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历史背景

从这些历史事实可以看出，四川远离朝廷，外有群山拱卫，可凭险据守，易成偏安之势，自古以来就有滋生地方割据的土壤，而且这些称雄一方的人多是外地人，他们看重四川的地利，起兵占据此地。

近代大师章太炎曾概括这一历史现象说：“四川重江复关，自为区域，先后割据者七矣。公孙述、刘备、李特、王建、孟知祥、明玉珍、张献忠皆自外来，而乡土无作者。”

这七个曾经称霸蜀地的人，都是来自外省，其中，公孙述是陕西人，刘备是河北人，李特是甘肃人，王建是河南人，孟知祥是河北人，明玉珍是湖北人，张献忠是陕西人。故而，历史上有另一句话：“朝廷不用忧巴蜀，称霸何曾是蜀人。”

四川盆地内，很多岩石和土壤含有氧化的铁和铝，呈现为紫红色，因此人们又称四川盆地为“紫色盆地”。四川盆地看似地域广阔，沃野千里，但内部并不平坦，历史上四川盆地的核心区域是位于盆地西部、2万平方公里的成都平原（又名川西平原），盆地内大部分农业集中于此，堪称巴蜀粮仓。

盆地中部是丘陵，而崛起于川东平行岭谷的重庆与成都遥相辉映，构成现在成渝城市群的双核心。川东平行岭谷在四川盆地东缘，也叫川东岭谷，由许多条状山体组成，地势与成都平原截然不同，因此成就了山城重庆“8D城市”的称号。

在先秦时期，四川盆地西部主要为蜀人繁衍生息的土地，东部是巴人的地盘。蜀国都城在今四川成都，巴国则以今重庆一带为中心。

秦灭六国的一百年前，即秦惠文王在位时期。巴蜀各国占据着四川盆地的富庶土地，凭借蜀道天险防备北方的秦国，且可从水道向东通往楚国。

公元前316年，苴国（都城在今四川广元市）与蜀国交战，苴国国君失败后逃往巴国，并派人向秦国求救。秦惠文王犹豫不决，召集大臣们开会。秦国名臣张仪主张，先东出攻打位于中原的韩国，挟周天子以令天下，建立霸业。

大将司马错却主张借机南下，灭掉蜀国，得其地以扩大国土，取其财以富国强兵。

最后，秦惠文王采纳了司马错的建议，命张仪、司马错等人率军经蜀道南下，攻灭蜀国。

蜀亡后，秦军乘胜追击，又灭了苴、巴等国，在当地置郡建城。

秦国南并巴、蜀，是秦统一之路的重要序曲。这标志着位于黄河流域的秦国，将势力延伸到了长江上游，占据天府之国的天时地利，为日后东进灭楚与统一六国奠定了根基。因此，有“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之说。

随着秦人的到来，巴蜀经济文化出现了飞跃式的发展。

公元前3世纪，秦国蜀郡太守李冰与其子二郎为治理岷江，带领蜀郡百姓，在成都修建了千古工程都江堰（位于今都江堰市）。这一水利工程建成2000多年，至今仍在发挥作用

都江堰渠首由鱼嘴、宝瓶口和飞沙堰三大工程组成。李冰父子通过实地勘测，选择将渠首建在岷江进入成都平原的起点。成都受长江支流岷江、沱江润泽，其所在的冲积平原因江河形成，岷江冲积扇正好位于中脊，面积最大，海拔最高。

都江堰修建后，鱼嘴将岷江一分为二，右为外江，左为内江，通过无坝导水，与宝瓶口、飞沙堰彼此配合，既保证成都平原不受洪涝之灾，又不影响老百姓用水。从此，成都平原“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成为沃野千里的天府。

后人为了纪念李冰，尊称其为“川主”，建庙祭拜

此后，四川盆地开始在全国经济占据一席之地，得到历代中央王朝悉心治理，成为西南经济重心。

随着铁制农具广泛应用，天府之国的农田日益丰收。

西汉时，蜀地的粮食曾赈济了全国的灾荒。汉高祖时，刚刚结束秦末的战乱，天下饥馑，死伤者过半，汉高祖下令“就食蜀汉”，靠蜀地大本营的粮食赈济灾民。汉武帝时期，遭遇天灾各地粮食减产，皇帝同样“下巴蜀粟以振之”。

到了唐代，“扬一益二”“扬不足侔其（指成都）半”是当时天府之国经济发达的真实写照。

随着巴蜀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当地生产的各种大宗商品，如丝织品、麻、布、茶、盐、药材等向外输出，另一方面，全国各地的物资也大量输入巴蜀，包括药材、香料、马匹等。巴蜀地区兴起了一些商业城市，如成都、汉州（今四川广汉）、眉州（今四川眉山）、资州（今四川资阳）等。

长江及岷江、嘉陵江等支流组成的水道，为巴蜀商业贸易提供了交通的便利条件

早在夏商时期，四川盆地就已经出现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成都城西，3000多年前的金沙遗址，证明了古蜀国的存在，而四川广汉的三星堆遗址也为古蜀历史提供了实据。

金沙遗址的太阳神鸟与黄金面具，成为成都的城市图腾；三星堆的青铜立人像与青铜神树，尽显古蜀人的精湛工艺。

四川盆地的早期遗址昭示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的文化，同属中华文明的母体。独具特色的巴蜀文化在此后与各地文化不断交融。

西汉景帝时期，文翁被任命为蜀郡太守，他翻山越岭来到蜀地，发现当地居民仍有“蛮夷”之风。

为此，文翁开“蜀学”之先声，在成都挑选出十几个聪明能干的小吏，亲自教授他们知识，在当地发展教育，并创建一所学校，这所学校用石头砌成，通过考试的优秀才俊都可入学。此后，巴蜀学子纷纷走出盆地，前往京城求学，“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

文翁创办的石室绵延至今，从郡学、府学发展为书院、学堂，现在是成都石室中学。

蜀学兴起，巴蜀文坛人才济济，与滔滔长江水一样奔涌而出

宋代，巴蜀文化达到巅峰，文人数量为历代最多。

从眉山走出的三苏父子，为一时风流人物。他们代表的蜀学，与洛学、新学鼎足而立，共同构成了宋代学术的三大主流，唐宋八大家中，苏洵与其子苏轼、苏辙就占了三家

宗教文化也在四川盆地奔流不息。

东汉时，道教的“张天师”张道陵原本在巴郡当官，他目睹官场黑暗与民不聊生的现实后，毅然辞官修道，开创“五斗米道”，广泛传播于四川盆地。五斗米道也称天师道，后来发展为中国道教的主要流派。

传说中，张道陵曾经在青城山收服作乱的鬼怪，青城山因此成为道教名山之一。青城山位于成都平原西北部边缘，紧挨着都江堰，一句“青城天下幽”的妙语响彻天下

历史上，著名的佛教东渐，不仅通过北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也经由南丝绸之路，将四川盆地作为其东传的重要一站。

青衣江、大渡河与岷江交汇处的凌云山麓，一座大佛在古城乐山已端坐千年。这是乐山大佛，始建于唐玄宗开元元年（713年）。

相传，乐山地处三江汇流，古时每逢夏汛，江水直捣山壁，经常造成船毁人亡的悲剧。当地名僧海通为了消减岷江水患，募集人力、物力修造大佛。当大佛修到肩部时，海通便圆寂了，后经剑南西川节度使章仇兼琼捐赠俸金，前后历经90年才完工，至今巍然而坐。

同一片山水之间，一座山峰在不远处如隐若现，那是蜀地佛教名山——峨眉山。

据说，公元1世纪中叶，一名修行者来到山中，眼见峨眉山幽深寂寥，将其作为理想的修行地，在此修建了长江流域的第一座佛寺。

此后，峨眉山兴建佛寺，最多时多达200余座。而今，最高的峰顶是天上宫阙般的金殿，因此得名“金顶”。金顶之上，日出、云海、佛光、圣灯四大奇观闻名天下，高达48米的十方普贤菩萨像，坐观云起云落

南宋时，大足（今重庆大足区）僧人智凤前往川西修行，此后回到大足宝顶山开山造像，几十年间，四方募化凿造佛像近万尊。

从晚唐到智凤所在的时代，再到此后几百年间，重庆大足石刻，见证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佛教石刻造像运动。

至此，巴蜀的佛教文化早已超越了宗教意义

蜀道之难，三峡之险，从不阻碍四川人开放与自由的精神。

四川盆地虽然地势封闭，但因长期远离纷争，生活安逸，历代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巴适的四川盆地如大海般容纳百川，四川，不仅是四川人的四川，也是中国人的四川

中国古代有5次移民入川的高潮：

第一次，秦灭蜀后，“移秦民万家”充实巴蜀。

第二次，从东汉末年到西晋永嘉南渡，因为战乱，大量移民迁居四川。

第三次，唐末五代到南宋初年，又有大批北方人迁入四川。

第四次，元末明初，长江中游的百姓为避战乱，大量迁入四川。

第五次，明末清初，四川人口锐减，土地荒芜，各地移民响应朝廷号召入蜀

明末清初的战争中，四川盆地人口锐减，“殷富之区，鞠为茂草”。有人统计，自明末乱世到清朝康熙平定三藩之乱时，四川全省90%的人口丧亡，“合全蜀数千里内之人民，不及他省一县之众”。

清初，四川盆地人口凋敝，虎豹横行。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四川荣昌知县张懋带着七名随从抵达县城，突然蹦出一群老虎，吓得知县和仆人们慌忙逃命，可还是有五人命丧虎口。同一时期，南充知县黄梦卜上书朝廷说，本来招募了500多名移民入川，但在路上有一半的人死于野兽或疾病侵袭。富顺县人烟断绝，不分白天黑夜都有虎豹在户外游荡，见到活人就扑上去

于是，清朝平定三藩后，鼓励外省移民入川，并放宽土地税收的年限，任由先入川的移民在四川随意“插占”土地。康熙、雍正、乾隆、嘉庆之间，来自湖广、陕西、广东、福建等地的大批移民，沿水陆路线进入四川，重新开垦荒芜多年的山林田地，兴建水利工程，修筑城墙。

到乾隆时期，四川的土地已经是“开垦殆遍”，在川江水的滋养与各省移民的劳作下，巴蜀重新焕发生机。

由于移民大部分经过长江中游进入巴蜀，以湖广籍人数最多，这一改变四川命运的历史事件，被称为“湖广填四川

这是说，四川人面对压迫，往往能忍辱负重，但到了积怨已满、积恨已深的时候，实在忍无可忍，就会振臂一呼，发起反抗。

清朝时，四川盛行一种民间帮会组织，俗称“袍哥”，取《诗经》中“与子同袍”之义，在其他地区也称为“哥老会”。

袍哥分为清水袍哥与浑水袍哥，浑水袍哥多是来自各地的无业游民，而清水袍哥就是在长江码头、烟馆，乃至军政界有职位的哥老会成员。袍哥曾遍及全省，开山立堂，远近景从，清廷对其屡禁不止。清末，哥老会在保路运动中出过力。

1911年，清朝皇族内阁意图将路权作为抵押，以获得列强贷款，因此以“国有”名义侵吞铁路权，打算再将其出卖给列强。

四川各地民众为保卫路权，掀起了“保路运动”。保路同志会在成都附近与清军交火，并包围了成都，清廷发动军队镇压民变，酿成血案。四川的保路风潮，最终成为武昌起义的导火索，“引起中华革命先”。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迁入四川，以重庆为“战时首都”。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四川300万军民出川抗战，参加了淞沪会战、徐州会战、南昌会战、滇缅会战等大小会战，牺牲、受伤、失踪共60余万人，多名川籍将领血洒疆场。川军伤亡人数占全国军人伤亡总数的20%

四川人有句话，叫“走出夔门变成龙”。夔门是三峡的门户，也是象征意义的四川盆地大门。走出夔门，也就是走出盆地，奔向广阔天地。

改革开放后，在经济崛起的春风中，四川人不满现状，大量向大中城市和东部开放地区挺进，成为改革开放初期外出务工人员的重要来源，也是中国“民工潮”的主要源头。这些走出盆地的四川人一度占全国外出务工人员的1/5。

中国的蓬勃发展，始终离不开四川人。

历史上入蜀的人，有落魄逃难的皇帝，有野心勃勃的枭雄，也有才华横溢的文人侠客，更有无数背井离乡的老百姓。

四川人独有的盆地意识，不是故步自封、偏安一隅，而是兼收并蓄、海纳百川，因此，四川在文化上博采众长，一度“文章冠天下”，在经济上走在前沿，两千多年来一直是西南最繁荣的地区。

四川人的精神，早已“冲出夔门”，行遍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