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系统学中的波格丹诺夫
现代系统学中的波格丹诺夫
王景山
[摘要]：本文主要讨论《组织形态学》在系统本体论问题上可能对现代一般系统框架具有参考价值的思想观点。主要内容有哲学观点与普及性问题、最初本原与最小本体问题、物质要素与非物质关系问题、系统本体与系统功用问题、平衡机制与非平衡机制问题。作者认为波格丹诺夫在上述问题上的开创性研究结果对现代系统学,特别是对形成普遍认同和广泛应用的一般系统论框架具有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
1、现代系统学的困境
回顾1913年出版的波格丹诺夫的《组织形态学》中的系统思想，目的不是评价作者和作品以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因为已经有很多中外学者的评价文献存在。本文的主要目的与现代系统学当前面临的困境有关，为解决这些困境问题有必要反思波格丹诺夫《组织形态学》中的系统思想。
现代系统学不是史无前例的“横空出世”创造，是对事物普遍性规律研究的历史延续和返本开新。这是一种“新的思维范式”（拉兹洛语），是一种“新的世界观”（乌杰语），是面对当前的多元文化时代的科学哲学。普遍认为现代系统学具有巨大的潜在价值，这种巨大的潜在价值不仅仅局限在解决自然科学问题, 同时在于解决社会科学问题。但是现代系统学， 无论是系统科学还是系统哲学，在发展的完善性和应用的普及性上，现实状态与这种预期的潜在价值存在显著的差距。
现代系统学的本意是在形成一种新的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的同时，构造一个从哲学通向各个专门学科的桥梁，这将改变传统哲学高高在上的“神圣殿堂”状态。如果将1913波格丹诺夫的《组织形态学》作为现代系统学的“开山之作”，波格丹诺夫、拉兹洛、乌杰等人从哲学出发，沿着从上至下的方向，整体框架性地延伸来构造这座桥梁，而贝塔郎菲、哈肯、普利高津、开普拉、韦尔伯、帕森斯、德比尔、契克兰等人从局部学科规律入手，将通用部分向系统学拓展，沿着从下至上的路径构造这座桥梁。当然也有魏宏森、曾国屏等人从多门学科出发总结系统的原理和规律，形成系统科学哲学。
在理论构造方面，“现代系统学的重要问题之一是缺少一个本体框架来支持已经形成的各部分理论和规律方法”（英国赫尔大学系统学教授Dudley）。国际系统协会ISSS等专业组织目前努力的方向，还在寻找一个一般系统论框架——兼有哲学与科学特征——的理论框架。这个困境被国际系统学协会ISSS的一般系统论专业组比喻为还处于”盲人摸象”状态，可以通俗简单地描述为：
1、有很多系统论；
2、缺少普遍认同的；
3、现实很需要。
在实际应用方面，从现代系统学的开山作《组织形态学》诞生到今天，100年已经过去了, 系统学潜在的应用价值并没有发挥出来。由于缺少一个普遍认同的一般系统论框架，形成在大众中系统学还没有成为多数人面对组织问题的指导思想和解决问题的工具方法。上述系统学者的著作很大程度上局限在专业学者的范围内。
80年代的系统工程热仅仅给大部分组织管理者留下了一句“这是个系统工程”，至多还说一句“系统性就是整体性”，然后就是然后，继续追问后面的内容和行动不会有下文。如果在ZF公w人员和企业经营人员做个大胆的估计，全国90%以上的系统组织者——主要是ZF公w人员、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和企业组织经营人员——不懂得系统科学或不知道系统方法。
每年出版和发行的大量的系统理论和系统方法的应用文献，哪些是一般系统论-GST的具体应用呢?作者没有这方面的统计数据，也许目前还不需要这个统计数据，因为基础问题还没有解决，即一般系统论是什么还没有解决（见isss关于一般系统框架的讨论）。既然是什么还没有统一的认识，应用则无从谈起。典型的是1978年Robert Lilienfied 在《系统理论的出现》一书中的批评：“没有证据表明一般系统论在任何领域解决了任何实质性问题”。当然这应当被理解为贝塔朗菲的一般系统论GST而不是已经发现的部分系统规律和系统方法的应用。
2、波格丹诺夫与组织形态学
波格丹诺夫，本名马林诺夫斯基，1873年出生于俄国格罗德诺省索科尔市，毕业于哈尔科夫大学医学系，俄国十月GM前的政治活动家，理论家和科学家。10月GM后任教莫斯科大学，从事ZZ经济学教学，是后来的马列主义学院的奠基人，1928年在输血研究试验中因感染去世。政治生涯上的前盛后衰，表现了“知识哲理的思想家与革命狂热的行动家的分歧，形成了前俄罗斯知识份子的典型命运”。
波格丹诺夫的思想遗产主要在政治经济学和系统学两个方面，前者有翻译成中文的《经济学简明教程》和《政治经济学初级教程问答》，后者有系统学著作《组织形态学——tektology》，系统学著作没有见到中译本。
这两方面的著作给波格丹诺夫带来的是两顶长达半个世纪的ZZ帽子，其作品在发表后50年间一直受到批判和冷遇。由于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对其理论的批判，共产主义史学家针对其政治经济学中的“商业资本主义阶段”观点，批判其为“俄国的机会主义分子、马克思主义的敌人”（见清华大学胡一峰《波格丹诺夫在中国：近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沉没的声音”》）。
而针对其系统学中的“经验主义的一元论”，批判其为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组织形态学》是反GM的, 它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策略。在知识论上否定政治革命, 展示出对革命的冷漠 ”（见前苏联杂志《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第1924年6-7期，I.WAINSTAIN的《组织学与策略》）。
“一个理论范式的正确与否、科学与荒谬，不完全取决于当代人的意愿和爱好，而更取决于后人”（乌杰语）。随着上世纪70年代前苏联意识形态的“解冻”和全球现代系统论的兴起，带来了对其作者和作品的重新认识。
1989年英国HULL大学组织翻译了《组织形态学》的英译本。DUDLEY教授用很大的篇幅总结和评价了《组织形态学》作为系统理论开山之作的价值，否定其理论属于唯心主义。
1 9 9 5年中国《系统辩证学学报》刊登了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和中央民族大学的苏娜和王雨田的《波格丹诺夫《组织形态学》与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的比较分析》，结论意见是:“波格丹诺夫的组织形态学理论比贝塔朗菲的一般系统论不论内容上, 还是应用方面都全面、系统”。
2007年华南师范大学的刘程岩完成了《A·A·波格丹诺夫的“系统思想”研究》博士论文, 系统性总结了波格丹诺夫组织学的要点，并与贝塔朗菲的一般系统论，维纳的控制论和普利高京津的耗散结构理论进行了比较。在“国内首次较为全面地综合了波格丹诺夫的观点，为国内系统科学工作者了解本学科发展历史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及其观点”。
综合国内外系统论学者对波格达诺夫的比较评价，集中在两点：
1、在理论构架上比部分后来出现的系统论更加全面和系统；
2、对未来的现代系统理论构造依然具有参考价值。
综上所述，在系统学领域不乏总结、比较和评价《组织形态学》的文献，本文的主题是继续ISSS关于构造一般系统论框架问题，既如果需要构造一个普遍接受的一般系统论框架，从构造这个框架的角度：
a、波格丹诺夫在《组织形态学》中提出的哪些思想在现代系统学的部分著作中得到继承或与现代系统学者认识重合（因为无法判断这些现代系统学作者是否读过《组织形态学》，并是否将其列举在参考书目中）。
b、更重要的是《组织形态学》中哪些思想对构造现代一般系统论具有参考价值或值得深入研究。这个问题涉及到波格丹诺夫在《组织形态学》结尾提出的问题: 如果可能形成普遍适用的组织形态学（现代系统学），如何改进会更好。
3、普遍到什么程度?
系统学是寻求宇宙间万物普遍的存在和发展的理论和规律（万物之理），但是能够和应当“普遍”到什么程度?是理念（唯心）主义者的系统学？或唯物主义者的系统学?还是某种创新主义者的系统学?还是任何主义者和无主义者甚至宗教信仰者都能接受和应用的系统学? （注：idealism有理念和唯心两个不同含义）
在1912年的初版前言中，波格丹诺夫开宗明义地说明，《组织形态学》是“总结人类在组织问题上的经验形成的一门学科”，这里的组织是指将经验构造成学科的组织。作者在第一章中解释了这个组织不是通俗意义上的组织，而是以实践活动中获得的经验为“原料”，来构造理论体系。波格丹诺夫认为, 组织有两层含义：
1、（在自然系统中，万物自组织其质料和范式的自然运动-本文作者）在社会活动中对人、物、事的组织是人类的实践活动, 这是组织的第一层含义。
2、通过实践活动获得感觉和认知等经验，对这些经验模块进行组织，形成认知系统, 这是组织的第二层含义。
前者是客观世界的自然运动和人类实践活动组织，而后者是主观世界的经验模块组织。这里并不否定和排斥后者需要经过前者获得加工原料和正误验证。因为作者在对组织的定义中, 已经明确表现示了这种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的关系。这同时也是对人类精神意识与自然客观事物的属性关系，既客观事物是第一性的而主观意识是第二性的明确观点。
面对大千世界中千变万化的自然系统，人类正是通过总结经验，包括对新事物，不确定事物探索和实践的验证，积累和形成了当前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现代系统学同样也是这种经验的组织，与专业学科的区别仅仅是在层级上更高和范围上更广的经验组织。现代系统学者拉兹洛将其比作为对自然系统构造符号和模型，如果将各个专业学科作为一个层级，则将系统学称为“第二层级”的符号和模型。
波格丹诺夫对《组织形态学》提出两个要求，既坚实的经验基础和普遍的应用范围。前者意味着争议中的哲学观点、对立中的ZJ断言、尚未验证的科学推测不在“坚实的经验基础”范围，后者意味着适合所有的应用对象和应用群体。波格丹诺夫声称《组织形态学》不属于哲学，这是耐人寻味的。
需要说明的是波格丹诺夫始终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其理论特色在于从相对真理的哲学观点出发，认为马克思主义和唯物论也需要根据时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进步发展而发展。
另外，波格丹诺夫的“经验主义一元论”与马赫的经验批判主义也是有区别的。俄罗斯科学院学者sadovsky认为前者是描述对象是什么?而后者解释对象为什么是这样?其理论特色是将心理性经验和物理性经验同一化在一个复合体（既现代语言的系统）。
在现代系统学中与波格丹诺夫观点“一脉相承”的是拉兹洛的《系统哲学引论》。但是拉兹洛明确表示其理论是哲学，但不是任何已经存在的任何哲学，不是理念（唯心）主义，也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二元主义，是在“ 锡拉岩礁和卡律布迪斯旋涡”之间的哲学观点，从而是一种新的思维模式。
乌杰的系统学明言是唯物主义的系统学，但打破了传统唯物论“铁板一块”的物质观，是以物质-能量-信息这个宇宙核为对象的系统学，“由一般的物质观转向更为深刻的系统物质观”，因而是一种新的世界观。
“从贝塔朗菲以后的系统学”都明确或隐含着唯物主义或理念（唯心主义）的观点，大部分系统论具有唯物主义基础”—Dudley，这里Dudley显然把拉兹洛的理论遗漏了，把系统物质观的差异忽视了。也许正因为如此，很多系统论才停留在规律性和方法论的层次。
如果深入追问“究竟是人应当伺奉主义，还是主义应当伺奉人?”，“任何一种哲学都具有时代特征”（乌杰语），神圣秩序时代产生了理念（唯心）主义哲学和形而上学方法，而科学实证时代产生了唯物主义哲学和解析还原方法，面对当前的多元文化时代，上述传统的哲学观点还行吗？无论是波格丹诺夫的“无名”，还是拉兹洛的“新名”，还是乌杰的“更名”，系统学作为一种新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哲学创新，而这种创新是多元文化时代的需要，并与系统学能否获得普遍应用相关。
《组织形态学》为现代系统学带来的思考是，系统学作为“普遍性”的科学, 能够“普遍”到什么程度? 接受1+1≠2的系统学人群能否如接受1+1=2的数学那样普遍吗? 那样被传统的唯物主义者、理念（唯心）主义者、宗教信仰者、甚至无主义无信仰者所接受吗？继承发展某种哲学观点或创造新的哲学观点都应当考虑“坚实的经验基础和普遍的应用领域”，这是任何构造现代一般系统框架的人将面临的问题和选择。
4、涵盖最初本源与最小本体吗？
现代系统学能够涵盖的自然系统的边界在哪里？尽管可能在名义上是“万物之理”。这个问题的具体内容是一般系统论的范围是否包含138亿年前的宇宙最初本源和当前万物层级结构中的最小本体? 一般系统论，乃至控制论、协同学、耗散结构、自组织理论等是否适用于夸克与轻子或费米子与波色子? 而这些量子的要素与关系人们还不知道或不完全知道，例如人们至今并不知道电子的要素结构与关系范式，现有的理论仅仅是现象性的差异互补，既波尔的“哥本哈根诠释”。
作为经验界的内容，人类关于宇宙最初的本源和最小的本体没有经验，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人类关于这个问题多数是ZJ的断言、哲学的观点和科学的假设。为此形成了不同的ZJ信仰、哲学派别和科学分支。那么现代系统学应该如何对待这个问题呢?是接受某个ZJ断言？某种哲学观点？还是科学现实?
波格丹诺夫的《组织形态学》始终局限在人类已经经过科学验证的范围，既局限在人类智慧圈noospher已经和可以验证的内容，寻找最大范围和最大程度的适合万物的同态结构。这也许是一种构造普遍接受的一般系统论的策略，将范围局限在从138亿年开始计算的起源范围和目前已知的最小元素。
波格丹诺夫使用了“经验要素”作为统一的基础，“一步步地分解整体时，分析从最大部分转向越来越小的部分，并且最后达到某种界限，分解不能继续下去，这就是经验要素。”（刘程岩语）。为什么不能继续下去呢? 因为科学还没有验证的结论。这意味着在我们的经验界内，没有对最初本源和最小本体这个问题的经过科学验证的结论，尽管量子物理学一直在探索“上帝之子”。
这个问题依然反映在现代系统学中，拉兹洛以自然系统——不同形态和不断变幻的物质能量聚集团——作为系统模型的对象。拉兹洛在《系统哲学引论》的“自然系统”章节提出了一个例外，一个重要的例外。
“一般系统理论是用系统（理论模型）来代替代原子、分子、晶体、胶体、病毒、细胞、有机体、生态体和社会这些专业名词。自然系统是具体的系统，是指在限定的时空中，非随机的物质—能量的聚合体，这种聚合体被非随机地组织成相互作用的子系统或分量系统。这种自然系统可能的例外是时间上的原始系统和层级上的最低层级”。
在例外的系统中，系统的内容是能量团—blob，用爱因斯坦的语言说是电磁凝聚，当然这可能依然是一种科学推测，但是在系统学中已经被波格达诺夫的经验判定“出界”了，被拉兹洛限定的时空“例外”了。
乌杰先生以物质—能量—信息作为系统模型对象的宇宙核， 以这种自然对象建立系统模型，可能本身就意味着最初本元和最小本体的“出界”和“例外”。
如果在系统科学和系统哲学之间需要一个的界限，已知的本源和本体是否可以是界限？如果“每种哲学都必须对上述问题作出回答”（乌杰语），系统学的一般框架可以说是回到实证科学属性上，仅仅对专门学科已经验证的现象和经验总结共性。这类似中国古老的自然主义哲学——道，在对待最初的本源与最小的本体问题上，自然主义哲学——道——的回答是“不知其象”，这难道不是有史以来人类最符合客观实际的回答吗？
现代系统学依然面临着最初本源和最小本体问题，拉兹洛的“可能例外”是波格丹诺夫的“某种界限”思想在现代系统学的延续，并成为构造一般系统论和应用现代系统论的重要问题之一。
5、什么是要素?什么是关系？
现代系统学中如何定义系统的系统要素和要素关系? ISSS的学者们至今依然在思考什么是要素和什么是关系，问题的核心是如何定义系统中的物质性内容和非物质性内容，如何将要素与关系构造成一个系统本体核。
这个系统本体核将承载已经发现的控制论、协同学、耗散结构等系统规律、系统原理和系统方法。魏宏森和曾国屏的《系统科学哲学》对这些原理和规律进行了集大成的总结，但是依然缺少一个系统本体核来承载。
这一问题并不是在现代系统学中才出现的, 而是哲学史上心物问题的继续。
17世纪迪卡尔提出思域reaml of thought与形域realm of extension的关系问题，不同的解释分别形成了哲学上的二元论——唯心论和唯物论。
1690年贝克莱发表了其唯心主义的经典著作《海拉斯与菲罗诺斯的三个对话》, 在第一个对话中,代表唯物主义观点的海拉斯提出散布在物质中的“物基-substratum”的概念来支撑物形和承载第一和第二属性,但是在如何散布及与属性的关系问题上受到代表唯心主义观点的菲罗诺斯的质疑。成为贝克莱否定唯物，提出“世界上没有物质”这个唯心主义的著名观点，与之对立的唯物主义观点是“这个世界除了物质什么都没有”。
波格丹诺夫提出了一个经验世界中的复合体，这个复合体将经验世界中的物理性的“要素”和心理性的“关系”组织在一起，形成经验世界中的系统。这种系统本体框架的构造在表现上与ZJ的”空与色”和“灵与肉”听起来类似，这可能是《组织形态学》容易被误解为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主要原因。
针对唯心主义的批评，波格丹诺夫提出的反驳是“超越性和不可验证性”才是理念（唯心）主义。这种对知识经验系统的构造方法是由人生理结构和认知过程决定的。由于人的感觉器官功能有限，例如眼对光波的频率识别范围，耳而对声波的识别范围有限，在理解自然万物的过程中，发展进化出理性思维分析能力，甚至想象创造能力。而关系是超出人的感觉器官能力范围的，只有通过对现象的理性分析和推断，再通过实践验证才能获得。
这种认识方法在古老的自然主义哲学中可以找到踪迹，“唯人有神识明目，观摩万物，成像于心，托之以名”是道哲学的认识方法。“明目的观察和神识的揣摩”合成的图象就是波格丹诺夫的复合体和现代语言中的系统。
波格丹诺夫的系统核在后来的系统学中获得了继承和发展。拉兹洛进一步了提出外部观察与内心省视结合的双透视法，并使用精神事件和物理事件来构造其系统理论的本体核。
但是波格丹诺夫和拉兹洛的系统核都针对非物质性的关系使用的了心理性、精神性、意识性等名称，在将这种系统本体拓展到非生命系统时显得“别扭”和“勉强”，一方面是上述语言在人们的理解习惯中属于具有精神意识的动物界，另外需要了解万物的进化历史和意识的涌现演变过程，将生命系统的意识和精神“降级”到化学物理系统的领会响应。拉兹洛的解释是：在万物的进化过程中没有一个台阶，可以割裂生物系统的精神意识和理化系统的应变响应。
更多的系统学在这个问题上缺乏统一的定义，学者们使用了各种不同的名称，部分给出了定义，部分系统学甚至没有给出定义，留给读者很大的理解空间但同时也是含糊空间。例如：
BERTALANFFY使用关系和要素；
CAPRA使用范式与结构；
WILBER使用客观（集体性主观）要素和主观要素；
FRANCOIS使用内在联系与要素实体；
乌杰则使用要素—结构（其中非物质的内容属于物质的属性），而这是其系统理论与波格丹诺夫以及拉兹洛理论的显著差异。
回答什么是物质性的要素?什么是非物质性的关系?这是构造一般系统学框架的主题之一。笔者对其的理解是，物质性的要素与非物质性的关系在本体论上是古老的道哲学的“同源互根”关系，是一元而不是现象的“差异互补”的二元。在现象解释上是哈肯协同学提出的协同关系，非物质性的范式是关系的总和，形成对物质要素进行协同作用的序参数。
这个问题不仅仅是理论问题，同时涉及到系统学的应用问题。在人类智慧圈Noosphere内的任何人造系统，都是非物质性的关系构成的范式首先被创造出来（当然这种非物质性范式依然与脑神经元的物质性结构在本体上具有同一性），然后构造物质化的要素结构系统，柯萨科夫的《系统工程原理与应用》详细描述了这个从非物质概念到物质实体的人造系统过程。
6、系统间和要素间如何相互作用?
系统的要素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的? 系统与系统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的? 根据着眼点的大小和对系统“可识别边界”的定义，这两个问题可以看作是同一个大问题下的两个分支问题。至少部分现代系统论没有注意到这个固有的“体”和权变的“用”。
波格丹诺夫创造性地提出了“介入-Ingreesion”这个概念，并成为批判者攻击最辛辣的观点，被称为“只有作者知道其涵义”的概念。而这个概念恰恰是系统学的关键概念。在宇宙这个大系统中，一个要素与它要素之间，一个系统与它系统之间是如何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而《组织形态学》恰恰在此处表现出其理论系统的完善性、精准性和创造性。
“介入”是两个以上要素或两个以上系统之间的交集。是系统之间或要素之间的共有部分，或中间媒介。在两个或多个要素之间，“介入”过程的相互作用带来系统的涌现。
波格丹诺夫使用了系统的组织和organizational sum与要素的分析和analytical sum 来表示介入的结果，这个概念是现代系统学中“涌现”概念，以及对哲学史上“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解释。介入形成的共有部分可以是物质性的或精神性的，也可以是复合性的。可以是空间的，也可以是时间的。
在后续的现代系统学中，介入更多地被称为相互作用，例如只有空间相互关系而没有相互介入的要素群体形成“堆”，只有介入没有序参数协同的要素群体形成混沌体。
正是系统通过序参数对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协同才形成了系统的本体。介入的普遍形式是差异协同，是万物和谐存在的基础，而“矛盾对立仅仅是差异协同一种特殊的发展阶段”（乌杰语）。
当这种“介入”发生在系统之间的时候, 形成系统之间的偶合。这种偶合是系统在本体的基础上对外表现出的一个权宜的和应变的系统“外壳”。是中国宋朝学者邵雍在《渔樵问答》中描述为万物的体与用，是英国学者凯斯特勒在《机器幽灵》中描述的全子holon的“即兴表现”，是美国学者开普拉在《生命网络》中描述的系统与环境的结构偶合，是帕森斯《社会系统》中的社会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乌杰先生在《系统哲学》中用结构表示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而用功能表示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形成了其要素——结构——功能的系统核。
系统学的著名观点之一是“万物是普遍联系的”，介入则是对这种联系的细节展开和内容描述。它描述的是这样一类万物共有的现象，既在系统内在固有特性决定的唯一的本体层基础上，还有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变化的功用层。
乌杰先生提出的唯物主义的系统核是要素—结构—功能，而波格丹诺夫提出的经验一元论的系统核是物理性要素—心理性关系—介入层（尽管波格丹诺夫并没有直接使用系统核和介入层这个词语），这两者是不矛盾的。乌杰的系统核是从外向内看到的系统核,并具有简明清晰的特点，而波格丹诺夫的系统核是从内向外看到的系统核，并具有细致精确的特点。如果一个好的系统论“是理论的简明性和适用的普遍性”，也许更好的系统核是两者的综合。
系统序参数对要素相互作用协同形成系统的刚性(邵雍)和自持性(凯斯特勒)，系统与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形成系统的柔性（邵雍）和适应性（凯斯特勒），在现代系统学中，仅仅描述唯一性的系统本体是不够的，如何描述这个多变性的“功用层”或“即兴表演层”是构造现代一般系统论的主题之一。
近年来，有中国学者袁宏建通过大量观察，发现了系统与交换概念的不可分性，他说：“说到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对外一定有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反过来，观察到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那么一定有一个对应的系统存在。”
由此他给出一个猜想：系统的实质是交换。随后他尝试以交换链概念为核心，给出了一个系统新定义，并以新定义为核心，建构了一个系统交换理论。这里，“交换”概念与波格丹诺夫的“介入-Ingreesion”概念类似，我以为是等价的。只是100多年前波格丹诺夫是从无到有提出了“介入-Ingreesion”概念，而10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学者袁宏建发现系统与交换概念的不可分性，进而将“交换”概念的展开和应用具象化，是中国学者对波格丹诺夫“介入-Ingreesion”概念的继承和发展。
7、一种机制还是两种机制？
前面描述的系统是用要素和关系构造的系统模型，这可以看作是自然系统在任意时间断面上的一幅静止的图象，而用过程构造的系统模型则可以比喻为系统在一段时间内的动态录像，包含了系统的历史轨迹、当前状态和变化趋势。如果要素和关系构成了我们通常说的组织体制,系统的过程模型则说的是组织的运行机制，既系统是如何运行的?
在波格丹诺夫的《组织形态学》中，系统过程分为系统保守过程Conservative selection和系统发展过程progressive selelction两个类型的过程集合（有学者认为比selection更适合的英文是assemblage），并形成系统运动的两种主要机制：保守的格式机制和进化的发展机制，这两个机制的效果决定组织系统的正效、零效和负效状态，而前者决定确定性子系统的效率，后者决定不确定性子系统的效能。
这两种机制在现代系统学中有众多的共识者，但使用的词语则五花八门。例如sadovsky使用平衡寻求和非平衡寻求两种模式来说明系统的运动，凯斯特勒用redo过程和 undo过程来表示，capra用静态的范式结构和动态的生命过程来表示，而拉兹洛用的是系统存在的c1段和发展的c2段，并用联合函数中的α函数，ϐ函数表示前者和Ϭ函数,ϒ函数来表示后者。乌杰先生的系统哲学用存在范畴和发展范畴来描述这两个子系统。
在专业学科中，这两种机制分别对应的是差异协同—动态平衡机制与远离平衡态的耗散结构—自创生机制，不同的专业学者们使用了不同的词汇。
这两种机制，两个模式，两类过程或两个子集，无论是在系统理论的应用实践者中，还是在系统理论的创造者中，都存在对这两种机制的模糊认识或不同认识，集中表现在强调了某个机制而忽视了另外一个机制。
在系统学理论领域，维纳与阿什比的控制论，贝塔朗菲的一般系统论等都侧重保持平衡的格式化机制。而普利高京津的耗散结构，哈肯的协同论，比尔的活力系统VSM和祁克兰的软系统SSM则侧重远离平衡态的变化机制，而后者是前者中的一类特殊过程集合—过渡过程的集合，从一种平衡状态发展到另外一种平衡状态的过渡过程集合。
上述“侧重某种机制”的评价针对某些理论显得过于粗略，更准确的评价是在两种机制之间的概念含糊与描述不清。
17世纪以来，以牛顿和爱因斯坦为代表，以重复的确定性现象为对象形成传统科学，而以普利高津和哈肯为代表，以非重复的不确定性现象为对象形成新科学，但是人们谈论的对象是同一个认识客体——自然系统，而不是两个认识客体——自然系统。
在系统学实践领域，两个机制的混淆现象比比皆是，甚至国家级规划的系统工程教材在两个机制的问题上也是含糊的。最显著并在世界范围影响最大的是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国际标准和项目管理协会派的知识体系的实践应用问题。
ISO在30余年的时间里，研究的对象是以序参数（包括技术标准和管理标准）为标准的格式化系统，而项目管理协会派,在30余年的时间里，研究的对象是发展变化为特点的“一次性项目过程”系统。
在2000年以后，项目管理体系获得了高速的应用推广和普及，以至于在管理界出现了“21世纪一切都将成为项目”的“过度思维”。这使得众多的组织管理者在两个管理系统面前面临着“我该如何是好”的选择难题，同时反映了两个管理系统的研究开发者在系统哲学问题上含糊。
这种状态带来的的深入思考是，一般系统论的应用状态不理想难道仅仅是理论范式的不完善吗？社会组织的实践者们缺乏对系统学的掌握可能也是这种不理想状态的重要原因。一种简明的，通俗的，集中在系统科学思想和应用方法的作品可能是问题的解决方法。如果“没有证据表明一般系统论在任何领域解决了任何实际问题”的质疑是有意义的，在两种机制问题上解决当前组织管理面临的管理模式问题则是值得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的一个应用领域。
这两种机制是构造现代一般系统框架的主要问题，这表现在实践中，这个观念并没有被很多人认同，在组织实践上顾此失彼。在系统理论上这两个机制缺乏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组织形态学》明确清晰地提出了这两个机制是系统的主要机制，深入研究这两个机制之间的相互作用可能是现代系统学的主题之一。
结束语:
1、本文主要讨论《组织形态学》在系统本体论的思想观点, 《组织形态学》对现代系统学还有很多值得参考的思想观点是本文没有涉及的，例如在方法论上的最小拮抗原理与现代系统理论中的关键链方法，这是目前获得广泛应用的系统方法。
2、《组织形态学》同样存在一些需要改善的地方是本文没有涉及的，例如价值论部分的缺失，这是目前大部分作品评价都没有指出的最大缺陷，并使其成为“不系统的”的系统论。
3、无论是现代系统理论大厦的创造建设者还是系统思想方法的实践应用者，都能在波格丹诺夫的《组织形态学》中获得思想的启迪，有益的知识和行动的指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