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原理》马尔萨斯（五）
第十一章
1
我们前边假设葛德文先生的社会制度可以完善地建立起来。但这种假设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个制度一旦建立，立刻就会被各种自然原因迅速摧毁，同样的原因也会使这一制度不可能建立。
我无法设想我们根据什么理由可以认为这种自然原因将发生变化。在世界存在的五千多年间，从未发生任何趋向于消灭两性之间情欲的情况。
每个时代已届晚年的人们都激烈反对自己感觉不到的情欲，但却没有多少理由能成功地证明这一点。那些生来性情冷淡、不知性爱为何物的人，当然完全没有资格判断情欲对于生活中愉快感觉的总和可以作出多大的贡献。而年轻时纵欲过度，因此年老后身体虚弱、内心充满悔恨的那些人，也很可能指责这种愉快空虚无益，无法使人永久满足。
其实，纯粹性爱的快乐，与最进步的理性和最高尚的美德并不矛盾。一个人若体验过纯洁性爱的真正快乐，那么无论经他体验过的理性的快乐多么巨大，也禁不住经常回顾那一时期，认为它是自己整个一生中最愉快的时刻，对其心往神驰，深情地怀念那个时期，并且非常希望自己能再度生活在那个时期。
2
理性的快乐超越身体快感之处，与其说是在于它较为真切和根本，不如说是在于它持续时间较长，牵涉面较广，并且不易使人满足。
任何享受如无节制，都有损于其本身的目的。天气晴朗时在非常美丽的乡村散步，如果走得太远，终究会感到枯躁和疲乏。非常卫生而且有营养的食物，贪吃过度，非但不能增强体质，反而会有害健康。
甚至理性的快乐，虽然确实比其他各种快乐不易满足，但若是几乎毫不间断地追求，也会造成身体虚弱，精力衰减。
但是，若因为人们滥用这种快乐就否认它的现实性的话，那也是不太恰当的。
按照葛德文先生的说法，道德就是结果的打算，或者像亚齐康德-巴勒十分恰当地表述为，道德就是神的意志，是由一般便利推断出来的。
按照这两个定义，身体的快感如果不会产生不幸结果，就不违反道德法则，如果对它的追求有所节制，为理智的发展留有极大的余地，则无疑会增加生活中快感的总和。因友谊而增强的纯洁的性爱，似乎是身体享受和精神享受的混合物，特别适合于人的本性，能极其有效地唤起人的同情心，并使人得到极大的满足。
3
为了说明身体快感显然低下，葛德文先生曾说：“排除掉两性性交的一切伴随情况，它就会遭到普遍轻视。”
他同样可以对一个观赏树木的人说：除去这些树伸展开的枝叉和娇嫩的叶子，你还能在它们那光秃秃的树干上看到什么美？但吸引人们观赏的树，总是有枝有叶的，而不是光秃秃的。
一个物体的特点和它的总体，可以像任何两种毫无干系的东西那样迥然不同（如同一个美丽的妇女和一张马达加斯加的地图），从而使人产生不同的情绪。
引起情爱的是女人“身材匀称、活泼、性情温柔、亲切可人、有想象力和才智”，而不只是因为她是女性。男人在情爱的驱策下，曾作出各种大大有损于社会一般利益的事情，但如果女人只有女性的外貌，没有其他什么有魅力的地方，也许男人并不难抵制这种诱惑。从身体快感中除去它的一切附属物以证明其低下，一如使磁石失去其产生引力的一些最根本的因素，然后断言磁石的作用微弱。
在对一切享受（无论是身体的还是智力的）的追求中，理性即我们能够估算结果的能力，都是适当的矫正者和指导者。因此，较高的理性往往可以防止纵欲过度，但它决不会因此而灭绝这种快乐。
我曾努力说明，从限度不完全确定的局部改良推论没有限制的进步是一种谬误。但我始终认为，虽然许多事例揭示了显著的进步，但如料想这种进步是无定限的，就大谬不然了。关于消灭两性之间情欲，迄今尚未取得显著的进展。因此，设想这样一种消灭，只是提出了一种毫无事实根据的推测，未得到任何哲学上的概然性的支持。
历史非常明确地为我们揭示了如下的真理，即：某些智力极高的人并不只是适度地享受性爱的快乐，而且是过度地沉溺于这种快乐。但是，即使承认（虽然有许多相反的例证，我仍愿予以承认）智力上的巨大努力能削弱这种情欲对人类的支配，但很明显，大多数人的进步必须超过现在人类最光辉的典型，才能产生足以明显影响人口的效力。
我并不认为大多数人已经达到了进步的极限；但本文所作的主要论述提出了一个强有力的观点，即：任何国家下层阶级的人民都永远无法完全摆脱贫困和劳动，而获得智力的高度发展。
第十二章
1
为了证明精神对身体的支配力量，葛德文先生说：“如果在一封信中看到了不曾预期到的文字，则因此而引起的激动的情绪，肯定会使身体发生一些异常的变化，比如血液循环加快，心悸和舌呆，甚至有些时候，极端的痛苦和高兴还会引起死亡。医生最常注意到的一个事实，就是精神力量怎样促进或阻碍健康的恢复。”
这里提到的事例，主要是为了说明精神刺激对身体的影响。对于精神和身体的密切（虽然是难以理解的）关系从来没有人怀疑过。但是，如果假设精神刺激可以持续不断地以同等的强度应用，或者看到它暂时可以这样应用，就假设它可以用之不竭，那就表明作这种假设的人完全不了解精神刺激的性质。
在这里叙述的一些事例中，刺激的强度取决于刺激的新奇性和突然性。这种刺激由于其自身的性质，不能以同样的效力重复运用，如果反复运用，就会使产生其强度的那种特性丧失。
2
一个中等体力的人在过分强烈的动机的影响下，或许会因用力过度而毁掉自己，而这种动机无论如何也不能使他在二十四小时内步行100英里。人不能同时将其注意力高度集中于一种以上的对象。如果我持枪远行而一无所获，那么回到家里往往会由于疲劳而深感不快。倘若某日，我走同样远的路打猎，猎获甚多，回到家里则依然精神很好。在这两天的当天，疲劳的感觉也许会大不一样，但在这两天的翌晨，我却不会感到这种差别。我觉得，在猎获甚多的那一天的翌晨，我的肢体同样会不灵便，我的脚同样会疼痛。
从这些情形中看来，与其说对精神的刺激真正抵消了身体的疲劳，不如说它使人们的注意力从身体的疲劳上移开了。
在这个场合，同在其它场合一样，精神根本没有克制或消除病痛的能力，而只是在受到强烈刺激时，具有转移注意力的能力。
3
然而，我并不否认，健康、旺盛的精神具有使身体保持同一状态的任何趋向。精神和身体的结合如此紧密和密切，因而倘若它们的功能不能相互增进，倒是令人十分惊奇。
但是，相比较而言，身体对精神的影响还是大于精神对身体的影响。精神的基本目的是满足身体的欲求。这种欲求完全得到满足后，活跃的精神往往会进一步漫游，徘徊于科学领域，或遨游于想象的世界，幻想它已“摆脱人世的纷扰”，而寻求类似的活动范围。
但这一切努力同寓言中兔子所作的努力一样，是徒然的。行动迟缓的乌龟--身体，总会超越精神，无论精神徘徊的范围怎样宽广；最活跃、最旺盛的精神虽然会勉强依从第一次或第二次的召唤，但最后必然会在饥饿的要求面前屈服，或者同筋疲力尽的身体一起陷入睡眠状态。
有人也许会十分有把握地说如果能发现一种药，使身体不死，则精神也会随之永生。但精神不死似乎并不意味着身体不死。相反，我们所能想象的最大的精神力量很可能就会是耗尽和摧毁身体的力量。
适度的精神力量可能有利于健康，而过度运用脑力则会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有损耗身体的倾向。葛德文先生用以证明精神的力量超过身体的力量，从而证明人类有可能不死的大部分例子都属于后一类，其实不断地运用这种刺激，非但不能使身体不死，反而会很快地摧毁身体。
4
葛德文先生接下来考察的一个问题是，人类意志支配人类躯体的能力是否有可能增加。其结论是，在这方面，某些人的意志力已伸展到另一些人无能为力的许多方面。
但是，这种推理是用少数例外推翻一般的法则，而这些例外似乎与其说是可以用于有益目的的力量，毋宁说是戏法。我从未听说有人能在热病中调整自己的脉搏，也很怀疑是否有人在其身体疾病的正规治疗外，对寿命的延长取得稍稍可以使人察觉到的进展。
葛德文先生说：“因为某种力量是我们现在观察不到的，便断言它不在人类精神的界限之内，是极不明达的。”
在这一点上，我承认，我的哲学观念同葛德文先生的哲学观念大相径庭。在具有哲学依据的推测和预言家布拉泽斯先生的断言之间，我只看到一种差别，即：前者以我们现在观察所得的各种迹象为基础，后者则没有任何根据。
我希望在人类的一切科学领域，特别在物理学中还能出现伟大的发现；但是，如果我们背离据以推测未来的过去的经验，尤其是，如果我们的推测完全与过去的经验相矛盾，我们就会陷入毫无确定性可言的旷野，于是任何一种假设都会像其它假设一样适当。
倘若有一个人告诉我，人类的后背最终会同前面一样有一双手和一对眼睛，我当然承认多一双手，多一对眼睛，是有用的，但是，我在过去从未发现有任何迹象可据以推断有可能发生这种变化，因而我有理由对此不予置信。
如果这不能认为是有确实证据的反对理由，则一切推测便都是一样的了，且都同样具有哲学依据了。我承认，在我看来，依照我们现在所做各种观察的结果，说人类将来可能在世间永生，同时人将有四只眼睛、四只手，或树木将横着长而不是直着长一样，都没有切实的征兆可以证明。
也许有人会说，世界上有许多发现是人们从未曾预见到，并且出乎他们意料的。我承认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但如果某人不是按照过去事实的类比，或指示来预言将有这些发现，他就只能称为先知或预言家，而不能被叫做哲学家。
5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在许多场合，一些最初似乎完全可以无限改进的发明，为什么不能无限改进。最初改进望远镜的人也许会想，要将镜身加大，管子加长，这个仪器的放大力和效果就会增加；但其后的经验告诉我们，视野狭小，光线的不足，以及大气条件的增大，都会使人们不能从镜身和放大力极大的望远镜中得到预期的有效结果。
在许多知识领域，人几乎持续不断地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在另一些知识领域，人的努力却常常遇到阻碍。这种巨大差别的起因是未开化的人所无法猜想的。我们所具有的较多经验却使我们对此多少有所了解，从而至少使我们能够较正确地判断，什么是我们无法预期将来会发生的（这虽然是消极的，但却是一种十分有用的知识），尽管我们不能较好地判断何物是我们能够预期将来会发生的。
睡眠的必要性与其说是取决于精神，毋宁说是取决于身体，因此，通过增进精神来对这一“显著的弱点”进行很明显的消除，似乎是不可能的。一个精神受到很大的刺激，能够两三夜不睡觉的人必然会按比例地消耗他的体力，而健康和体力的减退很快就会影响他的理解力，所以他虽然付出了这些重大的努力，但在消除睡眠的必要性上却似乎未取得任何真正的进展。
6
在精神能力和仁爱行为等等方面，我们所知道的各种人肯定具有十分显著的差别，这使我们能够判断，智力活动对人类寿命的延长是否具有任何明显的影响。
毫无疑问，这种明显的影响人们尚未观察到。虽然无论是注重身体，还是注重精神，迄今都尚未产生使人类不死的效力，但若说何者在这方面具有较大的作用，那还是在某种程度上注重身体而非注重精神。
饮食适度、经常认真锻炼身体的人一般比埋头进行脑力工作、常常忘记身体的这种迫切需要的人更为健康。思虑不出田园、活动不出田园的隐居平民，同智力活动范围极其广泛、头脑比同时代的任何人都清晰的哲学家相比，也许具有同样长的寿命。凡是注意死亡表的人都可以确切地看到，平均说来，妇女的寿命较男人长，虽然我不能说妇女的智力较低，但我以为，必须承认，由于妇女所受教育不同，致力于富有生趣的精神活动的妇女不像男人那样多。
从上述事例或与此类似的事例来看，或者从涉及面更宽的事例，从几千年来世间存在的各种各样的人来看，根本没有看到人类的寿命由于智力的作用而产生明显的差异，因此，人生于世而必死同任何永恒的自然法则一样是确定无疑的，而且依据的理由也同任何永恒的自然法则一样。
宇宙创造者以其威力直接干预，固然可以突然或逐渐改变这些法则当中的一个甚至全部，但若没有发生这种变化的迹象，也不存在这种迹象，那么，假设人类寿命可以无限延长，就如同设想地球的引力会逐渐地变成排斥力，石头最终将上升而不是下落，地球在某一时候会脱离轨道而飞向更暖更热的太阳一样，是毫无哲学根据可言的。
毋庸置疑，那一章的结论给我们描述了一种非常美好和令人向往的情景，但它是凭空想象而不是以客观实情为依据的，不能引起人们的那种只有自然和盖然性才能使人们在内心深处生成的兴趣。
7
葛德文先生和孔多塞先生所作的人类寿命可以无限延长的这种推测，可以说是灵魂渴望不死的一个极妙的例子，我感觉必须对这个问题加以评述。
这两位先生都拒绝承认绝对允许人类在另一种状况下永生的天启。一切时代最聪慧的人都认为自然宗教的启示已经预示将来灵魂的不死，即使对于这一点，他们也拒不接受，可是，不死的观念极为投合人类精神，所以他们又不能同意完全把这种观念从他们的体系中排除。
虽然他们对不死的惟一方式深表怀疑，但他们却另行提出了一种不死，不仅与哲学上的盖然性法则完全矛盾，而且其本身也是极其狭隘、偏颇和不公正的。
他们假设，一切伟大、善良和高尚的人--他们或者是曾经存在的，或者是可能存在于几千年、几百万年间--都会归于寂灭，只有少数人--其数目少于能够同时在地球上生存的人--最后能获得永生。
这种教义如果作为天启的教义提出，我深信，宗教的一切敌人，或许包括葛德文先生和孔多塞先生，都会竭力加以嘲笑，认为它是迷信、愚蠢的人所能杜撰的教义中最幼稚、最荒唐、最拙劣、最可怜、最不公正，因而最不配上帝的一种。
这种推测为怀疑主义的矛盾提供了一种何等奇妙的证明啊！
因为，应当看到，相信一种完全与一贯的经验相矛盾的主张，同相信一种与任何事物都不矛盾，但绝非我们现在的观察力和理解力所能达到的范围的主张之间，存在着十分明显的本质区别。
我们周围的自然物极其纷繁，每天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巨大力量也非常多，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推测，自然界的许多形态和作用我们尚未看到，或者说以我们现有的有限的知识也无法看到。
既然可以使谷粒萌生麦芽，使橡籽萌生橡树，则精神体脱离自然体而复活，似乎并不是令人惊讶的可以显示力量的事例。假使有一个有才智的人处在这样的环境里，他就会只熟悉非生物或已成熟的植物，而从未亲眼目睹植物生长或成熟的过程；也许另外有一个人给他看两件物品，一颗麦粒，一粒橡籽。希望他对其进行细致观察，如果他愿意，还可以加以分析，并努力弄清它们的特性和本质；然后告诉他，这两小粒物质虽然在他看来也许微不足道，但却具有奇特的选择力、结合力、排列力和创造力，如果把它们放入土地，它说就能够在其周围的泥土和湿气中选择对自己最适用的部分，以奇特的爱好、判断和行为，把这些部分收集和排列起来，长成美丽的形体，几乎与当初放入土地的那两小粒物质完全相异。
我想，无可置疑，我所假设的这个人在相信这种不可思议的论断以前，较之他如果听到如下的说法--有一个拥有非凡力量的神，作为他周围所能看见、所能意识到的一切的造物主，依靠其拥有对人类生杀予夺的巨大力量，会以无形的或者至少是肉眼看不见的方式提高思想的本质，使之在另一种状态下更加幸福地生存--而表示相信以前，必然会更加犹豫不决，而要求提供更充分的证据和更有力的证明。
按照我们自己的理解，后一断言的惟一缺陷是，前一种奇迹是我们经常看到的，后一种奇迹则是我们从未见过的。我承认这种惊人的差别极为重要，但是，可以肯定，人们会毫不犹豫地说，如果将天启不考虑在内，则精神体脱离自然体而复活（这也许只是我们不能看到的自然作用之一），较之地球上的人类永生不死（这种情况不仅未曾显露任何征兆或迹象，而且完全与人类一直可以观察到的恒久不变的自然法则之一相矛盾），也许具有较大的可能性。
或许我又该为我花费这么多的时间去研究上述推测向我的读者表示歉意，我知道，有许多人会认为，这种推测十分慌谬，不可能实现，不必研究。
但是，纵然它是不可能实现的，并且如我所想的那样，与哲学的真正精神相悖逆，又为什么不应当在一种公正的考察中说明其为什么会如此呢？一种推测虽然最初看来是无法实现的，但是如果它是由有才干，又有独创性的人提出的，也许人们至少就应当对其进行一番考察。
就我自己来说，我并非不愿意在一定程度上赞同世间人类或可不死的看法，只要用来支持这种看法的各种现象使我们感到应当表示赞同的话。在断定这种情况完全不可能出现以前，我们只能公正无私地考察这些现象；而从这种考察中我认为我们可以作出如下的推断，即，假设树木可以长得无限高，马铃薯可以长得无限大，这固然没有理由，而假设人类的寿命可以无限延长，则更加没有理由。
第十三章
1
葛德文先生把人类看作是只具有理智的动物。至少在我看来，这是一种谬误，这种谬误弥漫于他的全书，且同他的全部推理混杂在一起。
人的自觉行动或许因某种信念而产生，但是信念受影响的程度，在既具有理性又具有身体的动物那里，与在仅仅具有理性的动物那里，是迥然不同的。
葛德文先生在证明正确的推理和真理可以被足够多的人所接受时，先从实践上考察了这一命题，然后补充说：“这便是以粗俗和实际的观点考察时，该命题所呈现的样子。即便进行严密的考察，该命题也不容争辩。人是理性动物。”我非但不以为这是严密的考察，反而认为这是一种最最不严密、最最不正确的考察方法。
因为这种考察方法犹如先计算出物体在真空中的下落速度，然后硬说在有阻力的情况下，物体的下落速度也与此相同。牛顿根本不是这样进行推理的。一般性命题很少能丝毫不差地应用于特殊问题。无论是月球环绕地球的轨道，还是地球环绕月球的轨道，都并非仅仅是距离平方的反比例。要使有关天体运行的一般性理论能完全应用于这些天体的运行，就必须首先精确地计算出太阳对月球的干扰力量，以及月球对地球的干扰力量；尚未正确地推算出这些干扰力量之前，对这些天体运动的实际观察会证明，这种一般性理论并不十分正确。
2
我愿承认，每一自觉的行动都先具有理智作出的决定，但是倘若说人的身体倾向不会作为干扰力量严重影响理智所做的决定，那就我所持的有关这一问题的正确理论大相径庭了，也与一切实际经验显然相矛盾了。所以，问题并不仅仅在于是否能使人理解清晰明白的问题，是否能使人相信无可辩驳的论点。
人若作为理性动物会明白真理，相信真理，但作为复合动物，人又会决定逆真理而动。贪欲、嗜酒、想占有美女的欲念，会促使人行动，尽管他们在采取行动时清楚地知道，这样做会给整个社会的利益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
倘若肉欲被消除，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反对这种行为。若问及对别人有这种行为怎么看，他们会予以谴责。但如果他们有肉欲，则在具体情况下，复合动物的决定会与理性动物的信念完全不同。
如果在这个问题上，这是正确的观点，而且能为理性与经验所证明，那么，葛德文先生在其著作的第七章有关强制问题的几乎所有论断，就似乎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之上。
葛德文先生花费了一些时间嘲笑有人试图用殴打的方式使人相信理智，用殴打的方式阐明模糊的命题。当然，殴打既是可笑的，也是野蛮的，斗鸡也是如此，但较之后者，前者与惩罚的真正目的有更多的关系。常见的（实际上是司空见惯的）一种惩罚方式是判处死刑。葛德文先生恐怕不认为判处死刑是为了使人相信理智，至少有一点是很明显的，即用这种方式开启的理智并不会给个人或社会带来多少利益。
惩罚的主要目的无疑是约束和警戒。所谓约束就是把那些具有不良习惯而危害社会的社会成员监禁起来。警戒就是通过表达社会对某种罪行的看法，通过把罪行与惩罚较为直接和明显地联系在一起，来维持一种道德动机，劝阻他人不要犯罪。
3
葛德文先生认为，监禁仅仅是一种权宜之策，他谴责单独监禁，尽管这实际上是提高犯人道德水平的惟一最有效的方法。他大谈孤独会使私欲膨胀，而生活在社会中则会培育美德。但可以肯定地说，在犹如监狱的社会中，是不会培育美德的。
假如能让罪犯仅仅同有才有德的人生活在一起，则罪犯很可能会比单独生活进步得更快。但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吗？葛德文的智慧似乎更多地是用来挑毛病，而不是提出切实可行的补救方法。
譬如，他对惩罚不加区别地一概予以谴责。诚然，有些国家为了惩一儆百，采用了极其残酷和野蛮的刑罚，但是，一种方法被滥用，并不能成为反对该方法的充足理由。
在我国，一旦发生杀人案，警方必定会不辞辛劳地去侦破，将杀人犯绳之以法，这使普通人感到，杀人案迟早会被弄得水落石出；杀人所必须承担的后果，使人不寒而栗，迫使人在欲火中烧时放下屠刀，使为了复仇而禁不住杀人得到制止。
在意大利，杀人犯逃入教堂，往往就可以免遭刑罚，因而人们并不那么害怕犯杀人罪，因而经常发生人命案。
不管什么人，只要对道德动机的作用略有所知，便决不会怀疑，如果在意大利，不管怎么样杀人犯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那么人们在感情冲动时就会较少地使用短剑解决问题。
4
可能没有人会愚蠢到认为人类的法律可以十分精确地量罪判刑。由于人类的动机高深莫测，因而要做到精确地量罪判刑是绝对不可能的，但这种缺陷，尽管可以称作是一种不公正，却不能成为反对人类法律的正当理由。
人类经常要在两种罪恶之间作出抉择，这是人类所无法逃脱的命运。只要一种是防止较大罪恶的最佳方法，则这便是采用这种制度的充足理由。
毫无疑问，应作出不懈的努力来尽量完善这种制度。但最容易的事莫过于给人类制度挑刺儿，而最难的事莫过于提出有实际意义的措施。可悲的是，有才能的人大都把心思用在前一件事情上，而不是用在后一件事情上。
即便是那些俗语所谓的明白事理的人也经常犯罪，这就足以证明，某些真理虽可使人信服，却不能对人的行为产生适当的影响。此外还有一些真理，按其性质来说，或许永远不可能由一个人充分传达给另一个人。
在葛德文的信念中，理智快乐优于感官快乐是一条基本真理。
若把各种因素都考虑进去，我倾向于赞同他的观点；但我怎样把这一真理传达给一个从未感受到理智快乐的人呢？
这就如同要向瞎子说明颜色的样子。即使我有无比的耐心，不厌其烦地、反反复复地劝导他，我也决不可能达到目的。在我们之间，缺少衡量事物的共同尺度。我不能做到一步一步地使他明白，因为这是一个从性质上说根本无法加以证明的真理。
我所有说的只是，一切时代的大仁大智者都无一例外地将理智快乐置于非常崇高的地位；我自己的经验也完全证明他们的决定是正确的；我发觉身体上的快乐是毫无意义、转瞬即逝的，经常让人感到乏味和恶心；而理智上的快乐却似乎有一股清新之气，总使我感到年轻，使我无时不感到满足，给我的生命注入新的活力，使我的心灵长久保持澄明和安宁。
如果他相信我，那只是出于对我的尊敬和对我提及的人物的尊崇，这是信赖而不是信服。我所说的不能使他真正信服。
这并非是推理所致，而是牵涉到了经历。他也许会回答说，你所说的对你自己和其他许多品德高尚的人来说可能是真理，但就我自己来说，我在这件事情上却有与你们大不相同的感受。
我晚上拿起书来读，常常是读着读着就睡着了，但若是参加舞会，或陪漂亮女人玩，我却精神拌擞，感到真正享受了人生。 在这种情形下，推理和论证是毫无用处的。也许在未来某个时候，他会真正对感官的愉悦感到厌腻，或者某一偶然事件会唤醒他的潜在智慧，这种经历在一个月内所起的作用，是四十年最为耐心细致的劝导也别指望做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