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精神分析引论·神经症通论》
第三部分 神经症通论
第十六讲 精神分析法与精神病学
第十七讲 症状的意义
强迫性神经症的主要表现如下:患者的头脑里充斥着他实际上并不感兴趣的想法,时不时被一些不可思议的冲动推着去做出某些事来,而这些事根本就不是他喜欢的,但他却无法抵制这种冲动而不得不去做。这些想法可能荒谬无比,或者对患者来说很陌生,它们常显得很幼稚,是紧张思虑导致的后果。
患者唯一能做的就是转换和改变。比如他可以用一个不那么荒谬的想法代替那个愚蠢的念头,他还可以把一种预防和禁止的措施转变成另一种措施,或是从事另一种仪式以代替之前的仪式。总之,他可以以此易彼,但就是不能完全消除强迫性念头。
一位30岁左右的女士患有很严重的强迫症。患者在发病的每一天都会多次重复这样一个奇怪的行为:她常从自己的房间跑到隔壁房间,在房子中间的一张桌子前站定,接着打电话叫来自己的女仆,交办一些琐事,或是根本没事可办就把她给遣走了,然后又跑回自己的房间。这种症状显然不算很严重,但已足以激起我们的好奇心了。后来病因找到了,完全无需医生帮忙,是用一种最简单的方式找到的,即由患者自己说出。这种方式无人会反对。光凭我自己几乎是不可能猜到这个强迫*行为的意思的,我也无法对怎么解释给出任何建议。我经常问那位患者:“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么做有什么用呢?”她回答说:“我不知道。”但在某一天,在我成功说服她克服了某种严重的道德顾虑之后,她突然意识到了一些什么,进而联想到她的强迫性行为的由来。十多年前,她嫁给了一位比自己年长许多的男人,在新婚之夜,她发现了自己丈夫*无能的事实。数不清有多少次他从自己的房间跑到她的房间,一次又一次地尝试,可是无一成功。第二天早上,他生气地说:“这未免让整理床铺的女仆太看不起了!”于是顺手将房里的一瓶红墨水倒在了床铺上,却没有倒对位置。起初,我还不理解这种回想与我们所讨论的强迫性行为有何关联;我唯一找到的关联就是从一个房间跑到另一个房间,或许还要加上有女仆出现这一幕。随后,患者带我走入第二个房间,指给我看桌布上的一大块污渍。她解释说她这样站在桌旁,女仆一进来就会看到这块污渍。尽管还有许多东西待商榷,但她的这种强迫性行为与她新婚之夜的场景之间的密切关系是无需置疑的了。
首先,显然患者把自己当作了自己的丈夫,模仿的是她丈夫的角色,从一个房间跑到另一个房间。其次,我们必须承认,如果她认定了这个角色,那么她其实是用桌子和桌布替代了床和床单。这似乎看起来很牵强,但我们可从有关梦的象征意义的研究中获得参考。在梦里,桌子常被解释为床。“床和桌”一起则表示结婚,所以床可表示桌子,桌子也可表示床。
凡此种种都证明了该强迫性行为是有某种意义的,似可将它视为最初的重要场景的反复再现。不过,我们也不应仅仅满足于这一个相似点,若我们更为细致地检查这两人之间的关系,或可受到更为重要的启发,从而揭示该强迫*行为的目的。该目的的核心显然是召女仆前来。对她而言,她希望给仆人看那块红色污渍,以此来驳斥她丈夫所说的那句话:“这未免让整理床铺的女仆太看不起了”。这样,患者扮演了丈夫的角色,在女仆面前维护了颜面,因为这块污渍就在它本该在的位置上。所以,她不仅是在重复这一场景,也是在对其加以延伸和修正,使其向好的方面转变。同时,她还在修正另一件事,就是使那天晚上变得如此尴尬并让红墨水成为必需的事——*无能。这种强迫*行为好像在说:“不,这不是真的。他无须在女仆面前感到丢脸,他并没有**。”她以梦的方式,通过公开的行为实现了自己的这个愿望,其目的是想帮她丈夫克服那件不幸的事。
一位19岁的女孩,长得漂亮而且聪明,是个独生女,从小就接受了比父母还好的教育,智力水平也超过了她父母。小时候,她是任性调皮的,近几年不知什么原因竟变得神经紧张起来,尤其易对她母亲动怒;她总是抑郁不满、犹豫不决又满怀疑虑,到后来竟自称再也不能单独行走在广场或大街上了。
我们的患者宣称为了便于入睡,夜间需要安静,因此必须排除一切噪音干扰。为此,她做了两件事:停掉了屋里的大钟,还把其他的时钟也移开,甚至连放在她床头柜上的腕表也不例外。花盆和花瓶都放在她的写字台上,以免夜间坠落干扰她的睡眠。她明白为了安静而采取的这些预防措施并不合理。从她对这种睡觉仪式所采取的其他措施来看,她似乎又放弃了寻求夜间安静的要求。她要求自己的房间与父母房间之间的门要半开着,为此她将各种物品置于门口,而这样似乎又招来了产生噪音的源头。她所做的一切最重要的仪式都与床有关。床头的长枕不得接触木制的床背,小枕头必须放在大枕头之上,形成一个菱形;这样她刚好可以把脑袋放在这个菱形的对角线上。盖被子前,必须先抖一抖,使其底部变得平整,而且她也从不会忘记将被子压实,使其厚薄均匀。
她之所以在夜间把那些时钟和手表都移出屋外,是因为钟表是女性**的象征。尽管我们知道钟表也有其他象征意义,但它们之所以具有女性**的象征意义,是因为它们也有周期性动作和规律的间隔。
花盆花瓶都是容器,也是女性**的象征。因此,她所采取的以防它们跌落摔碎的措施也并非没有意义。我们知道,人们为庆祝订婚而打碎盆子或碟子的风俗十分流行。每个宾客手里拿着的碎片象征着放弃对新娘的占有权。
我们的患者还产生了一些回忆和联想。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有次不小心滑倒了,打碎了一个玻璃杯或瓷杯,碎片割伤了手指,顿时流出血来。当她渐渐长大,懂得了**等事后,便产生了恐惧,害怕自己在新婚之夜不会流血而不能证明自己是**。她想摆脱初夜是否会流血的焦虑。实际上,她所采取的这些预防措施几乎与防止噪音毫无关系。
有一天,她突然猜到了她的仪式的中心意义,也忽然明白了自己之所以不让枕头靠到床背的原因。在她看来,长枕像是一个女人,而直立的床背则像是一个男人。我们可以说,她想借助某种魔法将男人与他的妻子隔开。她想要分开的实际上是她的父母,目的则是为了阻止他们的夫妻生活。在前几年,她还没有建立这种仪式的时候,她曾采用一种更直接的方法来达到此目的。那时,她假装很害怕或利用天生胆小,使自己的房间与父母的房间之间的门不被关上。这一要求一直保留到她现在的仪式中。因此,她有机会偷听父母的动静,此举曾导致她失眠数月有余。那时她还不满足于仅以这种方式打扰父母,并且时不时为达到目的而睡在父母中间。这样“长枕”与“木床背”就真的不能靠在一起了。
抖动羽绒被,直至羽毛下沉到底部,使之隆起,这也一定是有意义的。这意味着怀孕;然而,她的仪式从未忽略过要杜绝这种事情。她把羽绒被的羽毛都抚平也正是此意。事实上,我们的患者多年来一直担忧她的父母有*行为,这样又会生出一个孩子,成为她的竞争对手。
第十八讲 创伤性固着——潜意识
创伤性神经症清楚地显示出它们是固着于发生创伤性灾难的那个时期,患者经常会在梦里反复经历自身遭受创伤时的情境。所谓创伤性经历,指的就是一种在短期内给予患者内心强烈刺激的经历,其强度足以导致内心再也不能以正常方式来有效地应对或适应现实。
“对过去某一特殊阶段的执念”这一问题已远远超出了神经症的范围。每种神经症都包含这样一种执念,但并非每种执念都会导致神经症,我们不应过分高估这个特点。
病症其实是其他被压制事物的替代品,某些心理历程通常会发展到患者有意识地明白这些情形为止。然而,若不能如此发展,而是被中断和干扰的话,就会被禁锢在潜意识里,病症也就随之而来。而通常成功的治疗措施就是要将此过程还原,当潜意识的过程转化为意识的过程时,病症便会消失。
医生将他所知道的灌输给患者是无效的,患者会激烈否认——但这通常是分析启动的第一个信号。
所有病态的潜意识历程必须转变为意识的历程,这个公式可被另一个公式所替代:填充患者的记忆空白。
注:不一定是忘了,也可能记得但联想不到。
第十九讲 抵抗与压抑
当我们要治疗患者,患者表现出种种抵抗,却意识不到是在抵抗。
患者的抵抗方式各种各样,极为巧妙,通常难以察觉。他先是对我们说什么也想不起来,而后又说想法太多,不知说什么好。他们又在别的方面进行抵抗,这次是理性抵抗的方式,通过辩论的方式开战。(不应轻易地将所有理性的批判分析都视为抵抗而加以拒绝)
他们经常会让分析治疗顺利进行,患者会对自己说:“这很好,有点意思。我很乐意继续下去。如果它真的有效的话,就会大大减轻我的病痛。但我不相信它是有效的,而只要我不相信,它就治不了我的病。”就这样持续了很久,直到患者开始失去耐心,然后爆发出毅然决然的反抗。
要击败这种抵抗是分析法最困难的工作。患者不是通过回想,而是通过移情作用将他过去生活中的态度和情感再次表现出来,并以此来抗拒医生和治疗。假如患者是一名男性,那么他通常会从自己与父亲之间的关系取材,然后让医生取代父亲的位置,他以此方式进行抗争,以追求人身和思想的独立;或是意欲力争与父亲平等甚至超越父亲。
甚至连他病情的每一次好转也被他用作可以减少自己努力的理由。
催眠术不会让医生意识到抵抗的存在。催眠术击退了抵抗的力量,开辟出一块专供分析之用的领域,但这样做亦让所有抵抗都堵在这块领域的边界区域,因而无法攻破。只有在放弃催眠术后,真正的精神分析法才会登场。
注:关于催眠术的介绍可参见《集体心理学和自我的分析》
患者必会极力抵制某种可疑的心理活动进入意识里,因此该活动便成了潜意识的。因为它是潜意识的观念,所以便具有形成病症的能力。在分析治疗过程中,这股同样的反抗又活跃起来,以抵制将潜意识变为意识的努力。这就是我们所认为的抵抗,我们将这种明显由抵抗所致的发病过程称为压抑。
病症应被理解为生活中缺失的欲望的替代性满足。
病症是两种相反的倾向在融合的过程中相妥协的结果;它们不仅代表被压抑的力量,也代表起初导致病症产生的压抑因素。这两个因素必有一方在病症中占主导地位,但另一方也很少出现完全丧失地位的情况。
第二十讲 人类的*生活
我们已经说过神经症症状是*满足的替代品,得把所谓的性倒错的目的看成一种*满足才行。在诸多病例中,如果正常的*满足需求或因临时原因,或因永久性的社会制度因素而受阻,那么性倒错行为就会被激发出来。
这里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触碰恐惧和强迫性洗手冲动会那么重要了。大部分强迫*行为都是变相重复或改版的手*。
所有的性倒错倾向都源于患者的儿童时期,儿童不光有这类倾向,还会在某种程度做出这样的事来,正好与其不成熟的特质相符。简而言之,性倒错行为不过是被分出具体倾向的、放大版的婴幼儿*行为罢了。
几乎所有幼年时期的*行为都遭到禁止,令儿童感到不快。人们理想的目标是让孩子过无性的生活,久而久之,大家便真的相信小孩子过的都是无性的生活。
力比多指的是*本能。
对婴儿而言,其第一次*冲动与其他必需的生活机能密切相关。我们发现婴儿喜欢重复吮吸的动作,却并非为了获取更多食物,这一事实表明吮吸这个动作可以带给他满足感。
我们认为这种满足感最初是从汲取食物中获得的,不过后来他很快就学会了将这种满足感从情境中分离出来。这种满足感属于口腔和唇部区域的兴奋,因此,我们把身体的这些部位称为“*敏感区”(erogenous zones),并认为由吮吸获得的快乐带有性意味。
吮吸母亲**这个动作乃是所有*生活的起点,是日后各种*满足的典范,母亲的**从而成为*本能的第一个对象。婴儿一旦放弃了吸乳动作,就会立刻换成吮吸身体的其他部位,比如自己的拇指或舌头。婴儿在触碰自己的身体时发现**区域尤易兴奋,便由此找到了从吮吸到手*的途径。
婴儿为满足其强烈的感官需求会表现出一种自*(auto-erotically)行为,即从自己身上寻找*对象。我们还断定,婴儿在大小便时都能体会到快感,他们不久便会故意做这些动作。
当*行为不以生殖机能为目的,而以追求欢愉为单独的目标时,我们便将其定义为性倒错行为。
儿童的性兴趣最初源自分娩这个神秘的问题——与忒拜的斯芬克斯之谜的基本问题是一样的。这种好奇心多半由出于私心而惧怕其他孩子的出生引起。托儿所对此的回答是:孩子是由鹳鸟衔来的,但儿童,甚至是很小的孩子对这个答案的怀疑程度往往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因为受到了大人的欺骗,小孩子会倍感孤独,于是便决定自己独立探索这一问题。但他还不能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自行解决该问题。他的性构造还未发展成熟,这限制了他的理解能力。他起先假定小孩子是由食物中的某种特殊物质造出来的,因为他并不知道只有女人才能生孩子的道理。后来,他意识到这种想法的局限性,便放弃了孩子来自食物的想法,尽管神话仍保有这种观点。当他长大一点时,他又意识到父亲在生小孩中必然起到了某种作用,至于是何种作用,他不得而知。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瞥见了父母的*行为,他将其视为男人试图征服女人的行为或是一场打斗,并把**误解为虐待行为;但不会很快就将这种行为与生孩子联系起来。当他发现床单上或他母亲的衣服上的血迹时,他会把这当成父亲伤害母亲的证据。又过了几年,等他进入童年后期时,他会觉得男性**在生孩子的问题上具有重要作用,但他对该器官唯一的了解还是停留在会尿尿而已。
儿童从一开始都会认为孩子是通过肛门生出来的;因此,对他们来说,婴儿刚出生的样子就像一坨粪便。在对肛门的兴趣完全消退后,他们才会舍弃这一观点,进而假定肚脐或两乳之间才是生孩子的地方。好奇的孩子就是通过这种方式逐渐了解性知识的,但由于知识的匮乏,他总是无法看到真相。在青春期之前,他所接受的通常是一种不完整、不真切的解释,而这往往是导致他出现创伤性后果的原因。
我们重新恢复了性的概念的原有范围。至于精神分析之外的性,只不过是狭义的理解,是一种以生殖机能为目的的正常的*生活。
第二十一讲 力比多的发展与性的组织
性倒错的本质不在于性的目标被逾越,也不是**器的功能被替代,甚至不在于种类繁多的性对象,而仅在于这些反常行为的排他性,这些性行为并不以追求生殖功能为目的。当这些倒错行为对正常性行为起到准备或增强作用时,它们实际上就不再是倒错行为了。
性倒错和正常的性活动都源于婴儿的*活动,性倒错不如说是*生活的幼稚阶段要更准确一些。
大约从6岁或8岁起,儿童的*发育就处于一种明显的停滞或退化状态,之前的大部分经验和冲动此时便沦为婴幼儿时期健忘症的牺牲品,不再被想起。每一个精神分析的目的就是要找回这段被遗忘的记忆。因此,我们不得不假设此时所开始的*生活其实是引发健忘症的动机,即这种遗忘是压抑导致的结果。
随着这些弟弟妹妹逐渐长大,年长的孩子对他们的态度便大有不同了。男孩或许会将自己的妹妹视为爱的对象,以取代他那不忠的母亲;这种会对以后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的带有敌意的竞争情境,甚至在育婴室内几个哥哥同时争夺小妹妹的爱时就已经产生。小女孩的情况也是如此,当父亲不再像以前那样充满感情地对待自己的小女儿时,她便会把自己的哥哥视为父亲的替代,或是把自己的妹妹幻想成自己为父亲生下的孩子的替代。
据说,若同一家庭的异性成员从小便生活在一起,那么异性之间便不再具有性吸引力,又因生物学中存在反对同系繁殖的倾向,所以人们在心理上就存有对乱*的天生恐惧。若人们确实天生就具备抵御乱*的防范,那么法律和道德就无需以严厉的惩戒来制止了。其实情况刚好相反。
在青春期,男孩所面临的任务就是使自己的力比多欲望不再以母亲为目标,转而去寻求外界的另一个爱的对象。若他仍敌视自己的父亲,则必须力求与其和解;如果他因无法反抗而只能顺从,也应尽量摆脱父亲的控制。很少有人能理想地完成这些任务,就神经症患者而言,这些问题他们一个也解决不了;做儿子的一辈子都屈服于父亲的权威,也无法成功地将自己的力比多转移到外界的性对象身上。
第二十二讲 发展与退化的理论——病因学
我们知道力比多要经历一系列的多方面发展,才能发挥正常的生殖机能。根据病理学理论,我们可以假定这种发展包含两种危险:停滞(inhibition)与退化(regression)。并非所有初始阶段的机能都会经历一个完整的或近乎完整的过程,从产生、发展、成熟再到消失;部分机能或许永远停滞在初期阶段,因此,整个发展就会出现某种程度上的停滞。
部分冲动在初期阶段的停滞现象称为冲动的固着。
有两种退化:(1)退回到力比多的第一个对象,这种对象一般具有乱*的性质;(2)整个性的组织退回到发展的初期阶段。这两种类型都发生于移情神经症之中,并在这种神经症的机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退化作用专指力比多退回到发展的早期阶段这一现象。它的性质与压抑作用不同,并且完全独立于压抑作用。
这不是指力比多的满足受到的任何挫折都会引发神经症,受挫并不是绝对可以致病的全部因素,只有当受挫的恰好是那人所渴求的且可能是唯一的满足方式时,这一因素才会致病。
我们必须将*本能的冲动视为极具可塑性的,如果一个冲动在现实中不能得到满足,那么另一个冲动的满足则可为之提供充分的补偿。由此,性欲便能放弃部分的欲望满足或满足生殖欲的目的,转而接受另一个新目的,这个新目的虽在起源上与之前被遗弃的目的具有一定的联系,却不再是性方面的,而应被称为社会的。上述这一过程就是“升华作用”(sublimation)。
力比多的可塑性和自由灵活性对每个人而言程度不一,升华作用也只能消除了一小部分的力比多。
力比多固着表示内在病因,而*欲受挫代表偶然的外在病因。
力比多往往会坚持某种特定的倾向和对象,这便是所谓的力比多的“附着性”(adhesiveness)。这种“附着性”是作为一种独立因素出现的,且因人而异,我们不清楚它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
神经症病因:一是性的受挫,它是最普遍的前提条件;二是力比多的固着,它迫使神经症朝特定的方向发展;三是自我发展中的冲突倾向,它排斥力比多的这类冲动。
注:固着虽然是更早出现的,但人对它的依赖是在外部受挫后才得到提升,见下一讲。
第二十三讲 症状的发展
未被满足的力比多,被现实所阻碍,不得不寻求其他获得满足的途径。若当力比多准备以另一对象来代替已遭到否决的对象时,现实还是表现得那么不依不饶,力比多就只好选择退化的途径,在之前就已被征服过的组织或已被抛弃的对象中寻求满足。
梦的形成有异于症状的形成,因为形成梦中的前意识的唯一目的只是维持睡眠,排除任何可能会干扰睡眠的刺激进入意识中;但它不一定会反对潜意识的愿望冲动,也不会对其采取一贯的否定态度。
实际上,儿童患神经症的现象十分常见,甚至超出我们的想象。我们经常忽略这种情况,并将其看作孩子的顽劣或调皮捣蛋的表现。我们往往不得不从成年患者身上推测他在儿童期可能会得的神经症。
我们已经知道力比多是固着于婴幼儿期的经验之上的,并且症状也是由于这种经验造成的。可我们发现在分析中通过回忆或重构出的童年时期的经验有时真有时假,多半情况下都是真假参半。
对神经症而言,患者捏造出的这些幻想的重要性几乎不亚于他实际经历过的那些事。在神经症的领域里,心理现实才是决定性因素。我们还面临让患者也了解其中真相的任务,带他们分清哪些是现实,哪些是幻觉。
在神经症患者的早期经历中时常有些重复发生的事,诸如:(1)窥视父母**;(2)受到成人引诱;(3)关于*割的恐吓。如果是小女孩的话,父亲时常是她们所叙述的事件中的引诱者,在这里无需怀疑有关这种控告的幻想性质及动机。通常情况下,如果儿童没有受到引诱,那他就会产生被引诱的幻想,以掩盖自己的手*行为。
力比多在受挫的情况下退回之前曾遗弃过、但仍有办法附着于其上的地方。力比多究竟是如何退回到这些固着之处的呢?其实,我们所说的被力比多遗弃的每个对象及其途径,并不是指字面意义上的那种遗弃。它们或其衍生物仍存于幻想之中,并且还具有一定的强度。力比多只需退回幻想里便可找到办法,重返被压抑的固着之上。自我原本是容忍这些幻想的,不管它们之间有多么不同,但只要它们都遵守一定的条件,即保持某种能量关系不变,便会相安无事。可这种关系却由于力比多回到幻想中而被打乱了。而且,由于幻想中的能量累计到一定程度,大大增强了幻想的能力,于是它便开始主动出击,力求变为现实。
力比多退回到幻想中是症状形成的必经之路,荣格曾给它取了一个非常贴切的名字——内倾(introversion),后来他却滥用此名称指代其他事物。
第二十四讲 一般性神经症状态
以症状的形成来结束冲突是阻力最小的,同时也是符合享乐原则的最便利的解决方式。有时甚至连医生都不得不承认,用神经症来解决冲突是最无害的,同时也是最容易被社会包容的办法。
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假如这种通过疾病而获得的外部或偶然的收益相当大,并且在现实中也没有相应的替代品的话,那么这时你们就别指望能通过治疗来影响神经症,进而取得疗效了。
但神经症带来并非只有益处。通常情况下,自我很快就会意识到接受神经症乃是一笔亏本买卖,它为缓解冲突付出了过高的代价。自我既想摆脱病症的痛苦,又不愿放弃由疾病获得的益处,这显然不可能。由此,自我并不如它当初所想的那样是那么积极主动,这一点我们要牢记。
第二十五讲 焦虑与恐惧
我认为焦虑与情境有关,而无关对象;恐惧实际上有直接对应的对象;至于惊吓,似乎具有一种特殊的意思,它强调的是在没有任何恐惧的准备或预期的情况下,由突如其来的危险造成的效果。
性的节制,如今备受医生的大力推崇。可是,若没法得到满足的力比多变得足够强大,并且绝大部分又无法得到升华,那么这种节欲便会导致焦虑状态的产生。
恐惧隐藏在强迫性举动之下,只有执行这些动作,才能避免恐惧的产生。在强迫性神经症中,原本应存在的恐惧却被症状的形成所取代。从抽象的意义来说,症状的形成只是为了避免除此之外无法避免的恐惧的产生。由此可以说,恐惧看起来是神经症问题的核心。
从对焦虑性神经症的观察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当力比多偏离了正常的发泄渠道,焦虑便会产生。抑制心理力量也可导致力比多的非正常使用,从而引发焦虑。
我们一直忽略了附着于被压抑的想法上的情绪的命运;到现在才知道,无论这个情绪在正常条件下呈现出何种性质,它的命运最终都是转变为恐惧。伴随这些过程而产生的神经症会努力抑制恐惧的形成,并以各种方式获得成功。譬如,在恐惧症中,神经症过程可清楚地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实现了力比多的压抑作用,并使力比多转变为恐惧,这种恐惧与外界危险有关。第二阶段包括构建各种预防措施和安全装置,以避免与外部危险接触。把来自力比多的危险投射于外部,是永远不可能成功的。因此,在其他神经症中,其他防御体系便被用来阻止恐惧形成的可能。
第二十六讲 力比多理论和自恋
一个人可以是绝对利己主义的,并仍然对对象有强烈的力比多贯注,只要通过对象的力比多满足服务于自我的需要。接下来,利己主义便会保护自我在对对象的追逐中免受伤害。一个人既可以是利己主义的,同时又可以是过度自恋的,比如几乎不需要对象。如果除此以外,利己主义还能向性对象转移利他主义的话,那么性对象就无所不能了;它实际上把自我吸收了。
注:关于自恋的原理,参见《自我与本我》。第三句让我想起《逃避自由》中谈到的利己主义与自恋的矛盾,这样看起来,那本书还是太“一概而论”了。不过归根结底,我几乎没见过所谓的“极端利己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就不要随便发言了。
对象力比多退回到自我未必致病;成为自恋的力比多找不到返回对象的路,于是,力比多的流动性受阻肯定就会致病。而且似乎自恋的力比多的积聚不能超过一定量。
自我谴责乃是抑郁症患者折磨自己的最冷酷无情的方式,但这种谴责所针对的其实另有其人,即自己所失去的性对象,或是那些因犯了错而对自己不再有价值的人。我们由此可知,抑郁症患者已将自己的力比多从对象上撤回,且通过一种被我们称为“自恋性认同”的过程,将对象建立于自我,即投射到了自我之上。于是,患者的自我就以这样的方式被当成那个已遭遗弃的对象,并遭到了原本要加诸那个对象的一切报复与攻击。
第二十七讲 移情作用
整个治疗结果仅仅是他的潜意识想法会少一点,而有意识的想法会多一点而已。你们或许会小瞧这种内心变化的重要性。被治愈的神经症患者虽然在本质上还是原来的他,但确实成了另一个人。也就是说,他只是变成了当他处于良好环境下会成为的那个人。
从治疗一开始,移情作用就存在于患者身上,在一段时间内它都是最强大的动力。只要它利于我们的分析治疗,我们就感觉不到它,也无需留意它。然而,当它转变为抵抗时,我们就必须予以注意了。到那时我们就会发现,是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境改变了患者对治疗的态度:一是如果在治疗过程中,爱慕倾向明确显示出其源自性欲的迹象,并且已变得非常强烈,那么就会不可避免地引起内心对它的抵抗;二是爱慕之情冲动被敌意冲动所取代,敌意一般发生于爱慕之情以后或接替爱慕之情的位置。当二者同时出现时,它们就可作为矛盾情绪的典型例子,这种矛盾支配着人与人之间大部分的亲密关系。敌意和爱慕一样都意味着依恋之情,就好比反抗和服从,虽然作用相反,但都意味着对他人的依赖。毋庸置疑,患者对医生的敌意也应称为移情,因为治疗情境肯定没有为它们的起源提供足够的理由。
只有向患者证明他们的情感并不产生于现在的情境,也不是针对医生的,仅仅是对他们之前某段生活经历的重复,才能克服移情。
只有当患者能够将力比多贯注于对象时,他的理解力才容易受影响;患者的自恋倾向达到一定程度时,纵使有最好的分析方法,恐怕也难以施展。自恋性神经症患者没有移情的能力,或移情能力不够。他们拒绝医生的帮助不是出于敌意,而是由于不感兴趣。
第二十八讲 精神分析治疗
根据我们的精神分析知识,可将催眠暗示和精神分析的暗示之间的区别描述如下:催眠疗法旨在隐藏心理生活中的某种东西,并设法一带而过、蒙混过关;精神分析疗法则旨在揭露一切,并加以清除。前者似在掩饰,后者就像动手术。前者运用暗示是为了防止症状出现,它强化了压抑作用,却不改变导致症状形成的所有其他过程;后者则主动引发病症冲突以暴露病源,然后利用暗示改变其冲突因素。催眠疗法使患者处于不活跃、无变化的状态,因此一遇到致病的新诱因便束手无策了;精神分析治疗则让医生和患者承担艰巨的责任,患者内心的抵抗必须被消除。
在精神分析的过程中,医生的错误推测会被逐步摒弃,被较正确的理解取代。我们通过使用一种很谨慎的技术来防止由暗示引发的一时的成功,过早取得的成功结果在我们看来其实也是一种障碍,而不是精神分析工作的助力,我们要通过有意地破坏这些结果所依赖的移情作用来不断清除这些结果,这一根本特点将精神分析治疗同纯粹的暗示治疗区分开来。在其他暗示治疗中,移情作用都被极其小心地维护着。然而在精神分析治疗中,移情作用成了接受治疗的主体,无论以什么形式出现都要受到研究和剖析。在精神分析治疗的最终阶段,移情作用本身必须被消除。
神经症患者既没能力享受,也没能力工作;前者是因为他的力比多没有指向任何现实的对象,后者是因为他必须消耗一大部分之前所拥有的能量以维持压抑力比多的状态。
那么神经症患者的力比多在哪呢?这很容易找;它附着于那时唯一能给它提供替代满足的症状之上。我们必须控制症状并消灭它们,这也正是患者要求我们做的。要消灭症状,必须回溯到它的源头,重新激活使之产生的冲突,不过这次要借助于原先还不可用的动力,把冲突引向一个新的解决之道。要修正压抑过程,就得利用导致压抑作用的记忆痕迹,这样才能获得部分效果。这种治疗的关键是要通过医患关系——移情作用,以及重建过去冲突的新版本来完成。在这种情形下,患者喜欢做出与以前一样的行为,我们则通过激起他所有可用的心理力量,迫使他做出一个不同的决定。
力比多的全部力量以及所有反抗力比多的力量,全都集中在与医生的关系上;所以力比多的症状无可避免地会被剥夺。患者原来的疾病被人为引起的移情疾病所取代。关于这个对象的新斗争,借助于医生的暗示上升到了心理水平的顶峰,然后就转化为一种正常的心理冲突。由于新的压抑作用被避免了,自我与力比多之间也就没了隔阂,患者的心理便恢复了统一。当力比多再次脱离医生这一短暂对象时,它就再也不能返回原先的对象,而是被自我控制。总之,我们在治疗任务中需攻克的力量,一方面是由于自我对力比多某些倾向的厌恶,从而表现为压抑的倾向;另一方面是由于力比多的顽固,不愿离开曾经占据的对象。
在解释工作进行的过程中,潜意识的观念被读取为有意识的观念,自我则以耗费潜意识的代价而逐渐变强;再加上自我由于学会了原谅力比多,便倾向于让力比多获得某种满足。自我对于力比多的要求的畏惧,也因它能通过升华作用对部分力比多进行贯注这个前景而减轻。
假设我们先建立再破坏患者对医生产生的强烈的父亲移情(the father transference),以此方式治好了他的病症,但我们要是以为患者之前患病是因为他对父亲有一种类似的潜意识的力比多的依恋,那就错了。父亲移情只是我们克服力比多的战场;患者的力比多是由其他地方被带来而聚集于此的。这个战场不一定就是敌人最重要的堡垒。
注:之所以父亲移情即使不是患病的原因,仍常成为克服力比多的战场,大概是因为患者想要抵抗医生干预的“情绪(我不晓得该如何措辞)”类似于其曾经抵抗父亲。见第十九讲。
神经症患者与正常人之间的区别仅表现在白天,而不会延续到梦里。正常人也实施过压抑作用,只不过他所能表现出来的唯一症状就只有梦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