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第一期)
朝鲜半岛近代历史简介
(一)韩国国名源于古时朝鲜半岛南部的部落联盟“三韩”(辰韩、马韩、弁韩),在中国东汉、三国时代三韩的政权即被中原称为“韩国”,如《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中记载:“桓、灵之末,韩濊强盛,郡县不能制,民多流入韩国。”这是朝鲜半岛政权被称为“韩国”的最早记录。此后朝鲜半岛的许多政权虽然不以“韩”为国号,但仍以“韩”或“三韩”作为其别称而沿袭下来。至1897年10月朝鲜高宗建立大韩帝国,使“韩国”作为朝鲜半岛国家的正式国名登上历史舞台。1919年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于中国上海,虽然改变政体,但仍沿用“韩国”的国名。1948年8月15日起朝鲜半岛南部的国名就被定为“大韩民国”,简称韩国。1910年8月日本迫使大韩帝国签订《日韩合并条约》,正式吞并朝鲜半岛。1919年4月11日“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中国上海成立,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辗转杭州、嘉兴、镇江、长沙、广州、柳州、綦江等地,于1940年到达重庆,如今的韩国政府以在上海成立临时政府的1919年作为“大韩民国”开国元年。1945年8月日本投降,美苏军队分别进驻半岛南北部。1948年8月15日半岛南半部建立大韩民国,李承晚出任首届总统。朝鲜半岛在日韩合并后“朝鲜民族独立运动”兴起,金九等人流亡中国并建立流亡政府,该临时政府未曾受到任何国家的认可。而中国国民政府当时虽然没有正式承认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其极大的帮助,如协助训练地下武装及情报人员,并帮助其在国际社会扩大影响。日本全面侵华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随当时抗日的中华民国政府于1940年到达中国重庆,并于1940年9月17日在重庆成立韩国光复军总司令部,李青天将军出任总司令,李范奭将军出任参谋长。

(二)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9日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发表对日宣战声明书,正式对轴心国宣战。1945年2月根据雅尔塔会议的安排,朝鲜半岛由美苏中3国共同托管。二战结束后由于苏联和美国就朝鲜半岛的共管无法达成共识,1948年半岛被划分为南北两块势力范围——苏联势力范围内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简称朝鲜)以及美国势力范围内的大韩民国(简称韩国)。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在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缺席下当时由美国等主导的联合国决议发动联合国军支援韩国。联合国军支援的韩国同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抗美援朝支持的朝鲜最终在1953年7月27日签署停火协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与大韩民国沿“三八线”非军事区分界而治。朝韩分治后韩国经历民主与独裁统治的反复交替:第一共和国处于李承晚的独裁统治之下,直至1960年统治崩溃流亡夏威夷,民主的第二共和国建立并以尹潽善为总统,却在不久后被朴正熙军队推翻,之后从第三到第五共和国韩国都处于朴正熙及全斗焕军政府的威权统治之下,1987年之后第六共和国开始逐渐建立起一个自由民主的政府。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是朝鲜半岛在日韩并合后于1919年在上海成立的一个流亡政府,被称为“韩国民族独立运动的圣殿”,中韩建交以来所有韩国总统必然莅临朝圣。大韩民国在上海正式确立废除君主制,成立民国。在上海选举出大韩民国历史上第一任总统、第一任总理和第一任所有部长级长官,在上海召开大韩民国历史上第一次政府代表会议,在上海成立大韩民国历史上第一个议会,在上海通过大韩民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今天的韩国政府亦以在上海成立临时政府的1919年作为大韩民国的开国元年,历任韩国总统均会到访该遗址拜访。
(三)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简称临政或临时政府,是朝鲜半岛在日韩并合后于1919年在法属上海法租界成立,后搬迁至中国重庆的一个临时政府,被称为“韩国民族独立运动的圣殿”。该临时政府未曾受到任何国家的承认,而国民政府当时虽也未正式承认,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其极大的援助,如协助训练地下武装及情报人员,并为其在国际范围扩大影响。1940年9月17日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中国战时首都重庆成立韩国光复军总司令部,李青天将军出任总司令,李范奭将军出任参谋长。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9日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发表对日宣战声明书,正式对轴心国宣战,并宣布重庆为大韩民国“借地办公”的临时首都,重庆成为中韩两个国家的政府办公地。1910年朝鲜半岛沦为日本殖民地,日本废除“大韩帝国”政府,设立“朝鲜总督府”。1919年朝鲜境内爆发声势浩大的“3·1”反日起义运动,1919年4月10日流亡上海的韩国志士经李光洙、孙贞道提议,同时在杜月笙的安排下在位于上海法租界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22号的玄楯住所召开由来自韩国各地和海外的独立运动代表29人出席的代表会议,决定成立临时议政院来作为最高民意机关。同年4月11日又在相同地点召开大韩民国临时议政院第一届会议,选举李东宁为议长;孙贞道为副议长;李光洙、白南士为书记。制订《大韩民国临时宪章》十条,决定不采用君主制,成立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通过临时政府《施政纲领》和政府成员《宣誓文》,确定采取国务总理制,选举李承晚任国务总理、安昌浩任内务总长、金奎植任外务总长、李始荣任法务总长、崔在亨任财务总长、李东辉任军务总长、文昌范任交通总长、秘书长为赵素昂。

(四)由于当选者当时很多还不在上海,遂又选举申翼熙任内务次长、玄楯任外务次长、李春塾任财务次长、鲜于赫任交通次长、曹成焕任军务次长、南亨佑任法务次长来负责各部日常工作,并通过告全体国民《布告》和告世界各国政府《宣言书》。1920年12月李承晚在上海正式宣誓就任大韩民国临时大总统,然而由于李承晚既拒绝长时间离开华盛顿,又不愿把行政裁决权交给上海的大韩民国总理,加剧临时政府内部矛盾。1921年5月20日李承晚借口向西方列强呼吁朝鲜独立到华盛顿,他在美国热衷于扶植自己的势力,利用欧美外交委员部的名义抬高自己,并企图切断处境困难的上海临时政府的经济来源,因此1925年3月上海临时政府的议政院终于决定弹劾李承晚。20年代后期金九成为临时政府负责人,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迁往四川重庆(现重庆直辖市),1945年日本投降后迁回国,成为今天的韩国。当时除了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以外在朝鲜半岛和苏联还有大韩民国议会政府、朝鲜民国临时政府、汉城临时政府、大韩民间政府、新韩民国临时政府等等,出现俄、华、韩三地政府并存的局面,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经过各方协商后9月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以改宪的形式,吸收大韩民国议会政府后与汉城临时政府统合,建立单一统合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大韩民国在上海正式确立废除君主制,成立民国。选举出历史上第一任总统,第一任总理和第一任所有部长级长官。召开大韩民国历史上第一次政府代表会议,成立大韩民国历史上第一个议会。通过大韩民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今天的韩国政府亦以在上海成立临时政府的1919年作为大韩民国的开国元年。
(五)1910年到1945年是朝鲜半岛处于日本殖民统治的时代,在韩国中这一时期被称为“日帝强占期”。在朝鲜中将1866年舍门将军号事件到1926年金日成成立“打倒帝国主义同盟”作为近代,1926年以后为现代,其中1926年至1945年为“抗日武装斗争期”。大韩帝国灭亡后朝鲜半岛被日本恢复“朝鲜”的名称,日本设立朝鲜总督府,直属于日本天皇,从陆军大将(除斋藤实外)中任命的总督掌管朝鲜的立法、司法和行政大权。常驻两个陆军师团(第19、20师团)和两个海军分队于朝鲜,与宪兵警察一起用于镇压朝鲜半岛人民的反抗。1910年到1919年朝鲜总督府完全以征服者的姿态君临朝鲜半岛,实行高压统治,被称为“武断统治”。同时在经济上通过“土地调查令”、“山林令”、“矿业令”等一系列法令来大量掠夺朝鲜土地资源,迫使朝鲜农民大量出逃中国东北及俄罗斯远东。在武断统治下苦不堪言的朝鲜人民利用1919年朝鲜高宗葬礼的机会展开声势浩大的“三一运动”,抗议日本殖民当局,从而掀起独立运动的高潮。朝鲜半岛内的独立运动遭到日本殖民当局的镇压,许多独立运动家流亡海外中国、美国、俄国等地,并于1919年4月在中国上海成立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成为独立运动的中心。1919年到1931年朝鲜总督府迫于内外压力,转变统治方针,改为“文化政治”。三一运动后上任的朝鲜总督斋藤实标榜“日鲜融和”、“一视同仁”,废除笞刑,将宪兵警察制度改为普通警察制度。许可一定程度的言论、集会和出版自由,大力笼络和收买朝鲜上层人士与知识分子,吸收其中部分人进入殖民统治体制。在此情况下一部分朝鲜民族主义者产生动摇,主张在日本的殖民统治的框架下“养成实力”,实现自治。

(六)另一方面共产主义思想在该阶段传入朝鲜,1925年成立朝鲜共产党(1928年解散),其目标除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外还要实行共产主义,于是独立运动分化为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两大阵营。1931年到1945年随着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霸占中国东北,进一步于1937年挑起全面侵华战争,朝鲜半岛进入兵站基地化与战时动员时期。在这一阶段日本对朝鲜半岛的控制空前强化,并实行皇民化政策,故又被称为“同化政治期”或“民族抹杀政策期”。日本殖民当局要求在朝鲜半岛各个村落设立神社,从1937年起强迫朝鲜人参拜神社,背诵“皇国臣民之誓词”。1940年强迫朝鲜人“创氏改名”,同时剥夺之前仅有的一些自由,禁止在学校使用朝鲜语,颁布“思想犯预防拘禁令”。面对战争扩大化的局面时日本于1938年在朝鲜推行陆军志愿兵制度,1943年实行义务兵役的征兵制,强迫朝鲜青年替日本卖命,在二战期间大约有24万朝鲜人被日本动员为战争服务。这一阶段朝鲜半岛独立运动家在中国的支持下发展抗日武装力量:在中国东北中金日成、崔庸健等加入了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展开游击战争;在中国关内中金九等领导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受到中国国民政府的支援而继续存在,在中日战争期间组建韩国光复军与朝鲜义勇队(后者的部分成员到华北投奔中国共产党,发展为朝鲜义勇军),这些武装部队的共同目标是反攻朝鲜、驱逐日本,但尚未付诸实行之际日本便于1945年8月15日投降。朝鲜半岛虽然获得独立,但命运却被美、苏为首的盟国所主宰,造成南北分治的悲剧。
(七)1945年日本投降,以北纬38度线(三八线)为界分别由苏联红军和美国陆军接收:三八线以南由美国军事政府实行统治,以北则由苏联军事政府实行统治。1947年2月金日成建立朝鲜半岛第一个无产阶级独立政权——北朝鲜人民委员会,金日成被推选为委员长。大韩民国首任总统李承晚在日本投降后回到朝鲜半岛,作为右翼势力领袖展开反托管运动,主张南部单独建国。1947年秋美国在联合国提出朝鲜半岛问题,联合国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朝鲜半岛举行自由大选,选出政府后占领军撤军。1948年选举仅在南部举行,在选举结果的基础上8月15日大韩民国宣布成立,李承晚在美国的支持下当选总统,北部反应迅速。9月9日金日成宣布成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朝鲜人民军刚开始一路胜利,将南韩军压制到釜山一带。于是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部队在仁川登陆,朝鲜人民军面临被拦腰斩断之势后被迫撤退,并被美军一路压制到鸭绿江一带,此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协商后介入。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战场,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在8个月内先后连续进行5次大的战役,共歼敌23万余人,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经过反复的拉锯战以后双方最终决定1953年7月27日以临时分界线(三八线)为界,“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军联军”与美国主导下的“联合国军”签定停战协定,并由联合国指派永久中立国瑞士及瑞典驻军于共同警备区域,以监察两国在边境的军事行动。

(八)1953年7月27日韩朝双方在板门店签订休战协议后双方不时都有小规模冲突,而双方的社会、经济发展亦迥异。北朝鲜人民委员会指1946年2月至1948年9月9日期间朝鲜劳动党在朝鲜半岛北半部组织的临时政府,1946年2月北朝鲜人民委员会正式从苏联军事政府手中接管朝鲜半岛的以北五道的政务,苏军政府停止民政的管理工作,但仍继续管理驻朝苏联红军内部的军政。1948年9月9日朝鲜劳动党在朝鲜半岛北半部成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北朝鲜人民委员会撤销。1945年9月2日根据盟国协议,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在第一号指令中以北纬38度线为界作为美苏两国军队分别受理驻朝日军的投降事宜和对日开展军事活动的临时分界线,以北为驻朝苏军受降区,以南为美军受降区。日本投降后美、苏军队分别进驻三八线南北地区,1948年8月和9月朝鲜半岛南北地区先后成立大韩民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当时朝鲜半岛总人口为3000万人,三八线以南人口为2100万,三八线以北为900万人口,南北双方各占面积为朝鲜半岛总面积的56%和44%。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27日美国正式参战。至8月中旬朝鲜人民军将美韩军驱至釜山一隅,攻占韩国90%的土地。9月15日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在朝鲜半岛西海岸仁川港登陆,开始大举反攻。与此同时美国飞机多次轰炸和扫射中国东北边境(美国空军归咎于误炸),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
(九)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0月25日赴朝,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把敌军从鸭绿江边逐回三八线附近。1951年7月10日美国政府被迫同意在开城举行停战谈判,并于1953年7月27日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整个朝鲜战争历时3年。1953年7月在三八线的基础上调整南北军事分界线,划定临时军事分界线两侧各两公里内为非军事区,习惯上仍称其为三八线。1953年10月1日美国和韩国共同签署《美韩共同防御条约》,根据这一条约时美国长期在韩国驻军至今,1958年10月26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离朝鲜半岛。朝鲜盟军托管时期是朝鲜半岛1945年—1948年盟军实施军政管理的时期,1945年8月15日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战败,无条件投降,日本在朝鲜的统治结束。美国和苏联以北纬38度线为界,分别在朝鲜半岛南部和北部成立军政府。结果导致1948年8月15日大韩民国在三八线以南成立,同年9月9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三八线以北建国,朝鲜半岛分裂成为两个国家。苏联军政府指1945年8月至1946年2月期间苏联红军于朝鲜半岛三八线以北设立的的盟军军事政府,首都设在平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与美国通过联合国托管理事会,以战胜国的名义接管战败国大日本帝国的殖民地朝鲜。双方以北纬38°线为界,苏联红军接管朝鲜半岛的北半部,美军接管朝鲜半岛的南半部则成立驻朝鲜美国陆军司令部军政厅,这种形式为朝鲜半岛的分裂局面埋下伏笔。

(十)二战后朝鲜半岛一分为二,1945年8月在苏联红军接管的半岛北部中朝鲜民众组织多个亲苏共的“建国准备委员会”。1946年2月北朝鲜人民委员会正式接管朝鲜半岛的北方五道的政务,苏联军事政府停止民政的管理工作,但仍继续管理苏联红军驻军内部的军政。驻朝鲜美国陆军司令部军政厅是1945年9月8日至1948年8月15日之间(史称“盟军托管时期”)美国陆军在朝鲜半岛三八线以南地区设立的军政府,也是日本殖民朝鲜结束至大韩民国成立之间的3年间统治韩国的政权。军政厅设在汉城(今首尔特别市),一般简称美军政厅。尽管许多奠定近代韩国发展的社会制度及基础建设是在美军政厅统治期间设立的,但是韩国在此期间也为各种因素导致的频繁政治、经济动乱所苦,日本殖民时代的后遗症依然同时在美军政厅托管的南部及苏联军事政府托管的北部存在着。美军政厅推行的许多政策也引发韩国民众的不满,包含继续任用前日本殖民政府内的官僚作为顾问,排挤、审查甚至强行解散更受民间欢迎的朝鲜人民共和国。最后支持联合国监督的选举,导致朝鲜的南北分裂。此外暂时接管韩国的美国军事政府对于统治、管理一个远东国家时面临的挑战并无充分准备,进驻朝鲜之后对于其语言、政治环境亦毫无知悉,再加上美军政厅的许多政策也都意外地促成不稳定的效应,大量的南下脱北者(估计40万人)、难民及归国海外韩侨涌入均加剧韩国地区的动荡不安。
三一运动
(一)三一运动又称独立万岁运动,是指1919年3月1日处于日本殖民统治的朝鲜半岛爆发的一次大规模的民族解放运动。此次运动为朝鲜宗教界人士组成的“民族代表”33人和青年学生发起,并以朝鲜高宗李熙的葬礼为契机于3月1日在京城(今韩国首尔)塔洞公园举行民众集会,宣读《己未独立宣言》并进行示威、请愿活动来要求独立。在日本殖民当局的镇压政策下三一运动迅速由和平示威转化为人民起义,席卷整个朝鲜半岛,最后由于日本的镇压,到1919年6月运动以失败告终。1910年8月22日日本强迫大韩帝国签订《日韩合并条约》,正式吞并朝鲜半岛,并设立朝鲜总督府进行殖民统治。日本吞并朝鲜后其统治方式是“武断统治”,剥夺朝鲜人民一切政治权利和自由,对朝鲜实施赤裸裸的经济掠夺,并鼓吹“内鲜一体”(内指日本本土),对朝鲜人强制实行同化政策。日本首任朝鲜总督寺内正毅一上任就公开宣称:“朝鲜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日本在朝鲜常驻两个师的兵力,而警察和宪兵在朝鲜更是具有生杀予夺的权力,成为维持殖民统治的重要力量。日本残暴的殖民统治导致朝鲜人民生活非常痛苦,朝鲜人对日本殖民当局的不满与日俱增。而朝鲜自沦为日本殖民地以后反抗日本的斗争从未停止过,以洪范图、车道善为首的义兵余部在朝鲜北部与日本战斗至1915年,海外流亡者也纷纷建立抗日武装,其中申采浩、李东辉等人在俄国海参崴倡议建议的“光复会”是日本统治初期最有影响力的抗日团体,这个组织最初致力于在中国东北和俄国远东建立武官学校,培养军事人才,后来以秘密结社的形式深入朝鲜内部。他们抢夺日本的税金,枪杀亲日派,在一定程度上打击日本殖民者的气焰。

(二)除了武装抗日之外另一些人士企图透过外交途径恢复国家主权,申圭植在1912年成立同济社,与中国国民党保持密切联系。而李承晚则在美国夏威夷建立大韩人国民会,以美国为中心展开外交活动。朝鲜各地也不断发生袭击日本官宪的事件,工人罢工运动也开始崭露头角,这些斗争虽然规模不大,但反映朝鲜人民反抗日本、追求独立的精神。正如韩国历史学家李基白所说:“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的殖民统治下民族抵抗精神不断高涨,并渗透到朝鲜社会的各个角落,以致达到一触即发的地步。”在这个时刻适逢国际风云突变,为蓄势待发的朝鲜人民带来机会。1917年11月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对追求民族独立的朝鲜人民有相当大的影响。最开始吸引朝鲜人的并不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是列宁主张的打倒帝国主义及民族自决理论,比如后来三一运动的活跃分子、朝鲜延禧专门学校学生金元璧等人根据列宁对正在进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分析说道:“由于这次大战帝国主义将全败,世界将由民主主义治理,兹吾等所所希望的歌颂共和政治的日期不会太远了。” 留日学生金范寿更是在演讲中说:“今后无论任何国家都要走俄国的道路。”紧接着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提出“十四点和平原则”,也提倡民族自决,对世界各地处于殖民统治的弱小民族有非常大的感召力,朝鲜也不例外地受到极大鼓舞。旅居海外的朝鲜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对所谓“十四点原则”以及即将展开的巴黎和会非常重视,美洲、俄国和中国上海等地的朝鲜人团体开展各种活动,争取参与巴黎和会或前往请愿。
(三)一战后兴起的民族自决理论鼓舞起来的朝鲜的独立愿望很快表现为反日运动的高涨,一场大规模的独立运动不可避免的在朝鲜半岛爆发了。朝鲜日据时期(朝鲜或韩国称为日帝强占期、日帝暗黑期、倭政时代,日本称为日本统治朝鲜时代)指的是1910年8月29日至1945年8月15日间朝鲜沦为日本殖民地,接受日本统治的时期。1910年大韩帝国与大日本帝国签订《日韩合并条约》,大韩帝国王室移居日本本土,朝鲜半岛正式并入大日本帝国,成为日本领土,朝鲜总督府设为京城府(今韩国首尔)。日本政府对朝鲜实行殖民主义统治,限制朝鲜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掠夺朝鲜的资源。日语被定为国语并限制朝鲜语的教学,对学生实行奴化教育。提出“日韩同祖”之说,并试图以此同化朝鲜人。二战时期日本大量掠夺朝鲜劳动力、大量强征慰安妇为侵略战争服务,并向学生灌输军国主义思想,招收很多朝鲜籍日本兵。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在朝鲜半岛大力兴建基础设施,人口得到增长,识字率不断上升。废除朝鲜社会的等级制度,废除朝鲜露乳服饰,在1924年成立京城帝国大学。日本在朝鲜修建铁路、医院、学校等,小学从合并前的100所上升到1943年的4271所,人口从1910年的1313万人发展到1942年的2553万人。朝鲜人识字率1910年为10%,1936年上升到65%。朝鲜的白丁、贱民身份被取消,朝鲜服饰(韩服)原本裸露胸部,因日本人认为不雅而取消。三一运动最早的发轫于日本,一战结束后留日朝鲜学生看到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过去被奴役的国家获得独立时不禁热血沸腾,并高呼:“时候到了!现在正是时候!”

(三)1919年1月6日朝鲜留学生在朝鲜基督教青年会(YMCA)会馆集会,决定依据民族自决原则向日本政府和各国驻日使节请愿,并起草独立宣言,决定于2月8日行动,这就是《二八独立宣言》。这个独立宣言称:“若日本不应吾族之正当要求,吾族将与日本血战到底。”1919年2月8日他们将请愿书和宣言书寄送日本内阁和各国驻日使馆,下午2时在东京朝鲜YMCA讲堂举行留学生总会,发表独立宣言书。但很快就被赶来的日本警察强制解散,逮捕许多学生领袖。随后留日学生又举行几次集会,但都被日本人破坏了,这就是“二·八独立运动”。二·八独立运动是三一运动的先声,有力推动朝鲜国内独立运动的开展。朝鲜国内的独立运动也在1918年底开始酝酿,京城府(今韩国首尔)的青年学生利用辞旧迎新的机会聚集在教堂或郊外来讨论国际形势和恢复主权、争取独立的道路,甚至许多学生寒假都不回家,他们“滞留旅馆,密访同志,托以忘年会及迎新会,而叩其意,向吐其肝胆”。随着京城学生间的串连越来越广泛,各校学生也趋于联合。1919年1月6日也就是留日学生集会起草《二八独立宣言》的同一天,延禧专科学校学生金元璧、普成法律商专学生康基德、京城医专学生韩伟健与普专学生朱瀷等与基督教青年会干事朴熙道等社会人士在中国饭店大观园聚会,就国际局势与推动独立运动问题进行首次正式讨论。而此时天道教等宗教界人士也决定展开独立运动,从1919年1月上旬开始天道教教主孙秉熙与其助手吴世昌、权东镇与天道教所办的普成中学校长崔麟等人见青年学生为争取独立而暗潮涌动,他们也不能袖手旁观,于是开始计划展开独立运动。
(四)但是天道教并不打算与学生合作,其教主孙秉熙在1月20日说:“学生少年即使搞运动,不仅不能成功,反而扰乱社会安宁。我们现在如有出众的同志,还是向政府提意见书为好。”在这种方针的指引下孙秉熙命令崔麟负责联络社会精英(也就是所谓的“出众的同志”),企图让他们出面签署给日本殖民当局的请愿书。崔麟先争取到中央中学校长宋镇禹和该校教师玄相允的合作,不愿参与政治的知识分子崔南善也决定投身独立运动并为其起草独立宣言。但按照孙秉熙的想法时他们企图动员朝鲜王朝时期的重臣金允植、韩圭卨、尹致昊、朴泳孝等人,甚至包括天字第一号卖国贼——李完用作为“民族代表”参加独立运动,但都没能成功。就在这时曾在位44年的前大韩帝国皇帝、德寿宫李太王李熙(朝鲜高宗)突然去世,其消息于1月22日公布。日本官方宣布李熙死于脑溢血,但民间普遍传言李熙是由于企图派代表到巴黎和会而被日本人毒死的,日本人甚至还宣布在3月3日以日本古礼为李熙举行国葬。李熙之死极大刺激朝鲜人民脆弱的心灵,反日情绪陡然升级,就这样高宗李熙之死成为加速独立运动的催化剂,也成为三一运动的导火索。就在此时留日学生宋继白回到朝鲜京城,带来《二八独立宣言》,秘密给各界人士传阅,京城的青年学生和天道教人士看了之后都大为振奋,决定加快行动。1919年1月25日京城学生举行第二次大观园聚会,以这次聚会为起点,青年学生的独立运动由酝酿阶段转入正式行动。2月12日和14日学生们在医专以音乐会为掩护举行秘密会议,决定委托朱瀷起草独立宣言,以学生为主体展开示威运动。

(五)而天道教方面则寻求与李升薰为首的基督教(耶稣教)徒合作,经过多番磋商后终于在2月24日实现合作,同时他们也吸收以韩龙云为代表的佛教势力,形成三教联合的局面。从25日到28日由孙秉熙、崔麟联合的33名各教派代表(天道教15人,基督教16人,佛教2人)以“民族代表”的名义下崔南善起草的《独立宣言书》(《己未独立宣言》)上签名,他们决定在1919年3月1日利用各地“奉悼民”涌入京城参加高宗葬礼的机会,在京城市中心的塔洞公园举行群众集会,发表《己未独立宣言》,展开示威和请愿运动。同时由于中央基督教青年会对青年学生影响较大,加上2月26日金元璧与“民族代表”之一的朴熙道接触,青年学生决定与宗教界33名“民族代表”联合,同时废弃自己起草的独立宣言,统一为《己未独立宣言》。同时又决定在参与3月1日由宗教界发起的运动的同时在3月5日由学生单独组织一次示威运动,但是学生和宗教界的联合是间接的、仓促的。在2月28日宗教界“民族代表”于孙秉熙家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议中朴熙道汇报青年学生将参与运动的状况,孙秉熙一如既往的害怕学生运动,竟以可能发生“不测事件”为由临时将他们发表宣言书的场合改在塔洞公园附近的高级饭店泰和馆,他们不参加群众集会。1919年3月1日上午10时京城塔洞公园聚集3000名学生和四面八方赶来的群众,等待宗教界“民族代表”发表《己未独立宣言》。因为此时正值为高宗举行国葬的时期,京城府涌入数十万“奉悼民”导致人流拥挤,因此日本殖民当局没有注意集会的异常,这在“武断统治”时期也是绝好的一次集会机会。
(六)然而等到下午2时约定的举行宣言发表仪式的时间已到,“民族代表”迟迟不来。学生代表康基德、韩伟健等3人得到消息后前往泰和馆质问这些“民族代表”,并邀请他们前往塔洞公园,但孙秉熙拒绝他们的要求。孙秉熙说道:“青年人即使以暴力引起骚扰也不会成功,我们不能和你们共事,请你们注意。”在“民族代表”拒绝出席的情况下青年学生便义无反顾地单独进行独立宣言发表仪式,下午2时30分儆新学校的毕业生郑在镕登上塔洞公园的六角亭庄严地向群众宣读《己未独立宣言》。这个由宗教界人士委托崔南善撰写的独立宣言书代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上层的利益,充满妥协主义、和平主义的色彩。《宣言书》虽然在劈头明确宣布:“吾等兹宣言:我朝鲜之为独立国,朝鲜人之为自主民,以此告于世界万邦,而克明人类平等之大义。以此诰于子孙万代,而永有民族自存之政权。”并谴责:“食丙子修好条规(江华条约)以来时时种种之金石盟约,日本之无信固可罪也。贪征服者之快,无视我久远之社会基础与卓荦之民族心理,日本之少义固可责也。”但是它并没有提出明确的斗争口号,而侈谈抽象的“人道”、“人类通性”,并表明无“怨尤他人,惩办宿昔”之暇。仅声明出于“严肃的良心之命令”,要求“改善匡正错误状态,归还自然又合理之正经大原”。李基白评价这个宣言书:“并没有煽动反对日本残酷殖民统治的复仇行动,正如附在宣言后的‘公约三章’所保证的坚决要求自决的韩国人民不采取任何排外的手段,人人始终恪遵共同协议,为了民族的尊严和荣誉而秉持光明正大。”

(七)当郑在镕读完独立宣言书正文,开始读“公约三章”时台下一个人高举手臂,群众就振臂高呼道:“朝鲜独立万岁!”群众的情绪顿时就被调动起来,斗争气势空前高昂。读完以后学生和群众走出公园,分3队举行游行示威,沿途的市民纷纷参与,最后示威人数竟达到30万之众。游行学生和群众一队走向外国领事馆集中地街道,一队走向德寿宫,一队走向日本驻朝军队司令部。游行队伍挥舞着匿迹9年的国旗——太极旗,边走边高呼“朝鲜独立万岁!”“日本军队滚出去!”等口号,并一路散发独立宣言书等宣传品,他们在德寿宫的高宗灵柩前行礼,山呼万岁。在日本驻朝军队司令部和美国领事馆前一名高举太极旗的青年当场用自己的鲜血书写了“朝鲜独立”4个字,此外有些青年发表街头演说,号召更多人参与独立运动。而许多妇女端茶送水,慰问示威群众。这天京城电气公司的电车售票员和司机举行罢工,许多公司、工厂的工人也罢工支持学生和群众的示威运动,整个京城交通中断,市政陷入瘫痪状态。金允植对当日情形记录道:“午后三时忽有呼噪之声,喊叫动地。使人探之,各学校生徒会于钟路,呼大韩独立万岁,或聚于塔洞公园,或演说于大道上。相率至大汉门(德寿宫正门),闯入呼嵩。一派至昌德宫外呼嵩,历美、法领事馆,出至南门驿,延亘十里,巡査、兵丁示威而已,无以禁止。将独立宣言书数万张,家家投传。其一张,天道教主孙秉熙为头,佛教、耶稣教人亦多参入,大要以独立为趣旨;其一张,语极惨凛,终以报雠雪耻为辞,此则但书国民会,不书姓名,终日叫呼,爻象危险。道傍观者如麻,乡中妇孺,亦皆踊跃,拍手喝彩。”
(八)然而就在京城逐渐被“独立万岁”的洪流淹没时以孙秉熙为首的29名“民族代表” (吉善宙、金秉祚、刘如大和郑春洙4名“民族代表”在外地或在赶赴京城的途中)在泰和馆单独举行独立宣言发表仪式,他们诵读《己未独立宣言》。韩龙云站起来,作为独立的祝辞讲了几句,然后三唱万岁。仪式结束后29名民族代表就餐,其间崔麟让泰和馆老板安淳焕给朝鲜总督府打电话通报民族代表开会的时间、地点,以表明和平请愿的“诚意”。不久后日本警察就前来将正在用餐的29名民族代表全部逮捕,这些“民族代表”在三一运动中的活动就这样结束了。在3月1日这一天京城市民游行示威始终是和平的,秩序井然,未发生暴力活动。但日本总督府得知消息后马上出动军警采取镇压行动,除了全部警察宪兵以外还出动驻龙山的3个步兵中队、1个骑兵中队进入市区驱散示威行动,逮捕130多名示威群众。黄昏时分京城的游行示威由市中心向郊外扩散,一直持续到深夜11时。同日中午朝鲜平壤市民在崇德学校操场集会,宣布朝鲜独立,并展开大规模游行示威,义州、元山、南浦等地也爆发示威活动。三一运动就这样在京城和平壤点燃火焰,逐渐扩大为全民族的反日起义。尽管日本殖民当局在3月1日京城市民的游行示威中进行镇压,但京城的青年学生和群众并没有被吓倒,他们按照原计划在3月5日展开第二次游行示威。这次示威的规模比第一次更大,冲突也升级了。3月4日上午学生领袖在京城培材学堂开会,部署3月5日的示威行动,并选定康基德和金元璧为游行总指挥,而平壤的学生在组织3月1日的游行示威以后乘火车前往京城参加3月5日的示威活动。

(七)史料记载:“来京的平壤学生指责京城学生的行动太缓慢,并扬言从各道组织敢死队鞭策京城学生,大大地推动运动以达到最初提出的目的。”就这样3月5日由京城和平壤的青年学生组织数万群众涌向南大门(崇礼门),于上午8时开始在京城市内游行示威,高呼“独立万岁”的口号,要求朝鲜独立。康基德和金元璧坐着人力车,高举着大书“独立万岁”的大旗,指挥游行队伍。一路上学生向群众散发《新朝鲜新闻》、《国民大会》、《警吾二千万同胞》、《独立宣言书》等传单,进行宣传鼓动。但是日本的镇压也更加严厉,日本殖民当局再度调动军、警、宪力量血腥镇压示威活动,逮捕康基德和金元璧等学生领袖,同日晚又抓获正在聚会的学生63人。根据朴殷植的记载:“在当天示威期间一名女学生高举太极旗,高呼独立万岁,一个日本兵用剑砍了她的右手。她便用左手举旗高呼万岁,日本兵竟又砍断她的左手,犹连呼不已。”充分表明朝鲜人民追求独立的决心和日本殖民者的残忍。此时朝鲜各地的反日示威呈扩大化趋势,并逐渐升级成为暴力冲突和人民起义。尽管最初各地的示威都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但日本的镇压激化朝鲜人的反日情绪。3月1日日本守备队和警察在平安北道宣川血腥镇压当地的示威活动,制造12人死伤的惨案。朝鲜人民也逐渐开始由示威转向暴动,3月2日平安南道南浦1000多人袭击警署,同日平安南道的中和也发生暴动,夺取前来镇压的日军的机枪和手枪各一个,袭击并占领警署,活捉署长以下的警察。
(八)3月4日平安南道江西郡暴动,千余名起义民众袭击并占领日本宪兵驻所,将4名宪兵全部杀死。京城示威活动结束后许多学生回到家乡,组织当地的示威活动,运动范围不断扩散,到3月底4月初扩散到全朝鲜各地。而暴力冲突也不断加剧,3月28日京畿道爆发农民起义,数千名农民袭击附近各郡的警署、派出所、邮电局,切断电线,砍倒电杆,打死前来镇压的日本巡查长野口,震惊日本殖民当局。朝鲜总督府的警务局对事态这样报告道:“朝鲜人或持棍棒等凶器袭击宪兵、警察官署、郡厅、邮政局和其他官厅、学校,或破坏投石、焚烧公文、烧毁内地人(即日本人)房屋、闯入辅助巡查和辅助宪兵的家室,甚至袭击宪兵驻在所,枪杀所员,惨害镇抚警察官等凶猛程度无法言状的暴行亦甚多。”与此同时工人阶级的罢工运动也如雨后春笋般展开,成为三一运动的一个重要特点。3月2日京城工人参加钟路示威,接着3月3日兼二浦制铁所工人200余人,7日京城东亚烟草工厂工人500多人参加示威。9日铁道局职工罢工,电车司机和车长也宣布罢工,到3月中旬上班的工人不足平时的百分之十。这时试图组织示威的铁道机关手车今奉被解雇,3月22日在万里洞铁道交叉点附近的一个饭馆里动员前来吃早餐的杂役劳动者和附近电车车长、工厂职工、自由劳动者和一般市民七八百人举行万岁示威,一直走到独立门。27日车今奉又组织满铁京城管理局朝鲜工人的示威,在京城火车站前高呼“朝鲜劳动大会”、“朝鲜独立”,数千名工人响应罢工。

(九)有些地区工人罢工还演变为暴动,城市的杂货商、粮商和饭馆老板们也纷纷撤市。京城商人在3月9日还起草“京城市商民一同公约书”,积极参与撤市斗争。在农村也出现多种多样的反日斗争,村与村之间不仅用标语和传单互相联系,还用过去义兵斗争时常使用的烽火、山呼等方式互相联系,出现被称为“万岁汉”的示威组织者。三一运动还蔓延到中国东北、俄国远东和美国等朝鲜人聚居区,同样发生要求独立的示威运动。据统计从1919年3月1日到4月底朝鲜218个府、郡就有212个府、郡发生1214次示威与冲突,参加人员达100万。到5月底增加到2000多次,参加人数达到200万,占当时朝鲜人口的10%,就这样三一运动引发的抗日浪潮席卷整个朝鲜半岛。日本方面在三一运动爆发前并未有很强的防范意识,1919年初独立运动的苗头逐渐出现以后日本政府也只是担心朝鲜人是否会暗杀日本派往巴黎和会的代表。在三一运动爆发后面对是否镇压的问题时日本殖民当局也有过争议,日本总督长谷川好道极力主张武力镇压示威民众,而驻朝日军司令官宇都宫太郎却认为朝鲜有5000年的悠久历史,它的民族精神决不是用武力可以压服的,因此反对出兵。但长谷川一意孤行,电请日本政府镇压手无寸铁的示威民众。得到日本政府许可后长谷川于3月1日当天发布戒严令,强制镇压示威活动。尽管如此但日本政府仍不重视,据当时日本首相原敬的日记记载:“日本政府最开始将其视为‘不逞之徒’煽动所致,只需逮捕几个为首者便可,成不了大事。但随着朝鲜各地的示威逐渐升级为暴动,日本政府开始同意长谷川好道指示驻朝司令官对示威群众开枪射击,加大镇压力度。于是一场屠杀开始了,这也使朝鲜各地的暴力冲突不断升级。”
(十一)1919年4月初由于担心驻朝的两个师难以控制事态,日本从国内调来6个步兵大队及宪兵、辅助宪兵4000多人前往朝鲜镇压人民起义。日本军在朝鲜犯下滔天罪行,其中以4月15日发生的“堤岩里事件”最为有名,日本将当地20多名村民赶到一个教堂内进行集体枪决并放火焚烧教堂,一共杀死男女老幼29人。日本殖民当局企图隐瞒这一事件,但被外国传教士披露而震惊国际舆论,使日本遭到全世界广泛的谴责。事实上日军的暴行远不止堤岩里事件这一个,还有比其更大规模的屠杀,例如3月10日日军第77联队的井上中尉在平安南道孟山向示威民众射击,导致54人死亡、13人受伤;日军曾在大邱一次性屠杀112名示威民众,连总督府政务总监山县三伊郎在视察大邱后也承认宪兵采取过分的镇压方法。日本甚至在京城设立十字架,将爱国者绑在上面,往四肢钉上铁钉,活活折磨致死。在日本的血腥镇压下到1919年6月朝鲜各地的示威和暴动基本平息,从3月1日到5月31日共有7509名朝鲜人被杀死、15961人受伤,逮捕46948人,其中8511人被判刑,其中农民(包括一部分地主)4969人、工人328人、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1776人、商工业者1174人、无职业者264人。其中最有名的殉难者是在狱中被折磨致死的女学生柳宽顺,她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三一运动的象征性人物,因而在当代韩国家喻户晓。三一运动以失败告终,三一运动是朝鲜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一次声势浩大的民族解放运动,也是朝鲜日治时期规模最大的独立运动。

(十二)从参与阶层来看三一运动由代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上层利益的宗教界人士所组成的“民族代表”和青年学生发起,并且在运动初期也是以学生起先锋和主体作用。随即突破青年学生、知识分子这一范围,扩展到包括商人、工人、农民在内的社会各阶层一致抗争的局面,其中农民阶级成为三一运动后期的主力军。从运动范围来看三一运动首先在京城(首尔)和平壤点燃火焰,在1个月的时间内迅速扩散到全朝鲜各地,乃至海外的朝鲜人聚居区。从斗争形式来看三一运动由最开始的和平示威转化为全民族的反日起义,其中包括游行示威、烽火示威、同盟罢课、同盟罢工、罢市、独立请愿以及暴动、起义等。总之三一运动是朝鲜不分阶层的、史无前例的全民性爱国运动,“独立万岁”成为三一运动的象征性口号,它充分展现朝鲜民族同仇敌忾反对日本殖民统治、追求民族独立的决心,震撼日本殖民者乃至全球帝国主义势力。朝鲜三一运动与中国五四运动、印度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土耳其凯末尔革命、埃及华夫脱运动构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全球民族解放运动的主要内容,然而三一运动在1919年6月以后就基本失败了,它的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三一运动的发起者、代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上层利益的所谓“民族代表”,他们虽然在组织这次运动上起了重要作用。但却轻信欧美列强的民族自决理论,只想进行和平示威和请愿,害怕学生运动和人民革命,最后没有对这次运动起到推动和领导作用。这充分显示朝鲜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这也可以从起草《己未独立宣言》的崔南善后来妥协、堕落为亲日派看出;
(十三)其次朝鲜的工人阶级虽然在这次运动中以独立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但是它并未成长起来,力量还很弱小,没有形成自己的政党来领导这次爱国运动。所以三一运动虽然声势浩大,但由于缺乏一个统一的、强有力地领导者或政党,这次运动自爆发之日起人民的斗争就处于无组织、分散和自发的状态,这也给日本殖民者以各个击破的机会,致使这次运动的持续不长。当然日本帝国主义的全力镇压也是这次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而由于日本是一战的战胜国,国际地位提高,导致标榜民族自决的美国等列强对朝鲜人民和平示威与日本血腥镇压朝鲜人民的无动于衷则是三一运动失败的一个外部原因。三一运动虽然没有实现民族独立的目标,但影响也是非常显著和深远的。日本殖民者看见朝鲜人民展示的反抗精神和力量后不得不改变统治方式和策略,在三一运动后将“武断统治”变为“文化政治”,使朝鲜的社会环境相对宽松。在三一运动期间的1919年4月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中国上海成立,朝鲜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是三一运动直接催生的结果。中朝边境的独立军运动也得到发展,进行武装斗争,令日本非常头疼,为此日本在1920年进行庚申讨伐。朝鲜的工人阶级在三一运动中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为马克思主义在朝鲜的传播开辟道路,三一运动也受到中国进步人士的关注,中国新文化运动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在《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上发表数十篇文章,声援朝鲜三一运动,揭露和谴责日本镇压朝鲜人民的暴行。日本国内的民主势力(如吉野作造等人)撰文抨击日本政府的野蛮行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发表声明声援三一运动,英国、法国、美国的部分人士也举行活动谴责日本殖民者的暴行,支援三一运动,因此三一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朝鲜民族独立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
六·十万岁运动
(一)六·十万岁运动是指1926年6月10日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朝鲜继“三一运动”之后爆发的一次大规模的反日运动,这次运动的导火索是朝鲜王朝最后一位君主纯宗李坧的病逝。纯宗于1926年6月10日举行国葬,以此为契机,朝鲜京城(今韩国首尔)的人民展开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高呼“独立万岁”。此后这次运动逐渐蔓延朝鲜全境,朝鲜共产党在这次运动中起到主要的作用。六·十万岁运动后来由于计划泄露等原因而被日本破坏,最终运动的领导人被捕,遭到日本殖民者血腥镇压。朝鲜共产党是朝鲜半岛曾经存在的一个政党,1925年4月17日在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下朝鲜共产主义者召开代表大会,宣布成立该党。它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向工人、农民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其奋斗目标是赶走日本侵略者,实现民族独立,最终实现共产主义。1926年3月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该党积极领导工农运动,1925年至1928年共发生工人罢工349起,农民抗租事件2267起。日本占领当局实行高压恐怖政策,朝共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导致活动困难,同时该党内又出现严重的宗派斗争,1928年秋共产国际宣布解散朝共。1910年日本帝国强迫大韩帝国签订《日韩合并条约》,从此日本吞并朝鲜半岛,改“韩国”国号为“朝鲜”,设置朝鲜总督府进行殖民统治。但朝鲜人民的反抗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息,1919年3月1日由于朝鲜王朝高宗李熙的去世,风传为日本人毒死,所以朝鲜人民掀起声势浩大的“三一运动”,各地都爆发反日起义,结果被日本人镇压。

(二)三一运动以后日本实行所谓“文化政治”,怀柔部分朝鲜民族资产阶级,同时又在“文化政治”的招牌下对朝鲜进行更深重的压榨和剥削。在日本资本家的经济侵略下朝鲜的无产阶级不断壮大起来,不断举行罢工运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也传入朝鲜,对朝鲜的知识分子产生重要影响。此后朝鲜独立运动逐渐分流,一派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派,一派则是民族主义派。1925年4月17日朝鲜共产党宣告成立,首任总书记为金在凤,接着又成立类似共青团的组织——高丽共产青年同盟。虽然刚成立的朝鲜共产党具有很大局限性,甚至连党章都没有,但仍对朝鲜的工人运动产生巨大影响,并在知识分子和学生中广为传播,这为后来“六·十万岁运动”的爆发奠定基础。高丽共产青年同盟是朝鲜日治时代的青年组织,简称高丽共青。1925年4月18日朝鲜共产党创立后翌日朴宪永和曹奉岩在首尔秘密组成高丽共产青年会来作为朝鲜共产党外围组织,1926年5月高丽共产青年会満州总局成立,1927年5月朝鲜共产党日本支部和高丽共产青年同盟日本部成立。但是因受治安维持法弹压,多次解散重建,后朝鲜共产党受第三国际命令在1928年解散,高丽共产青年会亦随之解散。1926年4月25日朝鲜王朝最后一位君主纯宗皇帝李坧在京城昌德宫中逝世,日本殖民当局为了收买人心便下令举行朝鲜传统的盛大国葬,并6月10日定为纯宗因山(下葬)日。与纯宗的父亲朝鲜高宗之死一样,这位被饱受日本欺侮的皇帝受到广大朝鲜人民的同情,而这位旧王朝传下来的君王也是朝鲜人民心中的国家象征,因此纯宗之死极大地刺激作为亡国奴的朝鲜人民。
(三)4月28日一个叫宋学先的青年看见日本人乘坐的汽车从昌德宫驶出,把车上的日本商会会长、京城府协议员佐藤虎次郎误认作日本总督斋藤实,掏出匕首扑向汽车,向他行刺。结果佐藤被刺伤,旁边的另一名京城府协议员高山孝行被刺死,宋学先也当场被捕,这件事反映当时朝鲜人民对日本人的仇恨。流亡中国的金光孙、高俊泽、金硕龙、李英全组织“丙寅义勇队”,准备在6月10日纯宗葬礼时刺杀日本大官,促进全国性反日运动,结果刚在上海登上“顺天号”轮船时就被日本侦探给抓捕了。而朝鲜共产党也在秘密联合京城大学等学校的学生,起草反日传单和檄文,准备在6月10日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这一切都是六·十万岁运动的前奏。1926年6月10日上午8时30分朝鲜纯宗的葬列从昌德宫缓缓驶出,全国各地赶来的“奉悼民”有数十万之众,都沉浸在亡国的深沉悲痛下,情绪随着葬列的行进而不断失控。8时40分在京城府观水桥中普成专门学校的50名学生开始在群众中散发活版印刷的反日檄文,延禧专门学校的学生也开始呼应,学生们开始高呼“朝鲜独立万岁!”日本警察立刻抓人,有30多名学生被捕。9时纯宗葬列行至钟路,中央高等普通学校的学生又高呼“朝鲜独立万岁”的口号,旋即被逮捕。9时20分葬列又行至黄金町的道立师范学校,学生们高呼“朝鲜独立万岁”,数人被捕。下午1时葬列行至京城东大门(兴仁之门),学生开始向群众散发太极旗,与群众三次高呼“独立万岁”,情状甚是凄凉悲壮。

(四)他们还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教育归朝鲜人”、“实行8小时工作制”等口号,一直喊着到采石场入口处(昌信洞),示威运动推向高潮。这天参加万岁运动的学生就有5000多人,数百人被捕。而数十万人响应他们的斗争,使日本殖民当局一度非常慌张。日本急忙调集和出动钟路、东大门、本町三个警署的警力前去镇压抗议运动,抓走爱国学生,引起奉悼民的反对。双方在京城市内形成对峙,引起一场大混乱和冲突,最终警察们抓走数百名学生,160多人在冲突受伤,到晚上京城内的万岁运动才平息下去。很快京城的抗议运动蔓延朝鲜全境,在同一天仁川的青年在万国公园举行集会,高呼“独立万岁”的口号。紧接着高敞、元山、开城、洪城、平壤、论山、大邱、公州等地相继爆发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运动,却也被日本殖民当局全部镇压下去。日本为了避免这次事件像三一运动那样急速扩大化,急忙逮捕幕后指挥者。在有人告密的情况下权五卨等朝鲜共产党的领导人被捕,5万枚传单被日本殖民当局没收,这就是“第二次共产党结社事件”。同时民族主义者宋镇禹、郑寅普等人也以“遗敕伪作”的罪名被逮捕,李先镐、李柄立、朴斗钟、朴河均等11名带头“闹事”的学生也以“妨害安宁秩序”的罪名被判处1到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六·十万岁运动就这样以失败告终。六·十万岁运动虽然规模不如三一运动大,但也是韩国独立运动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朝鲜共产党在这次事件中的主导作用是公认的。不过今天朝鲜方面认为这是党内某些人站在宗派立场上准备这场斗争的,导致运动的很快失败。
(五)但是它的意义仍然十分重大,《朝鲜民族解放斗争史》这样论述道:“六·十万岁运动虽然规模不大,但运动的政治意义是有很高的评价。因为六·十万岁运动不但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所进行的反日斗争,而且对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用实际的英勇斗争宣布于劳苦大众和广大的爱国人士面前。”六·十万岁运动是以学生为主体的爱国运动,此后共产党又组织学生在光州举行反日运动,是为1929年11月的光州学生运动。光州学生运动是指1929年11月3日朝鲜光州学生为反抗日本殖民压迫开始罢课和示威游行,光州学生运动是朝鲜学生反对日本殖民统治和奴化教育的群众性运动。1929年11月初光州学生因日籍学生侮辱朝鲜女生而举行反日游行,汉城、平壤等地学生迅速响应,举行总罢课和示威游行。1930年4月全国有一百九十四所学生,约六万人参加斗争,充分显示朝鲜青年的爱国主义精神。1929年11月3日大批日本警察血腥镇压,学生不畏强暴,顽强反抗。光州的劳动人民和共产主义者直接参加学生的斗争,全国各地学生举行示威和同盟罢课,响应光州学生。从1929年11月至1930年4月卷入斗争的学校达194所,学生有6万余人。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实行殖民高压政策,朝鲜学生愤恨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及其奴化教育。日籍学生的骄横和侮辱朝鲜女学生引发光州高等普通学校学生的怒火,痛击胡作非为的日籍学生。全国的工农群众支持学生,釜山等地的工人举行声援罢工,形成大规模反日风潮。虽然被日本当局镇压下去,但光州学生运动沉重打击日本殖民统治。

(六)韩国独立运动或称朝鲜独立运动,1910年日本迫使朝鲜国签订日朝合并条约,朝鲜半岛名义上成为日本的一部分,但实际上是日本的殖民地,之后从韩国被日本吞并后到朝鲜半岛到独立这段时间内所有的人民独立行为都被视为韩国独立运动的一部分。1919年的“三一运动”是朝鲜人民为抗议日帝的殖民统治,发起的宣告独立的万岁运动,“高宗毒死说”为这次运动的导火索。这次运动持续近2个月,在朝鲜各地均有响应,日本殖民统治者以屠杀和野蛮的方式镇压群众。3.1运动之后的三个月内示威次数达1542次,死亡7509人,伤者15961,被逮捕者46948人,有715户人家、47所教会堂、2所学校被破坏。长谷川好道为首的总督府以残暴的手段统治朝鲜人民,一战结束后巴黎和会中美国总统威尔逊提议的14个条约的前后处理原则中“各民族的命运由各民族自主决定”的所谓民族自决主义在独立运动人士中广为流传,给他们树立对独立运动的信心。 独立运动家吕运亨赴中国吉林省促成戊午独立宣言的问世,还与满洲地区的独立运动家金跃渊见面,说明巴黎和会中的民族自决主意的原则,这对戊午独立宣言起来很大的影响。1918年末满洲独立运动家通过戊午独立宣言主张朝鲜的独立。但和平示威却遭到日本军的野蛮镇压。天道教的代表孙秉熙为主导,天道教、基督教、佛教的各代表均参加, 崔南善起草《独立宣言书》。三一独立宣言书是1919年3月1日为配合3·1运动,由民族代表33人向国内外宣告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下的朝鲜独立的宣言书。独立运动人士于1919年4月13日在上海成立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李承晚为总统。
(七)1932年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策动举世震惊的虹口公园爆炸案,第二次中日战争爆发后上海被日本攻下,临时政府的核心人员十余人流亡到重庆。从1939年到1945年抗日战争期间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重庆组织光复军,光复军利用其通晓日语的优势,主要从事书写标语、对敌广播喊话等瓦解敌军工作以及审讯敌军俘虏、破译敌军口令等工作。而从1932年起金日成就在中国东北开展抗日游击活动,朝鲜共产党人所领导的游击队是最主要的朝鲜抗日力量之一。金日成所率领的部队在1937年攻下朝鲜半岛北部普天堡镇,可是在1941年被迫退出到苏联。1945年日本向盟国无条件投降,美国和苏联军队分别接受朝鲜半岛北纬38度的以南和以北的领土。1947年秋美国在联合国提出朝鲜半岛问题,联合国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朝鲜半岛举行自由大选,选出政府后占领军撤军。然而1948年的”选举“仅在朝鲜半岛南部举行,在美国的支持下8月15日大韩民国宣布成立,同年9月9日在苏联的支持下金日成宣布成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1932-1945年中国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曾多方援助流亡中国境内的韩国独立运动的仁人志士,1932-1937年期间这一援助主要是通过三民主义力行社(即“蓝衣社”)和国民党中央组织部(CC系)这二大系统分别展开的,而此项活动的最高决策者是蒋介石。1932年秘密成立的力行社以拥蒋、反共、抗日为原则,其下设的“民族运动委员会”则以援助中国周边的被压迫民族朝鲜、越南、印度和缅甸为己任。

(八)经蒋介石核准,干国勋任此委员会主任委员,桂永清、郑介民等任委员,以南京大纱帽巷某号为办事处开展活动。1932年5月干国勋便开始直接与“朝鲜义烈团”骨干成员、黄埔军校四期生陈国斌(又名金若山、崔林、金元凤)进行联系,经双方议定后从1932年9月至1937年抗战爆发前力行社先后在南京汤山、江西星子等地开设“朝鲜革命干部训练班”,培训多批韩国籍爱国志士,毕业生被派往中国各地、朝鲜和日本从事各类抗日工作。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系统在陈果夫的直接指挥下开始援助以金九为首的韩国临时政府一派的活动,保护金九一派的人身安全是中组部系统最突出的成绩。1932年虹口公园爆炸案发生后陈果夫指令萧铮赴浙江保护金九的安全,萧铮的同乡殷铸甫与浙江省前任主席褚辅成相熟,于是介绍金九前往褚辅成处暂住。萧铮还同浙江省保安处处长蒋伯诚密商,让他注意保护金九。在萧铮的安排下金九撤离上海后初进嘉兴,又入太湖,再移镇江、溧阳、江宁等地,并于1935年11月住进由萧铮主持的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地政学院的教员宿舍内,直至抗战爆发才西迁四川大后方。金九还在国民党中组部的援助下以国民党中央军官学校洛阳分校为基地开设训练班,培养青年爱国志士。曾任韩国空军总司令的金信将军(金九次子)便是40年代国民政府所办的空军军官学校的毕业生,曾任韩国海军总司令的孙元一将军毕业于中国的商船学校,并由国民政府官费保送至德国深造。虹口公园爆炸案是指发生在1932年4月29日中国上海的,是由国民政府和流亡中国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共同策划实施的暗杀一二八事变中进攻上海之日本军队要员的行动。
(九)此次行动主要由时任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警务部长的金九具体策划,由朝鲜青年尹奉吉付诸实施。在此次行动中日军上海占领军总司令白川义则被炸死,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被炸断一腿。上海鲁迅公园旧称虹口公园,因是鲁迅先生安葬地而易名。公园一角有座“园中园”,叫梅园。园内遍植梅花、松柏,门口的黑色石碑上,8个字格外显眼:纪念故人,祈愿和平。1932年1月28日日军向驻守上海闸北的中国国民革命军十九路军发动进攻,中国军队进行1个多月抵抗后逐渐不敌,遂放弃江湾、闸北之阵地,全线撤退。3月3日日军占领真如、南翔后宣布停战,随后在英、美、法、意等国调停下双方开始进行谈判。在谈判进行过程中在上海的日本军政要人决定借4月29日庆祝“天长节”(昭和天皇生日)的机会在虹口公园举行“淞沪战争祝捷大会”,在此背景下国民政府行政院代理院长兼淞沪警备司令陈铭枢等人决定采取暗杀行动以破坏日军此次庆祝活动。陈找到有“暗杀大王”之称的好友王亚樵,向其透露此构想,王亚樵表示支持。但日方为防不测,放言称“祝捷大会”不许任何中国人入场,因此难以下手,王亚樵于是建议请流亡在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派人完成此事。王亚樵找到与其交情颇深的临时政府内务总长安昌浩,向其提出此事,并提供经费4万元。安昌浩随后约见时任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警务部长的金九,金九表示愿意承担此任务。金九在接受此任务后吸取李奉昌刺杀裕仁失败的教训,严格进行炸弹的准备工作,同时金九找到流落到上海的韩国青年尹奉吉前去进行暗杀行动。尹奉吉通晓日语,意志坚定,当即同意领命。4月26日尹奉吉加入韩人爱国团,并在韩国国旗下宣誓留影。

(十)4月29日清晨金九、尹奉吉来到韩国侨民金海山家,最后诀别。8时之前尹奉吉顺利进入会场,10时整祝捷大会正式开始。1小时后阅兵式完毕,各国领事因本国政府指令在中日冲突中严守中立,因而只参加天长节庆祝活动而回避“祝捷”的内容,故而纷纷退场。11时30分祝捷大会进入高潮,在场日本人一齐高唱日本国歌“君之代”,炮队发射21响礼炮。随着第三声礼炮声响,尹奉吉冲出人群,在距主席台数米处将水壶炸弹准确地投掷在日军总司令白川义则、日本驻沪留民团行政委员长河端贞次等脚下。炸弹随后爆炸,河端当即被炸死。白川义则身中204块弹片,至5月26日抢救无效死亡。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均被炸断一腿,亦有其他多名日本军官、士兵伤亡,这片安静的园艺场所却是为纪念八十多年前的一声轰天巨响而建。1932年4月29日上午11时30分侵华日军正在此举行“淞沪战役祝捷大会”,并庆祝日本裕仁天皇的生日“天长节”。突然一个韩国青年两手一挥,将一个日本便当扔到检阅台上,一声巨响撼天动地。爆炸声后侵沪日军总司令伤重而死,日本驻华公使、驻上海总领事、日军第九师团长、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官等一批在沪的军政要员被炸伤,这几乎是日本自1910年吞并朝鲜半岛和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以来人员损失最为惨烈的一次。爆炸发生后尹奉吉立即被捕,日军宪兵对尹施以酷刑,但尹一口咬定投弹之事由他一人承担。日军对居住在上海法租界的韩国侨民进行报复,安昌浩等17人被捕。金九通过路透社发表声明称虹口爆炸案是他主谋,警告日军不得滥捕无辜。为了躲避日军追捕,在同盟会元老褚辅成帮助下金九前往浙江嘉兴避难。
(十一)1932年12月30日尹奉吉在日本金泽郊外被杀害,时年25岁。策划暗杀白川义则的人是王亚樵,王亚樵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最著名的暗杀大王,曾策划过针对蒋介石、宋子文等人的暗杀。王亚樵充分调查白川义则的行动模式,并根据其警卫方式策划这次暗杀行动,计划在虹口天长节庆祝仪式上袭杀在上海的日军高级军政人员。日军阅兵的虹口公园属于日租界,只有日本人和朝鲜人能够入内,王亚樵的部下没有符合这样条件的。于是王亚樵找到在上海的朝鲜流亡政府高层安昌浩,通过他联络勇士尹奉吉,尹奉吉慨然应允这一任务。在金九主持下“韩人爱国团”多次开会研究,利用侵华日军将于“天长节”(日本天皇诞辰纪念日)这一天在虹口公园举行庆典的机会,除掉在上海的包括白川义则在内的日本高级军政要员,并决定由“太洛太”成员尹奉吉负责暗杀。当时尹奉吉是二十四岁的青年,会说一口流利的日语,而且具有丰富的秘密斗争经验,是“太洛太”的骨干。为了保证刺杀活动成功,金九把两枚特制的烈性手雷分别安装在日本军用水壶和日产便当(饭盒)内。准备就绪后“太洛太”于4月26日10时在法租界霞飞路宝康里27号召开宣誓会,尹奉吉胸前挂着誓词,左手拿着特制的手雷,在“韩人爱国团”团旗前发出铿锵的誓言:“我宣誓作为‘韩人爱国团’的一员,决心以赤诚之心,诛戮侵略中国的日军将校,以期还我祖国之独立与自由。”誓毕金九举起照相机,“咔嚓”一声拍下这个有历史意义的镜头。随后金九手挽着尹奉吉,心情十分沉重。4月29日8时许尹奉吉身着笔挺西装,肩挎军用水壶,一手提着饭盒,一手摇动着太阳旗,与其他日侨一道若无其事地进入虹口公园。

(十二)9时整庆典开始,日军为了显示军威,首先举行阅兵仪式,鸣放礼炮21响。接着在第9师团师团长植田廉吉指挥下第9师团主力(第11和第14师团、军直属部队以及海军和航空兵部队)依次通过检阅台,接受白川义则大将和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等军政要员的检阅。10时30分所谓的军民联欢会开始举行,会上白川义则、重光葵、第3舰队司令官野村吉三郎海军中将等一个接一个发表歇斯底里的演讲,无耻地鼓吹“侵略者有理”、“侵略有功”论,大肆叫嚣“武运长久”、“圣寿无疆”等等。这时尹奉吉看看怀表后时间还早就先悠闲地在园内四处观看,一直磨蹭到11时他才挤到检阅台左角前10米处,而后他点燃一支烟等待时机。11时40分演讲完毕,在雨雾弥漫之中全场1.3万名日军官兵和数千名日侨扯着嗓子高唱日本国歌,注意力都集中到检阅台上的两面巨幅日本国旗上。这时尹奉吉扔掉烟头,拿起水壶突然将手臂向后一伸,“嗖”的一声把水壶抛了出去,准确地落到检阅台的中央。“轰”的一声巨响,顿时检阅台坍塌,血肉横飞,一片鬼哭狼嚎之声。白川义则被炸得像血人一样,重光葵被冲击波抛上半空,犹如风中之叶,落地后右腿血流如注,其他军政要员也多处受伤。检阅台上无一人幸免,顿时公园内一片混乱,日侨争相逃命。爆炸发生后日本宪兵立刻一拥而至,把尹奉吉逮捕,这时被炸伤的日本军政要员被紧急送往各大医院进行抢救。当时白川义则被送进平凉路的日本兵站医院,这是一家日军在上海最大、医疗条件最好的医院,但也并没能挽救恶魔的性命。白川义则因伤势过重,于1932年5月26日毙命。白川义则死后日本天皇裕仁下旨追封他为男爵并做悼诗一首:“少女雏祭日,止战谋和时,丰功不可灭,留取长相忆。”中国一家报纸报道该事件用这样的标题:“乘着军舰而来,躺着棺材而去”。
三八线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时任总统罗斯福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上同意将日本殖民地朝鲜半岛在“适当的时候”应实现独立,在1945年2月4日-2月11日期间美苏英三国首脑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签定秘密协议,会议决定应该由美国、苏联、中国(国民党政府)和英国实行国际托管。在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曾经问美国总统罗斯福有什么外国军队要进入朝鲜,罗斯福回答没有。1945年8月9日在日本战败投降的前夕美国提出以北纬38度线为界(即三八线),美国和苏联分别占领朝鲜半岛南部和北部的提议,并得到苏联的认可,由此演变后来朝鲜半岛分裂南北阵营的导火线。三八线以北面积占朝鲜半岛总面积的57%,人口占总人口的40%;南部面积占总面积的43%,人口占60%。朝鲜半岛北部为工业区,南部则是主要的粮食产区。美国一开始在南部地区任用日本殖民时期的行政人员激起朝鲜人的不满,之后美国驻军开始使用不了解当地情况的美国人替代日本人也受到朝鲜人的反对。1945年12月29日美国军政厅公布12月27日由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签署的关于对朝鲜半岛进行托管和建立临时朝鲜半岛民主政府的《莫斯科协定》,三八线是朝鲜半岛上北纬38度附近的一条军事分界线。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盟国协议以朝鲜半岛上北纬38°线作为苏、美两国对日军事行动和受降范围的暂时分界线,北部为苏军受降区,南部为美军受降区。日本投降后就成为同为朝鲜民族但政治体制不同的大韩民国(南朝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北朝鲜)两个政权的临时分界线,通称“三八线”。朝鲜战争结束后在三八线的基础上调整南北军事分界线,划定临时军事分界线两侧各两公里内为非军事区,习惯上仍称其为三八线。

(二)照朝鲜停战协定时三八线两侧的南北朝鲜非军事区宽4公里、长约48公里,需注意的是三八线因邻近北纬38度而得名,但不等于北纬38度线,例如由北朝鲜实际控制的开城市就位于北纬38度以南。朝鲜停战协定是1953年7月27日在朝鲜板门店签订的协议,发表于1953年7月28日《人民日报》。停战协定共五条六十三款:第一条确定军事分界线与非军事区,双方各由军事分界线后撤两公里,以便建立非军事区,双方不得在非军事区内进行任何敌对行为;第二条对停火与停战作了具体安排,包括成立军事停战委员会、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等;第三条是关于战俘的安排;第四条向双方有关政府提出的建议;第五条附则,声明本停战协议的一切规定自1953年7月27日22时起生效。在停战协定上签字的有:中朝一方的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元帅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联合国军一方的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陆军上将马克·克拉克。双方还于当天签订附件《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和《关于停战协定的临时补充协议》,长达三年之久的朝鲜战争宣告停止。1945年9月2日根据盟国协议,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在第一号指令中以北纬38度线为界作为美苏两国军队分别受理驻朝日军的投降事宜和对日开展军事活动的临时分界线,以北为驻朝苏军受降区,以南为美军受降区。日本投降后美、苏军队分别进驻三八线南北地区,1948年8月和9月朝鲜半岛南北地区先后成立大韩民国(南朝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北朝鲜)。10月苏联把三八线以北的行政权移交北朝鲜人民,到12月苏军全部撤离。半年以后美军也宣布从南部撤军,但留下文官和“军事顾问团”,朝鲜半岛国土和民族的分裂,造成三八线两侧的交通、电讯和人员物资的交流被切断。
(三)1950年6月25日北朝鲜得到苏联默许后不宣而战跨过三八线实施军事行动,历时3年的朝鲜战争爆发。1953年10月1日美国和南朝鲜共同签署《韩美共同防御条约》,根据这一条约时美国长期在朝鲜半岛南部驻军。《美韩共同防御条约》是美国同韩国缔结的军事同盟条约,1953年8月8日在汉城草签,10月1日在华盛顿正式签订。1954年11月17日生效,无限期有效。美韩同盟是冷战期间美国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实施遏制战略的产物,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使朝鲜半岛成为美、苏进行冷战争夺的前沿阵地。为了阻止共产主义在这一地区的“扩张”,美国决心在这里打造一条坚固的防线。《美韩共同防御条约》是美韩同盟的基础和核心,它也为朝鲜战争后美韩两国的合作奠定基本的框架。条约由序言和6条正文组成,主要内容有:缔约任何一方认为一方的政治独立或安全受到外来的武装进攻的威胁时应进行共同磋商,并将单独或联合地以自助和互助的办法,保持并发展适当方法以制止武装进攻;双方认为在太平洋地区对缔约任何一方目前或以后各自行政控制下的领土的进攻,都将危及它自己的和平与安全,它们将按照其宪法程序采取行动以对付共同危险;韩国给予美国在其领土以内及其周围部署陆空海军部队的权利。该条约是在《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后不久美国为保持其在朝鲜半岛的军事存在而与韩国缔结的,根据条约精神时双方于1954年11月和1955年5月又先后签署《美韩关于军事和经济援助的协议记录》和《美韩关于建立兵工厂及重行生产军火最低限度设备的换文》。

(四)美国将大批武器运进韩国,在仁川等地建立军事基地。在汉城设立“韩美联合司令部”,并多次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从而加剧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根据这一条约时美国在韩国保留大批军队,并建设很多军事基地。到1990年冷战临近结束时美国在韩国的军事基地有80多个,驻军有4.44万人(其中陆军3.2万人、空军1.2万人)。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朝鲜半岛这个曾在某种程度上依附于中国的王国受到日本的统治,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半岛,使它成为一个被征服的省份。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时候盟国首脑在商议战后国际安排时也谈到朝鲜的命运,在1943年11月的开罗会议上罗斯福、蒋介石和丘吉尔共同签署的《开罗宣言》对朝鲜问题是这样说的:“我三大国轸念朝鲜人民所受之奴役待遇,决定在相当期间使朝鲜自由独立。” 在紧接着召开的德黑兰会议上罗斯福又与斯大林讨论朝鲜的前途问题,斯大林说他看到《开罗宣言》,并说朝鲜应该获得独立。他还同意在朝鲜能获得完全独立以前需要有那么一段准备时间,也许需要40年。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再次谈到朝鲜问题,2月8日罗斯福与斯大林举行会晤,在两人谈过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条件以后罗斯福提出讨论领土托管问题,并向斯大林提出:“在朝鲜人民做好自治的准备之前朝鲜要由一个苏联代表、一个美国代表和一个中国代表实行托管,托管期愈短愈好。”大概是鉴于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曾拒绝过美国在1944年3月提出的战后对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进行托管的方案,罗斯福认为没有必要邀请英国参加朝鲜的托管。
(五)斯大林同意托管的方案,但他建议还是应该邀请英国参加托管,于是战后由中、美、苏、英四国对朝鲜实行临时托管的方案便在雅尔塔会议上确定下来。但会议文件并未具体谈到托管朝鲜的问题,只是在提到对哪些领土将实行托管时说:“这将是有待以后达成协议的事情。”杜鲁门继任美国总统后于1945年5月底派特使霍普金斯去见斯大林,斯大林表示没有改变四国托管朝鲜的政策。然而由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引起远东军事和政治局势的突然变化,于是在四大国尚未就朝鲜的托管问题达成具体协议之前首先要解决美国和苏联分别在朝鲜半岛对日本军队进行受降以及实行军事占领的问题,这时便引出三八线的划分问题。北纬38度线原本是一条自然的和地理的划线,虽然在朝鲜半岛境内的这条长约300公里的无形的划线将朝鲜半岛分为面积大体相同的两部分,但是其本身并没有任何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意义。人为地从军事或政治上利用这条划线最早是由日本和沙皇俄国提出来的,1896年日俄密谋瓜分朝鲜,日本曾向沙俄秘密提出以三八线为分界线。1904年日俄战争前夕沙皇也曾做出决定俄国只控制三八线以北,听凭日本在三八线以南任何地方登陆,但这两次划分均因双方利害冲突而未能实现。真正使三八线成为从军事角度利用的分界线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朝鲜驻军的兵力部署进行调整时实现的,1945年2月日本把部署在朝鲜半岛的日军以三八线为界划分为两部分,北部的军队归关东军指挥,南部的军队为大本营所属。

(六)后来针对苏联可能参加对日作战的情况时日本大本营提出把全部驻朝日军划归关东军指挥,并由朝鲜总督兼任关东军总司令官的方案。但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带着这个方案去见裕仁天皇时遭到天皇拒绝,这样三八线在实际上就为后来苏联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对日本关东军作战,而美国则在韩国和日本列岛与大本营直接指挥的日军作战提供客观依据。然而三八线事实上被美苏两国加以利用,又有其突然性和偶然性,在苏联出兵对日作战之前美苏两国没有就各自的作战区域进行明确划分。在1945年7月的波茨坦会议上美英苏三国军事首脑曾同意在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以后应当在朝鲜半岛整个地区就美苏两国的空军和海军的作战范围划一条界线,其目的显然在于避免在战争中发生误会而混淆各自承担的责任,至于在地面上的作战或占领区域问题则根本没有讨论。对于美国来讲太平洋战争的核心是解决日本问题,因此尽管当时的三军参谋长马歇尔要求杜鲁门授权麦克阿瑟在战争结束后的短时间内派一个师在釜山登陆,此外还应占领汉城和清津,但那都是在结束对日作战之后的事。在波茨坦会议上苏军总参谋长告诉马歇尔:“苏联在对日宣战后将进攻朝鲜,并问美军是否可以为配合这次进攻,在朝鲜海岸实施军事行动。”马歇尔明确回答:“在日本未被摧毁和日本在朝鲜半岛南部的军事力量未被消灭以前美国不准备对朝鲜半岛实施两栖作战。”据杜鲁门回忆:“那是因为当时没有人想到,不管是美国的或者是苏联的地面部队会在短期内进入朝鲜半岛。”杜鲁门确信国际会议上从来没有讨论过以三八线作为在朝鲜半岛的分界线这个题目。
(七)苏联突然宣布对日作战和昭和天皇决定无条件投降这两件事使情况发生急促变化,当苏联军队向满洲和朝鲜的日本关东军大举进攻时距离朝鲜最近的美国地面部队还远在600英里以外的冲绳岛,因而日本战争机构的突然崩溃在朝鲜半岛造成真空局面,正是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由美国方面迫不及待地提出美苏双方分别占领朝鲜半岛和接受日军投降的具体分界线问题。至于把三八线作为分界线问题的提出有几种不同的说法,韩国外交协会会员金基兆提供的情况是:1945年8月10日凌晨6时美国窃听到日本大本营发出的电报,电文内容是日本御前会议决定接受无条件投降宣言。不久又截获驻朝日军司令官发给大本营的电报,电文说:“苏联军队正大批进入朝鲜半岛,如果美军进入这个地区,全体日本军队就可能向美军投降。”马歇尔获知这种情况后立即召见作战局长赫尔及林肯准将,命令他们划出一条苏联攻入朝鲜半岛时南下的界线,并指示美军也要即刻制订向朝鲜半岛南部进军的计划。据说林肯准将接受命令后回到办公室,偶然地从《纽约时报》上得到划定三八线的启示,因为《纽约时报》在报道苏军进攻情况时刊登的那幅地图只画出三八线以北的地区,于是美国将军的这个偶然的发现便成为美国提出以三八线为界的根据。施纳贝尔提供另一种情况:日本突然投降促使美国迅速起草关于投降程序的“总命令第一号”,而这个命令的第一段便涉及到受降区域的划分问题,陆军部作战局为尽快搞出一份文件,一直工作到1945年8月10日深夜。

(八)讨论的结果是盟国应在远东分几个区域受降,并且明确规定这些区域地理上的界线。政策组的负责人博尼斯蒂尔上校只有30分钟来起草命令第一段,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正在急切地等待着结果。最初博尼斯蒂尔曾设想按朝鲜的行政区划来划分受降界线,但身边一时没有资料。后来他注意到北纬38度线差不多从朝鲜中部穿过,而且汉城及其附近的集中营都在三八线以南,于是他决定用三八线作为受降区域的分界线。还有一种说法是:在得知日本决定投降和苏军已对日宣战并大举“涌进”朝鲜半岛的消息后1945年8月10日深夜美国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在五角大楼举行紧急会议,主要议题是在朝鲜的受降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助理国务卿邓恩、陆军部助理部长约翰·麦克洛伊和海军部高级官员巴德等五人。会上邓恩提出美国军队应赶到尽可能北面的地区去受降,但马歇尔的一位年轻参谋人员迪安·腊斯克上校指出:“军方缺乏可供立即投入使用的兵力,加上时间和空间的因素,美国军队在苏军进入朝鲜北部地区之前抵达北部纵深地区有困难。”这时麦克洛伊便请腊斯克和另一位上校查尔斯·博尼斯蒂尔到第三休息室去,要求他们搞出一条尽可能向北推进、但又不致被苏联拒绝的界线,于是三八线就这样在一次会议上匆忙地由两位美国上校提出来了。从资料来源看第三种说法的真实性更可靠一些,总之这个关于以三八线划界的建议迅速得到美国军方和国务院的同意,并于8月14日为杜鲁门批准。
(九)次日杜鲁门便给斯大林发出密电,通报已经杜鲁门批准的给盟军最高司令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有关日本武装部队投降细节的“总命令第一号”,该命令的内容之一是以三八线为分界线,确定美苏双方在朝鲜半岛的受降区域。8月16日斯大林复信表示:“基本上不反对命令的内容。”对于有关朝鲜分界线的问题也没有提出异议。9月2日麦克阿瑟在东京湾密苏里号舰上举行的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后发布“总命令第一号”,其内容根据斯大林提议略有修改。命令提到:“驻北纬38度线以北的韩国、满洲、库页岛、千岛列岛等地的日本军高级指挥官以及陆、海、空军和辅助部队应向苏联远东军最高司令官投降,日本帝国政府大本营和驻日本本土及其周围诸岛以及驻北纬38度线以南的韩国、琉球列岛等地的日本军高级指挥官以及陆、海、空军和辅助部队应向美国太平洋地区陆军最高司令官投降。”就这样三八线作为美苏两国在朝鲜受降和实行军事占领的分界线便被明确地规定下来,受降命令传到战地时分兵进击的苏联军队已经越过三八线,正沿着公路向汉城运动,但他们一接到关于分界线的命令就迅速撤回到三八线以北。1945年9月8日首批抵达朝鲜的美国军队第7步兵师在仁川登陆,这是美苏两国在朝鲜半岛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名副其实的合作。这条248公里长的分界线斜穿朝鲜半岛,它截断75条小溪和12条河流,以不同的角度越过崇山峻岭,穿过181条小路、104条乡村土路、15条道际公路和8条高级公路以及6条南北铁路线。显然对于行政管理和经济发展来说以及从地理的角度来看三八线都是一条极不合理的分界线,但是这并不表明匆忙划出的这条分界线没有政治上的考虑。

(十)尽管美苏两国军队进驻朝鲜半岛时曾一致声明三八线仅仅是两国军队在朝鲜驻扎时所划定的界线,并不具有政治意义。但是事实上特别是后来历史的发展表明三八线对于所谓受降的军事意义只是表面的和暂时的,美苏两国对三八线的确认本身已经包含着深远的政治意义。很多研究者认为三八线的划定只具有军事意义,如金基兆就认为:“以北纬38度线把朝鲜半岛一分为二的决定性因素是为阻止苏军南下。”他还引证说:“驻韩美军司令官约翰·霍奇1947年10月27日和11月7日曾说过以三八线分割朝鲜半岛是由于驻朝鲜半岛日军的编制和部署所致,美国陆军部作战局局长沃尔特在1949年6月16日也说过分界线是在日本军队的两部分之间划出来的。”苏联学者斯拉文斯基也断言:“接受日军投降是把朝鲜一分为二的目的,后来在冷战中三八线才成为朝鲜半岛南北的边界。” 俄国朝鲜问题专家托尔库诺夫和乌菲姆采夫在刚刚出版的一部专著中仍然认为:“三八线的划分是一种非常性的临时措施,其目的是彻底击溃盘踞在那里的日本部队,并接受他们的投降。”如此来说明美苏两国对三八线的划定只是从军事意义上考虑的显然不能说服人。美国提出以三八线划界首先考虑的是阻止苏军南下的军事意义,这一点无可置疑,但这不是最终的也不是决定性的考虑。如果不是孤立地或表面地看问题,那么就应该指出在军事意义背后隐藏着的政治意义。美苏等盟国对朝鲜问题的考虑本身就是从国际政治角度出发的,只是由于当时没有想到日本会立即宣布无条件投降,才在形势突变的情况下仓促提出受降及实行军事占领的分界线问题。
(十一)美国方面在提出朝鲜分界线时就是有政治考虑的,早在1944年3月美国就开始考虑在朝鲜的军事占领问题,尽管朝鲜问题不是罗斯福战后远东政策的核心部分,但是他必须阻止苏联战后在朝鲜发挥统治作用的意图。罗斯福力图通过外交途径来实现这一目的,他曾对国务卿科德尔·赫尔说:“朝鲜可以置于国际托管之下,由中国、美国以及其他一两个国家参加。”他还曾向英国提出这一建议。而美国国务院的计划甚至走得更远,它要求战后由美国对朝鲜实行统治,这意味着美国应该在武力解决朝鲜问题上发挥决定性作用。国务院的一份文件指出:“美国参与在朝鲜及其周围地区的军事行动将大大加强它对朝鲜内部事务和对临时政府实行国际监督中发挥主要作用。”该报告预计美国可能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朝鲜实行军事占领,而且可能会与将占领这个国家相当一部分面积的苏联共同实行军事占领。1944年5月国务院的另一份文件警告说:“如果苏联独自占领朝鲜半岛,美国认为这将会危及未来太平洋地区的安全。”这份文件及其他文件都提议任何占领必须通过一个由各方参加的中央政府实行,而不是几个区域性政府分治,可见美国在考虑军事问题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它的政治后果。美国在提出以三八线划界的方案时绝不仅仅像金基兆所说是“起因于一个美国军官的偶然发现”,尽管三八线的提出带有偶然性和突然性,而且也确实是首先针对受降问题的,但是这并不妨碍人们从政治角度考虑问题。事实上美国陆军上校们在划定分界线时前提是要满足国务院的政治方面的考虑, 三八线的划定恰恰将朝鲜的旧都汉城和仁川、釜山两个重要港口都包括在美军受降的南部地区之内,这不是偶然的。

(十二)提出三八线方案的腊斯克上校后来谈起过这件事,他在1950年7月的一份备忘录中承认:“如果这条线为苏联所拒绝,美军按实力并不可能到达这些地区。但我们认为把朝鲜的首都包括在美军管辖区内是很重要的,因此还是提出这条线。” 显然对于首都汉城的考虑与国务院设想的“任何占领必须通过一个由各方参加的中央政府实行”的方案是有直接联系的,很明显如果这两个考虑都能实现,那么未来朝鲜的临时中央政府驻地就将在美军管辖区内,这难道还不具有典型的政治意义吗?苏联在接受三八线为界的方案时也不是没有政治考虑的,的确正如腊斯克估计的:“按照当时的军事态势时苏联完全可以拒绝三八线,提出以三七线甚至更南面的一条线为军事受降分界线,而美国从实际出发也不得不接受这种修正方案。但是斯大林没有这样做,而是毫不犹豫地同意三八线的提议。这一点不仅使当事人腊斯克和美国陆军部感到惊奇 ,而且也使后来的一些研究者感到迷惑。”的确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苏联的军事实力已经空前加强,以致斯大林可以踌躇满志地声称:“这次战争不比从前了,谁的军队到达哪里,谁就占领土地,也就在那里实行谁的社会制度。”那么斯大林为什么会接受三八线呢?实际上作为政治家的斯大林有更深远的考虑,他在接受三八线的提议时是有交换条件的。人们应该注意到斯大林在8月16日给杜鲁门回电表示同意美国的受降方案时还提出两个重要的修正意见:将属于日本的整个千岛群岛交给苏联军队;将属于日本本土的北海道北部交给苏联军队。斯大林还特别强调第二点,他认为:“如果俄国军队在日本本土的任何部分没有占领区,俄国舆论就会大哗。”斯大林最后还以强硬的口气对杜鲁门说:“我迫切希望上述的适中的意见不会遭到任何反对。”
(十三)显然斯大林是试图以苏联对日本部分领土的占领来交换美国对朝鲜半岛部分领土的占领,可惜斯大林忘记了美国可以放弃朝鲜,但对日本则是志在必得,决不容苏联插手其间。在1945年8月18日给斯大林的绝密电中杜鲁门同意斯大林的第一点意见,即将千岛群岛划入苏军受降地区,但对斯大林的第二点意见则巧妙地加以拒绝。杜鲁门说:“麦克阿瑟将军指挥的盟国部队包括苏军在内。”斯大林一方面在8月22日复电中对美国拒绝苏联的要求表示遗憾,一方面却在回电之前(即8月20日)向苏联军队下达命令,要求苏联陆、海军全力进驻日本北海道,理由是北海道位于北纬38度线以北。就在斯大林下达命令的同时苏联驻日代表库兹马·杰列维扬科中将拜访麦克阿瑟,并声称不管美国是否同意,苏军将进驻北海道。麦克阿瑟当场以强硬的口气驳斥道:没有我的许可,哪怕是一兵一卒登上北海道就将立即逮捕包括你在内的苏联驻日代表团全体人员。”这样苏联进驻北海道的计划终于受挫。但苏联在此前已同意在朝鲜半岛以三八线划界而覆水难收,于是斯大林只得接受既成事实,把问题留待以后寻找机会解决。所以说苏联接受三八线也是有政治目的的,只是没有完全实现罢了。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三八线的划定对于美苏双方来说从一开始便有其深远的政治考虑,虽然表面上问题是从军事角度提出来的;三八线的划分埋下朝鲜民族长期分裂的种子,而且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苏两国之间已出现分庭抗礼的趋势,这颗苦种是必定要发芽的;三八线的划定为美苏两国在远东和朝鲜半岛的冷战格局奠定基础,三八线成为美苏两国势力在朝鲜半岛对垒的既定疆界。

(十四)如果这些结论成立,那么就完全可以推断说朝鲜战争爆发的最深刻的根源——美苏势力在远东的对抗就表现为三八线的划定,历史证明后来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以及朝鲜民族的分裂也正是围绕这条纬线发展起来的。而涉及三八线的军事行动作为一条主线也贯穿朝鲜冲突和朝鲜战争的全过程:韩朝双方的军事冲突是沿着三八线展开的;朝鲜军越过三八线的进攻引起美国全面卷入战争;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向北进击又迫使中国出兵朝鲜半岛;中国军队因未接受停火协议而打过三八线,被联合国扣上“侵略者”的罪名;麦克阿瑟也因再次主张越过三八线等战争叫嚣,被杜鲁门总统所罢免;停战谈判是沿三八线的停火而开始的;最后战争的结局仍然是大体以三八线做为韩朝双方的分界线。周而复始,终点即是起点,这就是围绕三八线而进行的朝鲜战争的始末。当然从逻辑上讲三八线的出现只是为未来韩朝冲突以至爆发战争提供一种可能性,如果没有美苏在远东的对抗,如果朝鲜民族的内部冲突没有激化,如果世界没有出现冷战局面,那么这种可能性就难以转化为现实性,可惜历史是朝着与这些假设相反的方向发展的。而金日成在进攻韩国前是得到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认可的,只是并未告诉中国具体的动手时间。虽然有一些战争后立即出现的英文报道称南朝鲜在战争首日占领海州,但是第一师长白善桦的回忆录清楚表明他早上7点才得知战争爆发,此时已经离第一师撤离时刻不远了,可见这种占领海州的说法是韩国(南朝鲜)放出来打气壮胆的假战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