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列里·哈利洛夫和他的时代4

授权翻译,译自2023年2月出版,由伊琳娜·察廖娃(Ирина Царева)所著的哈利洛夫中将传记瓦列里·哈利洛夫和他的时代(ВАЛЕРИЙ ХАЛИЛОВ И ЕГО ВРЕМ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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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列里·哈利洛夫
“在我们这些学员中,有些人有着很独特的听觉能力和很惊人的音乐记忆力。比如说,在他们当中的有些人可以在离乐队有一段距离的地方背对着乐队,去聆听大约20人规模的乐队里每个人发出的声音。并且这是在同时发出的!在这种场面下,简直就是只能听到一片混乱的声响……然后,这些学员就会转过身来,把每个人演奏的是哪个音符都一一指出来。或者有时候他们会用两个手肘在钢琴上演奏,两个手肘之间隔着一段距离,而听的那个人可以很自信地说出每个手肘按下了哪些琴键,比如说‘这个音到那个音是这边手肘按下的,然后中间有一个停顿,另一个手肘按下了这个音到那个音。’1963年,当我入学时,想要搞到当时很受欢迎的披头士乐队的唱片是很难。但是当他们拿到唱片后,只要听一遍,任何一首歌的整个音乐结构他们都能够完整地演奏出来。”学员瓦列里·哈利洛夫并不是一个最优秀的学生,因为他不喜欢学化学和数学。“面对有关音乐的一切事情,我没有任何烦恼。因为在那时我早就已经习惯生活在音乐当中了。但是当说到解题、公式……我对此并不感兴趣。但也没有到只能拿到2分或3分的地步。除此之外,我还是很活跃,我很喜欢运动:跑步、跳跃、排球、足球。而且我们有着运动所需要的一切条件。冬天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溜冰场,然后我们会打冰球、游泳、溜冰……尽管我们学的东西很复杂,不过每个人的健康状况都非常好。但还是会感觉到过得很艰难……虽然不能说就像是被征召入伍的士兵们一样,但是军队的精神还是无处不在。随着时间的流逝,你会逐渐适应一切。当然,我对音乐的喜爱在这里起到了很大的弥补作用。所以对于那些从七年制的苏沃洛夫军校毕业的人,我肯定会把这段受训的时间列入他们的服役记录当中。因为这是一段十分严肃的军事经验——遵守的同样的章程,有着同样的职责,同样要值班、站岗,参与阅兵仪式。这是很巨大的负荷。”

但有一件事从未改变——那就是对音乐的热爱。“我的首要任务一直是音乐。我们有非常优秀的老师和非常高的要求——事实上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个性化的教育,尤其是在音乐教育上。我们的教育系统和和皇村中学中的序列相类似——在学习年限、较高的要求和在对个人能力方面的关注中都是如此。我们被教导的不仅仅是专业内容——音乐和军事相关的科目。老师们还照顾到要开阔我们的视野和让我们接受到博雅的教育。我们对德语非常熟悉,我们被以最高水平来教授这门语言——我能够很流利地讲德语。我们还会接受普遍的文化教育,了解社会行为准则,并接受良好的礼仪教育和学习交谊舞。除此之外,他们还会教导我们日常的文化。总而言之,我们被培养成了真正的军官。毕竟,军官们不仅仅是祖国的保卫者——他们也是军队的代言人。我们还经常参加音乐会,和著名的音乐家、艺术家们见面。”
尼古拉·米申科
“俄语是由切尔诺布罗夫金娜·塔拉玛·阿尔捷米耶芙娜(Чернобровкина Тамара Артемьевна)教授的。她很漂亮,但个子不高。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她知识渊博、对学生有问必答且非常热心肠。德语老师——洛马奇·詹娜·安德烈耶芙娜(Ломач Жанна Андреевна)。她很严格,在课堂上一切都只能用德语进行。数学和代数课由别列科娃·加琳娜·彼得罗芙娜(Беликова Галина Петровна)教授。她是一个很专业的老师,还有着善良的灵魂。她已经上了年纪了,很关心大家,就像是大家的祖母一样。她明白她的科目不是主要的科目,但还是有要学习的必要。植物学是由布什科娃·罗莎·格里高利耶芙娜(Бушкова Роза Григорьевна)教授的。她出身于一个世代相传的教师家庭。她是一位很有教养的人,对每个人都称呼为‘您’,十分负责。指挥课则是由科罗斯特列夫·鲍里斯·叶菲莫维奇(Коростылев Борис Ефимович)领导的。他是一位典型的军官,身材匀称、仪表整洁。他曾经担任过阅兵方阵的领队。”
弗拉基米尔·奥舍罗夫
每个人都曾在某个地方学习过,许多人一辈子都会记得他们曾经的老师、那些教育工作者,以及那些所有与他们童年与青年有关的人。
我没有想到,我的故事会引起那些在我们最亲爱的“母校”学习过的人如此浓厚的兴趣和热烈的讨论。这是我们令人惊讶的兄弟情谊,跨越数年、数十年的时间,也跨越了大洲、跨越了国界。尽管今天我们在社会地位、家庭状况、物质条件和生活兴趣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这种情谊还是存在,我将其归功于那些在我们身上打下了教育基础的人们。这些人是都是杰出的,无论当时他们正处于什么职位上,他们都留在了我们的记忆中。他们活在我们的故事、笑话、聊天和各种情境当中。这些都是我们成长过程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我相信,对我们影响最大的就是我们在军事音乐学校度过的那几年。我想列举几位我曾跟随学习过的老师的名字。我的小号老师是格里高利·彼德罗维奇·基里洛夫(Григорий Петрович Кириллов)。一位很出色的音乐家,一个有着伟大的灵魂的人,他在以A·亚历山德罗夫命名的歌舞团里担任了许多年的首席小号手。我的钢琴老师是瓦伦京娜·彼德罗芙娜·奥什科(Валентина Петровна Оушко)。我今天所能达到的成就,许多都要归功于她。她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也是十分优秀的音乐家。她永远地活在我的心中。柳德米拉·彼德罗芙娜·德库诺娃(Людмила Петровна Дикунова)——我们的视唱练耳及音乐理论老师。后来我又追随一些非常有名的人来学习这些科目,但是那些最初的知识和生活的教训,我们都是从这位了不得的女士这里得到的,而这些都成为了我们此后人生中的财富。我会永远记住她,并深深地尊敬她。我又不由得想起了我们的另一位老师,塔拉玛·阿尔捷米耶芙娜·切尔诺布罗夫金娜。她教授我们俄语语言与文学,她来的时候还是个小姑娘,刚刚从学院毕业。我难以解释她是怎么样找到打开我们心扉的钥匙,并如何去激发我们对她所教授的科目的兴趣的。我只能说,她使得我们终身热爱着俄语和文学。正因为她的功劳,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成长为了有文化素养的人。向她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从小我就很喜欢运动:摔跤、下跳棋、各种团队运动,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体育老师对我来说很重要。维克托·杰尼索维奇·涅克柳科夫(Виктор Денисович Неклюков)来自很高水平的运动背景。他是一名古典风格的摔跤手,曾多次获得苏联冠军,也是世界和欧洲的冠军及其他奖牌的得主。他身高超过2米,体重大概180公斤。他是一个很和善的人,很热爱音乐,会去听所有的音乐会。我还记得一个关于他的有趣故事。一开始是……我们去上课,涅克柳科夫说:“今天我们考跳远。5分——5.2米,4分——4.8米,3分——4.4米。(我可能把数字记错了)有问题吗?”一般这个时候,通常会有些很积极的而且体育很好的人会问:“想要拿到运动员等级需要跳多远?”但这次很意外的,季玛·阿托夫米扬,后来的著名作曲家和编曲家,但当时还只是一个瘦小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喜欢运动的男孩,突然说道:“维克托·杰尼索维奇!那世界纪录是多少呢?”每个人都惊讶得张大了嘴巴,不过涅克柳科夫立马就反应了过来:“季莫奇卡(Димочка)!难道你想要打破它吗?”而季玛,则以一种智者的语气回答道:“谁知道呢?谁知道呢?”
有一次在另一堂课上,学习的科目是:投掷手榴弹。维克托·杰尼索维奇开始仔细地向我们解释,在冲刺到最后一步之前,需要把身体向后倾斜,然后再在最后一步跨出时把手榴弹向前投去。之后他开始亲自示范。我们其中的一个人被安排去负责读数,并喊道:“38米!”“第二次结果——45米!”于是我们当中有人就讽刺地问道:“难道您就不能投得更远一些吗?”而维克托·杰尼索维奇则回答道:“我是在按照理论教你们正确的技术。如果你们能够投得更远,请随意。”然后他再次拿起手榴弹,没有进行冲刺,也就是说完全不按照理论的方法来,把手榴弹扔了出去。这次手榴弹飞到了足球场最远的那边。
有一天我们要到“莫斯科”泳池去,去参加游泳考试。在那时,我们和村里的孩子们之间发生了一些持续性的冲突,所以他们会在路上或者渡口候着我们。因为当时大部分人都在休假,所以只有我们几个人去考试。在涅克柳科夫去买票的时候,突然就出现了一群实力远远超过我们的“敌人”。由于我们人数比较少,而且其中还有很多是低年级的学员,于是我们感到有点难办,只好一边把“小孩子们”挤到一旁去,一边走上前去准备打架。这个时候,维克托·杰尼索维奇拿着票走了回来。我必须得说,他的体格总是会给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而他的这次“登场”也不例外。“敌人们”也陷入了两难的境地,而他也只是很和善地说:“你们走吧,孩子们,免得惹麻烦。”然后他们就悄悄地离开了。
我们的乐队课和指挥家们都深受我们的喜爱。我无法一一说出他们所有人的名字,但却不能不提起鲍里斯·约瑟夫维奇·卡普罗夫(Борис Иосифович Капров)。他总是努力让我们去接触到最高水平的古典音乐作品,我们经常参加音乐会,每年我们学院的乐团都会在音乐之家演出两次。卡普罗夫总会邀请那些顶尖的演奏家前来。我记得有E·马利宁(Е. Малинин,在《要热爱生活的一切》里,这个人叫Евгений Малиев),N·斯塔克曼(Н. Штаркман)。这些杰出的大师对我们这些尚且年轻的灵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有一个关于斯塔克曼的故事想要分享。当时我们正在练习肖邦的f小调钢琴协奏曲。休息的时候,每个人都跑到外面去了(排练室在一楼)。B·I·卡普罗夫在抽烟,我不记得斯塔克曼在干什么了。他们会聊会天,而我们就在附近有一搭没一搭地听着。这个时候,排练室里突然传来了一些奇怪的声音。听起来像是我们正在排练的协奏曲,但是又有点不太确定。因为管乐的部分也在钢琴上被演奏了出来,与独奏的部分一同响起。斯塔克曼问:“鲍里斯·约瑟夫维奇,是谁在那里弹琴?我没有把乐谱留在排练室里,这应该是凭记忆在弹的。”卡普罗夫环顾了一圈站在这里的每一个人,转身对我说:“啊!你在这里?”然后对斯塔克曼说:“那应该是齐默尔曼(Циммерман)。”于是我们都走进了排练室,确实是伊柳沙(Илюша)坐在钢琴前,膝盖上还放着单簧管,正在凭记忆演奏他听到的音乐。斯塔克曼只是说了一句话:“在这里你们不会感到无聊,我们都是凭听觉在演奏肖邦的协奏曲!”现在伊柳沙已经在美国定居了许多年。昨天,另一位学员给我写信说伊利亚住的地方离他不远,“就在哈德逊河那边”。伊利亚现在表演爵士乐,有时也会回到俄罗斯。
我想起了另一个故事。就和所有男孩们一样,我们很喜欢在冬天打冰球。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不过我记得我们当中有些人对自己的冰球技术非常有信心并且确实打得很好,就像他们和我们都一致认为的那样。然后有一天(是别人告诉我的)一位和职业冰球运动员有关系的体育老师(我想他应该姓切博特凯维奇Чеботкевич),组织了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比赛。事情是这样的,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有一个莫斯科中央陆军的训练基地,老师安排了我们当中最强壮的男孩去那里和来自世界上最好的俱乐部之一的冰球运动员们比赛。这场比赛当然不是什么严肃的比赛,但是男孩们还是得到了比赛所需要的所有装备,在从前他们只能在远远地看过这些装备(那是在上世纪60年代)。特别令人惊叹的是守门员的装备。我们的守门员完全被手套和面具给迷住了。中央陆军的球员们只当是玩玩,他们甚至还交换了防守位置。他们自己的防守球员和我们的守门员与防守球员一起打进了几个进球。最终比分大概是40:3。这场比赛给我们留下的印象终身难忘。比赛结束后,A·V·塔拉索夫(А. В. Тарасов,苏联冰球之父,传奇教练)亲自来到了更衣室里,并进行了复盘。当被问及接下来应该如何努力进步时,他回答道:“首先,你得学会如何站在溜冰鞋上,接下来一切自然会水到渠成。”这些都是我们当时“在军校生活”中值得回忆的片刻。
有一次,我的妈妈来看望我,我的眉毛上有个割开的伤口——我在冰球球门前的受伤了。我妈妈很担心我,但这时我的朋友,我记得是维佳·博布科夫(Витя Бобков),走过来并说道:“叶夫根尼娅·米哈伊洛芙娜!他不是无缘无故站到球门前的,而是为了我们班级的荣誉。”我妈妈笑了起来,平静下来后说:“好吧,如果是为了班级的荣誉——那就是另一回事了!班级的荣誉高于一切!”
我想起以为我们最喜欢的指挥官之一,他的格言可以胜过V··S·切尔诺梅尔金(В. С. Черномырдин,一位以格言式发言著称的苏联/俄罗斯政治家)。当他走进宿舍的时候:
——“谁住在这个床头柜里?在床上写上名字,然后午饭后到操场上集合;”
——“我们不需要那些不扣好扣子的学员,他们应该把扣子系好;(加粗词原文为大写,是乌克兰语中的表达)”
——“瓦西列夫(Василёв,他编了一个名字)!我会让你从28号执勤到39号;”
——“为什么你的床头柜里有非制式的袜子和非制式的果酱?混乱至极!;”
——“如果你没有记忆力,那就给自己准备一两个笔记本,就像我一样;”
——“为什么我不能进去?我不在乎,即使里面是莱蒙托夫(Лермонтов)本人在里面;”
——“如果你再继续这样做,我就给你记一个‘没有寒假’。”
类似的话语可以无限地继续写下去,我相信不同届的“学员”们都可以很轻易地把他们自己的格言添加进去。我唯一想说明的是,我们喜欢那个说这些话的人,我们对他的喜爱不亚于我们童年中其他令人惊叹的人物。
最后,我还想讲一个故事:我在音乐课上学习吹奏小号。有时候,著名的季莫菲·多克希采尔(Тимофей Докшицер)(他曾经也在军乐团里当过学员)。有一天他带了六七支小号来,这些小号都是世界各地著名的公司送给他的礼物。它们有镀金的、有镶嵌着宝石的,上面还刻着“献给世界上最优秀的小号手季莫菲·多克希采尔先生”的字样。我们都目不转睛地盯着,这是一个年轻一点的人土壤说:“哇,多棒的小号!它们能自己演奏!”季莫菲·亚历山德罗维奇(Тимоф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笑着拿起一支小号说:“拿去,吹一下试试。”那个小的学员被吓到了,但还是吹出了一些奇怪的声音。多克希采尔从那学员手里拿回小号,弯下腰,开始演奏出了美妙的声音,然后他说:“这就是我要上的第一课。它自己并不会演奏出什么声音,无论何时何地都是如此。”这个故事我永远会记得。
对于这样的童年,和我们当中的很多人一样,我很感谢命运。
瓦列里·哈利洛夫
“在学校里,有一支非常出色的教师队伍,当然我们自己也会以他们为榜样。他们是我们在礼貌、修养和行为方面的典范。他们非常严格,这或许有助于我至今都对自己和他人要求严格。要求自己去做到——这是首要的事情。做到去遵守时间、遵守纪律。只有这样你才能在你的一生中取得成功。还有,当然,目标,你所为之努力的目标。没有什么是可以容易实现的。如果你的目标很容易就可以达到,那一定要小心,这里面一定有什么问题。”
学员瓦列里·哈利洛夫花了很多时间在钢琴的演奏上,以及学习小军鼓的表演艺术,当然,他还专注地学习一种特殊的乐器——单簧管。对于他的第一位单簧管老师叶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叶戈罗夫(Евген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Егоров)——一位杰出的、从不纵容学生的音乐家,他终身难忘。“我记得我的单簧管老师,他十分严格。作为一名非军籍人士,他有着丰富的在交响乐团中工作的经验。他有一套独特的发声和演奏技巧。他的所有学生都以出色的演奏水平而闻名,许多人后来都成为了知名的演奏家和优秀的专业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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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学员”们对于他们的教育训导军官都怀着特殊的热爱和感激之情。他们都是曾经在前线中服役战斗过的战士,是经受了坚韧、勇气与人性考验的“胜利的一代”。那些在前线形成的战友之情教会了他们要珍惜自己的同志;而卑鄙、懦弱与背叛对于他们而言则是无法接受的。他们相信美好的未来,并培养出了最高的道德理想——爱国主义、服从纪律、对自己的所有行为负责以及集体主义。
尼古拉·米申科
“连队的领班瓦西里·费奥多诺维奇·基列耶夫(Василий Феофанович Киреев),一个稍微有点胖、留着小胡子的人。他是一位退伍老兵,对我们来说就像一个严厉的叔叔。在1971年还是1972年设立了准尉军衔之后。他从大士变成了准尉。副校长弗拉基米尔·雅科夫列维奇·沃尔科夫(Владимир Яковлевич Волков)中校——来自被封锁的列宁格勒,他的家人曾经受到过镇压。他是一位职业军官,对我们很严格。当我们抽烟时,他会很严厉地训斥我们,因为这对于一个铜管乐手而言很不好。不过在毕业典礼上,为了不打破传统,他还是给我们每人分发了香烟。尼古拉·帕维洛维奇·卡尔米科夫(Николай Павлович Калмыков)中校是我们的连长,对待他自己和我们都很严格。米亚基舍夫·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上校(Мякишев Аркад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莫斯科军事音乐学校的校长)。二连领班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希米洛夫(Васи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Шмыров)——负责管理各项内务事物。格奥尔吉·叶甫根尼耶维奇·列别杰夫(Георгий Евгеньевич Лебедев)——三联的连长,很严格,我们都叫他“斯卡洛茹勃”(скалозуб,格里鲍耶托夫的喜剧《聪明误》中的一个角色)。学校里负责管体能训练的涅克柳科夫大尉,是全苏联的摔跤冠军,一个很强壮的人,传授了我们桑搏的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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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特别印象深刻的是戴维蒙·叶拉斯托维奇·戴夫达扬尼(Давид Эрастович Девдарьяни),称呼他是他们“全天候的爸爸-妈妈-保姆”。他是一位从前在列宁格勒前线战斗的战士。一个有着很高文化水平、有着军人荣誉感和人道的、十分专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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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拉基米尔·奥舍罗夫
戴维蒙·叶拉斯托维奇·戴夫达扬尼。让我想想,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58年前。在1963年,经过了一番艰难的考试,我进入了莫斯科军事音乐学校。那是一番非常、非常严格的选拔过程,而我们通过了。我们一共有16个人,他们通常会招收30名学生,因为会在莫斯科本地招收多一点人。我们当时都11-11.5岁左右,都还只是孩子。然后我们就被带去见了我们的教育训导军官,也就是戴维蒙·叶拉斯托维奇。他曾经亲身经历过战争,是一个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威严、耐心和乐观的人。他对于我们而言既是父亲又是母亲。我们每个人都深深地爱着他。直到几十年之后,我都还记得他那温暖的微笑和难以置信又和蔼可亲的眼神。对我而言,每当我听到人们提起格鲁吉亚人时,我都会想起戴维蒙·叶拉斯托维奇。他在任何情况下,都总能够做出最公正的决定,从没有人质疑过他。他教导我们如何正确的做人做事,虽然有时候也会因为我们犯错而惩罚我们,但我们每个人都总是明白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好。现在已经很难去回忆起一些具体的例子了,但我还是想起了一件事情。我们班里最高大的是我和瓦洛佳·尤马托夫。有一次我们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而打了起来。孩子们嘛……有时候就是会这样的。戴维蒙·叶拉斯托维奇没有责骂我们,只是用他迷人的微笑和高加索口音说:“你们力气很大吗?那就去扫雪,然后回来再和我好好谈谈。”我们还没有和好,于是就开始在铲雪的时候比赛谁铲得更快,也就是说,像一场比赛一样。很快我们就铲完雪了,当然我们回来的时候,他问道:“你们和好了吗?如果没有,那么至少向我解释一下你们为什么打了起来?”我们解释不出来。然后戴维蒙·叶拉斯托维奇就平静地说道:“所以就是这样?你们无缘无故地就打了起来?您真奇怪。”我记得我们都大笑了起来,冰雪在我们之间融化了。然后他说:“那就是有人挑衅了另一个人,而另一个人被挑衅了。但是现在你们都受到了惩罚,而大家都在笑。”之后我们再也没有打过架。至于瓦洛佳·尤马托夫,他现在是俄罗斯人民艺术回家,在马克·罗佐夫斯基的“尼基茨基门”剧院(Москов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театр У Никитских ворот)工作了许多年,现在去了Lenkom剧院(Москов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театр Ленком Марка Захарова),在那里他还经常演出。他是格奥尔吉·尤马托夫(Георгий Юматов,一位苏联电影演员)的同名人,和我们一起学习生活了4年的时光,之后他离开了音乐,高中毕业之后进入莫斯科国立大学攻读哲学学位。他写了一篇论文,但我不知道他是否毕业了。之后他进入了莫斯科国立大学的“我们的家”戏剧工作室——这是由马克·罗佐夫斯基(Марк Розовский)和伊利亚·鲁特博格(Илья Рутберг)创办的,从那里走出了G·哈扎诺夫(Г. Хазанов)、M·扎多诺夫(М. Задорнов)(尽管他从是在莫斯科航空学院学习的)、S·法拉达(С. Фарада)、M·菲利波夫(М. Филиппов)、A·菲利彭科(А. Филиппенко)、M·杜纳耶夫斯基(М. Дунаевский)等许多人。每次我来莫斯科,我都无缘和瓦洛佳·尤马托夫见面。一直到2017年,我不记得具体是怎么一回事了,他说剧院将会在车里雅宾斯克演出,我们终于见面了。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演员,这不是因为他是功勋艺术家,而是因为他真的很了不起。我非常喜欢他在“马的故事”("История лошади")中的表演,基本上全程都是他一个人在舞台上表演。他演得很好。演出之后,在“乌拉尔饺子”餐厅,马克·格利高里耶维奇·罗佐夫斯基(Марк Григорьевич Розовский)问道:“你们有多久没见过面了?”我们算了算,竟然已经有53年了。但我们仍然就像家人一样亲密,仿佛是在昨天才刚刚分开。和我们一起同班学习的还有:来自莫斯科大剧院和普列特涅夫乐团的杰出的圆号演奏家,我非常亲密的朋友,和我一起做了7年同桌之久的亚历山大·科洛多奇卡(Александр Колодочка)(我将单独写关于他的故事);最有才华的作曲家和编曲家,但却英年早逝的德米特里·阿托夫米扬(Дмитрий Атовмян),我们总是和他比赛听写唱名;未来的将军瓦列里·哈利洛夫,俄罗斯人民艺术家;加里宁格勒爱乐乐团的团长兼艺术总监,我的朋友,风趣且才华横溢的维克托·博布科夫(Виктор Бобков);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的功勋艺术家、格涅辛音乐学院的教授、杰出的指挥家弗拉基米尔·列布索夫(Владимир Лебусов);喀山大学的教授萨沙·奥斯特鲁莫夫(Саша Остроумов),我们班上最好的小号手,以及其他许多人。这是一个“不弱”的班级,对吧?多年以来,我一直试图理解:我们这种奇妙的同志之情到底从何而来。当我们几十年没有见过之后,我们依然还是那么亲密,以及,正如我之前所说的那样,当人们说我们必须要立马赶到某个地方去帮助一位“学员”,我会立马过去。并且会尽我所能,对吧?这没有什么问题。现在,我有时会与许多人互相写信,而不仅仅只是和我们班上的同学。渐渐地,我意识到这其中的奥秘就在那些曾经是我们的教育训导军官,那些伟大的人的身上,而其中最耀眼的则是戴维蒙·叶拉斯托维奇·戴夫达扬尼。指挥家及作曲家萨沙·菲尔索夫(Саша Фирсов),戴维蒙·叶拉斯托维奇的上一届学生,向我讲述了许多关于他的事情。萨沙还活着,感谢主,而且还挺健康(他比我们大7岁),现在正在里加生活和工作。并不是军营里的那些楼房构建起了我们的同志之情。我知道,也听说过,有时候在多年之后,你会遇到多年前你曾崇拜的人,但是却会深感失望。因为如今的你已经是成年人了,因此看待事物的标准已经改变。在1990年,我和乐团一起去参加“当士兵在歌唱”比赛,还遇到了另一位我们童年时代的杰出人物,一位老师,不过不是我们班的,阿尔卡季·贾古波夫(Аркадий Джагупов),从前他在我们班的狄西兰爵士乐队里吹单簧管。他紧急请求我为莫斯科军事音乐学校1990届的乐队编排两首萨沙·哈利洛夫的曲子,因为当时他是学校的校长。为此,我的出差时间被延长了,乐团里的其他成员都离开了,不过我留下了并在贾古波夫校长的办公室里安顿了下来。就在第一天,阿尔卡季·叶梅利亚诺维奇(Аркадий Емельянович)告诉我:“D·E·戴夫达扬尼现在是录音室的主任。去吧,他会很高兴的。”我直接跑了过去。他对此并不惊讶。我们已经有25年没有见过面了,他仍然是那个英俊、端庄、高贵的男人。他也支持第比利斯迪纳摩,我们谈了很久关于孩子们、关于生活、政治、音乐、我们共同的朋友等等诸如此类的事情。令我惊讶的是,我发现我自己在想,当我成为一个成年人之后,我更加喜爱他了。年复一年,时间似水流逝。我们的老师和同学陆续离开了,毕竟这就是生活。但这种同志之情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一直存在,一位戴维蒙·叶拉斯托维奇和他的同事们所播下的种子将会培养出一代代新的“学员”,而他们将会延续我们的传统。因此,愿主保佑,一切将会继续如此。后来我们还拥有另一位优秀的教育训导军官列昂尼德·彼得罗维奇·波格丹诺夫(Леонид Петрович Богданов)。我想起了一件关于他的事情,当时我们和谢列布里亚内本地的一群混混发生了冲突,因为他们想要殴打我们的“学员”,于是我们都冲到了船上去,准备过河去较量一番(当时我14岁,但是我很强壮,而小的都被赶走了)。我清楚地记得列昂尼德·彼得罗维奇·波格丹诺夫,当时他是一名少校,40岁左右,也冲到了船上准备来帮我们。当我们问:他为什么也来了?的时候,他只是回答说,如果是我们的“学员”被打了,那就不应该考虑军衔和年龄之类的事情了。之后在军乐指挥系,我们的班主任是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彼得罗相(Серг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Петросян),我非常喜欢他。他现在住在第聂伯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他是一个才华横溢却命运多舛的人(我一定会单独写写关于他的故事),但……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了,而关于戴维蒙·叶拉斯托维奇·戴夫达扬尼的故事已经结束了。
弗拉基米尔·察廖夫
“我们的班级是很多民族的。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戴维蒙·叶拉斯托维奇,让我们在班级里没有发生关于这些事情的分歧。他总是能为我们找到那些不容置疑且值得铭记一生的话语。有一次,在听到有人称呼一个犹太男孩为‘犹太佬’的时候,他让我们到列宁室里背诵所有(当时我们觉得是所有)参与了伟大的卫国战争的犹太英雄的名字。虽然在当时这并不是一个特别被谈论的话题,但是我们的一些老师科学而精确地为我们计算了各民族人数占国家总人口的百分比。”
尼古拉·米申科
“在所有把瓦莱拉塑造成一个如此的人,一个有着深刻思想的人的因素里,戴维蒙·叶拉斯托维奇留下了属于自己的印记——这是毫无疑问的。显然,没有其他人能够有如此伟大的灵魂,以及对我们这些男孩有如此的爱。戴维蒙·叶拉斯托维奇就是一个这样的人,有着伟大的灵魂,他就像一只母鸡一样陪伴在我们的身边。他是最善良的格鲁吉亚人,他认识我们每个人记得我们每个人,也关注着我们每个人,并且时常会让我们和他交谈。当他要离开学校的时候(因为要升职,他要到军乐指挥系里去,并且晋升为少校),我们全班举行了罢课。当时我们有26个人。所以我们立即就在数学课、俄语听写课等等的课上得到了26个2分。在那时,我们班级得到了一位英俊的、曾在德国服役过的军官——列昂尼德·彼得罗维奇·波格丹诺夫来担任我们新的教育训导军官。当时他还对每个人都使用“您,学员同志”这样的称呼。不过在我们的恶作剧持续了两个星期之后,他已经记住了所有……的词语。‘好吧,你们这些小兔崽子还干了些什么?’之后,当然,我们都找到了共同的语言,甚至还成为了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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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单簧管精选”系列音乐会的常客,我在一次莫斯科之旅中遇到了列昂尼德·彼得罗维奇·波格丹诺夫。这一系列的音乐会是由莫斯科音乐协会主席、俄罗斯联邦人民艺术家、格涅辛音乐和教育学院的教授阿华加德·阿列克谢耶维奇·费多托夫(Авангард Алексеевич Федотов)组织和指挥的。
列昂尼德·彼得罗维奇对于那些我所认识的“学员”的生活很感兴趣,非常热情地谈论起了他的学生。他严格遵守军人的纪律,给人一种很内敛严谨的外表形象,但是为人却极为友好和细心。他总是很高兴能够见到我们。我们和他在电话里谈了很多,而他也很开心能够分享那些关于那段时间的故事。

“我是被从白俄罗斯军区调过来的。因为他们当时正在寻找一位教育训导军官,负责带领连队的鼓手参与阅兵。我接手瓦莱拉·哈利洛夫的班级的时候,是在1966年的11月。当时他们正读4年级,那是最困难但又最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除去那些因为没有通过考试而被开除的学生,当时30人里还有26名学生留下继续学习。
学校里的课程安排很有纪律。7点15分起床,开始锻炼,8点20分吃早餐。从9点开始接受通识课程的教育。在午餐之后,是音乐相关的课程。队列训练、音乐训练,以及每天2小时的自主训练时间。我必须地说的是,这所学校提供了很好的音乐教育,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为了著名的演奏家。
男孩们都非常喜欢瓦莱拉。他总是沉着冷静、善于交谈以及为人友善,就仿佛他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地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而是与他的同志们一起诞生的。如果有人遇到了什么麻烦,他会站出来保护他们,也会和军官们开诚布公地交谈。他总是学习很好,尤其是在音乐理论和和声学上。他在单簧管方面表现很出色。他的老师叶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叶戈罗夫是一位经验丰富、非常严格和要求很高的老师,但是他对他的学生感到很满意。
他们从未让我失望,尽管他们有时候也会调皮捣蛋。我自己也是毕业于这所学校,但我意识到他们和我是完全不同的一代。我记得那是5月19日,少年先锋队的成立日,我们去红场献花圈。到了第二天我穿上靴子,但是却迈不开步子。原来他们把我的靴子钉在了地板上。后来和我说,是开玩笑的人弄混了,钉错了靴子——一群小丑。
他们还决定对我进行一番全科目的考察——看看我到底是做了准备,还是没有?‘我们没有办法翻译,您能写在黑板上吗?’当然,我明白他们的小把戏,但还是在黑板上写了。在他们进行自主训练的时候,我就把单簧管拿在手里,亲自和他们一起练习。不久之后,我们就建立起了相互的理解。
从1967年到1970年,我负责带他们去参加阅兵。我们走在最前面,在我们前面的只有阅兵指挥的车。瓦莱拉因为他的身高总是站在最右边的第一个。因此他肩负着巨大的责任。我记得有一次在11月,下了一场大雪,地面上所有的标记都被雪覆盖了。但他必须要保持住队形,因为整个‘方阵’有10排,而最后一排的孩子们大概有1米7高。后来他告诉我他滑倒了,差点摔倒,但是他没有表现出来,因此也并没有人注意到。”
瓦列里·哈利洛夫
“第一次在红场上,
作为著名的鼓手方阵的一员,
为阅兵开场,那是在1967年。
我是标准,每一步步伐的大小,和是否走成直线,
都取决于我。那天下了雪,‘模糊’了
引导线,尽管还有‘参考线’存在。
而我的任务则是沿着参考线,在距离它们三步远的地方行走。
我成功地完成了任务,没有受到任何责备。”
弗拉基米尔·察廖夫
“我们不再视自己还是小孩子了——我们已经为阅兵式开幕,被我们的国家“看在眼里”。我记得我们参加了纪念战胜纳粹德国20周年的阅兵式,我们就站在在国会大厦上插上胜利旗帜的米哈伊尔·叶戈罗夫(Михаил Егоров)和梅利通·坎塔里雅(Мелитон Кантария)的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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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党的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会议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时候,学校的学员们作为号手和鼓手参加了在那里举行的音乐会。号手的培训由格里高利·伊里奇·马马利加(Мамалыга Григорий Ильич)。
弗拉基米尔·察廖夫
“一般是这样进行的:早上,我们先作为少先队员为代表大会开幕。到了下午,则是——共青团。毕竟,要组织一群少先队员,或者,比如说,一群纳希莫夫学校的学生,在如此短的一段时间里教会他们走队列,然后吹号,是不现实的。但我们拥有这种艺术能力,每个人都知道莫斯科军事音乐学校就是进行这种训练的,不需要再重复去学习。到了晚上,我们再次换上另一套衣服,以苏联武装力量的身份去迎接代表。我们一共有三套制服。
我们会在那里呆一整天,甚至不用回学校。当然,在那段时间里,在休息的时候,我们会想办法到处跑——我们知道所有的后台区域,我们也知道舞台是如何移动的,所以甚至还偷偷溜去了自助餐厅。当然,那里是不对外开放的,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进去。但是当女服务员看到我们的时候,她们会邀请我们去吃点东西。那是我们第一次吃俄式煎饼,那是三个卷起来的煎饼,里面夹有黄油和黑鱼子酱。在当时,它的价格是7个戈比。”
L·P·波格丹诺夫
“在5-6年级的时候,我们去了‘阿尔捷克’。我作为教育训导军官,同行的还有鲍里斯·约瑟夫维奇·卡普罗夫和阿纳托利·费奥多罗维奇斯图普尼科夫(Ступников Анатолий Федорович)。那个时代就是这样的,我们被警告说不要和外国人有任何接触。卡普罗夫开玩笑说,那就让我们把他们全都放到海上的小船上。只有那样我们才能够安心。”
瓦列里·哈利洛夫
“经过七年的学习,我们已经达到了很高的专业水准。作为表演者,我们参加了各种音乐会、演出和实践活动。比如,我们在‘阿尔捷克’实践的时候,我们遇到了来苏联疗养的外国青年代表团……我记得法国人当时带来了一个小的磁带录音机。我们经常晚上聚在列宁室里,听披头士乐队的歌,他们在当时是非常流行的。那是我们适应我们那个时代的方式。当然现在我们可以随便谈起这些事情了。但在当时我们很为此洋洋得意;啊,我们很爱国的啦!”
尼古拉·米申科、尼古拉·波尼卡诺夫、
瓦列里·西拉耶夫、弗拉基米尔·察廖夫
“之后,连续两年,在7-8月,我们的乐队都会在卡普罗夫中校的带领下前往阿尔捷克。那几个月正是举办最大规模的国际夏令营的月份。在那里我们还遇到了摩洛哥共产党第一书记的孩子阿利亚(Алия)和纳迪尔(Надир),我们和他们成为了朋友并且互相通信了许多年。”



(试试找找瓦莱拉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