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号坑-KR】帕尔米罗·陶里亚蒂

帕尔米罗·米歇尔·尼古拉·陶里亚蒂（Palmiro Michele Nicola Togliatti）

出生日期：1893.3.26

派系：大意大利联盟-工团联盟

意大利的红旗

意大利王国在军事上的惨败导致该国崩溃，曾赶赴前线服役的陶里亚蒂因身体原因而退伍。在都灵，陶里亚蒂在一家私人机构中教授法律和经济学，同时积极地参加革命活动。在1919年，社会党正试图掀起革命推翻意大利当局，特别是在都灵，产业发展创造了一个强大的工人阶级群体。俄国革命成功后，年轻的都灵社会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警告说，面对社会主义领导人的不作为，其中一些人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将不可避免地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一项战略性的退让政策——完全是改良主义者。都灵可能是一个政治实验室，在那里可以发展意大利革命的前提，但要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采取直接行动。为了满足这些需求，他们需要了解战争和欧洲革命带来的新的巨大问题，并与当代意大利文化打交道。葛兰西和陶里亚蒂创办了每周的《新秩序》，第一期于1919年5月1日发行。陶里亚蒂在文化专栏“思想战役”中经常发表有争议的文章，谴责意大利政治自由主义的局限性，即“ 思想上的贵族运动和健康而强大的社会能量的矛盾” ，就此而言，“社会主义可以成为我们国家的真正解放者”。

从6月份开始，在葛兰西的推动下，每周的兴趣和内容发生了变化：在苏俄以及法兰西公社革命工人的经验的基础上，减少了文化评论，更多地关注了意大利工人运动所给予的组织形式，成立了工人委员会。《新秩序》认为工人委员会不仅是工人民主的机构，还是未来无产阶级力量的核心，是“整个生产和交换制度的事实和法律授权组织”。在此期间，意大利的冲突演变成内战，民族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短暂联盟在米兰宣告了意大利联邦的成立，同时工会冲突、停工和工厂占领的范围也扩大了，这几乎被所有城市中的所有工厂所模仿，而生产管理则由工人委员会在缺乏技术人员和工厂经理的情况下启动。陶里亚蒂坚信无产阶级专政是可行的，“因为其基本的历史前提得到了满足：工业和革命无产阶级在该国生活中的盛行，并将其思想传播给所有类型的工人”。

1920年9月26日，意大利联邦自身爆发内战，民族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决裂，都灵建立了意大利社会主义共和国。自从和意大利王国开始战争以来，民族主义分子就经常代行警察职权并引发暴力，这使工团主义组织必须采取措施。面对过去社会党的惯性，许多人坚信“社会主义革命的命运首先取决于一个真正是社会主义的政党的存在。随之诞生的是“大意大利联盟”即日后意大利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执政党。陶里亚蒂将意大利民族主义看作是“ 意大利资产阶级中最糟糕的部分，从未习惯过一种思想流派，只为一种继承权而成为统治阶级的那部分；但它不具备国家领导人所需要的任何素质”。当葛兰西仍留在都灵指挥《新秩序》时，陶里亚蒂前往罗马开始发动南意大利的社会主义运动。 面对法国革命运动的结束，工团国际第三次会议于1921年6 月召开，它确立了社会主义党派和工团组织应遵循的新策略：与其他社会主义政党结成统一战线，反对本国统治者。这是正确的决策，但是，意大利联盟反对这一方向，并在1922年3 月于罗马举行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多数派重申了他们拒绝与改良主义者达成任何协议。他们低估了民族主义者的危险，并设想了一个相对偏向社会民主主义的办法来解决意大利的分裂危机：然而只有与社会主义者的联盟协议仍然有效时才能起作用。葛兰西和陶里亚蒂决定和多数人保持一致，因为他们担心党内出现分裂。意大利联盟的混乱政治指示让新生的意大利社会主义共和国于军事上遭受惨败：在北方，它被前盟友和奥地利干涉军击败，而在南方的进军路线上则受到忠于联邦的前线部队反击，使得摇摇欲坠的教宗国起死回生。最后的结果是，意大利社会主义共和国既没能消灭共和派的叛徒，也没能解决南方的封建残余，它仅仅依靠法兰西公社的支援才保住了在亚平宁半岛北方的支配地位。

大联盟的瓦解和国家工团主义崛起

迅速统一的希望破灭让陶里亚蒂开始反对他原本就不支持的观点。他在都灵的会议上批评了广受支持的左翼路线，认为它的目的是创造一个与群众隔绝的革命干部组织。陶里亚蒂认为意大利联盟必须是“ 无产阶级专政党”。“但是，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当我们成功地吸引了广大劳动人民，而不仅仅是今天处于斗争中的先锋队时，才会成为现实。”然而，大会代表的绝大多数赞成近乎孤立主义的左倾立场。

1924年 6月17 日，陶里亚蒂前往巴黎参加工团国际大会。季诺维也夫撰写的报告的主题集中在打击各种左派右派的“偏差”上。他相信欧洲目前有革命性的前景，国际最后决议指出，有必要避免与社会民主党结盟而陷入困境：对于意大利而言，目前革命的任务是：1、打破民族主义限制；2、从政治舞台上消灭所有改革派的反对派；3、广泛争取敌占区工农群众的支持。

陶里亚蒂的讲话中谈到了意大利的政治局势，他指出左派不可能单独进行统一意大利的斗争，相反，他支持将敌对政权和他们的人民隔离开来，创造临时盟友，使他们成为工人阶级盟友的过渡，并利用资产阶级和半资产阶级组合中存在的所有裂痕，同时促进该区块的解体过程。这一结果让意大利本土的多数派大为不满，鉴于左派拒绝上任，工团国际选举葛兰西为执行委员。大会结束后，陶里亚蒂返回国内，并立即着手评估新近崛起的国家联盟——由墨索里尼领导的以“国家工团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党内极左组织。

在这些论文中，国家工团主义被视为意大利传统政治的表达，以及资本主义与工人阶级的斗争的表达，工人阶级的社会基础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新的农业资产阶级”。与由协议和妥协构成的意大利政治阶层的传统保守和反应计划相比，国家工团主义的目的是“在一个单一的党派控制下，在一个单一的政治机构中建立无产阶级所有力量的有机统一。同时指导党、政府和国家”。它注定会结合意大利民族主义来获得支持。在经济领域，它试图将所有财富、工业部门、农业部门集中在国家，这和陶里亚蒂对工人自治的想法完全冲突。

陶里亚蒂再次重申将无产阶级作为意大利政治斗争的主要因素，并希望将北方的工人阶级与南方的农业无产阶级结成联盟，这是在该国创造革命观点的条件。但是，该党必须与工人阶级保持不断联系，通过无产阶级和农村阶级之间的政治联系，有可能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寻找反抗资本主义的要素，例如农民。这证实了发展群众路线的必要性。

左倾狂潮下的危险平衡

在获得工团国际的支持后，陶里亚蒂成为了意大利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领导人。“陶里亚蒂当选是很自然的事，他的卓越才能是一个事实，没有人能与他匹敌。他用自己的方式倾听了很长时间，但是当他发言时，就像在读书一样，经过漫长的思考，他知道如何将我们都没有想到的次要事实联系起来。”1927年，陶里亚蒂不得不再次前往巴黎：随着德意志帝国的全面扩张和其对东亚的干涉，激进左翼团体有很好的理由反对平和的政策，尤其是他们看到中国的现状后。工团国际根据尤里·纳尔莫诺夫的讲话起草了一份批判他的宣言，并要求各国代表批准。意大利反对派与法国和瑞士代表一起撤回了该决议。在反对对纳尔莫诺夫派别实行制裁的同时，陶里亚蒂拒绝在此事上发表看法，其结果是布哈林倒向尤里·纳尔莫诺夫并导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失势。认为这一决定是不可避免的代表写道，他们否认了在俄罗斯建立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而反对革命产生的整个政治历史。与非工团国家或组织达成协议的战略的失败导致了国际“向左”的新转向，但陶里亚蒂不为所动，他在1928年1 月发表的关于国际局势的报告中，体现出了合格的社会主义民主意识。然而，他的客观评价再一次激怒了左派：“资产阶级政党在工人阶级中保持相当的基础，他们捍卫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内部的意识形态，并努力阻止革命意识形态的发展”。墨索里尼几乎是立即找到了机会，他趁机发表声明抨击陶里亚蒂的“悲观”看法，获得了国内许多群众的支持。

年轻的工团主义者们的不耐烦地认为，民粹运动的崛起已经使得意大利其他地区毫无可以合作的所谓民主反对派，应该通过提出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目标，即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来实现意大利的统一和解放工人群众。陶里亚蒂解释说，要用激进的革命行动来破坏教权或是资产阶级统治，就需要工农之间的焊接，在意大利的情况下根本不存在，而且如果资产阶级民主自身也受到更反动的统治阶级威胁，一个小资产阶级就会继续存在，并可能被社会主义法治所转化。因此，需要指出中间的政治目标，例如恢复被君主制压制的公民自由：采取这些举措并不意味着放弃社会主义，而是意味着要战胜一切。

1928年7月17日，工团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巴黎开幕，随后各国社会主义运动领导人们就开始了在会议上的斗争：现在，除了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外，其他持不同政见者还包括“左派” 布加林，他们指控工团国际冒着革命失败的风险，成为“一个没有原则的组织，有能力在保留权力的同时做任何事情”。大会的主题成了内斗，有人提出工团主义应该领导社会民主主义以及它与国家工团主义之间的相似性。陶里亚蒂在讲话中拒绝了这种同化：国家工团主义是“ 作为一种群众运动，是由农业统治的小资产阶级运动，而在传统的工人阶级组织中没有基础 ”。 “社会民主运动是具有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基础的运动，其力量主要来自于被广大工人群众视为其阶级传统组织的组织 ”。这并不意味着社会民主主义不能采取帝国主义主义的方法，也不能奉行有意识的帝国主义政策，正如最近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帝国公约社民党大会表明的那样，这些党派赞成“良好的殖民主义被剥削国家进步的源泉”，在意识形态上完全支持帝国主义。陶里亚蒂还攻击了其他国家革命政党的体系，在这种体系中，政治辩论经常是在晦涩的内部斗争中进行的，讨论以定罪、纪律措施和开除而结束：他认为，健康的领导集体是通过公开辩论形成共同的工作目标，而不是采取“没有原则而奋斗，在不同群体之间妥协的方法……我们不能闭目不提今天发生类似现象”。但是意大利内部的斗争仍在继续：9月，捷尔任斯基在一位经济学家的采访中批评尤里·纳尔莫诺夫所期望的工业化加速，他说这损害了工业与经济之间的必要平衡。冲突在12月份的国际会议中继续进行，意大利代表墨索里尼公开支持纳尔莫诺夫，与其他工团领导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在1929年 2月23日至3月2日在都灵举行的意大利联盟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由于瑞士当局此前驱逐了意大利工团主义者，墨索里尼对法兰西公社领导人、他们的内政和外交政策以及工团国际职能进行了深刻的批评，但并未指出“任何形式的替代观点”。

担任意大利社会主义共和国主席期间，陶里亚蒂谨慎地维持着国内三大派系的平衡。但是，墨索里尼的崛起已经严重威胁到了意大利联盟内部的力量对比，并且在不远的将来将会直接冲击陶里亚蒂和葛兰西对意大利党组织和国家的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