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是为了平民有上升通道吗？

商鞅变法有一条，“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既制定明确的爵位和俸禄制度，田宅与奴隶的多少与爵位直接相关。有军功才有社会地位，无军功之人再怎么富有也无法提高政治身份。 咋看这一条，商鞅的变法措施似乎打击了“顽固腐朽的秦国旧贵族势力”，为底层平民提供了一条上升的通道。但是结合商鞅其他措施看，就不一样了。 秦朝确实有上升通道，但是秦朝的上升通道是是皇帝规定的上升通道，皇帝在开辟了军功的上升通道的同时堵死了平民安居乐业和通过其他渠道上升的空间。 皇帝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让平民有上升通道，而是为了提升秦国对资源（包括人力与物力）的汲取能力，打造战争机器。 在秦朝，礼乐、诗书、修善孝悌、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是要被消灭的，百姓越弱、越愚昧，国家就越强、越稳定。 消灭六虱

为了要让百姓更好地为国家添砖加瓦，首要之务是消灭“六虱”。“六虱”的概念见于《商君书·靳令》，具体是指六种危害国家的东西：礼乐、诗书、修善孝悌、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这些东西在今人眼中属于最基本的人类文明，但在商鞅眼中，却构成了对国家强盛的威胁。商鞅另有一套强国的逻辑： 国贫而务战，毒生于敌，无六虱，必强。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有六虱，必弱。

大意为：国家贫穷，多搞扩张战争是有益的，既可以损害敌国的利益，也可以保证本国没有“六虱”，国家必强；反之，国家富足，却不对外扩张，百姓生活安逸了，就会追求诗书礼乐，就会讲究孝悌、诚信，就会倡导仁义，反对战争，“六虱”全跑了出来，国家必弱。 2. 国富而贫治 商君书记载： 民贫则力富，力富则淫，淫则有虱。故民富而不用，则使民以食出，各必有力，则农不偷。农不偷，六虱无萌。故国富而贫治，重强。

百姓贫穷，就会有求富的上进心（力富）；富有之后，就会放纵、贪图安逸（淫），然后国家有“虱”，就不能强盛。所以，百姓富裕了，就不易役使，那就让他们拿出粮食来顶替外出服役。他们重新陷入贫穷，就不会怠惰，“六虱”就不会产生。所以，让国家富有，使百姓保持贫穷的政策，可以让国家强上加强。 也就是说，商鞅主张将百姓的生活水准控制在最低限度的温饱线上。将国家与百姓对立起来，强调国家的富强必须建立在百姓的愚昧与贫穷之上，这是商鞅变法的核心理论。百姓越弱、越愚昧，国家就越强、越稳定。 3. 引导百姓不去追求知识 商鞅说： “无以外权爵任与官，则民不贵学问，又不贱农。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勉农而不偷。民不贱农，则国安不殆。国安不殆，勉农而不偷，则草必垦矣。”

如何引导百姓不去追求知识，是商鞅在改革过程中深入思考过的问题。他给出的答案是：不要在战功与农耕的收成之外，以任何理由赐予官爵，尤其不可让百姓有机会通过知识来提升阶层。久而久之，百姓就会很自然地鄙视学问、专心务农。百姓不重视学问，就会愚昧。百姓愚昧，就不会与外界有过多的思想交流。没有过多的思想交流，百姓就会一心务农。百姓一心务农，国家就会强盛。 国家不许大臣与士大夫去做任何展示其博学多闻、能言善辩的事情，不准外出游历、寄居他乡。这样的话，农民就没有机会听见“变”（通“辩”，论辩）与“方”（学问、道理）。“知农”（聪明的农民）没有机会结识大臣、士大夫，也就没有机会放弃农业生产；“愚农”无知，不喜欢学问，也就会积极务农。 4. 思考本身也是过错 《史记·商君列传》记载： 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

百姓反对变法时，商鞅曾把他们抓起来坐牢，甚至砍头；百姓转变立场，称赞变法，又被商鞅抓起来流放边关。反对不可以，歌颂也不可以，目的是造成一种“民莫敢议令”的氛围。百姓不能议论，就会减少思考。百姓只需要遵守变法推行的政策，不需要思考政策的好坏。 5. 总结 对秦制的向往只是一种浪漫的想象，真正的秦制没有人文的关怀，只是为了提升秦国对资源（包括人力与物力）的汲取能力，打造战争机器。 参考资料： 《秦制两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