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专业音乐教育

（一）北京女校

20世纪初的离家就读，常被描述为进步与落后的斩决。但曹氏家族成员，多受教、执教于北京，这是曹安和北上求学的坐标。告别老曲社，走来新学堂，传统教育与新式教育对接。1924年，19岁的曹安和考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音乐系。她说：“考这个学校，是冲着刘天华先生而来的。”刘天华听说她是无锡人，就问：“有个曹承章，你认识吧？”她答道：“那是我叔叔。”曹承章曾任无锡荡口学校校长，刘天华曾在该校执教。

考试规定科目有钢琴，但主考官萧友梅发现，她虽不会钢琴，听力很好，加上命题作文《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论》见解独到（批评伯牙不该不再鼓琴，应继续弹奏使之流传后世，并说伯牙摔琴是琴乐衰退的原因），破格考取了她。那个时代常常发生这样不拘一格取人才的事，若没有萧友梅慧眼识珠，后果会怎样？

这张照片，广为传播。萧友梅、刘天华、杨仲子，被一群白衣素裙或白衣黑裙的女孩所簇拥。老师白色西服，深色领带，手拿礼帽，一身正装。女孩撞衫，不会落为笑柄，统一着装，是时代风尚。合影一派新风尚，一美丽，二明亮，三开放。知识女性构成20世纪的新身影。谈起穿戴，她总会眨眨眼笑着说：“我喜欢五四时代的风格”。

学校常因没有经费而停课，曹安和就以私人关系跟刘天华上课。

犹忆十六年夏（1927），北伐成功，北方教育经费，分文无着。那时我与同学杨筱莲、王同华等七八人，乘暑假之暇，每周往北平亮果厂刘师府上补习各种乐器技术；而刘师又命我教育毅、育和（刘天华儿女）二人钢琴，所以我到他家中去的次数就多，留我在他家午饭和玩的时间亦较多。有一天上完了课，正当午饭的时候。刘师一面留我，可是一面他说：“今天没有菜。你如不以为苦，希望你吃了再走；倘若你以为苦，那么，我就不便勉强留你了。”我说：“先生能吃的，难道学生就不能吃吗？今天偏非吃了饭不走！”等到饭菜拿上来，却是一样炒青菜。全家和我这位唯一的客人，所共同借以下饭的，就是它，而且只是它。

刘天华教曹安和琵琶，曹安和教他儿女刘育和钢琴，教学互换，不事营谋。老师凭借多年的经验和独到眼光，意识到曹安和是一位有潜力、有天赋的人，不计报酬，加以扶持，让其迅速脱颖乐坛。他无疑是曹安和最重要的托举者。

（二）校名变迁与时代风云

大学五年，校名五更，校址五迁，蹑风如飞。曹安和在《中国音乐教育的摇篮——从女高师到女子文理学院》一文中（文彦整理）详细回忆了北京读书的艰难曲折。

1927年，萧友梅到上海创办国立音乐院，杨仲子接管女师大音乐系。这一年5月，曹安和参与了刘天华、杨仲子、郑颖孙、吴伯超、张友鹤等发起成立“国乐改进社”。

（三）演奏家履历

作为琵琶演奏家的曹安和，在学校期间就开始参与大量实践活动。舞台对演奏家的成长十分重要，抛头露面不但是女性抛弃旧习的方式，也是改变品行的方式。艺术实践是嘉年华，登台是曹安和崭露头角的第一平台。令人称奇的是，1929年学校就组建了琵琶队和小提琴队，1936年又组建南胡队、丝竹队、昆曲队。小型组合排练演出，使实践机会更加多样。

一身素装、巧笑倩兮的曹安和，容色风度，分外夺目。前排的曹安和，穿着淡雅，气场十足。装束简约，旗袍小袄，薄的厚的麻的棉的，领口捎带一点精致。这套洁净外表，成为她的定装，也是她的本真。

据近些年研究统计，高师每学期都有展示学生成绩的音乐会，多达40余次。北大音乐传习所自1923年到1925年也举办过多次音乐会，师范科有5次毕业音乐会。

我们班在1929年暑假毕业，毕业音乐会在协和礼堂举行，开得不错。会后不久，便被邀请参加在中央公园（即今中山公园）举行的庆祝北伐胜利大会上演出，之后又在中南海居仁堂举行晚会演出。有名目的还有“杨仲子师生音乐会”“告别嘉祉音乐会”“刘天华遗作音乐会”等。1928年5月7日，“济南惨案”发生，为救济死难者家属，她参与了国乐改进社与梅兰芳合作的清华大学礼堂义演。这是她第一次见梅兰芳。

前半场为国乐改进社同人表演，有刘天华先生弹琵琶曲《十面埋伏》及我弹《改进操》等；后半场为梅剧团的京剧《宇宙锋》，由梅先生饰赵艳容。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梅先生，不仅看到他演戏，而且见到他未上装前的本来面目。他仪态隽秀文雅，行动有些拘谨，和舞台上完全不同。次日上午，赵元任先生请国乐改进社同人去他家作客，曾见到他收藏的许多大小不同的木鱼，声音高低不同，按半音阶排列成两行，约有三组音。他亲自为我们演奏一曲，声音如现在常见的木琴。他还为我们演唱了他创作的《卖布谣》《撑船歌》等，都用无锡口音演唱，由何林一夫人为之钢琴伴奏。大家都玩得很高兴。

曹安和还记录了1930年冬北京饭店举办的“刘天华个人作品音乐会”：

是十九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吧，非常的冷。北平普通的室内，真是滴水成冰。刘师个人音乐会的内容，有二胡、琵琶、古琴等。在狂风怒吼，沙飞石走的当儿，北京饭店的门口，仍是车水马龙。在广大的厅上挤满了本国的和异国的无数爱好音乐者。当时最受欢迎的：二胡方面有《空山鸟语》与《病中吟》；琵琶方面有《十面埋伏》。音乐节目完毕之后，有很多的异国音乐爱好者（大都是各使馆中人员），纷纷到后台去，向刘师握手道贺，咸以一见丰采为荣。

可以想象晚会的热闹。参与艺术实践和组织活动，增加见识，促进成熟，如她讲述的认识梅兰芳，在赵元任家观收藏、听演唱，这些都是不凡经历。

1932年，刘天华去世，杨仲子、曹安和、陈振铎、蒋风之等将作品遗稿整理刊印。1935年5月25日，“刘天华遗作音乐演奏会”在协和大礼堂举行。1942年，重庆青木关也举办了“刘天华逝世十周年”音乐会。音乐会上都有曹安和的身影。

短小报道如同节目单，虽然简陋，却意味着新一代音乐家排名的最初遴选。出现频次决定地位，史家将据此评定艺术生命的长短强弱。名录背后是逐步为人所知的踏实脚步。

四十年代，她曾在重庆广播电台录制独奏《十面埋伏》，同杨大钧、陈振铎三人合奏《后满庭芳》。闵季骞回忆道：

我第一次听曹安和先生的琵琶演奏是在吴伯超院长招待美国客人的晚会上。她先独奏了《十面埋伏》，后同杨先生、储先生合奏了《浔阳夜月》（今称《春江花月夜》）。她的演奏，使我陶醉，让我着迷。

1947年，应“中英文化协会”之邀，她举行了琵琶独奏音乐会。整场音乐会的曲目，就是演奏生涯积累的结果。

1954年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成立之日的音乐会上，她与同事合奏了《潇湘水云》。中国音乐研究所接待外宾的仪式中，她总是手执琵琶，夺人心魂。曹安和、管平湖，一支琵琶，一床古琴，仪容整洁，气定神闲。进进出出的外宾，听了她的琵琶和管平湖的古琴，才能看懂中国乐器展。

（四）结识齐尔品

1934年，俄国作曲家齐尔品（Alexander Tcherepnin，车列普宁，1899—1977），巡演到北京。京剧理论家齐如山据谐音为他取了中文名。他的姨妈卡米拉，在女师音乐系任教，遂介绍他与留学瑞士、懂法语的杨仲子结识，由此加入教学团队。齐尔品听了曹安和的琵琶，一见倾心，不忍释手，随开始向曹安和学琵琶。两人亦师亦友，除教学交流外，亦有书信往来。齐尔品赠送曹安和一把亲自抄写琵琶谱的折扇。

二十三年的夏天（1934），俄国作曲家齐尔品氏初次到北平，曾请杨师仲子介绍会见国乐界同人。杨师为邀集多人，于某日晚间，在杨师府上开国乐演奏会。会后，齐氏表示，对于琵琶最加欣赏，乃请杨师介绍，约我每隔一日，教它琵琶一次。如是不及两周，齐氏渐觉自己一时无从学会，便另提办法，邀我每次将若干琵琶曲调，轮流弹给他听……他的初愿美之，甚欲将此曲改编为钢琴曲。

琵琶不是容易学的，性急的齐尔品，不得不放弃，转而“一听曹刚弹《薄媚》”（刘禹锡《曹刚》）。1936年6月12日，北平女子文理学院大礼堂举办“欢迎齐尔品演奏会”。齐尔品服色容光，映照四睹，在钢琴弹奏“用五声音阶作成的短曲十二首”，并称《中国小品十二首》。其中两首，吸收琵琶技法，专赠杨仲子、曹安和。曹安和的琵琶撬动了一位外国作曲家的创作冲动。

（五）外籍教师与国际视野

20世纪初，专业院校出现了一批俄罗斯教师。如同杨荫浏遇到郝路义，曹安和也遇到了俄籍钢琴老师嘉祉（Vladimir A.Gartz）、卡米拉和作曲家齐尔品。杨荫浏、曹安和一生未显保守倾向，身上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国际视野，这与早年接触外籍教师有很大关系。虽然社会乱象横生，但校园依然气象万千。一有本土老师刘天华，二有留学教师萧友梅、杨仲子，三有俄罗斯外教嘉祉、卡米拉、齐尔品。另有赵元任教作曲，外聘的齐如山讲戏曲，溥侗（即红豆馆主）笛师贺金海教昆曲。淑女们不单弹琵琶、唱昆曲，而且弹钢琴、唱新歌。

外国教师对中国音乐教育的贡献已引起学界广泛关注。如同19世纪末“北洋水师”中的大量“洋员”，20世纪初期大量外籍教师的参与，也对小环境的改变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没有异质文化渗入，学生很难从单色知识体中走出，具备广阔的文化包容度。学术界检讨那一代音乐家成功的原因之一，包括这一因素，具有说服力的证明就是曹安和接受教育时期外籍教师的存在。不然，她学术上包容中西的逻辑起点就说不通。

1929年，曹安和毕业留校，先做助教，1935年刘天华去世后，升任讲师。期间教琵琶、箫、笙、钢琴，兼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讲师。无需说，留校任教的原因，自然是天生禀赋和努力过人。传统与现代教育给予她充足营养，因而成为毫无争议的执教人。

1932年冬，杨荫浏到北平，寄居燕京大学刘廷芳家，长达四年。1936年，燕京大学因《普天颂赞》而聘请他为研究员。杨荫浏、曹安和，再聚北京。她回忆杨荫浏与刘廷芳的生活细节，现场感十足，想必经常看到两人如何相处。

此间，杨荫浏与曹安和还参加过俞平伯“谷音社”的昆曲雅集。1930年至1933年间，她帮助刘天华哥哥刘半农，对故宫古乐器登记、测音。

1930年，我在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音乐系教课时，曾兼任故宫博物院古乐器审音工作，将钟、磬及管、簏、笛、箫等类乐器测音，在音准上边记录弦长尺寸。当时刘半农先生是故宫博物院的顾问，我们在他主持下工作。后因日本入侵华北（约1933年），故宫许多文物装箱南运，我们只好停止工作。

这是音乐考古学对存世乐器第一次科学测音。她兼任审音员，参与了一项了不起的工作。

三、蛰伏西南

（一）昆明贡龙街

1937年暑假，曹安和返回无锡。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北上执教，已不可能。曹安和侍奉母亲，避入上海租界哥哥家。1937年8月，杨荫浏任职南京机器制造厂总务科科长，12月随工厂搬迁湖南长沙，也因战火转至昆明。1940年，杨荫浏送妻子张菊仙、婆母和子女回无锡。困于“孤岛”三年的曹安和，决定跟杨荫浏到昆明。从上海绕道香港，然后从越南河内（海防），进入广西柳州，再折回云南，于初秋到达昆明。

我是兜了一个大圈子，先到香港后到柳州，往四川去，在云南呆过一段。走海防，法国领土，哎呀，好玩极了。那个山哪，山套山，坐的是中央信托局的那个运煤车，跟司机一排的位置。有一回才有意思呢，晚上，看不见哪，天黑的早，尽是山路。扑通一下，我脑袋碰了一个大包。开灯一看，悬崖，冲下去就是下去了！

逃难之路“山套山”，乘坐颠簸运煤车，在晚年回忆中，竟成了“好玩极了”。经历过无数次冲下悬崖的险境，才能认清她生命中的荆天棘地与晚岁达观。曹安和一代学者之所以格局阔大，是身经丧乱有过亡国破家之痛、失业离乡之悲换来的，那是学不来的。

昆明郊区龙泉镇龙头村，成为西南联大、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大文科研究所聚居地。贡龙街杨家大院，更因住着孙伏煦、杨振声、唐兰、张充和、沈从文、杨荫浏、查阜西、曹安和等人而著名，吴文藻和冰心夫妇，住在不远半山腰。此间，曹安和与杨荫浏参加了查阜西家中每月一次的音乐家聚餐会，结交了许多文化界人士。

杨荫浏《再谈笛律答阜西》有段回忆，得见聚会人物：

查先生还记不记得在昆明某次晚餐席上的事？大约是1939年吧？那次席上，有查先生，有郑颖孙先生，彭祉卿先生，张充和女士，罗莘田及丁燮林两先生是否在座，我记不得了。

杰出的音乐学家（杨荫浏）、琵琶演奏家（曹安和）、琴家（查阜西、彭祉卿）、昆曲家（张充和）、音乐教育家（郑颖孙）、语言学家（罗常培）、物理学家（丁燮林），同桌共聚，若非战争，怎么可能？奇特因缘，让他们获得了另一种营养。

张充和回忆：“愿意和曹安和、杨荫浏等人一起吹笛子，唱昆曲，弹琴”。

杨荫浏1939年在昆明利用中央机器厂手摇计算机，算出“乐律比数表”四种。曹安和则用珠算，逐一核对所有数字。杨荫浏编成《乐律比数表四种》。这是两人的第一次合作。

这份合作成果，多亏曹安和细心，抄录了一份副本。她写道：

这年（1939）秋天，他调离音乐教育委员会，改就国立音乐院教职，在迁居过程中，两本手稿全部被窃。《乐律比数表四种》，幸我曾有当时抄录的副本，但是一本尚未抄全的残本（此书今在音乐研究所资料室保存），而《音准及量音尺》一卷，则已无法再见矣。

1940年10月25日，曹安和写成《琵琶柱位定法》，刊于《乐风》1941年新1卷第7、8、9、10期。文章结合乐器学与乐律学知识，详述琵琶排品细节。琵琶定律图表，采用数理手段。这是杨荫浏完成《乐律比数表四种》的时间。可见，此文受杨荫浏启发，而她的文章又推动了杨荫浏进一步完善琵琶定律法。

1940年秋，曹安和在杨荫浏指导下，将“十番锣鼓”工尺谱译成简谱，并于翌年7月2日在重庆青木关油新订油印为《锣鼓谱》。这是两人的第二次合作。

1941至1942年，曹安和、杨荫浏合编《文板十二曲琵琶谱》（工尺谱、线谱），即采用现代音乐学方法系统整理传统琵琶曲的开始。这是两人的第三次合作。

可以看到，杨荫浏、曹安和一而再再而三地合作，始于四季如春的昆明。人生拐点，悄然而至。从昆明始，她再没有与杨荫浏分开。既独立撰文，也找到搭档。这独属于她的经验。接下来的一系列成果，基本是两人合作。合作开启了全新历程，从此奠定了行为模式。

（二）重庆青木关

1940年，国民政府颁令重庆为陪都，北京、上海、南京31所高等学府先后迁入重庆。1941年7月2日，杨荫浏、曹安和到达重庆青木关，同任国立音乐院教职，并兼任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杨荫浏任国乐组主任及研究室主任。“当时的研究室是个空衔，从官到兵，仅他一人。国乐组的教师共有五人，其中二胡教师三人，其他乐科如昆曲、琵琶、三弦、笙、笛、箫等课程，则由浏兄和我分任。”

1942年6月8日，她写出长文《追记穷教苦学的刘师——刘天华先生逝世十周年论文》。抗战环境，两人心静如水，劳而无怨地编教材、汇资料。漫长寒冷的冬夜，屋外山风呼啸，书房一角，专心致志地从事研究，什么都无法改变对学术的追求。从整理文献开始，曹安和懂得了如何做一位学者。

（三）时代激出高起点

1940年写于昆明的《琵琶柱位定法》，1942年写于青木关的《追记穷教苦学的刘师——刘天华先生逝世十周年论文》，是她的佳作，理性精鉴，起点甚高，并称双璧。前者35岁，后者37岁。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种被学术界视为奇观的现象，即他们几乎没有学术生涯通常所谓的起步阶段，初次落笔，不但成形，而且成熟，并且精彩。如果说同时代的王光祈、萧友梅之所以能够写出一流的学术论文是因为恰好遇到了柏林德国学派的几位大师级人物（霍恩博斯特尔、萨克斯），有了一步登顶的学术平台，那么如何解释曹安和学术论文的成熟？其实，她同样遇到了一批今天看起来都应该称之为大师的导师以及与之搭建的学术平台。曹氏族人的修为，吴畹卿、陆振声、杨荫浏及天韵社成员的氛围，北京刘天华、萧友梅、杨仲子、赵元任、嘉祉、齐尔品等人的教育，梅兰芳、刘半农、刘廷芳等人的交往，就是她生长的环境。这个氛围，就是高起点的阶梯。

当然，她的成长更不能忽略那代人共同遭遇的千年变局，以及剧变产生的巨大刺激。有人以1917年为坐标，审视20世纪初的北大教授：梁漱溟25岁，胡适27岁，刘半农27岁，刘文典27岁，周作人33岁，陈独秀39岁，校长蔡元培50岁，最年轻的美术导师徐悲鸿23岁。如此早熟，皆因生下来就必须面对不得不严肃思考的一系列性命攸关的现实。早熟且多有成就，皆因令人奋进砥砺的催行，提早唤醒的猛推。所以，个人境遇不是解读成熟的唯一渠道，必须审视时代的强刺激。这就是我们读懂曹安和高起点的背景。

转自微信公众号 诸野求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