大有提高。传统农业的特点是精耕细作，农业部门结构较单一，生产规模较小，经营管理和生产技术仍较落后，抗御自然灾害能力差，农业生态系统功效低，商品经济较薄弱，基本上没有形成生产地域分工。传统农业从奴隶社会起，经封建社会，一直到资本主义社会初期，甚至现在仍广泛存在于世界上许多经济不发达国家。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古国，历来注重精耕细作，大量施用有机肥，兴修农田水利发展灌溉，实行轮作、复种，种植豆科作物和绿肥以及农牧结合等。在发展现代农业的同时仍需保持和发扬中国传统农业特点，逐步走“生态农业”和“现代农业”道路，建设优质、高产、低耗的农业生态系统，提高农业生产水平。中国传统农业延续的时间十分长久，大约在战国、秦汉之际已逐渐形成一套以精耕细作为特点的传统农业技术。在其发展过程中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尽管有很大的改进和提高，但就其主要特征而言没有根本性质的变化。中国传统农业技术的精华对世界农业的发展有过积极的影响，重视、继承和发扬传统农业技术使之与现代农业技术合理地结合，对加速发展农业生产、建设农业现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