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国璋

（一）冯国璋（1859年1月7日—1919年12月28日）字华符，小名四儿，直隶河间市西诗经村人。直系军阀的首领，与王士珍、段祺瑞并称为“北洋三杰”。1859年1月7日冯国璋出生在直隶（今河北）河间市西诗经村，冯家原是村中大户，其祖父冯丕振家境富裕，有地300亩，为该村四大户之一。其父冯春棠因科举落榜，精神失常，又因遭天灾，家道逐渐中落。冯国璋有胞兄弟四人，他排行老四。大哥冯佩璋常年经营戏班，奔波外乡。老二冯蕴璋自幼读书，被选为拔贡。老三冯琥璋，文庠生。他7岁入本村私塾读书，5年后入其外公家所在地三十里铺毛公书院读书。冯国璋年幼聪颖、心宽志远、性情豪放，童年在家乡私垫读书，1876年结业，考试名列前茅。在堂叔冯甘棠的资助下1881年冯国璋到保定莲池书院进修两年，因家境艰难，1883年辍学回家。为了找寻出路，冯国璋于1884年在经叔父介绍后未告别父母妻子，只身去大沽口投淮军，开始他的军旅生涯。1884年25岁的冯国璋只身来到大沽口淮军直字营，通过在该营任文书的族叔介绍，入伍当兵。因冯国璋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经常帮助士兵书写家信或帮伙房记账，人缘不错，亦取得该营统领刘祺的信赖。1885年冯国璋入淮军直字营当兵，经刘保荐后冯国璋进入天津武备学堂，习步兵科。该学堂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为培养淮军中下级军事人才于1885年创办的，聘有德国军事教官，所设课程有兵法、地利、军器、炮台、算法、测绘，并操习炮队，步队、马队、工队及分合阵法，另外还兼学经史。冯国璋是该学堂第一期学员，在学习期间他曾回原籍参加科举考试，当时特设数学附生额，因他擅长算术而考中秀才，后返回天津武备学堂继续学习军事。冯国璋学习刻苦，精通枪炮阵式，熟习营垒作业，各科成绩优秀，曾得到该学堂总办荫昌和德国教官的赏识。1889年7月冯国璋从该校以优异成绩毕业，当时冯国璋已届而立之年。他不安于现状，想大立军功，出人头地，于是在1893年进入聂士成军中效力。

（二）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夕冯国璋曾随聂士成赴东北和朝鲜等地考察和测绘地形，为时半年，跋涉数千里，餐风宿露，历尽艰险。所达之处对山川要塞均用新法绘图说明，地形、地物了如指掌。所搜集的资料以聂士成之名编成《东游纪程》一书，由冯国璋任注说编辑，及至第二年聂士成率部在朝鲜和东北等地抗击日军时这部著作发挥极大的指导作用。故此冯国璋得到聂士成的垂青，被任命为该军军械局督办。甲午战争后冯国璋得聂士成保荐，以清朝驻日公使裕庚随员身份赴日。冯国璋在日本期间为考察日本军事，结交日本军界人士福岛安正、青木宣纯等人，并博览大批近代军事著作，取得大量有关军事教练的资料。不舍昼夜，抄录和整理几大本有关军事训练和近代军事科学发展的“兵书”，冯国璋亦因此大长才干。1896年冯国璋回国后将精心整理好的笔记资料呈送聂士成，聂士成又转呈袁世凯。当时袁世凯正在积极筹办小站练兵事宜，急需军事教学人才，见到冯国璋所整理的军事资料如获“鸿宝”，遂招冯国璋入小站辅佐编练新军，与冯国璋同时进小站的还有他在武备学堂时的同学王士珍和段祺瑞等人。冯国璋在教学中结合实际，深入浅出，深受学兵的拥护和爱戴。未几冯国璋即被任命为督操营务处帮办兼步兵学堂监督，不久又升为督操营务处总办。冯国璋鉴于新建陆军初创，在训练工作上应有所遵循，经过精心筹划，与王士珍、段祺瑞等人合力编成《训练操法详晰图说》22册，成为随营学堂的标准教科书，也是清朝末年军事学校和编练新军的主要教材。由于冯国璋等人对袁世凯的赤心辅佐使小站练兵的声誉大振，冯国璋也逐步投向袁世凯的怀抱。袁世凯出卖光绪帝和参与“戊戌变法”的维新派深得慈禧太后宠信，1899年3月新建陆军改称“武卫右军”。不久袁世凯率军赴山东，被派署理山东巡抚，镇压义和团运动。

（三）冯国璋以督操营务处总办身份，将1万多人的山东勇营逐步改编为武卫右军先锋队，并曾一度率队在直隶与山东交界的德州一带，围追堵截义和团。1900年冯国璋参预镇压义和团运动有功，经袁世凯奏保后升为补用知府，不久被调至济南主管武卫右军和山东全省军队督操事宜。袁世凯为了在德国人面前出风头决定举行秋操，命冯国璋、王士珍、段祺瑞昼夜加紧操练军队。1900年秋袁世凯邀请德国驻胶州湾总督一行抵济南观操，总督在袁世凯等人的陪同下登上观操台，只见军旗一色鲜明，队伍整肃精壮，军威凛然。时冯国璋发出洪亮的口令，队伍一举足则万足齐发，一举枪则万枪同声，行若奔涛，立如直木，总督当面称赞冯国璋、王士珍、段祺瑞为“北洋三杰”。1901年清廷擢升袁世凯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冯国璋亦随之赴任。袁世凯野心很大，到达直隶后便开始大规模地扩充北洋军，所谓北洋军是因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袁世凯编练新军而得名。袁世凯首先在保定设立编练北洋常备军的专门机构——军政司，该司分兵备、参谋、教练三处，冯国璋出任教练处总办。冯国璋竭力修明操法，制订章程和编练计划，从而把新旧军队的训练统一起来，使编练新军一时颇著成效。未几清政府派冯国璋与满族官员铁良、凤山赴日本考察军事，归国后冯国璋出任清政府中央练兵处军令司副使，同时督办北洋各武备学堂，兼任北洋速成武备学堂和将弁学堂督办，因此北洋军阀集团中不少军官都是他的门生、故旧，为他后来充当直系军阀首领打下基础。1906年冯国璋署理正黄旗蒙古副都统，兼任陆军贵胄学堂总办。该学堂是清廷主要为培养满蒙高级军事人才而设立的，其成员是王公世爵、四品以上的宗室以及现任二品以上满汉文武大员子弟。该学堂还附设王公讲习所，在固定时间里专召亲王们去听冯国璋讲课。

（四）冯国璋利用此机会结识不少满蒙贵族，并赢得清王朝的信任，于是1907年冯国璋升任陆军部军咨处正使，1908年又升任清西陵梁各庄值班大臣。1908年11月光绪帝、慈禧太后相继去世，光绪帝之弟载沣辅佐其子溥仪登极执政。载沣为了集中权力并替其兄光绪帝报仇便把袁世凯开缺，赶回河南。冯国璋怕受株连便借口值西陵与祭，坠马受伤，和原配吴夫人病丧、母孙太夫人逝世为由请辞回籍，但未得到批准，清廷仍委派他负责办理日常军务。冯国璋对袁世凯感恩图报，仍暗通音信，表示忠诚，并竭力为袁世凯东山再起创造条件。1911年8月清政府为了震慑革命人民反清斗争力量，决定在直隶永平府（今卢龙）举行秋操，冯国璋被任命为东路总统官。10月10日武昌新军爆发起义，迅即占领武汉三镇。清政府急忙派陆军大臣荫昌率两镇北洋军赴湖北镇压革命，同时又任命冯国璋为第二军军统，随后增援南下。冯国璋在率军南下路上唯袁世凯的密令是听，根本不理会荫昌的指挥。当冯国璋率军途经彰德时只身去洹上村向袁世凯请示机宜，袁世凯授意冯国璋“慢慢走，等等看”六字秘诀，并对冯国璋说：“非筹备周妥，计出万全，断难督师进攻。”清政府迫于无奈，只得请袁世凯出山。袁世凯得势后马上奏请由冯国璋接替荫昌第一军军统职务，冯国璋即按照袁的指示调兵遣将，作好进攻准备。当清廷被迫授袁世凯军政全权以后袁世凯才命令冯国璋攻打汉口和汉阳起义新军，于是冯国璋命令部将李纯、王占元和陈光远，指挥三协北洋军轮番猛攻。起义新军面对北洋军的猛烈攻势时化整为零，躲在汉口街道两边的建筑物内狙击北洋军的进攻。冯国璋见起义新军拼死抵抗，难于长驱直入，便决定放火烧毁街道两旁的商店和民房，使起义军无法存身。

（五）11月1日冯国璋借风势命令士兵放火，烈火由北而南、由东而西，一时间整个汉口便成了火海，三天三夜未熄，使方圆30里的繁华商埠倾时成为一片焦土，商民损失不可计算。攻陷汉口后11月27日冯国璋又指挥北洋军攻占汉阳，此一役中冯国璋被清廷封为二等男爵。正当长江一鼓可渡、武昌垂手可得之时袁世凯为了借用革命力量迫使清帝退位交权，密令冯国璋“按兵不动”，冯国璋一时摸不着袁世凯的意图并对袁世凯产生怀疑，于是亲自赴京托人向隆裕太后启奏，请求拨给饷银400万两，可独力平定叛乱。隆裕太后表示400万两饷银一时难以筹划，但可以先拨发3个月的饷银，并准备临朝时召见冯国璋。不料袁世凯抢先一步见了太后，使冯国璋的如意算盘成为泡影，甚至还差一点被袁世凯干掉。不久段祺瑞迅速抵达汉口，接替冯国璋指挥北洋军的职务。12月15日袁世凯命令冯国璋离汉赴京，任禁卫军总统，兼察哈尔都统。禁卫军是1908年组建的一支保卫清王朝的武装，共一师二旅，计1.2万人，除步兵第三标是汉人外其余各部官兵全系满、蒙军人。冯国璋之所以能以汉人统帅禁卫军是因为他以前曾为陆军贵胄学堂总办，且近在汉阳之役又被封二等男爵，再加上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袁世凯曾指使冯国璋等15名北洋将领发表“誓死拥护君主立宪，反对共和政体”的通电，因此王公贵族都认为他效忠清室而予以信赖。冯国璋被清廷任命禁卫军总统，从而完全掌握京畿防务大权。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遭到禁卫军官兵的反对，以致议和条件迟迟不能发表。这时冯国璋决心助袁世凯一臂之力，亲赴禁卫军总部召集全体官兵，高声宣布大清皇帝辞位后之优待条件，对于禁卫军额数俸饷亦仍维持不变，声言非此不能保全皇室。

（六）冯国璋并以身家性命担保，尊号仍存不废，让权不让位，两宫保全及禁卫军待遇皆担保到底，无论个人调任何职必仍以禁卫军自随。于是一场企图阻碍清帝退位的禁卫军风波被平息下来，冯国璋在关键时刻为袁世凯篡权立下汗马功劳。1912年9月冯国璋出任直隶省都督兼民政长，1913年7月“二次革命”爆发，15日黄兴在南京宣布讨袁。23日冯国璋受命出任江淮宣抚使率部由津浦路南下，不久攻陷宿县、蚌埠和滁县各处，8月6日直达浦口。16日他的女婿、参加反袁斗争的南京第八师师长陈之骥率少数卫兵偷偷过江向岳父投降，陈之骥将南京群龙无首的混乱情况及其设防布局向冯国璋作了详细汇报，冯国璋喜形于色并对陈之骥说：“你提供的情况很是重要，待我挥军渡江，我俩里应外合，攻下南京，给你立个首功。”随后冯国璋会合张勋的辫子兵及刘冠雄海军部署联合攻克南京的作战计划，南京何海鸣率讨袁军与北洋军鏖战半个多月。9月2日冯国璋指挥北洋军炸毁城墙进入南京，入城后北洋军如同野兽一般恣意烧杀淫掠，南京商民家破人亡者不可胜数，许多妇女被奸淫后投秦淮河自尽，张勋辫子军兽行尤甚。冯国璋因攻占南京有功被袁世凯授予一等文虎章，南京陷落标志“二次革命”宣告失败。袁世凯深知南京虎踞龙蟠的战略地位对他控制南方至关重要，因此他本来打算在攻克南京后任命心腹大将冯国璋为江苏都督，然而事不凑巧，因为冯国璋在攻占南京前夕允诺张勋提出的“先攻入城者为都督”的协议，张勋不惜辫军惨重伤亡，抢先一步攻入南京，冯国璋只得保举张勋为江苏都督。9月10日冯国璋北上继任直隶都督，然而张勋治军无方，终引出“南京交涉案”。日、英、美等国公使以张勋在南京其侨民生命财产得不到完全保证为由向袁世凯施加压力，于是袁世凯于12月16日任命冯国璋出任江苏都督，并于第二年授予宣武上将军；改任张勋为长江巡阅使，令其率“辫子军”驻防徐州。

（七）冯国璋接任江苏都督后打着维护江苏社会秩序的旗号（其实是为了镇压革命党人），首先于前清江宁府署设立江苏全省执法处，在此之前又从天津调来大批警察，代替张勋军警维护南京治安。冯国璋又将沿江的四路要塞加以整顿，统一指挥，任命王遇甲中将为总司令。同时设立军事研究所，又在南京设立宪兵司令部，任命陈调元为司令。接着又成立陆军讲武堂、水师学堂、陆军警察学校，冯国璋在军事上的一系列措施旨在加强北洋军阀的统治，但在客观上保障江苏社会秩序的稳定，因此江苏在冯国璋统治的几年间经济、文化的发展是有长进的。冯国璋手握四师重兵，据有富庶的江苏省，一时成了国内各省军阀中举足轻重的人物。袁世凯为了笼络冯国璋于1914年1月特将自己的家庭教师周砥介绍给冯国璋为妻，袁氏父子想藉此左右冯国璋，因此袁世凯指挥部下将这次婚礼办得格外隆重，一时轰动大江南北。袁氏给周砥陪送的金银首饰、珠宝玉器达120余担，其他妆奁五光十色、不可胜数，婚礼场面十分热闹，婚后结算仅招待费就支出白银数万两。不久冯国璋还被授以“宣武上将军”，冯国璋深感袁氏的知遇之恩，曾多次通电支持袁世凯解散国会、撕毁约法、反对内阁制、主张总统制，曾通电竭力叫嚣：“中国应于世界上总统之外，别创一格。总统有权则取美国，解散国会则取法国，使大总统以无限权能展其抱负。”在袁世凯担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冯国璋听闻袁氏父子在京策划帝制的消息后十分惊讶，经与周夫人商量后决定进京了解内幕，于是于1915年6月亲赴北京谒袁。冯国璋回到南京后北京“筹安会”即公开倡导恢复帝制，冯国璋不敢不信又不敢全信，只得去密电向反对帝制的总统府机要局局长张一磨询问，不久得到“事出有因”的答复。冯国璋深感受骗，便愤愤不平地说：“他哪把我们当自己人呢？他的做功倒真不坏！”从此冯国璋与袁氏的矛盾逐渐尖锐化。

（八）袁世凯对冯国璋很不放心便采取严密的防范措施，首先在冯国璋身边安置王子铭等人监视其行动，又据传张勋曾接袁世凯一密电，谓冯国璋为人不可靠，嘱其就近监察。不仅如此袁世凯的死党上海镇守使郑汝成被刺后袁世凯又派其亲信杨善德率第四师移住上海监视冯国璋，未几又加派卢永祥率第十师驻吴淞，也为了防备冯国璋。冯国璋见此情形后明白袁世凯不再相信自己，从此与袁氏父子的关系逐渐疏远，不肯再为袁世凯卖力。不久袁氏父子指示江苏巡按使齐耀琳选举代表，举行改变国体投票。齐耀琳指派代表时冯国璋暗示督军署人员一律不当代表，不参加投票活动。在举行投票那天冯国璋托病不去，齐耀琳亲自到署劝请后他才勉强到场，然而却呆坐在那里，一言不发。12月18日袁世凯任命冯国璋为参谋总长，急电催促进京就职，冯国璋乃托词害病拒不进京，并策动江苏军民电请“挽留”，李纯等督军也致电主张留冯。袁世凯没办法，只得允他在南京“遥领”。然而袁世凯仍不放心，一面派阮忠枢、荫昌等人赴宁继续催冯国璋离宁北上；一面电令杨善德、卢永祥、倪嗣冲调兵控制长江下游。12月25日蔡锷等宣告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冯国璋鉴于全国讨袁运动兴起后也就不再装病，1916年3月9日致电袁世凯销假视事，从此放开胆量，公开反对帝制，遂成为北洋派中反对洪宪皇帝之第一中心人物。1916年3月19日当直隶省巡按使朱家宝将“五将军密电”呈送袁世凯过目时袁气急之下，几乎晕倒，帝制派见此电候亦个个瞠目无词，足见“五将军密电”对袁氏帝制的打击程度。袁世凯鉴于全国人民反对帝制斗争正方兴未艾，内部已处四分五裂、众叛亲离之势，深知已临灭顶之灾，但为了仍然保住权力，企图继续盘踞大总统职位，便于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

（九）自从“五将军密电”泄漏后冯国璋与袁世凯的裂痕更无法掩饰，于是冯国璋一不做、二不休，决定对袁世凯施加更大压力，以迫其将政权让予他。为此冯国璋于1916年4月1日和16日公开致电北京政府，劝袁世凯及早退位。各省军阀纷纷效尤，亦先后通电劝袁世凯迅速退位，袁世凯不得不派亲信阮忠枢南下向冯国璋乞情。冯国璋在阮忠枢的请求下答应联络各省，担任调停。5月18日冯国璋邀集未独立各省在南京召开代表会议，冯国璋意图通过南京会议逼袁下台，由他取而代之。但由于倪嗣冲的破坏和各省区将军代表谋略不一，遂使南京会议夭折。冯国璋弄巧成拙，被舆论斥责为：“与其名为解决袁氏地位之会议，毋宁名为解决自己地位之会议。”袁世凯复辟帝制激起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导致护国战争爆发，北洋军阀集团内部四分五裂，袁世凯于1916年6月6日在全国人民的声讨声中忧惧而死，在此过程中冯国璋是起了一定作用的。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出任总统，1916年10月冯国璋被选为副总统，11月在南京宣布就职，仍兼江苏督军。冯国璋就职副总统后便在南京设立副总统办事机构，并以国家元首的姿态公开接见中外记者，大谈治国方略，主张中国建设要渐次进行，反对国民党的激进方针，一时政治上颇为活跃。1917年初江苏商民鉴于冯国璋坐镇南京和维护社会治安有功便发动集资为冯国璋竖立“丰碑”，未几江苏军界联合会闻知候亦愿加入发起，改为建立冯公生祠，取华符之“华”字名为“华园”，并拟铸造铜像。事为冯国璋所闻，他恐为人所讥议，立即致函辞谢，谓：“华园一事千万打消，如不能中断，请即改为劝工场，以利民生经济。”不久将建华园和铸像之捐资建成贫民工厂和劝工场，此事一时传为美谈，并为冯国璋增添几分光彩。不仅如此冯国璋更以反帝制余孽面孔出现，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后将阁员名单派人送到南京请冯国璋核准。

（十）冯国璋一看名单上竟有曹汝霖候便对身边的人说：“这张名单我能同意吗？连帝制余孽也要当阁员了，太不像话了。芝泉（段祺瑞）真是胡闹呀，我准备把它退回去！”1917年2月冯国璋赴京调解黎元洪与段祺瑞因对德断交而引起的“府院之争”，冯国璋到京后住在禁卫军司令部整天忙于接见军政各界要人，发表个人对时局的看法：“欲求对外一致，不可不先求内政刷新。”一时赢得各界的好感。他还在中国大学以“教育救国”为题演讲，获得师生的欢迎。3月段祺瑞因不满国会和黎元洪的外交政策而辞职赴津，冯国璋受黎元洪之托亲自赴津挽留，并与段祺瑞联袂回京。冯国璋见段祺瑞刚愎自用、目中无人，最后表示无力调解。回南京后冯国璋预料到段祺瑞必将对己不利，于是决定集聚实力，迎击段祺瑞的种种挑战。他联合江西督军李纯、湖北督军王占元建立“长江三督”势力，又竭力笼络各省军阀和英、美势力，从而伏下未来的直皖之战。不久黎元洪在美国公使允为后盾的支持下断然下令免掉段祺瑞国务总理的职务，段祺瑞愤然赴津，立即煽动“督军团”倒黎，于是皖系各省军阀在段的指挥下纷纷独立，使黎元洪进退两难。这时冯国璋曾致电表示支持黎元洪，并建议由王士珍出来组阁。由于王士珍首鼠两端，害怕招致灾祸，一时没敢答应。段祺瑞却趁机派其亲信徐树铮怂恿安徽督军张勋出面调停，且暗示使清逊帝溥仪复辟，结果黎氏受骗，解散国会，引出一场复辟的丑剧。1917年7月1日张勋在北京拥戴溥仪复辟，黎元洪避入日本公使馆，致电南京请冯国璋代行总统职权，维护共和。冯国璋于7月3日通电全国指出：“国璋在前清时代本非主张革命之人，国璋今日之不赞成复辟亦犹前之不主张革命，彼（指张勋）恃京师为营窟，挟幼帝以居奇，手握主权，口含天宪。名器由其假借，度支供其虚糜，化文明为野蛮，委法律于草莽，此而可忍，何以国为！”第二天冯国璋在军署接见英国领事时说：“中国政体已走上共和，不容许再有皇帝，我可以告诉你们我跟段总理都是站在反对地位的。”复辟敉平，冯国璋于14日致电：“奉还大总统职权，请黎元洪复职。”

（十一）黎元洪愧于解散国会，故决心去职，致电冯国璋说：“惭魂虽化，枯骨犹生，黾载河间，奠我民国。”段祺瑞企图乘机使其亲信倪嗣冲接替冯国璋江苏督军之职，于是大施调虎离山之计，18日致电促冯国璋北上就大总统之职，并派靳云鹏为专使赴南京迎冯国璋北上。靳云鹏对冯说：“段此次组阁表示必可听冯四哥的话，二人同心，其力断金！”冯国璋深知段之野心，不为靳云鹏语所迷惑，断然拒绝段祺瑞的安排，并针锋相对地提出离宁条件：调其部下江西督军李纯为江苏督军，陈光远为江西督军，第十五、第十六师为总统卫队。靳致电段祺瑞报告，段祺瑞则以吴光新、傅良佐为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兼四川查办使和湖南督军为交换条件答应冯国璋的要求。冯国璋鉴于自己的势力在长江下游得以巩固，便于8月1日率第十六师抵达北京就职。冯国璋进京后先拜访黎元洪，再次力言劝其复职，又派内务部总长汤化龙为大总统代表，进宫答谢清廷对他荣升大总统的祝贺。随后他便将王士珍、段祺瑞请进府来，叙“北洋三杰”之友谊。冯国璋极为亲切地说：“咱们老兄弟三个连枝一体，不分总统、总理、总长，只求合力办事，从今而后再也不会有什么府院之争了。”冯国璋把“府院一体，内外一心”的高调呼得山响，然而这仅是表面文章。冯国璋决不是第二个黎元洪，他是一个有军队、有地盘、有势力、有野心的、不低于段祺瑞的实权人物，他决不像黎元洪那样甘心当“活动的盖印机器”，因此冯国璋来京就职代大总统无疑加深冯段之间的矛盾，促进北洋集团的分裂。段祺瑞刚愎自用，非常看不起冯国璋。冯国璋来北京前夕段祺瑞听到冯国璋用债券收买上海外商存土（鸦片），借制药为名从中牟利的消息后便对身边人说：“我与冯国璋是旧友了，此君有个钱癖，固所深知。但以今日环境论，我绝不能反对，因小失大，致伤感情。且系苏省官绅合办，彼既事前未征求我的意见，我只好装作聋聩。”

（十二）段祺瑞宣扬散布冯国璋有“钱癖”，并非无端攻击，冯国璋自保定发迹后通过各种搜刮手段已陆续聚敛大量的财富，成为军阀、大地主和大资本家三位一体的典型人物。例如他在原籍河间和阜城、兴济等地有土地3000余亩；在江苏与张謇合办盐垦公司，购地70万亩；在诗经村、天津、北京有房千余间；在直隶夹山、遵化、兴隆有3座金矿；在南京、北京、天津有10座钱庄和银号；在中华汇业银行和“北四行”均有大量股票和存款。尽管如此但仍不能满足其贪欲，当他走进总统府看到三海活蹦乱跳的鱼群时却又动了心计，正好一个姓李的嬖人对其买好，进言说：“三海之鱼自明清以来从未网罟过，如果打出卖给鱼商可值10万余元。”李某见冯犹豫不定，又说：“成文规定，三海鱼鸟花草历来是皇帝总统私产。”于是冯国璋招鱼商捕之，议价8万元，从此冯国璋落得贪婪名声，所以段祺瑞是很藐视他的。辫子军于1917年7月12日挂五色旗投降，冯国璋于14日电请奉还大总统给黎元洪，但黎元洪知道尽管自己命令段祺瑞复职，但段祺瑞决计不会尽释前嫌、善罢甘休，因此不愿就职，并通电全国决意去职。不久就发生新的府院之争，而且较之前一次有过之而无不及。由于段祺瑞是两次府院之争的当事人，可见其必有责任，但是新府院之争比旧府院之争毕竟上了一个档次。黎元洪和段祺瑞的旧府院之争更多的是一种名器之争，总统认为总统是老大，总理却认为总理是第一，因此为了一些芝麻绿豆的小事都可以大动干戈，实际上有民国元年内阁制与总统制之论争的余响。但冯国璋与段祺瑞的新府院之争却是一种政见之争，段祺瑞鹰扬虎视，要用武力征服全国，是把南方军政府当作敌人来对待的，这是承袭袁世凯时代的敌我划分、但冯国璋却希望“和平混一”，视西南实力派为愤而出走的兄弟，因此寓含对袁世凯的否定。段祺瑞上台后以“再造共和”功臣自命，独揽军政大权，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召开国会。于是孙中山以维护《临时约法》为号召，联络海军总长程壁光及西南军阀于1917年9月在广州建立与北京政府对峙的护法军政府。

（十三）段祺瑞面对此局势时立即决定对南方实行“武力统一”的军事讨伐，9月18日零陵镇守使刘建藩和驻衡阳湘军旅长林修梅通电宣布湖南“自主”。10月6日护法战争首先在湖南爆发，正当段祺瑞全力对南方用兵之际代大总统冯国璋却提出与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对立的“和平统一”政策，即保持西南各省军阀割据现状，以换取他们对北京中央政权的承认，保持中国名义上的统一。冯国璋为了贯彻他的“和平统一”政策，利用他直系军阀首领的地位，密遣其婿陈之骥赴湘，运动王汝贤、范国璋联名通电主和。于是王汝贤、范国璋通电：“恳请大总统下令征求南北各省意见协议组织立法机关，议决根本大法，以垂永久而绝纷争。”10月20日冯国璋又指使“长江三督”联名提出停止湖南战争，撤回湖南督军傅良佐，改善内阁和调整倪嗣冲安武军驻防四项主张，段祺瑞对南方战争彻底失败。12月25日冯国璋发布“弭战布告”，要求南北两军于军事上先得各方之结束，于政治上乃徐图统一之进行。冯国璋的“和平统一”政策暂时占了上风，段祺瑞虽然一度下野，但皖系实力仍存无损，因此段祺瑞下台后竭尽全力破坏冯国璋的“和平统一”政策。首先拉拢直系内部主战派首领直隶督军曹锟于12月召开“天津会议”，煽动继续对南方用兵。同时段祺瑞还指示徐树铮勾结奉系军阀张作霖派兵入关，以威胁冯国璋。冯国璋虽有十五师、十六师，却仍感力量单薄，而敷衍西南的“和平统一”政策因进行缓慢而无效果，致使护法战争于1918年1月中旬重新交火。段祺瑞的阴谋得逞，冯国璋在北京陷于孤立。1918年1月26日冯国璋借出京“巡视”为名率领1000余名卫队准备赴南京与李纯等人商讨反段大计，当冯国璋的专车抵达天津时曹锟率直隶军政大员在车站欢迎，冯国璋一行人在天津曹家花园小住一夜。曹锟向冯国璋表示：“无论和战，吾辈坚决服从命令。”第二天冯国璋继续乘专车南下，27日下午抵达济南，山东督军张怀芝登车晋谒冯国璋并同车赴蚌埠，此时段祺瑞急电倪嗣冲阻止冯国璋前往南京。

（十四）28日上午冯国璋专车抵达蚌埠，倪嗣冲率亲信十余人到站迎接，见到冯国璋劈头第一句就说：“在天津小站时咱还是个文官，如今居然也领兵了，咱们多时相好。如今你是大总统，我还是个督军，天差地远，我看这督军觐见大总统的大礼就免了吧！”下车后到了倪嗣冲署府后冯国璋也不甘示弱，刚坐定就对倪嗣冲说：“督军不听中央的命令不必说，就是一个师长、旅长索饷索械比什么人都凶，一点点不如意就通电反对中央，请老弟代我想想，这样的总统做得下去吗？”倪嗣冲因事前接到段祺瑞密电命令他阻止冯国璋赴南京，所以对冯国璋的态度极为恶劣，他竟然指着冯国璋说：“是战是和，你是当总统的，总统先有个主意，究竟你的主意何在？你为何不明白说出来！你和段总理已是数十年的老朋友了，可是你只顾自己的总统地位，而不顾总理的面子，此种举动真令吾辈寒心。”不待冯国璋讲话，倪嗣又连珠炮般地发泄内心的不满：“不知总统是否还记得当年在天津武备学堂当学生时候，校长不是我们安徽的李文忠（李鸿章）吗？”倪嗣冲的一席话竟使冯国璋也流下眼泪，跟随冯国璋的田文烈见此情形便说：“总统原来是与倪督军、张督军诸君商议讨伐西南之事呢，既然这样待总统回去即下讨伐令好了。”冯国璋欲赴南京，倪嗣当即说：“你若回北京，我可以放行，若去南京，我便扣留你在此。”冯国璋不得已，只得折回北京。冯国璋回到北京后于1月30日下讨伐令，派曹锟、张怀芝、张敬尧率军进犯湖南，并于2月上旬下“罪己布告”。冯国璋效法专制君王用“罪己诏”的形式缓和与段祺瑞一派的紧张关系，尽力向段表示让步，以平息皖系军阀政客们的怨气。1918年3月23日复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又占了上风。但冯国璋并不甘心“和平统一”政策的失败，他密电曹锟率兵南下适可而止，不必过于深入为他人效力，以恢复湘省为止。

（十五）曹锟接电后心领神会，回电说：“决不令主座为难。尽请放怀！”吴佩孚率直军攻占长沙后段祺瑞电告吴佩孚“直捣两广”，吴佩孚借口饷械供应不及，故意按兵不动。段祺瑞为了早日完成他的“武力统一”便极力笼络曹锟、吴佩孚，当段准备升任曹锟为两湖巡阅使兼湖北督军的消息传出后冯国璋急忙致电曹锟：“久戎于外，直隶根本之地，未免空虚，倘有疏虞，便无退步。”于是直军占领衡阳后曹锟力辞两湖巡阅使，立即回到天津，吴佩孚亦屯兵不前，并与护法军划界停战，致使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到此为止。段祺瑞企图再以名位引诱曹锟、吴佩孚继续为其卖力，使授曹锟为川粤湘赣四省经略使，授吴佩孚为“孚威将军”。未几段祺瑞又秘以副总统许曹，并且亲往湖北犒师。冯国璋此时恐怕曹锟再次受骗，便派陆建章赴天津说服曹锟，放弃南征，回到直系与李纯等人合作把局面转向和平，结果陆建章在天津被段的第一亲信徐树铮诱杀。段祺瑞深知阻碍“武力统一”的主要障碍是冯国璋，于是便指使亲信王揖唐为首的“安福俱乐部”收买政客，操纵国会选举，把冯国璋赶下台去。安福系乘冯国璋继黎元洪总统任期已满，按照事前段祺瑞的部署选举徐世昌为新总统，冯国璋只得把总统的“宝座”让了出来，不久冯国璋离京回到故里河间。徐世昌上台后企图调解直、皖两系矛盾，为了取悦冯国璋便批准下台的冯国璋仍有节制第十五、十六师的权力，不久又派师景云赴河间迎请冯晋京，以疏通冯、段感情。由于冯国璋鉴于陆建章被谋杀的教训，迟迟不敢登程，直到靳云鹏组阁时稍有了安全保障，他才于1919年10月经天津抵达北京。冯国璋此次进京虽然是打着调合直、皖两系分裂的旗号而来，但实际上他依然想通过他的斡旋促进直系内部团结，以对抗皖系并伺机东山再起。此外他进京的另一任务则是企图把陆军部于1919年6月裁撤的第十五、十六师的粮饷局夺回来，以保其外快财源不致中断，然而一切都未能如愿即于12月28日突然病逝，时年60岁。冯国璋临终口授遗言给徐世昌总统：“和平统一，身未及见，死有遗憾，希望总统一力主持，早日完成。”

徐世昌

（一）徐世昌（1855年10月20日—1939年6月6日）字卜五，号菊人，又号弢斋、东海、涛斋，晚号水竹村（邨）人、石门山人、东海居士。1855年10月20日徐世昌生于河南卫辉府，祖籍浙江省宁波府鄞县，天津图书馆馆藏档案记其籍贯为“浙江鄞县”。其祖辈明季北迁燕京，清军入关时南逃天津，落籍天津，是为天津寿岂堂徐氏。曾祖父、祖父在河南为官，故出生于河南省卫辉府府治汲县（今卫辉市）城内曹营街。日后发达，凡遇以上三地人士，徐世昌皆称同乡。徐世昌善于拉关系，交朋友，于此可见一斑。徐世昌幼年丧父，母教甚严。虽家境贫困，典当以延师教子，并自督课，且重德育。徐世昌回忆说：孩童之时若有三份食物便思得其两份，母即予严斥：“今日如此，长大又当如何。”其母宁可将食物扔掉，也不让徐世昌食用。徐世昌稍稍长大一些，每交一个朋友，他的母亲一定去考察一下那人的人品如何，如果真的是贤才则以美食款待，否则立即训斥并令其不再来往。当时的世人看到他们母子非常清苦，就劝他们去依靠县令亲戚，徐母说：“托人余荫，罔知艰苦，无复有刻厉振兴之心矣。”族人感叹：“汝苦心持家教子，异日必有成就，真我家功臣也。”1871年徐世昌十六岁时开始课人兼自学，以经营薪米。十七岁因善书小楷，随叔祖父充任县衙文案。十八岁为某知府治函札兼会计，以文会友。二十四岁为准宁县知事治理文牍，遇袁世凯，徐袁二人一见倾心。袁世凯见徐世昌青衣敝履，虽边幅不修却神采飞扬。谈吐间显露出勃勃雄心与满腹经纶，赞道：“菊人，真妙才也！”当时徐世昌、徐世光兄弟无钱赴应天府应乡试，袁世凯即赠银百两以为川资，使徐氏昆仲得以成行，并同时中举。1886年中进士，先授翰林院庶吉士，1889年授编修，张之洞（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李鸿藻（翰林院掌院学士）为其师长。编修为七品官，俸银甚少，生活清苦。人劝其外放知州、知县，未从。因京官具有接近上层人物的优势，然而徐世昌在翰林一住九年未办过一次学差、试官之类有利之事。

（二）但他并不急功近利，而是积极结交，疏通上下。同时勤苦读书，关心时事，作好各方面准备，以待时机。翰林院是中国封建社会为科场尖子而设的最高机构，凡以科举进身之文士无不孜孜以求。但徐世昌因不见宠于大学士李鸿藻，李鸿藻认为徐世昌虚矫过人，因而不得宠难以发达。但徐世昌向李鸿藻介绍袁世凯，通过李鸿藻后袁世凯为李鸿章所赏识，向朝廷推荐他督练新军，却成为袁世凯发展的起点，同时也成为徐世昌仕途中走向发达的转折点。徐世昌在翰林院已是板凳要坐十年冷，到第十年终于有了转机，1897年袁世凯向清廷奏请徐翰林兼管新建陆军稽查全军参谋军务营务处总办（相当于秘书长兼参谋长），徐世昌欣然就任。虽然编制、原职、级别均予保留，但总是以高就低。徐世昌却毅然离开翰林院，全力以赴，总揽全军文案并参与机密，袁世凯不在时且代理其职，从此成为袁世凯的得力智囊。徐世昌到任不久袁世凯即因克扣年饷、诛杀无辜被人告发，军机大臣荣禄与陈奎龙负责查办。徐世昌与陈奎龙为同榜进士，私交甚笃，于是为袁世凯说情。袁世凯得以逃过一劫，使一场弥天大祸消弥于无形，袁世凯自是对徐世昌感恩不尽。徐世昌在小站练兵工作虽只两年多，但他一来便受到袁世凯的高度信任与尊重，言听计从，称之为兄；二来是翰林出身，受到将领的尊重，皆称之为师；三来工作勤奋，自学军事及英语，先后编写《新建陆军兵略存录》及《操法详晰图说》十三册，以统筹全军训练及教育。成绩卓著，声望很高，从而奠定自己在北洋军队中仅次于袁世凯的地位，也达到“以文修武、以军功进身”之夙志。小站练兵是中国军队走向近代化的里程碑，袁世凯、徐世昌皆功不可没。徐世昌最先提出比较完整的近代化军事理论，制订中西结合的军制、法典、军规、条令及战略战术原则，后来的“北洋三杰”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皆是从小站新军中成长起来的佼佼者。

（三）徐世昌与袁世凯一样既有政治野心，也有爱国热情。徐世昌在翰林院时曾因甲午战败，与数十名同事联合弹劾李鸿章，时值戊戌变法，徐世昌、袁世凯都参与维新运动。但在关键时刻当新旧势力交锋、维新势力将希望全部寄托在掌握军权的袁世凯身上时袁世凯却听信徐世昌之言：“帝虽一国之主，然当政日浅，势力薄弱。后（西太后）则两朝总持魁柄，廷臣疆帅，均其心腹，成败之数，可以预卜。与其助帝而致祸，宁附后而取功名。”袁世凯深以为然，遂向荣禄告密。在义与利的选择上徐世昌、袁世凯很现实地选择趋利避害，二人均以戊戌六君子之血染红顶戴花翎，从此深受后党恩宠，平步青云。诚然即使当时徐世昌赞成支持新党亦是以卵击石，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历史上又有几人？不过袁世凯之恶在于阳奉阴违、两面三刀，十分险恶卑劣。袁世凯因难逃其责，幕后高参徐世昌亦难辞其咎。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与光绪帝西狩，徐世昌随行护驾，得到青睐。张之洞、袁世凯又交章保荐徐世昌，徐世昌遂得重用，在随后的三年中他相继涉足清廷政务、财务、军务、学务。1904年徐世昌得任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科举会试之阅卷大臣，也圆了徐世昌十年翰林以来主考之梦。1905年徐世昌奉旨入值军机处，同年年底即授军机大臣，署理兵部尚书，这一年徐世昌正好五十岁。徐世昌获此殊荣，尚未停止升迁的脚步。51岁时朝廷又任徐世昌为钦差大臣，东三省总督兼管东三省将军事务，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系从一品级。各省督抚联名奏事，以徐世昌领衔，排在直隶总督袁世凯之前。据查核清末升迁较快的汉大臣林则徐、曾国藩、袁世凯从入仕到任总督各为20、21、21年，徐世昌虽然也是21年，但东北总督之位高权重则为以上三人所不及。而在同一年袁世凯与张之洞皆丧失具有实权的总督大臣之位，入京担任奉旨办事的军机大臣。

（四）随着光绪帝与西太后的一同辞世，袁世凯的地位更岌岌可危。因光绪帝恨袁告密出卖之事，三岁溥仪即位后其父载沣为摄政王便一心想替其兄光绪报仇，欲除掉袁世凯，已拟好将袁革职法办的上谕。因奕劻（军机处首席大臣，早被袁行贿买通）及张之洞极力反对乃修改谕旨，以袁世凯患足疾为名将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疴。徐世昌时在东北，唇亡未免齿寒，不得不主动奏请开缺，清廷岂敢赶尽杀绝？只将其调任邮传部尚书，虽位列中枢，但其降用也很明显。而徐世昌在东北三年之作为却值得大书一笔，东北三省为清朝之发祥地，因而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至清末在徐世昌上任时东三省在十年之内连遭俄国、日本两强三次大洗劫，国土大片沦丧，几乎成了两强的殖民地，民办凋残，疮痍满目。为谋挽救，1906年清廷派载振、徐世昌（皆为军机大臣）赴东北全面考察，并要求对症下药，提出解决方案。经两个多月数千里路跋涉后徐世昌向清廷提出《通筹东三省全局折》，洋洋十万余言，此时徐世昌对治理东北已成竹在胸。徐世昌一到任首先针对其不治之原因（以治兵之职而辖管理民事之官，所务不同，利害亦异。隔阂既甚，牵制斯多，其终乃无一利之能兴，无一弊之不出）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确立总督一人负责制，举三省全部应办之事悉以委之，以一人之力总集群策，复以全国之力倾助车隅之地。设行省公署，所属各司与督抚一起共同办公，事则公商，移则会画。简化办事手续，提高工作效率，从而建立起高效率决策机构和运行机制，同时也适应推行清末新政的要求。他强调值此非常之地、非常之时，非改革无以图存。为惩治腐败、更新吏治，徐世昌还推行一系列具体政策，付诸实施。与此同时他还大力招贤，尤其重用具有真才实学的留学归国人才，并向全国招揽第一流的时务人才，使东北三省一隅之地人才济济。

（五）对贪官污吏则严厉打击、杀一儆百，上任数月即查清并处理案犯数十起，其雄才大略可见一斑。徐世昌督东北仅两年，满洲面貌焕然一新，清廷亲贵载涛自欧考陆军归国后经奉天（今沈阳）见马路、电灯、军警无不备具，街市焕然一新，乃宿公署，俨然欧式。益服世昌新政经画，非它省疆吏所及，还朝即力荐其值枢府焉。世人称东北三省新政为“徐世昌新政”，徐世昌亦为此而自豪。在应对日俄侵略方面徐世昌在上任前与时任北洋大臣的袁世凯设定的外交方针，一是以保卫主权为第一急务；二是在具体交涉时为了在主要问题上达到目的，在次要问题上让步也许会复得必要。徐世昌对日本明目张胆的侵略行径予以坚决反击：“必示人以不可攻，而后人不攻；必示人以不可欺，然后人不欺。”在卫护领土主权等原则问题上据理力争、寸土不让，一次日本人在图门至六道沟90余里钉立木桩，暗将中国领土划入韩界（韩界为日侵占）。徐世昌令吴禄贞带人连夜拔去，并记上华名里数，钉立标识，使日本人目瞪口呆。徐世昌任用与日本交涉着为功劳的吴禄贞为解决“界务问题”督办，有效地遏制日本蚕食中国边境领土的阴谋及“满洲政策”的推行，徐世昌在与沙俄侵略方针所进行的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同样取得“已无余憾，为之欣慰”的结果。徐世昌在东北实施近代化建设使东北开改革之先河，在推进全国近代化进程方面确实功莫大焉。1909年8月政任协办大学士，补授军机大臣。一月后又授体仁阁大学士，系清代文臣的最高荣典，也是汉人枢臣中唯一最受朝廷信任者。徐世昌还在东北时就已考虑到清廷失势，便未雨绸缪，预谋转中退路。他为人处事十分谨慎，绝不骄矜，以党派示人。他既能符合潮流，大办新政，亦不疏远旧派、权要，可谓兼收并蓄、广结广交、左右逢源、上下畅通，从而为今日重掌枢要铺平道路，徐世昌因此而赢得“水晶狐狸”的雅号。徐世昌重掌中枢，欲行新政，却孤掌难鸣，于是他极力大造舆论，助袁出山。但清廷仍忌恨袁世凯，并不理睬徐世昌的保奏。

（六）因为北洋六镇从将到兵一直听命于袁世凯，即使袁世凯回河南闲居仍在暗中联络、遥控指挥。满人陆军大臣廕昌指挥不灵，清廷亲贵慌了手脚，不得不依徐、袁共商之六项“出山”条件。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各路军以皆归其节制，南下镇压革命，徐世昌终于完成一项历史性任务。徐、袁重新联手，袁世凯开始唱主角，二人配合得珠联璧合、天衣无缝。袁世凯以总理大臣的名义直接下令要载涛率兵上前线便吓得打退休报告，清廷此时认为唯一放心得下的便是徐世昌，随即加封徐太傅太保，无非要鞠躬尽瘁，效忠清廷。这时的徐世昌审时度势、顺应潮流，其指导思想与袁世凯一样逐渐由君主专政转向君主立宪、民主共和，对革命党人的策略也由剿而抚、由抚而和。他们不愿与革命党对阵，主张采用和平方式赶清帝下台，这就避免一场大内战，最终达到推翻帝制、创建中华民国的目的，这个决策是明智的，值得肯定。为何逼清帝退位，归政于民国？据说还是徐世昌的妙计。让段祺瑞领衔，以北洋将领64人联名，发电要求清廷“立定共和政体，否则以兵随之”。电发次日徐世昌为避嫌恳请辞职，1912年2月12日由张謇主稿的清廷诏书稿：“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何以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因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思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为总理大臣，值此新陈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这一诏书标志着清朝寿终正寝，但行文却十分得体，给垮台的清廷留面子。据说最后一句是徐世昌塞进去的“私货”，几乎肯定清廷亡后便是袁世凯的天下，徐世昌手法之高、谋略之远令人咋舌。袁世凯出山、逼宫、掌权三部曲，导演都是徐世昌。

（七）袁世凯既有逼迫清廷退位之功，又有促成南北议和之举，且挟北洋雄师之势。南方只有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拱手相让了，即便孙文不是谦谦君子，袁世凯的总统宝座也是坐定了。更何况众多革命党人也都认为：“收拾大局，建设中国，非袁莫属！”孙中山是明让暗斗，向袁世凯提出“约法三章”，企图对袁世凯加以约束。徐世昌把袁世凯捧上总统宝座，功莫大焉，当时一般看法认为国务总理一职非徐世昌莫属，然而出人意外的是徐世昌此时却激流勇退了。徐世昌有他的独到的思维逻辑，他受清廷厚恩，而实则一力助袁，因而进退两难，只能托言：“因国变忧愤，力辞太保，离京闲居，暂避一时之谤。”如果马上弃清报袁，于情于理都不好说。方显明迎新辞旧，不露痕迹，而闲居不仕还可算作不负皇恩的前清遗臣。再则当前局势仍动荡不安，袁世凯的宝座还不平稳，不如作个“局外人”以静观变化。徐世昌隐居于青岛，行前与袁世凯长谈，袁世凯许以二年为期，但忍不住又于1912年、1913年内两次敦请徐世昌“出山”相助，徐世昌皆婉拒，不为所动。但以他与袁世凯的亲密关系、自己在北洋的威望、推行“新政”的成绩、“中庸之道”的政治手腕超群出众，愈是不出，呼声就越高。后来发生刺宋案，国务总理赵秉钧不安于位，而徐世昌并不以袁世凯所请，仍退居幕后。直到1914年袁世凯取得镇压“二次革命”胜利，剪除政敌后便再次请徐世昌出山，任国务卿之职。徐世昌开始动心。徐世昌遂于1915年5月任北洋政府国务卿，北洋人呼之“徐相国”。1915年袁世凯野心急剧膨胀，蓄谋恢复帝制，使袁氏子孙代代为帝。徐世昌却认为帝制实不为可，不得民心。但看看袁世凯的劲头，只得缄口不言，作壁上观。并为辞国务卿，以便将来可以局外人之身分收拾残局，留下转圜的余地。

（八）此前徐世昌曾极力反对袁世凯与日本帝国签订卖国之《二十一条》，并“罢工”十余日，徐、袁裂痕从此产生。徐世昌退居河南辉县水竹村，后自号水竹村人。袁世凯称帝后封徐世昌、张謇等四人为“嵩山四友”，仿汉高祖时“商山四皓 ”，但徐世昌并不买账，因“商山四皓”均为隐居不仕之贤者，此封有永不叙用之意，未免欠妥。徐世昌在日记中大发感慨：“人各有志，志在仙佛之乡者多则国弱；志为圣贤之人多则国治；志为帝王之人多则国乱。”这就标志着徐、袁携手时代的结束。徐世昌此时一定异常失望，自己一向唯袁世凯马首是瞻，为之出谋画策、肝脑涂地，竭力辅佐的结果实非始料所及。此时再不分道扬镳那就得同流合污，也背上千载骂名。徐世昌在袁世凯称帝前即已恢复帝制必定失败，抽身先退无疑是明智之举。1916年袁世凯去世后徐世昌见国事难为便又隐居水竹村，此后曾应黎元洪、段祺瑞之请来调解过“府院之争”。1917年6月张勋复辟时保皇派康有为等曾寄希望于徐世昌，徐世昌也曾一度动心，因他对北洋纷争不已感到灰心，欲在复辟后掌握实权，干一番事业。后获知日本并不支持乃知难而退，力劝张勋解除武装、恢复共和，并保证其身家安全。同时他还竭力为溥仪卸罪，继续保全清室，或许为了还掉“人情债”吧，但却受到时人谴责。1918年在选举民国第二届总统之际段祺瑞、冯国璋相持不下，一向两面讨好的徐世昌遂作为理想人选，得任总统。徐世昌居然还请示早已退位的溥仪，得其恩准。徐世昌此举意图前清遗臣之好感，但仍然有人讥讽他：“以清太傅而仕民国，早已可见其人！”想面面俱到，往往适得其反，两面讨好，弄不好两面得罪。

（九）徐世昌当总统的第一件大事便是谋求南北和解，结束内战，为此使出浑身解数，但都无甚效果，无非拖延时间。1922年终于爆发直奉大战，得胜的直系并不感谢徐世昌“一边倒”的支持，在曹锟一再逼宫之下不得不恋恋不舍地离开总统府，迁居英租界，既结束他五年的总统生涯，也从此结束他从政40余年的历程。徐世昌到天津过起寓公生活，他出身翰林，博学多才，文章诗词书画皆精，传统文化造谐很深。退隐后在北京班大人胡同设立“徐东海编书处”，历时年编《清儒学案》208卷，并创作诗词5000余首，楹联一万余对，多为质量上乘之作。如不从政，成为国学大师，或书画名家，当无问题。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徐世昌开始关心政治，静观时局的发展。1934年徐世昌过80岁大寿，早在1930年他就亲笔写了几百幅对联，准备届时赠送来宾。寿辰前几日徐家就高搭彩棚、大张筵席，当日从早到晚贺宾盈门、络绎不绝，大多为北洋军阀及旧官僚，也有工商和教育界人士，还有清朝遗老、贵胄以及以“中国通”而闻名的美国人福开森等数百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不请自到的南京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负责华北党务的方觉慧，他的到来让徐世昌格外紧张和警觉，席间徐家人特为方觉慧敬酒，并送他对联、条幅等以表谢意。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徐世昌非常关注，为及时了解事件的发展，每天都让侄女给他读报，并对外声明自己立场：“中国只有团结抗战，才能救亡。”当听说蒋介石已接受张学良的八项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后徐世昌不无忧虑地说：“纵然有些诺言，也许是权宜之计，过后未必就能算数。”蒋介石后来的所作所为，果然未出他之所料。徐世昌对日寇一贯深恶痛绝，曾在华盛顿会议上利用矛盾拆散英日同盟。

（十）日寇对东三省的野心早在他担任东三省总督时就已领悟很深，为此他曾进行全力抵制和反对，收回部分主权。而今日寇又卷土重来，吞并东三省之后成立伪满洲国，进而发动华北事变。七七事变后天津沦陷于日寇之手，作为政治家的徐世昌虽然寓居津门，但对亡国灭种的局面也是忧心忡忡。他一再对身边的人或者来访的人说：“大敌当前国内应团结协作，一致对外，方可挽救民族危机。”1938年初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约见徐世昌，仍遭到拒绝。金梁等人曾是徐世昌门生，任职于伪满洲国，他们秉承溥仪意旨规劝徐世昌：“老师千万别丧失良机，出任华北首领，这是为了老师的晚节。”徐世昌闻言愤然大骂，然后推辞。是年冬徐世昌的膀胱癌日趋严重，当时曾从北京协和医院请来泌尿科专家谢元甫来津诊治。谢元甫检查后说必须做手术，并提出去北京住院治疗，徐世昌恐去北京遭日本人暗算而没有答应。1939年6月85岁的徐世昌病逝于天津，归葬辉县，未修墓，仅竖一块“水竹邨人之墓”碑。1906年东北改设行省，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其时东北处于日俄战争之中，清朝的根本被蚕食。徐世昌去东北任职之初东北三省财政困窘、入不敷出，他按照以兴办实业为中心与列强进行商战。富省、强兵、御侮的思路，政弦更张，推行新财政政策，概括为：设立银行，多开商埠；聘用洋员，引进外资；但不设租界，确保主权。在农业方面鼓励利“地势广衍、土脉膏腴、雨量充足之优越自然条件，发展粮食畜牧业。徐氏赴东北之前当地因气候偏寒，农民尚不知种植小麦。

（十一）经过考察后徐世昌积极倡导种麦，并向种植者提供国内及日、美良种，复首弛粮食出口之禁。三年之后东北遍地皆麦，自给而外，兼资运营，至今三省之民奉公（徐氏）为麦之先农。他还从澳洲引进良种羊和拖拉机，对促进东北农牧业近代化的进程起了重要作用。徐世昌还积极发展工商业，重视科、教。为改造满洲八旗子弟的寄生生活，专门设厂办校以化其气质，使八旗人才不可胜用且不必再为筹出路也。徐世昌还与袁世凯共同推出中国最早的巡警制度，对巩固国本、防止外患、民安其业所起的积极作用，亦应予以肯定。徐世昌在任邮传部尚书时采取雷厉风行的手段，为中国铁路、电力、邮政、航运等事业的发展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9年1月英、美、法、日、意等27个帝国主义国家在巴黎召开所谓“和平会议”，尽管中方代表顾维钧等据理力争，但中国的诉求仍被列强置之不理。外交受挫引发国内的五四运动，徐世昌政府一度对学生运动进行镇压，但最终还是决定采取柔化态度。面对强大社会舆论压力时曹、陆、章相继被免职，总统徐世昌提出辞职。1919年6月12日以后工人相继复工，学生停止罢课。1919年6月28日中国代表没有在和约上签字，同年6月13日徐世昌政府正式任命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7月18日颁布西北筹边使官制，同时参战军改为边防军，参战督办处改称边防督办处。6月底以后边防军陆续开拔外蒙，最终迫使外蒙古于年末申请撤销自治。11月22日徐世昌批准外蒙撤治呈文，至此外蒙古全境重新被置于中国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1920年北洋内直奉矛盾陡然升级，徐树铮于6月被段祺瑞召回。接着徐世昌于1920年7月4日免去徐树铮西北筹边使之职，徐树铮对外蒙的经营也就戛然而止，一年后外蒙古在苏俄的支持下独立建国。

奉系军阀

（一）奉系军阀是北洋军阀派系之一，以张作霖为首领，主要首领有吴俊升、张作相、杨宇霆、姜登选等。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为三大派系，张作霖时任奉天督军、省长等职，掌握很大的军事实力，自立一派。因张作霖为奉天（今辽宁沈阳）人，故称奉系。奉系军阀以日本帝国主义为靠山，至1919年全部控制东三省。1920年直皖战争时张作霖联合直系军阀，推翻段祺瑞政府，并任东三省巡阅使。1922年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失败，张作霖退回关外，自称东三省保安总司令。1924年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打败直系，与冯玉祥控制北京政权。1925年奉系沿津浦线南下，势力扩大到上海，后被冯玉祥和孙传芳的部队驱逐出江苏。1926年张作霖联合吴佩孚、阎锡山向冯玉祥进攻，奉系又控制北京政权。1928年奉系军阀在国民党二次北伐时战败，张作霖在返回沈阳过程中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其子张学良成为奉系军阀领袖后于当年12月29日宣布“改旗易帜”，服从南京国民政府，奉系军队被改编为“东北边防军”。1909年奉天军队改为中、前、左、右、后五路，张作霖升任中、前两路统领。1912年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张作霖所部改编为陆军第二十七师，张作霖升任该师中将师长，除二十七师外当时奉天还有冯德麟的二十八师，而奉天督军则是段芝贵。张作霖早就想独霸奉天，第一步他要想办法赶走督军段芝贵。1916年袁世凯称帝，遭到全国人民的声讨，段芝贵是帝制的积极支持者。张作霖与冯德麟密商，彼此配合，用威逼恐吓手段将段芝贵赶走。冯德麟先让军队在夜间在城内放枪，然后张作霖亲自跑到督军府告诉段芝贵说冯德麟把二十八师开过来，要惩办帝制祸首。段芝贵吓得浑身发抖，恳求张作霖想办法，张作霖劝他出走。段芝贵立即电请中央到天津养病，并从银行取出公款200万及军火若干，调专车离奉。

（二）张作霖即致电冯德麟，让他派兵拦截段芝贵的专车，没收其公款及军火。段芝贵到北京后大骂冯德麟是土匪，当即向袁世凯提出辞职，并推荐张作霖作奉天督军。于是袁世凯发布命令，任张作霖为奉天督军，任冯德麟为军务督办。驱段是张作霖和冯德麟共同密商行动的，冯德麟还出了大力，皆因他唱黑脸、张作霖唱白脸，结果督军一职让张作霖捞去。冯德麟当然不甘心，两人又开始明争暗斗。1917年7月张勋在北京搞起复辟，张作霖得知后便与谋士袁金铠商量，决定让冯德麟以奉天全权代表身份前往北京与张勋接洽。张作霖的打算是若复辟成功，自己是有功之臣；倘若失败便把责任推到冯德麟身上，正好除去一个心腹之患。冯德麟不知是计，欣然前往，结果张勋复辟失败，张作霖马上发电拥护共和，而冯德麟在京则以“背叛共和罪”被免职罢官。张作霖假意为他说情，替他在北京谋个总统府军事顾问的闲职，冯德麟的二十八师被张作霖控制，张作霖独揽奉天的大权。张作霖独揽奉天大权后开始向日本靠拢以求安定与发展，同时与段祺瑞联合。1918年9月段祺瑞任命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使他的权力又提高一步。吉林督军孟恩远素与张作霖不和，张作霖为了达到由奉系统一全东北的目的，千方百计促使北京段祺瑞政府罢黜孟恩远。1919年7月6日北京政府下令调孟恩远赴京供职，孟恩远拒不服从调动，张作霖以武力相威胁，派军队分四路讨伐吉林。孟恩远的部将、吉林督军总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高士傧等军官坚决抵制北京政府的命令的张作霖的军事进攻，率吉军万余人集结在长春、农安、伊通一带与奉军对抗。7月19日日本驻军故意在吉军驻地宽城子挑起武装冲突，双方互有伤亡。事件发生后日军即以此为借口，要吉军撤离长春三十里以外，吉军被迫撤出长春。

（三）接着日本公使又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议，段祺瑞立即下令将孟恩远、高士傧免职。高士傧还想继续抵抗，但吉军中许多官兵已被奉系收买，整个军事陷于崩溃状态。孟恩远、高士傧不得不先后卸职，离开吉林。宽城子事件是日本军方支持奉系军阀张作霖称霸东北的一个重大事件，在日本军方的帮助下张作霖不战而胜，赶走孟恩远，夺取吉林的政权。进而控制黑龙江，完成称霸东北的事业，成了名副其实的“东北王”。张作霖虽已成为独霸东三省的大帅，然而他还心犹未足，他还想进取中原，主政北京。只不过在当时直、皖两大军阀正在激烈争斗，而以他为首的奉系军阀暂时还只能充当配角。张作霖原来是合作于皖系段祺瑞的，后来皖系声名狼藉，张作霖也见风使舵，加入反皖的行列。尤其是1919年6月徐树铮出任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控制西北地区以后对奉系构成直接的威胁，于是1919年底到1920年初张作霖与曹锟组织北方八省反皖同盟。八省反皖同盟是南直系和奉系军阀纠集的反对皖系军阀的同盟，自1918年段祺瑞胁迫冯国璋下台以后直、皖两系交恶，段祺瑞利用其掌握北京政府的军政大权，鼓吹武力统一。直系军阀则在英、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勾结南方军阀，联合奉系军阀，进行倒段活动，于1919年秋冬之间出现直系四督（直督曹锟、苏督李纯、赣督陈光远、鄂督王占元）与奉系三督（奉督张作霖、吉督鲍贵卿、黑督孙烈臣）结成的反皖七省联盟。1920年初一直在直皖斗争中保持中立的河南督军赵倜宣布反皖附直，八省反皖同盟形成。4月9日曹锟以追悼直系阵亡将士为名在保定召开八省联盟会议，会中作出6项决议，要求解散安福俱乐部，反对安福系包办政府。各系各军同样裁减，同盟的结成加剧矛盾，从而爆发第一次直皖战争。战争的结果是直、奉两系军阀主要是直系军阀控制北京政权，安福俱乐部被下令解散。

（四）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日本看到皖系已声名狼藉后便抛弃皖系，大力扶持奉系，指使奉系联直倒皖。7月13日张作霖以张景惠为关内奉军司令，自己亲率大军入关，并发布《讨伐段祺瑞檄》来指责段祺瑞排除异己，把握政权，弄权卖国，残民黩武，穷其罪状，罄竹难书。7月14日战争正式爆发，7月17日直军吴佩孚在西路涿州一带大获全胜，俘虏皖军西路指挥曲同丰。同日张作霖指挥奉军第二十七师、第二十八师分驻马厂和军粮城一带配合直军作战，皖军东路指挥徐树铮不战而逃。7月19日段祺瑞被迫通电辞职，7月23日直奉两军进驻京都，张作霖终于实现入主北京的愿望，与直系曹锟共同把持北洋军阀政府。张作霖在直皖战争中联直倒皖，奉系乘机派兵入关，把势力扩张到京山铁路沿线和内蒙古等地。直皖战争结束后直奉两系共同把持北京政权，可双方为了争夺更多的势力范围各不相让，长江流域各省是两系争夺的焦点。1922年4月26日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奉军败北。6月双方议和，奉军退回东北，闭关自治。7月22日成立东三省陆军整理处，实行整军经武，同时与孙中山、段祺瑞及卢永祥结成同盟。经过两年多的整顿后奉军共有步兵27个旅、骑兵5个旅，总兵力25万余人，还配备有一定数量的辎重兵。1924年9月江浙战争爆发，张作霖向直系军阀发动进攻，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这次战争的结果是奉系军阀胜利。而冯玉祥则趁机倒戈，发动北京政变，推翻直系军阀的曹锟政权，张作霖与冯玉祥商议后推段祺瑞出山掌权。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奉系势力大大扩张，张作霖有意让奉军南下，占据富庶的江浙地盘。而刚刚在江浙战争中败北的皖系卢永祥则企图借奉军力量重出，双方由此有了合作的契机。张作霖决定让卢永祥打头阵，先通过他驱逐直系苏督齐燮元，再谋江苏。

（五）12月11日在张作霖的压力下段祺瑞政府下令罢免苏督齐燮元，裁撤江苏督军，任命卢永祥为苏皖宣抚使。此举虽受到江苏地方士绅的抵制，但齐燮元为暂避其锋，遵令解职去沪。卢永祥随即于1925年1月10日入宁，奉军亦沿津浦线大举南进。奉系的举动自然引起浙江实力派孙传芳的高度警惕，为了保持自己的地盘不被奉系侵吞，孙传芳决定出而反击奉系。1月11日孙传芳联合齐燮元发表通电，组织江浙联军，反对奉军南下。而卢永祥也在南京备战，任奉军军长张宗昌为总司令，战火一触即发。上海为繁华都市，地方士绅为免战火之袭扰，倡议中立，双方都不在上海驻兵，得到段祺瑞的首肯。段祺瑞以孙传芳续任浙督，以安其心。在段祺瑞和奉系的软硬兼施之下孙传芳态度软化，对军事行动趋于消极，齐燮元势单力孤，军事失利，28日自上海东渡日本。2月3日张宗昌与孙传芳在沪上签订和平协定，双方同时从上海撤军，第二次江浙战争以齐燮元失败，孙传芳和奉系各有所获而告终。第二次江浙战争是1925年1月至2月直系军阀孙传芳与奉系军阀张宗昌之间爆发的一场战争，最终双方签订江浙二次和约，相约浙军退松江，奉军退昆山，上海永不驻兵。1924年底直系军阀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失败，皖系段祺瑞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下令免去直系齐燮元苏、皖、赣三省巡阅使职，改派卢永祥为苏、皖宣抚使。1925年1月卢永祥在奉军张宗昌部支持下进兵沪、宁线，齐燮元、孙传芳组成浙、沪联军于14日出兵苏州，17日起两军大战于丹阳、无锡间。25日齐燮元败退上海，旋赴日本，所部由孙传芳接管。2月3日孙传芳与张宗昌签订江浙二次和约，相约浙军退松江，奉军退昆山，上海永不驻兵。1925年7月13日卢永祥北上调停段祺瑞与张作霖之意见发生严重冲突，未有成效，即宣布辞去苏皖宣抚使兼督办江苏军务善后职务。

（六）8月29日段祺瑞特任奉军总参议杨宇霆为江苏督办，姜登选为安徽督办。同时有奉军大举南下，准备就绪后再图进占闽浙的消息，奉系势力似有席卷东南之趋向。于是孙传芳在10月发动浙奉战争，奉军败北，杨宇霆被迫离开江苏。因张作霖放弃南方，孙传芳进至徐州就不再北上。11月22日发生郭松龄倒奉事件，冯玉祥趁机与张作霖决裂，支援郭松龄，张作霖转而与直系军阀的吴佩孚等联合对付冯玉祥。1926年4月15日冯玉祥的国民军撤离北京，张作霖与吴佩孚联手控制北方。郭松龄倒戈反奉事件发生于1925年11月24日，至12月25日郭松龄兵败被杀。1925年11月奉军第三军副军长郭松龄对奉系军阀反动卖国政策不满，在冯玉祥的支持下于24日宣布倒戈反奉，将所部7万人改编为东北国民革命军，于27日冲击山海关。12月5日占锦州，兵锋直逼沈阳。为抵抗郭军，张作霖与日本签订卖国密约，在日本关东军支持下组成讨郭军。12月22日两军激战于巨流河，25日郭松龄兵败被杀。1926年7月广东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很快攻克湖南，直指湖北。北伐军在两湖和浙赣节节胜利，吴佩孚退入河南，孙传芳又重新投靠张作霖，与张作霖化敌为盟友。1926年11月孙传芳亲到天津见张作霖，并与张宗昌等提议为了便于对抗北伐军，宜组织一支统一的军队，由张作霖出任最高军事首领。于是12月1日张作霖出任安国军总司令，张宗昌、孙传芳为副司令，杨宇霆为总参议。12月27日张作霖再次以黄土铺地的仪式进入北京，他想以“临时总统”或“大元帅”的名义于元旦在北京主政，迫不及待地尝一尝当“元首”的滋味。但杨宇霆却极力反对，劝他在军事上没有把握之前不要过早行事，以免到处树敌。张作霖听从劝导，但心有不甘并说：“我终究非干一次不可。”1927年4月冯玉祥部及阎锡山部亦改称国民革命军，和北伐军一起夹击奉军，张作霖的统治已摇摇欲坠，然而张作霖还未忘实现自己的“元首”美梦。

（七）1927年6月孙传芳、张宗昌等人按张作霖的意图推戴张作霖为“大元帅”，6月18日张作霖在怀仁堂就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就职仪式冷冷清清。张作霖有气无力地念了就职“誓词”后孙传芳、张宗昌、吴俊升、张作相等向他三鞠躬，就这样“大元帅”就算上任了，这是北洋军阀的末代政府，称中华民国军政府，一般俗称安国军政府。在《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令》中规定大元帅率陆海军；代表中华民国行使最高统治权；军政府置国务员辅佐大元帅政务；国务院设总理及各部总长。就这样张作霖在行将灭亡之前终于爬上他梦寐以求的最高宝座，他和段祺瑞一样虽无“大总统”之名，而行“大总统”之实，只不过张作霖的末日高升只是一阵回光返照而已。6月20日内阁组成：潘复为总理、王荫泰为外交部总长、何丰林为军事部总长、沈瑞麟为内政部总长，阎泽溥为财政部总长，姚震为司法部总长，张景惠为实业部总长，刘向清为农工部总长，刘哲为教育部总长，潘复兼任交通部总长。潘复内阁是中华民国北京政府第四十六届内阁，也是最后一届内阁，同时也是张作霖统治时期唯一的一届内阁。1927年4月以后国民党右派实行“清党”，另外蒋介石与汪精卫、李宗仁、胡汉民等派系争权夺利，阻滞北伐的进程，给北洋军阀尤其是奉系军阀以喘息的机会。1927年秋冬冯玉祥、阎锡山联合讨奉，遭到奉系的有力还击。尤其是奉军张学良与晋军傅作义的涿州争夺战中双方动用坦克、飞机和毒气等各种武器，激战三个多月，其强攻固守闻名全国，成为张学良和傅作义的成名之作。冯玉祥、阎锡山面临张作霖的沉重压力，为解北方之危，呼吁国民党各军共进声援，全力讨奉。1928年1月蒋、冯、阎、桂四派为了共同完成对奉系军阀的北伐，暂时取得妥协。

（八）2月蒋介石将其嫡系部队改编为第一集团军，自兼总司令；改国民革命联军为第二集团军，冯玉祥为总司令；改北方国民革命军为第三集团军，阎锡山为总司令；将两湖各军改为第四集团军，李宗仁为总司令，准备共同北伐。对此张作霖也作了部署：决定对京汉、津浦路采取攻势防御；对正太路、鲁西大名一带采取攻势；任张宗昌为津浦路总指挥，孙传芳为鲁西大名方面总指挥，张学良为正太、京汉方面总指挥，张作相为京绥路总指挥，出动兵力约六十万人对抗国民革命军七十万之众。4月9日蒋介石下达总攻击令，国民革命军与奉军展开激战，不久张宗昌军与孙传芳军即遭受重创，损失山东大部。4月30日张宗昌、孙传芳弃济南而逃，当北伐军进占济南，准备继续北进时日本政府决定进行武装干涉，制造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北伐军对日采取妥协让步方针，决定绕道北进。济南惨案又称五三惨案，1928年2月蒋、桂、冯、阎联合发动与张作霖争夺东北的战争，1928年4月蒋介石军队北进。为阻止英、美势力向北发展，1928年5月3日日本侵略者在山东省济南向国民党军发动进攻。由于蒋介石一味妥协退让并下达不抵抗命令，大量中国军民遭到屠杀。这次惨案中日军杀死1万余名中国人，中国政府所派交涉人员也被枪杀，激起全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同时也受到世界舆论的谴责。美、英等国从他们在华利益出发也向日本施加压力，1929年2月28日日本政府与国民党政府达成协定并从济南撤军，济南事件即告结束。5月中、下旬张作霖丢失邯郸、保定、石家庄、大同、张家口等地，张作霖不得已向南京方面发出“息争议和”通电，蒋介石也有心与张作霖妥协，因冯玉祥坚决反对只得作罢。张作霖又想勾结英美，以取得支持。但英美等见张作霖大势已去，不愿与之交往，就连长期与张作霖勾结的日本帝国主义者也准备除掉张作霖，以乘乱进占东北。

（九）6月1日北伐部队占领沧州、河间后分三路由津浦、京汉、京绥等线大举向京津全面推进，逼近北京郊区。张作霖已见大势已去，6月3日命张学良留守北京，当夜带着吴俊升等乘专车离开北京，同时下达总退却命令。6月4日五时三十分张作霖乘坐的专车行至沈阳附近的皇姑屯时被日军埋设的炸药炸毁，吴俊升当场被炸死，张作霖轰炸重伤，被急救回帅府，于上午九时三十分死去，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皇姑屯事件发生时张学良正与南京政府的代表在北京举行和平谈判，接到奉天督署“立即返奉”的电报后即化装乘车驰返沈阳。6月19日在奉军元老的推戴下张学良出任奉天军务督办，7月4日张学良出任东三省保安司令，兼东三省巡阅使，年仅27岁的陆军上将张学良从此开始主政东北，人称“少帅”。张作霖被炸死后奉军全线向东北撤退，集结于滦河以东，东北局势一片混乱。自张学良回东北以后东北局势初步得到稳定，但东北地区何去何从则是摆在张学良面前的一件必须立即解决的大事。张学良鉴于皇姑屯事件的教训，国耻家仇集于一身，他决定不顾日本的军事、政治、经济的压力，通电宣布与南京方面停止军事行动，谋求国家统一。日本帝国主义原本企图乘皇姑屯事件后的混乱之机攫取东北更多利益，谁料张学良竟能平静无事地继续大业、稳定局势。日本见无机可乘便改变手法，引诱张学良在东北建立一个独立的政权，与南京政府对抗，但遭到张学良的断然拒绝。张学良派出王树翰、邢士廉、徐燕谋为代表与蒋方联络，于是南京和沈阳之间信使往来。日本力图阻止中国南北统一，干涉东北易帜，派出原驻华公使林权助赴沈阳向张学良施加压力，声言：“如东三省蔑视日本警告，率行易帜，日本将采取自由行动。”张学良义正词严加以驳斥，不管日本威逼利诱均未动摇他易帜和统一的决心。

（十）东北易帜不仅外受日本阻挠，奉军内部也不一致，老派的张作相、新派的杨宇霆等都担心易帜后日本会进行武力干涉。奉军也会受南京政府吞并，失去自主地位。张学良苦口婆心，晓以大义，取得内部的一致。1928年10月张学良代表邢士廉第三次赴宁，终于与南京方面达成四点协议：东北设边防司令长官公署，以张学良为司令长官，张作相、万福麟为副司令长官；设置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人选须经中央同意；东三省及热河省委员人选由张学良推荐，中央明令任命；易帜不能待至民国十八年元旦，应提前数日办理。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与张作相、万福麟联名通电，宣布服从南京国民政府，东三省、热河省同时“改旗易帜”，即将过去时东北悬挂的五色旗取消，改悬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12月30日南京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作相、万福麟为副司令长官，奉军改编为东北边防军，简称东北军。翟文选、张作相、常荫槐、汤玉麟分别出任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省政府主席，不久将奉天省改称辽宁省，省会奉天改称沈阳，全国出现统一的局面。东北易帜虽然实现了，但是东北集团的内部并不完全统一，特别是张学良与杨宇霆的矛盾积渐已久。杨宇霆于1886年生，奉天法库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历任奉军参谋长、东北陆军训练总监、奉军军团长、安国军总参议等要职，是张作霖的“智囊”及左右手，奉军新派首领。由于他所处地位的特殊而养成专断跋扈、盛气凌人的作风，对张学良也全不放在眼里。在张作霖被炸前后杨宇霆与常荫槐结成死党，私自扩编自己的武装实力，并有意驾空张学良，反对东北易帜。1929年1月10日下午杨宇霆、常荫槐一同见张学良，要求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以常荫槐为督办。张学良认为此事涉及外交，要慎重处理。杨宇霆不但不听，反而逼张学良马上签字。张学良痛下决心，要芟除杨宇霆、常荫槐，以稳定东北政权，于是借口晚饭后再谈，晚上当杨宇霆、常荫槐再次来见张学良时被早已做好准备的卫士双双击毙在大帅府老虎厅。

（十一）杨常事件后张学良的权力更集中，并树起少帅的威严，提高了声望，巩固易帜后的东北政局。张学良易帜，服从中央政府，接收由中苏共管的中东铁路。于5月间派兵搜查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逮捕39名苏联人。7月又下令解除中东路苏方局长、副局长以及各处处长职务，并驱逐回国，以武力回收中东路。7月14日苏联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恢复中东路现状，张学良不予理睬。7月18日苏联宣布与中国绝交，7月20日兵分三路向中国军队发起攻击，东北军惨遭失败，伤亡严重，被俘八千多人，旅长韩光第等战死。张学良被迫派代表与苏联政府谈判，12月22日签署《伯力会议草约》，两国息争，恢复冲突以前状态。中东路事件使张学良吃了一亏长一智，此后他致力于发展中东的经济，振兴实业。同时大力发展教育、科学和文化事业，亲自兼任东北大学校长一职。1930年5月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开始张学良严守中立，力主和平，极力避免东北军卷入这场内战。但交战双方都把张学良看作决定胜负的筹码，极力进行拉拢，而事实上东北军倒向那一方则意味着那方取胜。最后张学良认为倒向蒋介石一边有利于国内统一，于是1930年9月张学良率十余万东北军入关，9月21日占领天津，9月26日进驻北平，至此平津、河北的政权遂被东北军全部接收。10月9日张学良在沈阳宣布接受蒋介石委任的中华民国海陆空军副总司令一职，为了感激张学良参的战助，蒋介石于11月特邀张学良及夫人于凤至到南京。蒋介石以最隆重的仪式和规格接待张学良夫妇，并亲自陪他们谒中山陵，游览汤山。于凤至拜宋母为干娘，与宋霭龄、宋美龄以姐妹相称。蒋介石又推张学良为国府委员，并授张学良以节制奉、吉、黑、晋、冀、察、热、绥八省区军队之全权，并将北平、天津、青岛三市及河北、察哈尔两省划归张学良管辖。大批奉系人物进入南京政府当高官如张作相、王树翰出任国府委员，张景惠任中政委兼军事参议院院长，刘尚清任中政委兼内政部长，鲍文樾任参谋部次长等。

（十二）蒋介石的盛情及信任也感动张学良，他表示誓尽精诚，以拥护中央。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进行侵略活动，多次在东北借机寻畔。6月初日本参谋本部派遣军事间谍中村震太郎大尉等到中国东北兴安岭地区进行军事侦察，被中国屯垦军逮捕并处死。日本帝国主义以“中村事件”为借口反诬中国官兵对日军进攻，是对日本帝国闻所未闻的侮辱。蒋介石多次电令张学良：“无论日本军以后在东北如何挑畔，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为侵略中国东北，日本一直通过各种形式对东北进行间谍活动。1931年6月26日在东北从事间谍活动的日军参谋本部大尉中村震太郎等人被当地驻防的中国屯垦军第三团拘获，由于间谍罪证据确凿，按国际惯例时团长关玉衡遂下令将中村等人处死。日本政府隐瞒中村等人在中国进行间谍活动的真相，公布他们被中国军队处决的情况，以此扩大事态，煽动侵华的战争狂热，为即将爆发的九一八事变做舆论准备。9月上旬南京政府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将中国屯垦军第三团团长关玉衡关押审判，借以平息事端。然而十天后九一八事变即爆发，9月18日夜间日本关东军在板垣征四郎等将领的策划下故意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诬称是中国军队破坏，遂炮击沈阳并向驻守北大营的中国军队王以哲旅进攻，这就是日本侵华的九一八事变，亦称柳条湖事件。事变之夜张学良、万福麟在北平，张作相在锦州。其时张学良正偕夫人于凤至及赵四小姐等在前门外中和戏院看梅兰芳演出的《宇宙锋》，张学良命令在东北的军队撤往关内。9月19日日军占领沈阳，随后日军分兵占领东北各地。至1932年1月仅三个月中国东三省完全陷入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东北沦陷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人民纷纷要求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张学良表示对东北问题负责，特向南京政府引咎辞职，12月他被罢免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职务，改任北平绥靖主任。

（十三）当时在东北尤其在黑龙江省尚有一部分中国军队，1931年10月10日张学良电令部属黑河警备司令兼步兵第二旅旅长马占山（吉林怀德人）为黑龙江省代理省主席兼军事总指挥。马占山受命后没有执行蒋介石“不予抵抗”的命令，毅然组织嫩江桥的阻击战，中国官兵在劣势条件下与日军浴血奋战，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1932年2月日军以允许黑龙江自治为条件，诱使马占山赴沈阳参加伪满洲国建国筹备会议，出任伪黑龙江省省长职。马占山从沈阳到长春后了解到日军扶植傀儡的真相，遂于4月2日潜回黑河重整旧部，组织保卫团和民众义勇军，成立黑龙江抗日救国军总司令部。5月14日马占山在黑河召开出征誓师大会，随后部队南下，于5月28日到达海伦，与北犯的日军展开激战，但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马占山率领少数人马退入苏联境内。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三省后即策划建立一个傀儡政权，清逊帝（宣统）溥仪于1924年10月冯玉祥北京政变后被逐出故宫，后移居天津日租界。九一八事变后在日军土肥原的诱胁下由天津秘密到东北，1932年2月16日在关东军参谋长坂垣征四郎等操纵下以奉军元老、张作霖的结拜兄弟张景惠出面召开伪满洲国建国会议，以傅仪出任执政，清朝余孽郑孝胥出任国务总理，张景惠以及奉军将领原辽宁省主席臧式毅等出任要职，定都长春就职。1934年3月1日“满洲国”改名“满洲帝国”，溥仪改称“皇帝”，改年号为康德。伪满洲帝国是日本侵略者一手扶植的傀儡政权，是日本统治中国东北的政治工具。1945年8月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伪满洲帝国灭亡。伪满洲国灭亡时溥仪被苏联军队拘捕，1950年8月由苏联移交中国，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1959年12月获特赦，后任全国政协文史研究专员、全国政协委员，1967年10月17日在北京病逝。日军占领东三省、建立伪满洲国后南京国民政府向国际联盟提出控诉，要求按照国际盟约及九国公约，制裁日本，迫其撤出东北。

（十四）国联派遗李顿调查团到满洲视察，张学良对此也存有幻想，后来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在日内瓦、东京、南京三地同时发表。张学良认为中国虽有数点不能满意，但仍可以接受。可是日本根本不把国联放在眼内，公然退出国联，视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书为废纸，使蒋介石、张学良依靠国联解决问题的幻想完全落空。1933年元旦日军进攻山海关，这回张学良已忍无可忍，命令东北军何柱国部奋起还击，揭开长城抗战的序幕。张学良决心用赤血抵抗，保卫国土，洗刷自己以及东北军不抵抗的污名。不久山海关失陷，日军向热河进逼，蒋介石答应派刘戡、黄杰、关麟征三师北上支援，同时又派军政部长何应钦、财政部长宋子文、外交部长罗文干、内政部长黄绍竑、参谋本部次长杨杰等二十多位军政大员于2月初前往北平，以帮助张学良谋划。张学良将东北军编成两个集团军，约二十余万人。张学良自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指挥万福麟军团等东北军主力；张作相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指挥孙殿英军团、汤玉麟军团等。热河抗战于2月21日开始，日伪军十余万人分兵三路向热河进攻：北路由通辽侵开鲁，中路由义县犯朝阳，南路由绥中攻凌源。日伪军所到之处奸淫、烧杀、抢掠，无所不为，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兼任第五军团总指挥，但他在日军入侵面前惊慌失措、不思抵抗，竟然急扣二百余辆军车，把他多年搜刮而来的私人财物装运到天津租界。3月3日他放弃省会承德西逃丰宁，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万福麟军团及孙殿英军团等不是望风溃逃就是观望不前。3月4日日军先头部队128人不费一枪一弹即占领承德，张学良闻承德失守后当即下令通缉汤玉麟，并命令万福麟等立即率部反攻。但各部为保存实力纷纷后退，旬日之间热河全省沦陷。

（十五）热河之变遭到全国人民同声谴责，汤玉麟被撤职查办，后寓居天津，1935年7月病死。除了处罚汤玉麟外蒋介石又将丢失热河的责任转移到张学良身上，迫他辞职。其实蒋介石并没有真心支援张学良热河抗战，这一次还是要找替罪羔羊，张学良深知此事，于3月11日通电下野。东北军改编为四个军，由于学忠、万福麟、何柱国、王以哲四人分别统率，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一职由蒋介石授意张学良推荐何应钦接任。3月12日张学良飞往上海，准备出洋。在出洋之前张学良接受宋子文、夫人于凤至、女友赵绮霞及儿女的规劝，用一个月的时间把烟毒瘾戒除。4月11日张学良在顾问瑞纳（澳大利亚人，1928年起任张学良私人顾问）、于凤至、赵绮霞及儿女等陪同下乘轮船到欧洲旅行，张学良不知道此番出洋何时才能返回祖国。1934年1月蒋介石为了驱使东北军参加围剿红军，特地电召张学良回国，张学良历任鄂豫皖三省剿共副司令、南昌行营主任、西北剿共副司令并代理总司令（总司令为蒋介石）等职。起初张学良和东北军高级将领对进攻革命根据地还是很卖力，指望通过围剿的胜利以取得蒋介石的信任，从而扩充实力，以便有朝一日能打回老家去。但是张学良在和红军的较量中不断损兵折将，109师在1935年10月于陕北直罗镇被全歼，师长牛元峰战死。1935年10月底张学良到南京参加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和五全大会，五全大会后张学良来到上海会见爱国人士杜重远和东北义勇军将领李杜。其时日本发动华北事变，企图使冀、察、绥、鲁、晋五省脱离中央政府，实行华北自治。国民政府竟于11月26日宣布撤销北平军分会，12月7日决定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本提出华北政权特殊化要求。12月9日北平爆发一二九爱国运动，运动迅速向全国发展，形成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十六）共产党坚决抗日的主张和全国炽热的抗日气氛使张学良看到出路和希望，1935年底张学良回到西安，他首先同驻守西安的西北军（十七路军）将领杨虎城就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问题进行磋商。其实杨虎城早就同共产党有联系，双方不谋而合。1936年3月张学良与红军代表李克农在洛川进行会谈，达成局部停战协定。4月9日张学良与周恩来在延安进行历史性的会谈，两人在诚恳愉快的气氛中作了竟夜的长谈，达成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联合逼蒋抗日的协议。从延安归来后张学良积极地着手进行各项准备工作，培养抗日力量，宣传抗日思想，支持以共产党人为骨干的群众抗日运动。但是张学良、杨虎城的所为激怒蒋介石，他派来侍从室组长晏道刚担任西北剿总的参谋长，特务头子曾扩情担任政训处长，闵湘帆为西北剿总经理处处长。从军事、政治、经济三个方面对张学良加以监视，并在西安设有特警宪情报机构大小一百二十多处，搜集张、杨联共抗日的具体证据。8月29日西安的国民党特务秉承蒋介石的指令逮捕了张学良身边工作的北平学联代表宋黎，张学良闻讯后极为震怒，不仅抢回宋黎，而且还派兵包围省党部，查抄特务档案，造成轰动一时的“艳晚事件”。1936年10日20日蒋介石率领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一班军政大员飞抵西安亲自催逼张、杨督兵剿共，然后又匆忙奔走于洛阳、太原等地部署剿共事宜。10月29日是蒋介石五十岁生日，张学良邀阎锡山同赴洛阳祝寿，趁机劝蒋介石停止内战，结果遭到蒋介石的训斥。12月4日蒋介石又回到西安，蛮横地要挟张、杨：“要么督兵剿共；要么将部队调往安徽、福建，由中央军进驻西安剿共，并内定蒋鼎文为西北剿共总指挥，自己亲自督战。”事已至此张、杨决定第一步“苦谏”，“苦谏”无效后第二步则实行“兵谏”，即设法捉蒋，逼蒋抗日。

（十七）12月7日及以后张学良几次到蒋介石的驻一临潼华清池，向蒋介石苦口劝谏，痛哭陈词，但蒋介石却勃然大怒说：“现在他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也不会改变。”12月11日晚间张学良从临潼回到西安，决定实行兵谏，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兵谏的行动是由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分头进行的，十七路军负责拘禁西安城内的蒋军军政大员，解除蒋军部队的武装，封锁机场，扣留飞机。东北军负责到华清池捉蒋介石，由105师师长刘多荃、团长白凤翔及张学良的卫队营长孙铭九率部执行任务。为了保证捉蒋成功，张学良事前还带着刘、白二人去临潼认识蒋介石并察看地形。12月12日凌晨刘多荃等率部秘密开往临潼，12日5时东北军在晨雾之中冲进华清池，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后击溃蒋介石的卫队，包围骊山，最后在半山腰的一块巨石旁边捉住浑身发抖、狼狈不堪的蒋介石。西安事变举世震惊，形势变得异常复杂。事变后张、杨联合发出通电，说明事变动机完全出于抗日救国，对蒋本人保其安全，促其反省，并提出八项主张。同时致电中共中央，请速派代表来西安共商大计。12月17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西安，张学良完全赞同中共代表团关于“西安事变”的解决办法。12月23日宋子文代表蒋介石与张学良、杨虎城及中共代表谈判，24日谈判结束，蒋介石对张、杨答应的条件是：准备抗日；陕甘宁青新五省交张、杨负责；东北军与十七路军每月五百万元薪饷，按月由中央拨给；停止剿共，红军改编问题由张学良负责；所有参加西安事变人员一律不究；蒋介石对共产党答应的条件是：日本侵入华北，必须抗战；划陕甘18县、宁夏3县共21县为边区自治政府，属中央管辖；中央承认共产党军队编成3个师；中央逐月供给军费68万元；如与日本开战时中央每月供给枪弹八百万粒；以上条件在手续上必须经行政院通过并宣布全国。

（十八）就这样通过三方的谈判，尤其是共产党和张张学良、杨虎城的努力，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开创国共两党的合作和全国人民共同抗日的新局面。近代中国东北军事工业薄弱，上世纪20年代张氏父子主政东北期间先后创办奉天军械厂、东三省兵工厂、奉天粮秣厂、奉天被服厂、东北航空工厂、奉天迫击炮厂等一系列军工企业，东北军事工业迅速发展起来。与国内其他地区军工企业相比时东北的军事工业虽然起步较晚，但起点高，发展速度快，很快便后来居上，成为同行业的佼佼者，其科学技术被用作军转民来施行东北新建设运动。种类多，涵盖广，规模大，国内首屈一指。每一个企业又下设多家分支机构，生产产品除满足战争需要的武器、弹药外还生产飞机发动机零部件、试验架、机身、机翼、尾舵、螺旋桨、冷气机、始动机、冷气始动机、单力始动机、冷气救火机、飞机架尾车、飞机铁平车、通信钩、信号枪、放烟筒、机关枪转盘、炸药架、炸弹悬吊机、炸弹上子、炸弹投置器、机关枪连动机、航空仪器、航空照相机零件、航空无线电零件以及粮食、食品、服装、鞋帽、帐篷、锅灶、铁桶、木器、印刷品等百余种产品，涉及生产、生活各个领域。设备优，技术新，重研发，产品精良国内领先。以东三省兵工厂为例，兵工厂鼎盛时期所属各厂的机械设备约合万台以上，可谓数量庞大、种类齐全、技术先进、国内领先。兵工厂所属枪弹厂设备最初是1919年由上海兵工厂引进，当时日产子弹一万发。1922年从日本引进设备，日产子弹能力达到10万发。1924年从德国购进七九尖弹机器，日产子弹10万发以上。在引进先进技术设备的同时加强技术革新，设备、工艺在生产过程中逐步得到改善，基本实现机械化、自动化生产，产品性能日趋稳定，精密度也逐步提高。枪弹产量可达日产30万发，1929年枪弹生产鼎盛时期，日产子弹40万发。兵工厂所属炮厂、炮弹厂、铸造厂等引进当时最先进的设备，对于钢材纵断、切削、车光旋堂、装配零件等操作过程完全实现机械化、自动化。

（十九）炮厂引进有制造十生的五的口径大炮的生产设备，铸造厂添设炼钢熔炉，中级钢料已能自制，其他普通生产设备如车床、刨床、铣床、钻盘、钳台等均能制造，即使复杂的机器设备也能制造。小型工具如样板桩模配件在各厂都有制造所，随时可以制造，无需外购。铸造厂对于枪筒钢初炼失败后改由电炉试炼，经过几十次的反复冶炼后新产品的质量和化学物理性能均合乎枪筒钢的标准，冶炼获得成功。至此枪筒钢由国外进口改为厂内供应，节约大量成本。在火药和炸药方面东三省兵工厂拥有当时国内最为先进的工业技术，继江南制造局龙华火药厂开始生产最早的无烟火药后1920年10月奉天军械厂开始生产无烟火药，后并入东三省兵工厂。1924年东三省兵工厂无烟药厂采用汤姆生置换硝化法，关于无烟药的成型时各厂均采用水压机成型。1924年东三省兵工厂向德国购买以甲苯为原料，用三段硝化法制造TNT和以苯酚为原料，经磺化、硝化制造苦味酸的机器设备，这是中国建立的第一个具有生产规模的炸药工厂。投入生产后产量不断增加，月产TNT从12吨增至120吨，苦味酸从三吨增至30吨。此外东三省兵工厂还安装有三吨电炉，能自行炼制普通工具钢，能制造各种通用工具机，有月产工作母机10台，修理机动车三辆的记录。为加强科学技术研究工作，1928年兵工厂成立科学研究会，各厂厂长和技师、技士作为委员，每星期集会一、二次，对外称为俱乐部。自杨宇霆任督办后派药厂厂长洪中为会长，各厂厂长、技师等为委员，集中人才研究兵工和与兵工有关的科学技术，介绍各国学术上的新发明和尖端技术经验，以增进会员研究兴趣，提高和改进兵工厂的技术。研究会办有《东三省兵工厂科学研究会》杂志，介绍国内外兵器动态、兵器研发技术等相关内容。由于引进先进技术设备，重视产品的技术革新、更新换代，仅仅十余年间东三省兵工厂的生产能力、综合实力跃居全国领先地位。不仅全国第一，即日本人亦为之侧目，日本人称东三省兵工厂为东方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