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格瓦拉传》第二十五章 游击战的分水岭（d）

两周以来，马塞蒂和他的小拨人马在阿根廷北部的荒野中披荆斩棘，他们的目的地是南边的奥朗镇。不过这条路线上峭壁林立，他们最后放弃了，返回农场休整，等待之后选择另外一条路线。

返回农场后，他们发现阿根廷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变。阿根廷军队允许7月7日举行选举，由于军队阻止阿根廷最大的选举阵营——贝隆主义支持者——参与选举，马塞蒂和其他大多数阿根廷人预计军队候选人、右翼将军阿兰布鲁会赢得选举。然而，最后中立派的激进党候选人，来自科尔多瓦的阿图罗·伊里亚，以微弱优势赢得胜利。

这个选举结果给刚刚建立的人民游击队带来了重大危机。他们都意识到，向非法夺取政权的军政府宣战是一回事，可是向民选产生的总统宣战就是另一回事了。阿根廷传来的所有消息都是在讨论即将来临的民主。“我们的计划就这样土崩瓦解了，”布斯托斯回忆说，“几天里我们什么都没做，所有计划都停滞了。”

马塞蒂决定放弃整个计划。伊瓦拉开车前往拉巴斯，通过那里的大使馆和哈瓦那商议此事，他派费德里科·门德斯潜入阿根廷和玻利维亚共产党的豪尔赫·巴斯克斯·比亚那接头。巴斯克斯·比亚那是他们的联络员，他被派到阿根廷协调一个当地团体的活动，这个团体是由一批想要参加武装斗争的好战分子组成的，现在马塞蒂想让他中止所有活动。

在马塞蒂和他的人考虑下一步该做什么的时候，切正在阿尔及利亚参加阿尔及利亚革命胜利一周年的庆祝活动。切参观了阿尔及利亚在战时的战场，他非常感谢阿尔及利亚政府为马塞蒂和他的战友们提供的帮助。接着切赶回哈瓦那参加7月26日的庆祝活动，和他一同返回哈瓦那的还有阿尔及利亚国防部长胡阿里·布迈丁。此举公开昭示阿尔及利亚和古巴是坚定的革命盟友，两国是亚非拉共同进行“反帝斗争”的重要环节。

切返回古巴的时候，马塞蒂又改变了主意。马塞蒂重新分析了阿根廷选举，决定继续实行他们的计划。他坐下来给总统当选人伊里亚写了一封信，这封信被他称为“起义军的来信”。

马塞蒂先是高度评价了伊里亚为人称道的公益心，认为他是个值得人们尊重的人，随后马塞蒂厉声指责伊里亚“放低了身段”，参与军队的游戏，“在阿根廷历史上最可耻的选举骗局”中获取政权。他敦促伊里亚解除职务，恢复名誉，劝说伊里亚和想要摆脱军队控制的阿根廷人民站在一起。他宣布，有武装、有组织的人民游击队已经进入山区。“在这个被压制的共和国里，我们是唯一自由的人……除非进行战斗，否则我们不会作罢。”他在信的末尾的署名是“人民革命军副司令”。

信一写好，马塞蒂就命令西罗·布斯托斯去追费德里科，取消之前中止计划的命令。布斯托斯也带上了给伊里亚的公开信，在公开信发表后，前往有自己熟人的阿根廷城市，为起义军组建地下市民支持网络。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布斯托斯在全国各处行动，来往于科尔多瓦、布宜诺斯艾利斯和他的家乡门多萨之间。他设法发表了马塞蒂的公开信，不过是在左派贝隆主义支持者办的一份边缘刊物上发表的，没有给大众留下多少印象。而在建立支持网络的工作上，布斯托斯做得就好多了。他在科尔多瓦找到了大学教师奥斯卡·德尔·巴尔科，他从小就认识巴尔科，巴尔科是马克思主义期刊《过去与现在》的创办者和编辑。布斯托斯说明了自己的意图，请求巴尔科提供帮助。一天后，巴尔科召集了一群人，大部分是和他一样在科尔多瓦大学哲学和文学院工作的知识分子和持有不同政见的共产党人。布斯托斯对他们坦白地讲述了人民游击队的行动计划。他对他们说，这个计划有切的支持，其核心人员在古巴和阿尔及利亚接受过培训，而且资金不是问题。他们需要的是招募新兵来扩大他们在山区的队伍，另外还需要安全房、市区联系人和补给供应人员——总而言之，是一个秘密的全国城市组织。

现在，另外一个重要人物也来到了游击队的基地。何塞·玛丽亚·马丁内斯·塔马尤是一名古巴陆军上尉，他的外号叫“帕匹”。他也是皮内罗情报机构中最有价值的资产之一，对皮内罗来说，他的价值仅次于切。战争时期帕匹曾在劳尔的军队服役，在战后留在了军队里。他从1962年底起担任皮内罗的特派员，游走于拉美各国的游击队之间。他曾经在危地马拉加入过图尔西奥斯·利马的队伍，曾经在古巴培训过塔尼亚，还曾经帮助培训过阿根廷的一支武装力量。

布斯托斯说，帕匹相貌堂堂、结实强壮、精力充沛，是个“热情洋溢的阴谋家”，而且是个“个头大得惊人的家伙”。帕匹来监督游击队据点的初期建设，为切的到来做准备。

帕匹的到来也帮伊瓦拉减轻了压在他身上的重担，伊瓦拉不仅担任游击队基地的总指挥，还要作为游击队与拉巴斯古巴使馆的联系人，处理通信、后勤和武器供给等诸多事务。帕匹来了以后承担了他的部分工作，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帕匹经常进进出出，来往于玻利维亚、阿根廷和古巴之间。

9月，有迹象显示行动的时候到了。玻利维亚警察已经注意到了这个农场，他们一定是从当地人那里听到了传言，说这座农场最近进出的人员非常多。幸运的是，进入农场只有一条路，在很远的地方就能听到汽车发动机的引擎声。警察来了，四下查看了一番，然后又走了，没看出什么可疑之处。为了防止警察再次光临，他们在距离不远的一个树林里为战士们搭建了一个营地，他们可以在那里躲避好打听的外来者。

九、十月间，帕匹带艾尔伯托·卡斯特拉诺斯来到农场。马塞蒂和他的人仍然在农场，他们已经进入阿根廷境内侦察过了。侦察兵非常小心，通常在夜间行动，因为边境上有很多哨所，阿根廷警察常常巡逻，抓捕过境的走私人员。而且北部的乡村地区人烟稀少，陌生人，特别是持有武器、留着大胡子、身穿军装的人，很快就会被注意到。

卡斯特拉诺斯得到的命令是等待切，不过当看到马塞蒂队伍里的一个人病倒时，他很想加入行动，他请求马塞蒂让他加入队伍。他写了一封短信向切说明自己的想法，让帕匹把信带给切。这支队伍仍然很小。除了卡斯特拉诺斯，目前为止只有一两个新人。长着一对大耳朵的卡斯特拉诺斯很活泼，所有人都叫他“猴子”。布斯托斯在市民网络的建设上已经取得了初步胜利，现在马塞蒂给他下达了新的任务，让他与外界联系，开始招募志愿者。

10月，马塞蒂和他的人越过边境，在佩斯卡多河边的一个树林里扎营，这里距离阿根廷边境小镇阿加斯布兰卡斯有15公里远。他们所在的山区就在一条通往萨尔塔的公路旁，在奥朗镇以南。布斯托斯在萨尔塔进出之际，他们这支小小的队伍开始壮大起来，而且更加深入山区，对农民们进行宣传。他们对农民们发表演讲，说明他们是来帮助农民摆脱贫困和不公正的。不过他们努力的结果并不理想。

这个地区人口过于稀少，他们必须经过几个小时的跋山涉水才能找到住家。当时正逢雨季，河水上涨，他们很多时间都泡在水里。他们肌肉酸痛，两脚起泡，被跳蚤咬得浑身是包，还受到大群蚊子的袭击。周围的农民太少了，所以食物供应成了问题，他们完全依靠用卡车从城里运来的补给。他们必须非常小心地完成任务，才不会引起人们的怀疑。

到目前为止，人民游击队还称不上是本土部队，他们没有获得当地人的帮助，马塞蒂和他的人就像是外来生物。大部分的志愿者是城市孩子，是年轻的中产阶级大学生，他们梦想成为英雄的游击战士，创造全新的乌托邦社会。只有少数人服过兵役，身体强壮，会使用武器；大多数人不适应崎岖的地形、艰难的行军、匮乏的食物和严格的纪律。

马塞蒂性格里的阴暗面越来越频繁地显现。事情进展缓慢，他的沮丧情绪慢慢酝酿积累，变成了愤怒。他把气撒在那些觉得日子难过的新来者身上，轻蔑地把他们叫做“白面包”，只要他们犯一点小错，就对他们施行严厉的惩罚——增加执勤，搬运补给，或者挨两三天的饿。就像在阿尔及利亚盯住米格尔不放一样，马塞蒂现在把目光投向了队伍里的年轻人，寻找潜在的逃兵。很快，他找到了。

阿道夫·洛特布拉特是个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犹太小伙，20岁，大家叫他“普匹”。他患有哮喘，常常在行军时拖后腿，抱怨游击队生活的艰苦。显然他并不适合游击队生活，可是马塞蒂没有让他走。普匹的身体和精神状态一天天恶化，很快他就彻底垮了。

10月份，布斯托斯回到游击队中呆了几周，他发现普匹情况堪忧。他生活在恐惧之中，总是抹眼泪，在行军的时候拖后腿，其他人都讨厌他。

一天布斯托斯带普匹出去侦察，他们迷路了。布斯托斯在一条河边辨出了方向，可是普匹拒绝过河。布斯托斯不得不掏出手枪，抵住普匹的脑袋，强迫他继续往前走，直到夜幕降临，光线太暗，他们没办法再走了。他们睡在树林里，布斯托斯对极度沮丧的普匹安慰了一番。第二天他们再次出发。半路上碰到了埃尔梅斯，他是被派来找他们的。普匹又一次拖了队伍的后腿。

几天后，马塞蒂对布斯托斯说，大家差不多都不愿意继续带着普匹。马塞蒂决定枪毙普匹。当晚有三名新的志愿者抵达营地，马塞蒂命令其中一名叫做“皮林丘”的人执行处决。皮林丘很害怕，可是还是服从了命令，拿着枪去了，可是枪响之后，他神情慌张地跑回来说普匹死不了。布斯托斯走过去，发现皮普头部中弹，已经死了，不过身体还在抽搐。布斯托斯掏出枪又在普匹头上打了一枪，结束了一切。普匹就这样被处决了。这一天是1963年11月5日。副司令马塞蒂恢复了精神，再次鼓起信心，继续前进。

不过这时已经太晚了。政府怀疑这一地区出现了起义军，警卫队开始制定向这一地区进行渗透的计划。

帕匹对马塞蒂说，他认为队伍在一个地方呆得太久了，而且他们所在的地区不适合建立游击队据点。他支持在查科地区开辟第二阵线，费德里科·门德斯曾在那里居住多年，社交广泛。至于战士，帕匹建议利用图库曼省的巴斯科·本戈齐亚领导的队伍，他曾经在古巴训练过这支队伍。帕匹可以担任队伍的首领，把现在马塞蒂的政委埃克特·豪弗带去负责政治工作。

马塞蒂大怒，否决了这个提议，他指责帕匹和豪弗要削弱他的权力。“你一直想当司令，”他对豪弗说，“不过我不会允许的——你得留在这儿。”

帕匹依旧来了又走。11月，他把米格尔·安赫尔·杜克·德·埃斯特拉达带到了玻利维亚的基地，杜克曾在艾斯卡姆布雷山区做过切的审计员，在拉卡巴纳担任过法官，也是国家土地改革所的特别行动人员。杜克的任务是在农场等着切来，然后随他进入战斗地区。

卡斯特拉诺斯喉部感染，11月，病情恶化，需要做手术。他被带到科尔多瓦做手术。圣诞节和新年他都是在科尔多瓦过的，整个1月份，他都在那里休养。帕匹在1月份的时候通知卡斯特拉诺斯，切暂时还不会来，杜克也已经撤出农场、返回哈瓦那了。切的命令是让队伍“继续勘察……在准备好战斗之前先不要招募农民”。

在哈瓦那，切身边的形势正在发生变化，国内和海外都出现了新敌人。克里姆林宫发现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切·格瓦拉更倾向于北京而不是莫斯科，一名克里姆林宫的高级成员被派往哈瓦那，要给切把把脉。

和古巴一样，大部分拉丁美洲的共产党是靠莫斯科提供的援助生存的，他们迅速和苏联站到了一条线上。1963年春在出访苏联的时候，卡斯特罗显然是支持苏联的。苏联和古巴发表了联合声明，莫斯科称赞古巴是公认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一份子；莫斯科正式承诺要维护古巴的“独立和自由”，而作为回报，卡斯特罗重申古巴支持“社会主义联盟”，重申古巴支持莫斯科的“和平共处”政策。也许卡斯特罗认为这是一次公平交易，他回古巴的时候带回了苏联人对古巴的经济承诺。当时古巴的经济正面临危险的窘境：1963年收获的蔗糖不足400万吨，是几年来产量最低的一次，而经济的其他组成部分也正处于崩溃之中。

切是苏联和古巴关系最初的设计师，现在他却成了问题人物。与“和平共处”政策截然相反，他不停地号召武装革命，强调进行开展游击战，而且他固执地决定训练、武装和自主共产党中持有不同政见的人，这让莫斯科越来越怀疑切是在走非莫斯科路线。

事实上，从1962年年底起，克里姆林宫就在切身边安置了一个克格勃特工。他叫奥列格·达鲁申科夫，在哈瓦那的官方身份是苏联大使馆文化专员，他也是切的新任俄语翻译。几个当时跟切最亲密的人认为达鲁申科夫是个“奸细”，他的真实任务是对切进行秘密监视。

在切·格瓦拉的支持下，古巴对拉美各国游击队投入越来越多的支持，而在导弹危机之后，克里姆林宫里的很多人对这一点都十分担心，因为这可能让苏联再次面临与美国的对抗。

苏共中央委员会内部产生了意见分歧，一部分人支持切，而更多的人怀疑切。导弹危机后，切曾对苏联人说应该使用导弹，切的言论更加让人们认为切是个“危险人物”。卡斯特罗也曾私下说过应该使用导弹，可切是公开说出这种观点的。切的立场合乎众多古巴人的心理，可是这样的话从一个高层革命领导人的嘴里说出来就显得很尴尬了。

一开始，赫鲁晓夫希望与古巴建立“非正式”关系，他的意见战胜了克里妈林宫中持怀疑论的保守人士，这些保守人士更愿意和古巴建立党对党的关系，由苏联人作为主导，就像他们和大部分东欧附属国的关系一样。在他们眼里，古巴仍然是想爬进社会主义阵营的野心家，虽然卡斯特罗承诺建设社会主义，并且要在古巴建设苏联式的共产党，可是这些保守人士仍然因无法控制其进程而感到恐慌。

负责苏联与非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外交关系的尼古拉·麦图特索夫承认，苏联当时加强了对古巴的控制。赫鲁晓夫在导弹危机时放弃了原来的主张，他的立场被削弱了，这让古巴怀疑论者的力量更加壮大。古巴支持的游击活动在拉丁美洲不断增加，而且拉丁美洲各国的共产党出现了分裂，这些让苏联的理论家们很恼火，他们要求古巴明确表示对苏联效忠。切被他们看成了这锅粥里的一颗老鼠屎。

克里姆林宫派麦图特索夫弄清切的思想倾向。1963年底，麦图特索夫抵达古巴。在多年后谈及这次任务时，他说不管是卡斯特罗还是劳尔都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我们了解他们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和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真诚度。……我们知道卡斯特罗在本质上是一个自由主义资产阶级民主派。说到切·格瓦拉：在我看来，他似乎是所有这些政治领导人中理论知识最充分的一个。”

在访问古巴期间，麦图特索夫和切有过很多次对话。在离开古巴的时候，麦图特索夫对切·格瓦拉的评价不是一句话可以概括得了的。“不过不论从哪一点看，这些都是外部和表面的表现，而深入到他内心最深处，可以发现他所希望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帮助全人类。”

麦图特索夫说，切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对革命事业的投入。“他的外号‘切’说明了他的个性。在对话过程中，我有一种印象，他知道自己的肖像已经被挂在了民族解放运动史的墙上。他非常聪明，十分了解这一点，但完全没有自大的意思，同时他也是一个普通人，和他的同志们一起寻找古巴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让他的历史形象更贴切、更持久。”

切支持“武装斗争”这个问题也许让中央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忧心忡忡，可是麦图特索夫否认这是克里姆林宫领导层或者说赫鲁晓夫担心的问题。“苏联对发动全球革命运动感兴趣吗？当然感兴趣。所以，如果古巴给予帮助，加以支持，这有什么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