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贵粟疏》中重农思想的提出研究

我国自古以农立国，重农在我国历史上从原始社会后期就开始了，是自然经济的必然产物，后渐渐成为维护封建社会秩序稳定的重要指导思想，服务于封建统治。战国后该思想更是作为一项政策记录于文献中，秦汉趋于成熟，无论是抑商还是惠商，前提都是重农。进步与变革时有发生，但农业在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中一直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一、晁错的个人理念、知识结构与重农思想

“晁错者，颍川人也。学申商刑名于轵张恢先所，与雒阳宋孟及刘礼同师。”

“申商刑名”即法家的同义词，可以说晁错初所授受的是法家思想。“如同管仲相齐，辅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一样，晁错在经济、政治与军事方面对前代法家学说多有承袭。”法家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以申不害、商鞅、李斯等为代表，而重农思想是法家经济思想的一个显著特征。他们强调“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国所以兴者，农战也”。显然，晁错作为汉初法家代表认同这种思想同时也有自己的主张。

文帝时晁错任太常掌故，曾奉命从故秦博士伏生受《尚书》。因此，作为汉初的新法家，以法家为学术底色的同时也杂糅了儒、阴阳等学说，所以他的重农贵粟的同时还做到了惠商，提出了入粟于官、拜爵除罪等一系列主张，“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且很大程度上表现了民本思想如“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他提出这些是基于从人情的民本观点出发，“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可见吃饱穿暖乃人之常情，仓廪实方能知礼节。都道“法家严而少恩”，但晁错也吸收了儒家“仁者爱人”的思想，同时《管子》也主张“因人情”治国：“致赏则匮，致罚则虐。财匮而令虐，所以失其民也。是故明君审居处之教，而民可使，居治战胜守固者也。夫赏重则上不给也，罚虐则下不信也。”这些都使得新法家的面貌更加柔和，从而更加适应汉初的统治。

受法家思想的影响，晁错在政治上推崇君主朮“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汉初主张无为而治，但晁错并不主张君主无为，他认为“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择也。”君主应该体察民情加强管理，经济上同样不能放任自流，应大力推行“重农贵粟”的政策，一定程度上强调政府的调节作用，否则“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晁错的这种君主有为的观点也是他提出重农贵粟政策的影响因素之一。

二、汉初经济状况与重农思想

“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既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因此汉高祖刘邦即位不久便采取一系列重农惠商的措施：“弛山泽之禁”、“更令民铸钱”、“开关梁”，鼓励农业生产的同时也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后高祖担心商人非法牟利对恢复经济造成阻碍而开始抑商“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且后期废除了“十五税一”的田租制度，局部的战争也一度使经济发展停滞，给汉初的经济状况带来了不利影响。

文帝统治时期，农业生产水平仍然十分低下，国家的粮食储备也极为有限。故继续奉行“与民休息”的政策，重视农桑，促进农业繁荣的同时又开始重视商业，但也因商业的发展导致谷贱伤农，因此晁错在《论贵粟疏》中写道：“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佰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大地主、大商人对土地的兼并和侵夺加剧，而土地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生产资料，因此大量农民流离失所，造成“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局面。“萧何置田宅必居穷处，为家不治垣屋，曰：‘后世贤，师吾俭；不贤，毋为势家所夺’。”萧何防备后世田宅被占，陆贾病免居家时分金予其子，令为生产。可见汉初的土地兼并现象虽不及秦末严重，但也破坏了封建经济的基础，影响了当时的经济发展，损害了农民的利益。

在《论贵粟疏》中，晁错就很具体地描述了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状况：“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种夏耕，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从晁错的上书看，当时农民的生活十分贫穷和悲惨。一个耕种百亩的之田的自耕农家庭，即使在正常年景也是入不敷出。在田里一年四季辛勤忙到头，仍不得不取倍称之息以应付急征暴敛。”中国的封建经济自古便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产力低，经济力量薄弱，汉初自然也不例外。所以晁错《论贵粟疏》中提出的重农思想应是当时有识之士共有的主张，“重农贵粟”是完全适应当时的经济状况的且迫切需要实行的政策。

三、维护封建统治的要求与重农思想

    经济上的问题也直接影响了政治，文帝时的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影响了粮食生产的发展，也严重影响了边防的巩固，激化了阶级矛盾，使黎民重困，并与封建统治者的利益产生了矛盾。晁错作为一个政治家提出“重农贵粟”的政策以发展生产，巩固边防，从而缓解政治危机，维护中央政权的统治。可以说“‘贵粟’的直接意图是注重粮食生产，但最终目的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

封建统治下，农业繁荣才能取信于民，安定社会。“李悝指出, 农业搞不好‘饥寒并至’, 人们就不可能‘不为奸邪’” 晁错在《论贵粟疏》中同样指出“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 民如鸟兽, 虽有高城深池, 严法重刑, 犹不能禁也。”民不聊生则社会秩序混乱，统治者的政权受威胁。秦朝的覆灭就是个教训，秦王朝徭役繁重，加以严重的土地兼并，农民丧失生产依据，大批农民因脱离土地而破产流亡，形成流民大军，“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最终农民揭竿而起 。且汉文帝初期，背本趋末的风气仍盛行，商人兼并农人，农人至于流亡，统治者的统治合法性受到被统治阶层的质疑或否定，进而诱发农民起义。“因为有了流民大军，农民起义就有了主力。为了获得土地，他们便有了起义的动力，统治阶级的大量财源和兵源将随着大批流民产生而慢慢枯竭，改朝换代也将由此拉开帷幕”

与此同时，地方势力与中央集权的对抗性矛盾也异常尖锐，“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则反亟，祸小；不削之，则反迟，祸大。”更有大工商业者与地方势力相互勾结，对抗中央，晁错充分意识到这种情况的危害，因此将削藩与贵粟相结合，“削藩与贵粟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晁错的贵粟论是巩固新兴地主阶级政权的积极措施， 对社会发展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重农不仅关乎民生，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边防，“窃窃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晁错在《论贵粟疏》中这样写道。边防士兵需要足够的粮食，粮食不足就无法巩固边防，就易遭匈奴的侵扰，边疆不宁则国家不宁，严重危害君主的统治，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

  由此可见，在封建经济基础十分薄弱的情况下，在面临着把刚刚建立的政权巩固下去的严重考验的西汉地主阶级，‘重农’思想的又一次提出，这是一个很自然的问题。

  “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晁错虽是西汉的政治家，但也充分了解农业的重要性，并结合自身学识及现实情况提出重农贵粟的政策，这对当时发展生产和巩固国防都具有巨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