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我的生命之歌（朗诵稿）

我是红军的女儿，生于1935年11月1日。母亲说，我是在故乡桑植一间破旧的茅草屋里出生的。母亲自己拿起剪刀，剪断了脐带。我的母亲叫蹇先任。当时父亲贺龙刚打了打胜仗。他骑着那匹高头大马，火速赶回贺家老屋激动的把我抱起。“我家小毛毛出生了，还没来得及取个名字呢！”姨父萧克说：“军团长刚打了大胜仗，又喜得千金，我看孩子就叫‘捷生’吧。”这就是我名字的由来。

部队就要出发，父亲想找个忠厚可靠的人家把我托付。但没人领养。在当时，让敌人查出谁家里藏有红军将领的孩子，是要满门抄斩的。父亲对母亲说，“看来，没人敢收养我们的孩子。我们干革命不就是为了下一代吗？这孩子我们自己带走！”父亲叮嘱母亲一定要照管好我，特别是过封锁线时，宁可让我憋死闷死，也不能让我的哭声暴露了红军。父亲还交给母亲两枚手榴弹，“你们母女俩一旦被敌人困住无法脱身，就引爆它们来结束自己的生命。”母亲紧紧抱着我，含着眼泪点头。就这样，我刚出生18天，就开始长征了。

母亲用布袋子兜着我挂在她胸前，有时也把我放在一只由小骡马驮着的摇篮里。母亲生下我就没奶水，我饿了，尿了，骨头被小骡马颠得快散架了，我只会哭，不停地哭。长征路上没有粮食，主要靠吃草，很多人中毒。父亲下令成立“试吃组”，成员都是共产党员。母亲把试吃过的野菜，捣成菜泥抹在我嘴里，又苦又涩，他们就捏着我的鼻子灌。

长征路上一路都有我的哭声，有时我不哭了，大家就担心了。一次我发烧，大家见我两三天都没有动静，都以为我活不成了，有位叔叔找了块花布给母亲：“娃走的时候用这块花布包她吧，她到底是个女娃。”后来，母亲用当地老百姓的土方子竟让我奇迹般地活了下来。我又开始哭了，大家喜笑颜开。

在乌蒙山，部队连夜突出重围，走几十里山路不能出声。母亲用小被子死死捂住我，我的脸成了茄子紫，差点背过气去。过了封锁线，父亲用大衣把我裹在怀里，指挥队伍奋勇向前。然而在一个山口，父亲指挥迎敌时，我像个飞出去的包裹，从他的怀里重重地摔了出去。后来走在队伍最后的一位细心的伤员，一瘸一拐的循着哭声找到了奄奄一息的我。 战后，父亲掉转马头疾驰数十里地回去找我，看到伤病员怀里刚捡的襁褓，他的泪水夺眶而出。过雪山时，山高路滑，寒风呼啸，母亲背着我，像登天那样一步一步往上攀。千辛万苦翻过雪山后，母亲伸出手，摸摸我的鼻息，听见我的哭声，她激动得哭了。因为当时很多人，包括我的二舅，十六岁的蹇先超，就冻僵在雪山上，再也没有起来。

长征这一年，也有些叔叔阿姨的孩子夭折了，送人了。父母几次也想把我送人，可我不断生病，他们见我病着，总也不忍心丢下，只好带着走。

我的哭声，常牵着大家的心，长征队伍里常传递着一句话：捷生又哭了！捷生又哭了！

是的，在这条充满险恶和饥饿征途上，我的哭声竟然成了一种生命在延续的象征，天上飞机的轰鸣声，地上的枪炮声，那日日夜夜坚定而沉重的脚步声，还有父亲的雪山，母亲的草地，都已深深注入我生命的血液里。

是的，我的长征，留下的是一路哭声，也是我的生命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