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人的得与失金帐汗国给俄罗斯带来了什么

作为蒙古四大汗国之一的金帐汗国，统治俄罗斯达二百四十年之久。对金帐汗国的统治，俄罗斯的评价是逐渐变化的。早期是完全否定，被征服时的毁灭与屠杀自不必说，其长时间的统治更被视为“鞑靼桎梏”，认为俄罗斯落后于西欧，全是因为金帐汗国的统治，“蒙古王朝的统治……曾在将近两个半世纪中成为俄罗斯的灾难和苦痛”①。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俄罗斯对于金帐汗国的看法又有所改变，认为俄罗斯能够从松散的城邦国家变成日后的大一统帝国，恰恰得益于金帐汗国。“正是金帐汗国的汗给了俄罗斯诸公爵将四分五裂而相互敌视的世袭领地得以统一的可能”②，俄罗斯帝国疆域的拓展，都取决于俄罗斯民族和草原民族的“良性互动”，这是金帐汗国的遗产。当然，对于这个遗产，俄罗斯也并非全然褒扬，有人认为，与统一和疆域扩展同行的，还有来自东方的专制主义，金帐汗国给俄罗斯带来了集权皇权，使得俄罗斯帝国走上了不同于欧洲其他国家的发展道路。 被邀请的王——基辅罗斯 俄罗斯本是斯拉夫人的土地，但其第一个王朝的建立者，却是来自北欧的维京人。早期的俄罗斯，“在政治上分成各个多少有独立性的地区，各个地区的政治和经济中心都是一个大的商业城市，这些商业大城起先是罗斯政治生活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主要的政治状况是各地区政治上的分裂，各自处在城市的领导之下”③。这些城市有很多，如基辅、梁赞、诺夫哥罗德、切尔尼戈夫等，而后来的俄罗斯帝国首都莫斯科，此时还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小市镇。城市的管理机构，称为“维彻”，即市民大会，通常由城市公社中的大地产主、富裕阶层的市民及商人组成，共同协商来解决城市最重大的问题。这样的组织方式，有利于商业发展和保证市民自由，但面对外敌入侵时，往往难以聚集力量。8、9世纪时，罗斯诸城邦总是受到自海上而来的维京海盗的骚扰掠夺，需要有专业的武装力量来保卫自己，于是便有了“邀请瓦良格王公”之举。 俄罗斯编年史记载，公元862年，因“内乱不断”，人们决定“还是得为自己找一个王公，来负责管理并主持公道。于是便去找海外的瓦良格人”。使节们对瓦良格人说道：“我们的土地辽阔富饶，却漫无秩序。请到那里做王公和管理我们吧。”瓦良格人的三兄弟首领留里克、西涅乌斯、特鲁沃接受了邀请，于是成为王公④。瓦良格人也被称为罗斯人，是维京人的一支，原来居住在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后逐渐沿着商路来到东欧平原。因为他们成为罗斯各地的统治王公，因此其地才被称为罗斯。而罗斯人与斯拉夫人、钦察人融合，形成了今天的俄罗斯人。留里克兄弟建立了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个王朝留里克王朝。879年，留里克死后，其族亲奥列格继承大公之位，于882年征服了以基辅为中心的第聂伯河到伊尔门湖之间的土地，并将首都迁到基辅，建立了基辅罗斯公国。 不过，基辅罗斯公国大公的权力非常有限。因为他们是作为居民和国境的保卫者受邀前来保护当地居民和抵御外敌的，其权力依据是自己的高贵血统，而更重要的则是“维彻”的授权。王公即位时，要向市民宣誓后才能行使自己的权力。如果王公严重侵害了市民的权利，维彻有权力也有能力提出反对，甚至可将王公驱逐。在12世纪，赶走和邀请王公几乎是通行的做法。同时，王公的权力还受到波雅尔贵族的限制。所谓“波雅尔”，其词来源于斯拉夫语“将领”、冰岛语“贵族”和突厥语“富人”，一般指大贵族或世袭贵族。波雅尔贵族的来源有两类，一类是“地方波雅尔”，也就是基辅罗斯建立之前的地方贵族，他们有的是原来的部落首领后裔，有的是拥有财力足以建立武装的大商人；还有一类是军事波雅尔，来自王公自己的武装亲兵，这些亲兵跟随王公一起来到基辅罗斯，是以武力效忠王公的自由武士，他们与王公以契约的方式联系在一起，互相信任、彼此敬重，王公尊重他们的权益，而他们则以武力回报王公。这些人为王公效力获得赏赐，从而拥有了领地，成为地方上的大土地所有者。波雅尔贵族是国家的武力基础，但他们对于王公并无绝对服从的义务，尤其是军事波雅尔，他们享有很大的自治权力，如果王公违背了双方的契约，他们便会离开，另投明主。因此王公在行使权力时，必须考虑波雅尔们的意见。 这样的国家组织，使得基辅罗斯是一个松散的以自由为基础的城邦制国家。虽然从奥列格开始，历经伊戈尔、奥尔加、斯维雅托斯拉夫一世、弗拉基米尔一世等大公，基辅罗斯不断扩张，吞并了周围的各斯拉夫人城邦，形成以东斯拉夫人为主体的国家。但这种统一，不过是因为基辅大公拥有较强的武力，各城邦因此对基辅大公宣誓效忠，缴纳贡赋，而城邦内部仍是自治的。不但基辅大公难以对各城邦拥有真正意义上的统治权，就是各城邦内部，也是王公、维彻、波雅尔各自拥有权力。因此，从地图上看，鼎盛时基辅罗斯幅员辽阔，但如拼图一般，只是靠着脆弱的接口勉强拼凑起来，并无稳固的统一基础。到了11世纪中期，基辅罗斯的大公已经无法维持统一。12世纪30年代，统一的基辅罗斯公国不复存在，分裂为以城邦为中心的一个个小公国，其中较为强大的有弗拉基米尔公国、梁赞公国、诺夫哥罗德公国、切尔尼戈夫公国、佩列亚斯拉夫公国等十三个公国。而弗拉基米尔公国取代基辅公国成为各公国名义上的共主。政治上不统一的基辅罗斯各城邦难以集中人力物力来对付来自南俄草原上游牧民族的侵袭，先是佩切涅格人，然后是波洛夫齐人，最后，是蒙古人。 蒙古征服 1219年春，成吉思汗发动了蒙古的第一次西征，目标是中亚强国花剌子模。在二十万蒙古军的重击之下，外强中干的花剌子模帝国轰然坍塌。战争结束后，成吉思汗分封有功之臣，其长子术赤因为攻下的城池最多，获得最广大的封地——“也儿的石河和阿勒台山一带的一切地区和兀鲁思以及四周的冬、夏牧地”，也就是占据了额尔齐斯河以西，咸海、里海以北的钦察、花剌子模和康岭等古国的领土，这块封地被称为“术赤兀鲁思”，也就是术赤汗国。成吉思汗率大军东返，下令让术赤继续向西征服俄罗斯等地。不过术赤在获得封地后不久便一病不起，于1225年去世，未能执行父亲的命令。1235年，蒙古第二任大汗窝阔台汗召集“库里勒台”，打算发动第二次西征，因为成吉思汗曾命令术赤家族为西征统帅，因此这次西征的最高领导者，便是术赤的继承人，其次子拔都。术赤有十四个儿子，长子是斡儿达，次子是拔都。按说，术赤死后，应由长子斡儿达继承汗位。但是，次子拔都“势力很大，能力极高”，在术赤诸子中“享有极大的荣誉和尊敬”。而斡儿达也不是一个心胸狭窄的人，他自知能力不如二弟，于是支持拔都，“让拔都登上了父亲之位”⑤。 此次西征，拔都为统帅，下辖四个军团。第一军团是术赤家族军团，由拔都亲自率领，他的长兄斡儿达、五弟昔班和六弟唐兀惕各领一军；第二军团是察合台家族军团，由察合台的长孙不里为统帅，察合台的六子拜答儿为副将；第三军团是窝阔台家族军团，由窝阔台汗的长子贵由为统帅，窝阔台汗六子合丹为副将；第四军团是拖雷家族军团，由拖雷长子蒙哥为统帅，拖雷七子拔绰为副将。四个军团总计共十五万之众。 同时，窝阔台汗还命成吉思汗时代的老将速不台为大军的总参谋长，这位速不台是成吉思汗“四獒”之一，勇猛善战，在成吉思汗西征之时，为了追击花剌子模苏丹摩诃末，曾经进入罗斯境内，大败罗斯诸公国联军，降伏阿塞拜疆、格鲁吉亚等国，有在欧洲作战的丰富经验。各路大军都由成吉思汗四子家族中的长子或长孙带领，因此这次西征又被称为“长子西征”。1236年冬，集结完毕的蒙古军首先击破了罗斯诸公国的东部屏障保加尔。1237年夏，又击败罗斯诸公国的南部屏障钦察诸部落，顺利打开进入罗斯的大门。 最先面对蒙古大军的是梁赞公国。梁赞大公尤里·伊戈列维奇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气，断然拒绝了拔都的劝降：“如果我们都战死了，那么，一切都将归于你们！”他知道仅凭自己是无法取胜的，于是向弗拉基米尔公国和切尔尼戈夫公国求援，但这两个公国拒绝派出一兵一卒。1237年12月16日，蒙古大军围攻梁赞，经过六天激战，梁赞陷落，大公战死，居民死伤殆尽，梁赞城被大火烧成废墟。接着遭到击的是弗拉基米尔公国，当初它拒绝了梁赞的求援，而当面对敌人时，他也孤立无援。1238年3月4日，弗拉基米尔大公尤里·弗谢沃洛多维奇率军在锡季河与蒙古军苦战，全军溃散，大公战死，公国全境沦陷。弗拉基米尔公国的灭亡，宣告北罗斯被蒙古征服。拔都继续挥军向诺夫哥罗德公国前进，但因为气候转暖，道路泥泞，蒙古大军被迫转道，进入钦察草原休整。之后再次进入罗斯，灭亡佩列亚斯拉夫公国，于1240年夏进抵基辅城下。 基辅是罗斯最美丽宏伟的城市，拔都受其吸引，不愿将其毁掉，派使者前往劝降。此时基辅大公米哈伊尔已经逃走，城中军民杀死了蒙古使者，从斯摩棱斯克公国请来一位贵族执政，领导军民抗战。可是，加利西亚大公丹尼尔却想趁机控制基辅，派遣自己的将领德米特尔将那位贵族赶走，自任执政，这一内讧使得基辅军心浮动。拔都见劝降无效，下令攻城。此时四大军团主力齐聚，蒙古大军四面攻城，用投石器击毁城墙，蜂拥而入。基辅军民在城中建起城寨，节节抵抗，最后退入教堂死守，直到教堂因为人多沉重而垮塌，军民死伤无算，这才停止了抵抗。德米特尔伤重被俘，拔都感念他的勇敢，将其赦免。但基辅遭此兵灾，城毁大半。基辅陷落是在1240年12月6日。不过月余，1241年初，拔都率军挺进加里西亚，加里西亚大公丹尼尔弃城而逃，加里西亚也拜倒在蒙古铁蹄之下。至此，南罗斯宣告平定。 金帐下的罗斯。 拔都在征服罗斯城邦之后继续西进，先后占领波兰、匈牙利全境。而当蒙古军准备继续前进时，窝阔台大汗去世，各家贵族要回蒙古本土选举新任大汗，蒙古军因此退兵。参战的蒙古四大家族获得了丰厚的战利品，而收获最巨的是术赤家族，拔都将父亲留下的领地扩展了将近一倍。为了更好地管理和控制西部疆域，拔都将统治中心向西迁移，在伏尔加河下游，今天俄罗斯的谢里特连诺耶修建了一座城市作为自己的都城。这座城市名为“萨莱”，意为宫殿。因为日后还有一座名为“萨莱”的城市兴起，后世人们称这座城市为“拔都萨莱”。从这时起，人们所熟悉的“金帐汗国”才算正式建立。不过，金帐汗国的国名其实并不准确。拔都继承父亲的遗产并使之发扬光大，他没有必要另立国号，改朝换代。在他和以后汗国统治者心中，“术赤汗国”是国家永远的名字，而“金帐汗国”，不过是被其统治了二百四十年的罗斯诸城邦对作为宗主的术赤汗国的称呼。金帐汗国名称的由来有多种说法。 有的说，成吉思汗西征返回时，曾在钦察草原搭起大金帐，金帐自此被看作是蒙古统治者的象征。有的说，金朝强盛时，皇帝被边远民族称为“金汗”，这个名称传到罗斯，成为强有力统治者的称谓。而最合理的说法则是，罗诸城邦的大公们按时向可汗缴纳贡税和述职时，都要在草原上的金顶大帐中拜谒可汗，金顶大帐给他们的印象刻骨铭心。久而久之，“金帐汗”便成了拔都以后所有可汗的通称，“术赤汗国”也在俄罗斯编年史中成了“金帐汗国”并一直流传至今。金帐汗国对于罗斯城邦的统治，是一种遥控和直接管理并行的方式。在拔都时代，各城邦王公继续统治各自的领地，但他们必须承认金帐汗的宗主权。每位王公即位时，都必须获得金帐汗的特许状，由金帐汗的使者郑重地宣布他可以即位。如果金帐汗怀疑王公的忠诚，那么他可以随时撤销王公的特许状，将之废黜。 而为了“以夷制夷”，金帐汗国还进行“弗拉基米尔及全罗斯大公”的册封，也就是由金帐汗来选定一个城邦的大公来做名义上的“全罗斯的统治者”。对金帐汗无条件完全服从，所做之事完全符合金帐汗利益是选择的唯一标准。同时，金帐汗还向罗斯各地派驻两种官员，一为“达鲁花赤”，一为“巴思哈”。达鲁花赤是负责“登记人口，征收贡税，并将贡税送交宫廷”的官员，巴思哈是“控制被征服居民”的军事长官⑥。大公们的行政、财政、军政事务无不受到达鲁花赤与巴思哈的制约。到了14世纪上半叶，“达鲁花赤”和“巴思哈”之职被取消，罗斯所要缴纳的贡税由王公们自己负责征收。金帐汗虽然放松了对王公的控制，但王公自此要直接作为金帐汗和民众之间的媒介，为了权位，他们只能谄媚金帐汗而盘剥民众，而面对民众的反抗时，又不得不更加依赖金帐汗。金帐汗统治下的罗斯地区，不再是之前的“以城市为中心的各个领区”，而是“分成各个王公的封邑”。过去的格局完全被打破。曾经和王公鼎足而三的维彻和波雅尔衰落了。 在蒙古征服罗斯诸城邦时，各个城邦都遭到极大的打击，受创最深的是城市商人、富户和手工业者，他们是构成维彻的主要成员。待到局势稳定下来，各城邦的维彻依然存在，但权力几乎被剥夺殆尽。曾经，王公的合法性来源于维彻授权，现在却由金帐汗册封，王公自不再拿维彻的权益当回事了，反而要依靠金帐汗镇压维彻。在金帐汗国统治期间，各城邦维彻反抗金帐汗的聚敛时，王公作为金帐汗的代理人予以镇压；而反抗王公的聚敛时，金帐汗则会出兵帮助自己的代理人进行镇压。当初王公需要向维彻宣誓效忠，维彻可以驱逐不合意王公的状况一去不复返。同时，波雅尔也再无风光。过去罗斯王公所依靠的军事力量——亲兵，在金帐汗国入侵时大量死去，众多波雅尔家族绝嗣，很多城邦的波雅尔“没有任何一个姓氏的子孙是拔都入侵前知名的”。蒙古入侵前，波雅尔在一定程度上保有自由服役的权利，即当他们对自己的王公不满时，他们可以选择为其他王公服役，而且不会失去自己的田产，他们手中的田产不是采邑而是世袭领地。但到此时，波雅尔贵族地位急剧下降，幸存的老波雅尔实力遭重创，而新兴的波雅尔基本靠王公扶持才有地位，他们失去了自由服役的权利，经济地位也大不如前。 维彻和波雅尔衰落更重要的原因在于金帐汗国改变了罗斯的征兵制度。征服罗斯后，金帐汗国对罗斯进行过三次大型的人口普查，并以普查的数据作为征税的基础，同时也作为征兵的依据。在蒙古征服前，罗斯军队由王公亲兵和城镇民兵组成，前者要依靠波雅尔，后者则要依靠维彻，战时不动员乡村居民，农民不参加战斗。而这种普遍征兵制使得王公获得了对领地上所有人员尤其是农民的征兵权，其武力不再需要波雅尔和维彻支持了。王公一家独大，专制制度的萌芽初现，这对日后俄罗斯帝国的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统一的格局。 各城邦王公逐渐实现了自己领地内的集权，虽然他们还要对金帐汗俯首称臣，但在内部已经算是一个个的专制君主了。可要说这样就必然会出现日后皇权集权的大一统俄罗斯帝国，却还差得远，还需要其他几个要素。首先，足以统一的经济基础。蒙古入侵前，基辅罗斯相当繁华，手工业发达，贸易活跃。而入侵带来了巨大破坏，大量城市被毁，人口因战争和屠杀锐减，东西商路也一度中断。独树一帜的手工业遭到重创，罗斯人引以为傲的珐琅制造工艺失传，之后的产品再无法和先前相比。金银装饰品的生产停滞了一个世纪之久，之后还是在中亚影响下才重新恢复，而彩色陶瓷釉的生产则再没能恢复。不过，在金帐汗国的统治下，罗斯地区的经济很快复苏，还有了先前所没有的发展——全国范围的统一市场。 罗斯城邦之前虽然繁荣，但各城邦都以自身为单位发展经济，开展对外贸易。金帐汗国使罗斯地区成为一个完整的经济体，从拔都开始，历代金帐汗都大力维护驿站和商路，并把重商作为基本国策，保护过往商队，让“从克里米亚到中国的道路完全畅通，没有危险”⑦。在月即别汗统治时期（1312—1341年），金帐汗国成为沟通东西方间最重要的商业大国，来往的商队“止则有馆舍，顿则有供帐，饥渴则有饮食”⑧。从欧洲到元朝的首都大都，一个商队仅需二百七十到二百七十五天，这其中包括货物在旱路水路来回装卸的时间。其中经金帐汗国之路最为便捷，“沿驿道，随邮差而行，五六阅月即可抵此（指中国）”⑨。一路上，“平安无事，毫无惊险风波”，而且“不需为马匹携带饲料，也不需为跟随商队同行的人们携带粮食。此外，商队不带向导，因为草原与农业地区有着人烟稠密的畜牧业和农业居民点，只需付出若干报酬即可获得一切必需物资”⑩。 繁荣的商贸使得金帐汗国众多城市崛起为人口众多、百业兴旺的大都市，以罗斯地区为盛。乌马里所撰写的《眼历诸国记》中记载，罗斯地区“有许多繁荣和居民众多的城镇。那儿的山上绿树成荫，土地也很肥沃，农业繁荣，牧业兴旺”。大量的商品在罗斯地区汇集，后世的考古学家考古发掘发现，罗斯地区不仅有中国的丝绸，西亚的大马士革刀，中亚的彩釉瓷等奢侈品，玻璃、珍珠、贝壳和黄杨梳等等日用品在整个罗斯的农村地区都有出土，这证明在金帐汗国时期的罗斯农民实际上与国际市场有着密切联系。四通八达的商路打破了罗斯各城邦曾经的藩篱，而为了进行国际贸易，各种经济互补互助，货币实现统一。无论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各个领区”还是“各个王公的封邑”⑪，都因共同的经济利益而重新整合。其次，政治上出现稳固的核心。 最后，思想上的统一。虽然金帐汗国的统治者皈依了伊斯兰教，但他们仅把宗教当作自己的信仰而非治国的理念。在整个汗国，历任金帐汗仍然坚持成吉思汗《大札撒》（即《大法典》）中所规定的宗教宽容政策，允许各宗教自由发展。而对于信奉东正教的罗斯地区，金帐汗还特别对东正教会予以扶持。早期的罗斯东正教会是依附于王公的宫廷附属机关，主教由王公推荐委任，王公有权罢免。城市的维彻也对教会有一定的影响，可以像大公那样随意提升或撤换主教和修道院长。而到了金帐汗国时期，东正教会拥有金帐汗所赋予的种种特权，免赋税、纳贡、服役，免人口登记，而且有相当程度的司法自治权。这些特权使得东正教会吸引了更多的农民为其耕种，大量的手工业者也托庇于教会，教会的经济地位大为提升，从而刺激教会大力吸收乡村异教徒。基辅罗斯时代，虽然社会上层和城镇居民已经实现了基督教化，但是在广大农村地区许多农民都是信仰多神教的异教徒。随着教会的扩张，到金帐汗统治末期，罗斯地区基本上是一个完整的东正教教区了。“蒙古人不但彻底改变了教会的命运，而且从此教会成为了俄国人生活的中心——政治，经济，文化——通过教会它极大地改变了俄国社会。”⑫ 东正教会受到金帐汗的扶持，将罗斯人变成了自己的教众，而且摆脱了王公的挟制，“罗斯教会在这一时期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较少依附于王权”⑬。但教会并不对金帐汗感恩戴德，因为金帐汗是异教徒，宗教人员虽然借助金帐汗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但在精神上十分压抑。于是，作为罗斯人的精神代言人，他们还是选择和反抗金帐汗的王公合作，共同推翻金帐汗的统治。东正教会也完美地解决了罗斯人推翻金帐汗后大公的合法性问题。当大公不再由金帐汗册封，曾经的维彻授权也不再适用时，东正教会作为上帝的代表承认大公“君权神授”，将可汗册封改为上帝授权，君主的神圣性和合法性更为确定。经济、政治、思想都已整合，金帐汗国崩溃后，俄罗斯帝国便瓜熟蒂落。 得失之间。 所谓金帐汗国给俄罗斯带来了东方专制主义的说法其实并不准确。金帐汗国本身是一个典型的草原贵族封建帝国，其可汗对于内部无法做到真正的集权。按照成吉思汗的《大札撒》，大贵族们有权力监督可汗。如果可汗违背了大部分贵族的意愿，便有可能在“库里勒台”上遭到废黜。这种贵族封建制困扰着蒙古帝国分裂后形成的各个国家。即使对皇帝集权最为追求的元朝，也因为这个“漠北旧制”而始终未能完成皇权集权。金帐汗国对俄罗斯的影响，是破坏了其原有的王公、维彻、波雅尔三足鼎立的格局，又促成了各城邦在经济、政治、思想上的整合。但仅是如此，俄罗斯虽然会走向统一，却未必会走向皇权集权，其结果关键还在于俄罗斯人自己的选择。他们其实早已接受了皇权至上、君权神授的理念，只是没有机会实现，是金帐汗国给了他们机会。这些理念来自拜占庭（东罗马帝国）。 早在6世纪中叶，随着《查士丁尼法典》《学说汇纂》《法理概要》和《新法典》的颁布（统称《罗马民法大全》），拜占庭就开始确立“君权神授”和“皇权至上”、国家权力至上的原则。查士丁尼大帝反复宣称：人世间没有任何事物能比皇帝更高贵更神圣，因为皇帝是代表上帝管理人间的事务。马其顿王朝时期，瓦西里一世立法加强皇权，颁布四十卷的《法理草稿》、六十卷的《法律详解》和四十卷的《法律介绍》，这些法卷在东欧地区广为流传，对于政治制度尚未定型的基辅罗斯来说，其中的理论符合大公对权力的渴望，这也是罗斯接受拜占庭国教东正教的重要原因。摆脱金帐汗国的控制后，俄罗斯君主立即以“第三罗马”自居，认为自己是拜占庭帝国的继承人。到著名的伊凡雷帝时，更是加冕为“沙皇”，也就是罗马皇帝“恺撒”。伊凡雷帝在写给瑞典国王的信中宣称：“朕乃奥古斯都大帝之嫡系。”拜占庭对俄罗斯的影响可见一斑。因此史家伯恩斯明确断言，俄罗斯专制统治最早“可追溯到拜占庭的影响”，也就是说，“蒙古体制是专制统治高效的工具，但不是专制存在的原因”。 俄国文学家普希金说，“蒙古人使俄国错过了文艺复兴”，认为蒙古人切断了俄罗斯与西方基督教文明的联系，造成俄国文化落后的现实，这种说法并无根据。文艺复兴是西方天主教世界内部的思想文化运动，可俄罗斯从未融入中世纪的天主教世界中。而且选择了东正教—拜占庭文化的俄罗斯文化对天主教天然带有一种明显的敌意。说蒙古人切断了俄罗斯与西方基督教文明的联系，造成俄国文化落后的这一观念是站不住脚的。何况，从14世纪晚期开始，金帐汗国已经难以完全控制俄罗斯，到1480年俄罗斯彻底摆脱金帐汗国的统治。如果俄国有意去学习文艺复兴，时间是完全来得及的。之所以没有，还是俄罗斯自己的选择。金帐汗国使俄罗斯失去了很多，也得到了很多，而得与失，更多还是取决于俄罗斯自己的取与舍。———————————— ①格列科夫、雅库博夫斯基著，余大钧译：《金帐汗国兴衰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5页。 ②此语出自苏联作家普拉东诺夫，与之有共同认识的，还有苏联历史学家列·尼·古米廖夫等人。古米廖夫在其《古代突厥人》《中国的匈奴人》《寻找虚构的王国》《古罗斯与大草原》等专著中，提出14—16世纪莫斯科公国的建立以及之后俄罗斯帝国疆域的拓展，都取决于俄罗斯民族和草原民族的“良性互动”，是成吉思汗及其继承人留下的遗产。这种观点长时间被苏联史学界视为异端，但在20世纪90年代后，已成为越来越多史学家的共识。 ③瓦·奥·克柳切夫斯基著，张草纫等译：《俄国史教程》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7页。 ④拉夫连季编，朱寰、胡敦伟译：《往年纪事》，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4—15页。 ⑤拉施特著，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二卷，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17页。 ⑥格列科夫、雅库博夫斯基著，余大钧译：《金帐汗国兴衰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06—107页。 ⑦A. Evans, La Pratica della mercatura, Cambridge: The Medieval Academy of America, 1936, pp. 21-23. ⑧宋濂等撰：《元史》卷一百一《兵志四·站赤》，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583页。 ⑨张星烺编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21页。 ⑩格列科夫、雅库博夫斯基著，余大钧译：《金帐汗国兴衰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21页。 ⑪瓦·奥·克柳切夫斯基著，张草纫等译：《俄国史教程》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1页。 ⑫Charls J. Halperin. Russia and the Golden Horde: the Mongol impact on medieval Russian history. London: I. B. Taurs & Co. Ltd.,1985. p.114. ⑬Grorge Vernadsky. The Mongols and Russia. New haven.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