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党

　　在革命前的时期，在比较和平发展的时期，第二国际各党是工人运动中的统治力量，议会斗争形式是基本的斗争形式，——在这种条件下，党没有而且不可能有它后来在公开的革命搏斗的条件下所具有的那种重大的和决定的意义。考茨基在第二国际遭受攻击时替它辩护说：第二国际各党是和平的工具，不是战争的工具，正因为如此，它们在战争时期，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发动时期，就没有力量采取什么重大措施。这是完全对的。但是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第二国际各党对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是不适用的，它们不是引导工人去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的战斗的党，而是迁就议会选举和议会斗争的选举机关。正因为如此，在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统治的时期，无产阶级的基本政治组织并不是党，而是议会党团。大家知道，事实上党在这个时期只是议会党团的附属品和服役者。几乎用不着证明，在这样的条件下，在这样的党的领导下，是谈不到训练无产阶级去进行革命的。
　　可是，新时期一到来，情形就根本改变了。新时期是公开的阶级冲突的时期，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发动的时期，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是直接准备力量去推翻帝国主义而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时期。这个时期在无产阶级面前提出种种新的任务：要按新的革命的方式去改造党的全部工作，要用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精神去教育工人，要训练后备军并使他们跟上来，要和邻国的无产者结成联盟，要同殖民地和附属国的解放运动建立巩固的联系，如此等等。如果以为这些新任务可以用那些在议会制度的和平条件下教育出来的旧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力量来解决，那就是使自己陷于绝望的境地，遭到必不可免的失败。肩负着这样的任务而仍然以旧的政党为领导，那就是完全解除武装。几乎用不着证明，无产阶级是不能容忍这种情形的。
　　因此，必须有新的党，战斗的党，革命的党。这个党要有充分的勇气，能够引导无产者去夺取政权；这个党要有充分的经验，能够认清革命环境的复杂条件；这个党要有充分的随机应变的本领，能够绕过横在前进道路上的一切暗礁。
　　没有这样的党，就休想推翻帝国主义，就休想争得无产阶级专政。
　　这个新的党就是列宁主义的党。
　　这个新的党有什么特点呢？
　　(1)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党首先应当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党应当把工人阶级的一切优秀分子，把他们的经验、他们的革命性、他们对无产阶级事业无限忠诚的精神都吸收进来。但是要成为真正的先进部队，党应当用革命理论，用运动规律的知识，用革命规律的知识把自己武装起来。否则它就不能领导无产阶级的斗争，就不能引导无产阶级。如果党只限于记录工人阶级群众的感觉和思想，如果它做了自发运动的尾巴，如果它不善于克服自发运动的因循习惯和政治上的漠不关心，如果它不善于超出无产阶级的一时的利益，如果它不善于把群众的水平提高到认识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那么它就不能成为真正的党。党应当站在工人阶级的前面，应当比工人阶级看得远些，应当引导无产阶级，而不应当做自发运动的尾巴。鼓吹“尾巴主义”的第二国际各党是资产阶级政策的传播者，而这个政策是要把无产阶级变成资产阶级手中的工具。只有采取无产阶级先进部队的观点、能够把群众的水平提高到认识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的党才能使工人阶级离开工联主义的道路，使它变成独立的政治力量。
　　党是工人阶级的政治领袖。
　　我在上面已经说到工人阶级斗争的困难，说到斗争环境的复杂，说到战略和策略，说到后备军和机动性，说到进攻和退却。这些条件的复杂程度，和战争条件比较起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谁能认清这些条件呢？谁能给千百万无产者群众以正确的方针呢？无论哪一个作战部队如果不愿意遭到失败，就非有经验丰富的司令部不可。无产阶级如果不愿意让自己受死敌的宰割，就更加非有这样的司令部不可，这难道还不明显吗？可是这个司令部在什么地方呢？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党才能成为这样的司令部。工人阶级没有革命的党，就等于军队没有司令部。
　　党是无产阶级的战斗司令部。
　　可是，党不能仅仅是先进部队。党同时还应当是本阶级的部队，即本阶级的一部分，党应当和本阶级有根深蒂固的联系。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只要无产阶级还由其他阶级出身的人来补充，只要工人阶级还不可能全部提高到先进部队的水平，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和其余群众之间的区别，党员和非党员之间的区别是不会消灭的。可是，如果这个区别变成了隔离，如果党把自己关在小圈子里而和非党群众脱离，那么党就不成其为党了。如果党不和非党群众联系，如果党不和非党群众结合，如果非党群众不接受党的领导，如果党在群众中没有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信用，那么党就不能领导阶级。
　　不久以前，我们党从工人中接收了二十万新党员。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情况，就是这些人与其说是自己走进党内来的，不如说是被其余的一切非党群众送进党内来的，这些非党群众积极参加了接收新党员的工作，而且接收新党员都是经过他们赞同的。这件事实说明：广大的非党工人群众把我们党看做他们自己的党，看做亲近的亲切的党，他们深切关心党的发展和巩固，他们自愿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党的领导。几乎用不着证明，如果没有这种看不见摸不到的精神上的线索把党和非党群众联系起来，党是不能成为本阶级的决定力量的。
　　党是工人阶级的不可分离的部分。

　　列宁说：“我们是阶级的党，因此，几乎整个阶级（而在战争时期，在国内战争年代，甚至完全是整个阶级）都应当在我们党的领导下行动，都应当尽量紧密地靠近我们党；但是，如果以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论在什么时候，几乎整个阶级或者整个阶级都能把自己的觉悟程度和积极程度提高到自己的先进部队即自己的社会民主党的水平，那就是马尼洛夫精神〔注：马尼洛夫是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的一个游手好闲、痴心妄想、阿谀逢迎和虚假伪善的地主。马尼洛夫精神是想入非非的意思。——第100、263页。〕和‘尾巴主义’。还没有一个明白事理的社会民主党人怀疑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连工会组织（比较原始的、比较容易为落后阶层的觉悟程度接受的组织）也不能包括几乎整个工人阶级或者整个工人阶级。忘记先进部队和倾向于它的所有群众之间的区别，忘记先进部队的经常责任是把愈益广大的阶层提高到这个先进的水平，那只是欺骗自己，无视我们的巨大任务，缩小这些任务。”（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七卷第二四○页）

　　(2)党是工人阶级的有组织的部队。党不仅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如果党想真正领导本阶级的斗争，那么它同时还应当是本阶级的有组织的部队。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党的任务是非常巨大而繁杂的。党应当在国内外发展非常困难的条件下领导无产阶级的斗争；党应当在环境要求进攻时引导无产阶级去进攻；党应当在环境要求退却时带领无产阶级避开强大的敌人的打击；党应当向千百万无组织的非党工人群众灌注斗争的纪律性和计划性、组织性和坚定性。可是，党只有当它自己是纪律性和组织性的体现者的时候，只有当它自己是无产阶级的有组织的部队的时候，才能完成这些任务。没有这些条件，就谈不到党对千百万无产阶级群众的真正领导。
　　党是工人阶级的有组织的部队。
　　关于党是有组织的整体这个思想，是在列宁所提出的我们党章第一条的著名条文中固定下来的，这个条文把党看做组织的总和，把党员看做党内某一组织的成员。孟什维克还在1903年就反对这个条文，而提出了自行列名入党的“制度”，要求把党员的“称号”扩大到每个“教授”和“中学生”，每个“同情者”和“罢工者”，即扩大到每个给党以某种援助、但是并不加入而且不愿加入党的任何一个组织的人。几乎用不着证明，如果这个奇特的“制度”在我们党内巩固起来，那就必然会使党内充满教授和中学生，使党变成一个界限模糊、没有定形、组织涣散而沉没在“同情者”大海中的“机构”，抹杀党和阶级间的界限，抛弃党把无组织群众提高到先进部队水平的任务。不用说，在这种机会主义的“制度”下，我们党是不能够在我们的革命进程中实现工人阶级的组织核心的作用的。

　　列宁说：“在马尔托夫同志看来，党的界限是极不明确的，因为‘每一个罢工者’都可以‘宣布自己是党员’。试问，这种界限模糊有什么好处呢？不过是使‘称号’广泛散布而已。它的害处就是会产生一种把党和阶级混淆起来的涣散组织的思想。”（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七卷第二四六页）

　　可是，党不仅是党的各个组织的总和。党同时还是这些组织的统一的体系，是这些组织正式结成的统一的整体，有上级的和下级的领导机关，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有全体党员所必须执行的实际决议。没有这些条件，党就不能成为能够有计划有组织地领导工人阶级斗争的统一的有组织的整体。

　　列宁说：“从前，我们党还不是正式的有组织的整体，而只是各个集团的总和，所以在这些集团间除了思想影响以外，别的关系是不可能有的。现在，我们已经成为有组织的政党，这也就是说造成了一种权力，思想威信变成了权力威信，党的下级机关应该服从党的上级机关。”（同上，第三三八页至第三三九页）

　　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党的工作由中央来领导的原则，往往引起那些不坚定的分子的攻击，他们斥责这种原则是“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等。几乎用不着证明，如果不实行这些原则，那么作为一个整体的党的有计划的工作和对工人阶级斗争的领导就会是不可能的。列宁主义在组织问题上是始终一贯地实行这些原则的。列宁把反对这些原则的行为叫做“俄国的虚无主义”和“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认为这种行为应该受到讥笑和痛斥。
　　列宁在他的《进一步,退两步》一书中对于这些不坚定的分子是这样说的：

　　“这种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是俄国虚无主义者所特有的。党的组织在他们看来是可怕的‘工厂’；部分服从整体和少数服从多数在他们看来是‘农奴制’……他们一听见在中央领导下实行分工，就发出可怜又可笑的号叫，反对把人们变成‘小轮子和小螺丝钉’……他们一听见有人提起党的组织章程，就作出瞧不起人的样子，发表鄙视的……意见，说完全不要章程也可以。”
　　“看来很明显，高喊所谓官僚主义，不过是要掩盖他们对于中央机关人选的不满，不过是要掩盖……丑恶行为。你是官僚主义者，因为你是代表大会不按照我的意志而违反我的意志委派的；你是形式主义者，因为你是根据代表大会的形式上的决议，而没有得到我的同意；你做事极端机械，因为你凭借党代表大会的‘机械的’多数，而不考虑到我想得到补选席位的愿望；你是专制君主，因为你不愿意把权柄交给旧时的亲热伙伴〔这里所说的“伙伴”指阿克雪里罗得、马尔托夫、波特列索夫等人，他们不服从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而责备列宁犯了“官僚主义”的毛病。——约·斯大林注〕。”

　　(3)党是无产阶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党是工人阶级的有组织的部队。可是，党并不是工人阶级的唯一组织。无产阶级还有其他许多为顺利地进行反对资本的斗争所绝对必需的组织，如工会、合作社、工厂组织、议会党团、非党妇女团体、出版机关、文化教育组织、青年团、革命战斗组织（在公开的革命发动时期）以及作为国家组织形式的代表苏维埃（当无产阶级执掌政权时）等等。这些组织极大多数都是非党的，其中只有某一部分直接接近党或者是党的支脉。所有这些组织，在某种条件下都是工人阶级所绝对必需的，因为如果没有这些组织，就不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各种斗争中的阶级阵地；因为如果没有这些组织，就不能锻炼无产阶级这个负有以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产阶级制度的使命的力量。可是，既然有这样多的组织，怎样实现统一的领导呢？怎样才能保证在领导工作中不致因为有很多组织而发生各自为政的现象呢？有人会说，这些组织各在自己的特别范围内进行工作，因此不会互相妨碍。这当然是对的。可是还有一点也是对的，即所有这些组织都应当按照一个方向进行工作，因为它们都是为一个阶级，即为无产者阶级服务的。试问：谁来决定这一切组织在进行工作时所必须遵循的路线，即总方向呢？哪里有这样一个中央组织，它不仅因为有必要的经验而能制定这条总路线，并且因为有充分的威信而能推动这一切组织去实现这条路线，以达到领导上的统一，排除发生不协调现象的可能呢？
　　这样的组织就是无产阶级的党。
　　党具备为此所必需的一切条件，第一，因为党是工人阶级优秀分子的集合点，这些分子和无产阶级的非党组织有直接联系，并经常领导它们；第二，因为党既是工人阶级优秀分子的集合点，所以它是培养能够领导本阶级各种组织的工人阶级领导者的最好的学校；第三，因为党既是培养工人阶级领导者的最好的学校，所以按其经验和威信来说，它是能把无产阶级斗争的领导集中起来的唯一组织，因而也就是能把工人阶级所有一切非党组织都变成使党同本阶级联结起来的服务机关和引带的唯一组织。
　　党是无产阶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
　　这当然不是说，非党组织，如工会、合作社等等，应该正式服从党的领导。这只是说，参加这些组织的党员，这些无疑是有威信的人，应该采取一切说服办法，使这些非党组织在自己的工作中跟无产阶级政党接近，并自愿接受这个党的政治领导。
　　正因为如此，列宁说：党是“无产者的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它的政治领导应当普及到无产阶级的其他各种组织中去。（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三十二页）
　　正因为如此，主张非党组织“独立”和“中立”的机会主义理论，繁殖出独立的议员和脱离党的出版家、狭隘的工会活动家和市侩化的合作社运动者的机会主义理论，是和列宁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完全不能相容的。
　　(4)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党是无产者阶级内部和无产者阶级各个组织中的主要的领导基础。可是由此决不能得出结论说，可以把党看做目的本身，看做独立自在的力量。党不仅是无产者的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而且又是无产阶级手中用来争得专政（当无产阶级还没有争得专政时）、用来巩固并扩大专政（当无产阶级已经争得专政时）的工具。如果政权问题没有摆在无产阶级的面前，如果帝国主义的条件、战争的不可避免以及危机的存在没有要求把无产阶级的一切力量集中到一点，把革命运动的一切线索集中在一个地方，以便推翻资产阶级而争得无产阶级专政，那么党的作用就不能提得这样高，党就不能超过无产阶级的其他一切组织。无产阶级所以需要党，首先因为党是无产阶级顺利夺取政权所必需的战斗司令部。几乎用不着证明，如果没有一个能够把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集合在自己的周围、在斗争进程中把整个运动的领导都集中起来的党，那么俄国无产阶级就不能实现自己的革命专政。
　　可是，无产阶级所以需要党，不仅是为了争得专政，而且更是为了保持专政，为了巩固专政并扩大专政，以求取得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

　　列宁说：“现在差不多每个人都已看到，如果我们党没有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如果我们党没有得到整个工人阶级全心全意的拥护，就是说，没有得到工人阶级中所有一切善于思考、诚实、有自我牺牲精神、有威信并且能带领或吸引落后阶层的人的全心全意的拥护，那么布尔什维克别说把政权保持两年半，就是两个半月也保持不住。”（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七页）

　　可是，“保持”和“扩大”专政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要向千百万无产者群众灌注纪律性和组织性；这就是说，要在无产者群众中间造成能够防御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和小资产阶级习惯势力的腐蚀影响的屏障和堡垒；这就是说，要加强无产者在重新教育和改造小资产阶层方面的组织工作；这就是说，要帮助无产者群众把自己教育成为能够消灭阶级并准备条件来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力量。可是，如果没有一个因为本身具有团结性和纪律性而强有力的党，要做到这一切是不可能的。

　　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没有铁一般的和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全体忠实的人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二十七页）

　　无产阶级所以需要党，就是为了争得和保持专政。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由此应该得出结论：随着阶级的消灭，随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消亡，党也一定会消亡。
　　(5)党是意志的统一，是和派别组织的存在不相容的。如果没有一个因为本身具有团结性和铁的纪律而强有力的党，要争得和保持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能的。可是，如果没有意志的统一，如果没有全体党员行动上的完全的和绝对的统一，党内铁的纪律是不可思议的。这当然不是说，因此就排斥了党内争论的可能。恰恰相反，铁的纪律不是排斥党内的批评和争论，而是以此为前提的。这更不是说，纪律应当是“盲目的”。恰恰相反，铁的纪律不是排斥自觉自愿的服从，而是以此为前提的，因为只有自觉的纪律才能成为真正铁的纪律。可是，在争论已经结束，批评已经完结，决议已经通过以后，全体党员意志的统一和行动的统一就是一个必要条件，没有这个条件，无论是统一的党还是党内铁的纪律，都是不可设想的。

　　列宁说：“在目前激烈的国内战争时代，共产党必须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在党内实行象军事纪律那样的铁的纪律，党的中央必须拥有广泛的权力，得到全体党员的普遍信任，成为一个有权威的机构。只有这样，党才能履行自己的义务。”（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一八五页）

　　在争得专政以前的斗争条件下党内纪律的问题就是这样。
　　关于争得专政以后的党内纪律也应该这样说，而且更应该这样说。

　　列宁说：“谁要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哪怕是稍微削弱一点（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那他事实上就是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同上，第二十七页）

　　由此应该得出结论：派别组织的存在，无论和党内统一或党内铁的纪律都不能相容。几乎用不着证明，有派别组织就会产生几个中央；有几个中央就是表明党内没有共同的中央，就是分散统一的意志，就是削弱和破坏纪律，就是削弱和破坏专政。第二国际各党既然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不愿意引导无产者去夺取政权，当然可以容许自己有派别组织自由这种自由主义，因为它们根本就不需要铁的纪律。可是，共产国际各党既然把争得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作为自己工作的基础，就不能容许“自由主义”，也不能容许派别组织自由。
　　党是意志的统一，是排斥任何派别活动和党内权力分散现象的。
　　因此，列宁“从保持党的统一和实现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意志的统一是保证无产阶级专政胜利的基本条件这一观点出发”来说明“派别活动的……危险性”，这个说明已经载入我们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注：俄国共产党（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于1921年3月8—16日在莫斯科举行。列入大会议程的问题有：中央的总结报告、民族问题、工会问题、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问题、党的建设问题、党的统一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问题等。列宁在大会上作了中央的政治报告、关于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关于党的统一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的报告。大会根据列宁的报告通过了关于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即关于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入新经济政策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决议。大会作了关于工会问题争论的总结，严厉谴责了托洛茨基派、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等机会主义派别的观点，并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列宁的工会问题纲领。大会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要求立即解散一切派别集团，保持党的队伍的统一和团结。斯大林在大会上作了《关于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的报告》，并代表民族问题委员会提出了相应的决议草案，为大会一致通过。〕《关于党的统一》的专门决议[19]中。
　　因此，列宁要求“彻底消灭一切派别活动”并“立即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按某种纲领组成的派别”，否则就给以“立即无条件地开除出党”的处分。（见《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
　　(6)党是靠清洗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而巩固起来的。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是党内派别活动的来源。无产阶级并不是一个和外界隔绝的阶级。农民、小市民、知识分子出身的那些因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无产阶级化的人不断地流入无产阶级的队伍。同时，无产阶级上层分子又正在腐化，他们多半是资产阶级利用从殖民地得来的超额利润所豢养的工会活动家和议员。列宁说：“这个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阶层即‘工人贵族’阶层，这个按生活方式、工资数额和整个世界观说来已经完全市侩化了的工人阶层，是第二国际的主要支柱，现在则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支柱（不是军事支柱）。因为这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真正走狗，是资本家阶级的工人代理人……是改良主义和沙文主义的真正传播者。”（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二卷第一八二页）
　　所有这些小资产阶级集团用种种方法钻进党内，把动摇和机会主义的情绪，把腐化和犹疑的情绪带到党内来。他们是派别活动和瓦解现象的主要来源，是涣散党和从内部破坏党的现象的主要来源。后方有这样的“同盟者”而去和帝国主义作战，就会受到两面夹攻，陷于腹背受敌的境地。因此，对这种分子进行无情的斗争，把他们驱逐出党，是顺利进行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先决条件。
　　主张用党内思想斗争的方法来“战胜”机会主义分子的理论，主张在一个党的范围内来“消除”机会主义分子的理论，是一种腐朽而危险的理论，它有使党麻痹和害慢性病的危险，有使党被机会主义宰割的危险，有使无产阶级丧失革命政党的危险，有使无产阶级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丧失主要武器的危险。如果我们党在自己的队伍里有马尔托夫之流和唐恩之流、波特列索夫之流和阿克雪里罗得之流，那么我们党就不能走上大道，就不能取得政权和组织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在国内战争中获得胜利。如果说我们党已经建立了自己内部的统一和自己队伍的空前的团结，那么这首先是因为它及时清洗了机会主义的肮脏东西，从党内驱逐了取消派和孟什维克。无产阶级政党发展和巩固的道路就是把机会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社会帝国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社会爱国主义者和社会和平主义者从党内清洗出去的道路。
　　党是靠清洗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而巩固起来的。

　　列宁说：“在自己的队伍里有改良主义者，有孟什维克，就不能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取得胜利，就不能捍卫住无产阶级革命。这在原则上是很明显的。这是已经由俄国和匈牙利的经验具体证实了的。……在俄国……曾经有很多次处于困难的境地，当时如果让孟什维克、改良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留在我们党内……那么苏维埃制度就一定会被推翻的。大家都承认，意大利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为了争夺国家政权，就要进行决战……在这样的时候，不仅把孟什维克、改良主义者、屠拉梯分子驱逐出党是绝对必要的，甚至把那些会动摇和正在动摇的、要去同改良主义者‘统一’的优秀的共产党员从各个重要岗位上撤下来，也可以说是有益的。……在革命的前夜和为争取革命的胜利而进行最激烈的斗争的时候，党内的最小的动摇都能葬送一切，都能破坏革命，都能使无产阶级丧失政权，因为这个政权还没有巩固，因为对这个政权的攻击还非常猛烈。如果动摇的领袖在这样的时候离开，那么这不会削弱而会加强党，加强工人运动，加强革命。”（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三五七页、第三五八页、第三五九页）

九　工作作风

　　这里所指的不是文风。我指的是工作作风，是列宁主义实践中能够造就特种类型的列宁主义工作者的那种特殊和独特的要素。列宁主义是理论的和实践的学校，它能培养特种类型的党的工作者和国家工作者，造成特殊的列宁主义的工作作风。
　　这种作风的特征是什么呢？它的特点是怎样的呢？

　　它的特点有两个：
　　（甲）俄国人的革命胆略；
　　（乙）美国人的求实精神。

　　列宁主义的作风就是党的工作和国家工作中的这两个特点的结合。
　　俄国人的革命胆略是消除因循习惯、守旧思想、保守主义、思想停滞以及对古老传统的盲从态度的药剂。俄国人的革命胆略是一种振奋人心的力量，它能激发思想，推动前进，破坏旧事物，开辟前途。没有这种革命胆略，就一步也不能前进。
　　可是，如果不把俄国人的革命胆略和美国人在工作中的求实精神结合起来，那么它在实践中就很可能堕落为空洞的“革命的”马尼洛夫精神。这种堕落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谁不知道“革命的”臆造和“革命的”设计这种病症的根源就是相信法令能安排一切和改造一切呢？有一位俄国作家伊·爱伦堡在他的《共产主义的完人》这篇小说中描写过一个患有这种病症的“布尔什维克”的典型，说他立意拟定一个理想的完人的模式……结果竟在这个“工作”中“淹死了”。这篇小说虽然有过于夸大的地方，它正确地抓住了这种病症却是毫无疑义的。可是，谁都没有象列宁那样苛刻无情地讥笑过患有这种病症的人。他把这种迷信臆造和发号施令的病症鄙视为“共产党员的骄傲自大”。
　　列宁说：“所谓共产党员的骄傲自大，就是说，一个置身于共产党内而还没有被清洗出去的人，以为用共产党员的名义发号施令，就能完成他的一切任务。”（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五十四页）
　　列宁通常总是用日常平凡的事情来和这种“革命的”高调相对立，以此着重指出：“革命的”臆造是和真正列宁主义的精神与字句绝对相反的。

　　列宁说：“少说些漂亮话，多做些日常平凡的事情……”
　　“少唱些政治高调，多注意些极平凡的但是生动的……共产主义建设事实……”（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九卷第三九五页和第三八六页）

　　相反地，美国人的求实精神却是消除“革命的”马尼洛夫精神和虚幻的臆造的药剂。美国人的求实精神是一种不可遏止的力量，它不知道而且不承认有什么阻碍，它以自己的求实的坚忍精神排除所有一切障碍，它一定要把已经开始的事情进行到底，哪怕这是一件不大的事情；没有这种力量，就不可能有认真的建设工作。
　　可是，如果不把美国人的求实精神和俄国人的革命胆略结合起来，那么它就很可能堕落为狭隘的无原则的事务主义。谁不知道狭隘的实际主义和无原则的事务主义的病症往往使某些“布尔什维克”蜕化而脱离革命事业呢？波·皮尔尼亚克的《荒凉年份》这篇小说反映过这种特殊的病症，描写过某些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典型，说他们充满了意志和实践的决心，“干得”很“起劲”，可是看不见前途，不知道“干工作是为了什么”，因而离开了革命工作的道路。谁都没有象列宁那样辛辣地讥笑过这种事务主义的病症。列宁把这种病症鄙视为“狭隘的实际主义”，“无头脑的事务主义”。他通常总是用生动的革命事业和我们全部日常工作中所必须具有的革命前途来和这种病症相对立，从而着重指出：无原则的事务主义，也同“革命的”臆造一样，是和真正的列宁主义绝对相反的。
　　俄国人的革命胆略和美国人的求实精神结合起来，就是党的工作和国家工作中的列宁主义的实质。
　　只有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我们才能有完整的列宁主义工作者的典型，列宁主义的工作作风。

载于1924年4月26、30日和5月9、11、14、15、18日 《真理报》
第96、97、103、105、107、108、111号

[1] 约·维·斯大林的讲演“论列宁主义基础”发表在一九二四年四月和五月的“真理报”上。一九二四年五月出版了约·维·斯大林的小册子“论列宁和列宁主义”，其中编入了回忆录“论列宁”和讲演“论列宁主义基础”。 约·维·斯大林的著作“论列宁主义基础”编入了约·维·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一书的各次版本中。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一九五四年莫斯科中文版第一卷第四十一页。

[3] 指卡·马克思于一八五六年四月十六日给弗·恩格斯的信中所说的话（见“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一九四七年俄文版第八十六页）。

[4] 指弗·恩格斯“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九三三年俄文版第十五卷第一○五页至第一二四页）。

[5] 弗·伊·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九页，“列宁文选”两卷集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六九三页）。

[6] 弗·伊·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见“列宁全集”一九五五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第二七四页至第二七五页）。

[7] 第二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于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举行。这次代表大会是由于巴尔干战争和世界大战危险的迫近而召开的。代表大会讨论了国际形势和共同反对战争这一个问题。代表大会在通过的宣言中号召工人运用无产阶级的组织和力量进行反对战争危险的革命斗争，宣布“以战争对付战争”。

[8] 见卡尔·马克思“资本论”一九三五年俄文版第一卷序言第二十三页。

[9]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一九五五年莫斯科中文版第二卷第三七○页。

[10] 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十四卷。

[11] 卡·马克思“费尔巴哈论提纲”（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一九五五年莫斯科中文版第二卷第四○一页至第四○四页）。

[12] 弗·伊·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二卷第一七三页至第二九○页，“列宁文选”两卷集一九五三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第九一八页至第一○三二页）。

[13] 约·维·斯大林援引的是弗伊列宁在一九○五年所写的文章：“社会民主党和临时革命政府”（从这篇文章中引了一段话），“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和“论临时革命政府”（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八卷第二四七页至第二六三页、第二六四页至第二七四页、第四二七页至第四四七页）。

[14]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九三一年俄文版第八卷第四八三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一九五四年莫斯科中文版第一卷第八十八页）。

[15]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一九五四年莫斯科中文版第一卷第二页和“书信选集”一九四七年俄文版第二六三页）。

[16]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一九五五年莫斯科中文版第二卷第四二二页和第四三六页。

[17] 农业合作总社即全俄农业合作总社，于一九二一年八月成立，一九二九年六月撤销。

[18] 见弗·伊·列宁的著作“论金子在现时以及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八十五页至第九十二页，“列宁文选”两卷集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九一一页至第九一九页）。

[19] “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由弗·伊·列宁起草，经一九二一年三月 八日至十六日举行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二一七页至第二二○页，“列宁文选”两卷集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八二一页至第八二四页，并见“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五四年版第一卷第五二七页至第五三○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