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程：“科学”何以取代了“格致”

在近代以前，人们认识自然所获得的知识，不论是通过抽象思辨，还是通过经验观察所获得的知识，统统被纳入“自然哲学”的范畴。这种情况至18世纪末仍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自然科学”与“自然哲学”分道扬镳，开始从哲学体系中分离出来，实际上是库恩所言的“第二次科学革命”爆发之后的事。经受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洗礼之后，“自然哲学”的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那就是，对自然进行经验与实证研究所获得的知识急剧增长。此时，不加区隔地继续将以数学和实验为两大支柱构建起来的知识体系统称为“自然哲学”已不合时宜，于是，英语中原本同义的“natural philosophy”和“natural science”的用法开始出现分化，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natural philosophy”来指称对自然进行形而上学思考所获得的知识，也即狭义上的“自然哲学”；同时使用“natural science”或其短缩语“science”来指称对自然进行经验与实证研究所获得的知识。一般认为，直到英国科学促进协会于1831年成立时，英文“science”才完全获得了狭义上的科学含义。

工业革命后自然科学的快速发展，一方面为实证主义的兴起提供了土壤，另一方面则为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范式。孔德等实证主义者认为，社会与自然原本没有本质上的差异，人们完全可以像自然科学家研究自然现象一样来研究社会现象，而且只有像自然科学家研究自然现象那样研究社会现象时，所建立起来的知识体系才有可能称得上是“science”。孔德等人确信存在一种通用的科学方法，并试图用这种通用的科学方法来统一各门学科，进而主张没有必要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作出严格的划分。这种统一科学之思想对19世纪中后期的社会科学的发展和“science”概念的演变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19世纪后期，英文“science”除用来指称知识、学问（广义上的用法），以及自然科学（狭义上的用法）外，还衍生出了一种新的用法，即用来指称建立在客观精确描述和系统逻辑分析基础之上的有关自然、社会的知识体系。不难看出，这种“science”的概念，其外延小于广义上的科学，但明显大于狭义上的科学。依据实证主义科学观，“science”不仅包含自然科学中的各种专门学科，而且还包含正在西方兴起的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等社会科学学科，甚至包括介于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的历史学和文化人类学。

虽然中国古典文献中出现了不少“科学”用例，但它们都不是“science”意义上的“科学”。用“科学”对译“science”的最早用例出现在19世纪的日本。这种用法传入中国，乃甲午战争之后的事。令人惊讶的是，“science”意义上的“科学”由日本传入中国后不到十年，其使用频度便开始超越用来对译“science”的“格致”等词语，辛亥革命后则完全取代了“格致”。为什么有着悠久历史的“格致”等译语遭遇“科学”这个刚从日本引进的“新词”之后没战几个回合就弃械投降了呢？

如众所知，“格致”一词源自于《大学》中的“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在儒家看来，格物、致知是为了诚意、正心，而诚意、正心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儒家强调的格物致知，关键在即物穷理，即物穷理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明了事理或伦理，而不是物理。至于格物穷理的方法则是从身边的一草一木，一书一事格起，且主要依靠类推和顿悟。

一些学者对西学东渐之初，利玛窦、徐光启等人借用儒家的“格致”等词来指称西学颇有微词。的确，即便是17世纪科学革命前的西方“自然哲学”，和中国儒家的“格物穷理之学”也有着很大的差异。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牛顿之前的西方“自然哲学”与中国的“格物穷理之学”并非完全没有相似之处。首先，双方都主张要即物穷理。其次，双方穷理的目的都不仅仅是为了探明物理。西方主张人们通过探究自然来了解自然的精妙，进而领略自然设计者的伟大，坚定对全能上帝的信仰。

中国主张即物穷理则是为了明了事理，进一步加深对儒家伦理道德规范的认同，从而为“修齐治平”、“内圣外王”奠定基础。至于穷理方法，双方都强调观察思考，只是中国过于依赖类推和顿悟，西方更强调演绎推理罢了。那时，实验归纳法在西方尚未确立应有的地位，西方“自然哲学”的思辨色彩仍然比较浓。因此，西学东渐之初，中国的士大夫用“格致”来对译西方的“natural philosophy”甚至是“philosophy”并非毫无道理。

问题是，晚清时期的西学东渐在时空背景上已明显有别于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鸦片战争之后，西方的自然科学已从自然哲学中分离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仍沿袭明末清初的做法，继续使用“格致”来指称19世纪中后期的西方“自然哲学”和“自然科学”，很容易引起混乱，至少无法对“自然哲学”和“自然科学”进行有效区隔。事实是，洋务运动之后，在我国，既有把西方“自然哲学”称作为“格致”的；又有把“自然科学”称作为“格致”的；还有把“物理学”称作为“格致”的。当然，仍有把西方的“格致”同中国的“格致”混为一谈的。

“格致”的用法如此复杂多歧，当然会引起人们的关注，乃至不满。譬如，先后出使英国和德国的刘锡鸿就不赞成人们借用“格致”一词来指涉西学。他反对将设有外国科学仪器设备展览室的书院命名为“格致书院”。更多的人则看到了中学和西学的差异，认为有必要对西方格致和中国格致加以区别。如徐寿在参与筹备格致书院时就曾指出了中西格致的差异。将格致理解为“自然科学”的林乐知则提醒人们不要把对事物的抽象思考和经验研究混为一谈。为了在自然科学与物理学之间作出区分，在翻译《格致启蒙》时，林乐知还特意把科学译为“格致”，把物理学译为“格物学”。

随着对西学了解的不断加深，人们意识到，用“格致”或“西学格致”笼统指涉西学中的“自然哲学”、“自然科学”，甚至是“物理学”存在很多问题，有必要为西学中的这些概念另觅新的名词。特别是当把基于实证研究的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学科也视作为科学的实证主义科学观渗透进来之后，这种愿望变得更加迫切。此时，如果照旧把实证主义者们所言的“科学”纳入到“格致”的框架体系内，将会引起更大的概念混乱。

因此，尽管从字面上看日文中的“科学”未必是“science”的最佳对译语，但是熟悉西方科学发展情况的严复和梁启超最终都选择了“科学”。例如，严复在1903年出版的《群学肄言》中模仿日文译法，将“science”译为“科学”，并强调“群学”（社会学）是科学。很明显，严复的“科学”泛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和梁启超1903年前后发表的众多文章中的“科学”用法相似。

在精通英文的严复和精通日文的梁启超都接受，并提倡用“科学”来对译“science”的情况下，放弃“格致”，选用“科学”来指代“science”便迅速演变成了一种潮流，1905年科举被废除之后“科学”迅速取代了“格致”。

科学的发展可以看成是术语概念和关系描述不断精准化的过程。用“科学”取代“格致”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今日的“科学”仍包含三层涵义：1.泛指知识或学问；2.特指自然科学；3.指基于实证研究的有关自然和社会的知识体系。由于“科学”可以作多重解释，人们会为中国古代究竟有没有科学以及马克思主义是不是科学之类问题发生争执。其实只要进一步明确“科学”的概念，很多争执便可化解。譬如讲清楚其所使用的“科学”是指知识或学问，那么他说中国古代有科学就不可能引起太大的争议。由此看来，当下一些人所讲的“科学”未必是另外一些人所理解的“科学”。我们对“科学”是不是也需要讲一点科学？

原载《中国科学报》2012-06-25 B3 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