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克图条约

（一）布连斯奇条约是中国和俄国于1727年订立的划分中俄中段边界的条约（现在大部分成为俄蒙边界），条约规定中俄中段边界，额尔古纳河向西至沙毕纳依岭（即沙宾达巴哈）为界，以北归俄国，以南归中国，还包括通商、遣返逃人、宗教、外交等方面内容。该条约肯定蒙古属于中国管辖，维护中国北疆的稳定。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中俄东段边界得到确认，但是自额尔古纳河以西的边界尚无明文规定。中国方面从《尼布楚条约》签订和中俄划定东段边界起曾多次建议俄国举行谈判，但俄国利用边界未划定的状况，蚕食蒙古的大片土地，一直拒绝中国的建议。清朝政府希望能够尽早划定该地边界，但是俄方认为拖延划界更为有利，对此清朝政府将双方贸易与边界问题挂钩，限制俄国商人在中国的贸易行为。1725年俄国沙皇叶卡捷琳娜一世认为清朝政府在对准噶尔的战争中有求于俄国，此时划分边界可以谋得更大利益，因此她于1725年8月11日任命“特遣驻中全权大臣”来华谈判商务和边界问题。俄方的谈判要点有以下四点：与中国缔结商约；划分边界应以俄方绘制的西伯利亚地图为依据，俄国不能放弃贝加尔湖、乌丁斯克、色楞格河下游以及尼布楚等地，不能让中国在额尔齐斯河取得据点；答应送回中国私逃者及非法逃离中国的人；要求东正教传教士在北京的居住权。俄罗斯大臣带1500名卫队，总共2000人。在来北京的途中还频频与噶尔丹部叛乱势力联系，鼓励他们叛乱，妄图以此对清政府进行要挟。他也多次派人跟在中国的法国传教士巴多名联系，让他提供一些关于清政府对谈判、平叛和传教士的态度的情报。他更大肆收留中国逃人，南移恰克图和楚库河支流的岗哨，力争在谈判、划界前多占一些中国土地。

（二）经过一年的长途旅行后俄国使团于1726年底到达北京。之后中俄双方在北京进行六个月的谈判。为了侵占中国的更多领土，萨瓦一面以攻为守，反诬中国收留俄国逃人，叫嚣要收复俄国因《尼布楚条约》而“丧失”的黑龙江土地；一面用小恩小惠拉拢大学士马齐，叫他提供情报，包括中国谈判代表的性格等等。1727年7月3日谈判改在离恰克图10多公里的布尔河畔举行，清朝派去的首席代表是隆科多。7月26日隆科多因私抄玉牒案被撤回并囚禁于畅春园，中方实际上的首席代表是郡王额驸策凌。策凌和四格、图理琛一起又跟萨瓦、郎格谈了一个月零四天才在1727年8月31日签订《布连斯奇界约》，俄方代表为萨瓦，清朝代表为策凌。11月2日又签订《恰克图条约》，1728年6月25日双方在恰克图正式换文。《布连斯奇界约》不分条款，由满、蒙、俄和拉丁四种文字缮写。《恰克图条约》共十一条，包括边界、商务、逃人、宗教、外交等方面。其中边界方面基本重申《布连斯奇界约》的，但它重申乌第河流域仍是待议区。关于商务关系时主要是规定：准其两国通商，既已通商，其人数仍照原定，不得过二百人，每间三年进京一次。除两国通商外有因在两国交界处所零星贸易者，在色楞额之恰克图、尼布朝之本地方，择好地建盖房屋情愿前往贸易者，准其贸易。它还规定：中国允许在北京俄罗斯使馆内建造东正教堂，教士四人、学生四人、教习二人由中国给予赡养。双方对逃犯、越境行窃和杀人犯均需严拿治罪等等。中俄双方即派出界务官，分组前往恰克图迤东和迤西划定地段、勘分国界，在勘界过程中俄方进一步将一些原属中国的土地划入沙俄版图。勘界结果后双方分别订立《阿巴哈依图界约》和《色楞格界约》，在东面设置六十三个界标，在西面设置二十四个界标，中俄中段划界工作至此全部结束。

（三）《布连斯奇界约》和《恰克图条约》使俄国得到比《尼布楚条约》更多的利益，尽管如此但条约的签订毕竟实现康熙时期未能实现的愿望，明确划定中俄中段边界，遏制俄国自清初以来对外蒙北疆的侵略势头，同时也使中国北部边境的贸易一定程度地活跃起来。《恰克图条约》又称“恰克图界约”、“喀尔喀会议通商定约”，由清廷代表查弼纳、特古忒等与沙俄代表萨瓦于1728年在恰克图（今俄罗斯恰克图市）订立。《恰克图条约》是确认中俄此前各项条约（包括《尼布楚条约》、《布连斯奇条约》等）的总条约，共11款，主要内容是：以恰克图和鄂尔怀图山之间的鄂博作为两国边界起点，东至额尔古纳河，西至沙毕纳依岭，以南归中国，以北归俄国；重申乌第河及该处其他河流既不能议，仍保留原状，双方均不得占据这一地区；俄商每3年可以来北京一次，人数不得超过200名，此外可以在尼布楚、恰克图通商。此条约同时规定中国协助在北京俄罗斯馆内建造东正教堂：接受俄国留学生来北京学习；以后双方不得收容对方逃犯，并严行查拿，送交对方守边人员。《恰克图条约》由中俄双方在相互协商的基础上签订，对沙俄进一步侵占中国领土也起了遏制作用，属于平等条约。中俄恰克图互市也随着该条约的签订发展起来，但清廷息事宁人的态度也使沙俄通过该条约从中国获得不少利益，而中国则付出相当大的代价。自《尼布楚条约》签订后沙俄利用其所带来的和平时期大力发展对华商业贸易，那时经常有俄国商队来华，每个商队有数十人到数百人不等。他们携带毛皮之类的货物，到中国换取金、银、锦缎、棉布等，获得巨大利益。1691年以普洛特尼科夫为首的俄国商队来华，售出货物总值7562卢布，带回去的中国货物总值达23591卢布，后来莫洛多伊为首的商队也以价值5592卢布的货物换回价值12745卢布的中国货物。

（四）沙俄政府以对华商业贸易有利可图，实行垄断制度，派官方代表或地方官员组织商队，1698年至1718年就有十个国家商队到过北京。沙皇本人有时给商队下达训令，还规定西伯利亚地方当局不得阻挠来华从事商业活动的人，以此鼓励和推动对华商业贸易，并从中获取巨额利润。1697年俄国对华输出货物总值为24万卢布，超过俄国对中亚贸易的总值，而所得利润竟高达48%，1705年至1709年彼得·库狄雅柯夫率领的商队获利多至27万卢布。清廷对与沙俄贸易并不感到兴趣：一是俄商带来的毛皮等货物，清朝并不太缺乏和需要；二是俄商在华无礼和行为不端引起清朝不满；三是清朝更关心的是边界与逃人问题，俄国不愿解决，使清朝降低与其贸易的主动精神。然而清朝多数时候不是根本断绝与俄国的商业贸易，而是提出一些限制。如1693年规定俄商来华贸易三年一次，每次不得超过二百人；犯禁之物不准交易，到京后住俄罗斯馆，限八十日回国等等。1712年清朝理藩院致俄西伯利亚总督加加林咨文，不准俄商务专员要求由他处理中俄两国商人之间的争端，也不同意破例为其提供沿路食物、栈院等条件，只准许其商队由二百人增至二百二十人，在蒙古境内可走一条近路等。后来俄国企图使来华商队增至四百人，清朝也未批准。和俄国强烈追求商业利益形成明显对照，清朝把维持商业关系作为解决边界、逃人及安全问题的一项辅助措施。1693年伊兹勃兰德·义杰斯带着沙皇交给的扩大与中国贸易的使命来华，由于回避谈判沙俄对中国西北和蒙古的侵略问题，清朝也拒绝他提出中国向俄国出口贸易等的要求，这对俄国起一定的触动作用。后来康熙派遣内阁中书图理琛等出使俄国，进一步增强俄国对清朝关切边界问题的理解。

（五）因为康熙帝先平定噶尔丹的叛乱，继之其侄策妄阿拉布坦又反清，他们都得到俄国的援助，策妄甚至与俄国结盟，允许沙俄在其境内开矿。沙俄也向其提出领土要求，清朝为孤立策妄，特遣图理琛等至明末从准噶尔原居地迁到伏尔加河下游的土尔扈特部，联络与策妄有深刻矛盾的该部首领阿玉奇汗。自1712年出发，1715年返回，图理琛不但见到阿玉奇汗，向他宣读康熙帝的敕谕，而且来回受到俄国地方官的殷勤款待，也引起他们的警觉（后土尔扈特部在1771年回归中国）。1719年列夫·伊兹玛依洛夫被沙皇任为“特命大使”寻求组织对华商务关系，1720年到达北京，清廷提出确定中俄中段边界以及遣返新近被诱逃到沙俄的蒙古居民七百余人的要求，他只说把这些问题带回去向沙皇报告，伊兹玛依洛夫回国后留下郎克作为商务代办继续谈判。1722年鉴于边界和私逃者的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清廷宣布中断两国贸易，郎克也被迫回国。中俄“京师互市”的中断是17世纪以来中俄关系中各种矛盾发展的结果，但两国关系并没有继续恶化下去。两国都面临许多棘手的事务，各自的处境逼迫他们做出让步，以修整业已存在的各种关系。18世纪20年代清正值康末雍初，政局已渐趋稳定，农业生产迅速复兴，同时促进手工业的发展，为对外贸易的扩大提供条件。与此同时西北边疆又生动乱，准噶尔叛乱成为清朝的心头之患。由于俄插手清朝内政，支持准噶尔叛乱，致使中俄关系紧张。为尽快平叛准噶尔，清决定在贸易上做出让步，以换取边疆平静。而此时的俄国正值彼得大帝改革后期，新秩序尚未得到巩固，经济上虽有发展，但落后于西欧。对外战争也使其国库枯竭，急需开展对华贸易。

（六）同时俄国还面临向东北亚和北太平洋扩张的严重问题，加上同瑞典、波斯（今伊朗）连年作战，无力再在中国边境挑起战事。因此也需要缓和同中国的关系，重开边界贸易谈判。1724年叶卡捷琳娜一世派出谈判代表，以萨瓦·弗拉迪斯拉维奇伯爵为“特遣驻华全权大臣”率领俄国使团赴中国谈判，俄使代表团包括熟悉中国的郎克及地理、植物、数学等方面的专家、医生、教士、军官等人共有工作人员100人、护送兵士1500人。外交部给萨瓦的训令四十五条，商务部给他训令及秘密条款二十条。总括为四点：与中国缔结商约，如中国坚持要先解决边界问题，也应为了重要的商业利益而让步；与中国划分边界应以俄方绘制的西伯利亚地图为依据，俄国不能放弃贝加尔区、乌丁斯克、色楞格斯克以及尼布楚等地，在东部《尼布楚条约》已划定额尔古纳河为边界，在西部不能同意中国提出的让他们在额尔齐斯河上建筑一个城市，此外还不应把矿区、特别有价值的土地和战略地点让给中国；私逃者及非法逃离中国的人=有的已经送回和正安排送回；为传教士要求在北京的居住权利。1725年俄国代表团从彼得堡出发，1726年进入中国并与清廷派来迎接的隆科多、四格会晤，然后又以祝贺雍正皇帝登极的名义赴北京到达北京并停留六个月。清雍正帝派吏部尚书查弼纳、理藩院尚书特古忒和兵部侍郎图理琛等为代表与俄使进行三十多次会谈，就基本问题达成协议，这就是第一阶段的谈判。北京谈判只是达成初步协议，商定边界和贸易问题的一些原则，此后清廷以在北京同外国使节签约无先例为由提出中俄谈判代表在色楞格斯克附近的布拉河畔进行第二阶段的会谈和签约。

（七）到此去的俄使为萨瓦，协助的人员有阔留赤甫、郎克和格拉儒诺甫。清朝派去的是郡王额驸策凌、内大臣伯四格及图理琛，此外原本还有隆科多，但在谈判过程中被撤回，并为克什图取代。最后在中方退让的情况下两国使团前往边界上的布拉河畔按俄方提出的划界方案达成协议，1727年8月31日签订《布连斯奇界约》。中俄《布连斯奇界约》不分列条款，主要是阐明划分两国中段疆界的原则，有的做了具体规定（如由沙毕纳依岭起至额尔古纳河为止，其间在迤北一带者归俄国，在迤南一带者归中国，有的由不久所订的中俄《阿巴哈依图界约》和《色楞额界约》予以具体划分）。《布连斯奇条约》的签订为双方达成有关两国政治、经济、宗教等诸方面的总条约（即后来的《恰克图条约》）提供基础，据俄方档案记载总条约的文本是在雍正帝批准后从北京送至谈判地点的。第一次送到的拉丁文条约文本，因俄方萨瓦认为与此前同清朝代表所议定的内容不完全相符故被拒绝。此后清廷又送到一份使用满文、拉丁文和俄文的条约文本，此次俄方表示接受并又自行缮写俄文和拉丁文的文本，俄方文本经清廷确认后大体无误。1728年6月25日中俄双方在恰克图河附近的俄方营帐签署并交换该条约，这就是《恰克图条约》。《恰克图条约》原为十条，但订立条约时将《布连斯奇条约》的条文附于其中作为第三条，故总条数为十一条。从俄方保存的《恰克图条约》文本来看签字的俄方代表除萨瓦外还有“大使馆秘书”伊万·格拉祖诺夫，中方代表则为议政大臣宗人府宗令内务府总管查弼纳、议政大臣理藩院尚书正红旗都统特古忒、兵部侍郎图里琛（其中图里琛因不在现场，故由理藩院（蒙古衙门）兼兵部侍郎那彦泰代替）。

（八）《恰克图条约》签订后恰克图旧市街归属俄国，俄国在此建特罗伊茨科萨夫斯克要塞。中方则在旧市街以南中国境内别建新城，名为买卖城，为中俄通商地（该市场于1728年开市，起初发展缓慢，后逐渐加速发展）。但是清朝仍对与沙俄贸易不感兴趣，甚至存有戒心。1737年监督俄罗斯馆御史赫庆提议，禁止俄商来京贸易，从此俄商主要集中于恰克图地方的边境贸易。就是在恰克图那里由于沙俄的侵扰和收纳逃人，清朝也经常以停止互市进行制裁。1768年俄使克洛扑夫来京企图与清政府订立商约，或要求俄商再赴北京，均遭拒绝。仅与清朝所派理藩院左侍郎庆桂等缔结通商章程，签订《修改恰克图界约第十条》，加强对逃人的管束和惩处，从此恢复恰克图的贸易。1784年又因俄国隐匿逃人不交正法而停止恰克图贸易，而且严禁大黄茶叶偷运入俄。1790年清廷应俄国的恳请重开贸易，这时双方又感到有必要就商业问题进行谈判，于是清朝派库伦办事大臣松筠等人与俄依尔库次克总管色勒裴特等谈判，签订中俄《恰克图市约》。这一条约给中俄双方带来较长时间的安定，并促进彼此的商业发展。恰克图市约是中国清政府和俄国于1792年在恰克图订立的一份条约，恰克图是清代中俄边境重镇，1727年中俄《恰克图条约》在此签定。根据条约规定：两国以恰克图、买卖城为界，同时准许俄国商人贸易，其人数不得过二百人，每三年可进北京一次。此后恰克图贸易额迅速增加，年平均贸易额达110万卢布。

（九）1729年清廷立市集于恰克图，并派理藩院司员驻其地，监理中俄互市。1737年停京师贸易，对俄贸易统归恰克图办理。1762年置库伦办事大臣，专理俄罗斯贸易。然而由于其间俄国守边官员屡次违约恣行以及双方在关税规定、越境犯罪处理等问题上的分歧，以致失和绝市。1792年俄国迫于利益接受清廷要求，维护边界安定和贸易秩序，乾隆帝于是同意恢复通市。中俄双方遂于恰克图订立《恰克图市约》，此后贸易开始稳定增长。《恰克图条约》之后俄罗斯教士团队获准每十年来北京一次，为这里的俄罗斯人布道，并由中国政府提供他们的川资和居宿费用。在1729年到1859年间有十三个这类的使团来到北京，1732年俄国人在东江米巷（即东交民巷）俄罗斯馆旁建立新的教堂，称为“南馆”，从此北京有了两个东正教堂。俄国传道团每年向沙皇政府领取津贴，并受俄国外交部管辖，构成俄国萨纳特（枢密院）和清朝藩院之间官方接触的正式渠道。《恰克图条约》允许俄国派学生前来北京学习汉文和满文。1728年一所教习俄罗斯人的语言学堂作为南俄罗斯馆中的一个单独机构落成，俄罗斯学生前来作为期十年的学习，中国人承担他们的路费和膳宿费，但要求他们穿着由理藩院提供的中式服装。礼部提供食物，国子监则指派一名汉人和一名满人教授语言，这座学堂还附有一些塾师。同样地中国政府也感到有必要教习俄文，理藩院从八旗子弟中挑选24名学子来学习五年的俄文和拉丁文，五年的学期结束时将举行考试，两名学业最优者将授予八品或九品衔的官职。

（十）《恰克图条约》签订后为进一步确保沙俄在清军征讨准噶尔部时保持中立，雍正皇帝于1729年派遣托时使团前往俄国，不久又派出德新使团，两个使团都得到安娜一世及沙俄政府的接待。托时等人的出访改善中俄相互间的态度也进一步降低俄国援助准噶尔部的可能性，后来清军在光显寺之战中取胜，并与准噶尔汗国达成和约，而忙于波兰王位继承战争的沙俄实际上也无暇援助准噶尔。《恰克图条约》确认《布连斯奇条约》所规定的中俄中段边界（即以恰克图为起点，由此向东至额尔古纳河，向西至沙毕纳伊岭（即沙宾达巴哈），以北属俄罗斯，以南属中国），同时重申《尼布楚条约》中关于乌第河地区作为待议区的规定。中国方面主要成果是确定两国边界，获得俄方送还逃人的许诺，切断俄国对中国西北叛乱者的援助，并确定外蒙古归乌里雅苏台将军管辖，在一定时期内限制俄国的侵略。此外恰克图互市也有助于保持中俄边境局势的相对稳定，俄国在执行其扩张政策时不得不顾及它在对华贸易上所取得的巨大利益，至鸦片战争以前俄国在中俄边界未轻举妄动。对于俄国来说该条约给俄国扩大疆土，大量的蒙古旷地合法地并入俄国的版图。尽管在特殊历史时期有些苏联史学家并不承认这一点，甚至反过来宣称俄国损失部分领土，但俄国使节的种种表态已经显示出俄国在领土上取得的利益。此后中俄中段边界未有重大变动（晚清时因《满洲里界约》有局部调整），外蒙古独立后大部分已成为蒙苏、蒙俄的边界。自《恰克图界约》签订后俄国积极发展对华贸易，自1728年至1755年俄国有六批商队来华。在恰克图的边境贸易也很活跃，中俄贸易形成商队贸易和边境贸易两种形式并存的格局。

（十一）边境贸易点除恰克图外还有祖鲁海图（又作“粗鲁海图”，位于尼布楚附近）市场，但后者地处偏僻，而且远离中俄通商历史形成的主要商路，因而贸易情况始终不佳，不久就被放弃。从1756年起俄国不再派商队来北京，到1762年在北京的商队贸易完全停止，恰克图互市则成了中俄贸易的主要形式。恰克图互市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中俄两国（特别是两国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例如恰克图开市以后俄国在东西伯利亚兴建制革厂、羊毛加工厂和呢绒厂；在伊尔库茨克建立两个丝绸厂，其产品行销于恰克图；开辟由叶卡捷琳堡经昆古尔到莫斯科的道路，又建贝加尔湖环行道路，沿大道设驿站、建村庄，组织向边区移民；恰克图-买卖城的贸易增加俄国国库的收入。中俄恰克图互市为中俄两国人民的接触提供场所和条件，增加中俄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文化交流。两国市圈的许多商人成了老相识甚至多年的朋友，每逢中俄重大节日时双方商人还在一起欢庆佳节，同时也为两国商人互相学习对方的语言创造便利的条件。中俄两国人民在恰克图市场上的友好交往在中俄关系史上留下值得回顾的一页，恰克图互市是清代中俄贸易交往，1727年中俄签订《布连斯奇条约》，划定蒙古地区边界条约。次年五月十八日又于恰克图签订《恰克图条约》，条约第四款规定：开祖鲁海图、恰克图和尼布楚为两国贸易地点，两国商人均可于其地盖房建栅。后两国各于边境一侧建立“城镇”（或称“货圈”），俄城建于恰克图河附近，呈正方形，四周围以木栅，设3门，置兵防守。设教堂、官衙、税局、房舍、兵营、货栈，称“恰克图”。

（十二）清朝政府建城于俄城正南130米的地方，城呈矩形，宽360余米，长600余米，四周各有一门，置兵把守。有理藩院司官一员驻扎，称“买卖城”。同年七月双方正式开市，贸易开始时并不甚景气。1737年中俄北京互市停止后始趋活跃，贸易以货易货。大宗交易一般定于每年二月进行，凡内地商人前往皆由理藩院给予照票：由直隶出口者至察哈尔都统或多伦诺尔同知衙门领票，自山西出口者至绥远城将军衙门领票。俄商多以毛皮易换中国金、银、丝绸、布疋、茶叶、大黄及陶瓷器皿等，1762年以俄国擅增货税（一说妄报失马）而停止互市，1768年在俄国商务委员恳请下又复市。1778年因俄国少校妄自尊大，彼此发生龃龉，复停市。1779年允新任俄国少校要求，再次开市。1784年以库伦商民靳明往乌梁海地区贸易，货物为俄属布里亚特人劫夺，俄国政府非但不遵双方议定条款严办，且一味推诿包庇。次年互市被迫再度停止，并于各地查禁大黄出口。大黄为俄国获利最多之垄断商品，贸易停止后俄方迫于需要于1791年又恳求复市，次年互市恢复。双方议定嗣后不得再发生违反恰克图条约之事，两国商人应由地方管理。互市恢复不久贸易又趋活跃，至1800年贸易额已较第三次闭市之前增加一倍。鸦片战争后因英国纺织品涌入中国市场，加之俄国请求于伊犁、塔尔巴哈台重新开辟互市场所，后逐步走向萧条。

（十三）《恰克图条约》的签订使得俄国人在宗教、教育等方面也获得优惠地位，俄国东正教会在华的基础因条约的订结而得永久奠立，学习语言的学生也得以遣派来华。这不仅为俄国培养大批代替旧日耶稣会士工作的翻译外交人才，而且中国的有关情报也因这些人的来华而获得。这些来华学生及教士留居中国长久，学习语言的同时也学习中国文化，留意中国典籍。归国之后以其所学，传述故土，客观上增进中俄两国文化上的交流。俄国驻北京宗教使团和语言学堂的成员能够从内部观察中国，直接地研究中国的语言、政治和社会及经济结构，这使他们比欧洲其他国家能够更早地发现清王朝的力量和弱点、理解中国人的心态以及在回国后开展系统性的汉学研究，此外还以他们给沙俄政府的报告指导俄国的对华政策。就中国而言《恰克图条约》可使北疆安谧，结好邻国，清廷得以全力讨平准部。康熙、雍正两朝清廷对准噶尔部的叛服无常、时肆侵扰而深感焦虑，为了讨平准部的清廷不得不结好俄国，使之保守中立，不与准部发生同盟关系，《恰克图条约》订结后准噶尔部终因孤立而被清讨平。就俄国而言凭借上述贸易、宗教和教育特权，俄国在诸国中“一枝独秀”地在中国的京城建立一个立足点，这些特权以及由此带出的特殊地位延续很久。即使在十八世纪五十年代乾隆帝成功地巩固帝国，从而不再需要俄国的中立以后也没有取消，只有到了《北京条约》签订后当北京向英国、法国、美国的外交代表开放时才打破俄国的垄断地位。

清统一准噶尔之战

（一）清统一准噶尔之战又称准清战争， 是清朝康熙 、雍正 、乾隆三朝为统一西北地区并将其纳入版图与准噶尔贵族进行的多次战争。1688年正式打响，一直到1758年才宣告结束，长达近70年。“大一统”是在中国古代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历朝历代以实现大一统为其治国的终极目的，“大一统”也是清朝统治者所孜孜追求的目标。清军入关，“既得中原，势当混一”已表明他们锐意进取，一统全国的决心。迁都北京表明清为“正统”，“正统”可说是一种精神纽带，“正统”即是“大一统”的担当者。清朝如果不是以中原为基点对全国进行统治就不能称为“正统”，就不可能号令中华，统一边疆。满洲贵族统治者以“夷狄”入主中原，要统一中华必须得到“诸夷”的支持。失去边疆各民族的拥护和支持时清朝对中原的统治就不能稳定，同样将失去“正统”。对于满洲贵族统治者来说底定中原和征服边疆是实现“大一统”目标的两个重要方面，缺一不可。满洲贵族统治者以“大一统”为“世界观”，制定统一全国的目标。清朝入关之初虽投入重兵征服中原，但没有放弃边疆，而是把自己的命运与遥远的边疆各民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准噶尔原属于和明朝对峙的蒙古瓦剌，后来瓦剌部在崛起的蒙古鞑靼部打击下向西迁移并发生分裂，在历史上又被称为卫拉特，下面又分为准噶尔部、和硕特部、土尔扈特部和杜尔伯特部四部，也称为漠西蒙古（厄鲁特蒙古）。其牧地西北不断向额尔齐斯河中游、鄂毕河以及哈萨克草原移动，西南向伊犁河流域推进，东南向青海迁徙。

（二）准噶尔部初游牧于额尔齐斯河中上游至霍博克河、萨里山一带，后以伊犁河流域为中心，杜尔伯特部游牧于额尔齐斯河沿岸。土尔扈特部原游牧于塔尔巴哈台及其以北，西徙后辉特部居之，和硕特部游牧于额敏河两岸至乌鲁木齐地区。诸部分牧而居，互不相属。所辖地区北至额尔齐斯河、鄂毕河、叶尼塞河上游地区，南至天山，东到阿尔泰山和蒙古杭爱山分界线，西包巴尔喀什湖地区。1635年卫拉特盟主固始汗就遣使至盛京向后金（清）统治者贡马匹、方物，固始汗遣使表示归顺后金就代表卫拉特归顺后金政权。1644年满洲贵族的军队在明朝将领吴三桂的带引下大举进入山海关内，击败李自成，攻占京师（今北京），开始取代明朝成为统治中国的中央政府。在这样的大背景下1646年包括准噶尔部在内的卫拉特各部首领22人联名奉表贡，清朝皇帝赐以甲胄弓矢，命其统辖诸部，准噶尔部和清朝之间确定主权关系，青藏高原和新疆等地正式纳入清朝的主权版图。准噶尔为早期卫拉特联盟的绰罗斯部，17世纪准噶尔部强大起来。17世纪初叶卫拉特各部迅速发展，人口增多，畜群增加，各大兀鲁斯（即封建领地）的封建主开始扩展土地，寻找新的牧场。1628年土尔扈特部首先向伏尔加河下游迁徙，占据从乌拉尔河到伏尔加河、自阿斯塔拉罕到萨玛尔河的广阔土地。1637-1639年间和硕特部顾实汗和绰罗斯部巴图尔珲台吉一起率卫拉特各部联军万余人进入青海，在击败喀尔喀蒙古部绰克图台吉后顾实汗率部分和硕特部众留在青藏。

（三）绰罗斯部在进军青海时属左翼军，蒙古语左翼的原文为“准噶尔”，巴图尔珲台吉带领左翼军（也就是准噶尔联军）返回天山北路。土尔扈特部与和硕特部的迁移为准噶尔部的发展创造条件，由于牧地充足，内部矛盾缓和，黄教传播广泛，准噶尔部加快对卫拉特各部的统一进程。1634年准噶尔部的首领哈喇忽剌去世，其子巴图尔继任首领，对外扩张疆土，并在1638年在博克塞里（今博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建成自己的城，1640年参与制定《喀尔喀—卫拉特法典》。巴图尔被称为巴图尔珲台吉，连续两次击退俄罗斯的侵略，迫使俄罗斯承认准噶尔汗国，两国互通贸易。此前后金已于1636年改国号为大清，1648年巴图尔珲台吉授命喇嘛咱雅班第达将过去的蒙文改造而制定成“托沁”文字来作为准噶尔的统一文字。1653年巴图尔珲台吉去世，其第五子僧格继承台吉，但其众兄弟不服，起兵反叛，内战爆发，至十七世纪六十年代僧格才平定叛乱，但在1671年他就被自己的两个哥哥车臣和卓特巴巴图尔暗杀，他的三个儿子都年小，台吉位难以得到延续。正在西藏学习佛学的噶尔丹（僧格之弟）征得老师五世达赖喇嘛的同意后还俗，快速回国，在和硕特首领兼卫拉特盟主的鄂齐尔图车臣汗援助下擒杀车臣，并将卓特巴巴图尔赶往青海，噶尔丹自立为准噶尔汗。噶尔丹首先统一西蒙古诸部，随后他起兵进攻叶尔羌的黑山派和喀什噶尔的白山派，征服这个察合台汗国。又于1681年征服土鲁番汗国的察合台汗。准噶尔贵族统治厄鲁特蒙古各部后与清政府仍保持着地方与中央的隶属关系，准噶尔首领巴图尔珲台吉、僧格等每两年都要向清政府遣使“朝贡”，清政府也赐予大量财物给准噶尔，并经常遣使通报情况。

（四）但是在准噶尔贵族内部中也有一部分人坚持分裂主义立场，1670年僧格死后他的异母弟噶尔丹杀害他的子嗣，夺得准噶尔的统治权。噶尔丹是个野心勃勃的阴谋家和卖国贼，在他自任为准噶尔汗以后1677年用计袭杀和清政府关系最密切的厄鲁特首领车臣汗鄂齐尔图，强占河套和硕特部，并在该部强征兵丁，准备侵犯青海地区。1678年噶尔丹出兵天山南路，占领天山南北广大地区，把广大维吾尔族人民置于其统治之下。噶尔丹取得准噶尔的统治权后一反其父兄抗击外来侵略、捍卫民族主权的立场，逐渐走上与沙俄相勾结的道路。噶尔丹在沙俄的挑唆和指使下开始把注意力转向东方，把矛头指向喀尔喀蒙古。 1688年正当蒙古族人民英勇抗击戈洛文率领的沙俄侵略军时噶尔丹竟突然率兵越过杭爱山，大举进攻喀尔喀的土谢图汗，从背后向喀尔喀蒙古军民施放暗箭，迫使喀尔喀蒙古诸部南迁。噶尔丹的有恃无恐与沙皇俄国的怂恿和支持密切相关，从1674年至1683年间噶尔丹几乎每年都派人与沙皇俄国相勾结，并企图同俄国订立军事同盟和求得俄国给予军队和枪炮的援助。噶尔丹出兵喀尔喀蒙古时正是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率领蒙古军民抗击沙俄侵略者并包围沙俄军队于色楞格斯城堡内的关键时刻，结果由于噶尔丹从西面向喀尔喀部发动进攻，使其腹背受敌，迫使土谢图汗只得撤退包围沙俄侵略者的军队，噶尔丹替沙俄侵略者解了围。1690年6月噶尔丹以追击喀尔喀为名又向漠南喀尔喀蒙古进攻，俘掠人口，抢劫牲畜。 他还公然向康熙帝提出“圣上君南方，我长北方”的要求，妄图把中国北部置于他的统治之下。清政府为了保卫边疆的安宁和反抗沙俄的侵略，对准噶尔部封建主噶尔丹进行坚决的斗争。

（五）1690年五月康熙帝玄烨得知“噶尔丹将借兵鄂罗斯（俄罗斯）”，立即传谕在北京的俄国使臣吉里古里、伊法尼齐：“噶尔丹迫于内乱，食尽无归，内向行劫，今仍扬言会汝兵同侵喀尔喀。喀尔喀已归顺本朝，倘误信其言，是负信誓而开兵端也。”既揭露噶尔丹勾结沙俄的无耻行经，又警告沙皇俄国。但噶尔丹仍一意孤行，遂于1690年六月率军两万以追击喀尔喀蒙古为名大举南犯，深入漠南蒙古乌珠穆沁一带。由于理藩院尚书阿喇尼等违命轻战，以至清军初战失利，噶尔丹军队得以乘势渡过西拉木伦河，深入到距北京仅700里的乌兰布通（今内蒙古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南境）。噶尔丹深入喀尔喀蒙古后康熙就谋划剿灭这个与己争夺蒙古高原霸权的强大敌手， 清政府在外交上与沙俄侵略者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同时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也作了一系列准备。康熙认为：“若听任噶尔丹荼毒塞外将势成毒痈，要使边境得以安定，国家得以长治久安。不能贪图一时苟安之计，而必须顺其民心，消灭噶尔丹叛乱分子才能保障国内安定。”因此康熙决计亲征。1690年六月康熙部署是分兵两路出击：左路军出古北口（今河北滦平南），右路军出喜峰口（今河北宽城西南），从左右两翼迂回北进，消灭噶尔丹军于乌珠穆沁地区。康熙亲临博洛和屯（今内蒙古正蓝旗南）指挥，同时令盛京将军（治所今辽宁沈阳）、吉林将军（治所今吉林市）各率所部兵力，西出西辽河、洮儿河与科尔沁蒙古兵会合，协同清军主力作战。右路军北进至乌珠穆沁境遇噶尔丹军，交战不利南退。噶尔丹乘势长驱南进，渡过西拉木伦河，进抵乌兰布通（今内蒙古翁牛特旗西南）。

（六）清左路军也进至乌兰布通南，康熙急令右路军停止南撤，与左路军会合，合击噶尔丹于乌兰布通。并派兵一部进驻归化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伺机侧击噶尔丹归路。乌兰布通位于克什克腾旗（今内蒙古翁牛特旗西南）之西，该地北面靠山，南有高凉河（西拉木伦河上游的支流），地势险要。噶尔丹背山面水布阵，将万余骆驼缚蹄卧地，背负木箱，蒙以湿毡，摆成一条如同城栅的防线，谓之“驼城”。令士兵于驼城之内，依托箱垛放枪射箭。清军以火器部队在前，步骑兵在后，隔河布阵。八月初一中午交战开始，清军首先集中火铳火炮，猛烈轰击驼阵，自午后至日落将驼阵轰断为二。然后挥军渡河进攻，以步兵从正面发起冲击，又以骑兵从左翼迂回侧击，噶尔丹大败，仓皇率全部撤往山上。次日遣使向清军乞和，乘机率残部夜渡西拉木伦河，狼狈逃窜，逃回科布多（今蒙古吉尔噶朗图）时只剩下数千人。噶尔丹自乌兰布通战败后仍盘踞科布多地区，集合残部，休养生息，以期东山再起。他一面派人去沙俄活动，企图获取更多的军事支持；一面煽动内蒙古科尔沁等部作乱，并杀害清政府官员，不断骚扰边地安宁。针对噶尔丹的骚扰滋事时清政府除加强军备外主要是展开政治攻势，以期政治解决。1695年5月在沙俄的怂恿和支持下噶尔丹率骑兵3万向东进犯，到达巴颜乌兰一带，又点燃起叛乱的战火。1696年2月康熙发兵10万，分三路大举出击：东路由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率黑龙江等地军队越大兴安岭出克鲁伦河进剿；西路由抚远大将军费扬古率陕西、甘肃兵勇由宁夏北越沙漠沿翁金河北上，以断准军归路；中路为主力，由康熙帝亲率出独石口，直奔克鲁伦河，与东西两路协同夹击。

（七）康熙帝做了出征前的具体部署，任命各路将领，分配军队名额，并精心筹备战马、军粮、武器等项。中路大军由康熙帝亲自统率，决定于1696年4月4日由北京出发，直奔克鲁伦河，发起主攻。中路大军包括京师八旗满兵、汉军火器营、盛京兵、黑龙江兵、宁古塔兵、宣化府绿营兵、古北口绿营兵，加上喀尔喀诸扎萨克兵1万后总计4万多人，另有预备兵及厮役1. 7万人，六位皇子、皇兄裕亲王福全、皇弟恭亲王常宁，诸内大臣、侍卫、大学士、都统、前锋统领、护军统领等随军从征。康熙帝与士卒共甘苦，每日一餐，时常俟众军士结营毕，始入行宫。营中皆炊饭，然后进膳。由于中路军准备充足，康熙帝事必躬亲，行军极为顺利，几乎未遭损失。噶尔丹得知康熙皇帝亲自统率大军进抵克鲁伦河时不敢迎战，尽弃庐帐、器械，乘夜西窜，清军进抵巴颜乌兰时扑了个空。康熙帝为了捕捉噶尔丹叛军主力一面命总兵岳升龙、马进、白斌等率精兵轻骑穷追噶尔丹叛军，一面密谕西路军统帅费扬古堵截噶尔丹叛军脱逃之路。抚远大将军费扬古正率西路军北进，得报噶尔丹踪迹后即令署前锋统领硕岱等且战且退，将噶尔丹诱至昭莫多（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宗莫德市）。昭莫多北依肯特岭，东峙丘陵，西临河水。十三日费扬古分兵4队：东翼为京城及西安八旗兵、察哈尔蒙古兵，屯营高处；西翼为大同总兵康调元所率绿旗兵及右卫八旗兵、喀尔喀蒙古兵，沿河布阵；将军孙思克率绿旗官兵居中占领山头，大将军费扬古统军列后。

（八）遵照康熙帝预授之策，清军一律下马步战，待令再行冲锋。在清军浴血奋战下自午至暮大败噶尔丹军，杀死叛军3000余人，生擒百余人。噶尔丹仅率数骑逃脱，清军在此战中击毙噶尔丹之妻阿努可敦。昭莫多一战基本上歼灭噶尔丹的叛军力量，清军取得平叛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噶尔丹战败后率残部流窜于塔米尔河流域，成为一股走投无路、日暮途穷的流匪。但他顽固到底，拒不接受清政府的招抚，继续坚持分裂祖国的叛乱，作最后的垂死挣扎。为了彻底消灭噶尔丹势力，康熙帝认为必须乘其新败之后捣其巢穴，以其万年之计。1697年2月康熙帝举行第三次平叛的军事行动，命费扬古、马恩哈分别统率两路大军（共6000人）由宁夏出发，进剿噶尔丹残部。4月康熙帝亲赴宁夏，指挥这次军事行动。正当清军进发之时噶尔丹集团内部分崩离析、众叛亲离，军队只剩下五六百人，噶尔丹成了孤家寡人。在清军征剿下噶尔丹走投无路，遂饮药自尽，至此沙俄支持下的噶尔丹的民族分裂叛乱被清政府平定下去。噶尔丹败死后他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继续任准噶尔部台吉，准噶尔部又逐渐强大起来，和清政府发生矛盾冲突。1715年策妄阿拉布坦在沙俄支持下又发动叛乱，率兵2000人窜入哈密北境，侵掠五寨。后见哈密戒备森严，无法占据，又改为窜扰西藏。清政府得知策妄阿拉布坦派兵往西藏，即令出兵围剿。1718年康熙帝命皇十四子爱新觉罗·胤禵为抚远大将军，统帅大军，驻节西宁，指挥进藏平叛的各路清军。1720年清军两路从青海和四川出发，进军西藏，大败准噶尔军，大策凌敦多布狼狈而逃，率残部逃回伊犁。

（九）康熙帝没有能彻底平定准噶尔贵族的叛乱就于1722年去世了，他所制定的政策由他的儿子雍正帝、孙子乾隆帝继续推行并得到贯彻。1727年策妄阿拉布坦死，其子噶尔丹策零继为准噶尔领袖，他的内外政策基本上遵循其父的路线，对东边也没有放弃向喀尔喀扩展的意图。1729年雍正帝决定发兵征讨，命侍卫内大臣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屯阿尔泰，出师北路；命川陕总督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屯巴里坤，出师西路，分进合击。噶尔丹策零闻讯惊恐，忙遣使要求清廷缓兵一年，雍正帝恩准。在缓兵期间准噶尔出兵2万突袭西路清军大营，清军损失很大，清政府与准噶尔贵族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破裂。康熙逝世后雍正继续坚持平定准噶尔贵族割据势力的斗争，1727年冬策妄阿拉布坦死，其子噶尔丹策零继位后在沙俄支持下继续进行叛乱活动。1728年以后清朝多次出兵平定噶尔丹策零叛军，雍正年间的西征准噶尔之役从1729年起至1733年年冬准噶尔遣使求和止，历时4年半，经历4次大的战役（即科舍图之战、和通泊之战、鄂登楚勒之战和光显寺之战）。1731年五月至六月清朝出兵平定噶尔丹策零叛军，噶尔丹策零派出士卒向清军诡称准噶尔有一支孤军在察罕哈达，引诱清军离开科布多大本营，深入到瀚海之中，然后围歼。清朝靖边大将军傅尔丹中计，挑选精兵万人，沿科布多河西进，在博克托岭、和通泊等处中伏，损失惨重，七月初一日清军仅存2000余人退至科布多。

（十）在和通泊之战中大败清军后遣部将大、小策零敦多布率兵2.6万东攻喀尔喀蒙古，清廷遣喀尔喀亲王丹津多尔济偕额附策凌率兵1.8万将其击败。随即下令于拜达里克河、翁金河一带筑城屯兵，与察罕廋尔（今蒙古国乌里雅苏台南）大营互为犄角，加强喀尔喀西部的防守。1732年七月噶尔丹策零率兵3万自额尔齐斯河（在今新疆境）上游，取道阿尔泰山南麓，绕避察罕廋尔清军大营，潜至杭爱山厄得勒河（依德尔河）地区，攻掠喀尔喀首领哲卜尊丹巴领地，策凌等奉命率兵疾驰本博图山（乌里雅苏台东南）阻击。八月初准噶尔军侦知策凌西出后突袭其塔米尔城（今车车尔格勒西南）牧地，策凌途中闻警，回师驰救，率所部2万人乘夜绕道出山背向塔米尔逼近，黎明时督兵从山上突下，突袭准噶尔军营地。准噶尔军人不及甲、马不就鞍，仓皇向东南溃逃，清军追至喀喇森齐泊，激战二日屡捷。继追至杭爱山南麓，该地右阻山，左逼水，道路狭窄，光显寺（今乌兰巴托西部哈拉和林额尔德尼昭）横亘于中，大军不易通行。清军趁准噶尔军慌乱之际设伏兵万余于山侧，又遣一部背水列阵，诱其往攻。旋佯败，弃甲沿河而走，待准噶尔军进入谷地，伏兵突起冲杀。准噶尔军顿时大乱，被击杀万余人，欲渡河逃生者又被对岸清军击于半渡，溺死甚众。噶尔丹策零率残部乘夜拼死突围，尽弃辎重牲畜塞满山谷，迟滞清军前进，自鄂尔浑河逃遁，此战准噶尔部元气大伤。1734年噶尔丹策零向清廷请和罢兵，乾隆初年议和告成。1745年噶尔丹策零死去，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尔继位。

（十一）1750年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尔被杀，其兄喇嘛达尔扎篡位。1752年沙俄派人欲收买和硕特拉藏汗之孙阿睦尔撒纳和准噶尔部大策凌敦多布之孙达瓦齐来推翻喇嘛达尔札，妄图使他们取而代之，建立傀儡政权，阴谋未能得逞，后达瓦齐和阿睦尔撒纳叛逃至哈萨克。同年底阿睦尔撒纳唆使达瓦齐暗选精兵一千五百行，采取买通内奸和突然袭击的手段杀死喇嘛达尔扎，篡夺汗位。1754年阿睦尔撒纳被达瓦齐打败，率领2万余人投奔清朝。清政府认为统一西北地区的条件已经成熟，决定命将出师，消灭准噶尔贵族割据政权。1754年清政府决定分兵两路远征伊犁，平定达瓦齐割据势力。1755年二月乾隆调集五万兵、十四万匹马，派阿睦尔撒纳为定边左副将军、萨喇勒为定边右副将军分两路向准噶尔进攻。阿睦尔撒纳一路由乌里雅苏台出发，归定北将军班第节制；萨喇勒的一路由巴里坤出发，归定西将军永常节制，由巴里坤向伊犁地区进发。由于厄鲁特和西域各族人民对准噶尔贵族的内讧和残暴统治十分不满，希望早日实现统一和安定局面，也由于清朝政府制订和贯彻对准噶尔比较稳妥的政策，因而清政府统一西北的行动受到牧民和各族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当清军往征达瓦齐途中准噶尔部大的封建主有的数千户、小的数百户都拿着奶酪、羊马，络绎不绝前来迎接清军，没有一个抵抗清军的。达瓦齐没有料到清军会提前行动，部下的不战而降使其阵脚大乱，仅带亲信七十余人逃往天山以南投奔乌什，结果为乌什城阿奇木伯克霍集斯擒获送交清军。清廷消灭达瓦齐势力后决定将卫拉特分封四汗，赏功策勋，用奖劳绩：封车凌为杜尔伯特汗，阿睦尔撒纳为辉特汗，班珠尔为和硕特汗，噶勒藏多尔济为绰罗斯汗；并晋封阿睦尔撒纳为双亲王，食亲王双俸。

（十二）但阿睦尔撒纳并不满足，他归附清朝本就是一个策略，现在借清廷之手已把自己最大的对手达瓦齐势力消灭，统治四卫拉特成为他下一个目标。阿睦尔撒纳在率领清军进兵伊犁前就通过班珠尔、纳噶察等亲信制造他要当四部总汗的舆论，达瓦齐被擒后他便以总汗自居。他虽贵为清朝的亲王、定边左副将军，但不用清纛（古代军队中的大旗），不穿官服，不戴清廷所授黄带孔雀翎，不用清朝所颁官印，并启用噶尔丹策零时珲台吉菊形篆印行文各部，并“用钤记行文，调兵九千”至布鲁特、哈萨克边境，拥兵自重。对阿睦尔撒纳的这些行为时清廷和乾隆早有察觉，便指示定北将军班第力促阿睦尔撒纳早日入觐，欲在其到达内地后将其剪除。诡计多端的阿睦尔撒纳亦察觉到事情有变，他于八月初十日从伊犁起程入觐，一路迟延不进，窥测局势，行至乌隆古河时阿睦尔撒纳便公开反叛并急驰至伊犁。八月二十九日阿睦尔撒纳军包围班第的镇守军，清军只有500人，班第、鄂容安兵败自杀，萨喇尔被俘。面对突变的形势时乾隆及时采取一些措施，1755年九月乾隆帝重封卫拉特四部汗王：噶勒藏多尔济为绰罗斯汗，车凌为杜尔伯特汗，沙克都尔曼济为和硕特汗，巴雅尔为辉特汗；台吉3人封公，4人授扎萨克一等台吉，7人授扎萨克，宰桑2人授内大臣，5人为散秩大臣。这一措施旨在稳定卫拉特贵族之心，解除后顾之忧。

（十三）随即令策楞为定西将军、达尔党阿为定边左副将军、扎拉丰阿为定边右副将军组织第二次远征伊犁，1756年二月西路军由策楞、玉保统率，北路军由哈达哈等统率，向伊犁进发。阿睦尔撒纳反叛后并没有出现如他所预期的纷起响应反清的局面，许多首领反叛不久就倒戈相向，与阿睦尔撒纳为敌，准噶尔部再次陷入混战之中。阿睦尔撒纳面对清廷大军压境时无法组织有效抵抗，为缓兵计的他曾两次伪装投诚，并取得清军信任，停止对他的追剿，赢得喘息时间，却使清军在近一年的追剿中无所进展。1757年二月清廷调整统帅，决心全歼阿睦尔撒纳。命成衮扎布为定边将军，兆惠为定边右副将军，车布登扎布为定边左副将军，调集满洲、索伦、蒙古、察哈尔、吉林等地兵马，兵分两路再次征伐准噶尔。此时准噶尔内叛乱的诸台吉、宰桑等内讧不已，加之部落内瘟疫流行导致人畜大量死亡。六月清军几乎兵不血刃顺利抵达伊犁，阿睦尔撒纳再次逃入哈萨克阿布赉汗处。当时阿布赉慑于清廷的威力，恐招致清军的攻击，就遣使向清廷表示愿将阿睦尔撒纳擒献清廷。此举被阿睦尔撒纳觉察，乘夜带妻子亲随8人，盗马沿额尔齐斯河投奔俄国。 沙俄一直在密切关注着准噶尔的形势，并屡屡向阿睦尔撒纳表示欢迎其投诚，故阿睦尔撒纳投奔俄国绝不偶然。1757年九月阿睦尔撒纳染上天花病死，时年35岁。

（十四）当阿睦尔撒纳逃往沙俄时乾隆帝即命理藩院行文沙俄外交部进行交涉，要求其按两国商定的彼此不纳逃人的协议，交出阿睦尔撒纳，沙俄则推延不交，直到阿睦尔撒纳死后沙俄才将其尸交给清朝。1759年8月清军抵达喀什噶尔，平定支持阿睦尔撒纳作乱的大和卓波罗尼都和小和卓霍集占兄弟的叛乱。这年秋天天山南路完全平定，结束西北地区长期以来的分裂局面。清军平定准噶尔贵族的叛乱，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巩固清朝对西北边疆地区的统治，打击沙皇俄国的侵略势力。清军粉碎噶尔丹的分裂企图，驱逐入藏的准军，平定青海罗卜藏丹津的叛乱，粉碎达瓦齐、阿睦尔撒纳的叛乱活动，将北疆地区纳入中国版图。乾隆皇帝把这片失而复得的疆域命名为“新疆”，立碑纪念。1761年至1779年清政府设立最高行政、军事长官伊犁将军，修建“伊犁九城”，其中保存完好的惠远城曾经是伊犁的政治、军事中心伊犁将军府所在地，总管天山南北、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的军政事务。清政府平定准噶尔贵族叛乱消除西部边疆的分裂割据状况，加强对西部边疆地区的管理，进一步促进全国的统一。平叛之后废除准噶尔游牧封建贵族所实行的农奴制统治，促进西部边疆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十五）清廷在平定天山北路准噶尔部和天山南路的“回部”之后随即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清廷对新疆的统治。清朝强化新疆地方的统治机构，1762年设置“总统新疆南北两路事务”的伊犁将军，驻扎伊犁，统辖全疆军政事务。然后在新疆北路设置乌鲁木齐都统和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管辖乌鲁木齐、巴里坤、吐鲁番、塔城诸处军政。又在新疆南路设置喀什噶尔参赞大臣，下辖叶尔羌、和阗、英吉沙尔、乌什、阿克苏、辟展、巴里坤、哈密等处的办事大臣以及吐鲁番的领队大臣。对于天山南路的“回部”维吾尔族聚居区时仍承袭原有的伯克制，各城仍设阿奇木伯克（即正城主）和伊什罕伯克（即副城主），但均由参赞大臣奏请皇帝简放，品级自三品至七品不等，管理当地的回城民政事务。为了发展新疆经济和加强对新疆地区的统治，清廷在新疆各地大力开展屯田。东起巴里坤，西至伊犁河，广泛垦田开荒。早在康熙、雍正年间用兵准噶尔时即于新疆屯田，乾隆年间屯田范围日广。据不完全统计称1766年仅新疆绿营军的营屯亩数已达17,9290亩，到1775年时仅新疆募民屯垦的户屯亩数已达28,0253 亩。在大兴屯田的同时为了繁荣工商业，清廷在阿克苏设铸钱局，铸造“乾隆通宝”铜币，发行新疆各地。新疆地处西部边陲，交通不便，为了及时传递消息，清廷在天山南北主要交通线普遍设立“军台”。

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

（一）《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是1851年8月6日清朝与沙皇俄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也是清政府同沙皇俄国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沙皇俄国与中国毗邻，长期独占恰克图边境贸易之利。随着俄国经济发展和俄军在中亚地区的节节推进，从18世纪末开始沙俄不断谋求扩大对华陆路通商范围，探索进入中国沿海各口开展贸易之道。并无视清政府禁令，鼓励俄人潜入中国西北地区刺探商情，进行非法贸易。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法等国在中国获得“五口通商”、协定关税等特权，俄国因经济较西欧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落后，在中国市场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恰克图贸易随之出现停滞与下降趋势。俄国官商两界要求在英人不易到达而距俄国较近的中国西北地区开辟市场的欲望日益强烈，俄军侵扰中国西北边境的事件也日趋频繁。经过长期准备后沙皇政府授权驻北京东正教传教士团修士大司祭佟正笏（波里卡尔普）于1847年7月首次要求清政府允许俄商到新疆塔尔巴哈台（今塔城）、伊犁和喀什噶尔（今喀什）“三处通商”，清政府以俄方所请与向例不符而加以拒绝。1850年1月奉命护送第13届传教士团来华的科瓦列夫斯基少校在北京重提旧议，清政府因俄方一再催逼怕径行拒绝，致激事端，为祸更烈，决定满足俄方部分要求而开放伊犁和塔尔巴哈台，暂行贸易。鉴于伊、塔两地历史、地理条件与地处边境线的买卖城不同，清政府认为不能仿照《恰克图条约》办理通商需另行妥议章程，以期日久无弊。同年5月清政府照会俄方，请俄方第二年春天派员前来伊犁妥议通商章程。1851年7月俄国全权代表科瓦列夫斯基与中国新任伊犁将军奕山、参赞大臣布彦泰在伊犁开议，俄方仍要求在上述三处通商，并按照恰克图贸易旧章议定具体办法。

（二）奕山一味妥协退让，除喀什噶尔通商一事未允外接受俄方的所有提议，8月6日双方在《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上签字。《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共17条，主要内容有：伊、塔两处与俄通商后俄国可专派管贸易之匡苏勒（即领事）官照管；中俄双方在伊、塔两地通商，彼此两不抽税；俄国商人在伊、塔两地犯罪由俄国领事究办，不受中国法律制裁；俄商可在伊、塔建造“贸易亭”（即商站，亦称贸易圈），用以住人、存货；驻站俄人自有俄罗斯管贸易官管束，不受中国政府管辖。《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是沙俄利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国势日衰的有利形势，与清政府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通过该约后沙俄获得在伊、塔两地设领、贸易免税、领事裁判权和设置名曰贸易亭实为租界等特权，从陆上打开中国西北的大门。《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又称“塔城议定书”或“塔城界约”，是沙皇俄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的割占中国西北地区领土（今称外西北）的不平等条约，由清廷代表明谊等与沙俄代表巴布科夫等于1864年10月7日在塔尔哈巴台（今塔城）订立。《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原件有满文、俄文两种文本，共10条，主要内容有：重新规定从沙宾达巴哈起至浩罕边界为止的中俄西段边界，新界以西原属中国的土地划归俄国；划界后新边界线附近居民，地面分在何国，其人丁即随地归为何国管辖；换约后满240天，两国立界大臣会同，按照议定界址建立界牌鄂博，并拟定国界记文，互换为凭；立界后位于新界俄国一侧的原有中国卡伦应于一个月内迁往中国一侧，塔尔巴哈台所属巴克图卡外民庄五处限10年内内迁。

（三）《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签订后中俄双方陆续勘界立碑并签订《科布多界约》、《乌里雅苏台界约》、《塔尔巴哈台界约》等三个勘界议定书，通过上述活动后沙俄割占中国西北部巴勒喀什池（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和斋桑淖尔（今斋桑泊）南北的44万平方公里领土。《科布多界约》是中国清政府与沙皇俄国政府于1869年8月13日（在科布多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又称《科布多界志》，是中国清政府与沙皇俄国政府于1869年8月13日在科布多签订的不平等条约。19世纪中叶俄国乘清政府面临内忧外患之机加紧领土扩张进程，1860年11月俄国自称“调停有功”并以帮助镇压太平军为诱饵逼迫清政府与之签订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并以该条约第2款的规定提出勘分西北边界事宜，清政府在俄国的欺诈、恫吓与武力逼迫下于1864年10月7日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俄国凭借该条约侵占中国西北新疆和外蒙古地区44万多平方千米领土，为进一步完善对这些地区占领的俄国又和清政府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的3个子条约，该条约为其中之一。1924年3月14日中华民国北京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宣布将中国与前沙皇俄国订立的一切条约概行废止。《科布多界约》共3条，主要内容有：规定自科布多东北边界赛留格木中部的布果素克达巴哈起，向西南沿赛留格木山岭至奎屯鄂拉，再向西沿大阿勒台山至海留图两河中间之山，转向西南至察奇勒莫斯鄂拉，转往东南沿斋桑淖尔边，顺喀喇尔齐斯河岸，至玛呢图噶图勒干卡伦止为两国边界（即将原属清政府西北定边左副将军所属乌梁海十佐领及科布多所属阿尔泰淖尔乌梁海二旗划归俄国）。除界址起止地点外条约还规定设立界牌的具体位置、数目和查勘界牌的具体事宜等，该界约的签订使俄国对中国西北部大片土地的占领成为事实。

（四）《乌里雅苏台界约》是中国清政府与沙皇俄国政府于1869年9月4日在昌吉斯台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又称《乌里雅苏台界志》或《建立乌科边界牌博约记》，是俄国和清政府签订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3个子条约的其中之一。《乌里雅苏台界约》共2条，附《节录约记》。主要内容有：规定俄国与中国以乌里雅苏台西北为界，自萨留格穆斯克山岭的柏郭苏克山东北部，沿萨留格穆斯克山岭至塔奴额拉山岭西部末端，再顺萨杨斯克山岭往北往东，直至沙滨达巴哈界牌，为两国国界（即将原属清政府乌里雅苏台将军辖地的唐努乌梁海西北4万平方千米土地划归俄国）。除了界址起止地点外该条约还规定设立界牌的具体位置、数目和查勘界牌的具体事宜等，该界约的签订使俄国对中国西北部大片土地的占领成为事实。《塔尔巴哈台界约》是中国清政府与沙皇俄国政府于1870年8月12日在塔尔巴哈台（今新疆塔城）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又称《塔尔巴哈台界志》，是俄国和清政府签订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3个子条约的其中之一。《塔尔巴哈台界约》共3条，主要内容有：根据《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中以红线在地图上所定立的交界，规定建立界牌的地名、起止地点及已立界牌的数目。其中自塔尔巴哈台玛呢图噶图勒干卡伦起，往东南至赛哩鄂拉，先往西南再往西，沿塔尔巴哈台山岭，至哈巴尔苏地方为止共建立界牌10处；1870年8月12日再在此段新立界牌10处；定立交界的东南属中国，西北属俄国。条约还规定查勘新立10处界牌的具体事宜，该条约的签订落实《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中所确定的两国国界，使俄国得以最终侵占中国西北大片土地。

（五）康熙、雍正年间中俄先后签署《尼布楚条约》、《恰克图条约》，划分两国的东段、中段边界。在西北部一说从康熙年间起俄国便不断进窥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然而直到18世纪30到40年代沙俄的边界与巴尔喀什湖相距尚远。乾隆年间清政府平定准噶尔叛乱，中国西北国界得以确定，新疆沿边的哈萨克、布鲁特以及中亚的浩罕、巴达克山、布哈尔、爱乌罕等部也相继表示归附并被清廷视作“外藩”。此时中国与沙俄接壤的西段边界仅有沙宾达巴哈至喀喇玛岭一段（该段未经条约划定），其余边界则主要是与上述诸“外藩”之间的边界，清廷对包括新疆在内的西北边疆实行有效管理。但随着清王朝中衰，西北边防逐渐废弛，而沙俄则逐渐渗透并控制中亚，进而加紧蚕食中国西北边疆。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沙俄除谋求在中国西北扩大俄国的对华贸易外 ，并通过武装入侵、筑垒移民等手段强占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大片中国领土。1856-1860年英法两国发动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沙皇政府也趁火打劫，把它拟定的中俄西段边界走向强加给中国。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沙俄诱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11月14日清钦差大臣奕訢与俄国驻华公使伊格那提也夫在北京签订《中俄北京条约》。该约第二条规定：“西疆尚在未定之交界，此后应顺山岭、大河之流及现在中国常驻卡伦等处。及1728年所立沙宾达巴哈之界牌末处起，往西直至斋桑淖尔湖，自此往西南顺天山之特穆尔图淖尔，南至浩罕边界为界。”这一条款强行规定中俄西段边界的走向，把历来属于中国的山河湖泊和设在中国境内的卡伦指为分界标志，为更多地割占中国领土制造条约根据。

（六）清廷设置的卡伦原非边境标志，在卡伦之外的区域中清军也组织有巡查会哨（包括赋税征收）等活动，并在那些区域立有鄂博、碑铭。《北京条约》在规定以卡伦为界时实已经带有掠夺性，而较之俄文本时这一由沙俄经手翻译的《北京条约》中文本在文意上还多所改动，例如将俄文本中的“中国现有卡伦路线”改译为“中国常驻卡伦”，将从沙宾达巴哈起的边界走向由“往西南至斋桑湖”改译作“往西直至斋桑湖”，将俄文本中的“由此到伊塞克库里湖以南的山即腾格里山，或吉尔吉斯阿拉套，亦称天山南路又顺此山到浩罕领地”等语改译作“自此往西南顺天山之特、穆尔图淖尔，南至浩罕”，这些都为沙俄在《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的后续谈判中随心所欲地曲解《北京条约》、夺取更多的利益埋下伏笔。按照《中俄北京条约》的规定自1862年8月起清朝勘界大臣明谊与俄国全权代表巴布科夫、札哈罗夫等在塔尔巴哈台开始勘分中俄西界的谈判，谈判前俄方拟定与《中俄北京条约》边界条款的规定不相符的“国界草案”及“分界地图”，意图将更多的中国地方指为俄有。并采用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在侵占黑龙江地区时实行的“以实际占领支持外交要求”的策略，出兵占领所谓“国界草案”中俄国标明的山隘、要津，造成既成事实。谈判开始后俄方坚持以中国常驻卡伦为界，所有卡外尽作为应给该国之地，明谊据理驳斥，未予同意。9月17日中方作出让步，提议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塔尔巴哈台、伊犁四处旧有边界至常驻卡伦之间适中定议，将此线以西原属中国之地划给俄国，俄方对此竟未予置理。20日俄方将“国界草案”交给中方，声称国界必须照图划定，否则即可毋庸再议，并限10日内答复。

（七）10月初巴布科夫等单方面宣布中止谈判，择期回国，后中方多次要求复会，均遭拒绝。1863年3月下旬起沙俄西西伯利亚总督出动俄军，向中国西部境内纵深地带推进，直指塔尔巴哈台、科布多、斋桑淖尔、伊犁等战略要地。在俄军入侵面前清政府畏缩不前，恭亲王奕訢认为：“该国如此强横，若不早为完结，诚恐酿成不可收拾之势。”1863年9月上旬向沙俄驻华代办表示，准备接受俄方在塔尔巴哈台提出的“分界议单”（即“国界草案”），并提出以撤退入境俄军为交换条件。11月明谊接到谕旨，随即照会西西伯利亚总督，要求俄方1864年派员前来“商办换约”，俄方借口来照中有“商办”字样而表示拒绝。1864年5月俄军乘新疆回民反清起义之机继续入侵中国西部地区，并于6、7月间强占伊犁西北的博罗胡吉尔卡伦，伊犁岌岌可危。8月11日伊犁参赞大臣明绪迫于形势，致函西西伯利亚总督：“准照议单，约派使臣，速来换约。”俄方见签约时机成熟，表示同意。谈判过程中俄国陈兵塔城卡外以为威胁，巴布科夫借此强迫明谊必须按照俄国的分界议单划界，否则派兵强占。清廷屈于俄国的武力威胁，令明谊让步，接受俄方议单。10月7日中方代表明谊等与巴布科夫、札哈罗夫在塔尔巴哈台签署《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并在俄方绘制的分界地图上签字画押。《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签订及换约前清廷就已预筹勘界立碑之事，该约换约后按照该约第六条的规定双方代表应在1865年5月（换约后240日）在指定地点会合并竖立界碑。受“1864年农民起义”的影响，西南一路的勘界已不可行，但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所属北路地区中清廷仍在筹备勘界。

（八）1865年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麟兴受命前往科布多与俄人约期划界，他并派员去索果木卡伦等候俄使。后接俄方通知称俄因军事行动（实即侵略浩罕）而在年内不克勘界立碑，于是该项工作被迫搁浅后延。但是俄方一方面侵略浩罕等国并拖延勘界，另一方面仍在驱逐中国边境守卡官兵，强占沿边土地。清廷不堪其扰，几经交涉后1868年双方终于议定次年重启勘界立碑的工作。1869年起中方代表奎昌与俄方代表巴布科夫首先勘定科布多段北境边界，期间奎昌对巴布科夫多所迁就。会勘南界时奎昌方知俄方已经自行树立几处界碑，面对既成事实时奎昌托言年老不前，由巴布科夫带领科布多官员继续勘界。最终双方共树立20处界碑，并签订《科布多界约》。荣全与穆罗姆佐夫树立乌里雅苏台段界碑，穆罗姆佐夫逾约中俄原定分界红线索取土地，荣全畏难苟安，亦未据理力争，双方设置8处界碑，随后并互换《乌里雅苏台界约》。最后在布伦托海地区中俄方单方面设置9处界碑，制造既定事实，并于1870年告知清廷。清廷命奎昌前往会勘，奎昌亦无力改变，只能在俄方已立界碑旁另立中文界碑，并与俄方代表签署《塔尔巴哈台界约》。《科布多界约》《乌里雅苏台界约》以及《塔尔巴哈台界约》构成《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的三个勘界议定书，亦即三个子约。

（九）至此在沙俄的一手把持下北起沙宾达巴哈南至哈巴尔苏山口的中俄边界均已勘定，但沙俄仍欲扩大领土掠夺的成果很快便又揭开侵略伊犁、逼迫清廷勘改已定边界的帷幕。《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是继《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瑷珲条约》、《中俄天津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后沙俄逼迫清政府签订的又一个掠夺性条约，在双方谈判及划界之中俄方充分利用清朝代表不懂俄文和地理知识缺乏的缺点，坚持“按常驻卡伦”划界，并以武力作为其后盾，从而增加中国的领土损失。《沙俄侵华史》及《中国近代边界史》等著作也指出：“较之同为不平等条约的《中俄北京条约》时《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从若干方面进一步增加中国的领土损失：其一改变原定边界走向；其二越过俄方自己提出的‘分界标志’；其三不同条约文本及分界地图之间彼此矛盾。至于《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的三个子约时在该约的基础上还变本加厉。”通过《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和及其三个子约后沙俄割占中国西北部边疆约44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连被《中俄北京条约》列为界湖的斋桑淖尔、特穆尔图淖尔等也被划入俄境。沙俄以此为界继续蚕食新疆伊犁地区，沙俄吞并的上述领土后为苏俄及苏联继承（《加拉罕宣言》及《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等未废除《中俄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对中苏边界的安排），至苏联解体后上述地区转归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及俄罗斯的阿尔泰共和国、图瓦共和国所有。

（十）《加拉罕宣言》是指苏俄外交官列夫·米哈伊洛维奇·加拉罕对中国的外交宣言，历史上有三次著名宣言。1919年7月25日第一次《加拉罕宣言》宣布：废除帝俄与中国、日本、协约国签订的一切秘密条约，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将沙俄政府和俄国资本家阶级从中国夺得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归还中国。废除帝俄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和租界，放弃庚子赔款的俄国部分，放弃帝俄在中东铁路方面的一切特权。1920年9月27日加拉罕第《二次对华宣言》重申《第一次宣言》中的大部分内容，但有关中东铁路无偿归还条款已经变为愿意展开谈判，而在列宁口中无条件交还沙皇俄国侵占中国领土的问题也成为后来人需要谈判解决的问题。《对华宣言》中声称的那么美，但在中国最为在意的外蒙古问题时苏方并未承诺撤军，只是承认中国对外蒙古主权，双方承诺在两国各自境内不准存在图谋以暴力反对对方政府的各种机关团体及其举动。中东铁路可由中国赎回，而不是《对华宣言》中所称的无条件归还，分文不取，而且俄罗斯还通过人员调配加强对铁路的控制。1923年12月加拉罕以华俄通讯社的名义重新发布1919年和1920年苏俄政府两次对华宣言的译文，删去1919年第一次对华宣言中无偿归还中东铁路及其附属产业的一段文字，并照会中国北洋政府外交部，要求北京政府以其修改后的文本为准。此举当然引起不小的争议，但似乎中方的不满并未取得什么效果。

阿古柏事件

（一）阿古柏事件是19世纪70年代中亚浩罕汗国阿古柏入侵中国新疆的事件，1864年新疆各族人民发动的大规模反清叛乱遍及天山南北，但各支反清势力的领导权皆为阿訇、和卓、伯克和清朝地方官吏等上层分子所掌握，他们为争夺领导权互相攻杀，形成若干地方割据势力。占据南疆喀什噶尔城（今喀什）的柯尔克孜族思的克伯克向中亚伊斯兰教汗国浩罕乞师求援，迎请大小和卓之后、张格尔之子布素鲁克汗返回新疆，1865年春浩罕军事头目阿古柏随布素鲁克汗进入南疆。新疆各族人民起义是清朝同治年间新疆境内以维吾尔族农民为主体反对清政府民族压迫和民族内部封建徭役制剥削的武装起义，18世纪中叶清政府统一新疆后对新疆原有的政治制度虽作了一些改革，如废除伯克世袭，确定伯克品级与养廉；禁止宗教头目干预行政；规定各级伯克庄园的土地、农奴和亲随的数量等等。但官府所需的一切仍通过伯克直接向人民摊派勒索，官员及其家人又任意欺凌和鱼肉人民。19世纪中叶清政府为偿付帝国主义勒索的巨额赔款及筹措镇压太平天国的军费，每年由各省拨解新疆的二三百万两协饷逐渐缩减，不久终于断绝，官吏、伯克因此加紧对各族人民的勒索和漫无止境的征发差徭使各族人民被迫起来反抗。反抗民族压迫和反抗徭役制剥削同时并举是清代新疆各族农民起义的基本特征，从1845年到1863年喀什噶尔（今喀什市）、叶尔羌（今莎车）、库车、和田的维吾尔族农民以及奇台的回汉族农民和伊犁的回民先后掀起十多次暴动。 太平天国起义推动新疆各地农民的反清斗争，1864年起义首先爆发于库车，五月初三起义者攻入城内，办事大臣萨灵阿、阿奇木伯克库尔班、郡王爱玛特等均被杀死。

（二）此后农民起义烽火迅即燃遍天山南北，参加起义的不仅有维吾尔、回族人民，还有汉、满、哈萨克和柯尔克孜等族劳动人民。五年正月起义军攻克惠远城（即伊犁），伊犁将军明绪自尽，至此清政府在新疆的政令仅及于哈密、巴里坤和沿额尔齐斯河一带。北疆各地的农民起义还抗击沙俄侵略者，伊犁、塔城起义者赶走俄国领事和商人，中止俄国的掠夺性贸易，布伦托海起义者击退侵入斋桑泊（今苏联境内）的俄国军队。当起义遍及全疆各地时主宰大多数居民精神世界的伊斯兰教首领便乘机而起，获取领导权，将反封建斗争引上“圣战”之路，屠杀“异教徒”和“叛教者”。库车阿訇热西丁、乌鲁木齐阿訇妥得璘、和阗宗教法官哈比布拉都成为割据一方的执政者，肖开特阿訇在伊犁也起着决策者的作用，而且一度成为执政者。起义的成果被宗教首领和封建主获取，建立起政教合一的地方割据政权。为了扩大统治地盘的他们相互攻伐，甚至不惜挑起维吾尔和回族等同教人之间的残杀，新疆的割据纷争给外敌入侵造成机会。1865年发生阿古柏事件，1871年沙俄军队强占伊犁。新疆各族人民虽曾浴血奋战，但因割据纷乱的局面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新疆大部分地区遂沦于外敌之手凡十余年。1864年新疆农民起义破坏旧的土地制度，使伯克制度丧失赖以存在的基础。1877年清军消灭阿古柏侵略者，1881签订《中俄伊犁条约》收回伊犁之后清政府在新疆全境推行郡县制，设立新疆省，废除伯克制度。新疆农村（特别是维吾尔农村）的劳役地租迅速转变为劳役地租与实物地租相结合的地租形态，维吾尔族农民获得一定程度的人身自由，生产力在新的基础上获得恢复和发展。

（三）伯克是新疆维吾尔族旧制，凡官皆曰伯克且世袭，其职以号别之。1759年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后各城派驻大臣统辖，回疆设官则仍依伯克旧名，惟改伯克世袭制为任命制，并分定额缺、品级（自三品至七品不等，额外空衔伯克无级，给顶戴），授以俸地。其伯克职制最高者为阿奇木伯克（三品至六品），掌综本城及所属回庄事务。其次为伊什罕伯克（四品至六品），掌襄理回务，此为正、副城主。另外还有三十多种名目，如噶杂拉齐伯克（掌库藏钱粮，四品至七品）、商伯克（掌征输粮赋，四品至六品）、哈资伯克（掌总理刑名，五至七品）、密喇布伯克（掌水利，五品至七品）、杂布提摩克塔布伯克（掌经馆教习）、密斯伯克（掌挖铜，七品）等，伯克与阿訇不得互兼。1884年新疆建省，各城分别改为府县，除以阿奇木伯克、伊什罕伯克职秩较竣仍留原衔外余皆裁撤。回鹘（维吾尔）官吏统称为“伯克”，伯克一词是突厥语音译，意为“首领”，原是维吾尔贵族的世袭官职。清代以前伯克惟序坐次以相统属，无服色崇卑之别。亦无贡赋，养廉额数，均视其所辖回民之多寡贫富，恣意索取，不知抚恤。大小和卓统治回部期间凡所需粟、布、牲畜以及力役，不论人丁地亩，任意摊派。司事之大小伯克、酋目、阿浑（阿訇）等上行下效，苛派侵渔，回民仍不免逃避流离。在平定大小和卓的过程中清廷开始任命各城伯克，以鄂对为阿克蘇的阿奇木伯克、霍集斯为和阗阿奇木伯克，给三品顶戴。1759年闰六月乾隆皇帝下谕酌议回部官制：“舒赫德等奏称‘阿克蘇系回部大城，村庄甚多，旧系伯克密喇卜等管理。今虽不必准以内地官制，而品级职掌，宜为釐定，庶足以辨等威而昭守信’等语所奏甚是。”

（四）“著照所请，以阿奇木伯克为三品，伊沙噶伯克为四品，噶匝纳齐伯克为五品。将应升人员，奏请补授。其小伯克密喇卜等为六七品，俟缺出拣选补授，其馀各城俱一体办理。此等回人虽承办公事有官职大小之殊，皆系朕之臣仆。将来如阿奇木等大伯克或令其轮班入觐，酌给官俸。其小伯克等或所定租赋内，通融支给亦可。”此后数年中清廷对原有的伯克官制进行改革，勘酌定议，官仍各存其名，各司其职。添裁升降，定以品级，奏请赏给顶翎。各按地方大小繁简，酌给养廉，禁其横徵。颁给钤印，专其职守。使大小伯克由世袭贵族转变为地方官吏，其特点是：废除伯克世袭制，改为流任；确定伯克的秩品和仪制，伯克最高为正三品，最低为七品；大伯克须穿著内地官服，剃发留辫，并祭拜孔子；各伯克均由当地驻扎大臣管辖，三品至五品伯克由本城大臣简选，经伊犁或喀什噶尔的参赞大臣奏请朝廷补放。六品以下由各城大臣简选，上报参赞大臣验放。四品以上伯克须轮流进京朝觐皇帝，称为“年班”；伯克按秩品高低授予官田、种地人（燕齐）和养廉银；实行回避制度，大伯克不得在本城任职，中小伯克不得在本村任职。在天山以北的伊犁中清廷也任命伯克管理维吾尔移民塔兰奇事务。1884年新疆建省，废除伯克制，仅保留级别较高的阿奇木伯克、伊沙噶伯克头衔。被裁撤的伯克充当汉地“乡绅”的角色，有人仍在州、县衙门做书吏等差事。清代新疆的各级伯克官职有三十馀种，品级为三品到七品，员额共270人。其中阿奇木伯克、伊沙噶伯克、商伯克、哈子伯克、密喇布伯克、明伯克在各大城普遍设置，员额占伯克总数的七成左右。

（五）在地域上人口密集的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所置伯克最多，而拜、赛喇木等小城仅设伯克六人。按品级的高低授予土地和种地人，如三品伯克给二百帕特玛（一帕特玛合四石五斗）籽种地亩，种地人一百名。四品伯克给一百五十帕特玛籽种地亩，种地人五十名。伯克的名目繁多，有三十馀种，大多是盘剥劳动人民的税务官吏。各城的伯克也无固定名额，根据城市大小、事务繁简而设置，往往是因当地有一些特产而设立专管的伯克。统理城村一切事务的称阿奇木伯克，是各伯克之首。协理其办事的称伊沙噶伯克或伊什罕伯克，管理地亩粮赋的称噶匝纳齐伯克。管理匠役营造诸种公务的称讷克布伯克，管理水利的称密喇布伯克，管理集市贸易的称巴匝尔伯克。办理一切刑名词讼的称哈子伯克，还有管理交通、台站、社会治安、宗教事务、教育等方面的伯克。同一职务的伯克中品级往往不相同，如阿奇木伯克就有三品至六品不等。清政府利用这些伯克来统治新疆维吾尔族地区，伯克都有一定数额的亲随或家仆，在其家服役，其土地全靠徵用无偿劳役来耕种。他们任意征收苛捐杂税，从中贪污，入京晋见皇帝则藉摊派中饱私囊。有些伯克还把持水利、囤粮贵卖、私用肉刑、妄杀人命、奸占妇女、横行乡里，他们的种种暴行激起维吾尔人民的不断反抗。1884年清政府将新疆改设行省，以州县制代替维吾尔族地区的伯克制度。伯克的职务虽然被裁撤，但仍保留伯克的品级，以“士绅”相待。有的还充当州县衙门的书吏或乡约，使伯克的势力和影响还存在很长时期。阿古柏本为浩罕的军官，初为浩罕国王呼达雅尔汗的“穆合热本”（近卫），后升至阿克美奇特（白清真寺）要塞指挥官。

（六）1853年阿古柏于阿克美奇特防御俄国入侵战役失败后参与推翻浩罕国的阴谋活动，由于曾被阿古柏反对的呼达雅尔汗不久又取得王位，因此当思的克（又称司迪克）伯克来浩罕求援时给怀有政治野心的阿古柏以躲避呼达雅尔汗打击报复和入侵新疆的有利时机。阿古柏进入南疆不久便驱逐布素鲁克汗，并对其他各支反清势力展开攻势，先后攻占喀什噶尔、阿克苏、叶尔羌（今莎车）、库车等地。1867年建立“哲德沙尔”（七城之意）政权，自立为汗。1870年攻占乌鲁木齐，旋据有天山南路和天山北路部分地区，其政权对新疆各族人民实行野蛮掠夺和残暴统治。阿古柏为维持其贫弱的反动政权同当时争夺中国新疆的英、俄两国侵略势力进行勾结，英国为了从印度向新疆地区扩张势力并抵制俄国势力的南侵，竭力控制阿古柏与沙俄进行勾结。1868年英国派罗伯特·沙敖到喀什噶尔与阿古柏建立直接联系，通过土耳其帝国在伊斯兰教国家的宗教与政治影响使土耳其苏丹封阿古柏为艾米尔（统治者），并给予武器装备方面的援助。1873年英国又派出费赛斯使团带给阿古柏一封英国女王的亲笔信和大批武器，次年双方签订《英国与喀什噶尔条约》，通过条约后英国取得在新疆自由进出、商品自由流通及派驻领事享有治外法权等侵略权益。与此同时俄国为抵制英国扩张势力，也密切注视着阿古柏入侵新疆的事态发展。1868年俄国派出名叫克卢道夫的商人到喀什噶尔活动，同年阿古柏也派人去塔什干和彼得堡同俄国政府进行勾结。

（七）1871年俄国悍然出兵侵占伊犁，第二年便派出以考尔巴斯为首的使团来喀什噶尔，同阿古柏签订《俄国和喀什葛尔条约》，阿古柏取得俄国政府对其政权的承认与支持，俄国在阿古柏占领下的中国新疆地区攫得大量侵略权益。阿古柏的军队总兵力多达5万人，其中骑兵约占三分之一。步兵的武器是火枪，骑兵则使用火枪和腰刀。除了火绳枪这种当时已经过时的古老火器之外阿古柏军队从英属印度和奥斯曼帝国获得1万多支恩菲尔德M1853前装线膛枪和斯奈得－恩菲尔德M1866后装线膛枪，前者在当时虽然稍显落伍，但这种口径0.577英寸的线膛枪曾是当时英军的制式步枪，它的性能可靠，射击精度高，堪称前装线膛枪的完美谢幕；后者则是从前者改造而来，是当时的一流武器。尽管拥有优良的武器装备，安集延（即浩罕）人在清代也一直有善战之名，连清政府都一度认为阿古柏是“气吞天南之概”的强敌，但此时阿古柏的军队其实只是一只“纸老虎”。一方面浩罕人在阿古柏的军队里享有特权，军队的15个最高级军官“爱米尔”中竟有14个人来自浩罕；另一方面穿着褴褛衣衫和破烂鞋子、被强征来的士兵们则士气低落，逃亡现象时有发生。库罗巴特金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从阿古柏军队的士气看它不适于打硬仗。”阿古柏作为一个中亚国家的入侵者，肆意出卖中国新疆地区的主权和利益，以换取英俄两国对他的支持，妄图使新疆各族人民从统一多民族国家分裂出去，因而引起中国各族人民的强烈反对。

（八）1875年清政府采纳左宗棠的建议派军进入新疆，左宗棠采取“先北后南，缓进速战”的进军方针于1876年收复天山北路，1877年进入南疆。阿古柏在节节失败、众叛亲离情况下于库尔勒服毒自杀（另说被毒杀或并亡），其汗国发生内讧。清军以摧枯拉朽之势继续作战，将其子、继承汗位的伯克胡里逐出中国，新疆地区除伊犁仍被俄国侵占外天山南﹑北两路全部收复。《中俄伊犁条约》一般指1881年曾纪泽签订的《中俄改订条约》（又称“圣彼得堡条约”），有时也指被《中俄改订条约》推翻的、1879年由崇厚擅自签订的《中俄交收伊犁条约》（又称“里瓦几亚条约”）。 其中前者是1881年2月24日是清朝与沙皇俄国在圣彼得堡签订的有关归还新疆伊犁地区的条约，根据条约及其子约时中国虽收回伊犁九城及特克斯河流域附近的领土，但仍割让塔城东北和伊犁、喀什噶尔以西约7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1871年5月沙俄借阿古柏侵略中国新疆而出现的边疆危机悍然出兵侵占伊犁地区，并由此向周边渗透。清政府击败阿古柏后于1878年派人出使俄国，钦差大臣崇厚于1878年抵达圣彼得堡，三日后开始与俄谈判。《里瓦几亚条约》又译作《里瓦基亚条约》，亦称《交收伊犁条约》（简称《崇约》）。俄国内部对是否交还伊犁时意见不一，直到1879五月才统一意见，逐步向崇厚提出条件。崇厚出身满洲贵族，历任兵部、户部侍郎，三口通商大臣，直隶总督，奉天将军。同治年间他还开办天津机械制造局，天津教案发生后他还代表朝廷出使法国谢罪。崇厚虽是一个位高权重的大臣，但他不懂外交，不顾国家和民族利益。

（九）八月十七日崇厚在沙俄胁迫下在克里米亚半岛的里瓦几亚擅自与沙俄代理外交大臣吉尔斯签订《里瓦几亚条约》十八条（即《交收伊犁条件》，简称《崇约》），另有《瑗珲专条》、《兵费及恤款专条》、《陆路通商章程》十七条。崇厚擅自签订这份卖国条约后竟然不等朝廷的批复，未经奉旨悄然回国。主要内容为：中国仅收回伊犁城，但伊犁西境霍尔果斯河以西、伊犁南境特克斯河流域以及塔尔巴哈台（今新疆塔城）地区斋桑湖以东土地却划归俄属；赔偿“代收代守”伊犁兵费及恤款五百万卢布（合银二百八十万两）；俄商在蒙古、新疆贸易免税，通商路线增开三条。除原有从恰克图至库伦，经张家口、通州到天津外增加尼布楚至库伦。从科布伦多至归化，经张家口转天津。从新疆经嘉峪关、西安或汉中至汉口。由陆路运入天津、汉口的俄国货物进口税较海路运入者减低三分之一，开放松花江，俄商在嘉峪关、乌鲁木齐、哈密、吐鲁番、古城、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七处增设领事。条约名义上把伊犁归还中国，但却将伊犁南境的帖克斯河流域和西境霍尔果斯河以西的大片领土割让给沙俄，其西境、南境仍被俄占，处于北、西、南三面受敌的境地，伊犁成为孤城。而且这个条约还规定将喀什噶尔及塔尔巴台两处的双方边界作有利于沙俄的修改以及赔偿军费、免税贸易、增辟通商线路和增设领事等，是一个严重有损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不平等条约。条约签订后国内舆论哗然，纷纷谴责崇厚丧权辱国，就连一向主和的奕䜣也认为此条约丧失的权利太多，签了不如不签。张之洞上奏说：“若尽如新约，所得者伊犁二字之空名，所失者新疆又万里之实际。”要求朝廷立即将“误国媚敌”的崇厚“拿交刑部，明正典刑”，以为后来者戒。

（十）老将左宗棠听到条约签定的消息后更是愤怒不已地说：“我得伊犁只剩一片荒郊，北境一二百里间皆俄属部，孤注万里，何以图存?”清朝政府也以此约流弊甚大，拒绝批准，并将崇厚革职交刑部治罪，定为监斩候，秋后处决。1880年七月初七日开释，崇厚捐献白银三十万两为军费以赎罪，得以释放，以原官位降两级予以使用。清廷颁发上谕改派出使英法公使曾纪泽（曾国藩的长子）兼任出使俄国公使，赴俄谈判改约。曾纪泽到达俄国的时候，俄国已经派遣使臣布策前来催促条约签字。曾纪泽得知后便要求俄国外交部令布策折回，对伊犁问题重新谈判。在曾纪泽的坚持下俄国代理外部大臣吉尔斯、副大臣热梅尼和布策参与谈判，为了给谈判增加筹码，清政府派左宗棠亲率大军离开肃州（今酒泉市），出嘉峪关，向伊犁挺进。为了表明收复伊犁的决心，老帅左宗棠出征前命人备好棺木，抬棺出征，以鼓舞士气。左宗棠大军到达新疆哈密后准备部署三路进兵收复伊犁：一路由金顺进驻精河从正面佯攻；一路由张曜从阿克苏越过天山进击伊犁南部；一路由刘锦棠经乌什越冰岭直赴伊犁西面的后路。而当时的沙俄和土耳其关系紧张，加之左宗棠治军有方、不惜一战，刚刚在土耳其吃了亏的俄国人思前想后觉得代价很大，最后不得不降低要求，以谈判解决问题。经半年多交涉后曾纪泽于1881年2月24日与沙俄代理外交大臣吉尔斯在圣彼得堡签订《中俄伊犁条约》和《改订陆路通商章程》，争回中国的一部分主权。

（十一）条约主要内容为：中国收回伊犁，部分取消原约的割地规定；只许俄国在嘉峪关、吐鲁番设领事馆；俄商在蒙古等地贸易改免税为“暂不纳税”。但仍划失霍尔果斯河以西及斋桑湖以东的地区，通过此约及以后的勘界议定把中国7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划归俄国，“兵费”赔偿数目从原来的500万卢布增为900万卢布，从本质上说该约仍然是一个不平等条约。《改订陆路通商章程》是清廷于1869年4月27日同沙俄签订的章程，沙俄继《陆路通商章程》取得通商及免税特权后又提出在张家口设立领事馆，开设行栈的无理要求，企图把张家口变成沙俄对中国内蒙古进行政治、经济侵略的据点。遭清廷拒绝，经过两年多的争执后除坚持张家口不设领事馆外余均按照俄方要求，于1869年4月27日同沙俄签订此项章程，共21款。内容比照《陆路通商章程》各款时作了更加有利于俄方的改订。如原章程第二款“俄商小本经营者”在新章程第二款中改为“俄商”，即俄国商人不论资金多寡可一律自由进入蒙古各地贸易，享有免税特权。自是俄国富商大贾大批涌入蒙古地区，进行免税贸易。华商则按章纳税，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贸易为俄商所控制。19世纪60～70年代，中国西北地区发生政治社会动荡，反动封建主在陕西、甘肃和新疆地区建立了若干割据政权。1864年，南疆喀什噶尔回教封建主等向浩罕汗国求助。在英国支持下，浩罕统治者于1865年1月派阿古柏等入侵新疆。1871年（清同治十年），俄国乘阿古柏侵占乌鲁木齐并向东进犯之际，出兵强占中国伊犁地区。1875年5月3日，左宗棠受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负责收复新疆 [6]  。

（十一）1876年左宗棠结束北路战事，次年5月收复吐鲁番，阿古柏服毒自杀，至此左宗棠西征取得决定性胜利。清政府平定新疆后于次年派钦差大臣崇厚出使俄国谈判归还伊犁问题，1879年10月2日崇厚在俄国胁迫下擅自签订《中俄交收伊犁条约》（即《里瓦几亚条约》）。主要内容有：割让伊犁以南、以西大片领土；赔款500万卢布；俄商人在新疆、蒙古贸易免税；允许俄经新疆至天津、汉口、西安陆路经商等。由于朝野的反对，清政府拒绝批准该条约，并将崇厚革职治罪。1880年2月29日清政府正式声明拒绝崇厚所签之约，6月清政府所任命的驻英、法公使兼任驻俄公使曾纪泽抵圣彼得堡，与俄谈判修订交收伊犁条约，经谈判后曾纪泽和俄外交大臣吉尔斯签订该条约。1880年2月19日清廷颁发上谕，任命大理寺少卿、驻英法公使曾纪泽为出使俄国钦差大臣，希望在对俄酌量让步的基础上改订《交收伊犁条约》，挽回一部分主权。7月30日曾纪泽及其随员抵达圣彼得堡，俄方以条约一经签订后不能更改为由拒绝开议，几经交涉后才表示同意。8月23日中俄双方举行首次改约会谈，曾纪泽提出交还伊犁全境，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交界仍照旧址，领事只添设嘉峪关一处，新疆贸易不能处处免税等六条“改约”意见。俄方认为这是将从前之约全行驳了，决定不以曾纪泽为谈判对手，另派沙俄代理外交大臣吉尔斯和布策来北京谈判，以便就近直接对清廷施加压力。清政府获悉吉尔斯和布策即将来华，深恐大局不可收拾，立即指示曾纪泽作出更大让步，力争在俄定议。

（十二）10月2日中俄圣彼得堡谈判复会，在长期谈判中双方就交还伊犁、赔款、喀什噶尔与塔尔巴哈台界务、通商、松花江航行、添设领事等事项进行反复交涉。俄方代表恣意勒索、态度强横，动辄以“中国若仍不允则不得在俄再议”相要挟。1881年2月24日曾纪泽在沙俄拟定的《伊犁条约》上签字画押，并签订关于赔款交纳办法的专条、中俄《改订陆路通商章程》及其附件《俄商前往中国贸易过界卡伦单》。主要内容有：清政府争回之前划失的伊犁南境特克斯河流域2万多平方千米领土，但仍失去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和北疆的斋桑湖以东地区；俄在肃州（嘉峪关）、吐鲁番二城增设领事，准许俄在伊犁、喀什及天山南北两路各城免税贸易；清政府偿付俄900万卢布。该条约重新勘改中、俄西北边界，明确斋桑泊（今哈萨克斯坦境内）附近和黑额尔齐斯河一带的边界线。通过该条约和《伊犁界约》（1882.10.29）、《喀什噶尔界约》（1882.12.7）、《科塔界约》（1883.8.12）、《塔尔巴哈台西南界约》（1883.10.3）和《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1884.6.3）等5个子约后俄将7万多平方千米的中国领土并入其版图，该条约是一个不平等条约，也是第一个因中国反对而推翻前约并收回部分主权的条约。《中俄伊犁界约》是俄国强迫清朝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1882年10月29日清朝哈密帮办大臣长顺与俄国七河省省长弗里德在伊犁签订，此条约为《中俄改订条约》第七、九条的派生物，共3款。

（十三）规定自那林哈勒噶山口起至伊犁东北喀尔达坂止，共设界碑33处，其走向是那林哈勒噶山口、特克斯河、苏木拜河、沙尔奎山、廓里扎特村东的特奇勒小山、霍尔果斯河、顺阿拉奎山至喀尔达坂，根据此约时俄国侵占霍尔果斯河以西至博罗呼济尔、廓里扎特村至春济卡伦之间、苏木拜河至达喇图河之间的中国领土。《中俄喀什噶尔界约》是俄国强迫清朝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1882年12月7日清朝分界大臣、巴里坤领队大臣沙克都林扎布和俄国全权大臣、费尔干纳省副省长麦登斯基在喀什噶尔签订。此约为《中俄改订条约》第七、九条的派生物，共4款。具体规定中国喀什噶尔地区和俄国七河省的边界，由于俄国代表背弃成约，不以天山正干为界，把自那林哈勒噶至别迭里的边界定在天山正干之南的支脉上，使俄国侵占位于天山正干南边的扎纳尔特河源地区的中国领土。《中俄塔尔巴哈台西南界约》是俄国强迫清朝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1883年10月3日清朝伊犁参赞大臣升泰和俄国七河省省长弗里德在塔尔巴哈台签订，共5款，主要内容：.确定塔城地区从哈巴尔苏（哈巴尔素达巴罕）到噶尔达坂（喀拉达坂）的中俄边界，以及这段边界所立21个界牌具体位置；巴尔鲁克山仍属中国，但从换约之日起10年内巴尔鲁克山的俄属哈萨克人照旧在该地放牧，中国不得将居民迁入该地，也不得在该地设卡。通过此约后中国实际上丧失了对巴尔鲁克山地区主权，该地成了俄国占领的国中之国。

（十四）《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亦称《喀什噶尔西北界约》，是沙皇俄国胁迫中国清政府签订的关于帕米尔地区的不平等界约，该约是《中俄伊犁条约》的第5个子约，1884年6月3日由两国政府代表于新玛尔葛拉城（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签字并换文。《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共6条，主要内容有：别迭里山口至苏约克山口一段边界，以正干西南天山支脉为界；苏约克山口至乌孜别里山口一段的中国领土划入俄国；乌孜别里山口以南一段自该山口起，俄国界线转向西南，中国界线一直往南，两线之间地域为“待议”地区。该界约不仅将喀什噶尔（今新疆喀什）北部阿克赛河一带的中国领土划入俄国版图，还为日后俄国进一步侵占乌孜别里山口以南的中国领土埋下伏笔。1892年俄国违约出兵帕米尔东部地区，强占萨雷阔勒岭以西2万多平方千米的中国领土。清政府为此提出强烈抗议，要求俄国撤军，通过谈判解决帕米尔边界问题。1894年4月俄国通过换文形式迫使清政府同意其军队在所占领的中国领土上留驻，直到帕米尔问题最终解决为止，中国清政府同时声明不承认俄国的非法占领。通过《中俄伊犁条约》及其后订立的五个勘界议定书后沙俄又割占霍尔果斯河以西和斋桑湖以东七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而俄国在华的经济扩张由边境地区延伸至中国腹地。此外沙俄还利用《中俄伊犁条约》在1881—1884年间胁迫中国新疆居民10万多人“迁居”俄境，该条约严重地损害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给西北边务、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造成极大的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