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第二部） 》【法国】巴斯夏 第一部分 经济学的辩论（一）
原作者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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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准备在这本书中对各种反对自由贸易的观点进行回击。
我并非故意想与保护主义者唱反调，只是想向那些对这一问题还疑惑不解的人阐述一些基本常识。虽然在我看来，那些拥护保护主义政策的人，其出发点不一定是一己私利，但我依然认为反对自由贸易的理由是牵强附会的，或者说是对错参半的。
当然，作为一种比较新的事物，自由贸易本身也存在着很多“问题”，不然也不会有如此之多的人会对自由贸易或心怀恐惧，或疑虑重重。
除了那些理解自由贸易真谛并对此坚信不疑的人，人们的思想多多少少都会受到保护主义谬论的影响。为了肃清这些谬误，每一次都需要进行详细的分析，但不是任何人都有时间来进行这项工作，对立法者来说更是如此——这也是为什么我要提供一套现成分析的原因所在。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对手在这一点上占尽了优势。他们只用只言片语就能讲出一个似是而非的理论，但我们如果想证明这个理论是错误的，则需要绞尽脑汁、费尽唇舌。
发生这样的情况也是符合事物本质的。保护主义对其带来的一点点好处大肆鼓吹，但对其造成的方方面面的隐患却很少提及——因为好处往往都是有目共睹的，而隐患却是非常隐蔽的，只有经过深入的思考才能发现。而我们最终将明白，自由贸易与保护主义是水火不容、完全对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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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活中的经济问题大多是这样。
有人断言：“工厂中每增加一台机器就会让30个工人丢掉工作。”
有人说：“奢侈浪费对我们的社会来说是一件好事，可以推动各个行业繁荣发展。”
还有人说：“通过征服阿尔及尔，马赛将使其贸易额轻松翻一番。”
最后，还会有人提出：“政府的支出是非常有帮助的，它至少使10多万家庭过上了温饱生活。”
这样的表述内容简明，语言直白，人们一听也会觉得有点道理。
也许，人们还能从中得出如下结论： 机械化是邪恶的； 开疆拓土、侵略征服以及征收重税都是善行。
所有上述论断都可以在生活中轻易找到“铁证”，因此这样的结论也很容易说服普通大众。
然而，在我们看来，这些论断实在过于粗暴，世界上的事物之间广泛地存在着依存关系，因此我们就不能仅仅考虑单一的原因和直接的后果。为了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我们不能只满足于一个后果，而是要从后果追溯到最终的结果。直白点说——要弄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
我们要做的就是激发读者的耐心和追求真理的决心，尽可能用通俗直白的语言将真理和谬误表述清楚，这样的话，就可以帮助人们弄清楚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最终哪一个会获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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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主义者罗亚尼特发表了很多公开论文，其中有几篇批判性文章已被人们普遍接受，他在文章中指责我倡导废除关税。
在这里必须澄清一下：这位先生说错了，我说的是废除保护主义制度——对于给政府缴税并不反对，我反对的是国家之间彼此征税。
关于关税，拿破仑曾经一语道破：“关税实质上并不是一种税收，而是保护工业的一种手段。”他还说：“关税不能作为一种勒索对方国家工人的手段，而应该是一种良性的税收。”
我们，也许只有我一个人全力倡导废除高关税，因为我知道，这与法国未来金融的稳定息息相关。
这将是一件困难的事，因为高关税可以带给国家财政丰厚的收入，而且政府支出的增长速度总是快于经济学原理的传播速度，所以贸易改革的关键就在于财政部。
有人也许会问：“那么，您说了这么多到底要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
得出具体而微的结论并不是我的初衷，我的目的只不过是揭穿谬论而已。
“然而，”也许有人会就这个问题继续纠缠不休，“仅仅揭穿谬论是远远不够的，怎么也得提出一些有建设性的意见啊。”
其实，我认为，揭穿了谬论实际上就等于指明了真理。
第一部分 经济学的辩论
第一章 人为制造稀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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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稀缺理论已经成为经济学界最有影响力的理论，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它经常会被人们大篇幅地引用，出现在社会生活的各类谈话中，各种报刊文章中，各级图书中以及各种政治话题中。
在“财富是商品的极大丰富”这一简洁主张未得到社会大众认可之前，每天人们都在抱怨：“市场里到处都是外国商品，真是可怕，简直要把我们淹没了。”从这一点来看，人们害怕富足。
德克里克也曾经断言：“长期来看，在经济中，生产是过剩的。”因此，他也害怕富足。
在工厂中，工人们经常会毁坏他们认为多余的机器。因此，他们也害怕生产过剩，换句话说就是，他们也害怕富足。
比格奥不是也经常说“只要面包涨价，农民就会因此变得富裕”吗？众所周知，只有当面包的供给小于需求时，即面包稀缺时，其价格才会上涨。因此，比格奥也是在赞美稀缺。
达加奥特曾指出糖产业的生产力是过剩的，还对这种情况提出了批评。他还反复强调：“糖用甜菜的需求是有限的，不需要无限制扩大种植面积，因为只要每个地区种植若干公顷的甜菜，就能够满足全国消费者的需求。”从这番话可以推断，对人们有利的是稀缺和贫瘠，对人们不利的反而是富足和丰饶。
新闻署、商务部和主流日报也在积极地做着洗脑的工作，它们每天早上都用至少一篇文章告诉众议院和政府，虽然关税政策导致了市场上商品价格的普遍上涨，但是这是合理的。这种做法非常成功，众议院和政府也是按照媒体的腔调行事的。
然而，关税导致价格普遍上涨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是市场的供给相对减少了。
于是，报纸、众议院和政府用稀缺理论指导实践，这同时也印证了我们上面的说法：稀缺理论已经成为目前最有影响力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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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人、媒体和政府官员的心中，为什么稀缺受到如此地推崇，而富足却受到抵制呢？其中的缘由我会在下文中细细道来。
我们可以发现一个一般规律——在产品热销的行业，工人的付出可以得到更高的回报。
换句话说，在同等劳动强度下，在同等劳动时间里，工人可以获得更高的薪酬，工人通过劳动获得的薪酬的多少与生产产品的“短缺”“稀缺”程度关系密切。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稀缺可以使工人更加富裕。
以此类推，对全体工人而言也是一样的，于是人们就悟出了稀缺理论。
因此，如果人们用这样的理论来指导实践，就会为了厂商的利益使出各种不合理的招式，如人为操纵价格上涨、通过限制和保护主义措施来炮制短缺、抵制引进机器设备，等等。
接下来我们再分析一下富足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
有一点是很容易看清楚的，如果一种产品的供给超过了需求，那么这种产品只能用很低的价格才能卖出去，厂商的利润自然就会减少甚至亏损。一旦所有的厂商都处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之中，其结局将是厂商无法生存，即使侥幸存活下来也是举步维艰。因此，富足会给我们带来不幸。
如果人们认可了这样的理论并用它来指导实践，那么一些国家的法律法规会抵制富足也是合情合理的。
这个荒唐的理论，如果仅仅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学术结论或许没有什么，但是如果被应用到各个领域，应用于某个产业，或应用于某特定行业的生产中，那就另当别论了。
从某个角度来讲，这个理论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它是片面的。而且，我们很容易看到这个理论中正确的部分，但是如果我们不仔细揣摩，就很容易忽略掉其片面、荒谬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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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是为了消费而生产，即人们拥有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双重身份。
上文分析出的结论只是单一地从生产者的角度得出的。
如果从消费者的角度去分析，那么就会得出相反的结论： 假如消费者能够用最优惠的价格买到所需的全部商品，那么他们会更富有，因此从消费者的利益出发，社会产品越丰富，消费者会越富有，而且这一结论适用于所有的消费者，于是富足理论就应运而生。
如果对交易进行片面的理解，就很容易得出这些荒唐的结论。但是通过对个人利益性质的仔细分析，我们就会发现交易具有两面性——作为卖方时，他们倾向于更高的价格，于是乎喜欢稀缺；作为买方时，他们倾向于更低的价格，于是乎喜欢富足。
仅考虑其中任何一方的利益都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两个方面综合考虑人类的整体的、永久的利益。
如果这世界上只有一个人，他每天为自己的日常所需而付出劳动，劳动的成果完全归自己享用，简单地说就是没有任何交易行为，在这种情况下稀缺理论就不会产生。
很明显，产品富足是一件对他有利的事情，而且无论这些产品如何获得——通过辛勤劳动所得、通过发明先进机器所得、通过肥沃的土地所得、通过大自然所得以及天外来物等，情况都没有什么不同。此时，这个人绝对不会为了体现劳动的价值，而去毁坏先进的机器、肥沃的土地或舍弃天外来物。
因为他很清楚，劳动只是获取物质财富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为了保全财富而去舍弃财富是极为不明智的行为。他非常清楚节省劳动力是一种进步。如果每天需要劳动两个小时来满足一天所需，而利用先进的机器、肥沃的土地、天外来物等可以帮他节约一小时，他会毫不犹豫地利用这些条件用一小时去获得一天所需，然后用余下的一小时来自由支配以提高他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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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自从商品交易出现以后，如此简单的道理，我们却很难做出正确的理解。
因为在现实社会中存在社会分工，一件商品的生产者是这个人，而商品的消费者往往是另外一个人，因此他们从各自的利益出发认为劳动是结果而不只是手段。
由于交易的出现，同一商品包含着两方面的利益：一是消费者的利益，二是生产者的利益。这两方面的利益处于一种博弈的状态，此消彼长。
分析这两个方面是我们分析和认清事物本质的关键。
首先从生产者的利益出发。生产者要获得最大的直接利益必须考虑两个方面：
（1）所从事的行业中，生产者的数目要最少；
（2）消费者需要该行业提供的消费品要达到最多。
政治经济学用精辟的术语做出了类似的表达：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换句话说，即竞争是有限的，市场是无限的。
而消费者要想使自己的直接利益最大化，也不外乎两个方面：
（1）消费者所需要的商品的供给很充足；
（2）消费者对这类商品的需求相对较小。
由于两者都以各自的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因此二者是无法相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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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应该做出怎样的选择才能代表公众的利益呢？
此时公众的利益包括生产者的利益和消费者的利益。如果其中某一方的利益符合社会或整体利益，那么另外一方必定是敌对的。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很容易理解如果每个人的所有愿望都得到满足，那么将会对社会造成什么影响。
因此，从生产者的利益出发，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们的愿望是反社会的：如果我们是葡萄园主，此时全世界的葡萄都遭霜冻而枯死，但是我们的葡萄得以幸免，那么我们会感到异常开心；如果我们是铁匠，不管公众是否有需求，我们都希望市场上出售的是我们自己生产的铁制品，急切的愿望、得不到满足的需求带来了好价钱；如果我们是农民，我们会赞成比格奥的观点——让面包涨价，面包供给相对少了农民就富了……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在倡导稀缺理论。
如果我们是医生，我们很清楚外部状况的改善给行业造成的后果，因此很关注外部的一些迹象：如政府加强了公共卫生的建设；培养节制、戒酒等美德；普及关爱自身健康等相关知识；发现了一种简便易行的治疗方法，等等。
如果我们是医生，从我们自身的利益出发，我们的真实愿望可能是反社会的，但是我并不是说医生真的有此愿望。
我宁愿相信医生的真实愿望是：发现包治百病的妙药，但这不可能是一个理性的医生应该拥有的想法，而是一个圣人、一个基督教徒无法克制的冲动——为了实现自我牺牲的价值，他们行事必须从消费者的利益出发。
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一名医生，只要他的行医生涯与他的福利、威望甚至全家生活支出息息相关，他的想法就可能是反社会的。
如果我们以生产棉纺品为生，那么，为了获得更高的利润，可能完全支持消灭一切对手。虽然我们不会公开地表达这一愿望，也不会付诸直接的行动，但是我们确实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实现这一目标。
比如，为了减少供给——将国外的纺织品拒之门外，同时运用国家权力影响国内供给，导致衣物短缺。
以此类推，无论在哪个行业，我们都能发现这些行业中员工的“反社会”态度。
“商人”蒙田说：“商人生意兴隆得益于年轻人的挥霍，农民富足要靠粮食的价格昂贵，建筑师谋生要靠房屋朽坏倒塌，司法人员存在的理由在于人们的诉讼和纠纷，神职人员的尊严和职责有赖于我们的死亡和罪过，医生们生活在身体健康的人群中会感到不安，士兵们都不希望本土太平，如此等等。更为可怕的是，如果人人都探测一下自己的心灵，我们会发现我们心中孕育和产生的愿望大多是损人利己的。”
由此可以推导出的结论是：如果每个人隐藏在心中的真实愿望都得以实现的话，人类社会将会迅速退化到蛮荒时代——风帆替代了先进的蒸汽技术，木桨替代了风帆，四轮马车替代了木桨，骡子替代了四轮马车，最后是骡子被脚夫所替代；羊毛厂商下令棉花停产，棉农下令羊毛停产等，直至稀缺将整个地球占领，人类在地球上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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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立法和行政机构授予米姆尔商业协会处置权，允许每一位会员制定一项法律并按这项法律指导实践，那么我们很难想象这部产业法典将会是什么样子。
而当我们站在消费者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就会发现消费者的利益与社会总体利益几乎完全一致，如在人类对福利的诉求方面。
当消费者来到市场，他希望看到自身所需产品供应充裕的繁荣景象；他希望风调雨顺，庄稼获得丰收；希望通过先进的技术发明创造更多更好的产品以满足自己的需求；希望能够节省精力；希望距离能够消失；希望能够减轻税负；希望关税壁垒终将消失。通过分析可以发现，消费者的利益与公众利益保持高度一致。
潜藏在消费者心中的真实愿望即使再荒诞、再离奇，也不会与他人的利益相悖。
消费者可能想要美味的食物，想要避风的屋顶和温暖的壁炉，想要教育和美德，想要安全和和平，想要力量和健康，他们希望这些都可以不劳而获、予取予求，如尘土、水汽和空气般充裕，如阳光般慷慨……，但是，即使是这样夸张的愿望也并不会对社会福利产生任何影响。
此时也许有人会说，如果消费者的这些愿望都得以实现，那么就意味着对生产者劳动的要求越来越高，最终会使劳动者感到无所适从并导致生产陷入瘫痪。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在这个虚构的极端例子中，如果消费者的所有愿望都得以实现，人类就变得像上帝一样，只要动一动念头就可以获取所需。
但是既然是这样，我们也根本没有必要去悲叹工业生产末日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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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假设立法议会由商人组成，代表生产者利益，且每位成员都有权实施一项法律，实现生产者的真实愿望。可想而知，立法议会的法律会将稀缺理论贯彻到底。
同理，如果众议院的成员都代表消费者的利益，从消费者的利益出发制定法律，他们将会制定自由贸易制度，取消所有限制性法律，取消所有人为的商业壁垒——换言之，即将富足理论进行到底。
总之，将生产者的利益作为出发点考虑，就会与社会总体利益相背离；而将消费者的利益作为出发点，就是将社会总体利益作为制定社会政策的依据。
尽管有啰唆之嫌，我还是要再次强调这一点： 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存在基本的对立关系。前者希望市场上的商品相对稀缺，物以稀为贵； 后者希望市场上的商品相对丰裕，物美价廉。
按常理来讲，我们的法律应该持中立态度，但事实上它却支持生产者而抵制消费者，支持昂贵而抵制便宜，支持稀缺而抵制富足。
从某种角度来说，他们这么做又是“合乎情理”的——他们认为一个要什么没有什么的国家是富裕的。
因为他们代表的是生产者的利益，需要保证生产者的产品有一个好市场。于是，他们就必须提价；为了提价，就必须使产品供给变得相对短缺；产品供给相对短缺就是人为制造稀缺。 如果这样的法律得以全部执行，就会出现这样一个库存清单，清单上的物品（如满足法国人民所需的肉类、服装、燃料、小麦和殖民地等产品）不是以货币来衡量，而是以重量、尺寸、容量和数量来衡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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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进一步假设，此时取消所有壁垒——进口到法国的外国商品的关税壁垒。
最后，为了更好地得到改革的结果，我们再进一步假设库存清单在3个月后取得。
那么经过这番改革之后，法国的小麦、家畜、服装、布匹、钢铁、煤炭、糖等产品的第二个库存量是否真的能够超过第一个库存量呢？
答案是肯定的，保护关税危害多，它试图阻止外国商品的进入，限制市场供给，最终造成商品价格昂贵，市场供应不足。
这样一来，我们又如何能够相信人们在现行法律下生活得更幸福！一个国家的肉类和糖类短缺可以使人们吃得更好吗？一个国家的亚麻和羊毛织物短缺可以使人们穿得更体面吗？一个国家的煤炭短缺可以使人们的房屋供暖更充分吗？一个国家的钢铁短缺或工具机器短缺可以使人们的工作更轻松吗？
当然，你们可能仍有疑虑：如果取消关税壁垒，外国商品大量涌入我国，我们的金钱就会大量流失，我们怎能过得更幸福呢？
事实上，金钱流失并不重要，因为人们不能吃现金、穿黄金，也不可能用银子来给房屋取暖。
重要的是这个国家民众的食品柜中是否有足够的面包和肉，衣柜中是否挂满衣裳，壁炉前是否堆满木头，等等。金钱的多少并不重要。
法律中带有限制性的条款也同样会使我们陷入相同的困境。
如果大家都认同这一点，那么我们就要揭露它们给民众带来的所有伤害；如果大家都否认这一点，那么就是否认它们通过限制供给提高市场价格的行为，也就是否认它们在维护生产者的利益。
这样的法律既没有给人民带来好处，又丧失了效率，简直一无是处。
第二章 财富的阻力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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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阻力”当作“动力”——就如同把稀缺和富足相互混淆一样——不幸的是这种情况时常发生。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它误导人们的各种形式。
在远古时代，人类是一无所有的。
一无所有的人类希望实现自己的某些愿望，在达成愿望的过程中存在着重重阻力，因此人类必须付出劳动克服这些阻力，这样才能满足自己的愿望。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人类在满足自己愿望的过程中的阻力怎么可能成为人类行动的动力呢？
假设，我到达目的地需要跋涉100千米，在这一路上存在着高山、河流、沼泽、密林、劫匪等阻力，为了克服这些阻力，我必须凭借自己的力量或者想办法借助外力，也就说为了到达目的地需要付出很多努力。而如果这些阻力不存在，那么我到达目的地就会轻松许多。
从出生到生命结束，人的一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为了维持生命我们必须吃很多食物，必须避暑防冻，同时还要预防和治疗各种疾病。在人生旅途中，有很多阻力与我们是如影相随的：如饥饿、干渴、疾病、酷暑和严寒，等等。
在没有他人帮助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凭借自己的力量去狩猎、捕捞、耕种、纺纱、织布和建房，去克服一切生存阻力。
如果阻力减少，那么我们的生活会更轻松；如果所有阻力都消失了，那么我们不需要付出任何努力就能幸福生活。
在社会中，虽然阻力很多，但是我们并没有靠自己克服所有的阻力，因为其中一些阻力已经有人帮我们克服了，同时我们也帮助我们的同伴克服了一些阻力。
这些道理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可以轻易地克服阻力或阻力几乎不存在，那么人类不需要付出任何努力就可以过上幸福生活，整个社会的境况自然就会明显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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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此刻，如果我们仔细地观察各种社会现象，仔细地观察始终处于交易过程中的人们的观念，就会发现人们已经变得不知所措，已经无法分辨需要与财富、阻力与动力。
产品交换使社会产生了劳动分工，因而人们没有必要克服所有的阻力，只需要克服其中之一就行（不仅为自己，同时也为他人），社会中的其他人同样只需如此。
因此，为他人克服阻力成为人们致富的直接动力，阻力越大，克服阻力的人们就可以获得越高的报酬。
例如，医生只需要治病救人就可以获得所有福利，满足日常生活所需——不需要亲自烤面包、制作家具或织布裁衣，因为这些阻力已经有其他人帮他克服了。病人的病情越严重越频繁，治病的医生就可以获得更多的福利。
疾病对于其他人而言是获得福利的阻力，而对于医生而言则是获得福利的动力。
各行各业虽然都有其特殊性，但是其基本逻辑都是一样的。
名为“距离”的阻力帮助船主致富；名为“饥饿”的阻力使农民得以生存；名为“寒冷”的阻力使纺织工得以维生；名为“无知”的阻力使得教师应运而生；名为“虚荣”的阻力使得珠宝商暴富；名为“或有失信”的阻力使得公证人生意红火。
就如同医生靠人类疾病谋生一样，阻力成为他们获得福利的动力，阻力的大小与他们获得福利的多少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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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一认知，一些理论家试图构建这样一个分析体系：以个人的感受为起点，认为财富是需要，财富是劳动，财富是获得财富的阻力本身。
按照这一逻辑，增加阻力就是对勤奋的奖励。
政客就很信奉这一理论并积极地将之付诸实践。他们执掌权力，巧借各种名目创造和加大阻力，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可以创造和增加财富！
例如，他们说：“为了让钢铁产业工人更富足，我们可以在钢铁产业上增加一个阻力，如禁止从生产钢铁的国家进口钢铁，即创造了一个轻松获取钢铁的阻力，进一步说就是增加了供给的阻力。如果供给的阻力足够大，对供需市场产生较为明显的影响，那么就会迫使人们为了克服这一阻力付费。自然而然社会上就产生了致力于克服这一阻力的人，这一阻力的存在为他们创造了生财的机会。供给的阻力越大、产品越稀缺、越不易获得、产品越难运输或矿藏越偏远，该产业的各部门就越需要雇佣更多的劳动力，人们因而获得了创造财富的机会。因此他们言之凿凿地说要禁止进口铁矿石，自设阻力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可以为人们创造更多的财富。”
相同的逻辑导致机器被禁用。
例如，一些人想贮存美酒，就出现了贮存的阻力，如贮存容器的制造，此时有些人的工作是制造酒桶帮助人们克服贮存的阻力。
与此同时，富有创意的机器也因此而产生，它可以轻松完成从砍倒橡树、修整、锯板、安装到生产出酒桶的全过程。这样一来贮存容器的制造更容易了，贮存的阻力就减少了，但是这造成了桶匠的过剩，因此需要政府出台一项法律保护桶匠的利益，于是就规定禁止使用机器制造酒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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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要戳破这个荒唐的理论，我们就必须铭记一点：人类劳动只是手段，而不是结果。
这样一来就不会产生失业问题，因为一旦人们克服了一个阻力，此时一部分人确实会因此失去就业的机会，但是同时另一个阻力也会随之产生，原先的那一部分人或者转到这里克服新产生的阻力，或者转而克服其他的阻力，这样他们就会重新获得就业机会，而且原先的阻力可能只需要一个劳动力，但是新产生的阻力可能需要两个劳动力去解决，如此一来新产生的阻力不但没有造成工人失业，反而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一旦制造酒桶的工人被淘汰，那么这些工人要么继续留在这一产业从事其他事情，要么转到其他行业。
此时可能有人会问，工人获得报酬的依据是什么？工厂老板支付报酬的依据又是什么？人们如何判断克服阻力需要多少劳动力？又如何知道需要提供多少物品来补偿人们付出的劳动量？
如果我们要知道人们何时会无事可做，那么就必须弄清楚阻力何时被完全清除。
如果真有这么一天，那时我们就不再需要做任何事情，因为我们是无所不能的；我们只需一个规定，那就是我们的所思所想都能够被满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