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装江苏”的诞生—江南分省与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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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餘弦-一

笔者非专业人士，如有错漏，敬请指正。文中可能引用部分与地域相关的民间调侃，笔者本人绝无任何主观地域歧视倾向。方言分区以《中国语言地图集（第2版）》为参照。

江苏省内诸地方相互之间缺乏共有地域认同的现象是极为普遍而丰富的，这一现象从很早开始就时常在互联网上被省内各地人拿出来调侃。本文试图简要探讨（瞎吹）“散装江苏”的成因，并从区划沿革的角度介绍江苏省的成立过程。

一. 为什么会“散装”？

该部分内容涉及大量笔者的个人臆断，请谨慎吐槽。

所谓“散装”，大概就是说更基层的行政区（的人民）对统辖自己的上级行政区缺乏认同感，或是对同一上级行政区下辖的其他平级行政区缺乏认同感，从而导致各基层行政区似乎总是在各行其是，没有共同的声音的现象。

当下我国最常见的地域认同感缺乏莫过于部分县级行政区对所归属的地级行政区的认同感缺乏，这也是由我国当前的地级行政区，尤其是地级市的一些固有缺陷导致的。

地级市一边在事实上是统县行政区，是“地区”；一边又挂着“市”的名义，狭义上仅指代其主城区（甚至不一定包括母县未城市化的部分）。这一上来就为其下辖的其他县市的身份认同带来了坚实的理论困惑。

用北京来举例，昌平人和通州人到底算不算北京人呢？甚至说门头沟和大兴人是不是北京人呢？恐怕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都会有不同的答案。

不过单是通行的行政区划问题并不必然会导致显著的“散装”效应。影响地域认同的原因有很多，而且具体到人群甚至个体身上可能都不一样，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议题，我这里也没有能力深入探讨，仅仅说一下老生常谈的两个最重要的层面。

1. 语言和文化

语言与文化，或者说风俗，是形成特定族群认同的基础要素，语言文化的差异会带来交流的隔阂，从而直接影响共同身份认知的产生。我国尽管因为各种原因奇迹般地存在“汉族”这样一个共有民族认同，但鉴于自身庞大的人口体量和广泛的地理分布，汉族内部的事实语言（方言）文化差异是十分多样的。而这种事实差异就会以地域认同的形式反映出来。

这一点在江苏省身上的体现不可谓不显著。江苏省从地域轮廓上说是一个瘦长的南北走向的省，横跨淮河和长江两条具有重要地理意义的大河。淮河是我国“南方”与“北方”的自然地理分界线（的东段），也是历史上南北政局对立的状况下最稳固的对峙线；长江则我国第一大河，是人文意义上更狭义的“江南”的分界线，也是古代南方政权的核心防线，素有“天堑”之称。

l 所以仅以这两条大河分界，江苏省就可分为属于淮北（淮海）、淮南（江淮）和江南（江左、江东）的三部分：

l 淮北地区属于地理意义上的北方，西临皖北，北接鲁南。其中整个徐州市，宿迁市区和连云港市赣榆区、东海县的主流方言属中原官话，文化风俗亦是较为典型的北方气象，可以说是纯正的“苏北”。而就个人经历而言，我遇见过的出身自徐州与赣榆的人士也皆毫不迟疑地自称是“北方人”，甚至有个别自我揶揄是“山东人”。

l 淮北剩下的地域与淮南地区几乎全部以江淮官话方言为主导，仅有紧邻长江口的靖江、海门、启东三地为吴语主导。这一地域的风俗呈南北过度态势，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包括进广义的“苏中”概念中去，尽管狭义的“苏中”仅包括南方的扬州、泰州、南通。

l 江苏省的江南地区属于长江三角洲的核心地带，是确凿的“正牌”江南的一部分，也是地理意义上毫无疑问的纯正“苏南”。只是受南京这一个历史中央行政中心的影响，江宁（南京）、句容、丹徒（镇江）、扬中四地的主导方言属于江淮官话，剩下的大部分地区则是太湖片吴语的地盘，是北部吴文化的核心地域。

江苏省身处华东季风区的南北过渡地带，其辖境由北至南的气候、水文、土壤等自然地理条件是如此的不同，于是各地的产业发展形势的也就千差万别，最终体现在地方风俗的差异上。

一个沛县人在言语嗜欲上大概和鲁西南并无差别，吴江的人文风俗同浙北诸地也是系出同门。而沛县和吴江——如果没有推广普通话，两地人民甚至完全不能进行口头交流。所以尽管这两个地方为同一省份管辖，但你也的确很难指望这两地的人民能够产生共有地域认同。

然而风俗的巨大差异不能完全解释江苏省如此强劲的“散装”现象，因为在我国内部语言文化差异极大的省份有很多，情况远比江苏复杂的也有不少，比如说内部方言分立更加混乱的福建和广东，以及众多少数民族杂居的云南和贵州。甚至和江苏省状态相当类似的也有一个，那就是隔壁的孪生兄弟安徽。

但这些省份要么能有一种较为主流的声音，要么则没有像江苏一样有如此热烈的讨论。要解释这个问题，就要谈到第二点相当重要的因素了。

2. 经济和人口密度

人口密度越高，经济越发达，那么无论是民间群体的自然分化，还是统治者对提高行政效率的需求都会使得划域分治成为必然的趋势。而江苏省，尤其是苏南地区，就恰恰是这样一个富甲天下的地方。清末时，江苏省有江宁和苏州两个省会，州府城多县附郭的情况有五例，位居全国之最，甚至还出现了五例双县附郭同一县城 的奇观，足见当地人口之稠密、经济之繁荣。

今日的江苏省，绝对人口数量虽不是全国第一，但其人口密度却是诸省之首，在省级行政区中仅次于澳港沪京四个城市，且显著高于第二位的山东（每平方公里多大约150人）。

而且尽管江苏省的经济在整体上呈现着“南强北弱”的态势，但其地域人均经济发展依然相当平衡，粗略地以2018年省内地级市人均GDP标准差这一项数据为指标，江苏在地级市层面的地域经济平衡状况仅次于南临的民营经济大省浙江和北边的山东。然而就全省的人均GDP状况来看，江苏却遥遥领先于该两省，位居全国第一，充分显示出江苏的地域经济发展是平衡中又充满强劲的驱动核心（苏南），而山东则是大家差不多都凑合过（更别提2018年的山东GDP还被大幅砍减过）。

县级层面，2019年全国百强县市中江苏有24个，独占四分之一的席位，居各省之首。苏南的昆山、江阴、张家港、常熟四地则常年霸占该榜的前四名。

大家都很有钱，大家都人丁兴旺，所以大家都拥有属于自己的强力话语权，也不认为自己输给其他地方。再综合省内语言文化的差异，最终出现的状况就是省内没有任何一个地域、一种语言、一种文化能够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从而进一步导致了我们无法对人文概念上的“江苏人”给出哪怕一个十分笼统的定义，甚至普遍性地带来了他省罕见的“省域认同缺乏”的现象。

于是江苏省内地域认同“百家争鸣”的局势就成了一个十分必然的结果。而经济的整体强势，也极大增加了“散装江苏”相关讨论在媒体上的曝光率和讨论度，使之成为一个众人皆知的“梗”，从而又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地域认同的不统一，这也就是为什么明明是完全同样的状况但却较少见到人讨论“散装安徽”。

二. 江苏省的诞生

1. 道路时代

尽管“省”作为一级行政区是元代才出现的，但元明清行省的地域划分都或多或少与唐代的“道”和宋代的“路”有一些继承关系。

隋初废郡之后，州替代了郡的位置，沉降为较为狭域的统县行政区，华夏王朝的地方行政区划再次恢复为“州（郡）—县”两级制。此后便是唐太宗复为汉武设十三州刺史部之故事，于贞观元年（627）按山川形势和交通便利分天下为十“道”。此时的道与西汉刺史部同样都是监察区，而非行政区，直至安史之乱后节度使制兴起，道的长官逐渐被一些大节度使把持，才演变为事实的一级行政单位。然而到唐末的时候，全国政区已完全为各节度使（以及观察使、防御使、经略使）瓜分，道几乎完全失去实际意义。

按玄宗天宝年间的十五道来看，东部诸道基本完全以河、淮、江三条大河为基准分界，今江苏省的淮北部分属河南道，淮南部分属淮南道，江南部分则属大部属江南东道，只有溧水、溧阳两地属江南西道。

宋初一级行政区先沿袭五代方镇，后恢复道制，最终于至道三年（997）分天下为十五“路”。北宋路的数量在联金灭辽获得燕云十六州之后达到顶峰，共分二十六路。绍兴议和（1141）后金国获得原北宋在秦岭-淮河以北的土地，一级政区沿袭宋代路制，最多时有十九路，而南宋最多有十六路。

北宋末期今江苏省的江北部分除徐州一带属京东西路、宿迁一带属京东东路外，剩下地域全部属淮南东路。江南部分则大部与今浙江省一起归属两浙路，只有今南京、溧水、溧阳一带属江南东路。

南宋时淮河再次成了国界线，黄河则因为被守卫汴梁城的宋军人为破堤而改道，下游夺淮泗入海。今江苏省的淮南部分属宋之淮南东路，江南部分今南京一带仍属江南东路，而原属两浙路的部分则属于新分设的两浙西路。淮北部分则分属金朝的山东东路、山东西路及南京路。

这套数据的部分边界，尤其是海岸线的画法相当不考究，你就看那硕大的崇明州。

所以徐州其实不仅仅是建国初期曾经被山东省代管，更是是第一版山东的原始成员之一，从金朝山东二路的区划状况看，以徐州和连云港为代表的苏北也不妨可以称之为“山东南路”。

元朝首创“行中书省”，以省作为一级行政区，行省制度稳定之后全国共分为包括中书省在内的十一省。此时的华东地区依然是大致沿长江和黄河两条大河为省界。今江苏省的江北部分基本属于河南江北行省，而江南部分则属于江浙行省。

可以说直到元末，长江依然是一道颇为强势的地域分界线。此前的华东地区也未曾出现过有如今皖苏两省这样大尺度横跨江淮的一级行政区，通常来说还是遵循着“跨江则不跨淮”、“跨淮则不跨江”的原则。

2. 南直隶和江南省

江苏省的设立源自清初的江南省分省，而江南省则脱胎自明代的“南京”，或称“南直隶”，其地域范围相当于现在的江苏省、安徽省和上海市的全境外加江西省婺源县。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南京并不是省级行政区划，它根本就不是行政区，而是一个同其他省级行政区并列相称的地理区域名，南京范围内的州府都是由位于应天府，也就是今日地级南京市的南京六部直辖。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个横跨长江、淮河（以及黄河）的巨无霸准行政地域呢？其实这当中大概没有什么精妙独到的原由，因为我们知道朱元璋就是自淮南起家，后来又攻下江南和淮北等地作为政权基本盘。韩宋时期尚设有大略以长江为界的江南行中书省和江淮行中书省，朱元璋掌权后悉数省入新设的中书省。洪武元年（1368）议定应天府为首都之后，中书省便被撤销，原下辖所有州府改由京师直辖。

总而言之，今皖苏两省地域乃是明王朝起家的核心领地，而朱元璋对于提升自己老家的地位也是颇为上心。终明一朝，以其老家新设的中都凤阳府跨过淮河统辖着今安徽全省约五分之二的领土，所以南直也可以看作是从中都到应天府一线的周边地域。至于原先和谐一统的两浙吴越人民从此被南北分割，这个锅虽然最终可以由朱重八来背，但毕竟南宋也早有分治的历史。

清顺治二年（1645）五月，多铎率清军占领南京城，如何处理南京的行政体制成为一大紧要事项。此时多数满清大臣与归附的前明官员给出的意见都是在保留南京基本体制的状况下进行适当调整，甚至有部分人建议仍以南京为陪都，完全维持明朝的两京制。

摄政王多尔衮考虑到南京地位的特殊性，为防止其作为全国经济中心与南方政治中心的影响力做大，威胁政权稳定，最终决定将其改设为行省。于是在当年七月明令“南京着改为江南省，应天府着改为江宁府”。

江南省之得名大略源于其经济和政治的核心都在江南，但考虑到其广阔的地域包揽，也着实是名不副实。尤其当时黄河仍是夺淮入海的状态，江南省实际上横跨了河、淮、江三条大河，而真正处在长江南岸的地域面积占不到全省的三分之一。所以按照“江南”的命名逻辑，即改称“河北”也未尝不可。

3. 江南分省

江南省地域广大，人口繁多，产业兴盛。康熙《江南通志》言“江南田赋之供，当天下十之三；漕糈，当天下十之五；又益江淮之盐策，关河之征榷，是以一省当九州之半未已也”，正所谓“物产富甲鱼海内”，诸省之中“地居藩首”。加之其前身又是前明南京，政治地位非凡，如何对江南省实施有效的管控就成了清廷十分重视的事务。

清初承明制，在省内设左、右布政使司各一人，同为最高级别的财政和民政负责人。随着清朝统治逐渐稳固，社会生产日渐恢复，江南省庞大的经济体量与繁杂的政务逐渐使得原有的治理体系不堪重负，效率低下。于是在顺治十八年（1661）玄烨登基之后，江南省开始实施左、右划片分治，右布政使改驻苏州，专辖由江宁巡抚负责的江、苏、松、常、镇五府；左布政使仍驻省城江宁，辖剩余诸地。

这次分治与顺治朝的“江南奏销案”颇有关联，此事因江南省的粮税征缴累年无法完成而起，而历年积欠钱粮最多的地区就是江东五府。让右布政使专门分管这一地区，也是来源于当时江宁巡抚朱国治为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提案。只是这一次分治并非是有就此分省的意图，仅是根据实际政务需要做出的改革，因而也没有考虑两布政使司辖地面积悬殊的问题。

左右分藩之后，虽然江东五府的行政效率得到了有效提升，但两藩政区与政务分配不均的矛盾也逐渐扩大。与此同时，认识到分藩之必要性的清廷亦开始筹划江南省的完全分治。

康熙三年（1664）五月江南省增设江北按察使，驻凤阳府泗州，专门负责江北诸州府的司法监察事务，江南按察使仍留驻省城江宁，专管江南诸州府。这一次按察使的增设分治，完全按照了传统的长江为界线划分，可同时也导致了布政使和按察使的辖区不一致，容易造成政务管理的混乱。

康熙四年（1665）五月，清廷对全国诸省的巡抚设置进行了大规模整顿，其余各省均只设巡抚一员，而已经内部分藩的江南、湖广、陕西三省皆设两员巡抚。江南省原管辖江北大片地域的凤阳巡抚被裁撤，辖地按东西向中分：西面的庐州、凤阳二府与滁、和二州归入驻在安庆的安徽巡抚；东面的淮安、扬州二府与徐州则划归驻在苏州的江宁巡抚。

此时的江宁、安徽两巡抚辖区已与后来的苏皖两省别无二致。康熙五年（1666）年，江南省各级官员辖区按新设巡抚辖区调整，江宁巡抚、江南右布政使、江苏按察使（原江南按察使）辖区完全统一，安徽巡抚、江南左布政使，安徽按察使（原江北按察使）辖区完全统一。至此江南省已事实分省。

康熙六年（1667）七月，康熙帝亲政后即令仅有一名巡抚的省份应裁撤左、右布政使，保留布政使一员，而内部分治的江南、陕西、湖广三省则“亦应停其左、右布政使之名，照驻扎地名称布政使”。自此，江南左布政使改称“江南安徽等处承宣布政使”，简称“安徽布政使”，江南右布政使改称“江南苏松常镇太等处承宣布政使”，简称“江苏布政使”，江南省的两部分从此在名义上也逐步分开。

其实江南省分省的具体时间点在学界素有争议，因为其分省的过程是先事实分治，而后直至乾隆朝才在名义上完全明确。不过现在普遍认可的事实分省时间还是康熙六年。

4. 分省后续与探讨

在事实分省之后，江宁巡抚（后改称“江苏巡抚”）、江苏布政使皆驻在苏州，故而江苏省会按理应是苏州。然而两省的最高行政官员除了原在江北泗州的安徽按察使迁至安庆外，本驻在江宁城的江南总督、安徽布政使（原江南左布政使）和江苏按察使（原江南按察使）都还在原地，并未马上随迁至安庆或苏州。其中江苏按察使在雍正八年（1730）迁至苏州，而安徽布政使则继续在江宁城里办公。

乾隆二十五年（1760），因江苏省钱殷政繁，乾隆帝着令在江宁城里又新增设了江宁布政使司，专辖江宁府与江苏省的江北诸州府，苏州的江苏布政使司则专辖苏松常镇太五州府。也是直到这时，安徽布政司才被同意迁回安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安徽省人民政府曾经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都一直待在南京城里。

于是江苏省的财政和民政在清朝中后期实际是由两套行政班子分辖，只不过这个时候巡抚已经代替布政使成为省的实际最高长官，故而双布政司分治已经不再象征着分省的前兆，江苏省仍是完整一体的。加之统辖安徽、江苏、江西三省两江总督（原江宁总督）始终驻在江宁，且“江南省”之名直到清末都没有完全消失，仍泛指治在江宁的省级行政区。故而江宁与苏州都是乾隆二十五年以后江苏省的正牌省会，江苏也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个双省会行省。

上图的江苏省中，深色部分为江苏布政使辖区，浅色部分为江宁布政使辖区；蓝色虚线为江苏省今界。

那么到底为什么江南省是东西向分省而不是按传统的南北向分省呢？我个人不敢妄言，这里总结了相关领域内学者的几点见解，供大家参考。

首先，东西向分省的实质是以江宁城为中点按长江流向的上、下江分治。南北方早已不再是分裂的状态，如若还沿长江南北分割，一方面辖域面积大小难以平衡，另一方面更不便于对长江下游两岸的统筹管控。

再者，自唐宋以来，江南富庶、江北相对贫弱的形势已然定型，南北混搭一方面可以让江南带动江北，促进地域经济协同均衡发展，另一方面又有助于南北民系的交流融合，从长远来看有益于大一统王朝的内部稳定。

另外一个颇为重要的具体原因即是水利。作为全国首富之地的江南承担着为北京供应巨额粮税的重任，上下江分省的方案使皖苏两省都保留了完整的自长江至淮河（或黄河）的南北向水域，沟通江南与北方的苏州至徐州段大运河则完全处于江苏省的统辖范围内，由此很好地保证了漕运的管理效率，也方便了南北水利灌溉的统筹规划。

上下江分治使两个新省份都继承了原先江南省联贯南北的基本形势，而这种不参照传统地理和文化分区，看似有些奇怪的做法，无论从经济意义还是政治意义上说，其实都是势在必行的上佳选择。

清末的江苏省与当代的江苏省辖域差异不大，最大的变化就是原松江府和太仓州除了太仓的部分现在属于中央直辖的上海市，剩下的就是在1955年2月为方便管理洪泽湖区而用原属徐州的砀山县和萧县换来了原属安徽的泗洪县和盱眙县。

此外

l 有关“苏北”、“苏中”、“苏南”的划分方式，本文不打算展开讨论，或者说我作为一个非江苏省人士不打算趟这滩浑水，我只总结一下三种标准比较固定的分法，即：

l 直接引用既有的几个官方版本

l 以淮河与长江为界线三分

按三种主流方言（中原官话—江淮官话—太湖片吴语）划分

如果大家想看更详细的娱乐向内容，可以移步史图馆知乎专栏大编辑 @车右花盾 老哥的这篇知乎回答：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68043245/answer/995508264

参考资料（非完全规范格式）：

1. 周振鹤.中国行政区划通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2. 傅林祥.清代江苏建省问题新探[J].清史研究,2009,73(02):23-31.

3. 傅林祥.江南、湖广、陕西分省过程与清初省制的变化[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02):118-126+147.

4. 公一兵.江南分省考议[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01):76-85+160.

5. 朱楞.江苏建省时间辩析[J].东南文化,1990(04):56-62.

6. 季士家.江南分省考实[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02):99-117.

7. 部分表述参考自地方史志和地方政府官方网站，恕不一一列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