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儿庄大捷

（一）日本侵略军1937年12月13日和27日相继占领南京、济南后为了迅速实现灭亡中国的侵略计划，连贯南北战场，决定以南京、济南为基地，从南北两端沿津浦铁路夹击徐州。按原定作战方案，徐州以北保卫战由第5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3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指挥，岂知驻扎山东的韩复榘大敌当前还为保存实力打小算盘，1937年12月23日日军一部攻陷归仁镇后韩复榘未战而走，造成严重后果。27日济南失守，日军由博山、莱芜进攻泰安，1938年1月1日泰安落入日军北方军第2军矶谷廉介之手。韩复榘连连丧池失地，致北段津浦路正面大门洞开，使日军得以沿线长驱直入，给徐州会战投下阴影。李宗仁屡屡严电韩复榘夺回泰安，并以此为根据地阻截南下之敌，韩复榘对李宗仁的命令置若罔闻，一错再错，为此韩复榘遭到蒋介石枪毙的处置，由孙桐萱代任其职。韩复榘的不战自退非但使中国军队失去黄河天险，更将济南、泰安等地拱手让敌，其后果之恶劣实难形容，他也因此成为在抗战中第一个被处决高级将领。台儿庄地处苏鲁交界，位于枣庄南部，地处徐州东北30公里的大运河北岸，临城（今枣庄市薛城区驻地）至赵墩的铁路支线上。北连津浦路，南接陇海线，西面毗邻南四湖，为山东南大门、徐州之门户，乃是南下徐州的最后一道屏障。举世闻名的京杭大运河横贯全境，自古是南北漕运枢纽，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历史上为兵家必争之地，是日军夹击徐州的首争之地。从1937年12月中旬起南路日军华中方面军指挥第13师团从镇江、南京、芜湖渡江，沿津浦路北上，1938年1月下旬日军第13师团主力攻占滁县、来安、明光、池河、藕塘，抵达池河东岸。日军第13师团另一部攻占扬州后即进击邵伯、天长一线，日军第9师团一部攻占裕溪口后循淮南铁路北进至巢县、全椒一线。中国第5战区的作战部署是：以李品仙之第11集团军和于学忠之第51军利用淮河、淝河、侩河等地形障碍阻止沿津浦路北进的日军，当正面北进日军向明光、池河镇一带进攻时即为刘士毅所部第31军堵截。待日军从南京增调援军及重武器继续来犯，其主力被吸引到明光一带时李品仙急令第31军让开津浦路正面，撤至铁路西侧山区伺机出击。同时又以于学忠之第51军增援，由砀山南调至淮河沿岸，阻敌越河北进。

（二）至2月初定远、临淮关、蚌埠等地相继失守，2月8日日军向小蚌埠第51军阵地进攻，被中国守军歼灭500余人。2月9日日军强渡淮河，中国守军未能阻止敌军渡河，中国第5战区急调第27集团军之第59军及第21集团军第7军增援。2月10日中国军队于学忠之第51军所属第114师在王庄阵地同日军展开激烈争夺，几经血战阵地失守，中国军队伤亡2000余人。2月13日张自忠率第59军抵达淮河流域，在瓦疃集、姚集、固镇、蒙城一线接替第51军战斗，与此同时第21集团军总司令廖磊率第21集团军到达合肥、舒城、八斗岭、下塘集之线。中国军队以第51、59军在淮河北岸节节抵抗，以韦云淞之第48军固守炉桥、洛河一线，刘士毅之第31军和周祖晃之第7军对日军侧背进行袭击。2月11日第31军围攻上窑，守军冲人圩内与敌肉搏，敌300余人向考城逃窜，日军被歼100余人。1938年2月16日周祖晃之第7军由张桥镇、老人仓一线向池河、定远日军展开侧击，并一度攻入桑家涧，日军不得不抽调淮河地区主力6000余人增援考城、上窑、池河、定远。当日军回援淮南之时张自忠之第59军乘机向火神庙、新桥日军反攻，敌退向曹老集。第59军分向苏集、湖口子、曹老集、王庄之线推进，将日军驱逐至淝河南岸，并朝淮河北岸推进。日军腹背受敌，无力再向北进攻，乃全部退回淮河南岸，沿邵伯、天长、盱眙、临淮关、蚌埠、怀远、三十里铺之线与淮河北岸中国军队形成隔河对峙的局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淮河流域的阻击战中也起了配合作用，在南京沦陷前不久中共驻南京代表团就派李世农到安徽，组建中共皖中工委，动员和组织皖中各县人民抗战。1938年春中共无为县委领导的游击武装就开始在淮南铁路两侧进行游击活动，同年初中共中央从延安将张如屏、曹云露等派回寿县，成立中央安徽工作委员会，开展抗日游击活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积极配合淮河沿岸李宗仁的部队，阻击日军北犯。张云逸所率新四军一部曾遵照中央军委指示，进入蚌埠、徐州、合肥三点之间作战。周恩来曾指示新四军配合李品仙集团军，牵制由南京渡江北上的日军。新四军积极配合淮河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开展游击战争，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抗战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

（三）这次淮河血战虽然没有把北犯日军全部歼灭，却使日军付出巨大的代价，并将日军迟滞于淮河一线，粉碎日军预定的“南北夹击”的战略。迫使日军改取“南守北攻”战略，从北面取道山东，进攻滕县、峄县，造成孤军深入的局面，从而为中国军队在台儿庄歼灭日军造成良好的战机。李宗仁在指挥徐州以南阻击北进之敌的同时又积极阻截华北日军南下，为确保徐州地区的安全，1938年2月6日李宗仁命孙桐萱部（原韩复榘的第3集团军）向运河以东推进，袭击济宁、汶上的日军据点，以牵制敌人主力；命令邓锡侯（后由孙震代理）第22集团军主力向邹县，一部迂回曲阜、邹县间攻击日军，另一部控制在临城、韩庄之间；命令庞炳勋第三军团于临沂附近在地方部队配合下，夺取蒙阴、泗水，然后向泰安、大汶口间及南驿、曲阜间威胁日军，并对日照、莒县、沂水北方要点派一部兵力与海军陆战队共同防守。孙桐萱部第22师于2月12日晚由大长沟渡运河，14日晚有一小部攀登入济宁城，双方短兵相接，血战数日后终因敌我双方力量悬殊导致入城部队伤亡极大，17日晚撤至运河西岸。与此同时第12军81师也直取汶上，于12日晚由开河镇渡运河，一部由城西北攻入汶上城内，与日军进行激烈巷战，终因人少势弱而损失严重，13日奉李宗仁之命撤向运河西岸。2月17日日军第二军指示第10师团击退汶上、济宁附近中国军队于运河以西；第五师团以一个支队向沂水方向前进，配合第十师团作战。第十师团组成长濑支队于17日开始对济宁方面中国军队反击，19日日军攻陷安居镇，22日突破曹福林第55军阵地。25日日军突破杏花村阵地，26日越过运河占领嘉祥，守军被迫撤至相里集、羊山集、巨野一线。但李宗仁在这一线布置大量兵力，不断侧击北段南下之敌，使敌军在这一带徘徊不能南进，暂时稳定战局。第五师团组成片野支队于23日占领潍县，接着该支队编入坂本支队继续南进，并于3月5日占领汤头。日军第二军司令官西尾寿造于3月上旬通过华北方面军向大本营申请“追剿眼前之敌，绝不是深入南进作战，为警备后方希望增加兵力”，得到日本大本营批准后于1938年3月8日向第十师团作了传达。3月13日第二军正式命令第十师团消灭大运河以北之中国军队，第五师团以一部占领临沂后进入峄县附近配合第十师团作战，其企图是：在达到以上目的后大致在滕县、沂州一线，给以后作战作好准备。 

（四）滕县和临沂均为鲁南要地，是日军由山东北部进到运河沿线必经之地，津浦铁路线上的韩庄和临枣支线上的台儿庄紧临运河北岸。日军欲进占运河以北地区必须首先攻占滕县和临沂，而后进占韩庄至台儿庄一线。板垣、矶谷两师团是日军精锐之师，此次进攻来势相当凶猛，大有一举围歼中国军队之势。日军以五六万兵力在华北方面第二军指挥下分两路向台儿庄进发，一路为板垣第5师团，沿胶济路西进，进逼临沂；一路为矶谷的第10师团，该师团沿津浦路南下，直取台儿庄。日军第二军按计划实施的进攻，直接导致滕县及临沂战斗，从而展开鲁南地区的台儿庄战役。1938年3月21，李宗仁电报蒋介石、何应钦、徐永昌，关于颁发作战命令如下：“临城、峄县、韩庄间之敌约步兵三联队、骑兵一联队、炮兵一联队、坦克车五六十辆自14日以来在界河、滕县、南沙河及临枣各地与我邓集团（第22集团军）及王军作战。现分部南进，已达韩庄及峄县附近，其主力似尚在临城；战区以收复鲁中广大地域之目的，以一部在运河之线取攻势防御姿势，以主力由峄县东南方及东北方山地侧击南下之敌，聚歼于临枣支路与韩庄运河间地区。”这是日军濑谷支队占领滕县、临城后进占韩庄和峄县附近时第五战区所发的作战命令中有关作战目的和计划的主要内容，这里明确决定作战目的是：收复鲁中广大地域，计划采取一部”以“攻势防御”主力“侧击南下之敌”，将敌人消灭在“临枣支路与韩庄运河间地区。按照以上作战目的与计划，战区命令汤恩伯第二十军团集中主力于峄县东侧及枣庄东北方山地，击破峄县之敌，向临城、沙沟两地附近侧击，压迫敌于微山湖东岸而歼灭之。一部集结于台儿庄北方地区，准备协助对峄县及其西北地区之主力作战。命令孙连仲第二集团军以一部在侯新闸以西运河南岸防御，待机渡河北进，主力控制于贾汪附近及荆山、茅村镇间。张自忠第五十九军在费县集结整顿后乘虚向滕县南北地区与由南阳镇附近河之第三集团军部队呼应，截击南下或北退之敌，对泗水方面自行警戒。孙桐萱第三集团军应超越济宁南北地区，再向衮州、邹县间及界河、官桥间与张自忠第五十九军及临城以南之攻击部队呼应，袭击敌之侧背，并阻止敌增援或截敌归路。命令庞炳勋第三军团迅速扫荡汤头附近之敌，以一部向莒县方面追击，主力集结于汤头附近布防，对沂水、蒙阴方面自行警戒。

（五）2月下旬日军东路第5师团从山东潍县南下，连陷沂水、莒县、日照，直扑临沂。中方战史记载中国军队第3军团第40军等部节节抵抗，李宗仁派遣庞炳勋部先在临沂建立防御阵地，以诱敌深入，先挡住日军第5师团的正面攻击，然后迅速调派张自忠将军的第59军，派遣参谋长封少君兼程驰援临沂。张自忠部此时远在淮河流域一带，但是在接到命令之后立刻以最快的速度，向临沂方向增援。此时日军也掌握到张自忠部的动向，但是日方估计59军最快也要3天的时间才能从峄县赶到临沂，所以日军认为可以抢先击溃在临沂弹尽援绝的庞炳勋部，然后再以逸待劳地反击张自忠部。因此日军估算张自忠部不但不能及时赶到临沂成为救援军，反而成为送上门来的“找死军”，但是张自忠却率领59军进行日夜的急行军，这是吃苦耐劳与豪气干云的西北军特质，在军长的一声令下竟然能够在一日一夜之内提前赶到临沂。因此59军在敌方完全没有预备的状况下就有如从天而降般地猛攻日军第5师团背侧，庞炳勋部将士更是用命地从阵地反击，日军绝对没有想到中国军队竟然会进行这种内外夹攻的拼命打法。因此在1938年3月14日到18日的临沂决战中日军第5师团遭到极其惨重的损失，造成日军部队已经无法继续支撑作战，只有先撤退回莒县以困守待援（当时日军虽以超过一百多辆的卡车，满载阵亡的日军尸首匆促地奔逃，但战场上仍然遗留不少的死尸。日军一向非常重视同胞尸首的处理，不是危急到没有办法，通常都会设法带回焚化，将骨灰带回日本）。临沂之战得胜砍断津浦路北段日军的左臂，促成之后台儿庄会战中李宗仁围歼孤军深入台儿庄的矶谷师团的契机。需要提到的是临沂大战的指挥张自忠、庞炳勋原本相识，更有一段仇怨。张、庞均是西北军冯玉祥旧部，中原大战时庞炳勋暗降蒋介石，临阵倒戈，使张部大损，张自忠亦受重伤。此次临沂危急，李宗仁无可调之兵，遂派张自忠前往。二人尽弃前嫌，共御外敌，方有临沂之捷，更有言若无战场决策失误，将可全歼板垣征四郎师团。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此正是八年抗战之依靠。

（六）此时最高统帅部蒋介石也迭电指导，3月17日蒋介石致李宗仁、庞炳勋、张自忠电：“仍须督励所部确切协同，包围敌人于战场附近而歼灭之。如敌逃脱，须跟踪猛追，创开战以来之歼敌记录，藉振国军之气势，有厚望焉。”3月19日蒋介石致电孙桐萱、曹福林部：“希贵部神速行动袭敌侧背策应正面之作战，以期各方面确切协同，一举歼灭敌人，挽回国军全盘。”日方战史记载日军攻击临沂的坂本支队6个步兵大队在临沂作战至3月29日，由于攻打台儿庄的濑谷支队告急，只留两个大队牵制庞炳勋和张自忠部，其余4个大队和炮兵转至台儿庄作战。因此4月1日蒋介石致张自忠电：“临沂之敌，得自由转用于向城、兰陵镇方面，实该军之耻，应速派有力之部队向向城之敌猛烈追击，免致台峄之敌以届聚歼之时再行脱逸。事关抗战前途甚钜，务希努力为要。”板垣败绩累累之际日军西路第10师团长矶谷仍然武士道精神十足，不顾一切，日益向南推进，李宗仁调来川军邓锡侯第22集团军、孙震的第41军赶往滕县拒敌南下。孙震部刚在滕县部署就绪，3月14日矶谷师团就发动攻击，日军以数十架飞机30余门大炮狂轰滥炸，守军师长王铭章督战死守。3月17日晚日军配合炮火攻陷滕县（今滕州），中国守军第22集团军第41军英勇抗击，伤亡甚重，苦战至17日该军守城的第122师阵亡军官6人、士兵105人，伤军官10人、士兵156人，失踪军官6人、士兵470人，师长王铭章殉国；124师370旅亡军官17人、士兵640人，伤军官16人、士兵331人，失踪士兵37人；124师372旅亡军官4人、士兵173人，伤军官10人、士兵281人，失踪士兵32人。李宗仁见滕县危险后又急令新拨归第5战区指挥的第20军团司令汤恩伯派部驰援，汤恩伯的主力85军王仲廉部因行程过远未能及时赶到，滕县失守，敌军损失也极大，死伤达2000多人。此战22集团军以劣势之装备与兵力，阻击绝对优势之敌达3天半，为第5战区之后的台儿庄会战争取有利时间，奠定胜利的基础。3月18日日军矶谷师团濑谷支队攻陷滕县后当晚攻占临城（今薛城），以一部沿津浦线南下，于20日攻占韩庄，企图直犯徐州，遭到布防于运河沿线的我第52军郑洞国第2师的阻击。另一部福荣大佐的第63联队沿临赵（墩）铁路于18日攻占枣庄，20日攻占峄县城，矛头直指台儿庄。

（七）3月20日日军矶谷师团借攻克滕县之威，在飞机的掩护下集中4万人，配以坦克、大炮向台儿庄发动猛烈的进攻，企图一举攻占徐州。李宗仁以第2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率部固守台儿庄，第20军团军团长汤恩伯参谋长封裔忠率部让开津浦铁路正面，转入兰陵及其西北云谷山区，诱敌深入，待机破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关于台儿庄战役的意图和部署是：以擅长固守的原西北军孙连仲部防守台儿庄运河一线，一方面防堵日军进窥徐州；一方面将骄狂冒进的矶谷师团吸引到峄县南部地区，而后以隐藏于峄县东北山区的汤恩伯第20军团拊敌侧背，加以聚歼。日军的作战意图是：确保韩庄、台儿庄一线，并警备临城、峄县，同时用尽可能多的兵力向沂州方面突击，协助第5师团战斗。3月23日日军由枣庄南下在台儿庄北侧的康庄、泥沟地区与守军警戒部队接战，为诱敌深入，第31师刘兰斋连长率骑兵连从台儿庄出发，向峄县方向搜索前进。91旅旅长乜子彬率183团跟进，在峄县城南20里康庄与日军遭遇，台儿庄地区战斗正式打响，中国军队马队为诱敌深入边打边撤。3月24日日军逼近台儿庄开始向台儿庄地区大举进攻，日军在台儿庄北五里刘家湖村设有炮兵阵地，排列10门大炮，向台儿庄猛轰。91旅183团3营营长高鸿立率领士兵，每人一把大刀、8颗手榴弹，杀入敌人炮兵阵地，砍得敌人无法招架、弃炮而逃，当时台儿庄战场上流传着“活张飞大闹刘家湖的佳话”。3月24日日军2000多人在飞机、大炮和坦克的配合下开始向台儿庄大举进攻，坚守台儿庄北门的186团1营在王震团长和姜常泰营长的指挥下顽强抵抗，并在城北门外与日军展开白刃战，打退日军的多次进攻。1营是新兵，几乎全牺牲在台儿庄北门。王震团长也亲自架起机枪向城外日军扫射，当晚日军200人突破小北门，躲进小北门附近的泰山庙，王震团长亲率将士围攻泰山庙之敌，终将其消灭。24日起日军反复向台儿庄猛攻，多次攻入庄内，守军第2集团军顽强抗击，与日军展开激烈的争夺战，日军猛攻3天3夜才冲进城内。3月24日当台儿庄激战开始时蒋介石即赴徐州视察督导，返回时留下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军政部次长林蔚，军令部第一厅厅长刘斐、高级参谋王鸿诏组成参谋团在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

（八）3月27日当日军增兵鲁南，战事趋向激烈的时刻蒋介石亲赴前线车辐山车站，并去台儿庄南站观战。李宗仁劝阻说：“委员长之安全系全国长期抗战之成败，万万不可在此久留。”蒋介石说：“王铭章师长与全师在滕县壮烈殉城前我痛惜未曾与之谋面，今池师长又将及生死关头，我既来此，不可却步。”蒋介石终于在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陪同下去台儿庄南车站会见池峰城，这使池峰城惊喜有加。蒋介石拉着池峰城的手说：“你的长官说你是忠勇、精干兼备之人，今天看来此言不虚。”池峰城说：“我师绝对战斗到底，与阵地共存亡，以报国家，以报委座知遇之恩。：蒋介石对池峰城嘉许、勉励一番后挥手告别。3月27日得到增援后的日军对台儿庄城发动第3次攻击，日军炮轰台儿庄围墙，北城墙被炸塌，小北门亦被毁，守卫小北门的181团3营官兵牺牲殆尽。300多日军突入城内，惨烈的巷战开始，城内中国守军同日寇展开激烈的巷战。尽管日军占据全庄的三分之二，但坚守在南关一带的中国守军至死不退、死守阵地，目的是为了外线部队完成对日军的反包围。这是李宗仁早已制定好的作战计划，让参谋长封裔忠部以部分兵力死守台儿庄，守军尽量拖住敌人，以便庄外的大军将日寇团团围住，来个瓮中捉鳖。28日日军攻入台儿庄西北角，谋取西门，切断中国守军第31师师部与庄内的联系。该师师长池峰城指挥，以强大炮火压制敌人，并组织数十名敢死队员与敌肉搏格斗。汤恩伯军团关麟征第52军和王仲廉第85军在外线向枣庄、峄县日军侧背攻击，3月29日日军濑谷支队再以兵力支援，并占领台儿庄东半部。29日林蔚转述蒋介石的电令：”台儿庄屏障徐海，关系第二期作战至巨。故以第二集团军全力保守，即存一兵一卒，亦须本牺牲精神，努力死拼。如果失守，不特全体官兵应加重罚，即李长官、白副总长、林次长亦有处分。“31日国军守军将进入台儿庄地区的濑谷支队完全包围，是时坂本支队由临沂转向台儿庄驰援，到达向城、爱曲地区，侧击第20军团。该军团即命第52军和刚到的第75军围攻坂本支队，激战数日后予日军以重创，使其救援濑谷支队的计划落空。矶谷师团见救援无望，决定以死相拼，一个个杀红了眼。国民党军队虽以5倍的兵力围攻，并付出极大的伤亡代价，但难以将敌人消灭，战争一时呈胶着状态。

（九）4月3日李宗仁下达总攻击令，第20军团汤恩伯部之第52军、第85军、第75军在台儿庄附近向敌展开猛烈攻势。日军拼力争夺，占领大部分街市。国军展开街垒战，逐次反击，肃清敌人，夺回被日军占领的街市。4日中国空军以27架飞机对台儿庄东北、西北日军阵地进行轰炸，当晚日军濑谷支队力战不支，炸掉不易搬动的物资，向峄县溃逃。4月6日李宗仁赶到台儿庄附近，亲自指挥部队进行全线反击。4月7日凌晨1时中国军队吹响反攻的号角，以孙连仲第2集团军为主组成的左翼兵团和以汤恩伯第20军团为主组成的右翼兵团在台儿庄及其附近地区大举反攻，一直防守遭攻的孙连仲部听说反击后神情振奋，命令一下，杀声震天。双方便展开巷战、肉搏战，一时间台儿庄城内枪林弹雨、血流成河。日军头一次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如此顽强进攻，很快便溃不成军。台儿庄北面的枪炮声渐密，汤恩伯军团已向敌人开火。矶谷知已陷入反包围圈后开始动摇，下令部队全线撤退。此时敌军已成强弩之末，弹药汽油也用完，机动车多被击毁，全军丧魂落魄、狼狈逃窜。李宗仁命令部队猛追，敌兵遗尸遍野，各种辎重到处皆是，矶谷本人率残部拼命突围。激战4天后国军重创日军濑谷支队、坂本支队，其余日军残部于7日向峄城、枣庄撤退，至此台儿庄战役胜利。台儿庄会战在李宗仁的亲自指挥下击溃日军第5、第10两个精锐师团的主力，歼灭日军2万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严重地挫伤日军的气焰，是国民党战场在抗战初期取得的一次大胜利。振奋全民族的抗战精神，坚定国人抗战胜利的信念。台儿庄当面的敌人于六日晚被中国军队的总攻击所夹击，此次战斗敌伤亡2万多人，掳获步枪1万多枝、重机枪931挺、步兵炮77门、战车40辆、大炮50多门。台儿庄战役历经月余，中国军队毙伤日军11984人，俘虏719人，缴获大炮31门、装甲车11辆、大小战车8辆、轻重机枪1000余挺、步枪1万余支。中共《新华日报》1938年4月7日、8日报道称：“歼敌万余人，坦克车被击毁30余辆，缴获大炮70余门、战车40余辆、装甲车70余辆、汽车100余辆。”日方数据为第5、第10师团合计伤亡11984名，其中第五师团2月20日至5月10日共战死1281人、受伤5478人，第十师团3月14日至5月12日战死1088人、受伤4137人，此数据源自1938年6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部第三课对台儿庄战役前后日军伤亡的一个统计。

（十）史界如孔蕴浩先生认同《新华日报》数据认为台儿庄一战中方取得歼敌万余人的战果，而整个鲁南地区中日军死亡的人数超过1.6万人。同年4月蒋中正下达宣传政策纲要，李宗仁下达训令：“因为日军在山东省南部中部及江南地区再三惨败，日本国内有政变的迹象，并且引起强烈的反战思想。对苏俄关系亦恶化，致不能动用中俄国境之日军。日军不顾将来的利害，企图急遽整理补充河北、山西、山东、江南战线疲惫兵力，并尽力谋求挽回山东省南部的颓势。因此我国忠勇战士，应深深认识敌军目前正在困境中，全军须协力一致完成其任务，以求最大的战果，为民族独立及抗战大使命尽全力。”5月10日国民政府授予汤恩伯、孙连仲青天白日勋章，5月31日国民政府行政院议会通过决议，颁给田镇南、冯安邦、黄樵松、张金照、池峰城、吴鹏举等人青天白日勋章。台儿庄战役的结局是日军战役进攻中的一次败退，这对于日军侵华战争以来尚属首次，对日军来说这不仅是在兵力数量上的损失，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挫败，“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破灭了。日军《步兵第10联队战斗详报》载文称对台儿庄战役评价到：“不识他人，徒自安于自我陶醉，为国军计，更应以此为慎戒。”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在政治上增强全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鼓舞抗日军队的士气，用胜利的事实证明“亡国论”是没有根据的，而李宗仁更是以偏师弱旅战胜骄狂不可一世之日寇强敌更说明只要众志成城、精诚团结、拼死抵抗、艰苦奋战中国人民就是不可战胜的。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改变国际上对中日战争前途的看法，抗战爆发以来国际上对中国抗战的前途大多抱悲观的看法。台儿庄战役胜利的消息传出后有的国家甚至不敢相信，1938年4月9日路透社电讯说：“英军事当局对于中国津浦线之战局极为注意，最初中国军队获胜之消息传来，各方面尚不十分相信，但现在证明日军溃败之讯确为事实。”所以英国报刊发表赞扬此战中国胜利的评论。显然这次胜利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并为争取外援增添有利条件。

重庆大轰炸

（一）重庆大轰炸是1938年2月至1944年12月期间侵华日军对重庆及其周边地区进行的长达6年又10个月的无差别轰炸，其中大规模的无差别轰炸持续3年（1939年－1941年）。6年多的轰炸造成重庆3万多人直接伤亡、6600多人间接伤亡，财务损失约100亿元法币（当时中国的法定货币），平民居住区、学校、医院、外国使领馆等均遭到轰炸。1937年7月七七事变后中国展开对日战争，11月国军在淞沪抗战中失利，南京陷入危机，国民政府1937年11月20日起迁往重庆作为战时首都。1938年10月4日日本正式轰炸重庆市区，从1939年1月开始日机空袭迅速升级，对重庆的轰炸愈来愈猛烈。特别是1941年6月5日傍晚在日机对市区长达5个多小时的疲劳轰炸中终于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间接死于轰炸人数最多的一次惨案，即较场口大隧道窒息惨案。惨案发生后死者多为青壮年，有的全家丧生，尸体无人认领；有的随身所带仅有一点财物亦不知去向。防空司令部派出的工兵营，整理尸体就花近一昼夜，然后用卡车将尸体拖到朝天门河边，再改用木船装到江北黑石子去草草掩埋。1938年初至1938年底日本对重庆主要为试探性的轰炸，出动的架次较少，多数为陆军航空队。1938年10月日军攻陷武汉后的12月2日日本军大本营对华中方面军下令开始向重庆实施由空中入侵对敌军战略中枢加以攻击的同时进行空中歼灭战，这命令为日军正式对重庆进行战略轰炸的宣告，目的是希望震撼作为战时首都的重庆，打击中国政府抗战的意志。同年12月底起由陆军对重庆开始实施战略轰炸，1939年5月改以海军实行轰炸。5月3日及4日日机从武汉起飞，连逐轰炸重庆市中心区，并且大量使用燃烧弹。重庆市中心大火两日，商业街道被烧成废墟，3991人死亡，2323人受伤。损毁建筑物4889栋，约20万人无家可归。罗汉寺、长安寺也被大火吞噬，同时被炸的还有外国教会及英国、法国等各外国驻华使馆，连挂有纳粹党旗的德国大使馆也未能幸免。1940年5月日本大本营发动《101号作战》，由陆、海军同时对中国后方轰炸，陆军主要以山西运城为基地，海军主要基地为汉口。轰炸重庆的日机超过2000架次，8月19日的轰炸尤为惨烈，日本海军投入超过140架轰炸机，重庆2000多户民居被毁，到1940年为止日军对重庆投掷4333吨炸弹。

（二）1941年初日军在发动太平洋战争前先向中国集中力量空袭，发动名为《102号作战》的大规模轰炸，在1月至8月超过3000架次飞机空袭重庆，当中包括夜间空袭。6月5日从傍晚起至午夜连续对重庆实施多小时轰炸，重庆市内的一个主要防空洞部分通风口被炸塌引致洞内通风不足（据幸存者曾婉清说当天有汉奸为日军飞机发信号，日军是有目标地轰炸洞口和通风口的），洞内市民因呼吸困难挤往洞口，造成互相践踏，大量难民窒息，估计数以千人死亡（当时的官方没有公布权威的伤亡数字）。1941年中以后日军为准备在太平洋发动战争，陆、海军航空队主力从中国抽出，之后对重庆只有零星轰炸。到了1943年8月以后日军再无能力空袭重庆，重庆大轰炸告一段落。重庆大轰炸被认为是与南京大屠杀同等性质的事件，大规模的无差别轰炸持续3年（1939年－1941年）。6年多的轰炸造成重庆3万多人直接伤亡、6600多人间接伤亡，财务损失约100亿元法币（当时中国的法定货币），平民居住区、学校、医院、外国使领馆等均遭到轰炸。为摧毁抗战陪都重庆，日本策划并发动多次以重庆为主要目标的战略轰炸行动，“101作战”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日军出动的军事打击力量之多，空袭之残酷、野蛮、猛烈在历次战略轰炸中居首。“101作战”中日机采取全方位、无差别、连续的地毯式的轰炸战术，对重庆市区反复轰炸，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1939年4月底重庆的浓雾渐渐消失之后重庆也就失去其天然的保护屏障，日本帝国主义趁此机会制定“五月攻势”作战计划，决定集中力量对重庆进行猛烈空袭。其中尤以5月3日、4日的轰炸最为惨烈，总计炸死市民3991人，炸伤市民2287人，炸毁房屋4871间，市民财产损失更是不计其数。因国民党政府迁都而一度繁华的重庆市区顿成断垣残壁，战时首都重庆遭受其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大浩劫，日本飞机也创造其有史以来空中大屠杀的黑暗纪录。“五三”、“五四”大轰炸不仅给重庆造成的损失难以计数，给重庆市民心灵的创伤更是难以弥合。

（三）重庆大轰炸是二战期间对参战国首都（陪都）大规模轰炸之一重要战例，日方原本希望依靠威慑性轰炸促使中国军民投降，但国民党政府在八一九大轰炸后发布《国民政府令》，正式确认重庆为“陪都”，且还都以后重庆将永久成为中国之陪都，表达抗战到底的决心。作为报复行动，1944年之后从中国成都新津机场起飞的美国B-29轰炸机轰炸日本本土，空袭中几近毁灭的日本，为此次战争付出沉重代价。苏联航空志愿队于1938年10月进驻重庆，开始反击日本轰炸，以20多架伊-15、伊-16战斗机对抗80多架日军战斗机和轰炸机，击落敌机数十架。两位研究“重庆大轰炸”历史的专家向媒体记者讲述“重庆大轰炸”历史，专家在此间称1939年至1941年是重庆遭遇“大轰炸”损失最惨重的3年，期间重庆曾发生防空警报连响7日，大火连烧3天的情景。重庆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西南大学教授潘洵介绍1937年11月国民党政府“移驻”重庆，重庆即成为中国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正因如此1938年至1944年6年间日本侵略军在当时所有抗战大后方城市中对重庆实施次数最多、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损失最为惨重的野蛮轰炸，其中1939年至1941年的轰炸最为惨烈。1939年发生震惊中外的“五·三”、“五·四”大轰炸，1941年发生“六·五隧道大惨案”，两惨案的遇难者均过千人。统计显示连续6年的“大轰炸”曾先后致重庆主城3万左右同胞遇难，在“大轰炸”期间重庆上空时常响起防空警报，老百姓“躲警报”、“钻防空洞”几乎成为生活常态。据史料记载因日军在轰炸中投下大量燃烧弹，重庆渝中区20余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上曾在一日间燃起16处大火，有的大火连烧3日无法扑灭。1941年8月8日至16日重庆上空曾连续7日，不超过6小时间歇地鸣响防空警报。全国政协委员、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名誉馆长王川平称面对令人异常恐惧“大轰炸”时“愈炸愈勇”的标语在重庆随处可见，重庆人为抗战捐钱捐物的热情也异常高涨。

（四）此外“大轰炸”还使“雾季公演”在重庆应运而生，据介绍“雾季公演”是在每年秋至次年春重庆大雾笼罩、日本战机难于投放轰炸物的季节，重庆组织文艺演员及百姓开展话剧、歌剧等文艺演出，这大大鼓舞当时前线战士和百姓的抗战士气。重庆大轰炸的重点在主城区成了人口伤亡最为集中的地区，在日机轰炸造成的直接伤亡人数中共有16376人死亡，其中就有9300人来自主城6区，在受伤的16453人中有7782人是主城区的居民，主城区的伤亡人口占到全市伤亡总人数的52.03%。从1938年10月到1941年8月不到3年时间里就有3585架日机分84次对重庆城区进行空袭，投下各种炸弹9877枚，抗战时期重庆及沦陷区来渝灾民达172786人。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大量的工矿企业集中在重庆城区及周边。在日机不断轰炸中重庆经济蒙受巨大损失，调研报告显示重庆全市在大轰炸中共遭受约100亿元法币的财产损失（折合1937年价值）。除了城市交通设施外山城居民百姓的财产损失也相当惨重，1938年到1941年重庆城区因日机轰炸，仅房屋一项就损毁11814栋、21295间。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6个春秋之后这些问题有了回答，9月3日由重庆市委抗战工程办公室、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组织的“重庆抗战调研课题组”，正式发布《重庆市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报告，首次向世界公布这座英雄之城抗战时期的确切伤亡人数和财产损失数据。尽管与那个时空间隔60多年，硝烟已尽，哭喊已寂，但这组数据仍然让人无法平静。从1938年2月18日到1944年12月19日日军飞机持续轰炸造成重庆32829人直接伤亡、6651人间接伤亡，财产损失约100亿元法币，平民居住区、学校、医院、外国使领馆等均遭轰炸。大隧道惨案发生于1941年6月5日，抗日战争时期，军为了动摇重庆国民政府的抗战决心，迫使其屈服投降，出动大量飞机对重庆进行的轰炸事件。

（五）1941年6月5日晚9点日军出动24架飞机分三批轮番轰炸重庆，空袭时长达5个小时，因为当时未及时对市民进行疏散，所以大量民众拥向公共防空隧道（十八梯大隧道）中造成洞内人数接近饱和。由于管理隧道口的宪兵及防护人员紧锁栅门，不准隧道内的市民在空袭期间出入隧道，在长达10小时的高温和严重缺氧的情况下上万（有官方和民间两种说法）避难民众因通风不畅导致窒息。同时又发生推挤践踏，造成骇人听闻的防空隧道惨案，史称“大隧道惨案”。大隧道惨案是中国抗日战争期间发生在大后方最惨痛的事件，它与1938年6月9日的黄河花园口决堤、1938年11月13日的长沙大火并称为抗战时期的中国三大惨案。在1937年7月七七事变之后日军开始全面侵华，1937年11月国民政府对日在淞沪抗战中失利，南京开始陷入危机，国民政府在1937年11月20日起迁往重庆作为陪都。1937年11月日本陆军发动全面战争不久即把无区别攻击列入军事操典，日军1939年至1941 年对重庆市的无区别轰炸就是在此“政略攻击”下实施的。从1938年2月18日到1943年8月23日日本陆、海军航空部队遵照日本天皇和最高本部指令，联合对重庆展开航空进攻作战，为期5年半，史称重庆大轰炸。在重庆大轰炸中日机空袭重庆共达218次，出动飞机9513架次，投弹21593枚，炸死市民11889人，伤14100人。炸毁房屋17608幢，30所学校被炸。1938年初至1938年底日本对重庆主要为试探性的轰炸，出动的轰炸机架次较少，多数为日本陆军航空队。1938年10月日军攻陷武汉后日军在日本天皇的命令下开始对重庆实施战略轰炸，1938年12月底由日本陆军对重庆开始实施战略轰炸，1939年5月改以日本海军实行轰炸。5月3日及5月4日日本轰炸机从武汉W基地起飞，对重庆市中心区进行连续轰炸，并且大量使用燃烧弹，此次轰炸称五三、五四大轰炸。1940年5月日本大本营发动《101号作战》，由陆、海军同时对中国后方进行轰炸，轰炸重庆的日机超过2000架次。

（六）1941年6月5日下午6时雨后初晴，当重庆的市民们正准备吃饭乘凉时，然空袭警报长鸣，得知日军的飞机要来空袭，人们携带行包，纷纷涌向防空隧道的入口。由于袭击突然，疏散来不及，因此防空隧道内聚集的人特别多，显得十分拥挤。除了两旁的板凳上坐满人以外连过道上也站满人群，洞内空气异常浊闷。晚上9点钟日军飞机进入市区上空，开始狂轰滥炸，霎时间爆炸声此起彼伏，繁华市区顿成废墟。由于人多空间小，再加上洞口紧闭，洞内氧气缺少，人们开始觉得呼吸不畅、浑身发软。地面上日机的轰炸仍在继续，而洞内的氧气越来越少，连隧道墙壁上的油灯也逐渐微弱下来，这时婴儿和孩童们终于忍受不住了，大声啼哭起来，气氛顿时紧张，有些人开始烦躁不安、举止反常。生还者朱更桃回忆当时情景说：“在洞内起初只觉得头脑发闷、大汗淋漓，渐渐身体疲软、呼吸困难，似乎淹在热水当中，脚下温度异常之高。左右的人都不由自主地把自己的衣裤撕碎，好像精神失常一般。”生还者何顺征对当时的感觉也记忆犹新，说：“开始感觉热得慌，心脏似欲下坠，如患急病，很想喝冷水。往外走，竟有人拉着，不能举步。黑暗中有人拉我的手乱咬，手和背到处受伤，衣服也被撕破。”更有甚者有些人完全失去理智，如有一老妇人将自己的头和脸碰烂，披头散发，大哭大叫，很是吓人。随着二氧化碳增多，洞内部分油灯已经由于缺氧而熄灭，人群骚动得更加厉害。面临死亡时沉默的人们再也按捺不住性子，开始拼命往洞口拥挤。由于洞门是向外关闭的，因此人群越往洞口挤，门越是打不开。守在洞外面的防护团员只知道日机空袭时禁止市民走出防空隧道，而对洞内所发生的危险情况一无所知。洞内的人发疯似的往外挤，人们喊着哭着往外冲，可是门依然紧闭着，无法打开。洞内的氧气在不断减少，洞内人群的情绪更加急躁，他们拥挤在一起，互相践踏。前面的人纷纷倒下，有的窒息死亡，而后面的人浑然不知，继续踩着尸体堆往外挤，惨案就这样发生了。后来洞门被打开，霎时间洞内的人群如同破堤的河流一样冲出洞门，一部人因此而得以生还。

（七）郭伟波老人是冲出洞外的少数人之一，回忆当时的情景和感受，他说：“后来木栅不知怎样打开的，守在外面阶梯上的防护团也跑掉了。人流穿过闸门犹如江河破堤，拼着全力往隧道口上冲。我和两位同学因年轻力壮，用尽力气随着人流挤出木栅，昏头昏脑地上阶梯，终于来到地面上。当时我到底是凌空？是滚爬？还是被人流夹住推出来的？实在是闹不清楚。只觉得一出洞口呼吸到新鲜空气，浑身都感到凉爽、舒畅，瞬即又迷惘、恍惚，似睡非睡。似醒非醒地躺下了。我那时没有手表，昏睡了大约半个小时又苏醒过来，只听见隧道里传来震耳的呼喊和惨叫声。我从地上爬起来一看，自己躺的位置离隧道口约30米，周围有100来人，有的正在苏醒，有的呆呆地站着，然而再也不见有人从隧道口里走出来。我低头一看，自己的上衣已经被扯破，钮扣大部失落，帽子丢掉了，肩上挎包所装的信件、相片、日记本也全部不见了。东西是损坏、丢掉了，但我总算挣脱死神，回到人间。”日军的空袭还在继续，飞机呼啸着从空中冲过，扔下无数的炸弹和燃烧弹，地面顿时一片火海。此时此刻洞内的人群也顾不上那么多了，还在奋力挣扎着往外挤。他们面色红胀，双手挥舞着，拼命狂叫，但是一切都无济于事，身体依然原地不动，一个个生命就这样被耗尽了。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折磨、挣扎后将近午夜时分洞内凄厉的惨叫声逐渐减弱，很多人躺在地上，气息奄奄，面色由红色变成紫蓝色，口角的唾沫由白变红渗着血丝，不少人已无声地扑伏到别人身上。”空袭持续将近5个小时，当日军的飞机离开陪都重庆时防空大隧道已是死一般的沉寂，听不见活人的声音，到处都是死难者的尸体。其凄惨情状正如当时重庆市市长吴国桢所说：“洞内之（难民）手持足压，团挤在一堆。前排脚下之人多已死去，牢握站立之人，解之不能，拖之不动。其后层层排压，有已昏者，有已死者，有呻吟呼号而不能动者，伤心惨目，令人不可卒睹。”很多死者都是挣扎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才含恨离开人世的，他们有的面部扭曲，手指抓地；有的仰面朝天，双手垂地，有的皮肤抓破，遍体鳞伤，十分悲惨。6日凌晨防空警报解除后国民政府当局开始组织人处理善后事宜，从隧道内拖出的遇难者尸体成垛成垛地放在洞口。

（八）大隧道惨案发生后重庆卫戍总司令兼重庆防空司令刘峙在幕僚的建议下急忙派出卫戍司令部的卡车，把所有窒息而死的人运至朝天门河坝，用意是这些人因缺氧而死，运至河边空气新鲜处或可复活。但是参加抢救的士兵、特务人员、防护团员、服务队员视人民生命如儿戏，他们把尸体拖出洞门，有些还未死的，被他们拖死；有些被拖断手脚；有些尚有一丝气息，但因上有尸体堆积，被活活压死。更有甚者一些参加抢救的人员非但不全力救人，反而趁火打劫，从尸体上搜取首饰、钱物，剥取衣裤，引起群众极大愤慨。运至朝天门河坝的死尸中确有少数因吸到新鲜空气而复活者，但他们醒来后发现随身所携带的财物已被洗劫一空，感到今后无以为生便绝望地放声大哭。河坝一带死尸累累，哭声雷动，其状甚惨。大隧道惨案的发生使重庆舆论为之震惊，重庆市民强烈要求惩办责任者。不久蒋介石下令免去刘峙的重庆防空司令职，该职由重庆宪兵司令贺国光兼任。重庆防空副司令胡伯翰撤职留任，隧道工程处处长吴国柄撤职，副处长谢元模记大过两次。重庆市长吴国桢撤职留任，震惊中外的大隧道窒息惨案至此草草了结。1941年6月5日当天防空部档案记载：“是日敌机廿四架分三批（每批八架） 袭渝，自17点33分起于湖北宜都松滋处发现西飞。第一批于19点28分侵入重庆市空投弹，至19点54分始经丰都东逸。第二批于20点47分侵入重庆市郊投弹后至21点20分经丰都东逸，第三批于22点17分侵入重庆市郊投弹后至23点13分经丰都东逸。警报情况是：“本部于18点08分悬红球一个， 18点18分发布空袭警报，18点57分发布紧急警报。 21点18分悬红球两个，21点40分卸下两个红球，23点01分又悬两个红球， 23点27分发布解除警报。” 警报信号的意义是：悬挂红球1个，预告空袭；悬挂两个红球，是空袭警报；卸下两个红球是紧急警报，又悬两个红球是通告市民出洞休息， 又卸两个红球是再次紧急警报，又悬两个红球又是通告出洞休息。发布解除警报是悬挂绿色长条灯笼，警报种类是：空袭警报，敌机距离200—300公里；紧急警报，敌机距离50公里；解除警报，敌机离去200—300公里。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5个半小时的警报避难过程中在防空洞中躲避空袭的人们在空袭间隙中并未及时得到休息，这是大隧道窒息惨案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九）防空管理的混乱也是导致惨案的一个原因，管理重庆空袭救护防护的机关主要有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防空司令部和防护团，但前两者不相统属。防护团为义务组织，成员缺少训练，素质很差，这些都导致防空管理工作的混乱。如防空期间通告休息，按照警报规定卸下两个红球表示紧急警报，又悬红球两个是通告出洞休息，然而当天球台的警报灯球坏了，用马灯蒙上红布代替。但是当年3月航空委员会颁布《防空警报信号大纲》第11条规定：“被毒地区日间用红旗，夜间用红灯加以标识。”于是这个信号的含义有两种，使得人们无所适从。在重庆市档案馆防空部案卷67卷中有这样的记载：“事后据报十八梯有防护团员百余人拥塞洞口及抢救不力，暨有人持枪威逼民众出外。”说明疏导指挥工作的混乱。关于通风设备时在较场口大隧道内4月中旬安装好电动通风机，1941年6月3日试验开车，约定6月5日下14时00—17时验收，但厂方直等到警报发出前半小时防空部谢元模也没有出现。谢元模解释：“因本人非电器专家，原约定电灯厂工程师同往验收，因该人未到，故未往验收。”防空部第三处正、副处长丁荣灿和潘联说：“真正原因是防空部没有给军政部贿赂，军政部拒绝验收，机器竟不敢启用，任其闲置。”造成防空洞质量缺陷的另一个原因是经费不足和挪用，据谢元模报告称通风照明设备工程在1940年7月到11月为第一期，军政部每月拨款12万元，应合计70万元。1941年2月到5月为第二期工程，行政院直到1941年5月26日才核准防空部工程处1941年度防空设施经费一共140万元，其中大隧道工程占40万元，这些经费大部被挪作他用。1940年12月防空部申请大隧道内安装通风机30具需款39万元，因为付不起钱，只买20具，其余的退还给厂方。防空洞设计与质量的缺陷也是导致惨案发生的一个原因，如日本从1940年“101作战计划”开始运用长时间轰炸战术已经是常规，1941年超过3小时的轰炸有32次，占全年轰炸比例的44%。中方计算防空洞的呼吸空气量却仅仅以2小时为限度，显然不能满足实际需要。设计者谢元模、陈公矩不是专攻地下空间工程的人员，所以工程设计有先天性的技术缺陷。比如规定各段隧道两端出口必须一头高一头低，根据热胀冷缩的形成原理使空气对流来达到自然通风的效果，但隧道都很长，中间却没有设计通风井工程，使设施原理失效。

（十）另外又没有排水沟设施，洞内积水无法解决。天气炎热，人口一多，潮湿蒸发上来，气闷难当。洞身高度不足，顶石风化，进出口也太少，也造成进出不便。文夕大火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以“焦土抗战”为名火烧长沙的事件，发生于1938年11月12日。因当日的电报代日韵目是“文”，大火又发生在夜里（即“夕”），所以称此次大火为“文夕大火”，又称火烧长沙事件。1938年11月日军攻占岳州（今岳阳），逼近长沙，国民政府惊慌失措，蒋介石密令火烧长沙。自11月12日晚间纵火，至14日大火熄灭，全城房屋大部焚毁，居民被烧死2万余人，财产损失无数，舆论大哗。蒋介石为推卸罪责、平息民愤，一面拨款收容救济灾民；一面查处肇事者，20日将指挥纵火的长沙警备司令酆悌等三人枪决。1938年初长江下游各省相继被日本侵略军占领，长沙奉命疏散人口。6月成立长沙市疏散人口指导处，组织水陆运输疏散人口。10月底武汉三镇失守，11月10日日军攻占岳阳，长沙遂成为日军的侵略目标。从10月9日起日军飞机由原来不定期对长沙的空袭转入大规模的轰炸，10月27日长沙市政府紧急疏散人员，除壮丁外老弱妇孺均须离开市区，责成保甲挨户劝导执行。11月7日蒋介石在长沙市蓉园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关于整个战局的部署，确定“焦土抗战”的具体方案，由警备司令部参谋处长徐权拟定实施细则。11月10日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石国基主持长沙市党政军警宪联合会议，部署破坏长沙的具体方案，随即成立“破坏长沙指挥部”，下设区指挥和若干纵火队。破坏长沙指挥部积极准备纵火器材，在各交通要道堆放易燃物。11月12日上午9时蒋介石电张治中：“限1小时到，长沙张主席密。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中正文侍参。”同时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林蔚长途电话命令张治中：“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张治中召集省会警备司令酆悌、省保安处长徐权，指示纵火办法，并指定警备司令部负责筹备，保安处协助。下午4时张治中任命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为放火正指挥，社训总队长王伟能、警司令部参谋处长许权为副指挥。

（十一）下午6时警备司令部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市内各机关团体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晚10时15分城区警察岗位完全撤除。午夜2时（11月13日凌晨2时）误传“日军已至新河”（汨罗新墙河误为长沙新河），预备守候各处的放火队员迅速出动，提着煤油火器，不分商店民宅，一概放火焚烧。顷刻之间长沙成了一片火海，大火持续72小时。文夕大火毁灭长沙城地面文物建筑，在历史研究上造成严重的损失。湘绣是中国四大名绣之一，长沙自清末以来湘绣业就十分发达兴旺，至大火前有40多家。但在大火中几乎所有的绣品和画稿都连同铺房烧毁，如药王街锦华丽一家就烧掉三大房间的优秀画稿和版本。据国民党湖南省政府统计室编印的《湖南省抗战损失统计》估计大火造成的经济损失约10多亿元，相当于抗战胜利后的1.7万亿元，约占长沙经济总值的43%。关于这次大火烧死的人数据1938年11月20日《新华日报》的报道称事后军政当局组织人力掩埋尸体600余具，但被焚毁的尸体则无法统计。据中央社记者11月19日报道：“湘垣大火，市民未及逃出者2000余人，迄今尸体大部掩埋。”也有说法称文夕大火中“居民被烧死2万余人。长沙大火使无数的市民失去家园而背井离乡，大火前长沙有30万人口，至11月12日已疏散90%。大火之后有关当局曾进行灾民登记，共计12.4万人，其中仅黎托、茅斯港收容的孤儿即达815人。损失最大的是长沙的房屋建筑，有民房、商店、学校、工厂、机关、银行、医院、报社、仓库、文化娱乐场所以及不少宫宇寺庙、私家园林、名人故居等历史建筑，其中民房、商店被毁最多，其次为工厂、学校。据当时来长沙调查的两湖监察使高一涵亲自勘查称大火后长沙环城马路以内所有繁盛之区如南正街、八角亭一带凡属巨大商店几乎百无一存，其他各大街市之中残存者亦仅各有三五家或十余家不等。统计长沙的房屋除浏阳门一带早被敌机轰炸燃烧而外仅北外、南外、东外各处房屋所存较多，余则大都被毁，通盘估计全存及残存者恐怕不及百分之二十。

（十二）据长沙房地、税务两部门解放初的房屋查估资料统计长沙全市有1100多条街巷（不包括水陆洲和河西），全部焚毁的有690余条，幸存房屋不到5栋的有330多条，约占29%多一点。全市严重受损街道将近90%。全市约有440多条街道没有全毁，其中190多条街道只有一两栋房屋未毁，130多条街道仅三四栋未毁。幸存房屋30～40栋的有60多条街巷，约占6%；11～20栋的30多条街巷，约占3%；21～30栋的10条街巷，约占1%；30栋以上的3条，约占0.26%。据房管部门1952年统计大火后的幸存房屋为2538栋，占全市房屋总数的6.57%。就建筑面积来说私房面积为30.58万平方米，公房面积53.79万平方米。1956年统计两者共84.37万平方米，约占全市房屋总面积的12.3%，房屋被毁后其中未及转移的一切设备、器材、资金、货物、图书档案、古玩文物等也荡然无存。“文夕大火”时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以及叶剑英、郭沫若等人正身处长沙，1938年11月12日周恩来尚出席长沙各文化团体在长沙师范学校举行的孙中山诞辰72周年纪念大会，据郭沫若回忆称当夜就寝后周恩来、叶剑英在大火中被吵醒，两人各提着一只提箱从大火中连夜撤往湘潭，对毫无征兆的焚城大火时周公十分愤慨。1958年12月号的《人民文学》发表郭沫若的《洪波曲——抗日战争回忆录》，其中第15章关于长沙大火有这样的描述：“放火烧长沙是张治中、潘公展（时任省政府秘书长）这一竿子人的大功德，他们是想建立一次奇勋，摹仿库图索夫的火烧莫斯科，来它一个火烧长沙市。”16日周恩来赶回长沙，约同陈诚、张治中等人视察灾情，并调集田汉、郭沫若等人率领的三厅人员组成“长沙大火善后突击工作队，展开清理废墟、救护伤残、开设粥场等赈济工作。数天后的22日湖南省政府组织的“长沙市火灾临时救济委员会（救济委）”成立，善后救灾工作方有序展开。

（十三）1938年11月16日夜蒋介石赶赴长沙，次日他登上天心阁。长沙天心阁公园管理处文物科长沙伟，研究天心阁历史多年。据他介绍有关资料显示蒋介石看到长沙全城几乎焦土一片、片瓦无存时顿时面红耳赤，头上筋络暴起。从天心阁下来，蒋介石立即下令将长沙警备司令酆悌、长沙警察局长文重孚和警备二团团长徐昆3人抓了起来，并组织军法会审，限两天结案。11月18日上午7点审讯开始，据梁小进介绍称徐昆、文重孚两人咬定一切行动都是执行警备司令部的命令，而酆悌则供认：疏忽失慎、违犯机宜，有不可赦免的罪行。审讯判定酆悌系首犯，文重孚、徐昆系从犯，判定三人数年徒刑不等。判决报送蒋介石审批，蒋介石深为不满，提笔先是在酆悌的判决草案上批示：“酆悌身负长沙警备全责，疏忽怠惰，玩忽职守，殃及民众，着即枪毙。”在文重孚的判决草案上批示：“文重孚身为警察局长，不奉命令，率警遁逃，着即枪毙。”在徐昆的判决草案上批示：“徐昆玩忽职守，着即枪毙。”军事法庭并按蒋介石指示将判决书上“纵火罪”改为“辱职殃民罪”，时至今日湖南省湘阴县开福冲村、新宁县庄姜村和桃江县黄土仑村有三座衰草丛生的坟墓，黄土堆下正是这三个当年叱咤风云的党国要人：长沙警备司令酆悌、长沙警备二团团长徐昆和湖南省会警察局长文重孚。80余年过去后封土依旧，但喧嚣早已不再。三人伏法后社会流传出一副对联，上联“治绩如何，两大政策一把火”，下联“中心安在，三个人头万古冤”，横批为“张惶失措”。三联首字正好组成“张治中”，以示社会舆论对大火案审结的不满。作为最高行政长官的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自然难辞其咎，曾当面向蒋介石请求处分，被蒋介石以“用人失察，防范疏忽”为名给予其“革职留任，责成善后，以观后效”的处分。据张治中回忆称蒋介石在长沙处理大火案后曾作有一番剀切的训示：“就这一次事件的根本成因研究可以说不属于哪一个个人的错误，而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团体的错误。这一种错误的造成，不能不认为是我们的失败。”

（十四）判罚：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二团团长徐昆以辱职殃民、玩忽职守罪被执行枪决；湖南省会警察局长文重孚以未奉命令、放弃职守罪被执行枪决，1938年11月20日三人在南门口外侯家塘刑场被枪决；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用人失察、防范疏忽，革职留任，责成善后，以观后效；湖南省保安处长徐权惊慌失措，动摇人心，革职查办；长沙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石国基、参谋处长许权在逃，予以革职，通缉查办；长沙市市长席楚霖弃职潜逃，革职留任。1938年11月22日湖南省政府成立长沙市临时救济委员会，周恩来、郭沫若等人在回到长沙后同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的工作人员一道组成“善后工作突击队”，开展善后救灾工作。至11月底长沙市内小本营业、露天商场、旅社饭馆陆续恢复，日用必需品基本满足供给。组设的盐米公卖处，凭证供给。银行设有兑换所，流畅金融。被阻隔的交通也逐渐开始恢复，长沙车站11月29日开始恢复营运，南行火车每日2次，12月初长沙至湘潭、浏阳的班车恢复。针对当时“类似阴谋的纵火”的责难时张治中也曾经为自己辩解，说是一个意外的突变：“首先是我和几个高级人员疏忽，其次是中下级干部的慌张，再次是那些训练不够的士兵与义愤人民的无知与急躁。”至于为什么会有这样过早的行动呢？张治中归结为“误信流言”，岳州没有放弃就谣传岳州情况不明，常德交通已断，等到敌人登陆城陵矶的消息一证实就传说敌人两天之内就可以到长沙。就在12日晚间战事发展到汨罗前线时有些人竟慌张到敌人的浅水兵舰可以在3小时内开到长沙河岸，而这一切全是因为失败主义的灵魂在作祟，每一个战局的转换总带来一个新的普遍的恐慌。《抗日战争研究》主编荣维木分析指出：“国民党确定焦土抗战的方针，事先做好焚城准备，焚城随着中日战局的发展也就是时间早晚的事情，这是大火的必然性。但长沙大火是在混乱中发生的，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因素，这种情况说明在片面抗战路线指导下战争的组织者是多么容易产生失误。”

美国志愿航空队

（一）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AVG，后改为第14航空队）又称飞虎队，由美国飞行教官克莱尔·李·陈纳德（1893年9月6日—1958年7月27日）创建。主要工作区域前期以中国云南为主，后期以湖南湘西芷江机场为主。“飞虎队”创始人是美国飞行教官克莱尔·李·陈纳德，陈纳德1893年9月6日出生于得克萨斯州，拥有出色的飞行技术。1937年7月初应国民政府邀请，陈纳德抵达中国考察空军，担任顾问。考察快结束之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陈纳德接受宋美龄的建议在昆明市郊组建航校，以美军标准训练中国空军，他还积极协助中国空军对日作战。迫于日本外交压力，陈纳德的活动逐渐转为非公开。1941年陈纳德将军组建“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与中国军民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1941年7月中旬陈纳德回到中国时已有68架飞机、110名飞行员、150名机械师和其他一些后勤人员到达中国，分为亚当和夏娃、熊猫及地狱天使三个中队。由于战前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宋美龄认为到必要时只要有钱，何愁买不到飞机，因此她想出一个办法，把空军的经费储蓄起来，暂时停止购买飞机，只要现有的飞机能维持经常训练就行。抗战爆发后随着日军的全面进攻，东南沿海主要港口尽数被日军占领，使得引进先进战机之路基本断绝。加上西方多国担心刺激日本，纷纷拒绝向中国出售先进战机，这一时期的战机价格反而大大提高。国民政府的战机和飞行员在作战中损失较大，加上采购飞机运送、组装、试飞、换装需要不少时间，导致战争初期中国空军被迫使用许多更加老旧的战机升空作战，并过早地在残酷的消耗战中将本来就不多的战机和飞行员损失殆尽。面对无兵可用的窘境时宋美龄才设法与陈纳德联络，耗费十余倍于中国飞行员、数倍于美国飞行员的薪水聘请美国飞行员，同时花重金保障其生活。1941年8月1日蒋介石发布命令，正式成立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任命陈纳德上校为该大队指挥员，以高价（陈纳德部的第一批100架霍克-81战机单价4.5万美元）采购战机供其使用。插翅飞虎队徽和鲨鱼头形战机机首闻名天下，其“飞虎队”的绰号在战时需要鼓舞士气之故迅速传播。

（二）陈纳德立即开始对志愿队成员进行专门训练，经过几个月的训练后志愿队人员的战术水平有了大大的提高。1941年9月1日志愿大队部设在迁移到云南垒允的“中央飞机制造厂”，在飞虎队建立时陈纳德根据队员飞机上的标志（飞虎队队员们在飞机上作画），将飞虎队按作战编成3个中队：第一中队由前陆军驾驶员组成，队长是罗伯特·桑德尔，即“亚当和夏娃队”；第二中队外号“熊猫队”，杰克·纽柯克指挥；第三中队由陆、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驾驶员组成，命名为“地狱里的天使”，由阿维特·奥尔森担任中队指挥官。初期仰光驻一个中队，垒允驻两个中队，一般近距离作战也可呼应。Hawk-81A2（P-40c）飞机是飞虎队的主要装备，也是太平洋战争初中期美国陆军的主力战机。筹建空军志愿队之时除开飞行人员的招募外战机的调拨也是一大难题，由于欧洲战争同样吃紧，加上纳粹德国（1939年9月1日～1945年5月8日）于当时欧洲大陆的海上封锁相当严密，美国当时同样也对欧洲战场提供军事援助。后由英国移让100架P-40c机运到仰光将由钱昌祚接收，转给中杭厂制造装配合格试飞，再拨给美志愿队领走。这种战斗机装有1台水冷活塞式发动机，流线型机身和机头下方硕大的散热器，构成该机优美的外形。梯形下单翼装有武器，可收放后三点起落架，它的最大飞行速度为552千米/小时。二战期间P-40c主要对手是日本零式战斗机，对比而言P-40c机动性不如日本零式战斗机，但具有较高的俯冲速度。1941年12月20日10架日本飞机进犯中国昆明，“飞虎队”初战告捷，在首次对日空战中击落敌机6架，一战成名，此役是日本偷袭珍珠港后不到两周遭遇的惨败。1942年7月3日陈纳德根据美国陆军部和蒋介石的命令解散美国航空志愿队，而以志愿队部分队员为主组建隶属美国陆军第10航空队的第23大队。美国航空志愿队在中国、缅甸、印度支那作战7个多月，以空中损失12架飞机和地面被摧毁61架的代价取得击落约150架敌机和摧毁297架敌机的战绩，美国航空志愿队共损失26名飞行员。

（三）1942年7月4日是美国独立纪念日，美国志愿队奉美国陆军部及蒋介石命令在7月3日午夜12时0分解散，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志愿队这一天仍在空战。陈纳德参加美国志愿队工作结束仪式——告别宴，并通知凡是能参加晚宴志愿队队员必须前往。国民政府政要和军方代表都来参加晚宴，黄仁霖主持并称赞美国志愿队：“自从成立以来在缅甸、印度支那、泰国和中国战斗历时7个月，共击落日机299架，击伤153架。美国志愿队4名驾驶员在空战中阵亡，6名被高射炮射中阵亡，3名被敌人炸弹炸死，3名被俘，10名在空难事故中丧生。美国志愿队共在空战中损失飞机12架，在地面上损失飞机61架（包括撤退时自毁的22架战机）。”美国航空志愿队解散之后飞虎队所留飞机和人员归并美国陆军航空队第23大队，与派驻中国的第16战斗机中队组成美国空军驻华特谴队，隶属美国陆军第10航空队，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的骨干力量。陈纳德改任美国驻华航空特谴队司令，军衔仍为准将。日军得知飞虎队解散的消息后遂将原在南洋的第3飞行师调往中国，企图一举歼灭新组建的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7月份日空军对华中的美空军基地发起进攻，陈纳德采取空中游击战术，以奇袭和机动的作战方式打击日军。到7月底共击毁日军战斗机2架、轰炸机12架，自己损失战斗机5架、轰炸机1架。1943年3月10日美国陆军航空队将驻华特谴队编为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陈纳德晋升少将司令。陈纳德上任后强烈要求罗斯福总统加强驻华空军力量，夺回中国战场的制空权，并伺机攻击日本本土，后陈纳德担任中国空军（而不是中国战区）参谋长。由于战争初期国民党政府的战机和飞行员在作战中损失较大，使得本已珍贵的战机和飞行员难以得到补充，而难以组织空中力量截敌，日机有时甚至在无战斗机保障护航的情况下就出动轰炸机起飞进行轰炸。

（四）1941年12月7日陈纳德率第1中队和第2中队到昆明，航空队在昆明上空第一次作战取得胜利。当天入侵日机10架，被击落3架，重伤4架，而志愿队无损失。最初中华民国空军美籍志愿大队队员中有人提出，在飞机头部画上鲨鱼头，用以吓唬日本人。志愿队初战告捷，昆明各报相继报导战斗经过称美国志愿队的飞机是“飞虎”，志愿队此战成名，被称呼为“飞虎队”。后来中华民国代表团向好莱坞的著名的迪士尼公司的艺术家们请求设计一个队标，华特·迪士尼亲自动手，根据“Flying Tigers”一名设计出“一只张着翅膀的老虎跃起扑向目标，老虎的尾巴高高竖起，与身体共同构成象征胜利的V形”的图案。不过到后来上面就渐渐不画鲨鱼头了，部分的战机更有飞虎标志的涂装。不过也有另外一种说法指出，早在志愿队成立以前宋子文就已经在征求AVG的标志了。本来迪士尼方面是要选择以龙作为主体，不过后来因为民国政府方面认为龙象征帝王专制，因而才决定采用老虎，不过所有的老虎图案一直到1942年2月份以后才开始被漆到AVG所使用的战斧机身上。战争爆发后日军迅速封锁当时中国的重要港口和沿海地区，限制住当时的海上援助，西北公路和滇越铁路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而先后断绝。国民党政府接受史迪威建议，在诸多付出之后修建一条从昆明至缅甸的公路——滇缅公路，用来运输当时的国际援助物资和从国外购买的物资，还有抗战后方相关的生活用品。日军为了断绝中国的物资补给，迫使国民党政府屈服，经常出动飞机轰炸公路。滇缅公路关系重大，此时飞虎队也肩负上保卫滇缅公路的任务。日军飞机轰炸频繁，线路上的运输车辆和线路的桥梁咽喉要道皆是他们的攻击目标，由于数量上的差距，为了应对日军飞机作战，飞虎队飞行员经常需要频繁起机作战。1942年3月日军对缅甸发动突然进攻，英军溃败，仰光港的大批没有来得及运输的物资被日军缴获。随后日军向北推进，并且迅速打败缺乏沟通协调的中、美、英联军，5月攻入云南境内占领怒江以西的地区。

（五）迫于战事不利，飞虎队和相关机械师、制造人员等从垒允撤退，来不及转移的飞机及相关工厂设施竭尽自毁，同时部分机场和基地也一并陷落。5月日军先头部队已逼近怒江江边，与守卫的中国守军发生交战。为阻止日军乘势进犯，守军部队将事先安放于怒江之上的惠通桥的炸药引爆，日军渡江行动受水文条件困扰失败。飞虎队接到命令，阻击准备强渡怒江的日军，志愿队连续出击，袭击保山、腾冲、龙陵一带的日军运输队，一队日军在志愿队的轰炸下几乎全军覆没。6月陈纳德率司令部及两个中队前往桂林，12日飞虎队在桂林上空一举击落日机8架，自己仅受伤1架，桂林集资2万元慰劳美飞行员。后续国军重兵至怒江沿线布防，加上日军中途岛海战后缺乏支援攻击乏力，于是双方对峙于怒江两岸，滇缅公路的运输线至此被日军所切断。飞虎队空战多次，陈一白将军指挥侦报日机情报电讯精确，同时飞虎队指挥官陈纳德将军依靠各地建立的相关情报站，侦测当时日军飞机起降动态。加之日空军主力陷入太平洋战场，志愿队逐步掌握制空权，国民政府称令中国军民士气大增，战果辉煌。从1941年9月至1942年4月共8个月发生40多次空战，共计击落日机300多架，盟军损失11架（经考证飞虎队所取得的战果不会超过115架日本战机，其中还包括英国人的战果，而自身则损失80架战斗机）。陈纳德和陈一白对中国抗战的贡献是巨大的，开始日寇空军全部覆灭的厄运。12月23日陈纳德派第3中队转往仰光，协同英军作战，在两个多月的空战中美英战机对日作战31次，共击落日机217架。当时日军空军在与志愿队（飞虎队）数次交战后也终于明白了若仅起飞轰炸机去轰炸战略目标，而不派遣战斗机保卫护航，无异白费力气。为进一步争取美援，宋美龄于1942年2月3日致电陈纳德，推荐他出任驻华空军指挥官，军衔升为准将。陈纳德从一个鲜为人知的退役陆军航空上尉成为中美联合抗日的英雄典型，一跃成为世界各国的新闻人物。

（六）太平洋战争开始后美国初期在各个战场上处于劣势，陈纳德带领一小批空军队员取得辉煌胜利的事迹对美国人是一剂强心针，顷刻之间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英雄，获得“飞虎将军”的美称。之后美国更于1942年4月18日空袭日本东京，以向美国民众表明美军有战胜日军的能力。虽然“飞虎队”名字的由来有不同说法，但飞虎队成立后所创下的辉煌战绩早已成为美国空中力量在中国上空的代名词。作为美国帮助中国抗日的中美合作典范，中国对这支英勇作战、战功卓著的美国志愿队也给予极高的赞誉。据史料记载飞虎队首次作战是在1941年12月20日，空军前敌总司令部电讯监察台侦测到日本82中队10架九九式轻轰炸机在毫无护卫下由越南起飞轰炸昆明。监察台总台长陈一白将军急告陈纳德，飞虎队所有战机升空迎击，拦击10架入侵日机，日机因无护航战斗机故弃弹返回。日军因缺乏护航战斗机，之后一年中西南地区都没有见到从越南发起攻击的轰炸机队。飞虎队第三中队则在日本对英美宣战后保卫缅甸仰光，在1941年12月23日至25日的日机轰炸中飞虎队第三中队声称击落约90架轰炸机。之后各中队轮流驻守仰光，协防英军，直至1942年3月仰光陷落后撤回中国，并自毁维修中的22架P-40型战斗机。由于飞虎队于1941年12月20日的空战中取得自日本零式战斗机肆虐中国战场以来的首次空战胜利，随后在缅甸战场上盟军失利时又算是一个少有的既能够创下较多击落日机战果，又能体面撤出缅甸的盟国单位，因而在太平洋战争初期受到美国与中国的大力宣传。但按照日方的记录显示零战第一次被击落是1941年5月20日在成都上空，12航空战队飞行员木村一一空曹毙命。6月23日12航空战队的小林喜四郎一等航空兵在兰州上空被击落，击落他们的均为地面高射炮，而不是中国空军的战斗机。国民党官方认为有299架日军飞机和1000名日本飞行员在与飞虎队交手时遭到击落或在地面上被击毁，因此创造18位王牌飞行员。

（七）1942年7月3日陈纳德根据美国陆军部和蒋介石的命令解散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组建隶属美国陆军第10航空队的第23大队，至于那些与中国“感情深厚”的飞行员除少数继续留在中国外大部分选择回到美国。据称在他们参与的31次空战中飞虎队队员以5至20架可用的P-40型战斗机共击毁敌机217架，自己仅损失14架，5名飞行员牺牲，1名被俘。但根据当时日本陆军航空队在缅甸战场上的部署以及日方的战损资料来观察飞虎队所取得的战果不会超过115架日本战机，其中还包括英国人的战果，而自身则损失80架战斗机。交换比上虽然略高于日军，但总体并不乐观。当然在国民政府宣传中这一战果被注水到击落268至299架敌机，并按这一记录发放奖金。由于政治上的分歧，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之际陈纳德被迫辞职，乘坐飞机回国。临别之时蒋介石和宋美龄亲自设宴送行，并且授予陈纳德将军当时国民党政府最高军事荣誉——青天白日勋章。陈纳德回国后不久日本便宣布投降了，没能见证这最后的胜利时刻成为他的遗憾。战后飞虎队大多数队员均得到中国政府的 嘉奖，有十多名飞行员获得美、英政府颁发的飞行十字勋章。1943年志愿航空队改为第14航空队除了协助组建中国空军、对日作战外还协助飞越喜马拉雅山，从印度接运战略物资到中国，以突破日本的封锁，人称“驼峰航线”。航线全长800多公里，横跨喜马拉雅山脉，沿线山地海拔均在4500—5500米上下，最高海拔达7000米。从印度阿萨姆邦汀江，经缅甸到中国昆明、重庆，运输机飞越青藏高原、云贵高原的山峰时达不到必需高度，只能在峡谷中穿行。飞行路线起伏，有如驼峰，驼峰航线由此得名。“驼峰航线”途径高山雪峰、峡谷冰川和热带丛林、寒带原始森林以及日军占领区，加之这一地区气候十分恶劣，强气流、低气压和冰雹、霜冻使飞机在飞行中随时面临坠毁和撞山的危险，飞机失事率高得惊人。有飞行员回忆：“在天气晴朗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沿着战友坠机碎片的反光飞行。”他们给这条撒着战友飞机残骸的山谷取个金属般冰冷的名字——铝谷。因此“驼峰航线”又称为“死亡航线”。

（八）这种运输方式的代价是巨大的，运输一次资源和运输过程途中所消耗的资源形成严重的比例反差，而且一旦出现飞机事故则损失更是加剧。为了重新打通滇缅公路开辟地面运输通道，航空队还担任运输作战人员的任务，将中国的作战部队经过运输送至当时印度进行军事训练。再联合当时国内作战部队，同时出击，反攻日军，恢复失地，打通滇缅公路。在这条航线上中美双方3年多共向中国战场运送70万吨急需物资、人员33477人，航空队共损失563架飞机，牺牲1500多人以及诸多失踪机组人员，如果加上中国航空公司所损失的飞机和飞行员后这个数字将会更加巨大。虽然牺牲巨大，但是航线的开通意义重大，是继滇缅公路暂时性的断绝之后的又一重要运输线，成为当时维持抗战的空中生命线，是飞行运输历史上的一大奇迹。“飞虎队”解散后美国空军的援华行动并未停止，根据1997版《桂林市志》记载：1943年3月10日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扩编为第十四航空队，下属的第二十三战斗机大队和第308轰炸机中队驻扎在桂林，基地司令文森特·凯西准将，大队长霍洛威上校。3月15日完成机群的测试工作，7月前方梯队司令部由昆明迁到桂林。1944年1月计有驻桂P-40型机55架、B-29型机20架，飞行员中有4名中国人。2月11日纳尔·克尔中尉曾率战斗机20架、轰炸机12架，由桂林飞袭香港日军，4月4日蒋介石嘉奖驻桂空军。9月15日，史迪威中将和陈纳德少将命令机队陆续撤入内地，并炸毁机场设施。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中国人习惯将所有美军驻华单位称为飞虎队，因而尽管当时飞虎队解散了，但是中国人还是习惯把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第十四航空队称为飞虎队。 在桂林期间与“飞虎队”相关的航空记录也不少：1941年8月1日美国援华志愿航空队（即“飞虎队”）所属第76战斗机中队进驻桂林；1942年6月12日桂林发生空战，击落日机8架；1942年6月28日桂林发生空战，击落日军飞机14架，飞虎队损失飞机4架；

（九）1942年10月29日日机30架空袭桂林，被驻桂部队击落3架；1942年11月2日日机40架分批空袭桂林，被驻桂部队击落2架；1942年11月23日日机侵犯桂林，被击落2架，敌机师1名被俘；1943年4月驻桂林的美国第14航空队03号油库被日机轰炸，损失航空汽油1万多加仑（1942年7月3日美国援华志愿航空队受命解散，除少数继续留在中国外大部分选择回到美国）；1943年8月20日日机49架侵入南郊上空，被中国军队击伤多架；1943年10月31日广西省府发动献机，各市各界拟献9架，当天献6架；1944年2月11日美国“飞虎队”纳尔·克尔中尉率战斗机20架、轰炸机12架飞袭香港日军；1944年3月29日空军烈士公墓公祭典礼在尧山举行；1944年4月4日蒋介石嘉奖驻桂空军；1944年7月31日日机第90战队袭击桂林机场，击毁机场飞机44架；1944年9月15日陈纳德将军下令破坏桂林机场；1944年9月17日美国第14航空大队撤离桂林，至此飞虎队才正式撤离桂林。在此后的70年里一些曾经在桂林战斗过的飞虎队队员重返故地，缅怀那段青葱岁月，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带来珍贵的历史文物。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即建立飞虎队纪念馆、重修秧塘机场，以此纪念中美二战时两国深厚友谊。由于中国内地居民从未见过鲨鱼，于是误将这些飞机称作“飞老虎”，昆明一家报纸上便使用“飞老虎”一词来形容志愿队的飞机。航空队里的中国翻译见到后将其翻译为“Flying Tiger”这个名字告诉给陈纳德，于是将航空队命名为“飞虎队”。从投入看飞虎队绝对是一支纯正的雇佣兵部队，根据民国政府与美国飞行员签订的合同，每一位飞行员都能获得不菲的报酬。飞行员月薪600美元，小队长月薪650美元，中队长月薪700美元，另外击落每架日机有500美元奖金，与此相比较时1年后美国陆军航空队飞行员月薪最多也只有347美元。不仅如此这些飞虎队队员在中国的生活水平之高是当时的普通中国人无法想象的，根据陈纳德提出的要求时国民政府应给每个飞行员提供单人房，给全体人员提供分隔、独立的浴室及厕所，给每五十个人提供游戏娱乐房。

（十）这些房间应该有打牌桌、游戏桌或乒乓球桌，实际提供给这些人的则是星级酒店的服务。这一标准在美军来华参战后依然延续，并成为各地的沉重负担，仅昆明一地的美军每天就要消费黄牛约100头。昆明一度将当地的黄牛全部宰杀以供应美军肉食，后来不得已改用水牛肉继续供给，直到后来连水牛也供应不上时国军还设法为美军提供不少牦牛肉。在飞虎队员们来华时期当时的东方大陆对这些飞行员们来说是神秘的和充满吸引力的，同样对于中国军民来说这些漂洋过海而来的年轻人也同样让他们感到新奇，但是语言不通成为双方语言交流上的障碍，中国军民为了表达对这些援华作战的年轻人的敬意，于是竖起大拇指说“顶好”，这些飞行员非常喜欢这个标语和手势，他们经常和当地军民互相竖起大拇指说“顶好”，这成为当时当地军民和飞虎队队员中的流行语言和动作，有的飞行员甚至也将此标语的拼音写在飞机上以及宣传画上。飞虎队来到中国时彩色照相机刚发明不久，他们在与中国军民交流的过程中用彩色相机拍下当时中国的风土人情，成为宝贵的彩色照片历史资料。而且飞虎队还带来可口可乐，将它传遍大江南北，飞虎队队员在执行任务之时“援华助战条幅”也是随身携带的。在与日军作战之时会遇到驾机被击伤或者击落，飞行员跳伞的情况。在飞虎队飞行员们跳伞落地后经常会被当地的群众们救起，同时帮助受伤的飞行员疗伤，然后想办法组织人员将飞行员送回飞虎队的基地。当时国民党政府为了尽可能保护这些援华飞行员，据说还下达过通知，凡是救起当时援华飞行员的护送回到国民党政府处或者飞虎队的军事基地等处皆可得到丰厚的回报和奖励。救助飞行员同时也是危险的，飞虎队飞行员坠机跳伞后有时日军会尾随而至，搜捕跳伞的飞行员的踪迹，飞虎队飞行员被当地百姓救起藏起来后当地群众面对日军的逼问时而没有吐露被救飞行员的下落，有时候抓不到受伤的飞虎队飞行员，当地百姓便会成为报复对象而受到迫害。

（十一）据说曾经一位飞行员受伤跳伞后被当地寨子中的群众救起，躲藏起来疗伤。日军搜捕飞行员未果，遂将寨子中老少聚集起来，扬言倘若不说出飞行员下落便将寨子中的人杀死。结果毫无结果，最后寨子中数名百姓遭遇毒手，在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中便是这种溢于言表的感情，缔结飞虎队队员们和抗战军民们深厚的情谊。解散后志愿队的大部分飞行员们先后回到美国，他们几乎都有一个特点，会在自己的物品上涂上“飞虎”的标志或者当年P—40战斗机上的鲨鱼嘴图案，牢记这段战斗的岁月。P—40系列各型飞机曾经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有主要战场的作战行动，是航空博物界的重要收藏品。二战期间共生产这类飞机13738架，现保存在博物馆和收藏家手中的尚有70余架。这些曾经翱翔蓝天的“飞虎”已经退役，曾经年轻的飞行员们也逐渐老去和消逝，多年后尚在志愿队的老战士和他们后人们来访故地。虽然随着时间推移和发展，一些曾经熟悉的地方已经改变模样，但是部分建筑还是保留当时的原貌。当这些映入那些老兵的眼中之时他们难掩激动，无不感慨万千，也许正如他们所说这里有他们的青春和记忆，队中有五邑籍华侨。据台山博物馆馆长蔡和添介绍在抗战期间许多台山籍华侨参加美国人陈纳德组建的“飞虎队”，他们有的是“飞虎队”的飞行员，有的是“飞虎队”的地勤人员。当年陈纳德率领的2000多名“飞虎队”队员中有九成左右的美籍华裔，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从台山、恩平、开平等地赴美华人的后裔，特别是美国陆军航空队第14空勤大队，基本上地勤人员都是祖籍广东的。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后美国正式参战，美国国会也于1942年初通过征兵法案。当时在美华裔青年被征入伍的有两万多人，在欧洲、太平洋、亚洲战场上其中有1300多名华裔军人被编入以华人为主的第14服务大队，被派遣到中国战场支援美国第14航空队作战。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中国人习惯将所有美军驻华单位称为飞虎队，因而尽管当时飞虎队解散了，但是中国人还是习惯把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第十四航空队称为飞虎队，如今大部分台山籍“飞虎队”队员已经去世。

（十二）临桂秧塘工业园鸡公山脚下的秧塘机场已经是飞虎队在桂林仅存的建筑遗存，机场轮廓依稀可辨，当年这里曾是中美空军并肩作战、狠狠打击日本强盗的重要前沿基地。1941年下半年至1944年9月20日先后有上万的桂林人服务于该基地，留下可以自豪的青春足迹。70年过去了，一座全新的纪念馆拔地而起，当年的往事依然闪烁着不朽的光辉。成千上万桂林人建设秧塘机场日前记者来到陈纳德当年的飞虎队指挥所，指挥所设在机场跑道旁的山腰洞里，山壁上有一块白色石刻，用中英文刻着“飞虎队指挥所旧址1943.12—1944.9”几个极为醒目的大字。字的下面树木葱茏，掩映着指挥所的洞口。整个山洞面积三四百平方米，洞壁刻有飞虎队在桂林的概况。洞口外有一块大石，石上刻着陈纳德将军夫人陈香梅用中英文书写的“陈纳德将军观战石”，当年陈纳德就是站在这块石上观看他的战士们出征和返航。如果从军事的眼光分析，东西峰丛可做天然屏障，南北方开阔延伸适合飞机起降，净空条件比较差却是一处易守难攻的军用机场理想之地。抗战全面爆发后秧塘机场被中央航空委员会及其顾问陈纳德看中，先后在1939年、1940年和1941年进行三次较大范围的扩建。修建没有机械和动力，参与的各县农民成千上万，村村都奉命安排人员，他们搭建茅棚竹舍，住在机场周边。小山头村的龙福旭老人当年修过机场、当过养场兵，人称“机场通”，扩修大跑道时20多岁的他是承修人之一。老人曾不止一次地向后辈回忆起过去的情景：“那时候我们先平整机场丘陵，然后在大跑道下挖基础，放一层大片石为底，再放一层中片石，面上再放一层石渣。”因为没有水泥，只能用混黄泥浆的小石渣铺做路面，到机场建设后期才改成用石灰、黄泥、沙子混合的三合土。这种独特的路面使得凡有飞机起落，秧塘机场的跑道上都会尘土飞扬。由于要起落重型轰炸机，跑道的路面必须够硬，在没有任何机械设备的情况下龙福旭这样的民工只能拉着几吨重的钢筋混凝土巨碾来回压实。

（十三）刘村的刘富生老人也参加过这样的工程，当时使用的石碾有大、中、小三种，中型石碾一般是70多人一组，大型石碾120人一组。老人曾说：“我们一边唱着号子一边拉石滚，也是蛮有味道的。”限于落后的生产技术，几乎每次开山取石都会有不少民工伤亡，但大家还是积极地投身到机场建设中，完成一个个伟大的工程，为战机消灭侵略者提供最基本的条件。1942年6月11日陈纳德亲自从昆明率领飞虎队4架P-40E和8架P-40B战鹰战斗机抵达桂林，帅气的机队在低空亮相时桂林市民都向空中挥手欢呼。飞虎队抵达秧塘次日即与日军激战第二天飞虎队就迎来第一场激战，凌晨5点25分引擎呼啸声震撼大地，由21架日机组成的大编队逼近桂林上空，训练有素的飞虎队立即起飞升空迎战。日机刚刚飞临秧塘机场上空，邦德机组突然一个爬升，穿过敌人的战斗机群，径直向中心的轰炸机群飞去。机枪一排扫射，敌轰炸机措手不及，企图逃之夭夭。邦德机组的队员迪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落一架敌机，鲍勃和约翰也弹无虚发，击中两架敌机。邦德咬住一架轰炸机的尾部不放，对准其机尾射手的位置开火，不料自身的6挺机枪哑了5挺，机身还连连中弹。他赶紧避开敌机的炮火，准备重新装弹。可是飞机的冷却装置却被击中，向地面猛扎下去，直到降至600米低空的时候他才终于拉平机身。然而一架日军战斗机还是紧紧地咬住他，此时邦德的战机油压表降至零，仪表板因无油而发出浓烟，根本不能继续战斗。看着跳伞高度不够，邦德将飞机迫降在稻田里，身受重伤却得以死里逃生。当邦德机组在诱敌时其余的机组也跟日军战斗机纠结在一起，飞虎队的战斗机一会儿腾空跃起一会儿垂直猛扎，机枪声嗒嗒作响、火星四射，空战非常激烈。战斗结束后敌人有11架飞机被击落，飞虎队损失两架飞机，两位飞行员都安全返回基地。

（十四）抗战时期汉中是大后方的重镇，日本飞机从武汉起飞，溯汉江而上，常来汉中侦察、骚扰和轰炸。美国空军将领陈纳德领导的“飞虎队”有一部分驻扎在汉中，他们的兵营就在城外西北部，从城内北校场的西北角可以去。当时城墙上有一根井绳下垂到城外，沿着井绳攀登，可以上下自如去到兵营。美国“飞虎队”在汉中时期留下异常难得的影像资料，这些照片不仅成为汉中市民参与抗战的明证，还是研究汉中民国时期建筑、城市发展等方面的珍贵史料。飞虎队和中国军民并肩战斗的故事不仅流传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还被完整地保留在位于芷江的飞虎队纪念馆里，该馆也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家全面反映陈纳德及所率领的飞虎队援华抗战的专题性纪念馆。飞虎队纪念馆坐落于芷江机场东边，距芷江县城2 公里，建于2005年，占地1460 平方米。随着国内公开的一线机场相继失守，芷江机场成为中美空军在中国抗日战场唯一的秘密前进机场。1943年底陈纳德将军及其所率领的飞虎队员进驻芷江机场，利用芷江优越的地理位置不断主动出击，除经常与侵华日军进行空战外还担负着掩护从机场起飞的重型轰炸机实施对华北、华中日军驻地的战略轰炸，切断日军后勤补给线，封锁长沙、湘江和京广铁路运输，阻止日军进攻大西南等重要军事任务。飞虎队战机一次次从芷江起飞，轰炸日军基地，空援常德、血战衡阳、空袭武汉，最后保卫芷江。飞虎队纪念馆分为“陈纳德初来芷江”、“美国志愿航空队”、“美国陆军第十航空队驻华特遣队”、“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生死与共抗击日寇”、“和平友谊明天”、“中国籍飞虎队员陈列室”等展区，内有大量飞虎队曾经使用过的战斗、生活用品，馆内陈列手法先进，真实再现当年日机轰炸芷江及飞虎队员英勇抗击日寇的辉煌战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受降纪念馆馆长吴建宏说在当年芷江保卫战的参战飞虎队员中中国籍队员占一半以上。芷江保卫战痛击日寇，芷江保卫战历时42天，在中国陆军和中美空军的猛烈打击下飞虎队出动战机2500 余架次、轰炸机183架次，歼敌1万余人。这次会战是中国抗日战争最后一场大规模会战，以日军完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