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折千回：冷战前中期西德的拥核之路【上】
因为显而易见的相对于苏联的军事劣势 ，西德在冷战时期持续面对着可能发生在其本土上的武装冲突的威胁 ， 缺乏其他结盟选择的西德高度依赖美国的军事援助和在欧洲的军事部署，1967年时，西德可以派出大约32.5万名士兵，但他们要对抗的是苏联集团的大约200万名士兵， 雪上加霜的是，这200万名士兵得到莫斯科方面核武器的直接支持 在苏联面前显得弱小的联邦德国迫切希望能依靠美国军事力量来阻止苏联的武装入侵， 这种依赖随着苏联方面核能力的增强只会不断增加，然而，西德领导人十分担心随着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核平衡的逐渐达成，苏联可能会采取有限的军事措施来在不引发核报复的情况下达成既成事实 （德国分裂），这是德国所不想看到的，因此，历届德国领导人都将美国军队视为 “ 德国安全的最佳保护和保障 ” ，西德很清楚如果没有美国的军事援助， 尤其是没有美国的核力量， 德国军队将成为待宰的羔羊 除了成为超级大国对抗的基地外， 西德还与苏联就西柏林的地位，西方军队在联邦共和国的存在以及波恩获得核武器的问题发生着争执，苏联领导人尼基塔 · 赫鲁晓夫在这些以及部分其他问题上一再威胁将会直接使用武力，造成德国战后第一任总理康拉德 · 阿登纳得出“莫斯科的政策旨在吸收更多的欧洲领土”的结论
尽管在1963年采取试探性缓和措施后欧洲的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但是与苏联发生冲突的可能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一直存在，因为西德和苏联在1970年以前屡次未能就互不侵犯条约达成协议，因此，德国方面评估的威胁集中于苏联日益增长的军事能力上，阿登纳的继任者路德维希·艾哈德以苏联部署中程弹道导弹为例，宣称德国“受到的威胁可能比欧洲任何其他国家都大”，并寻求“用威胁我们的武器来保卫我们”，即发展核武器 正如艾哈德的继任者乔治-库尔特·基辛格在给林登·约翰逊总统的一封信中所指出的那样：“（苏联在德国另一部分集结的军队)在德国人民中引起极大的忧虑” 此在一个以苏联为主要对手的两极国际体系中，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没有大规模重新调整战略的希望，这是西德历届领导人都明白的一个制约因素，正如阿登纳所说:“世界上只有两个大国，苏联和美国。” 所以在1961年当有人建议阿登纳公开批评美国的西柏林政策时，阿登纳回答说:“我们不能让自己惹恼美国人，为了欧洲的安全我们迫切需要他们” 由于与莫斯科结盟与德国的民主政治制度不相容，联邦共和国别无选择，只能维持与美国的联盟关系 联邦共和国对美国的这种的军事依赖产生了看似矛盾的效果，一方面，它使德国领导人对美国安全保证的可信度和持久性的变化高度敏感（尽管美国对西德的安全有战略利益），只要西德领导人认为美国人的安全保证可能被削弱，就会寻求通过获得本土核威慑力量来摆脱依赖，然而，军事依赖也使德国很容易受到美国的压力，这种状态：德国对军事依赖的厌恶以及美国对其的利用，将成为促使1954年至1969年西德核政策的演变核西德与美国之间博弈等主要力量 1953-1960年，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对美国军事保护的担忧引发了西德的核野心，但是与核依赖的逻辑相反，尽管美国发出了重新承诺军事保护的强烈信号，西德的担忧仍然存在，此前作为1954年联邦共和国加入北约组织谈判的一部分，该国承诺不在其领土上生产核武器，然而要知道这一承诺绝不是自愿的，它的出现本身就是阿登纳的一种谈判策略，阿登纳十分明白如果没有不生产核武器的承诺，法国就不会允许德国加入北约，所以他直到最后一刻才做出表态，事实上阿登纳希望对西德的这一限制最终能够解除，在此期间无法自行制造核武器的西德仍然依赖与盟国的合作来满足其核野心
⬆️西德总理阿登纳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
西德对核武器的需求很显然最初是由于对美国安全保障的持久性的怀疑而产生的，艾森豪威尔总统认为欧洲的安全“不能总是完全依赖美国”，他认为美国的部署是一种临时措施，目的是在欧洲人重建他们的军队时弥合与苏联的力量不平衡，艾森豪威尔从未打算把欧洲拱手让给苏联征服，而且他也反对美国军队仓促撤出，但同时他对重新部署美国军队的长期目标引发了德国对美国放弃欧洲的恐惧（西德人将美国军队在欧洲的部署视为美国安全承诺的实际体现） 在1956年7月拉德福德计划(一项将美国欧洲常规力量重新部署，转而重点依赖核威慑的建议)泄露后的1956年9月的一次内阁会议上，阿登纳宣布:“德国不能满足于继续做美国的核保护国”，他认为通过加入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德国有朝一日可以“以正常方式获得核武器”，即通过国内生产，尽管阿登纳不断调整自己的策略，例如公开否认德国的核野心，但他广泛的拥核目标在其任期内几乎没有改变，对于阿登纳来说，只有美国和苏联拥有大量的核力量是“无法容忍的”，为了自身的安全，德国也必须拥有它们 尽管美国军队继续驻扎在欧洲，但由于苏联不断增强的导弹作战能力，西德对于自身安全的担忧又加深了，这加剧了对美国对苏联的威慑作用的怀疑，特别是1957年“斯普特尼克1号”卫星的发射，让整个欧洲都担心美国的核优势正在下降，美国不会为了保护巴黎或波恩而冒着华盛顿或纽约被摧毁的风险，这些担忧导致法国领导人于1957年11月启动了与西德和意大利就联合生产核武器的谈判，目的是欧洲战略的实现，正如法国国防部长雅克·夏班-德尔马斯所指出的那样，通过获得核武器，欧洲人可以确保“对德国或法国的攻击将意味着对整个联盟发起全面战争”，阿登纳十分支持这一目标，他在谈到核武器时说:“我们必须生产核武器。”
美国方面，得知相关消息的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希望通过试图加强联盟成员对北约组织的信任来回应欧洲的担忧 除了无限期搁置常规重新部署计划外，艾森豪威尔还于1957年12月提出了北约核储备计划，作为这一安排的一部分，德国将会获得直接使用美国核武器的权利，这会使大约有500枚核弹处于欧洲的“双钥匙”控制之下，装备有美国核武器的盟军飞机通常由一名美国哨兵看守，而盟军军官往往掌握着美军导弹的两把钥匙，如果苏联发动攻击，欧洲国家就可以在没有美国授权的情况下发动核反击 根据核依赖的逻辑，这些前所未有的再承诺机制本应产生对美国安全保障的信心，并抑制西德的核野心，但是历史证据驳斥了这一预测，1958年4月，在北约核储备计划提出几个月后，阿登纳依然签署了完整的法、意、德协议，虽然其声明的目标是核能合作，但实际目的是核武器的研发， 为了获得最终在法国领导下开发的核弹头，德国提供了资金和专业知识，德国的行为因此与核依赖逻辑的预期相矛盾，尽管有以武力部署和核权力下放为后盾的正式安全保障，但阿登纳不能确信北约组织会无限期地存在下去，也不能相信美国总是会对其威胁采取行动，鉴于来自苏联的生存威胁，阿登纳更希望寻求一种独立的威慑力量作为保险。 尽管西德抱有希望，但与法国联合生产核武器的事情从未发生过。第四共和国解体后，戴高乐总统取消了秘密合作，这延长了德国对美国的依赖，持续的依赖促使阿登纳向艾森豪威尔政府施压，要求增加核共享程度，这是仅次于直接设立德国独立核武库的次优选择，然而对阿登纳来说不幸的是，艾森豪威尔对核共享的推进态度遭到了国会和国务院的反对，二者都担心如果美国对发射权没有否决权，美国的欧洲核力量就会沦为德国的国家核力量 随着肯尼迪的当选，这种担忧很快在白宫得到了具体反映，上任后不久，肯尼迪就背弃了艾森豪威尔政府的自由主义核共享计划，取而代之的是美国对北约核决策的集中权力政策，为了确保美国在欧洲的核武器在未经他国授权的情况下不能发射，肯尼迪为它们配备了“许可行动链接”，当阿登纳敦促他履行艾森豪威尔的核共享承诺时，他表示反对，后来建立一支多边部队的想法于1960年出现，以缓解国会对核共享的担忧，阿登纳正确地认识到，多边部队是美国的一项策略，旨在安抚欧洲对核武器的要求，同时又不放弃使用核武器的作战权力 最终阿登纳还是决定争取通过与法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来减少德国对美国的依赖，这一政策在1963年1月法德友好条约签署时达到高潮，正如阿登纳所说：“我们必须准备好与美国人在多年的紧张状态中生活。”戴高乐和阿登纳都对美国对苏联的温和姿态和美国的核政策感到不满（只是程度不同），两位领导人还认为，肯尼迪威胁如果德国不同意分担美国的军事开支，美国就会选择减少在欧洲的常规部署，这预示着北约可能面临着最终的解体 法国和德国建立了密切关系后，阿登纳尽力在谈判中争取更多的利益，最终在1960年的一次私人谈话中戴高乐向阿登纳保证，联邦共和国不可能永远保持无核状态，而且“两国在核武器问题上没有歧视的那一天将会到来”，在1963年1月的一次公开新闻发布会上，戴高乐公开表示德国有权决定自己的核地位，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还向美国高级官员重复了这一论点。戴高乐告诉阿登纳他理解德国的核野心，预计其无核地位最终会结束，也不会反对德国核力量的发展，这种支持并不仅仅是口头上的，美国当时的文件表明，美国和英国官员知道有证据表明德国和法国在1962年全年讨论了核合作，包括德国资助法国的铀设施，在戴高乐新闻发布会后一天的讨论中，阿登纳直接表达了它的目标，他问他的部长们，“我应该告诉(戴高乐)我们准备和他一起制造核武器吗?”
⬆️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 阿登纳知道西德在美国的压力下是脆弱的，但他认为通过将他的政策仅仅描述为法国和德国之间的历史性和解就可以隐藏他的真实目的以避免与肯尼迪公开决裂，同时扩大西德的核选择，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阿登纳暗中鼓励戴高乐加快法国核武库的发展的同时还会公开同意美国提出的方案，法国越早获得核报复能力，德国就越早可以通过购买法国核弹来减少对美国核保护伞的依赖，以建立独立的德国威慑力量 但是对阿登纳来说不幸的是，白宫意识到了阿登纳加强法德关系的隐藏目的，1962年肯尼迪在与英国国防大臣谈话时就表达了他对法德核合作的怀疑，他认为这是对美国领导地位的直接挑战，正如他对安德烈·马尔罗（法国部长）所说的那样，一个“我们必须承担防务负担，却没有影响事态发展的力量”的欧洲是不可接受的，肯尼迪随后多次表示，如果美国在欧洲不再受欢迎，最好的选择就是离开，这是公开的威胁，此外在晚些时候与阿登纳的一次会晤中，其国家安全顾问麦克乔治·邦迪传达了类似的信息，提醒阿登纳欧洲需要完全依赖美国的武力保护，然而阿登纳继续怀疑美国的承诺，并对美国愿意在与苏联的协议中巩固德国对美国的依赖感到愤怒 然而事实上，美国的胁迫很快迫使阿登纳接受德国的无核地位，作为对戴高乐公开反对美国联合方案，鼓励西德发展核武器野心的回应，肯尼迪政府选择了联盟胁迫，肯尼迪明白美国影响力的基础是其“在欧洲的军事防御中发挥的作用”，他表示他打算利用这最后的制裁来迫使德国放弃和法国合作，因为法国已经拥有核武库，美国很难约束戴高乐，但德国的军事依赖意味着美国仍然可以有效地迫使其政府减少与法国合作，并确认其继续从属于北约，根据肯尼迪的说法，德国需要明白，它“面临着与法国合作还是与我们合作的选择”，阿登纳所希望的双重游戏将不再被接受
肯尼迪不断利用国内的政治压力来加强他的强制影响力，他通知阿登纳如果联邦共和国继续与法国合作，美国公众舆论可能会迫使美国减少或结束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西德外交部长接收到了同样的信息，美国方面提醒德国大使法国核武库的薄弱和德国脆弱的地理位置使其军事上依赖的国家别无选择，只能同美国增加合作，肯尼迪和他的顾问们认为，迫使德国人彻底粉碎法德条约将是困难的，但是寻求一个更有限的目标是可能的，即在让德国肯定北约的至上地位和重塑德国与美国的联盟，通过批准修订后的条约，德国人将停止与法国的核合作，同时肯定对美国安全保证的依赖。 肯尼迪鼓励路德维希·艾哈德公开挑战阿登纳的法国政策，更广泛地说是挑战阿登纳总理对基督教民主联盟的领导，而“西德经济奇迹之父”艾哈德反对法德条约正是因为它有可能破坏与美国的关系，他指责阿登纳试图用“对法国的依赖取代对美国的依赖”，对艾哈德来说，很明显“在对美国的依赖之下西德会感到更安全”，受到肯尼迪的支持，艾哈德动员了基民盟中的反戴高乐主义者，要求将美国提出的序言作为批准过程的一部分，当阿登纳明白条约没有序言是无法通过时最终同意了这一要求，并总结道:“有序言的条约总比没有条约好。” 阿登纳的行为既与核依赖逻辑相矛盾，又与联盟强制逻辑相协调，不过事实上鉴于美国的胁迫他别无选择，然而即使有了这样的让步阿登纳也无法修复他与肯尼迪的关系，没有了肯尼迪的支持，阿登纳无法保住他在基督教民主联盟中的地位，其逐渐被艾哈德取代，通过对西德施加压力，肯尼迪不仅能够遏制该国的核野心，而且还能够选择性地支持对北约核问题的偏好与自己更接近的领导人；在阻止德国转向法国之后，肯尼迪又和联邦共和国签署了《有限禁止核试验条约》 美国、英国、法国和苏联的高级决策者认为禁止核试验是防止进一步核扩散的一种手段，正如肯尼迪在1961年告诉赫鲁晓夫的那样，虽然“禁止核试验本身不会减少现有核大国拥有的核武器数量”，但它“会减少其他国家发展核武器的数量” 因此，超级大国事实上在1962年3月的原则文件基础上达成一项隐性的交易，即苏联接受柏林的现状，以换取美国同意控制德国的核军备，这项秘密谈判和1963年7月宣布的条约令阿登纳感到惊讶，他反对签署该条约，并在给肯尼迪的信中和公开场合抨击该条约，称其“毫无意义”，阿登纳明白该条约将加强德国的核依赖，但肯尼迪早先成功地迫使西德拒绝与法国的核合作，这使阿登纳清楚地认识到，他不签署禁试条约的希望不大，德国不可能抵抗美国的压力。 最终，作为拒绝法国核合作和签署禁试条约的回报，德国得到了美国继续保护的承诺，并承诺进行核磋商。前者体现在美国承诺在欧洲维持6个师的部署，而后者则以德国参与联合部队的形式出现。通过强调这些承诺，美国在其安全保障与德国的无核地位之间建立了联系。只要美国承诺保护西德的同时同时威胁如果波恩试图获得核武器就退出——德国就会不情愿地放弃完全在国家控制下的核威慑力量。但是，如果西德领导人开始相信，无论德国的核选择如何，保护都会被撤销，那么他们保留核选择的兴趣就会持续下去，所以西德的核需求事实上也保证了美国对欧洲保护政策的延续
⬆️西德联邦总理路德维希·艾哈德 在约翰逊执政期间，西德对美国将单方面减少对西德承诺的担忧再次出现，这些焦虑源于国际社会对多边军事合作的反对，以及美国威胁要撤回其常规部队，除非德国支付其部署成本，约翰逊削弱了美国安全保证与德国核限制之间的联系，而西德的回应是努力寻求保留其军事存在 肯尼迪本人认为美德之间达成的平衡只是一个“幌子”，其意在安抚德国参与核战略的要求，同时又不授予对核使用的控制权，但他仍然觉得一旦打破这种微妙的平衡就会破坏德国的无核地位，所以肯尼迪并没有取消这个项目，而是选择推迟，但来自国务院的压力使约翰逊在1964年4月重新开始了努力，作为一种满足德国参与核项目要求的方式，同时保持联邦共和国的“束缚”，约翰逊的做法削弱了德国对美国核的信心，艾哈德对约翰逊的决定感到愤怒和尴尬，由此引发的双边关系的风暴导致美国大使乔治·麦吉写道，“在波恩的气氛是我两年来遇到的最糟糕的” 由于美国信誉受损，联邦共和国重新开始担心北约的安全保证是空洞的，于是就又削弱了它保持无核状态的意愿，正如艾哈德明确指出的那样，如果没有核共享的解决方案，德国将寻求保留获得核武器的选择，在1966年1月与时任白宫顾问的亨利·基辛格会面时，艾哈德表示他支持北约核力量是因为他希望达成正式军事磋商协议的愿望，通过获得美国的协商承诺，艾哈德希望减轻德国对美国将从欧洲撤除核武器的担忧 同时，德国大使告诉美国官员如果不能就联盟的核问题达成协议，德国就不能默许新成立的《核不扩散条约》，如果不能保证德国能对北约使用核武器的决定施加影响，西德领导人就不准备永久放弃他们的核武器选择，对核不扩散的反对甚至比这种有条件的联系所表明的更为深刻，正如艾哈德在1965年直言不讳地告诉约翰逊的那样，不可能假设德国永远没有核威慑力量
⬆️《核不扩散条约》签署国 与西德的核角色问题平行的是，关于美国常规部队在德国继续存在的争议，美国减少在德国的兵力部署有可能削弱北约并破坏德国的无核地位，1961年，德国同意分担美国在欧洲军事部署的成本，但到1963年，这一协议有破碎的危险，最终肯尼迪成功地说服德国领导人承诺将德国补偿款项与美国军事人员的继续存在联系起来，但到1965年，波恩方面分担的款项实际上是不足的，这导致美国国防部长威胁德国：如果德国不能分担美国军事部署的财政压力，美国军队就有可能选择完全撤出 因为麦克纳马拉和约翰逊削弱了美国的保护与西德的无核地位之间的联系，西德大使海因里希·纳普斯坦警告美国政治中日益增长的“新孤立主义趋势”，德国外交部长也抱怨说，有关美国撤军计划的谣言正在危及美国与德国的关系，美国副国务卿乔治·鲍尔认识到这种争论气氛的危险性:德国人怀有一种“阴暗的怀疑，认为美国不再认为保卫欧洲至关重要”，而且“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戴高乐是对的，美国不可信任” 再加上美国退出原定计划和对《核不扩散条约》施加的压力，缺乏协商解决方案正在削弱德国对美国安全保障的信心，正如艾哈德在1966年9月的首脑会议上对约翰逊所说的那样，“德国人民想知道他们目前在安全方面的确切立场，如果达成不扩散条约，他们将如何得到保护。” 艾哈德在谈到多边军事力量时承认，“没有人再期待一个合适的解决方案了”，但德国希望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寻求在北约中的共同解决方案 西德最终默许了美国的核不扩散要求，这是在美国的压力和对美国安全承诺的附属争端的解决之后，然而，与核依赖的逻辑相反，联邦共和国领导人继续对北约的长期持久性持怀疑态度，他们被迫接受美国明确的撤军威胁，这与联盟胁迫的逻辑是一致的，与之相对的，为了满足西德的核协商要求，约翰逊组织德国参加了核计划小组，发动核打击的决定权仍然掌握在美国手中，但通过同意与联邦共和国就核部署、瞄准和危机管理进行磋商，美国增加了德国对美国威慑力量的信心，并减轻了对华盛顿无法履行其核保证或完全撤回核保证的最严重担忧，该集团的第一次会议之后，德国同意放弃原本计划以换取新协商机构的永久席位，不过即使9月会议解决了核协商的问题，约翰逊仍在继续向艾哈德施压，要求德国进行全面财政分担，这延长了危机并导致德国决策者再次开始担心美国和英国即将撤军并最终导致“北约的持久削弱”，如果那样德国将暴露在苏联的军事压力之下，美国方面，约翰逊则是希望安抚来自参议院的国内压力（要求他大幅减少美国的海外部署）但他的策略适得其反——西德艾哈德的联合政府垮台了，基辛格需要时间来组建并让新政府运行起来，德国对核力量的追求进入了又一个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