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灯塔的幻梦：日本大正民主
一 明治立宪体制的确立
1912年7月30日，明治天皇去世，其唯一未夭折的儿子嘉仁即位为大正天皇，明治时代宣告结束，日本进入了大正时期。随着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在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效仿欧美进行现代化的举措显现成效，并且自1889年明治宪法颁布后，以此为基础的立宪体制在经受自由民权运动的冲击后趋于稳固，日本政府内外的民主力量蓬勃发展，终于在1913年2月爆发了反对代表藩阀势力的桂太郎内阁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导致桂内阁被迫辞职，这在以往几乎是难以想象的。以此为序幕，日本社会要求实现完全政党政治、摆脱藩阀专制的呼声在之后十几年里日益强大，在1926年大正天皇去世时，政党已经成功取代藩阀主导了日本政府。为此，这一时期被称为大正民主或“大正德谟克拉西”的时代，在外部稳定、内部激荡的大正时期，尽管在统制军部的问题上存在着重大隐患，但日本在欧美先发国家之外可谓率先建立了稳定的立宪政府，并确立了形实兼备的政党政治（作为对比，奥斯曼帝国于1876年颁布宪法，但两年后苏丹便废止宪法、解散国会，直到1909年宪法才被恢复）。要想深入地了解大正民主的实质，首先要从明治时期立宪体制的建立说起。
在日本国会议事堂的中央大厅，厅内四角各有一个基座，分别立有伊藤博文、大隈重信、板垣退助三人的塑像，另一个基座则虚位以待，可以理解为没有堪与三人并立的第四人，也可理解为对后来者的鼓励，希望未来的议员中可有人能与三人比肩而立，同时也体现了伊藤、大隈、板垣三人为日本议会政治的贡献之深。然而，三人在大部分时间并非合作无间的战友，反而彼此积怨甚深。
1868年，在戊辰战争中击败幕府后，明治政府便要处理与支持自己取得胜利的以长州、萨摩、土佐、肥前四大雄藩为首的各藩之间的关系，倒不如说明治政府本就是以四藩出身的士族为核心。其中，萨摩出身的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与长州出身的木户孝允并称为“维新三杰”，在众元勋之中地位最高。极具才干的大久保利通通过具有独裁色彩的“有司专制”，把持着政府大权并推行改革，这同时也是由萨摩、长州出身者垄断大权的所谓藩阀政治的起源，引起了同为萨摩人的西乡隆盛的强烈不满。西乡对在改革中处境日益艰难的普通士族怀有同情，在1873年是否立即征伐朝鲜的征韩大论争中，主张优先内治的大久保一派也与主张征韩的西乡一派严重对立。最终，明治天皇支持大久保的主张，西乡隆盛与支持者板垣退助等人在愤怒与失望中辞职离开政府，支持大久保的伊藤博文、大隈重信则留在政府之内。1877年，西乡隆盛卷入不满新政府的萨摩士族叛乱之中，成为叛乱者的领袖，在西南战争中面对山县有朋主力军与黑田清隆分遣队的两面夹击，迎来了末日。木户孝允同年于西南战争期间病逝，大久保利通则于次年被征韩论支持者刺杀身亡，新的萨摩领袖黑田清隆威望和才能远不及逝去的三杰。权力真空的出现，让伊藤、大隈、板垣三人的命运走向了新的十字路口。
在野的板垣退助投身于新兴的自由民权运动之中，谋求改变国家大权集中于高层藩阀官员手中的现状，组建爱国公党，猛烈抨击“有司专制”和藩阀政治，这与板垣出身土佐，与构成藩阀的萨摩、长州人之间的隔阂也有一定的关系。出身长州的伊藤博文父亲出身于农户，做了下级武士的养子，伊藤年少时跟随吉田松阴学习，却在学业上并不被老师看好。然而，松阴被幕府处刑后，伊藤在长州藩内得到了赴英国留学的机会，但因为长州与列强之间的冲突爆发，仅仅在英国待了半年便回国参与谈判斡旋，没有深入地了解英国的议会政治。在此期间，伊藤显现了在交际周旋中的才能，他在西南战争和立宪问题上虽然支持大久保利通并深受大久保的信任，但也曾为稳固政府努力让在野的板垣退助等人回到政府之内。大久保利通去世后，成为政府核心的伊藤与井上馨、山县有朋等人先后提出主张渐进主义的立宪政体意见书，出乎伊藤意料的是，来自肥前的大隈重信于1881年提出意见书，主张1883年便开设国会，并采取英式的议院内阁制。如果采用多数政党组阁的议院内阁制，伊藤等萨长藩阀的实力将被严重削弱，伊藤认为大隈此举意在夺权，为此深感愤怒。
恰在此时，发生了北海道开拓使低价出售公产事件，经过伊藤等藩阀的运作后，丑闻最大责任人黑田清隆受影响不大，大隈重信却被罢免参议职务下野，其支持者犬养毅、尾崎行雄等人也先后辞职。此时，自由民权运动内部由于观点不一发生分化，板垣退助领导成立了立宪自由党（简称自由党），主张卢梭式的法国自由主义，谋求成立政党内阁，较为激进。大隈重信则领导成立了立宪改进党（简称改进党），主张英国式自由主义，希望在有限选举的条件下建立两院制，相对温和，并建立了东京专门学校（即后来的早稻田大学）培养人才。面对这种局势，深受明治天皇信任的伊藤于1882年赴欧考察一年，尽管在此过程中学到了多少知识令人怀疑，但伊藤在考察期间形成了认为赋予皇帝绝对权力的德国宪法最适合日本学习的主张。在伊藤关于君主立宪政体的认知中，“立宪”固然重要，但“君主”被放在了绝对的第一位，这与他和明治天皇之间的密切关系是分不开的。回国后，伊藤起用井上毅、伊东巳代治等人进行调查准备制定宪法，同时采取威逼利诱、挑拨离间的方式对付板垣和大隈，通过赞助自由党核心板垣退助、后藤象二郎赴欧洲访问使自由党内部分化，挑动自由党、改进党的冲突并大肆宣传对其进行污名化，沉重打击了两党的实力，自由民权运动走向低谷。
1885年，随着时机成熟，天皇发布诏书宣布废止维新以来的太政官制、成立内阁制，伊藤博文任第一位首相，以萨长藩阀为核心组阁。1889年，规定天皇神圣不可侵犯，为国家元首统治臣民并直接统率陆海军的明治宪法颁布，具有浓重的德国宪法色彩。其中规定帝国议会由贵族院、众议院两院构成，每年召开一次，贵族院议员来自皇族、华族、敕选议员，众议院共381个议席，议员来自公选，但对选举资格限制极严，有资格参加选举者仅占全国人口的1%，而且“两议院各得上奏于天皇”，对天皇并无制约能力。在最初的几年里，新体制运行顺利，经历了伊藤内阁与山县有朋内阁、第二次伊藤博文内阁的更迭，均以萨长藩阀为核心，顶住了议会中各党的冲击。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时，原本与政府严重对立的议会在举国一致名义下支持政府发动战争，通过了巨额军事预算。
然而，1895年由于俄德法三国干涉，日本被迫向清朝交还辽东，引起了议会的愤怒，认为政府决策失误。老奸巨猾的伊藤意识到必须加强政府的力量，为此放下成见与板垣退助会谈，和自由党开展了合作，尽管改进党及其他小党合并改组为以大隈重信为党首的进步党抨击政府，但在自由党的支持下，伊藤内阁顺利过关。1896年，伊藤做出回报，以板垣脱离自由党为条件，任命板垣担任内阁中的内务大臣，然而顽固反对政党的山县有朋及其亲信坚决反对板垣入阁，在其影响下众多地方官员辞职，伊藤见势不妙又企图拉拢大隈重信入阁，却又遭到了板垣退助的反对，结果第二次伊藤内阁在混乱中解体了。出身萨摩的松方正义与大隈重信合作组阁，但此后双方矛盾不可调和，次年便宣告解散。伊藤博文复出并第三次组阁，但碍于藩阀内部的反对无法与自由党合作，结果自由党与进步党终于实现合作，合并为宪政党，矛头直指藩阀。在此局面下，伊藤提出聚集知识分子、实业家组建亲政府政党，山县有朋反对，两人唇枪舌剑，结果伊藤在无可奈何中解散内阁，1898年大隈、板垣合作的宪政党内阁成立。
令人失望的是，宪政党内部的矛盾更胜于藩阀，旧自由党、旧进步党的成员在内阁职位人选问题上争得不可开交，担任首相的大隈重信过于执拗，始终拒绝向旧自由党的要求妥协，结果隈板内阁仅仅成立了不到五个月便以辞职告终，藩阀卷土重来，成立了第二次山县有朋内阁。对政党而言最大的损失还不止于此，宪政党的实力在内部斗争中不可挽回地一落千丈并濒于崩溃，大隈重信领导的旧进步党另立宪政本党，与宪政党分裂，心灰意冷的板垣退助也从政界引退。与此同时，腾出时间的伊藤博文开始着手推行组建新党的计划，恰好在1900年宪政党解散的两天后成立了作为“官党”的立宪政友会（简称政友会），新党名为“会”而非“党”，也是显示其支持政府的特点。不久山县有朋辞职，伊藤博文以政友会为核心第四次组阁。从此，在明治时代剩余的十余年里，尽管发生了日俄战争、伊藤博文遇刺身亡等重大事件，但立宪体制趋于稳定，日本政府进入了由藩阀桂太郎和政友会总裁西园寺公望在默契中交替组阁的“桂园时代”，政党力量进入了蛰伏期。
二 藩阀与政党的拉锯战
1912年12月16日，桂太郎第三次组阁，组织了明治天皇去世后的大正首届内阁。出身长州的桂太郎极具才能，在军队中一路晋升，成为了“山县公属意之人”，作为藩阀中的一介晚辈于1901年组阁执政五年，领导日本与英国缔结同盟，取得了日俄战争的胜利，并在1908年二度组阁执政三年，拥有丰富的执政经验。在安倍晋三的3188日之前，桂太郎累计任首相2886天，保持着日本首相在任时长纪录（顺带一提，安倍和排在第三的佐藤荣作均为山口县人，地理范围上也属于长州人，加上第四伊藤博文，日本史上四位执政最久的首相均为长州人）。桂太郎的身上兼具了长州双雄伊藤博文与山县有朋的长处，既擅于政治斡旋又在陆军中极具威望，也难怪其能成为藩阀势力的总代表，并在伊藤去世后被地位最高的元老山县视为接班人。但是，由于桂太郎的崛起使山县的地位受到了冲击，因此两人在此前桂两次组阁时彼此逐渐心生嫌隙。此次第三度组阁，颇具自信的桂太郎在任命的内阁大臣中无一政友会及其他政党成员，甚至自认已能与山县有朋分庭抗礼，没有任用任何山县系官僚，还在12月18日拜访西园寺公望时自傲地表示：“虽然期待得到政友会的善意支持，但也没有抱有特别的希望。”此前重视与政友会关系的桂太郎是在标榜自身的独立性，不再仰赖政友会的支持。
然而，命运的天平不会永远偏向一方，一度凋落的樱花亦会再度盛开。多年的韬光养晦让各政党积聚了力量，通过媒体宣传等方式在日本各地增强了自身的影响，民主思想在日本广泛传播并日益深入人心，终于在这个国民仰望的“明治大帝”刚刚离世、大正天皇因深受疾病困扰而无力亲政的特殊时间点结出了果实。无视政党、刚愎自用的桂内阁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不满，12月19日，以“打破阀族、拥护宪政”为主题的国民大会在东京召开，包括议员、记者、实业家和学生在内的3000余人参加大会，以立宪国民党（简称国民党，系大隈成立的宪政本党改组而成）的犬养毅和政友会的尾崎行雄为首，展开了第一次护宪运动，在全国各地愈演愈烈。值得一提的是，犬养毅和尾崎行雄均曾是大隈重信的追随者。政友会也开始褪去“官党”的外壳，积极支持护宪运动的开展。
1913年1月，政友会与国民党商定共同对桂内阁提出不信任案，全国的新闻记者于1月17日在东京召开护宪大会，猛烈抨击桂内阁。局势的急转直下让桂太郎措手不及，打算使出伊藤博文的招数，分化敌对政党并组建支持自己的新党，从而维系政权。厌恶政党的山县有朋对此计划事先并不知情，在得知后对桂十分不满，但也无可奈何。桂太郎利用国民党的内部矛盾，通过收买利诱使国民党受到了沉重打击，总共91名议员中竟有50人转投桂太郎，桂太郎以此为基础于2月7日组建立宪同志会（简称同志会），共有93名议员，成为议会中仅次于政友会的第二大党。但是，桂太郎此前与政友会的交恶葬送了其力挽狂澜的希望，代表政友会的尾崎行雄2月5日在议会上提交了主要是政友会和国民党党员共234名议员签名的内阁不信任案，并当场发表弹劾桂太郎的演说，厉声斥责桂太郎肆意践踏宪政，打着大正天皇的旗号结党营私、欺上瞒下，犬养毅也发表了批判藩阀的演讲，桂太郎理屈词穷，面对议会的反对两次拿出天皇诏书也依然无济于事，只得命令议会休会五日。10日，议会复会，数万名在得知议会情况后群情激愤的民众包围议事堂，被桂太郎派出的2500名警察驱散。不久，再次传出了议会休会的消息，愤怒的民众当即袭击了警视厅、政府系报社，随后暴动扩大到大阪、京都、神户、广岛等地，甚至有支持桂太郎的议员被民众殴打。面对动荡的局势，即使在藩阀内部，也出现了来自长期被长州派山县有朋压制的萨摩派大佬山本权兵卫要求桂太郎辞职的声音，无力回天的桂太郎只得在2月11日率仅成立53天的内阁辞职并黯然下台，同年10月郁郁而终。
这起事件作为大正民主的开端，被称为“大正政变”，掌握着整个国家机器的藩阀政治家桂太郎不可思议地在议会和群众的围攻下迅速垮台，可谓前所未有之事。领导护宪运动的尾崎行雄和犬养毅名声大噪，被誉为“宪政之神”，政友会毋庸讳言，桂太郎处心积虑建立的新“官党”同志会也由于桂的去世不再受到束缚，其总裁加藤高明摇身一变，作为曾经桂太郎的追随者走上了政党政治家的道路。但是，政友会总裁西园寺公望并不想就此与藩阀一刀两断，在长州派元气大伤的情况下，他与帮助政友会逼迫桂太郎辞职的萨摩派海军大将山本权兵卫达成合作，由山本担任首相并以政友会和萨摩派成员组阁。这一结果引起了国民党和政友会内的尾崎行雄等人不满，国民党中止了与政友会的合作，尾崎等人脱党，另组政友俱乐部，此时议会席位的分配格局为政友会188席，同志会93席，国民党43席，政友俱乐部26席。
得到政友会支持的山本内阁看似稳如泰山，但1914年初，日本海军军官接受德国西门子公司贿赂1000英镑一事被《时事新报》揭露出来，引发了政治危机。在追查西门子事件过程中，海军接受英国维克斯公司贿赂40万日元的事情也被曝光，再次激起了国民对藩阀、军部的不满。2月10日，同志会、中正会（系由政友俱乐部和亦乐会合并而成）、国民党在议会上提出对山本内阁的不信任案，被否决，数万民众在得知消息后愤慨不已，上街与警察发生肢体冲突，发生了流血事件。在极大压力下，山本内阁于3月24日辞职，再次显示了政党与民众的强大能量。山县有朋企图再扶持起一个藩阀内阁却屡屡受挫，在拖延多日后，井上馨说服自1907年卸任宪政本党党首后便一直赋闲的大隈重信出山组阁，大隈得到了同志会总裁加藤高明的支持，此次以同志会为核心组阁，以加藤为外务大臣。大隈此时虽已届76岁高龄，但其第一代政党政治家的身份仍然吸引了众多老部下从国民党改投同志会，加上此前桂太郎是在严重分裂国民党的基础上建立了同志会，导致国民党总裁犬养毅从此与加藤高明及同志会结下了难解的怨仇。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列强无暇东顾，为日本提供了对外扩张的良机，大隈和加藤在对外政策上均为帝国主义者，自然不肯放过趁火打劫的机会。8月，大隈内阁以英日同盟的名义对德国宣战，出兵占领了德国在山东租借地及太平洋岛屿。次年1月，加藤指示日本驻华公使对袁世凯政府提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二十一条”，并以最后通牒的方式强迫中方接受，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欧美列强也纷纷表示不满。在日本国内，山县有朋、政友会新总裁原敬、犬养毅等人均曾反对加藤强行压迫中国，但加藤一意孤行，受到了政界人士的一致批评，终于被迫于8月辞任外相。在藩阀与其他政党均不予支持的情况下，年事已高的大隈独木难支，于1916年10月辞职。大隈希望以加藤高明为后继首相，但厌恶加藤的山县有朋成功促成了长州派陆军元帅寺内正毅担任首相组阁，内阁中无一政党人士，藩阀内阁死灰复燃。
寺内正毅是桂太郎之后山县有朋最为器重的新接班人，自然不受政党欢迎。加藤高明在一番努力后成功让同志会与中正会、公友俱乐部合并组成宪政会，议席达到197个，超过了总数一半，准备挑战寺内内阁。然而，寺内在亲信后藤新平等人的献计下，决定拉拢第二大党政友会与第三党国民党，并成立外交调查会允许两党参与外交决策，而加藤高明此前对政友会、国民党态度冷漠，终于导致两党倒向寺内内阁，宪政会提交的内阁不信任案不但未能通过，还在寺内解散议会重新大选后议席锐减至119，第一大党地位被增长到158人的政友会取代，无力回天。在打击宪政会的过程中，犬养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饱受曾经的战友尾崎行雄等人及新闻媒体的冷嘲热讽。《大阪朝日新闻》评论称：“凭借打倒阀族博取盛名的犬养氏，如今却恬不知耻地名列阀族之中，也许世道变了，人就连廉耻都忘了？”犬养毅对此却不以为然，自认是报了对同志会的一箭之仇。政党之间的隔阂与内讧，是藩阀迟迟未被彻底打倒的关键原因
三 政党的胜利
在寺内内阁执政近两年后的1918年7月，突然从富山县的渔民和农民袭击米店和富商、夺取粮食开始，爆发了席卷全日本的“米骚动”，各地群众纷纷上街集会、游行示威并捣毁米店、与警察搏斗。一战以来，日本工业高速发展，大量农业人口向工业人口转变，物价飞涨、社会动荡随之而来，高昂的米价令社会下层的劳动人民苦不堪言，而政府却在此时出兵西伯利亚干涉苏俄，囤积了大量大米作为军用，导致民用大米极度匮乏，引发了这次日本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运动。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运动并无政党组织，系群众的自发行为，明确提出了打倒寺内内阁的口号，政府出动五万多军队镇压方才平息下去，共有2652人被判刑，数万人被捕。9月，焦头烂额的寺内内阁辞职，自大正天皇即位以来，桂太郎、山本权兵卫、寺内正毅组织的三届藩阀内阁均在广大群众的冲击和反对声中垮台，这不能说是纯属偶然的。山县有朋仍想避免政党内阁的出现，但其意图被挫败，政友会总裁原敬在西园寺公望的支持下顺利出任首相，并以政友会为核心组阁。
原敬生于日本东北岩手县，1868年戊辰战争期间，代表明治政府作战的萨长军队在东北受到了猛烈抵抗，蔑称此地“白河以北一山百文”，刚强的原敬干脆自号一山，步入政坛。1869年，明治政府将各藩藩主及公卿划分为华族，武士阶层列为士族，其他的农工商从业者被一并称为平民。自那以来，历任首相皆为华族或士族，原敬成为了首位没有爵位在身的平民出身首相，以“平民宰相”闻名，作为首相不再自称“本官”、“本大臣”而是“我”。能达到如此高度，与原敬的精明强干是分不开的，笔者认为，原敬的才干在大正时期的首相中无疑最为出色，在迄今为止的所有日本首相中也可位列前五。组阁后，原敬迅速稳定物价，平息了因米骚动而动荡的局势，并发展教育、交通事业，改革选区制，将1902年以来实行的大选区制改为对政友会有利的小选区制。与过往的政府高层主要分为亲英和亲俄两派不同，原敬很早便敏锐地注意到美国未来的潜力，因此力主对美国协调，改变过往的外交政策。
原敬的施政特点是善于运用灵活、温和的手段，坚定不移地贯彻想要推行的政策，在必要时放下过节与加藤高明领导的宪政会联合，即使是对于厌恶政党的老藩阀头领山县有朋，原敬也不厌其烦地多次登门拜访，向其解释形势及自己的想法，使顽固的山县也为其才干折服。寺内内阁时期，原敬在出兵西伯利亚问题上反对寺内等人由日本自主出兵的主张，力主在与美国达成一致的基础上出兵，促使内阁做出了妥协。1919年巴黎和会期间，原敬延续了此前内阁攫取山东权益的计划，但在美国的反对下，又毫不迟疑地发表了未来将归还山东权益给中国的声明。其真实目的是以归还山东权益为筹码，设法扩大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利权。作为伊藤博文手创的政友会骨干，原敬具有一定的保守性，主要体现在其对推行普选的态度上。1919年，原敬向议会提出了众议院议员选举法修正案并通过，将选举权纳税资格由10日元降至3日元，使选民由146万增至314万（其中城市居民由18万增至28万，农村人口由128万增至286万），但仍然仅占25岁以上男子的五分之一强。在野的宪政会与国民党最初主张将纳税资格由3日元降至2日元，后在1920年议会期间，两党决定支持普选，废除纳税资格规定，只是在年龄上分别主张以25岁和20岁为限制，议会选举委员会支持宪政会的方案。
2月1日，东京三万工人参加了要求普选的大会并游行示威，要求实现普选，之后又发生了多次有数万人参加的集会游行。面对这种局面，原敬拒不妥协，其真实原因在于政友会的基本盘在于农村自耕农，他们大多满足纳税3日元的条件，一旦取消这一限制，支持宪政会的城市市民将会大量参与投票，对政友会不利。为此，原敬解散议会并重新大选，结果政友会大获全胜，在总议席由381增至464的情况下，政友会由165席增长到279席，占总数的60%，宪政会由121席降至108席，国民党由35席降至29席。获胜后，政友会在7月的议会上否决了宪政会和国民党提出的普选法案。
1921年7月，美国邀请日本参加华盛顿会议以解决太平洋和中国问题，原敬力排众议决定参加。然而，11月4日，原敬在东京火车站被国粹主义者中冈艮一持短刀刺杀，这是日本首次发生在任首相被杀的情况，政府陷入混乱。藩阀首领山县有朋在得知原敬的死讯后，流泪叹息道：“真是可惜啊！”此时，山县看重的第二接班人寺内正毅已于1919年去世，自己也已是83岁高龄，身体如同藩阀的前途一般日薄西山，最终却要为杰出的政党领袖原敬之死而悲叹。1922年1月10日，大隈重信病逝，2月1日，山县有朋病逝，这对斗了半辈子的老冤家都生于1838年，最后又在一个月内前后脚离世，可见命运的吊诡之处。在此前的1921年11月，因大正天皇重病在身、行动困难，皇太子裕仁亦即未来的昭和天皇摄政，宫中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与1877—1878年维新三杰接连离世相似，又一个权力真空期来临了。
接替原敬组阁的是其任命的财政大臣高桥是清，高桥继任政友会总裁并继续以政友会成员组阁。麻烦的是，此时正值华盛顿会议期间，从事财政出身的高桥不懂外交，外务大臣内田康哉作为原敬的挚友，因原敬之死而备受打击，无力主持大局，结果和美国交涉的重任落在日本会议代表也是海军大臣的加藤友三郎身上。会议中，在陆军裁军案因法国反对没能讨论的情况下，围绕是否接受美国的海军裁军方案，加藤友三郎与随行的海军中将加藤宽治争论不休，传闻加藤友三郎一度被气到吐血。最终，加藤友三郎顶住压力接受了美国方案，但军队中已经埋下了不满的种子。
1922年6月，高桥内阁辞职，主要原因是高桥是清希望推行的财政紧缩政策受到了政友会内部的反对。政友会不希望让竞争对手宪政会上台，竟与萨摩派松方正义妥协，由在华盛顿会议中立下功劳的加藤友三郎以贵族院为基础组阁。面对普选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加藤友三郎做出妥协，设置普选调查局筹备普选实施。1923年8月，加藤友三郎在任内病逝，内阁解散，此时已是元老的西园寺公望认为陷入内部分裂的政友会和积极主张普选的宪政会都不适宜执政，因此支持萨摩派的山本权兵卫第二次组阁，这次内阁的成员以贵族院和萨摩派为主。在此期间，发生了对东京破坏严重的关东大地震，山本内阁一面赈灾，一面趁机以维护治安为名打击无政府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同时又为巩固政权提出了实行普选的政纲。由藩阀和贵族议员组成的内阁喊出实现普选的口号，堪称滑稽可笑之事。
踌躇满志的山本权兵卫本想趁长州派因山县有朋的去世而一蹶不振的时机，率萨摩派在政坛大展拳脚，然而出乎他的意料，1923年12月发生了无政府主义者难波大助狙击皇太子裕仁的“虎之门事件”，各党借机猛烈攻击，追究山本内阁的责任，结果身陷风口浪尖的山本于1924年1月狼狈下台，距离其组阁还不过数月。此时仍对政党心存疑虑的西园寺公望选择推举山县系官僚清浦奎吾上台，仍以贵族院为基础组阁。接连两届非政党内阁的成立，让政党的忍耐达到了极限。此时，政友会内讧爆发，床次竹二郎率149名议员另立政友本党，政友会只剩下129名议员，陷入困境的高桥是清决定与宪政会合作。1月18日，高桥是清、加藤高明、犬养毅代表政友会、宪政会、革新俱乐部（系由立宪国民党改组而成）会谈，组成护宪三派联合阵线共同参选，第二次护宪运动走向高潮。1月30日，护宪三派在议会上与清浦奎吾的代表相持不下，还有民众试图闯进会场，清浦见势不妙，于次日解散众议院，定于5月10日临时大选，同时取得了政友本党的支持，希望能依仗政友本党扭转局势。
5月的大选中，一直坚持不懈地推进普选的加藤高明终于收到了回报，经过选举，宪政会由103席增至154席，成为第一大党，政友会降至101席，革新俱乐部由44席降至29席，护宪三派共284席，达到绝对多数，政友本党则降至114席，面对这种局面，清浦只得辞职，众望所归的加藤高明出任首相，以护宪三党人员组阁。加藤内阁以普选和裁军作为施政重点，顶住军部的反对声音，由陆军大臣宇垣一成主持进行了“宇垣军缩”，解散陆军四个师团，节省的大部分经费用于军备现代化。加藤内阁试图限制贵族院的权力，但因阻力极大只有一小部分得到实行。新的普选方案更是举步维艰，但在内阁的不懈努力下终于在做出修改后得到了枢密院、众议院和贵族院的通过，选民资格由300余万扩大到1200万名男性公民，达到日本人口的五分之一，堪称一次飞跃。
随着时间推移，护宪三派的内部矛盾日益突出，自感长期统率小党难以掌握政权且和加藤不睦的犬养毅率革新俱乐部并入政友会，并辞去内阁职务，一度回归护宪运动的“宪政之神”最终改投保守的政友会，也是一可叹之事。政友会接替高桥是清的新总裁田中义一决定与宪政会决裂，护宪三派内阁于1925年8月瓦解，改由加藤高明以宪政会为核心再次组阁。次年1月，为政党政治做出极大贡献的加藤高明去世，结束了波澜起伏的一生。尽管在此前加藤因在对外政策上的刚愎自用饱受诟病，且不善于团结其他政党，但也正是这份性格中的执拗让他始终坚守维护宪政的理想，不受外界动摇，为了普选的实现而努力，在生命的最后几年突破性地通过了有限制的普选法案，确立了选举多数党执政的惯例。从这一点来看，大隈重信没有看错人。加藤高明留下的另一份重要遗产，便是其任用了自己的连襟、日本近现代少有的富有远见的外交官员币原喜重郎为外务大臣，其在除田中内阁外的最后几届政党内阁中均担任外相。或许加藤吸取了自己过往对华高压外交的教训，其任用的币原奉行彻底的国际协调方针，对英美缓和关系，与苏俄建交，对华不干涉内政，尽管币原的协调外交在九一八事件后被军部彻底打破，但他幸运地活到战后并出任首相，为新日本和平宪法的制定做出了贡献。1月30日，宪政会新任总裁若槻礼次郎接替加藤高明组阁，1926年12月25日，毕生深受疾病困扰的大正天皇去世，终年47岁，历时十五年的大正时代就此谢幕。
四 隐藏的危机
在政党看似已取得了对藩阀完全胜利的表象之下，却有一股暗流持续涌动。早在1889年明治宪法颁布时，其中关于天皇直接统率陆海军的内容就为未来的政党政府埋下了无穷的隐患。宪法一方面将军队的指挥权交给天皇而非内阁，另一方面又以种种方式对天皇本身进行了限制，使天皇难以影响宫外政府的决策，只能通过独立于内阁和议会的军令机关长官（即陆军参谋总长与海军军令部长）代行，而军事知识有限的天皇，很难否决军令机关长官拟定的决策。在宪法1907年的增补中，由于山县有朋的要求，又追加了军部长官直接向天皇上奏而不对首相负责的帷幄上奏惯例。如此一来，军部便获得了近乎独立行事的自由，日后反复引起事端的统帅权独立问题便肇源于此。1912年12月，在第二次西园寺公望内阁否决陆军增设两个师团的要求后，陆军大臣上原勇作辞职，并且军部拒绝推荐继任陆相，导致陆相难产，内阁被迫辞职，这起事件的背后有山县有朋的影子。可以说是军部直接“毒杀”了西园寺内阁；1918年8月，寺内内阁在与美国达成一致后出兵西伯利亚干涉苏俄，约定出兵人数限于一万两千人，但参谋本部擅自扩大军事行动范围并大举增兵，到10月底日军人数高达七万二千人，日本政府却未能有效加以控制，直到1922年才实现完全撤军，军部的特殊地位可见一斑。
在明治、大正藩阀尚实力雄厚的时期，由于军队中的大佬山县有朋、桂太郎、寺内正毅、山本权兵卫等人在统率军队的同时也是藩阀政治家，能够维系军部与政府之间的纽带，使得军部尚未表现出较强的独立性，在对外军事行动中始终能够服从政府的命令。然而，随着藩阀政治家们先后去世，藩阀势力衰微，始终保留较强封建等级性的军部与受英法自由主义、立宪主义思想影响的政党文官之间存在明显的割裂，双方隔阂日深。而且，以顽固的“陆军之父”山县有朋为首，军部一直有意无意地抵制政党统制军方的努力，1900年第二次山县内阁确立了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规定内阁中的陆军、海军大臣须由军中现役大将、中将担任，这是在针对当时活跃的大隈重信、板垣退助等政党领袖以及伊藤博文的政友会，在军部和政党之间预先竖起了一道高墙。尽管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在1923年山本权兵卫内阁期间迫于政党压力被废除，但未能触及统帅权独立的根本。
不可否认的是，在大正民主的风潮影响下，日本社会出现了重视和平、蔑视军人的风向，甚至普通军人自身也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民主思想的影响。然而，日本社会的形势逐渐发生了变化，1918年一战结束后，随着欧美列强重新重视在远东贸易，日本经济发展势头受挫，物价飞涨，大量工人失业，罢工事件直线增长。同时，政党政治的弊端也开始暴露，作为社会精英的官员之中贪腐事件盛行，仅在1921年就先后曝光了满铁事件、鸦片事件、五个珍品事件等贪腐案件，社会贫富分化加剧，农村日渐凋敝，上层的官员、财阀却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1919年8月，以北一辉和大川周明为核心的法西斯组织犹存社成立，鼓吹打破现状、否定资本主义和政党政治的思想；1923年，以永田铁山等人为核心、由法西斯主义陆军军官组成的二叶会成立，影响力迅速扩大，于1929年与另一个法西斯军官组织木曜会合并为一夕会，成为后来军部皇道派与统制派的起源。也是在1929年，世界范围的经济大危机席卷日本，随着民众生活水平的一落千丈，过往支撑着政党政治的经济基础摇摇欲坠。在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者始终受到政府严酷镇压的情况下，法西斯主义思想在日本的影响大幅膨胀。
在这种背景下，死而不僵的藩阀势力却又渗透进了政党之内，其代表便是长州派最后的余党田中义一。1922年晋升为陆军大将的田中，曾同时受到政友会总裁原敬和藩阀首领山县有朋的信任，原敬在1918年组阁时任命田中为陆军大臣，并向政友会党员解释称这是为了方便与山县有朋沟通。田中在任职期间深为原敬的才干叹服，在藩阀已经日薄西山的情况下，田中选择主动向政党政治家转型。1924年1月，由于政友本党的分裂，老牌政党政友会实力一落千丈，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对于总裁高桥是清与宪政会合作的决定，政友会的众多党员并不买账，反而认为应当接受在陆军中极具威望也愿意加入政友会的田中义一为总裁，从而得到在乡军人的票仓。1925年，高桥卸任总裁，田中如愿接任，有传言称田中加入时携带了三百万日元的陆军机密费用作为政友会的政治资金。田中的加入，标志着最后的藩阀势力与政友会合流，使得本就具有浓厚保守主义传统的政友会进一步右倾，反对币原外相的国际协调政策，主张扩充军备、对外采取强硬政策。
1927年4月20日，宪政会若槻礼次郎内阁因经济政策失败辞职，作为政友会总裁的田中义一以政友会党员组阁。6月1日，宪政会与政友本党合并为立宪民政党（简称民政党），共同对政友会发起挑战。1927年9月，日本全国各地进行了筹备已久的第一次普选，选出了各府县的议会。1928年1月，田中义一在民政党提出内阁不信任案前解散议会进行大选，选举结果为政友会获得217席，民政党216席，两党势均力敌，共占据了全部466席的93%，两大党对峙格局的形成，在相当程度上标志着日本的政党政治趋于成熟。但是，田中内阁作为政党之一政友会的代表，自身却充斥着否定议会民主政治的思想，1928年2月，曾任大日本国粹会顾问的内相铃木喜三郎在公开发言中批评民政党要求贯彻以议会为中心新体制的政纲，声称：“议会中心主义等思想，是泛滥于民主主义潮流中的英美货色，与我国体不相符”，是“蹂躏我帝国宪法之根本精神”，结果受到众多议员的抨击被迫辞职，可谓对日本政党政治的尖锐讽刺。
田中义一是彻底的皇国主义者，他不过是把成为政党政治家作为掌握大权的手段，内心从未真正认同过大正民主的核心思想。田中一方面于1928年3月在国内制造了“三一五”事件，大肆取缔共产主义团体，抓捕1600余人，一方面于同年4月，在中国北伐军一路向北进攻军阀势如破竹之时，决定遏制北伐军的进攻势头，从而促使节节败退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出让东北利权，以保护日本侨民为由强行向济南出兵，引发了济南惨案，日军杀害6000余名中国军民，使中日关系急剧恶化，更具戏剧性的是，不满田中援张政策、主张排除张作霖的河本大作等右翼军人，随后又制造了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反而导致张学良宣布易帜，北洋政府与国民政府就此统一，田中义一的雄心化为泡影，且因不能彻查皇姑屯事件而受到昭和天皇的严厉责问，被迫辞职，于次年去世。崇尚天皇中心主义的田中也成了日本唯一一个因天皇不信任而辞职的首相，民政党再次组阁。但是，肆意侵犯中国主权、破坏华盛顿体系的田中义一已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在他的对外强硬政策刺激下，急于侵占中国东北地区的军部势力于1931年制造九一八事变，并不顾民政党内阁的不扩大方针大举增兵，将中国东北地区侵占，导致民政党内阁倒台，政友会总裁犬养毅组阁。
自以为能掌控局势的犬养打算在扶植伪满政权问题上与国民政府讨价还价，却招致了激进军人的愤怒，结果犬养于1932年5月15日被一伙青年军官杀害，海军大将斋藤实组阁。大正以来的政党政治就此告终，日本从此滑向了军国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深渊，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给各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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