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旧闻】银幕背后故事多——记长影厂摄制第一线的演职员们

作者：本报记者　肖玉华《光明日报》（1992年05月19日 星期二 02 版） 　　在纪念《讲话》50周年的时候，记者来长春电影制片厂采访，一个突出印象是，争创文明摄制组活动在这里搞得有声有色。自从拍出《开国大典》后，长影厂似乎显得沉寂一些，两年没有拍摄重大题材影片，他们是把功夫下在贴近生活，扎扎实实提高影片质量上，创建文明摄制组就是其中一项措施。去年，该厂共拍出《高朋满座》、《大城市1990》、《别无选择》、《紫痕》等24部故事片，有12个摄制组被评为文明摄制组，出现许多生动感人的故事。 　　“我不信拍不出‘味道’来！” 　　故事片《紫痕》被评为1991年度长影厂“小百花奖”优秀故事片奖、哈尔滨冰雪节优秀影片奖。电影局的领导和专家认为，这是一部制作精细，创作认真，颇有味道的好影片。直到这时，导演成科才松了一口气。 　　当初，上这部片子时，厂领导和不少职工都替小成捏了一把汗：这个37岁的东北师大中文系毕业生，还是一个毛头小伙子，头一次独立执导这么一部反映上海二三十年代上层社会生活的影片，能行么？小成也在思考着。他在《导演阐述》中说：“我们是搞艺术的，只要我们靠艺术的自身魅力感人，精心制作，我就不信拍不出‘味道’来！” 　　开拍前，成科苦熬十几个夜晚，为《紫痕》绘制出一幅幅高质量的蓝图。他家的居住条件差，两家合用一个单元，厨房是共用的。他只好等夜深人静，家人和邻居都休息后，在厨房里摆上一张小桌，开始编写分镜头剧本。他对每一场戏的气氛、光影造型、服装、道具及每一个小物件的摆放都进行了认真研究，力求达到最佳艺术效果。 　　“卧室”一场是全片主要场景，前后15年的跨度，需要变换3个年代的气氛。20年代初，罗府由地主成为民族资本家，室内主要是中国传统的红漆家具，深色调：30年代初，则变成欧式家具，色调明快：最后到1937年，主人公与日本人勾结，卧室中的画、打火机、扇子等都变成日货，这既符合历史真实，又符合人物性格变化。为了选择一把当时上流社会使用的日本扇子，他们在道具库里左选右选，花了一个礼拜时间：为了一个幔帐，道具员十几次跑市场购货加工，又研究怎样挂才符合当时情况。这个摄制组有这么一个指导思想：认真拍戏，不能糊弄观众。 　　“《苦》剧拍得好苦哇！”在常人看来，摄制组出去拍片，男男女女，尽选风景优美的地方，坐卧铺，住高级宾馆、饭店，一定风光得很。其实，不全象人们想象的那么浪漫。坐在我面前的《紫痕》、《女警官》、《索命飞刀》3部片子的导演、制片主任不约而同地讲到他们去年到大连、哈尔滨、吉林市等地拍片，住的都是大中专学校学生宿舍，大房间，上下铺，每宿4—5元，这是外出住宿比浴池还低的价格。 　　反映残疾人生活的故事片《苦乐三兄弟》的导演见到我的头一句话就是：“《苦》剧拍得好苦哇！”“哦，怎么个苦法，能不能细说说？”他说：《苦》剧原是一部轻喜剧，去年9月，厂里决定要拍，要求年底完成。于是，我们召开紧急会议，立即分头去北京和白洋淀选演员、采景。由于时间紧迫，来不及买卧铺票，全组人员坐硬板，昼夜兼程。正要开拍时，中国残联对剧本提出14条修改意见，由轻喜剧变成全社会都同情、理解残疾人的严肃正剧。当时，编剧已到四川九寨沟开会。于是，摄制组的同志决定集思广益，边改本子边拍摄。10月20日开机，12月19日拍完最后一个镜头，仅用2个月的时间。 　　拍摄《苦》剧，出现许多感人场面。11月7日，深秋的北京北海，天气已很凉。扮演司马姑的青年女演员潘捷，足有3个小时被消防车的水浇着。拍完戏，她被冻得浑身发抖。该片主演余东华，是一个身高只有1.02米的矮人，念5年书，身体不好，患有胃病。全片700个镜头，600个是他的。对于当主演，开始，他信心不足，说：“这么长的台词，我也记不住呀！”导演就一遍一遍地给他说戏，启发他，辅导他。生活上，大家象对待亲兄弟一样关心他。 　　《苦》剧在北京拍戏时，国家残联有关领导曾来到摄制组驻地，看了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后，十分感慨地说：“有些摄制组来北京找国家残联，是要钱，要物，要赞助，而你们向我们要的是对剧本的修改意见。你们住的条件很差，吃的是简单的饭菜，干的是艰苦的工作，我代表全国5千万残疾人感谢你们！” 　　又一个“不该发生的故事” 　　前几年，长影厂曾根据乔迈的报告文学《三门李轶闻》拍摄一部影片《不该发生的故事》。去年下半年，《索命飞刀》剧组也发生了一个“不该发生的故事”，事情是这样的：眼下，影视界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某些外请演员拍戏要高价，有的竟在戏拍了一半时，向导演提出增加“价码”，弄得导演哭笑不得。《索命飞刀》摄制组外请的北京两名男武术演员，在开拍前，不告而别。据说，他们是因每月2000元聘金低去拍酬金高的电视剧去了。这件事在摄制组和厂内引起不小的震动，组内情绪不稳定。导演刘忠明、季世明不得不一面火速派人到沈阳去选演员，一面组织摄制组的同志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使大家认识到，从事精神产品生产的人首先要有精神。在以后的拍摄工作中，大家都是憋着一股劲来干的。 　　曾在电视剧《少帅传奇》中扮演张学良的长影厂演员寇振海，在《索》剧中饰演黄天霸。有一场戏是黄天霸在奔马上翻跌下来。对这样一个惊险镜头，导演准备请替身。寇振海说：“不用，我能拍！”这天，他穿上棉背心，做好实拍准备。一声口令，寇振海骑的马突然绊倒，他猛地从马上翻跌下来，正好落到规定的地点，来个“倒抢背”，十分惊险，在场的人都为寇振海的精采表演叫好。这是用替身演员无法达到的艺术效果。 　　老传统还在起作用 　　毕竟是在隆隆炮声中诞生的新中国第一家电影制片厂。当年，一批从延安来的文艺干部在这里从事领导和创作，做出了他们问心无愧的贡献，有的电影工作者还献出了年轻的生命。长影厂的同志都记着这些。一些老的传统还在这里起作用。 　　执导过《红牡丹》、《流泪的红蜡烛》等影片的薛彦东，应该算是第3代导演了，已到退休年龄。去年，他担任《女警官》导演时，与演职员们一样住在大连交通中专的学生宿舍里。他住的房间，窗外就是一条马路，车来车往，喇叭声声，一直吵到夜深，他就在这种条件下工作。为了提高影片质量，他对剧本进行长达一个月的反复修改，但他提出，一不挂名，二不要报酬。 　　不知从何时起，一些宾馆、饭店、酒楼，害怕接待影视摄制组拍戏，戏称他们是“三害”之一，即：“地震、洪水、摄制组”。去年，《赵百万梦幻曲》摄制组在拍“海味餐馆”一场打斗戏时，打得好凶哟，砸玻璃，摔酒具，闹得一塌糊涂。拍完戏后，导演、演员带头把现场打扫得干干净净，主人非常满意。 　　在全国十几家较大的电影制片厂中，去年，长影厂的经济效益名列前茅，利润1600万，片子的摄制成本为最低。该厂的一般片子都控制在70—80万元，最低的是《小雪》，仅用37.4万元，最高的是《别无选择》，120多万。这些数字里面，凝结着广大演职员们辛勤劳动和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