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葡帝国

德里苏丹国

（一）德里苏丹国（1206～1526）是在奴隶王朝初期是占据北印度部分地区的国家，后来历朝历代逐渐扩张，一度成为占据南亚次大陆大部分地区的巨大苏丹国。共存在320年，是13～16世纪突厥人和阿富汗人军事贵族统治北印度的伊斯兰教区域性封建国家的统称。由于先后有5个王朝在德里进行过统治，而且这些王朝首都始终位于德里，故而被统称为德里苏丹国，1526年德里苏丹国被莫卧儿王朝取代。古尔王朝的苏丹穆罕默德于1206年遇刺身死，其国家分裂，而统治印度的总督库特布丁·艾伊拜克以德里为中心独立为苏丹，故称德里苏丹国家，北印度从此开始德里苏丹王朝的时代。德里苏丹国的统治阶级都是中亚来的伊斯兰教军事封建贵族，以突厥人和阿富汗人“四十大家族”为核心，占有大量的军事采邑土地“伊克塔”，并依靠中亚外族雇佣军为统治支柱。对印度教封建主及各阶层广大居民采取敌对、歧视、迫害等高压统治政策，强征人头税及强迫改宗伊斯兰教，刺激印度教各阶层的民族感情和宗教情绪。古尔王朝是指12～13世纪突厥人在阿富汗斯坦和印度北部建立的穆斯林王朝(1148～1215)，又称古尔苏丹国或廓尔王朝，中国史籍称郭耳国。古尔原是阿富汗赫尔曼德山谷与赫拉特之间的一座山名，这里地旷人稀、气候寒冷，首府设于菲鲁兹库绿松石山城。居住在当地的古尔萨木族系从中亚地区迁来的突厥人，他们在加兹尼王朝的巴赫拉姆当政时期（1118～1152）建立古尔王朝，一共传9个苏丹，统治67年。

（二）第一任苏丹库特布丁·穆罕默德臣属加兹尼王朝，并曾两相结亲，后因故结怨，古尔王被加兹尼王巴赫拉姆杀害。库特布丁之子赛福鼎·苏里曾于1148年先后两次兴兵复仇，战败被俘致死。1155年赛福鼎之弟阿拉丁又组织一次强大攻势，占领并焚毁加兹尼首都，城内王宫、图书馆、花园、学校和一些尖塔式建筑均被烧毁，故阿拉丁被贬称为“世界焚毁者”。1160年阿拉丁病故，其侄吉亚斯丁·穆罕默德接位，于1173年占领加兹尼城，任命其弟希哈卜丁·穆罕默德担任加兹尼城和东部边界的总督。希哈卜丁在夺取印度境内原加兹尼王朝的属地后继续向印度朱木拿河和恒河流域扩张，经过1192年塔拉因战役取得征服南亚次大陆的胜利，伊斯兰教从此亦更深入印度。自1160年起古尔王朝势力日强，吉亚斯丁主要治理古尔王国本土，其弟希哈卜丁·穆罕默德·古尔则致力于开拓疆界，这时其版图已包括阿富汗斯坦、波斯的霍拉桑、吐火罗斯坦和印度大部分地区。王朝遵奉伊斯兰教逊尼派教义，承认巴格达阿巴斯王朝的宗主权，以“伊斯兰教的捍卫者”自诩。1202年吉亚斯丁故去，1204年花剌子模军队在黑契丹（中国史称西辽）突厥人帮助下击溃古尔军队，穆罕默德·古尔本人于1206年在杰赫勒姆的达米克被什叶派一信徒暗杀，1215年古尔王朝为花拉子模人所灭。1206年阿富汗古尔王朝统治德里的总督库特布丁·艾伊拜克自立为统治印度的苏丹，定都德里，标志着德里苏丹国统治印度的开始。

（三）其后的320年间经历彼此没有家族关系甚至没有种族关系的5个王朝、32个苏丹的统治，五个王朝是：奴隶王朝（1206～1290，共84年）、卡尔吉王朝（1290～1320，共30年）、图格鲁克王朝（1320～1414，共94年）、赛义德王朝（1414～1451，共37年）、洛迪王朝（1451～1526，共75年）。里苏丹国得名是由于5个王朝先后都定都在德里，后世便以其德里苏丹国统称5个王朝的统治时代，各王朝的家族相互没有关系，甚至种族关系也不同。7世纪伊斯兰教开始飞速在西亚和北非传播，印度处于穆斯林的征服范围之外，可是阿拉伯人商人仍然大量进入印度北部。印度河下游的信德邦在8世纪被阿拉伯军队主要作为贸易竞争基地加以征服，但是3个世纪后进入印度北部的是新皈依伊斯兰教的突厥人。12世纪末旁遮普和印度斯坦（恒河流域）被并入突厥-阿富汗帝国，1202年孟加拉被突厥人占领，1206年德里苏丹国建立。奴隶王朝（1206年－1290年）是德里苏丹国第一个王朝，由于王朝的创建者库特布丁·艾伊巴克本是突厥人钦察族的一名奴隶得此名。1206年古尔王朝的最后一任皇帝穆罕默德·古尔遇刺身亡，因穆罕默德生前并没有留下后嗣，当时效忠穆罕默德的库特布丁乘机而起成为王朝的接班人。库特布丁自称德里苏丹，定都拉合尔，其后又将首都迁往德里。库特布丁为一虔诚穆斯林，在位其间兴建不少清真寺。库特布丁卒于1210年，并由其女婿沙姆斯丁·伊勒图特米什接任王位，其后几任苏丹大都是沙姆斯丁的后裔。

（四）1286年王朝的第9任苏丹吉亚斯丁·巴勒班死亡，此后几年王朝由盛转衰，并于1290年由菲鲁兹·卡尔基所建立的卡尔吉王朝所取代。这个王朝又称为四十人集团的军人掌握大权，苏丹由当中最大权力将军出任。卡尔吉王朝（1290年－1320年）是德里苏丹国第二个王朝，其王族为阿富汗突厥人的一支（这支与葛逻禄有关），人种上与文化上已伊朗化。卡尔吉王朝的创建者为菲鲁兹·卡尔基，菲鲁兹本为奴隶王朝的一名将领，并于1290年取代当时的奴隶王朝苏丹。其子阿拉乌德丁·卡吉尔（1296～1316）是德里苏丹国统治印度时期最强大的穆斯林君主，在基利战役等会战中阿拉乌德丁击退蒙古察合台汗国的入侵。他摆脱伊斯兰教神学家乌里马的控制，整顿财政和行政，加强中央集权，建立4.7万人的精锐骑兵部队。对拉杰普特诸邦发动猛烈攻势，占领奇托尔、兰桑博尔、乌贾因，并打开向德干扩张的道路。但这王朝捣毁孟加拉超戒寺与那烂陀寺，1320年卡尔吉王朝的最后一任苏丹被刺杀，王朝遂殁。图格鲁克王朝（1320年－1413年）是德里苏丹国第三个王朝，其创建者为加兹·图格鲁克。图格鲁克王朝的苏丹穆罕默德·本·图格鲁克4次派大军远征南印度，领土扩大到科佛里河以南，行省增加到23个，使德里苏丹国家一度达到极盛时代。

（五）然而1335年到1351年北印度发生七年的干旱和饥荒，是历史上最严重的灾荒之一。但是穆罕默德仍然忙于战事，无法调动粮食赈灾使得叛乱频发，甚至德里也发生叛乱。1351年穆罕默德在于信德的叛乱者的战斗中被杀，他的表弟菲鲁兹宣布继位，他的统治持续到1388年他去世为止。菲鲁兹是一位相当有建设性的苏丹，他先是放弃对南部的征讨，集中力量建设德里，建设美丽的新花园、清真寺、医院和学校。他还赞助修建新的灌溉系统，包括为更多的土地改造成为良田。他废除拷打等刑法，致力于改善君民的关系，他还是一个狂热的穆斯林。他死后不久苏丹国就分裂为几个敌对的小集团，此后由于南印度印度教地区维贾亚纳加尔王国的兴起和菲罗兹·图格鲁克削弱中央政府对地方封建主大贾吉尔达尔力量的控制，德里苏丹国家逐渐走向衰落。1398年突厥化的蒙古人帖木儿入侵印度并占领德里，给本已分裂的德里苏丹国家以致命打击，各省总督纷纷独立，赛义德王朝和洛迪王朝沦为仅统治德里及拉合尔地区的小邦。赛义德王朝（1414年－1451年）是德里苏丹国第四个王朝，因其创建者黑兹尔汗自称为穆罕默德的后裔，故称为赛义德王朝。黑兹尔汗为原帖木尔帝国旁遮普总督，在图格鲁克王朝灭亡后黑兹尔汗占领德里，建立赛义德王朝。王朝共历4代苏丹，管辖范围包括旁遮普等北方地区。1451年信德总督巴赫鲁勒·洛迪占据德里，赛义德王朝灭亡，洛迪王朝开。

（六）洛迪王朝（1451年－1526年）是德里苏丹国第五个王朝，其创建者为普什图人巴赫鲁勒·洛迪。巴赫鲁勒·洛迪原为赛义德王朝锡林德总督，1451年巴赫鲁勒夺取德里，建立洛迪王朝。王朝共历3代苏丹，管辖范围包括今旁遮普、北方邦等地区。在1526年第一次帕尼巴特战争中伊卜拉欣·洛迪被帖木尔后裔巴布尔打败，德里苏丹国遂灭，同年巴布尔在德里建立莫卧尔王朝。德里位于朱木拿河（亚穆纳河）一处容易横渡的地方，德里南方有绵延的丘陵提供保护，北方和西方分别是喜马拉雅山和拉贾斯坦的塔尔沙漠形成的壁垒，东方则是深入印度斯坦腹地的恒河流域。德里苏丹国的政治体制及统治政策为实行伊斯兰教国家的政教合一制度，苏丹遵循伊斯兰教神学家“乌莱马” 所解释的伊斯兰教法典“沙里亚”进行统治，他既是国家元首又是伊斯兰教最高教长，集君权和神权于一身。中央政府有36个部，中央政府的首席大臣“瓦齐尔”名义上掌管各部，实际上只管理财政，他与军事部总督、宗教和司法部大臣、机要秘书兼情报大臣成为苏丹国家的 4根栋梁。 此外还建立行省制的地方统治体系，由穆斯林地方军事贵族掌权。德里苏丹国的民族、宗教及阶级矛盾十分尖锐，人民起义和教派运动不断爆发。封建军事采邑制在德里苏丹国出现，德里苏丹统治印度时期分封赏赐土地的规模更加扩大。

（七）苏丹将被征服的印度国土以“伊克塔”（军功田）和“瓦克夫”（清真寺教田）、 “伊纳姆”（伊斯兰教阿訇的终身赐及田）的形式封赐给有军功的穆斯林军事封建贵族及清真寺和阿訇，作为他们的军事封建采邑领地和教产。这时期主要盛行“伊克塔”军事采邑制，领有“伊克塔”的封建主称为“伊克塔达尔”，最大的“伊克塔达尔”叫作“穆克蒂”，封地多达一省甚至数省。最初伊克塔达尔对其封地的占有只能终其一生，死后必须归还苏丹，苏丹国家保有收回和更换封地的权利。14世纪后期菲罗兹沙·图格鲁克承认伊克塔为军事贵族的世袭私有领地，伊克塔达尔并不经营自己的领地，而是通过村社组织向租佃土地的农民征收赋税。苏丹政府没有全部没收臣服的印度教封建王公和土著酋长占有的土地，他们仍可支配自己的领地，并享有豁免田赋的特权。从14世纪开始尤其是在被征服后保持半独立地位的拉杰普特地区中中小封建主占有的世袭领地称为“柴明达尔”领地，柴明达尔制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实行的一种土地税收制度。“柴明达”是印地语对土地拥有者的称谓，该词源于波斯语“土地”，在莫卧儿帝国时代原为包收租税人， 并不享有土地的所有权。1793年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比尔拉、奥里萨等地实施“固定赋额法”，承认柴明达为土地所有者，废除农村公社对土地的世袭所有权。规定柴明达应缴纳相当于1793年税额十分之九的土地税，并固定不变，此谓柴明达尔制。

（八）柴明达尔制是印度政府通过中间人柴明达尔向农民征收田赋的一种土地制度，莫卧儿王朝、英国殖民者曾在孟加拉、贝拿勒斯等地区实行过这种制度，20世纪50年代末被印度政府废除。柴明达尔一词原是波斯文的复合字，Zamin指土地，dar指持有者，合起来意为土地持有者。14世纪印度史籍里开始使用柴明达尔这个词时主要指边远地区的土著部落酋长或印度教王公，从莫卧儿时期的阿克巴开始越来越多地指国家的田赋征收人，17世纪主要指田赋征收人。他们分布全国各地，作为政府和农民之间的中间人向村社或农民征收田赋。一开始柴明达尔对其领地没有所有权，只有一定数量的占有权和使用权，但后来政府为了使柴明达尔交足田赋允许他们在领地内享有行政、司法和军事权力。他们为土邦征税，土邦允许其保留税收之外的部分作为报酬，这种与土地有关的权利可以继承、转让和出卖。1786年英国殖民当局为了稳定田赋收入决定在孟加拉、比哈尔和奥里萨实行，以确定土地所有者及其应交田赋数额为主要内容的永久性土地整理。1793年3月22日印度总督康沃利斯发表文告，宣布在孟加拉、奥里萨、比哈尔实行固定柴明达尔制，承认柴明达尔为世袭的土地占有者，规定柴明达尔缴纳的田赋数额固定不变。

（九）1795年固定柴明达尔制扩大到贝拿勒，1802～1805年进一步扩大到马德拉斯省的北部（今安德拉邦北部）。当时没有实行永久性土地整理的其他柴明达尔制地区，后来实行定期（25～30年）修订田赋额的临时性柴明达尔制。柴明达尔地主是腐朽的、寄生的封建统治阶级，1947年8月印度国民大会党接管全国政权后决定废除柴明达尔制度，到20世纪50年代末基本上废除柴明达尔制度。经过柴明达尔制土地整理会在政府和农民之间大大发展中间人转租制度，即帕特尼制度。柴明达尔由从前的包税人变为包税地主，他们不仅拥有对农民的统治权，而且拥有不断向农民增收地租权。随着生产的发展和荒地的开垦，柴明达尔所得的地租越来越多。据统计印巴分治前的孟加拉和北方邦的佃农交给柴明达尔的地租和柴明达尔交给政府的田赋为23：1，由于柴明达尔在政治、经济上从英国殖民主义者那里得到好处，所以他们效忠英国，成了英国殖民统治的社会支柱。柴明达尔制就是以东印度公司为国家、以田赋征收人为地主、以耕者为佃农的租佃制，在印度培植的柴明达尔地主完全是个腐朽的、寄生的封建统治阶级，他们只热衷于剥削农民，对农业生产毫不关心。印度独立前夕他们占有全国耕地的一半左右，成为印度最大的封建势力。1947年8月印度国民大会党接管全国政权后决定废除柴明达尔制度，政府用补偿金的办法取消柴明达尔在自有地以外的征收权，征用他们的多余土地，但允许他们以“自营”名义保留大量耕地,继续成为农村的统治者，到20世纪50年代末基本上废除柴明达尔制度。

（十）德里苏丹国在多大范围内征收田赋同它统治的范围有关，尽管到穆罕默德·宾·图格鲁克时期其势力远至南印度卡维里河以南，其疆域可同阿育王和奥朗则布时的疆域相比，但这是短暂时期。从总体讲德里苏丹国只不过是北印度一个最大的区域王国，其疆域的大小同国力的强弱成正比。这些被征服、被统治的地区名义上属德里苏丹实际上又分三种情况：由中央政府直接掌管的地区称哈里萨（即国有土地），主要限于德里和河间地区；由省督掌管的地区；由臣属的印度教国王或酋长掌管的地区。国家只对前两种地区征收田赋，对后一种地区只要求按年纳贡。德里苏丹国的农民要向苏丹政府缴纳的田赋称为“卡拉吉”，旱田赋额占总产量的1/3～2/3，水田占2/3。随着村社内部封建剥削关系的发展，村社内无社员权利的农民或外来户还受到村社头人征收特别税的剥削。随着德里苏丹国农业、手工业及商品经济的发展，德里苏丹国兴建许多水利工程，普遍推广使用革新的波斯式水车及多种灌溉工具，农业生产有很大发展，许多原来不毛之地（例如赫尔沙-菲罗兹达巴德地区）迅速成为鱼米之乡。农业中出现专门种植商品粮和棉花、蓝靛、甘蔗、香料、果蔬等经济作物的专业性产区，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孟加拉、卡利卡特、柯钦、古吉拉特、坎贝（坎贝湾）、拉合尔、木尔坦、德里、赫尔沙－菲罗兹达巴德等地的工商业和外贸中心的形成为重要标志。

（十一）巨大的工商业城市中心之间发展着经常性的贸易联系，农民进城出售农产品换取货币，以现金缴纳赋税。苏丹沙姆斯丁·伊勒图特米什发行标准货币银坦卡，整个次大陆卷入货币交换关系之中，促进印度区域性国内市场的形成。对外贸易输出的货物有棉花、棉布、细棉布、丝绸、胡椒、蔗糖、皮革、蓝靛等，输入的货物有波斯和阿拉伯的军马以及中国的丝绸、瓷器等。拥有巨额货币资本的 班尼亚商人种姓经营商业及进出口贸易，还向苏丹政府及士兵预付税款及饷银以包收田赋。皇家手工业工场规模很大，阿拉乌德丁·卡吉尔的大型作坊有1.7万名劳动者，穆罕默德·本·图格鲁克的一处作坊有4000名织造细棉布和锦缎的工匠，菲罗兹·图格鲁克的丝织和毛毯作坊每年能分别完成60万及20万银坦卡的定货。11世纪突厥人（此时早已接受伊斯兰教）远征北印度，当时北印度已经长期分裂导致小国林立，在旷日持久的战争中耗尽国力也使人民蒙受深重的灾难。突厥人挑选一个恰到好处的时机，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消灭或臣服大部分北印国家，建立印度历史上第一个伊斯兰帝国——德里苏丹国。突厥贵族通过武力征服的方式来传播伊斯兰教，其政策远比当初的阿拉伯人激进。阿拉伯帝国扩张时期被征服土地上的人民只要交纳人丁税就可保留信仰，阿拉伯人在宗教宽容方面远比基督教国家做的好。但突厥人在印度的行为却截然不同，大肆烧杀抢掠，摧毁佛教寺院和印度教庙宇，强迫异教徒接受“先知的宗教”。

（十二）佛教和印度教同时受到严重打击，但印度教经过调整和反抗后与穆斯林征服者实现妥协并继续生存发展，而佛教却因为种种内外原因最终在印度消亡。伊斯兰教可以说是踩着佛教的尸体进入印度的，伊斯兰教向中亚、南亚、东南亚扩张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蚕食、打击佛教的历史。8世纪起阿拉伯帝国的势力范围扩张到中亚，中亚大部分佛教国家和游牧民族都皈依伊斯兰教，9-13世纪阿拉伯人、突厥人前仆后继地进攻北印度，并最终导致佛教在印度的绝迹。到了15世纪东印度群岛（今印度尼西亚）、马来亚的穆斯林国家又通过武力征服将佛教和印度教赶出这一地区，在东南亚构筑一个伊斯兰文化圈，在与伊斯兰教的对抗过程中佛教在多数情况下都会遭遇失败。英国学者渥德尔曾说：“佛教教义，尤其是它反暴力的社会纲领对伊斯兰教的残暴作不出直接的回答。”这一说法有些偏颇，但也不失为一个有道理的解释。当时印度大部分国家都支持印度教，只有孟加拉的统治者还推崇佛教，佛教失去来自上层的保护。而在民间佛教要么被印度教驱逐，要么与印度教融合，失去自己的生命力。此时的佛教既无下层根基又无上层支援，在伊斯兰教面前缺乏起码的自卫能力。而“非暴力”的信条根植于佛教思想中，佛教的教义也使佛教徒不可能自己拿起武器、组织群众来反抗突厥人的进攻。当印度教王公与突厥人坚持对抗时，当印度教群众此起彼伏的起义使穆斯林统治者不得不放宽宗教政策时，佛教徒却没有组织起任何像样的反抗，只有少数僧侣远走国外保存一些古代印度佛教经典。

（十三）突厥征服者对佛教和印度教的残忍是令人发指的，根据英国学者渥德尔的引述：“穆斯林从左边杀过去，又从右边杀过来。被征服的人民要么接受伊斯兰教，要么只有死亡一途。”许多印度教神庙和佛教寺院都在劫掠一空后被焚烧，并在其原址上建立起清真寺。但这种烧杀抢掠对佛教的打击更大，因为佛教此时主要集中在北印度和东印度的少数繁华地区，突厥人只要占领这些地区就可以彻底摧毁佛教寺院，消灭佛教的有生力量。而印度教神庙则遍布印度各地，从大城市到小村社无处不在，突厥人无法控制印度的每一个城市和乡村，自然也就无法根除印度教。更重要的是印度教的哲学思想和社会纲领已经渗透到印度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任何一个外族统治者都必须利用印度教来控制印度。而佛教对印度社会虽然曾有很大影响，但却远没有印度教那么深。佛教的黄金时期早已过去，它的印度社会的影响有限，穆斯林很容易就能将其一举击溃。穆斯林征服者对佛教的痛恨也是有理由的，因为佛教教义和仪式与伊斯兰教违背的地方实在太多。伊斯兰教的核心教义是 “认主独一”，而佛教却认为世界万物没有创造者和主宰者，一切都是因缘缘起所致。伊斯兰教相信人死后的归宿是末日复活和审判，佛教却认为人死后进入六道轮回，而且轮回是永远没有尽头的（除非进入涅槃）。

（十四）伊斯兰教相信真理来自真主的“天启”，先知也是真主派来的，佛教却在认为真理是人参悟出来的（尤其是大乘佛教认为人人都可悟道成佛）。伊斯兰教最反对崇拜偶像，连礼拜时都只拜“方位”，佛教却到处树立并膜拜佛、菩萨、罗汉等的偶像，在穆斯林眼中成为“最邪恶的偶像崇拜者”。总之伊斯兰教和佛教之间的鸿沟异常巨大，原先被穆斯林征服的拜火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摩尼教徒等与穆斯林的共同点都比佛教大。突厥人此时已经变成狂热的穆斯林，在排除异己方面远远超过当年的阿拉伯人，面对如此异己的佛教徒时诉诸极端暴力也就不足为奇。12世纪末到13世纪初突厥人攻入比哈尔和孟加拉，印度最后残存的佛教大寺飞行寺、那烂陀寺和超岩寺都被洗劫一空，僧侣要么被杀要么逃逸。这标志着在印度传承1700余年的佛教的消亡，或许佛教消亡的直接原因的确是对伊斯兰教的残暴做不出直接回答，但它消亡的根本原因决不是伊斯兰教的打击。如果不是佛教过于严重的部派斗争，如果不是大乘佛教的密教化，如果不是印度教改革吞噬佛教的生存空间，如果不是印度的政治经济环境变的不利于佛教发展，如果不是佛教在印度民间已经丧失存在的根基，佛教是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消亡的。穆斯林征服者只给了佛教最后的致命一击，此时的印度佛教早已不是生气勃勃的穆斯林的对手。

（十五）在突厥贵族远征印度时印度教和佛教一样受到打击，神庙和经典被焚烧，信徒被迫改宗。印度教在民间的根基和在上层得到的支持远非佛教可比，穆斯林征服者很快发现要消灭印度教是不现实的。佛教对突厥人的残暴做不出直接回答，印度教却可以依靠上层王公和下层平民武装对抗突厥人，让被迫向印度教做出让步。佛教集中在少数地区，很容易丧失生命力，而印度教却根植印度社会的每个角落，也是外来征服者需要依靠的力量。因此印度教从一开始就注定不可能被伊斯兰教征服，而是会达成妥协。突厥人在建立德里苏丹国的过程中开始对印度教和佛教都采取斩尽杀绝的态度，但此后很快就对印度教采取比较宽容的政策，这不仅仅是因为印度教徒的抵抗，也是由于德里苏丹国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其他内忧外患。成吉思汗正在建立蒙古帝国，蒙古人的兵威如日中天，其前锋甚至曾经到达印度河流域。另外中亚的其他穆斯林国家或游牧民族也对富庶的印度虎视眈眈，随时准备步突厥人的后尘入侵印度。在入侵的穆斯林中也发生分裂，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烈，内乱、政变层出不穷。在这种危急形势下如果继续对印度教实行迫害无异于自杀，因此穆斯林统治者采取一定的宽容措施，改变开始时的残暴政策，改为对印度教徒征收人丁税。

（十六）必须承认德里苏丹国的宗教宽容是很不彻底的，也是不情愿的。印度教群众背负很重的税收，除了人头税外各项税率都比穆斯林重，只要有清真寺的乡村就不能再建立印度教的神庙。印度教徒在行政和司法体系里基本没有地位，当不了高级官员。在诉讼时只要一方是穆斯林就得按照伊斯兰教法审判，对非穆斯林显然不公平。许多苏丹不是无心打击印度教，而是没有能力打击印度教，因为德里苏丹国实力有限，许多印度王公只是在形式上臣服而已，离实质的统一还有很大差距。尤其是南印度只有短短几十年时间归于德里苏丹国版图，其余时候都处于封建割据状态。到了德里苏丹国中后期蒙古人和帖木尔帝国不断入侵，苏丹国内部也出现突厥贵族和阿富汗贵族争夺权力的激烈斗争，实际上已经陷入四分五裂之中。可以说德里苏丹国的统治者从来没有足够实力使印度伊斯兰化，甚至没有实力使北印度伊斯兰化。在众多的印度教王公领地中伊斯兰教的影响力实在有限，即使在德里苏丹国直接管辖的范围内伊斯兰教也不能占据完全的统治地位。因为整个印度的社会结构是以印度教为基础的，尤其是在广大乡村中没有印度教就无法维持统治，没有印度教就无法收税（德里苏丹国的税收系统大部由印度教徒把持）。

（十七）对于广大印度农民来说印度教是他们祖祖辈辈的宗教，虽然它有种姓制度等许多压迫人民的主张，但这些主张也已经渗透到印度人的骨髓里去，是他们民族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让他们皈依伊斯兰教难度不小。印度教没有一个固定的中心，这也使它具有异常的灵活性和包容性，它就是以这个优点战胜佛教，又以这个优点在伊斯兰教面前得到保全。它可以随时吸收一切其他宗教的优秀特点，伊斯兰教的一神思想就深深影响印度教。其实印度教从多神教向一神教的转化早在8世纪商羯罗改革时期就已经开始，商羯罗吸收佛教中的许多哲学因素，将过去神学理论发展不足的婆罗门教改造为神学理论比较发达的印度教，他的“纯粹不二论”实际上是一神论的，这也使印度教容易接受伊斯兰教的一神论。在与伊斯兰教的长期斗争、交流之后正如马克思所说：“印度教既是多神论的宗教，又是一神论的宗教；既是崇拜偶像的宗教，又是反对偶像的宗教。”也就是实质上的一神论和表面上的多神论，表面上的多神论有助于它争取广大下层人民的信仰，实际上的一神论则使它的神学思想更加严谨，更容易赢得上层知识分子的青眼。从这个角度来看伊斯兰教对印度教的发展贡献还不小，它使印度教变的更加富有生命力。婆罗门教从佛教中吸收营养成为印度教，而早期印度教则从伊斯兰教中吸收营养成为更成熟的印度教。

（十八）印度的伊斯兰教也受到印度教的许多影响，这主要体现于社会纲领上，尤其是种姓制度上。伊斯兰教本来是讲究信徒人人平等的，与佛教类似。但在印度的长期传播中也受到印度教种姓制度的感染，尤其是由印度教改宗的穆斯林，许多都保留他们原来的种姓地位。在印度次大陆的清真寺做礼拜时各个种姓的信徒都是分开礼拜，信徒中可以看到明显的等级差别，这在整个伊斯兰世界即使不是绝无仅有，恐怕也是非常罕见的。伊斯兰教的神学思想也和印度教互相渗透，到了莫卧儿帝国时期终于形成一种结合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特色的新宗教——锡克教。印度次大陆的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之间可谓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两大宗教可谓在斗争中妥协，在和平中摩擦后达到宗教文化的交流和部分融合。不稳定的德里苏丹国没有使印度伊斯兰化，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文化交流也没有充分展开，但在随后的莫卧尔帝国时期伊斯兰教被传播到几乎整个印度，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交流融通也更加明显。莫卧尔帝国的统治者在宗教政策上也比德里苏丹国的统治者明智许多，在大部分时候都能做到宗教宽容，在莫卧尔帝国前期印度各大宗教的交流可以说是最频繁的。中世纪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斗争、交流是莫卧尔时期两大宗教斗争、交流的基础，德里苏丹国的宗教政策虽然比较偏颇，但也在某种程度上促进印度各宗教的互相理解。

（十九）毗奢耶那伽罗帝国又称毗奢耶那伽罗王朝或维贾亚纳加尔王国，是印度历史上最后一个印度教帝国，建立于1336年，直至1565年被德干高原的伊斯兰教苏丹国所侵略。“毗奢耶那伽罗”这个名字来自于其首都毗奢耶那伽罗城，这座城的废墟依然耸立在卡纳塔克邦的现今亨比村。在14世纪初穆斯林教的侵略者依次打败Yâdava、Kâkâtiya、Pândya等印度南部的印度教王朝，但始终没有长期占领这些地区。他们所导致的破坏引起当地人的不满，加强有印度色彩的民族教主义。两个名叫哈里哈拉和布卡的兄弟拜了一位名叫Vidyâranya的印度教隐士为师，放弃伊斯兰教，几年之前在1327年他们曾被德里苏丹国的军人所俘虏，并被迫接受伊斯兰教。在迈索尔的曷萨拉国王Vîra Ballala III 的帮助之，哈里哈拉一世建立毗奢耶那伽罗帝国的第一王朝”桑伽马王朝（1336年-1486年），1343年Ballala III被马杜赖素丹所谋杀，布卡趁机占据曷萨拉地带。十年之后毗奢耶那伽罗的军队击败马杜赖素丹并辅佐本应继承王位的Sambuvaraya登位，尽管实际权利把持在布卡的手中。从1358年起在毗奢耶那伽罗王朝与巴曼尼素丹国之间爆发一系列的边境战争，为了加强中央政权并提高国家团结，继承哈里哈拉一世王位的布卡一世宣布平等对待毗奢耶那伽罗王朝的所有宗教，包括印度教、耆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另外布卡把各种官位赐给儿子和亲信的将军，废除当地的小君主。

（二十）1374年卡什一世占领西边的港口果阿、Chaul和Dabhol，这些地区是贸易的关键枢纽，然而毗奢耶那伽罗军队被巴曼尼人所击败而被迫撤退，受到极大的损伤。1399年在德干高原上饥荒遍野导致民不聊生，双方签订无利和平条约，这个条约对毗奢耶那伽罗王朝不利。王朝在克里希纳·迪瓦·拉亚统治的时代（1509-1529）达到顶峰，中央集权巩固，进军至巴赫马尼王国腹地，夺取赖丘尔（赖丘尔战役），置比达尔苏丹于其保护之下。并与果阿的葡萄牙人建立贸易关系，实行宗教兼容政策，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在与巴赫马尼王国苏丹交战胜利使维贾亚纳加尔王国领土从通加巴德拉河扩张到半岛南端，跨东西两海岸，他死后中央集权削弱。阿拉维杜王朝时代大臣拉马·拉亚掌握实权，参与干涉德干穆斯林苏丹间的内争，并进攻阿马德纳加尔苏丹领土，捣毁清真寺，侮辱《可兰经》。激起德干所有穆斯林苏丹联合发动圣战，进攻维贾亚纳加尔王国。1565 年的塔利哥达之战中穆斯林四国联军击溃维贾亚纳加尔军队，拉马·拉亚被俘杀，维贾亚纳加尔城遭洗劫，印度教徒被屠杀，辉煌的文化艺术中心化为废墟。此后坦焦尔、马杜赖、迈索尔等地的纳亚克省长纷纷独立，王国陷于瓦解。毗奢耶那伽罗王朝的君主大力支持梵文与卡纳达语的文学的发展，Kumara vyasa把摩诃婆罗多翻译成卡纳达语。

奎隆之战

（一）早在23年原始的奎隆就已经是远近闻名的国际化港口，大批希腊罗马商人会通过红海和印度洋抵达这里，作为交换商品或继续东进锡兰的中转站。后来有更多来自埃塞俄比亚、北印度与波斯的商团陆续抵达，也同步被东面的泰米尔人所知晓，乃至刚刚创立不久的基督教团，也在30年传入当地，成为历史最古老的东方教区。到了822年又有2名东方叙利亚教会的主教率领信徒迁徙到在这里，依靠不同教区之间的国际化网络正式发展出后来的港口城市区，虽然不得不仰仗印度教王公保护却也是掌握商业命脉的独立团体，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乃至穆斯林商人逐步占领印度洋世界都无法在这片基督教飞地上获得优势。在中世纪的巅峰阶段奎隆已经被认为是名列世界前四的重要商港，国际影响力堪比欧洲的君士坦丁堡、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和远东的泉州。不过势力强大的穆斯林商团也逐步将投资机会引入北面的竞争城市，通过有意为之的排挤终于将奎隆的经济价值贬了下去，因此当郑和的明朝船队西行时当地的贸易份额已远不如新进崛起的卡利卡特。等到达伽马的葡萄牙船队从东非渡海而来也不清楚奎隆的名字和具体方位，但当地王公很快嗅到翻身机遇，并在1502年与第二支抵达印度的舰队结成临时同盟协议。于是新落成的葡萄牙商站和古老的教堂交织在一起，成为这座城市的悠久历史见证。

（二）在持续时间并不算长的蜜月期中奎隆暂时反败为胜，重新成为马拉巴海岸上的最富强城市，一方面是葡萄牙舰队定期攻打卡利卡特，将许多来自海外的商船都逼到周边口岸。一方面是城市本身的基督教起源，让急于寻找盟友的欧洲征服者感到非常亲切。虽然葡属印度的第一个首府设在同样有竞争关系的科钦，但奎隆却反而具有更多灵活性，可以接纳那些不敢直面欧洲战舰的穆斯林商人，而当卡利卡特的的军队前来威胁时他们也能获得新盟友的必要保护。葡属印度由过去葡萄牙于印度的殖民地所组成，1947年印度独立时葡萄牙于印度的殖民地包括位于其西岸的果阿、达曼-第乌以及位于达曼内陆的达德拉-纳加尔哈维利，葡属印度有时也会被统称为果阿。1961年12月尼赫鲁发动果阿战争，夺取所有葡属印度的控制权，1975年葡萄牙康乃馨革命后葡萄牙正式承认印度对该地的主权。首位抵达印度的葡萄牙人是瓦斯科·达·伽马，他于1498年5月20日在卡利卡特（即现今的科泽科德）登陆。葡萄牙人的足迹遍布印度半岛的西部和东部海岸，但从1530起果阿成为葡属印度首府，此后葡萄牙一直控制该地区，葡萄牙人在1502年建造普利亚特堡垒后来，葡萄牙在1779年购买达德拉和纳加尔·哈维里。

（三）当印度于1947年正式独立后要求把葡属印度的主权移交印度，但即使国际法庭及联合国大会于1950年代皆就此作出对印度有利的议决，葡萄牙均没有答应。1954年一群印度义民占据达德拉-纳加尔哈维利，葡萄牙要求印度允许葡国部队穿越印度国土进入这块辖地恢复管治，但印度拒绝。1961年8月印度正式占领该地，成为印度的一个联邦属地。1961年12月12日印度向果阿、达曼及第乌发动进军，经过26小时小规模的战斗后成功解放该三处地方，将其收归印度版图。初时三地共组成为印度的一个联邦属地，至1987年5月30日果阿成为印度的一个邦，而达曼-第乌则继续保持为一个联邦属地。葡属印度被占领后葡萄牙的萨拉查政权一直拒绝承认印度对该地的主权，并继续保留该地于葡萄牙国民议会中的席位1974年。葡萄牙“四二五革命”后新政府宣布放弃所有殖民地，因而同时承认印度对原葡属印度的主权，并恢复与印度的外交关系，然而葡萄牙政府同时承诺继续保留前葡属印度人民作为葡萄牙公民的权利。1510年随着葡萄牙军队攻占中印度海岸的最大港口果阿，奎隆的优势地位开始出现微妙变化，这是由于前者的位置几乎就在次大陆的南北交界线上，所以被立刻升级为印度总督区首府。也就是说更多优质的贸易资源将势必离开南方，让奎隆的短暂复兴也蒙上阴影。

（四）不过只要有完全的卡利卡特继续充当刺头，奎隆统治者就不至于和葡萄牙人迅速翻脸。欧洲战舰依然定期光顾马拉巴海岸，将死抱对抗策略的城市港口轰烂，于是更多穆斯林商船还是只能更换货物集散地，让奎隆的市场经济得到维持。不少来自东非或红海的商团有时索性取道马尔代夫群岛北端，再选择停泊南印度和锡兰的港口，只是随着葡萄牙海上封锁能力的逐步加强，这些应急方案也开始变得不再保险。征服者的堡垒已经不只是竖立在曼德海峡两岸，甚至连锡兰岛与次大陆之间的狭窄水道也遭监视，尽管还有购买许可证的船只能够通行，但对于许多不情不愿者而言还是直接开往苏门答腊岛西北的亚齐更为靠谱。于是享受葡萄牙东方帝国红利的奎隆发现自己正迅速沦为一个遭人遗忘的角落，他们无法从新盟友的国际体系中捞得好处，却还要继续承受敌对邻居的持续威胁，在屁股决定脑袋的原理趋势下逐步倒向原本的最大死敌。恰逢卡利卡特人也需要强化自己的马拉巴海岸堡垒，继续同欧洲基督徒对抗下去，便迅速向先前的叛逆提供军事援助。以至于驻扎在奎隆附近的舰船和士兵超过本土的留守部队，并随时准备袭击那些要通过科莫林角的葡萄牙船只。针对这种迅速恶化的危险趋势，刚刚出任印度总督的梅内塞斯决定组织庞大的部队予以剿灭。

（五）1525年2月他率领一支舰队离开果阿，并从守备队与土著仆从那里集中2000多人参战。由于考虑到需要在多个港口间来回奔波，梅内塞斯的远征部队拥有8艘运载大量补给的卡拉克帆船，以便支持3艘大型加莱桨帆船和5艘中型加利奥特桨帆船的长期部署。同时还有自己操作或盟友贡献的39艘各类小型快艇，用于搭载士兵到复杂的浅水区执行各类登陆作战。然而葡萄牙舰队很快发现对方的有生力量根本就不在卡利卡特，于是一路沿着海岸线南下才在另一个口岸蓬纳尼发现数百敌军，后者已经在岸边建立防御阵地，并将手头的小型船只都集中部署在靠海的正面。虽然进攻者依靠舰炮火力优势和陆战队的勇猛获胜，却也意识到这还不是他们要找的真正主力，因此往南方的搜索就有必要继续进行下去。最终葡萄牙人得知奎隆的水域有大批卡利卡特人派去的舰队，随后在曾经的铁杆盟友领地上发现人超过1万的马拉巴海岸联军。他们有60艘大小不等的船只，全部被拖拽到沙滩上，并排布置成防御工事。后面则是3处有栅栏保护的炮兵阵地，由大批装备火绳枪、大炮、弓箭和标枪的土兵驻守。面对这批严阵以待的对手时梅内塞斯没有立刻下令强攻，而是在位于深水区的锚地召开一次战前会议，有的船长建议只攻击那些被拖上岸的船只，从而使卡利卡特人失去威胁航运能力。

（六）但大部分人都反对这种短视做法，认为会使登陆部队完全暴露在炮兵火力之下。也有带兵的骑士阶层建议绕道上岸，直接攻打那些彼此有较大间隔的栅栏营地。但反对者也担心舰船缺乏足够人手，来应对可能的海上反击。渴望迅速获得功绩的梅内塞斯首先弹压所有建议他暂缓行动的言论，随后便将两种方案合并，要求手下分成两路进行联合夹击。每支陆战队都将有300名葡萄牙士兵组成，通过4-6艘小艇上岸。第一分队负责在北面迂回突击炮兵阵地，而南面的第二分队将冒险从正面突击60艘船组成的防御工事，作为必要的支援措施十大型舰艇将从夜里就展开不间断炮击，尽可能不让守军在夜里获得休息机会。由于装备更多远程火炮，这项任务也等于是一种不对等的打击措施。次日凌晨首先出发的第一军团开始向北移动，同时负责最危险部分的士兵也踏上正面强攻之路。尽管有己方舰炮的连夜轰击，但当时的远程射击在精准度方面还有很大缺陷，所以整个马拉巴联军的工事基本完好，守卫者也在第一时间做出迅猛反应。大量枪炮开始朝缓慢接近的船队开火，并在清晨的薄雾中制造出更为浓厚的火药烟幕。此外由于海水涨潮缘故让这些船体工事也依靠自身浮力被抬高，在并不温和的浪潮推动下失去原本应有的射击稳定性，因此第二分队几乎毫发无损的抵达目标位置，并用刀剑和长矛发起跳帮攻势。

（七）但许多拥有高耸尾楼的远洋阿拉伯帆船本身就像葡萄牙的大帆船那样难以攀爬，因此双方的逐船争夺就异常激烈，还有不断有后援从岸上的炮兵阵地赶来。此时迂回到北面的第一分队也出现严重失误，根据事先计划他们在靠岸后要稍等片刻，直到友军接战后发来指示信号再进行登陆。但马拉巴炮兵制造的大量烟雾让他们根本看不清楚远方状况，于是就只能留在原地，浪费不少宝贵时间。守军却很快发现情况不妙，转而将数千军队派往那里。在他们的密集火力招呼下300个葡萄牙士兵只得立刻开始抢滩，结果就有不少人被弹药击中，或者因受伤淹死在海里。由于意识到属下出现沟通紊乱，梅内塞斯只能率领预备队赶往一线，准备在两支分队的登陆场中间上岸，帮助所有人形成完整战线。考虑到正面夺船的战斗太过艰苦，特意分兵加强对马拉巴舰队的强攻，但自己和登陆的那些士兵也立即遭到另一批赶来补漏的敌军围攻。虽然葡萄牙人拥有不容置疑的战力优势，但这些自小浸染在封建武士文化中的南印度土著也不是鱼腩，他们同样有各司其职的大小封建领主和愿意与之共赴黄泉的附庸兵户，所以在肉搏居多的陆战中还是可以靠数量弥补尚不巨大的装备差距。所有的三支葡萄牙步兵分队也因此被完全压制在海滩附近，危急关头时梅内塞斯冒险的再次进行分兵操作，他派出一队部下迂回到南面，突袭马拉巴尔炮兵的一处栅栏阵地。

（八）后者完全被正面交战所吸引，根本想不到会有人突破侧翼后援而来，迅速蔓延的恐惧感让他们选择临阵脱逃，将这处关键位置让给葡萄牙人。随即进攻者利用留在原地的火炮从后方向着前面的舰船射击，分布在那里的印度土兵原本就只能躲在工事后面据守，自然承受不住从后方袭来的火力扫荡，在他们疯狂逃离后整条战线也顺势被截成两段。接着梅内塞斯继续向左右两翼派出增援部队，无论是继续在船上死守的土著水兵，还是继续要包围第一分队的封建武士部队，都因为有意料之外的背击而开始崩溃。最后残余人马都抱团躲在剩下的阵地内，却已架不住近千名葡萄牙陆战队的合力强攻，他们的惨败也意味着奎隆之战的完全落幕。葡萄牙人自己宣称至少有数千穆斯林、本地基督教与印度士兵在各处阵地上被杀死，而他们的战果仅仅是打死30个葡萄牙征服者，并不同程度地击伤另外200多人，还有40艘大小船只被原封不动的俘获，大批枪炮与250发炮弹被胜利者据为己有。至于选择背盟的奎隆也因失去主要防御力量而遭劫掠和焚毁，葡萄牙人还根据印度习俗摧毁城市附近的大片棕榈树林，以示对本地人口的集体惩罚。但拥有广袤纵深的南印度世界并不会因几次战役的失败而不再制造麻烦，相反战争将迫使双方彻底撕破脸皮，并将对抗作为主流意识保留到下个世纪的荷兰势力降临。

班达拉河战役

（一）早在1世纪前后古吉拉特地区就开始为从中亚南下的斯基泰人游牧势力占据，虽然他们很快为身边的众多本土贵族所同化，却长期保留着部落军事民主制传统以及对贸易收入的巨大依赖，特别是位于海边的卡提阿瓦半岛更是从苏美尔时代起就与波斯湾方向有密切的生意来往。稍后又成为希腊-罗马商人东渡的重要落脚点，进而升格为整个印度文明与西方世界的国际交流前沿。此后的1000多年时间里古吉拉特人都保持着自己的固有生存模式，沿海的商业城市领主利用波斯湾与南印度航线的中转站位置捞取尽可能多的商业税或进出口份额，生活在内陆的封建领主则为其提供保护军事保护和必要的基本物质供给。倘若有类似笈多王朝、德里苏丹国这类超级强权来袭则以顺从的方式保留自身权益，等到大帝国因无法继续维持而濒临崩溃后再推举出自己的首领充当总话事人。在这个漫长的演进过程中古吉拉特地区的军队逐步发展出相对独立的两个部分，内陆贵胄多以骑兵传统立足维系着源自古老中亚的武士作风，虽然因地域和气候限制造成马种、武备与训练层面的退化，但总体上还维持着一个区域强邦所应有的武力水准。沿海长官则依靠治下的各方商团或海盗群体逐步升级自己的小规模机动舰队，至少从14-15世纪开始一些源自地中海世界的船型已逐步传入那里，配合本土特色的弓箭与刚刚兴起的实用火器形成足够好用的作战配置。

（二）不过到16世纪才大举东进的葡萄牙势力却为古吉拉特其制造出一个前所未有的难缠对手，由于自知体量小且兵力容易匮乏，后者起初并不准备在卡提阿瓦半岛建立独占据点，反而崇尚一种依靠外圈港口为支点的远程控制模式。通过分散在阿拉伯半岛、波斯湾和南印度的几个港口，直接堵住整个穆斯林世界的航运贸易，结果自然是让居于最内圈的古吉拉特损失惨重。因为他们无法像其他位于边缘的势力那样靠新开辟的备用航线弥补损失，反而在对手的定期巡航中更易遭受拦截，因此古吉拉特苏丹曾多次向西方的马穆鲁克王朝埃及或奥斯曼土耳其求援。在该世纪的头个10年内还不断怂恿国际化的穆斯林舰队以卡提阿瓦半岛为集结中心，自己也经常凑出几十艘规模的战舰力量参与对葡萄牙人的联合绞杀，直到他们在1509年输掉第乌海战才暂时因缺乏强有力的后盾而低调起来。即便如此苏丹依旧支持沿海商团组建小型海盗队伍，对那些向葡萄牙人购买通行证的船只实施打击，最终也成引起对方的再度关注。1528年底一份重要情报被送递葡属印度的首府果阿，据悉古吉拉特的苏丹已在第乌聚集起几十艘小型桨帆船舰队，有可能要对南部航线实施袭击。担任总督的桑帕约便不顾属下反对，立刻派出9艘小艇前去进行探查，自己也以强制手段征调港内的武装商船，准备在休航期结束后就尽快主动下手。

（三）为此他先后得到10艘卡拉克大帆船、4艘卡拉维尔快速帆船、7艘桨帆船与28艘各类快艇的控制权，最终在次年1月启程，带着超过千名葡萄牙-印度士兵北上。次年2月葡萄牙人已通过更多侦查，确定对手的规模和具体位置，那是由著名劫掠船长阿利克斯率领的64艘福斯特小型桨帆战舰，上面搭载的穆斯林兵员也超过千人。但他们并不愿意发生任何正面交战，一遇到桑帕约派出的先遣分队就调头撤离，期望等避过风头再出来活动。最后还选择在孟买边上的班达尔河躲藏，利用入海口水位较浅的优势独善其身，纵使火力强劲的大帆船稍后抵达也没法越过大片沙洲实施强攻。他们在前2日的对峙中还屡屡冲出来佯装要进行突围，却在遭到并排停泊的卡拉克帆船炮击后快速龟缩起来，真实意图却是要将小型的葡萄牙快艇都吸引过去，利用数量和火力优势予以围歼。对于阿利克斯的计谋时包括桑帕约在内的葡萄牙贵族军官都心知肚明，但为了不让如此大规模的敌手能继续逍遥下去，他们还是决心冒险展开一次围猎行动。首先是派400名士兵乘26艘小船单独行动，到班达拉河口的北部蹲点等待机会，同时让4艘卡拉维尔快速帆船埋伏在南侧较远位置，堵截对方的可能逃跑路线。

（四）火力猛却行动较笨拙的卡拉克大帆船继续在原有位置提供理论上的火力支持，而7艘桨帆船则会在对方探出头后上前予以包夹。不过连夜抵达伏击位置的北部分队很快就被古吉拉特人所察觉，阿利克斯将计就计并派出更多的福斯塔战船前往河口北部展开攻击，这些由人力划桨驱动的小型战舰能够有效回避海风或潮流带来的气候因素，可以在较浅的水域内来去自如。同时还配备从土耳其进口的新式火炮，足以在正面交锋中摧毁更小的目标。上面所能搭载的更多数量的士兵在局部交锋中同样是优势显著，然而双方海员的素质差距让最终胜负从一开始就显得悬念不大。由于强劲的陆风加持让古吉拉特舰队的入海速度较之正常状态要更快，随后在阿利克斯的命令下所有船只都依次转向右翼，期望将对手彻底堵在自己与海岸之间的狭小空间内。但因为缺乏大规模舰队交锋经验造成队形调整能力的非常薄弱，不仅没能利用好天时地利所赋予的时间差优势，反倒将己方的阵型弄得乱七八糟。相比之下数目、体量和火力都居于下风的葡萄牙小艇却早已在稍许调整后便严阵以待，与对方船只同自己擦身而过，便使用火绳枪和投掷的炸药罐掀起第一轮反攻，瞬间就让7艘最近的印度战船陷入火海。虽然古吉拉特人很快也发炮回应，却架不住自身队形的紊乱不堪。

（五）许多船只因被友军堵在身后根本没法使用舰艏的重火力作战，前排船只虽能射击，却没有足够时间调整准心就被身后的同伴推搡着挤到目标跟前。葡萄牙人也没有错过这样的绝佳机会，在轻武器的射击过后便直接发起跳帮攻击，不仅利用身上的铠甲优势给自己壮胆，也依靠有更要冶炼水平的钢剑直接碾压穆斯林海盗手中的粗制滥造货色。与此同时7艘较大的葡萄牙桨帆船也径直冲向班达拉河口位置，在成功接触到古吉拉特人前就开始用船头重炮射击那些乱成一团的印度战舰，对于已经陷入苦战的对方而言这些来自黑暗之中的包夹是尤为要命。阿利克斯马上做出过度反应，命令自己的座舰调头逃入河口避难。身边的其他同伴也想如法炮制，却发现已经有葡萄牙小艇前进到航道上堵路，于是又调头冲乱其他跟在自己身后的友军。最后弄得大部分人只能跳水逃生，并在毫无还手之力的情况下遭对方肆意追杀。战后胜利者们仔细清点现场，发现只有最初那7艘船的焚毁是由自己直接引起，余下的损失大部分来自穆斯林海盗自己的撤退破坏，余下幸存者除少数被抛弃在岸边，尚有30艘船被派去伏击的士兵直接占领。葡萄牙人为这次大胜而欢欣鼓舞，返回果阿进行多日庆祝，作为战败方的古吉拉特人也失去独自发起挑战的勇气，此后的他们就不得不全面倒向奥斯曼土耳其，甘愿充当他们在东方的基地与分中心。

巴赫曼尼素丹国

（一）巴赫曼尼素丹国是中世纪印度德干北部的伊斯兰教国家(1347～1526)，亦译“巴赫曼王朝”。1347年由原阿富汗的突厥人贵族后裔哈桑（1347～1359在位）创建，他宣称其祖先系波斯王巴赫曼故名。巴赫曼尼苏丹国是处于印度德干高原的古代苏丹国，1347年阿富汗君主阿拉丁·哈桑·巴赫曼沙赫摆脱德里苏丹的束缚建都古尔伯加，1425年移都比达尔。1518年巴赫曼尼苏丹国的统治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五个独立的苏丹国，所谓的德干苏丹国：比达尔、比贾普尔、尼扎姆·沙希王朝、比拉尔以及果尔贡德（高康达）。五个苏丹国纷争不休、战乱不断，最后莫卧儿帝国入侵，各苏丹国逐一沦陷。比达尔王国（1489年－1619年）是一个中世纪后期印度德干苏丹国，他的建立者卡西姆·巴里迪是一个来自格鲁吉亚的突厥人。他最初为巴赫曼尼苏丹国的穆罕默德·沙三世服务，成为他的总理，在马哈穆德沙时代成为摄政。他1504年死后他儿子阿米尔成为总理和控制苏丹国行政，之后巴赫曼尼苏丹仍传四代，但也只是阿米尔的傀儡。1527年巴曼尼苏丹国末代苏丹逃走，阿米尔成为事实上统治者，但他没正式称王，直到他的儿子阿里才正式称沙阿。比贾普尔是印度德干地区的穆斯林苏丹国m都城比贾普尔位于比马河和克里希纳河河间地，距赖丘尔不远。为原巴曼王国南部的比贾普尔总督尤苏夫·阿迪尔沙（1490—1510年在位）所创建，后有8位苏丹：伊斯玛勒·阿迪尔沙（1510—1534年在位）、马卢（1534年在位）、伊卜拉欣·阿迪尔沙一世（1534—1557年在位）、阿利·阿迪尔沙一世（1557—1580年在位）、伊卜拉欣·阿迪尔沙二世（1580—1626年在位）、穆罕默德·阿迪尔沙（1626—1657年在位）、阿利·阿迪尔沙二世（1657—1673年在位）和锡坎达尔（1673—1686年在位）。

（二）尤苏夫实行宗教宽容政策，娶马拉塔女子为妻，委印度教徒以高官。赞助文学艺术，所建清真寺与陵墓以宏伟著称。长期与德干其它苏丹国作战，参加过对毗奢耶那伽罗王朝的赖丘尔战役和塔利科塔战役。塔利科塔战役是印度教的维查耶纳伽尔王国对抗穆斯林诸王国联军的战争，1564年底德干地区艾哈迈德纳加尔、比贾普尔、高康达和比达尔4国苏丹组成的大军攻入维查耶纳加尔，1565年1月王国实际上的统治者罗摩拉亚亲率大军北上迎战联军于塔利科塔，但惨败，被俘后牺牲。2天后联军开进其首都，联军的此次决定性胜利为新的穆斯林入侵南印打开大门，维查耶纳伽尔城经洗劫后成为一片荒土。1510年葡萄牙名将阿尔布克尔克通过果阿之战从比贾普尔苏丹国夺取果阿，1511年—1512年在第二次果阿之战抵挡比贾普尔苏丹的反扑。1570-1571年在反对葡属印度的印度同盟战争中比贾布尔和尼扎姆·沙希王朝两个苏丹国的联军3万人对葡属印度的首府果阿发起进攻，经过接近8个月的围攻后两苏丹国失利撤退。后期在莫卧儿军的入侵和马拉塔人的进逼下国势日衰，1686年末代苏丹在遭受围困18个月后投降莫卧儿皇帝奥朗则布，比贾普尔灭亡，苏丹被俘并在15年后死于狱中。高康达是印度德干地区的穆斯林苏丹国，国土在今之特伦甘纳邦一带。创立者为原巴赫曼尼苏丹国的突厥人官员库利·库特卜沙（1512—1543年在位），建都高康达（在今海得拉巴附近）。1543年贾姆希德（1543—1550年在位）弑父继位，1550年其兄弟伊卜拉欣（1550—1611年在位）继位后曾参加对维查耶纳伽尔的塔利科塔战役，实行宗教宽容政策，任用印度教徒为高级官员。

（三）1611年伊卜拉欣死后莫卧儿军队多次侵入境内，高康达沦为属国，1687年为莫卧儿皇帝奥朗则布兼并。奥朗则布与高康达之战是莫卧儿帝国与其属国高康达之间的一次战争，莫卧儿德干副王（总督）奥朗则布王子奉行扩张主义政策，试图并吞向莫卧儿称臣的高康达王国。1655年高康达亲莫卧儿的首相米尔·朱姆达之子因冒犯敌视莫卧儿王室的国王阿卜杜拉·顾特卜沙而下狱，宗主国皇帝沙·贾汗严令释放，否则将进攻高康达。奥朗则布趁机以此为由开战，于次年2月进攻该国。顾特卜沙出逃，而后游说于沙·贾汗。后者斥责奥朗则布的僭权行为，同意与高康达缔约。高康达向莫卧儿支付赔款、纳贡与割让部分领土，朱姆达成为莫卧儿首相。尼扎姆·沙希王朝是印度德干高原巴赫曼尼素丹国后期分裂出来的一个王国，创建人麦利克·艾哈迈德。1490年宣布独立，国都命名为艾哈迈德讷格尔。1499年他率兵攻占道拉塔巴德大城堡（今马哈拉施特拉邦奥兰加巴德），1574年又夺取贝拉尔，王朝日益强大。其子布尔汉沙（1509～1553在位）同印度教国家维查耶那加尔（毗奢耶那伽罗王朝）结盟，经常与穆斯林邻国交战。其继承人侯赛因（1553～1565在位）执政时则在塔利哥达之战中联合德干地区4个伊斯兰国家联军推翻维查耶那加尔国。

（四）1570-1571年在反对葡属印度的印度同盟战争中比贾布尔和尼扎姆·沙希王朝两个苏丹国的联军3万人对葡属印度的首府果阿发起进攻，经过接近8个月的围攻后两苏丹国失利撤退，同时尼扎姆·沙希王朝的军队也在焦尔围攻战落败。1576年莫卧儿帝国的阿克巴大帝（1556～1605在位）派其子穆拉德进攻艾哈迈德讷加尔城，此后王朝多次遭到莫卧儿帝国攻打。1600年艾哈迈德讷加尔城被攻陷，同年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黑人首相马利克·安巴尔扶持新苏丹穆尔塔扎，锐意振兴的他数次击退莫卧儿王朝进攻。安巴尔去世后尼扎姆·沙希王朝无力再抵御莫卧儿人的入侵，1633年道拉塔巴德陷落，王朝遂亡。德干地区原为德里苏丹国领地，在图格鲁克王朝苏丹穆罕默德统治末期国家开始分裂，当时任古尔巴加地区军事将领的哈桑趁机宣布独立并自称苏丹，取号为阿拉·穆扎法尔·丁·巴赫曼·沙，建都于阿萨拉巴德（即古尔巴加）。以古尔巴加地区为基地先后征服果阿、达波尔、科尔哈普尔和德林加纳等印度教王公统治的小邦，迫其称臣纳贡。将领地划分为古尔巴加、德拉塔巴德、比拉尔和比达尔4省，派总督管理。王朝信奉伊斯兰教什叶派教义，实行伊斯兰教法，将伊斯兰教传播到新征服地区。

（五）穆罕默德·沙（1357～1373在位）执政时多次与南部信奉印度教的维查耶那伽尔国等抗衡，巩固王朝的疆土。穆罕默德·沙二世（1378～1397在位）执政时王朝由征战转入安邦治国，他励精图治，健全国家制度，始设宰相和大臣会议。休养生息，减轻赋税，发展农业和商业。修建清真寺，开办宗教和世俗学校，资助和庇护穆斯林学者。兴办伊斯兰文化教育，尊奉苏菲派著名学者为朝廷宗教导师，在各地敕建“扎维耶”传经布道，使苏菲主义学理得到广泛传播。艾哈迈德·沙（1422～1435在位）统治时再次征讨维查耶那伽尔国，兼并瓦兰加尔国部分领土，并征服德林加纳的印度教王公，掳获大量战利品。1424年迁都于新城比达尔，后发展为伊斯兰教文化中心。自苏丹胡马雍执政时任用军事将领马赫穆德·加万（1463～1481在位）为宰相，连续辅佐3代苏丹，握有实权。励精图治，在政治、军事、经济和外交等方面政绩卓著，此时为王朝的鼎盛时期。国土横跨印度中部，东西均达于海，其势力伸入南北部分地区。1490～1518年间地方割据势力崛起，王朝无力控制，各行省总督相继宣布独立，国力日衰。王朝分裂为比贾布尔、阿赫马德拉加尔、戈尔康达、贝拉尔、比达尔等5个独立小邦，1526年王国大臣阿米尔·巴里德推翻苏丹自立为王，巴赫曼尼王朝灭亡至1687年，5个小邦先后被莫卧儿帝国皇帝奥朗则布征服。

焦尔围攻战

（一）作为中印度海岸上的普通港口城市，焦尔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都没什么存在感，既无法同北方的印度河口或坎贝湾竞争，也没可能和南面的卡利卡特及科钦相提并论。因此直到葡萄牙人着手建立自己的海权控制体系才让焦尔得以从尘封已久的迷雾中探出脑袋，其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堵截那些不向自己购买执照的穆斯林船只，定期派船队到该水域巡航。但因缺乏必要的基地支撑总是无法获得理想效果，甚至早在1508年就在这里遭遇远征印度以来是首次海战失利——焦尔海战。1521年葡萄牙人正式入驻焦尔，并在毗邻海岸与河口的位置构筑要塞，由于只是为监视航道和充当船队补给站，所以并没有值得称道的建筑规模。至于始终以土著人口居多的老城区并不在岸防炮的火力覆盖范围之内，他们也继续保留原有的生活方式，不愿为无法确定的战争而投资防御设施。考虑到焦尔原本并不是什么战略重地，新的威胁又大都来自海上，这样的选择也似乎无可厚非。然而16世纪中后期的世界已经与过去的传统认知存有巨大偏差，至少在印度国王同盟筹划之处焦尔就已经是艾哈迈德讷格尔苏丹国（尼扎姆·沙希王朝）的既定目标，因为这里的防御水平非常有限，很容易通过重炮轰击等手段就摧毁规模不大的要塞。即便无法迅速得手也可以通过长时间的围困，逼迫缺衣少粮的守军乖乖就犯。最后只要同盟的部队夺取焦尔，就能将南方的果阿同北方的第乌切断联系，进而逼迫葡萄牙人各自为战，无法迅速从海上进行来回增援。

（二）因此当时的艾哈迈德讷格尔苏丹穆尔塔扎决定由自己来亲自指挥这场伟大战役，为此他不惜亲自部署号称超过12万人的军队、370头从各地搜罗来的大象和38门攻城炮。负责领导具体作战的指挥官分别是来自奥斯曼帝国的高级顾问鲁米汗和原籍埃塞俄比亚的大将法拉特卡，他们都有非常丰富的实战经验，知晓如何策动大规模部队实施攻坚作业。此外还有2000人的海盗舰队会从南方的卡利卡特赶来汇合，他们将是从海面困死要塞守军的关键所在。由于几大印度本土势力的蠢蠢欲动，葡萄牙人也在1570年末开始预防性备战，原本的要塞队长安德拉德决定提前对居民区实施大规模疏散工作，因此有不少土著居民提前逃到附近区域暂避。生活在堡垒周边的欧洲裔妇女儿童也陆续登船撤往果阿避难，等到当年10月马斯卡伦和麾下的600名援军匆匆抵达后焦尔已基本是一座空城。考虑到原本的堡垒规模太小，马斯卡伦立即下令在城区附近构筑防线，在900名葡萄牙士兵和印度仆从的共同努力下焦尔很快就被多层壕沟+胸墙的工事包裹起来。许多看起来是多余的房屋也被施工队一并铲除，而原本的修道院因是典型的欧式砖墙建筑，所以被加固为前线指挥部。依然留在当地的5艘加利型桨帆战船和11艘商用大帆船也被分别部署到港口和城市东面的河道当中，在即将展开的大战中它们既会是移动的火力发射点，同时也要充当土木工事的另类补充，至此除北面的沼泽区域外焦尔城周边的防务态势都大为改善。

（三）到了当年的12月15日穆尔塔扎的首批先头部队开始接近焦尔，在埃塞俄比亚大将法拉特卡的率领下很快同负责外围警戒的守军展开交火，虽然是有备而来但苏丹的士兵还是普遍缺乏单兵火器，除300名靠重金招募的外籍佣兵外基本还在用各类传统弓箭作战。这主要就是因为该区域只有焦尔级别的小型口岸，难以毗邻果阿的盟友辖区相比，葡萄牙人则为筹备料想之中的苦战，几乎给每位火枪手都配发胸板甲，因此进攻者很快在小规模交锋中被击退。然而，穆尔塔扎并不为前哨战的失利而感到担心，因为在之后的数天时间里他的大军才会慢慢抵达预设战场，其中不乏那些世代受封于当地的突厥武士和前些年才登陆印度的土耳其火器部队，加上更多从波斯、阿富汗、埃塞俄比亚山区慕名而来的亡命之徒足以在任何情况下赢得旷野交锋。虽然有很多人是骑兵，不适合执行攻城任务，却可以借机肆虐焦尔城附近的广袤田庄，断绝守军从陆上获得补给的所有可能。由印度教封建主派来的大象和船只则是非常优秀的后勤运输单位，至于同样以印度教徒居多的苦工群体也为苏丹提供近乎免费的无限劳动力。1570年12月21日穆尔塔扎下令对焦尔城实施首次大规模强攻，由鲁米汗指挥的炮兵部队已经在城市东面构筑射击阵地，足以将硕大的炮弹直接射入城中。同时超过2000名骑兵策马北上直扑孟买岛附近的另一座独立小要塞，但真正的主角还是要从沼泽区进行突击的数万名步兵。

（四）显然这位突厥化国王低估守军势力。因为葡萄牙人在先前2个月的土木作业中已构筑起足够应付重炮轰击的各类临时工事，彼此之间都有战壕相通丝毫不存在兵力分散问题，更不担心有大量抱团的士兵会因一次命中而全体归西。在将原本游弋于水面的桨帆船疏散后就几乎不存在什么可以损失的有生力量，只需要安排炮手定期回应就拖住敌军的庞大火力支援队伍。如此一来大部分枪手都可以云集到防线北端，以密集的排射狙杀印度步兵，后者自然因通道的空间狭窄而损失惨重。虽然一度靠堆砌数量而形成短暂突破，却还是在推进到修道院附近后被击中反击的守军给重新碾了回去。与此同时那2000名突厥骑兵也抵达孟买附近的卡兰贾要塞，但他们的攻城手法更加拙劣，几乎只能靠展示马术、步行射箭与集体咆哮等方法进行尝试，镇守当地的40名葡萄牙火枪手只需安稳躲在墙内开火即可。最后还是因不得要领而被迫走人，靠着劫掠乡间的方式弥补自身损失。此后鲁米汗开始调整穆斯林炮兵的投射方向，将主要精力用于夹攻城市的防线北部，经过数日的不懈努力后终于在1571年的1月10日将构筑在那里几座土木碉堡摧毁。法拉特卡也一直在指导苦力们成为临时工兵，用挖掘直线坑道的方式前进，尽量回避葡萄牙人的枪炮射击。后者因为兵力不足无法派人冲上去发动肉搏占领，于是便开掘出更深的反地道，用埋放的火药将对方直接炸上天。

（五）但日益升级的交火频率还是让队伍的损耗也逐步增加起来，在很难获得更多援助的情况下这类残酷消耗往往对数量较少的一方非常不利。进入当年2月让围攻者期盼已久的海上支援终于抵达，那是由30艘中小型桨帆船组成的卡利卡特舰队，并且在几乎无人阻拦的情况下悄悄抵达。但根据同盟双方的协定这支编队应暂时放下必要性有限的单纯封锁，转而深入内河去同穆尔塔扎的陆军汇合，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围攻者发挥数量优势，直接将大批士兵从水路运抵焦尔城区。于是卡利卡特人便选择在夜间活动，让多艘战舰从处于停泊状态的葡萄牙船队边溜走，等到守军察觉并开炮射击也只是将几艘最小的敌舰驱逐到外海。然而印度同盟军的胜利会师并没有能加强自身的攻坚能力，马斯卡伦很快抽调部分士兵上船，主动向侥幸得手的卡利卡特人发起挑战。由于加莱桨帆船的吨位、火力和运载能力更强，很快在空间有限的河道中获得优势。印度水手根本无法利用数量优势迂回到侧后方实施包围，只能在正面硬扛的过程中遭重炮轰击，所以很快就蒙受巨大损失，转身逃到岸边的土耳其炮兵阵地中寻求庇护。此后也一直留在原地，不敢再轻易驾船出动，1571年2月底沉不住气的穆尔塔扎再度下令展开全面进攻。

（六）更多印度苦力被强行逼上前线充当炮灰，而身后的土耳其人也继续有条不紊地用弹药摧残整片焦尔城区，在这种连续不断的车轮拉锯战中葡萄牙人的伤亡数字也已上升到400，超过守军队伍的50%比例。因此围攻者断定这是最为有效的胜利之道，并在之后的2个月内加以复制。然而在同盟阵营里的许多聪明人看来艾哈迈德讷格尔军队实际上已败相毕露，首先就是因为付出代价太过高昂，每天都需要为供养大军而消耗大量物资。但本地区内的可搜罗给养已经在2个多月内被基本清空，依赖船只与畜力的远程运输也只能缓解眼前危局，不是维持人员士气的长久之计。其次焦尔的守军始终斗志高昂，没有任何慌乱迹象。再者印度洋水域的禁航期很快就要随季风的转向而结束，这让葡萄牙人可能从其他地方派来舰队实施援救，最后就是完全类同的局面也在南方的果阿战场上演。于是卡利卡特人抢先选择跑路，他们利用来时相同的办法悄悄在夜间驾船躲过守军监视，一溜烟地冲出河口而去。其后部分为穆尔塔扎服务的印度船主也纷纷登岸撤离，留下无需看守的船只搁浅在岸边，并被偶尔出城偷袭的葡萄牙人悉数烧毁。这些接连不断的逃跑事件也引得全军上下都人心浮动。即便还有许多无能为力的苦工被迫留下，也只是在静候战事的彻底结束。

（七）4月11日已是强弩之末的围攻者对焦尔全城进行最后一次大规模炮击，这次土耳其又成功炸毁几座土木碉堡，并击沉停泊在港口的指挥官座舰。然而这些成果还是不能帮己方士兵突破防线，那些自愿留下来守城的本地仆从也从未有放弃葡萄牙宗主的背叛想法，这让整场战役彻底陷入无尽死循环，继续拖拖拉拉到雨季来临。大量倾泻的自然之水让穆尔塔扎的营地愈发狼狈，不断从果阿等葡萄牙据点开来的船只则预示着守军根本没可能因后勤问题而选择屈服，反而在慢慢恢复兵力。最终在6月29日印度人照常对守城防线的据点实施突击，这次他们不仅没能靠数量逼退葡萄牙守军，反而让彻底暴怒的对方一路追杀回自家营地。之后的6小时内整支艾哈迈德讷格尔军队都出现连锁反应，他们先后丢掉数个步骑兵的营地，用于攻城的火炮也被夺走不少。残部只能跟随君主拔营，到更远一些的位置上暂作停留。穆尔塔扎又咬牙坚持到7月24日终于同意撤军，并向焦尔城内传递停战邀请，至此这场耗时达8个月之久的围攻战才以守城者的彻底胜利告终。从某种意义而言这次围攻失败就等同于宣告印度同盟战争的结局，因为焦尔并非果阿级别的区域首府，也不是第乌、科钦或坎纳诺尔一类的重要堡垒，亲临前线的穆尔塔扎却是整个联盟的始作俑者。虽然冲突还会在不同区域持续数年，但主心骨的提前被重创，也基本为整体趋势定下基调。

芒格洛尔之围

（一）芒格洛尔早在古典时期就已经为欧洲人所知晓，虽然身处印度次大陆的西南海岸，却被托勒密等地理学家标注，描述为出口胡椒的几个主要口岸之一。同时那里也已经海盗盛行而闻名，显然并不是对所有访客敞开大门的纯自由港。进入中世纪时代还有大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亲自造访，为后人留下为数不多的原始记忆。但因为其长期隶属于信仰印度教的毗奢耶那伽罗帝国，所以没有同后来抵达的葡萄牙人发生过激烈冲突，只要土著君主接受由对方主导的海洋贸易秩序就可以让原来的情况一切照旧。然而随着南印度各邦的渐渐分崩离析，芒格洛尔开始被葡萄牙人判定为具有潜在威胁的体系漏洞，特别是在态度强硬的阿巴卡女王统治下该城及其周围地区都变得比过去更富有抵触情绪。于是在1570年夏季担任总督的路易斯派出一支小型部队袭击这座缺乏防御意识的贸易小城，虽然成功将女王从宫殿中驱逐却架不住本地人的群起围攻，惟一值得称道的收获就是在当地建立起小型要塞。但在果阿即将遭大兵压境的困局下，大部分士兵被抽调回北方防御，只留下15人长期坚守。因此阿巴卡女王很自然的地加入进印度国王同盟，并期望借强邻之手将葡萄牙据点彻底拔除。只是苦于自己手里确实没多少善战之兵，才不得不找机会求助于横行马拉巴尔海岸的职业海盗。

（二）其中一批由卡提普罗卡率领的劫掠队伍受雇从海上攻克要塞，他也立即调用自己的8艘中小型战舰将数百名手下悄悄运抵芒格洛尔附近，并从土著接应者那里获得不少用于攀登城墙的梯子。在1571年4月的某个晚上马拉巴海盗们开始他们的偷袭计划，但预想中的悄悄攀爬翻墙行为早在船队靠岸后就已经为要塞守军察觉。当时除15名留守的葡萄牙士兵之外防御者还包括100名招募自科钦等印度城市的土著基督徒，通过简单的训练后他们当中的部分佼佼者也成为合格的火枪手，剩下的人则继续以弓箭作为主要武器，只能在激烈的战斗中充当辅助力量。但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可以让数量极少的欧洲裔士兵放开手脚，专注于某些危险区域的紧急状况，于是守卫要塞的15个葡萄牙人便全部集中到城墙位置。他们静候大部分印度海盗爬上梯子，在故意放缓的节奏中呈单纵队前行，直到对方即将踏入的前一刻才突然现身进行火枪齐射。偷袭者显然对这样的剧情有些无所适从，在黑暗中出现好一阵混乱，直到己方的数量优势慢慢体现才顶着15名守军的反击火力，成功踏足芒格洛尔要塞的护墙，但在紧接着爆发的激烈血拼中大批基督徒土兵赶来增援自己的宗主。

（三）海盗们的人数优势也就荡然无存，只能在自己根本不熟悉的狭小区域内摸黑行事，最后还是承受不住伤亡与恐惧，匆匆逃到海边登船撤离。卡提普罗卡却不忘顺手捎走1艘要塞驻军的小艇，以便向附近水域内的其他同伴炫耀自己是胜利者，他的手下还在混乱中找到府库所在位置，将不少金银钱币都洗劫一空。两天后这位南印度的海盗头子再度折返芒格洛尔，企图在能见度较好的白天强取要塞。由于本地民兵也在外围助阵，所以守军已没有可能在某一点上倾其所有，这无疑是围攻战所最希望看到的情况。然而由于庞大联盟在果阿等前线的不得要领，已经让那里的守军有充足余力向分战场派遣援助，因此一支由10艘大小桨帆船战舰拼凑的部队开始从南面的坎纳诺尔北上巡弋。在航行到芒格洛尔附近后便立刻发现企图登岸的马拉巴海盗船队，担任小型编队指挥官的迪奥古便立刻下令向眼前的这些目标实施强攻。面对突然出现于自己后方的葡萄牙人，印度海盗们立即采取擅长的逃逸策略，依靠各船的较小吃水努力紧贴着海岸快速机动。迪奥古也直接甩下3艘较为笨重的加利型桨帆战船，只靠7艘担任前卫的小型福斯塔船就发起冲锋。

（四）各船纷纷利用安装在舰艏的火炮，轰击驱散原本就倾向于较大间隔的印度编队，随后就是你争我赶的急速追杀，力图尽早将更多的敌舰占据下来。混战中印度人的小型船只几乎完全弱不禁风，由于既没有火力优势又无法在速度上凌驾于对方，所以只要被追上就不再有任何生还希望。葡萄牙人也丝毫不对海盗手下留情，往往选择将所有人都屠杀殆尽。但像卡提普罗卡本人所在的船只则是仿造西式规格打造的中型桨帆船，不仅乘员数量更多，所拥有的武器也绝不不在少数。每当单艘福斯特船先其靠拢便会遭到大量火枪和炸药罐的热烈欢迎，搞得进攻者自己也损失惨重，迪奥古只能同时出动2艘船进行包夹才顺利让自己的手下登上敌舰。随着海盗头子被1发突然射来的子弹击毙，余下部众也只能在绝望的抵抗中被悉数消灭，此后葡萄牙人又多次重复上述操作流程。原本就已经分崩离析的印度海盗船队就在数次极端不利的以寡击众中被逐个占领，原本已势如危卵的芒格洛尔要塞也直接随海上冲突的结束而趋于安全。原先主张对抗的阿巴卡女王则因长期的督战不力而遭贵族嫌弃，最后悲惨的死于自己丈夫毒杀，这座早已趋于衰落的贸易小城也就正式从庞大的印度国王同盟中抽身。

查莱围攻战

（一）作为曾经的南印度航海贸易中心，卡利卡特从一开始就承受着由西方势力带来的垄断经营威胁，仅在1498-1504年之间他们就多次组织大规模军事反抗，并在失败后又屡遭炮舰外交的火力侵害。许多先前臣服于自己的沿海小邦也纷纷宣布接触同他们的宗藩关系，并在半推半就中倒向葡萄牙人那边。讽刺的是这种自然形成的利益对立反而让信奉印度教的王室更为激进，通过对穆斯林商团的大力招抚继续扮演起反殖民先锋角色，他们与葡萄牙人的漫长战争也将一直被持续到该世纪末期。起初葡萄牙人对卡利卡特的坚持抵抗也没有太过上心，因为无论对如何引进西方枪炮、改造旧式的舰船结构和动员大规模武力都很难在海上真正击败自己，所以除不断为海盗舰队提供庇护并定期偷袭航线上的落单商船外，也基本丧失策动全局进攻能力。相反还让对方将要塞体系延伸到自家门口，构筑起近在咫尺的查莱要塞。此外卡利卡特的统治者还经常将希望寄托于来自土耳其、埃及、阿拉伯半岛或北印度的外来援助，所以很快丧失对广大土著商人核心吸引力。特别是那些长期生活在马拉巴尔海岸的阿拉伯-印度混血儿痛感自己经常被刻意挤压到二流位置，于是就更乐于同葡萄牙人进行合作，孤立他们的印度教宗主和穆斯林文化远亲，但在关键性的1524年这种微妙的对峙结构也出现根本性翻转。

（二）位于果阿的葡属印度当局为强化自己对整片海域的控制，决定将更多贸易机会赐予本地基督教商团，于是先前还能靠两头下注谋求利益的混血儿社区便纷纷重新团结到卡利卡特人身边。后者也及时调整策略，将反击西方势力的主要依靠由客卿转为土著，成功重拾起展开大举抗争的动员能力。等到印度国王同盟建立后他们便大量任用这些“弃暗投明”的阿拉伯-印度混血社区作为最重要的海上战力来源，甚至册封他们的头目为世袭海军首领，从而造就持续四代人的昆贾利家族。1571年7月眼看两大盟友——比贾普尔苏丹国和尼扎姆·沙希王朝两个苏丹国对果阿和焦尔的全面进攻趋于失败，卡利卡特人决定亲自走上前台。他们召回先前派往北部助战的劫掠船编队，对城市南面的查莱要塞发起围攻。但与行事简单粗暴的北方盟军不同，尽量避免用数量众多的炮灰部队实施正面突破，也不准备用中小型舰船挑战守卫们的岸防炮火力。相反几支主要编队都在外围负责警戒，努力在其他区域制造混乱事端，如此一来刚刚经历两场大战的葡萄牙人便没有余力来插手主战场形势。此外卡利卡特炮兵也得到全面加强。他们将40门全面火炮铺开，对要塞的各个方向实施不间断射击。其中有一处阵地就位于沿海的河口位置，正好能堵住任何来自海上的援助，并在需要时调转方向朝要塞本身开火，依靠这种非常科学的合理布局基本锁死葡萄牙守备队的涉外联系。

（三）更重要的是因为有生活在这片区域的阿拉伯海商后裔支持，围攻者可以通过水路获得所需的大部分给养，不仅有效阻挡任何可能的瘟疫爆发，也给目睹情况的对手以更多心理压力。最后。卡利卡特人还通过自己威逼利诱来的中间势力，对镇守要塞的葡萄牙军队实施心理战术。比如早就皈依天主教的塔努尔国王便多次规劝担任队长的卡斯特罗投降，由于他们一直是葡萄牙占领军在本地的仆从藩属，因而能用自己的态度影响对方决策。早已年过80的卡斯特罗虽是有着漫长服役生涯的固执老兵，却也架不住来自盟友的不断吹风，以至于没有像同时代的许多友军那样坚持，在当年的11月便正式宣布交出要塞的控制权，他的这个艰难举动也成为近代西方军队在亚洲地区的首次成建制投降。由于害怕遭遇强力报复，卡利卡特人并没有为难查莱要塞的投降者，他们在稍后就派船将卡斯特罗送回果阿，并直接将刚刚到手堡垒彻底拆除。后者则因自己是在非绝境中轻易放弃而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但考虑到查莱本身的战略位置并非不可替代，早已精疲力竭的葡萄牙人也只好选择对事实默认。双方很快就签署临时停战协议，从而让印度国王同盟保住这个多少有些意外的胜利成果。当然已经尝到甜头的阿拉伯-印度混血社区才是这次胜利的最大赢家，他们很快就正式成为地区内的最大势力，并到当代都依旧是印度官方所乐于宣传的爱国民族榜样。

吉大港海战

（一）孟加拉苏丹国是指中世纪五个在孟加拉半独立王朝，苏丹国起源于苏丹法赫尔丁·穆巴拉克·沙阿，1338年从德里苏丹国独立和自封苏丹。在接下来的三个世纪中来自突厥、孟加拉、阿拉伯、阿比西尼亚和阿富汗起源的统治者分别建立的王朝将统治苏丹国，1408年孟加拉苏丹国对明朝舰队的到来非常热情，因为彼时孟加拉苏丹国正遭受北印度强国沼纳朴儿（章普尔苏丹国）的军事威胁，不得不积极寻求周边强权势力的支持和调停。所以榜葛剌和明朝关系密切，允许明朝在其境内建立察地港抽分所。在郑和时代东南亚及南亚诸国之间有很多矛盾冲突，明朝通过华夷秩序和自身实力进行调停颇有一定效果。1518年葡萄牙帝国舰队攻击孟加拉苏丹国，试图获得贸易特权，在吉大港海战中不利而还。1529年孟加拉苏丹国支援德里苏丹国残部，在加赫拉之战被巴布尔击败。苏丹国在十六世纪前期垮台，并于1576年被阿克巴大帝吸收到莫卧儿帝国。1518年第三任葡属印度总督苏亚雷斯按照本国君主的命令开始全面出击，他派出数支船队从科钦出发，分头赶往马尔代夫、锡兰岛上的科伦坡和东印度海岸。至于先前只有模糊地图描绘的孟加拉湾也有专人负责探寻，负责指挥的若昂-德-希拉维尔根据可能发生的情况被分配到4艘不同舰船。除了作为旗舰的1艘小型卡拉克帆船外还有1艘适合在浅水区航行的卡拉维尔快速帆船、1艘拥有划桨动力的加利奥特快船和1艘印度本地建造的小艇，这让他们在有足够空间装载补给的同时也能顺利在海岸海口位置进行大量深入考察。

（二）在此前的马尔代夫之行中希拉维尔曾俘虏过2名来自孟加拉的商人，但他们并没有向葡萄牙船长透露太多地理情况，迫使后者不得不在锡兰重新招募领航员。但此时的环印度洋世界已经对新来的欧洲人有充分戒备，传统的穆斯林贸易网络往往会得到许多参与者的暗中维护，因此当锡兰领航员刚刚登上葡萄牙旗舰时他们出航的消息就已经开始被传往北方港湾，这让吉大港的地方将领有充足准备时间。希拉维尔却对此毫不知情，还跟着领航员指示进行缓慢的摸索航行，结果需要供养几十名划桨手的舰队在成功抵达后就已遇到口粮不足困扰。这年5月18日4艘葡萄牙船只首次看到吉大港与恒河入海口，然而为苏丹镇守当地的将军却立即表现出不合作态度，不仅让士兵在河口构筑设防城寨还将地区内最好的炮兵部队也搬了出来。初来乍到的航海家也不会清楚自己面对的是一个非常善于施展外交斡旋与合连纵横的区域势力，除了以必要的军事手段消耗强敌外还经常派使节联络各方势力，老练程度更是胜于印度西南的一众商业城邦。在葡萄牙人抵达前的100多年时间里他们已先后数次逼退德里苏丹国进攻，并向中亚霸主帖木儿与作为东亚大国的明朝同时称臣。不过孟加拉苏丹国的军队也有严重的技术偏科，由于恒河三角洲的气候较为湿热，所以开发时间比印度其他地方都晚了很久。受此地缘历史影响，入侵者往往就来自次大陆方向，还必须沿着河道才能顺利进军。孟加拉人的防御策略就是以大量步兵和战象防御河间岛屿，将对方拖延至雨季降临，从而造成骑兵羸弱与海军技术的严重滞后。

（三）虽然炮兵水平好于东方的缅甸，但也只能在固定射程内提供有效防御，一旦海上来客对此有所防范就不容易遭遇严重的攻击，本地水军则不装备火器主要靠轻便的快速桨帆船围猎目标。在决心抵制葡萄牙船队之处——吉大港的将军索性采取拖延策略，期望对手因缺粮而主动走人，但城内的粮食也有相当比例要依靠水运，所以被心浮气躁的希拉维尔下令强行拦截。当1艘载有大米的船只被深入内河的葡萄牙小艇捕获时岸上守军也立刻赶过去发射密集箭矢，孟加拉人随即准备调来炮兵和其他部队支援，并和稍晚抵达的卡拉克帆船爆发炮战。但他们的部署速度太慢，严重影响单位火力输出，因此始终被集中释放的舰炮所压制。当卡拉克帆船的炮兵射击间隙时还有快速灵活的加利奥特船负责支援，不给土兵们以任何机会。这次截粮行动还是让葡萄牙船队遭遇险境，它们离开适于机动的大海，被无风天气困在水域较窄的内河。吉大港守将则用一晚上的时间聚集起超过百艘的大小桨划船和5000士兵，并在黎明时分发起围攻。希拉维尔也马上做出调整，让大部分士兵登上2艘桨划船迎战，并依托剩下的2艘帆船作为火力掩护，这样的布局很快就收到成效。帆船上的炮兵利用大量子铳完成快速填装，确保远程火力的连续不断。更多火枪手也在机动性好的小船上迎敌，最大化地发挥枪械轮射优势，本地不重视海军的恶果便立刻显现出来。

（四）致使大量配备弓箭与标枪的士兵被迫在非常局促的空间内轮番上阵，葡萄牙人根本不需要调整射击精度就能轻松地击中任意目标，当挫败感在孟加拉人阵中引发巨大恐慌后亲自带队冲到最前头的将领也被迫立刻转移。战后希拉维尔在起风时下令全军撤往外海，但为了摸清当地的水文情况还是将加利奥特快船留下执行探测任务，至于完全以风帆推进的卡拉克与卡拉维尔帆船都停泊在半海里外的小岛边上。结果孟加拉人又在风力停滞时出击，瞬间将孤零零的加利奥特团团包围，但后者还是依靠印度桨手不断前进，并在短距离内向所有靠近的敌船投掷炸药桶。最后当所有火器都来不及迎敌，船员便不得不用长矛和刀剑硬拼，虽然不免被大量流矢击中，却有质量更好的头盔与胸甲护住紧要部位。最后还是靠希拉维尔派来的3艘武装小艇增援，终于从险境中杀出重围。但孟加拉人还是不准备放弃敌对行动，他们假意要同对方讲和，甚至允许葡萄牙人上岸逛街贸易。但暗地里却准备火船，等着大帆船满载货物后再顺势伏击。结果这个阴谋还是被告密者所泄露，引得希拉维尔在夜间派出15名敢死队抢先下手。虽然气急败坏的吉大港守将在事后出动5艘大船和300名士兵追击肇事者，却还是在最后一刻让他们全部逃回后方大船。随着雨季来临让两边都暂时停止战争行为，但葡萄牙人终究期望以各种手段撬开孟加拉市场，所以宁愿忍受暴雨侵袭和大量绳索的迅速腐烂。

（五）在3个月的静坐中希拉维尔只能不断派遣陆战队上岸劫掠渔船或民房，并逼迫城市守将同意为舰队提供少量的食物用于补给，直到一名来自缅甸西部的阿拉干使节抵达后事情才再次出现转机。他不仅赠送给船员们食物，还有来自本国市场的一颗巨大宝石，也是这位使节发出邀请让整个船队在雨季结束前夕同意离开，去往位置相近的阿拉干城寻找新机会。然而新来者还是不清楚阿拉干与孟加拉之间的深厚联系，在他们抵达印度海岸数十年前正是孟加拉苏丹出钱派兵帮助缅甸西海岸的居民赶走北方入侵者，因此重建的阿拉干王国到此时依旧臣属于后者。当希拉维尔的船队不断滞留吉大港时就让当地的贸易经济受到严重打击，这次善意满满的邀请也不过是暗藏杀机的调虎离山之计。因为外海船只进入阿拉干城需要驶过很长一段内河航线，越来越浅的吃水，很容易让不熟悉的海员遭遇搁浅。因此等到葡萄牙人提出留在下游10英里位置，负责带路的大使便就此一去不返回。希拉维尔经过数日等待才觉得事情非常蹊跷，立刻下令所有船只调头入海，结果他们发现对方正在河口布置工事，准备用一道栅栏锁住全部航道。好在这项工作还没有完成，让4艘船能有惊无险地从缺口处冲出。大部分船员也因此彻底心灰意冷，带着搜集到的全部地理信息返回母港科钦。他的探索成果将在次年促成孟加拉湾的第一张近代地图诞生，至于最期待的贸易特权则还要等上很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