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胡适〈陶弘景的真诰考〉——萧登福教授
胡适〈陶弘景的真诰考〉。这篇文章，收录于《胡适文存》第四集页 153~174，台湾洛阳图书公司出版，未载明出版年月。胡适在这篇考证的文前小序说：「这是我整理道藏的第一次尝试，敬献给蔡孑民先生六十五岁生日纪念论文集。」胡适对佛教的研究较多，撰有《论牟子理惑论》、《四十二章经考》、《楞伽宗考》、《楞伽师资记序》、《荷泽大师神会传》、《神会和尚遗集序》、《坛经考之一》、《坛经考之二》等，但对道教的研究，则似仅此一篇。胡文中大抵有两处须加以讨论：一是胡适的贵佛贱道心态，一是《真诰》抄袭《四十二章经》的问题。今分项论述于下： 一、胡适的贵佛贱道心态 宗教的「神」是「人」所塑造出来的。有的神在歴史上确有其「人」，在当时只是多才能或德行崇高的「人」，经长时间的衍化蜕变而成「神」，老子、释迦、孔子、耶稣丶穆罕默德等等，皆是如此，但也只有该教教徒认其为「神」，在异教徒眼中依旧是「人」。另外有的神，则是虚构出来的，并无其「人」，如佛教的阿弥陀佛、观世音等等，是西元一世纪以后才被创造出来的；道教的天蓬元帅、太乙救苦天尊等也是后来所塑造的。至于宗教经典的来源，则不外有底下数种情形：一是该「神」在世时的撰作；二是该「神」未撰作，信徒据所听闻而载记成书；三是信徒假托神祇之名，或神祇所言，加以杜撰；四是降真，借由人神沟通而写成。佛经属于第二、三种者居多，道经则《老子》、《庄子》可能自撰，其余以假托及降真者居多。 动物有社会形态，而无宗教信仰。宗教是人心的产物，不同的人信仰不同的宗教，也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与文化。信回教者尊穆罕默德，以朝拜麦加为职志。信耶稣及天主者，以耶路撒冷为圣地，尊崇教皇。信佛教者，尊释迦，对印度及释迦出生地有情谊。信道教者宗老子，对中土文化有认同感。不同的宗教有不同的凝聚力，对一个民族的发展也有深远的影响；因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须愼选自己的宗教。犹太亡国约二千年，而终能复国，是宗教之力。宗教无贵贱高低之别，对自己的宗教不必自惭形秽。每一个宗教也各自有它的利与弊，须要去芜存菁，加以合理规划，使其成为辅国治国的有利工具与稳定力量。但胡适在〈陶弘景的真诰考〉中却不免贱己媚他；充分显现出一个缺乏民族自信心者，所表现出来的强烈自卑心与自惭形秽的做法。胡适〈陶弘景的真诰考〉中所表现出的贵佛轻道心态，大抵显现在他对顾欢及陶弘景的轻诋上。 一、胡适对顾欢其人及《夷夏论》的批评 历史上萧齐·顾欢《夷夏论》的尊道贬佛，犹如刘宋·宗炳《明佛论》的认为佛教优于儒、道一样，都是教徒爱教护教心态下的产物。在佛道、夷夏交会上自有其历史意义，做为一个学者，可以把它当史料来处理，原不须以私心加以轩轾高低，丑诋其间。但胡适在〈陶弘景的真诰考〉一文中，却对顾欢其人及顾欢《夷夏论》多所驳斥，并把六朝时夷夏、佛道之争，看成仅仅是道士在排膂佛教的外国成分。 胡适〈陶弘景的真诰考·一〉： 顾欢曾著《夷夏论》，很偏袒道教，他说：「佛、道齐乎达化，而有夷夏之别。……理之可贵者，道也；事之可贱者，俗也。舍华效夷，义将安取?若以道耶?道固符合矣。若以俗耶?俗则大乖矣。」他答袁粲的验论，曾说：「佛道实贵，故戒业可遵。戎俗实贱，故言貌可弃。」这都是有意的排斥佛教里的外国成分；这种思想最可代表当日的道教运动的思想背景。道教运动的意义，只是要造出一个国货的道教来抵制那外来的佛教，要充分采纳佛教的「道」，而充分排斥佛教里的「戎俗」。顾欢传中说他讲老子可以捉精魅，又教人恭敬《孝经》，可以治邪病(《南史》七五) 。据陶弘景的记载，顾欢曾抄写道教经典，又到处访求道经。他答袁粲论中极力夸道教的伟大。 上文中胡适颇有轻诋顾欢之意。其实顾欢是一个道士，以教徒来说，相信老子可以捉精魅，就像佛教徒相信释迦可以成佛，观音可以治病；西方人说信仰上帝可以得永生一般，并无奇特。且以《孝经》来治病，东汉末的儒家也已如此，不始于顾欢。 东汉·应劭《风俗通义·怪神卷之九》： 武帝时迷于鬼神，尤信越巫，董仲舒数以为言，武帝欲验其道，令巫诅仲舒。仲舒朝服南面，诵咏经论，不能伤害，而巫者忽死。 同上： 谨按北部督邮西平到伯夷，年三十所，大有才决，长沙太守到若章孙也。日晡时到亭，敕前导入，录事掾白：「今尚早，可至前亭。」曰：「欲作文书。便留。」吏卒惶怖，言：「当解去。」传云：「督邮欲于楼上观望，亟扫除，须臾便上。」未冥，楼镫阶下复有火。敕：「我思道，不可见火，灭去。」吏知必有变，当用赴照，但藏置壶中耳。既冥，整服坐诵《六甲》、《孝经》、《易》本，讫，卧。有顷，更转东首，以挐巾结两足足冠之，密拔剑解带。夜时有正黑者四五尺，稍高，走至柱屋，因覆伯夷，持被掩足，跣脱，几失再三，徐以剑带击魅脚，呼下火上照视，老狸正赤，略无衣毛，持下烧杀，明旦发楼屋，得所髡人结百余，因从此绝。伯夷举孝廉，益阳长。 由应劭《风俗通义·怪神卷之九》所载，知当时人已相信道经《六甲》及儒家经典《孝经》、《易》等书可以除邪去怪。做为一个道教徒，顾欢「他讲老子可以捉精魅，又教人恭敬《孝经》，可以治邪病」等等，都是很正常的做法，这种情形就如同佛教僧徒相信诵念佛教经书可以得福报，以及认为诵念「阿弥陀佛」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一般。以胡适所写有关佛、道两教的论文看，胡适在佛、道两教人物的批评上，其基本心态，颇有贵佛轻道的毛病在。今再回到胡适对顾欢《夷夏论》的评论来说。 佛道夷夏之争，其实不始于顾欢。佛教虽号称汉明帝时传入中国，但佛教真正能在中国生根且壮大，已到了东晋时。在这之前，佛教不仅无力和道教抗争，甚且常依附道教而传教，所谓「黄老浮图」即指此而说，江南的第一座佛寺，甚且是到了三国吴时才建立。而佛道、华夷的真正论战，是始于刘宋时释慧琳《均善论》(亦称《白黑论》)，慧琳文中仿汉赋形式，借由白学先生(代表中土儒、道等思想)和黑学道士(指释教) ，交相论辩，相互批驳，而归结于印度佛教与中土儒道均善。但由于文中有不少对佛教批评之语，如批评佛教空观、苦观、善恶果报说等，引起当时僧徒的不满，慧琳差点因此被赶出僧团；宗炳等佛徒，更开始著长篇大论以反驳。释慧琳其人，《宋书·卷九十七·夷变》及《高僧传·卷七·释道渊》均有载录其事迹。梁·沈约《宋书·卷九十七·夷变》说： 慧琳者，秦郡秦县人，姓刘氏，少出家，住冶城寺，有才章，兼外内之学，为庐陵王义真所知，尝著《均善论》，其词曰……论行于世，旧僧谓其贬黜释氏，欲加摈斥，太祖见论赏之，元嘉中，遂参权要，朝廷大事，皆与议焉。宾客辐凑，门车常有数十两，四方赠赂相系，势倾一时。 《宋书》作者沈约对慧琳颇为肯定，刘宋庐陵王及宋文帝都很欣赏他的才学。然而梁·慧皎《高僧传》则对慧琳颇多丑诋之言。《高僧传·卷七·释道渊》： 渊弟子慧琳，本姓刘，秦郡人，善诸经及庄老，排谐好语笑，长于制作，故集有十卷。而性傲诞，颇自矜伐。渊尝诣傅亮，琳先在坐，及渊至，琳不为致礼，渊怒之彰色；亮遂罚琳杖二十。宋世祖雅重琳，引见常升独榻，颜延之每以致讥，帝辄不悦。后著《白黑论》，乖于佛理，衡阳太守何承天与琳比狎，雅相撃扬，著《达性论》，并拘一方，诋呵释教；颜延之及宗炳，捡驳二论，各万余言。琳既自毁其法，被斥交州。 由沈约、慧皎的记载，知道当时的帝王颇欣赏慧琳的才学；而一般传统的僧人则颇仇视他。慧皎不仅不把慧琳列入「高僧」中，反而丑诋备至，说他傲诞自矜，不知敬师。但不管慧琳的功过是非如何?夷夏之辩，是由僧人自己先批评佛教的(慧琳《均善论》) ，也是佛徒先自高而轻人的(宗炳《明佛论》)。后来齐·顾欢撰《夷夏论》，而引起更大的讨论。于是形成了儒、道与佛，或儒、佛，佛、道等论争；而整个来说，则是夷(外狄)与夏(中土)之争。 胡适文中评论顾欢，说他要「充分采纳佛教的『道』，而充分排斥佛教里的『戎俗』。」这种说法不仅对道教无知，更是不了解佛教的「道」是如何形成的?印度早期的般若空义，以缘起性空为主。但缘起说在逻辑上是不圆融的。如说由因缘而有果，「果」由「因」来，如此辗转相寻，第一因如何而来?如第一因亦由「因」来，则非第一因；如不从「因」来，则成无因之「果」；缘起说不攻自破。再者，既是缘起性空，以「空」为性为本，但既是「空」则如何生因起缘?如何由「空」而至「有」。佛教小乘经典及初期大乘经典，这方面的缺陷极为明显。东汉僧人安世高、支娄迦谶大量用中土老庄道体论之说，以「本无」、「自然」，来解决第一因及「无」生「有」的问题；以本无来说性空，以自然来说第一因及空生有。但自然和缘起，毕竟是相违的说法，「自然」是自己如此，并无因果存在；「因果」则是有因而后有果。自然与因果相反，却被僧人混而为一。至魏晋之际，佛教徒更大量吸取玄学以弥补般若性空说，于是魏晋六朝的佛经中，般若和老庄思想混杂不别，中土老庄哲学中的道体论，便成为佛教所谓的「道」。今略举于下： 东汉·支娄迦护译《佛说阿阇世王经·卷下》云： 诸法本无故，无有作；而能作者，悉本无。其本无者，亦非是，亦不非是；故本无无有异。已信无有异者，诸狐疑已索尽。其眼者，亦无垢，亦无净；眼之自然，是故本无；本无自然，故曰眼。耳、鼻、舌、身、意，亦无有垢，亦无有净；其意者自然，是故本无；本无自然，故曰意。色亦本无，本无自垢，亦无有净。识者自然本无，本无自然，故曰识。诸法一切无有垢，无有净，诸法自然本无，本无自然，故曰诸法。(《大正藏》卷十五,页401上) 东汉·支娄迦谶译《佛说阿阇世王经·卷下》云： 诸法本无故，无有作；而能作者，悉本无。其本无者，亦非是，亦不非是 ；故本无无有异。……诸法一切无有垢，无有净，诸法自然本无，本无自然，故曰诸法。(《大正藏》卷十五,页401上) 西晋·(竺法护)聂承远译《佛说超日明三昧经·卷下》云： (佛言：) 自然之法，无有作者，亦无不造；无来无去，虚无自然，晓了一切本无，晓了一切本末。已了诸本，亦无所倚，亦无所不倚。自然之慧，皆别了之，三界自然；三界自然，人物自然；人物自然，生死自然；生死自然，本无自然；本无自然，佛道自然；解分别，斯一切自然，乃能逮得超日明定，普济三世，至无极慧，是为超日明三昧。(《大正藏》卷十五，页541上) 西晋·(竺法护)聂承远译《佛说超日明三昧经·卷下》： 天地未然，未有三界；是四色者 (地水火风) ，而常自然，无有作者，自然动起。唯道能名，及至补处能名。……故曰非不然于菩萨法，故曰为然；无心色志，三界自然。自然如空，乃名曰道。(《大正藏》卷十五，页543上) 上述诸文采用本无、自然来解释佛义。本无之说出自西汉严遵《老子指归》解《老》之说；本无、自然二者，皆出自老庄思想。但以「本无」来说「性空」，并不妥当；老子的「无」带有本体论的意味，「无」能生「有」；小乘的缘起性空，并没有本体论的说法存在。道家用「自然」来说明「无」生「有」的状态，是没有造作者、主宰者，不得不然，有自生的意味。「自然」和佛教以「因」来影响「果」，可以由人为来决定的说法是相违背的。却被东汉以来的佛教译经僧大量用来解释佛教空理。关于这一方面的举证及详细论述，请参见笔者《道家道教与中土佛教初期经义发展》第一章及附录，2003年9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佛教的哲理既是承袭道家而来的，所以佛教「道」，其实就是道家的「道」。东汉·竺大力共康孟详译《修行本起经》卷下，描写释迦得道的境界时说： 高而无上，广不可极，渊而无下，深不可测，大苞天地，细入无间。(《大正藏》卷三,页472中) 上述经文，又见引于僧肇《肇论·涅槃无名论·九折十演·位体第三》云：「经曰：菩提之道，不可图度，高而无上，广不可极，渊而无下，深不可测，大包天地，细入无间，故谓之道。」(《大正藏》卷四十五，页158下)僧肇所引之经，乃《本起经》之语，系释迦得道时，叙述所见之境界，其文义皆与道家对道体的描述语相同，而此语则系自《文子》书中蜕变而出者。《文子·道原篇》：「夫道者，高不可极，深不可测，苞裹天地，禀受无形……」《文子·符言篇》：「老子曰：道至高无上，至深无下，平乎准，直乎绳，圆乎规，方乎矩，包裹天地而无表里，洞同覆盖而无所。」《文子》之语，又见于《淮南子》书中。将《文子》与《本起经》两相比较，不难看出《本起经》之译者系窃用《文子》对道体之叙述而来。而佛教的「道」，也就是道家道教的「道」。这种情形并非孤证，兹再举一二例于下： 西晋·竺法护《渐备一切智德经·卷一·初发意悦豫住品第一》: 诸界虚空，法界无为……如来道法，甚深微少，巍巍如斯，寂寞无限，淡泊无量，空净无际如此。(《大正藏》卷十，页463上) 西晋·竺法护译《阿差末菩萨经》卷三： 用求佛道为何谓也?恢弘其心，寂无所为。何谓发是?发是意者，谓发道心是，此则菩萨之大哀也。(《大藏经》卷十三，页593中) 竺法护所译诸经中，谈到诸佛境界的「道」，大都离不开老庄自然、无为、清静、寂寞的「道」。 以上是针对胡适评论顾欢《夷夏论》，及批评顾欢采佛的道而摒戎俗的问题，提出浅见。中土佛经中的「道」，已是fr杂了老庄道体论中的「道」，已不是印度佛教的「道」。这一点极容易由现存小乘国家所保留的佛理和中土佛经中拿来做比对而得知。 (二)胡适对陶弘景其人的批评及将《真诰》看做鬼话 宗教所讲与神相关的事物，教徒会相信其有，非教徒则相信其无。如上帝七日创造人类万物，诺亚方舟载万物避洪水。如念「阿弥陀佛」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念「观世音」名号可以救灾难，使刀剑断折等等。这些物事，信徒虔信其「真」，非信徒则咸言其「妄」。宗教本来就存在著这一类的神迹(或鬼话) ，否则不成为宗教；这些事原不须刻意去批驳，但胡适之却刻意的把道教的降真神迹，说成鬼话，刻意贬低道教。 〈陶弘景的真诰考·二〉： (陶弘景) 用这样精密谨严的方法来编纂一部记天神仙女降授的语言，这是最矛盾的现象。这书里的材料，自从开卷记仙女愕缘肇事以下，自然全是鬼话。用最谨严的方法来说鬼话，虽不能改变鬼话的性质，倒也可以使一般读者觉得方法这样谨严的人应该不至于说谎作伪！所以我们看了陶弘景的校订方法那么自觉的谨严，真不能不格外疑心他或者是一个「读书万余卷」的大傻子，或者是一个「好著述，尚奇异」的大骗子。他自己著有《周氏冥通记》，记一个十九岁的道士周子良感降仙真的事，性质与《真诰》最相像。我们可以悬想那个中古时代的迷信空气里，那样出类拔萃的学者也不能完全逃出这种迷信的势力。陶弘景的母亲郝氏就是一个最虔诚的佛教弟子，他自幼就生养在那佛教、道教混合的空气里，所以他大概真心相信周氏冥通的故事，也真心相信仙真降授杨丶许的故事。在这一方面，我们可以说他不过是一个博学的愚人，这是最忠厚的看法。但他又恐怕别人不相信他的记载，所以有心做出那一大套的校勘考订的架子，来抬高那些鬼话的可信的程度。在这一点上，即使他是被宣传教义的虔诚心所驱使，他总不能逃避有心诈欺的罪名。这就是说，陶弘景相信那旧本记载的众仙真降授的故事，那也许是时代的影响，不完全是他的过失；可是他有心要把一大堆鬼话编成一部道教传经始末的要典，所以特别夸炫他的材料如何真实，方法如何谨严，这就是存心欺诈了。 〈陶弘景的真诰考·三〉： 陶弘景生于佛教的家庭，他又是博学的人，不见得不曾读过此经。大概他受了此经的文字的引诱，决心要把经中要义改成道教高真的训戒，所以他一口气偷了二十章。他的博学高名，他的谨严的校订方法，都使人不疑心他作伪，所以这二十条居然经过了一千四百年没有被人侦查出来。其实整部道藏本来就是完全贼赃，偷这二十短章，又何足惊怪！我所以详细叙述这二十章的窃案，只是要人看看那位当年「脱朝服挂神虎门」，「辞世绝俗」的第一流博学高士的行径，也不过是如此而已。 胡文中丑诋陶弘景，说他是「『读书万余卷』的大傻子」、「『好著述，尚奇异』的大骗子」、「博学的愚人」。其实整部《真诰》并非全是陶弘景创作的作品，其中有许多是陶弘景根据资料所编纂，里面降真的部分，则是根据顾欢的记载及三君手书而来的，并不是陶弘景捏造，陶弘景仅是整理、编纂。至于抄袭《四十二章经》的那二十条，不见于三君手书，却也不是陶弘景捏造的，但胡适硬要把它说成是陶弘景所刻意偷盗，是陶氏的作。文中对陶弘景其人极度污，并且极度夸张的说：「其实整部道藏本来就是完全贼脏，偷这二十短章，又何足惊怪！」这种情绪性的用语，在胡适的考证文章中并不常见，究其原因是轻己媚他的心态在作祟。 道藏固有抄佛经处，佛藏又何尝不然?佛经中甚且出现许多道教的灵符神名，抄袭道教或受道教影响的经典，如《佛说安宅神咒经》、《佛说北斗七星延命经》、伯二五五八号敦煌写卷《佛说七千佛神符益算经》、斯二六七三号敦煌写卷《佛说三厨经》、《佛说盂兰盆经》、《佛说父母恩难报经》等等，这些经典，或抄袭道经，或受中土习俗及道教影响而撰成。笔者所著《道教星斗符印与佛教密宗》①、《道教与密宗》②、《道教术仪与密教典籍》③、《道教与佛教》④、《道家道教与中土佛教初期经义发展》⑤、《道家道教影响下的佛教经籍》(共二册)⑥等书中举证甚多，佛教抄道教处绝不少于道教抄佛教，其中包涵有哲理、有习俗、有名相、有仪轨，不赘述。 再者，佛经是怎么写成的?佛经中有多少见不得人的鬼话?在这点上，胡适却半点考证的能力都没有。以造经而言，道教借降真来写经，被胡适批为鬼话。释迦在世并未写经，小乘经勉强尙可说「如是我闻」，是信众直接、间接听了释迦说而写的。可是到了西元一世纪以后的大乘及八世纪以后的密教，距离释迦的时代已极悬远，都不曾听说释迦降真说法，可是这些撰经的人依然都说「如是我闻」，不知如何从释迦处听来的?这样的写经，还不如用降真来得有根据。同样是人造神，不同种的人造不同的神；不同时代的人，造不一样的神；人有成败好恶，神也有兴衰隆替。但佛教撰经及造神的这些荒谬现象，胡适却不加指责。再者，历代《高僧传》中那些「高僧」自夸神异，说山神来听法，说哪吒等神祇来护持，甚至说关公来听经，老虎来受戒，这些欺神骗鬼的鬼话，也不曾听胡适去斥责过。胡适说陶弘景是博学愚人，而对道安、慧皎、玄奘等学问僧，却不曾有类似的称呼，显然是宗教歧视，媚外过了头。佛教的愚妄，绝不下于道教。笔者在〈试从教义演变上看传统佛教与现代佛教的人文关怀〉一文中曾说: 佛教除以生命为苦，以婬为邪秽外，佛教过度的倡导布施，所造成残身捐躯，甚至捐施妻子、子女以求福报的愚妄布施；这种「愚施」和中土过度倡导孝所造成如郭巨埋儿的「愚孝」，有异曲同工之妙。每阅读到三国・康僧会译《六度集经》中所叙述的众多「布施」故事，或割肉喂鹰 (牺牲人命救鹰命)、或是轻易将国家布施与人(轻弃国民)丶或捐妻弃子以求福报等等，总会为之侧然心伤。《六度集经》所载的这些布施故事，都极为愚蠢，甚至是荒谬欠思惟的。如割肉，暂时解决了鹰一餐之需，而无法永久解决鹰之肉食习性 ；且杀一人(自杀) 以救一鸽，是视鸽命高于人命。再如释迦前身为国王或太子，而却将国土轻易布施与别人，不顾全国国民之生死与苦乐；其中〈须大拏经〉叙述释迦前世的须大拏太子，逼弃自己二子为别人奴，二子逃走，被太子寻回，二子「抱父战栗涕泣」，但依旧再被布施予梵志，其后更将己妻布施给梵志为妇；这些都是极度泯灭人性的做法。为求布施之美名，将子女、妻子赠予别人；使妻子、子女受尽苦痛，以求一己之果报，这是极悖逆伦常，且是不可思议的，却被本生经等愚经的作者所极度称扬，以为可以「获如来无所著正真道、最正觉道法御、天人师、独步三界丶为众圣王」。⑦ 佛经中所见的轻贱生命以救物命，以及说兔王舍身、鳖猴交友的这些鬼话神话，并没听到胡适有半点诃责之语，胡适有数篇和佛教相关的考证论文，也没有对佛教轻贱不敬之处。胡适在宗教的心态上，不免令人觉得是贱己而媚他，文化自卑心太重。 二、胡适文中所言《真诰》抄袭《四十二章经》的问题 胡适有《四十二章经考》，收在《胡适文存》第四集〈陶弘景的真诰考〉之后。在胡适撰此文之前，梁启超《四十二章经辨为》认为此书成书于三国至两晋间，是中土僧人所为撰。理由在于隋·费长房《歴代三宝记·卷四·后汉四十二章经一卷》说： 旧录云：「本是外国经抄，元出大部，撮要引俗，似此《孝经》十八章。」道安录无出。⑧ 旧录是指东晋道安所撰的经录，梁启超归结来说：「道安与苻坚同时，安既不见此经，则其出固在东晋之中晩矣。」其后陈援庵以汉代称「浮屠」不称「佛」，认为《四十二章经》非汉译。但同时汤用彤、胡适则认为《四十二章经》为汉译。上述诸人的论辩，详见胡适《四十二章经考》附录⑨。 有关《四十二章经》的撰作年代及撰作者问题，近代学者依然争论不休，但已逐渐取得共识，即是大都认同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附录〈四十二章经抄出的年代〉⑩的说法。吕氏认为《四十二章经》有三分之二同于《法句经》，是从《法句经》中抄出的，抄出的年代在晋惠帝末年(306 年)至成帝末年(342 年)的三十几年间，文中吕氏将《四十二章经》和《法句经》作了对比。笔者也认为此经并没有如一般佛经有「序分」、「正宗分」、「流通分」三分说经的形式，而是分条引列佛言，确实颇像是经抄而非佛经。 《四十二章经》虽是经抄，但以成书年代的先后言，《四十二章经》大抵可以确定早先于杨、许降真。因而《真诰》〈众载教戒〉与《四十二章经》文字雷同处，应是《真诰》抄《四十二章经》。胡适〈陶弘景的真诰考〉一文详细的比对，认为《真诰》有十三条众真告戒之语，是抄自《四十二章经》中的二十章；文中并对《真诰》充满了歧视性的论断。 胡适〈陶弘景的真诰考·三〉： 《真诰》全书多是半通半不通的鬼话，很少可读的部分。但其中第二篇〈甄命授〉的第二卷里，忽然有十几条很有趣味的文字，也都是最尊贵的「高真」说的议论。我读这十几条时，觉得文字怪顺口，好像是我曾经念熟的，可是我一时想不起在那里见过。后来我重读到「恶人害贤，犹仰天而唾」一条，忽然大悟，这是全抄《四十二章经》的。我检出《四十二章经》来对勘，才知道这十几条全是抄袭《四十二章经》的。四十二章之中，有二十章整个儿的被偷到《真诰》里来了！我现在把这二十条都抄在这里，把《四十二章经》的原文也抄在这里，《真诰》里的校注也全抄在这里，请大家看看： 《真诰》 (1)方诸青童君告曰：……视诸侯之位如过客，视金玉之宝如砖石，视纨绮如币帛者，始可谓能问道耳。 《四十二章经》 (2）佛言：吾视诸侯之位如过客，视金玉之宝如砾石，视影素之好如弊帛。 (《真诰》) (3)方诸青童君曰：人之为道，……喻牛负重行泥中，疲极不敢念道·可免罪苦，亦得道矣。 《四十二章经》 (4[佛言：诸沙门行道，当如牛负重行深泥中，疲极不敢左右顾，趣欲离泥以自苏息。沙门观情欲甚于彼泥，直心念道，可免累苦。 (下略) 胡适文中列举《真诰》十三条抄自《四十二章经》中之二十章。胡文原是以《真诰》之文在上，《四十二章经》在下的方式处理，方便比对。但由于电脑打字排版，易致错误，所以笔者将胡文上下条列，改成前后相并。 《真诰》共二十卷，抄袭《四十二章经》者，是在《真诰》卷六〈甄命授第二〉页 6~10 的「众灵教戒所言」。与整本书二十卷相比，算是微少的，但毕竟也是抄袭。胡适对发现《真诰》卷六有十三条，是抄袭《四十二章经》二十章，似乎极为兴奋，他在文末结语处说: 他(陶弘景) 的博学高名，他的谨严的校订方法，都使人不疑心他作伪，所以这二十条居然经过了一千四百年没有被人侦查出来。其实整部道藏本来就是完全贼脏，偷这二十短章，又何足惊怪！ 显然胡适颇以发现窃案而沾沾自喜，认为这是一千四百年来没人发现过的大窃案。但在胡文末的〈后记〉中，马上谈到此文发表(1933 年4 月 10 日)后,傅孟真在 1933 年5 月9 日告诉他说:「陈寅恪先生说《朱子语录》中也曾指出《真诰》有抄袭《四十二章经》之处。」后来胡适在《四库提要·子部·道家类·真诰》条下，陆续发现北宋徽宗时黄伯思已有此说。黄伯思《东观余论》卷下〈跋真诰众灵教戒条后〉云： 此下方围诸条，皆与佛《四十二章经》同，恐后人所附益，非杨、许书。 也就是说在宋世至少有二人已发现此事。但黄伯思认为抄袭的地方是后人附益。朱熹直接认为是杨许抄袭，并说被偷去宝珠，偷回破瓶罐。黄、朱二人皆不认为抄袭者是陶弘景(出于后人附益，或是杨许本有)，只有胡适认为抄袭这十三条的，是陶弘景；是陶氏所为撰，甚至认为整本《真诰》是陶弘景刻意「造作一部传经故事的书」。胡适之说真是过于武断。三君手书在陶弘景时是存在的，后来被收藏在茅山，一直到唐玄宗朝才献给皇帝。《真诰》众真降灵部分，陶弘景仅是整理者，不是编造者。 《四十二章经》成书于《真诰》前。《真诰》诸真教戒中的十三条抄自《四十二章经》是可以确定的。至于是杨、许假托降真而抄袭；或是杨许之后陶弘景之前，有人假杨、许之名增入，似乎不是重点，也难以去究明。 以《真诰》抄《四十二章经》的情形看来，让我们有理由相信，《真诰》中众真所言及某部道经的经名、内容及传承，应该是当时那本道经已存在，是据那些珍藏在某些道士如魏华存等人手中之道书来谈的；不是众真降授后，那些道书才被附会并撰造出来。 道教有抄袭佛教处，佛教亦有抄袭道教处，甚至有多本佛经彼此相互抄袭，互出互见等情形出现。胡适只看到道教抄佛教，没有能力看到佛教抄道教，或佛经抄佛经。胡适对于抄袭这件事，是以偷窃案来看待，但同样是偷窃，南宋的朱熹却有更精彩的看法。朱熹认为道教抄袭佛教处，如：因果说、六道轮回说、地狱等概念，是偷来了破瓦瓶、破罐子；相对的，佛教抄袭道教的道体论，老庄的哲理等，则是偷去了大宝珠。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二五·论道教》： 道家有《老》、《庄》书，却不知看，尽为释氏窃而用之，却去倣傚释氏经教之属。譬如巨室子弟，所有珍宝悉为人所盗去，去收拾人家破瓮破釜。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二六·释氏》： 如《四十二章经》，最先传来中国底文字，然其说却自平实。道书中有《真诰》，末后有〈道授篇〉，却是窃《四十二章经》之意为之。非特此也，至如地狱托生妄诞之说，皆是窃他佛教中至鄙至陋者为之。某尝谓其徒曰：「自家有个大宝珠，被他窃去了，却不照管，亦都不知，却去他墙根壁角，窃得个破瓶破罐用，此甚好笑！」 《真诰》窃《四十二章经》处，朱熹已明讲得很清楚。正如朱熹所说，佛教偷去道教的是大宝珠，而道偷佛的，仅是破瓶破罐。朱熹对佛道二教都有研究，虽不能称精博，但识见则远胜过胡适。朱熹如仍在世，大概也会对胡适的崇佛贱道不予认同。 胡适对佛教较熟悉，对道教则较陌生，而从〈陶弘景的真诰考〉一文中，可以看出胡适是以尊佛而贱道的角度来论述道教。从胡适该文可以看出胡适不能深入道藏，无法了解道教哲理。胡适在道教的理解能力上，远不如宋代的朱熹，也比不上宋代理学家如周敦颐等人。宋代理学实以道教哲理为始，以儒为外貌，佛只是陪衬。至明代王阳明而多杂中土佛教禅学之说，但也是中国老庄悟道说的中国禅，此和印度无常、苦、空、无我，以三法印(或四法印)为主的印度佛教，以及以「定」为主的印度禅，毕竟不同。印度小乘佛教并无人人可以成佛之说，到了中土大乘佛教，经由东汉至六朝，大量吸收老庄及玄学哲理中的道体论，将道物一体，物即是道的观念，逐渐转变成众生皆有佛性，甚至草木皆有佛性。我们只要看东晋末道生受僧团排摒的情形，就可以很明白的了解众生皆有佛性，这说法不是原始佛教的东西。唐·遁伦集撰《瑜伽论记》卷十三载唐玄奘和戒贤的问答，玄奘认为回国时不宜在中国众生皆有佛性的观念下，宣传一阐提「毕竟无成佛义」，所谓：「《大庄严论》第二卷云：『无佛性人谓常无性。』若至本国必不生信，愿于所将种论之。」却被戒贤所诃斥说：「弥离车人解何物而辄为彼损！」⑫可以明确的看出中土的佛性论，的确是有别于印度的说法。 原始佛教的三(或四)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一切皆苦) ；是偏颇不周全的。「无常」与「常」，「无我」与「我」,「静」与「动」,「苦」与「乐」,扩而生与灭,善与恶,东与西，阴与阳等等，这些本皆是相对性的东西，彼此相生相克，互涵互变，相互转换，是不可偏执的，这由老庄哲理中，很容易去理解。正因为如此，佛教以生、老、病、死为人生四大苦；道家《庄子》、《列子》等，则认为生、壮、老、死各有美恶，以「死」而言，仁人可以息劳，恶人可以不再为欲所牵而为恶。其中佛教所视为「苦」的「病」，以今日的知识言，其实是人体的警报系统，如无「病」之警告，则人体将终致毁坏而不知修补，病之功用莫大，不可缺乏。因此道家对生、壮、老、死的看法，是以顺自然，安时处顺为贵，而不以「苦」为贵。胡适学贯中西，但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将是无法阅读道藏，无法了解道家道教哲理。 笔者写这篇批评胡适的文章，并非对胡适不敬；相反的，也只有胡适这样在学问及人品上都有成就的人，才値得我们去指出他的大缺陷处，値得去惋惜他。否则只沦于文人相轻相攻，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了。 三丶结 语 胡适之〈陶弘景的真诰考〉一文，是仅见的胡适论述道教的文章。文中胡适充满了对陶弘景其人的鄙视及对道教的误解。 陶弘景博闻道书，兼通佛理，著作有七、八十种之多，身为帝王师，弟子受经法者三千余人(《茅山志》卷十) ，相与往来者，都是当时的公侯将相。不仅如此，陶弘景的声名更远播到北魏。《续高僧傅·卷六·释昙鸾传》载，当时名重北魏的僧人昙鸾，闻名远道而来，向陶弘景学仙术，陶弘景赠以《仙经》十卷。陶弘景的才学人品，于此可见一斑。 《真诰》一书，是陶弘景根据当时现存的杨羲、许谧等降真资料，所编纂而成的书籍。书中陶氏并以细字作注，来抒发己见；陶氏仅是编纂者，并不是撰造者。研究道教的学者，很容易看出这一点，但由于胡适对道教哲理及教义不明，所以误下判断，同时也对顾欢及陶弘景做出了偏颇不公的评语。胡氏学贯中西，但他的缺憾应是无法深入道藏。 又，近世学者曾有不少人认为上清经是杨羲、许谧假借降真所撰造的；但杨羲、许谧的降真活动，始于东晋兴宁二年(364 年) ，约至太和二年(367 年)而止，短短的三、四年间，杨羲何以能杜撰那么多深奥的道经?其实杨羲经书来源，是出自南真魏华存之子刘璞所授；杨羲仅是假借降真来传授修炼诀法。今再由《真诰·卷六·甄命授第二》所载众真降临所告诫的「众灵教戒所言」，其中有十三条，是取自《四十二章经》而来；由此看来，也可以间接证明《真诰》中所载杨羲降真所讲授的道经，是取自他手中所得的道经，并非杨羲现场有能力造经。 ①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4月出版，页245。 ②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4月出版,页618。 ③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出版,页501。 ④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10月出版,页325。 ⑤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出版，页567。 ⑥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5年3月出版。 ⑦见辅英科技大学主办2003年5月20日「全国关怀学术研讨会」论文，该论文收入于辅英科技大学编印《2003年全国关怀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页22~37,2003年12月25日初版。 ⑧《大正新修大藏经》卷四十九，页49下。 ⑨胡适《四十二章经考》，文见台湾洛阳图书公司出版《胡适文存》第四集卷二，该图书公司未注明出版年月。 ⑩台湾里仁出版社,1985年1月出版,页291~297。 ⑪见《茅山志》卷二十三，唐·颜真卿〈茅山玄静先生广陵李君碑铭并序〉。 ⑫见《大正藏》卷四十二，页615上、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