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特克人

（一）托尔特克人是10世纪左右在墨西哥中部地区统治着的民族，是拥有自己的文化的民族，以建筑和手工艺品而闻名，在统治过程中创造自己独特的文化体系。而在后来该地区被另一个游牧部落奇奇迈加所侵占，而托尔特克人文化从此逐渐衰落，只留下大量的文化遗产。托尔特克人是操纳瓦特尔语的民族，10∼12世纪时曾统治现今墨西哥中部地区。“托尔特克”一名包括数种意义：“城市居民”；有“文化”的人；根据其字面看意为“芦丛民族”，源于其中心城市托兰（意为“芦苇丛生之地”），该地毗邻今之图拉城，在墨西哥城以北约80公里处。据传说900年前后托尔特克人在米斯科特尔（意为“云蛇神”）领导下将当时的名城特奥蒂瓦坎洗劫一空，然后焚毁之。米斯科特尔之子托皮尔岑继位后于10世纪末兼并许多不同民族的小邦，缔造一个帝国，采用羽蛇神祭仪，并自称“羽蛇神”。羽蛇神祭仪连同其他一些托尔特克人的制度（例如军功勋章分级为“郊狼”、“美洲虎”及“雄鹰”等等）曾为犹加敦以南地区玛雅人许多重要城市所采用，如奇琴伊察及马雅潘等城都是如此，这说明托尔特克人的影响面之宽，托尔特克人的出现也标明中美洲尚武精神的兴起。他们还以建筑和手工艺品闻名，据说曾首先在美洲制造过金属工艺品，采用巨型门廊、蛇形柱、巨型人像柱、人形及兽形掌旗者，还有十分别致的两神卧像。12世纪初游动的奇奇梅克人入侵，彻底摧毁托尔特克人在墨西哥中部的霸主地位，一起入侵的阿兹特克人约于12世纪中毁掉托兰城。奇奇梅卡人一译“奇奇梅克人”，是古代居住在墨西哥北部和美国南部的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印第安人的统称，居住在岩洞中，被视为“野蛮人”。7世纪托尔特克等部落逐渐向墨西哥中部南迁，12世纪大规模南迁，导致托尔特克城邦联盟垮台。在迁移和进入墨西哥中部地区的过程中与当地居民逐渐融合，并接受其较高的文化，改变自身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转为从事农业和建造城市。13世纪霍洛特尔率领的奇奇梅克人部落入侵墨西哥谷地，曾称霸，为后来的阿兹特克帝国奠定基础。“托尔特克”是“名匠和学者”的意思，传说托尔特克人南迁到中部高原约50年后在这个奴隶制国家里有一个有名的首领叫霍拉特，对治理他们的国家有杰出贡献，后来他不幸被敌人杀死。他的儿子继位，自称为克沙尔柯脱尔，856年开始营建规模宏大的杜拉城。967年托尔特克人远征达金和奇琴伊察，在那里建立新的玛雅-托尔特克城邦，于是中部高原地区遂逐渐为另一个游牧部落奇奇迈加所侵占，直到1156年攻破杜拉城后托尔特克人在这个地区的统治也就全部结束了。托尔特克文化是大约发生在800-1000年间中部美洲地区的古文化，纳瓦特尔语里“托尔特克”的意思是“技工”，后来的阿兹特克文化认为自己是托尔特克文化的继承者，阿兹特克的口头传说和图画也经常描写托尔特克帝国的历代统治者的事迹。考古发现主要集中在墨西哥的伊达尔戈市图拉镇附近，其中的建筑和图画有的和奇琴伊察考古发现的玛雅文化有相似的地方，如何解释在考古学家中间也有分歧。有人认为是托尔特克人曾经攻占过奇琴伊察，因此受到玛雅文化的影响。

（二）也有一种解释认为阿兹特克传说中的神魁札尔科亚特尔其实曾经是托尔特克的统治者，后来被托尔特克人驱逐，在美洲中部寻找并建立新的城市，成立阿兹特克王朝。托尔特克人的文化遗址位于现今墨西哥的伊达尔哥州，主要是杜拉、霍切加尔科和特内耶卡。杜拉属伊达尔哥州，位于墨西哥城北83公里在的群山怀抱中，从这里向东南行约20公里便是著名的狄奥提瓦康城，这个遗址是在1942年开始修整的。杜拉古文化遗址分布在一个每边长约120米的四方形广场的周围，它的北面有一个最大的神庙，是托尔特克人祭祀金星的神庙所在。另外还有太阳神庙、烧焦的宫殿、球场、祭坛和起居室等等，布局讲究对称，有排水设备，且大量地应用模制土坯（即日晒砖）。托尔特克人在墨西哥古代建筑发展史上是以创造和使用圆柱而闻名，而且在宗教信仰方面开始废除用活人作为牺牲献祭的礼仪，而代之以禽鸟和蝴蝶。在杜拉遗址的广场中心的祭坛上置有一个“神的使者”的雕像，像高66厘米。雕像平卧地上，双腿上屈，脸面侧视，双手置胸前，合捧一盒，臂上带有钏。托尔特克人把这种雕像叫做查克摩尔，意思是它是神的使者，它把人们对神的贡献物送到神跟前，它胸前所捧的小盒就是收容贡献物品的。查克摩尔雕像的出现是从托尔特克人开始的，也是构成托尔特克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托尔特克人的制陶工艺受狄奥提瓦康文化的影响很深，这里的陶器以橘黄色陶为主，器壁较薄。大部经过磨光，但亦有刷泥痕迹，它的器形有三足器、带有园底缺罐形器和平底钵形器等。在花纹装饰方面托尔特克人很喜欢黑色，他们多数是在器里口沿画出黑色直线纹，少数是画在器外，但也有在器里外的吕沿部分画出红色宽边的。托尔特克人还利用蚌壳制成各种装饰品，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件嵌贴在陶器上的人头像。人的头、眉和头发全用黑色蚌条缀成，牙齿用白色蚌片，头上披发也全用铅黑色蚌片嵌贴，手法细致，形状颇为生动，由此可以看出托尔特克文化在中美洲古代文化中的地位。萨波特克人是居住在墨西哥南方瓦哈卡州东部和南部的中美洲印第安人，其文化随居住地带（山区、河谷或沿海）和经济形式（自然农业、经济作物或城市生活）而不同，语言则各个村子都不相同，有数种互不相通的方言，也许称为不同的语言更为恰当。萨波特克人的社会是以村庄或城镇为中心组织起来的，各有农业基地。主要作物是玉蜀黍、豆类和南瓜，咖啡、小麦和甘蔗等商品作物只在气候条件适宜的地方种植。他们也狩猎、捕鱼和采集野生食物，耕作方法是先烧荒再用犁和牛翻地。某些地区仍盛行手工业，以制陶、编织及棕榈纤维纺织为主。服装兼有传统及现代两种，女性传统服装有长裙、长外衣、披肩等，男性非现代的服装是宽松衣裤，草鞋、草帽、皮帽等。萨波特克人信仰天主教，但对异教神灵的信仰以及异教的仪式和神话依然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和基督教混在一起，与教父母结成的仪式亲很受重视。

（三）米斯特克人是居住在墨西哥南方瓦哈卡州西部、北部及其邻接的格雷罗州和普埃布拉州几个地区的中美印第安人，在历史上米斯特克人在阿兹特克和前阿兹特克时期曾具有高度的文明。现代米斯特克人居住在高山、河谷和沿海，多数务农，耕作技术基本上是刀耕火种。种地用锄和铲，或用牛和犁，主要作物是玉蜀黍、豆类和南瓜，其他生产活动是狩猎、捕鱼、放牧和采集野生食物。在古典末期米斯特克人进入墨西哥这一地区，带进一种富有活力的文化。米斯特克人的建筑所知甚少，也没有大型石雕或壁画，只有小型作品，如仪式用的彩陶和各种装饰品（如项链、手镯、戒指、鼻饰等等）。这些装饰品有金、银、铜、合金等，其中有古代墨西哥最完美的金属制品。米斯特克人有大量的镶嵌制品，如木底镶嵌绿松石、玉石做成的面具,矛头、头盔、盾、装饰品，还有黑曜岩的雕刻，表现骷髅、神像、动物、花瓶。米斯特克人留下大量抄本，最美的抄本现藏于不列颠博物馆以及牛津的波德莱昂图书馆等处。抄本为平涂的色彩，无透视感。绘画色彩很美，造型生动，有些动物的刻画也很动人。米斯特克的文化对以后的文化有很大的影响，其抄本风格直接影响阿兹特克人。缺乏生计的地方制作和出售棕榈编织物，编织和制陶是一般手工业。他们虽然名义上信仰天主教，但大多数人是信仰一种包括天主教之前的神灵在内的混合宗教，某些地区信奉雨神。托尔特克文明因尚武好战的托尔特克人而得名，最初在墨西哥西部的图拉，后来在阿兹特克人的威胁下东迁。托尔特克文明受到玛雅文化的强烈影响，其建筑与艺术兼有本文化与玛雅文化的特点，形成独特的风格。古代托尔特克人在继承和吸收特奥蒂瓦坎文化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墨西哥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创立伟大的艺术文明——托尔特克文明，该文明在很多方面曾影响阿兹特克文明和玛雅文明的发展。托尔特克人原是居住在墨西哥北部的一支游牧民族，在800年左右已经进入阶级社会，并开始南迁到中部高原地区。大约50年之后这个奴隶制国家出现一个有名的首领叫霍拉特，对治理国家作出杰出贡献。后来他不幸被敌人杀死，其子继位，自称为克沙尔柯脱尔。856年克沙尔柯脱尔开始营建规模宏大的图拉城，967年托尔特克人远征达金和奇钦·伊察，在那里建立新的玛雅托尔特克城邦。1156年奇奇迈加人攻陷图拉城，于是托尔特克人在中部高原地区的统治也就随着图拉城的陷落而终结。在托尔特克人南迁到中部高原地区后特奥蒂瓦坎文明开始衰落，这就为托尔特克人发展自己的文明创造一个契机。特奥蒂瓦坎城被毁灭后特奥蒂瓦坎文明虽然开始显示出衰落的迹象，但其发展并未中断，很快又在其他地方兴盛起来，并逐渐与当地文化结合。在这种结合过程中一系列文明产生了，例如霍奇卡尔科文明、艾尔塔星文明、猛特奥尔凡文明以及托尔特克文明，而在这些文明中托尔特克文明最具代表性，其成就也最大。托尔特克文明兴起于图拉城，图拉属今墨西哥伊达尔哥州，位于墨西哥城北83公里处的群山怀抱中。

（四）图拉城的城池建在山上，山下为特奥特拉潘，图拉河流经其间。图拉城虽然在山上，但河流、森林、野兽和石材为其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者是托尔特克人，他们在吸收特奥蒂瓦坎文化和后特奥蒂瓦坎文化的基础上在图拉城创建，并发展自己的文明。图拉城是托尔特克文明中的一个重要文化遗址，该遗址是在1942年开始修整的。图拉城古文化遗址分布在一个每边长约120米的四方形广场的周围，它的北面有一个最大的神庙，是托尔特克人祭祀金星的神庙所在，另外还有太阳神庙、烧焦的宫殿、球场、祭坛和起居室等等。布局讲究对称，有排水设备，大量地还应用模制土坯（即日晒砖）。图拉城中还有专门的石器作坊，石器作坊里的原料大都为坚硬的黑色的石头，这些黑色石头是用来制造农具和武器的，作坊集中在专门的街区。另外在某些街区还设有专门的纺织和制陶作坊，所有的作坊都是家庭作业。图拉城面积约13平方公里，人口最多时达6万，谷地里还生活着约6万人。在谷地里生活的大多为农民，他们主要从事玉米、菜豆和辣椒的种植。托尔特克人在雕刻、建筑、绘画等方面具有极其辉煌的成就，因而有“伟大的工匠”之称。在墨西哥西南部有一处著名的美洲古文化遗址地区，被称为奇钦·伊察，这里最早是玛雅人的文化中心。967年托尔特克人征服该城，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托尔特克人逐渐把奇钦·伊察奉为圣地，并很快取得这个地方的控制权。他们扩建整个城市，使之成为当时最繁华的艺术文化中心之一。现在人们在那里发现大量古代托尔特克人的文化遗址，其中最著名的是武士庙。武士庙建于一个较矮的金字塔上，顶部已经消失，留下许多柱子，所以也被称为“千柱群”。在武士庙的入口处有一个托尔特克典型的圆雕作品，这就是《恰克摩尔像》。恰克摩尔是托尔特克人崇拜的神，他们的形象大量出现在托尔特克人的雕塑作品中。恰克摩尔的典型姿势非常奇怪，他们的身体是躺着的，但上身仰起，双膝向上，头转向一侧，肚子像一个容器。这些雕塑的作用据考证是用于祭祀，腹部的容器就是装贡品的。他们的胸前大都有蝴蝶状装饰，样式固定，但随着其附带物的不同而决定用于不同的神的祭祀。奇钦·伊察的这尊恰克摩尔是当时大量同类雕像中现在保存比较完整的一个，是人们研究古代托尔特克人文化的重要史料。图拉遗址：石头女像柱。托尔特克人美术的独特成就是在建筑中运用像柱，《图拉遗址》中的像柱是其代表作，在图拉城发现的武士像巨型石柱雕像更体现托尔特克人高度的雕刻艺术。由于图拉人崇拜羽蛇神，所以它的形象不时地出现在托尔特克人的艺术和建筑中。在图拉中人们就发现一个建在金字塔上的羽蛇神金字塔庙遗址，在金字塔的顶部通往羽蛇神庙处有两排雕成男性人像的石柱，这些雕像被刻画成羽蛇神的形象。他们头戴羽毛装饰，双手顺着身体放置，胸前有巨大的蝴蝶状盔甲，背部有象征太阳的圆盘。他们右手执长矛，左手拿着箭和其他物品，原来的作用是用以支撑神庙的屋顶，但现在神庙屋顶已不复存在，而他们本身也曾因为具有神的形象而受到当时人们的崇拜。

（五）雕像由四部分衔接起来，涂有色彩，眼睛和嘴都是镶嵌的。他们表情严厉，具有鲜明的武士风格，形象刻板而有力。这一武士像巨型石柱高约4.6米，存在于900～950年，1942年被发现，是一个非常能体现托尔特克文化特点的代表作。托尔特克人不仅在石雕上有极高成就，而且在建筑上也体现出高度智慧，这集中体现在奇钦·伊察古城上。在托尔特克人于10世纪南迁至尤卡坦半岛、取代玛雅人而成为这个地区的新统治者后他们在发扬自己优良传统的同时吸取玛雅文明的精华，并与玛雅人一起兴建许多新的城邦，其中就有新奇钦·伊察。在奇钦·伊察城邦中他们兴建武士殿、金字塔、观象台、头颅墙、球场、市场等建筑，这些建筑既有托尔特克人原有的风格，又保存许多玛雅文化的特点，形成玛雅托尔特克文化。奇钦·伊察的意思是这个城邦“在伊察部族的圣泉的边沿”，对这座城邦的发掘工作从1923年开始一直延续20年。奇钦·伊察城邦南北长2公里、东西宽15公里，其中属于“古奇钦”的建筑物有“三座门殿”、“四座门殿”、“红房”、“鹿房”等。这些建筑的规模虽然较小，但结构很完备：一般庙殿都有门廊和内殿，有壁龛、壁画或者羽神偶像。其中最重要的是横在两个人像石柱上面的石门楣的铭刻，它确切地表明这座建筑的纪年是980年，这时正是托尔特克人侵占奇钦·伊察城后。在奇钦·伊察古城还有一个被称为“螺旋塔”的著名天文观象台，它在托尔特克人的建筑中是独一无二的。这个观象台因在内部有螺旋形的梯道和回廊，屋顶也呈半圆形状而得名。塔体总高12.5米，但它建在两层高大的平台上，四周视野辽阔，仍不失为进行天文观象的风水宝地。最后托尔特克人在制陶和绘画艺术上也表现出极为鲜明的特征，托尔特克人的制陶工艺深受特奥蒂瓦坎文化的影响。这里的陶器以橘黄色陶为主，器壁较薄，大部经过磨光，但亦有刷泥痕迹，它的器形有三足器、带把圜底罐形器和平底钵形器等。在花纹装饰方面托尔特克人很喜欢黑色，他们多数是在器里口沿画出黑色直线纹，少数是画在器外，但也有在器里外的口沿部分画出红色宽边的。托尔特克人还利用蚌壳制成各种装饰品，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件嵌贴在陶器上的人头像。人头的髭、眉和头发全用黑色蚌条缀成，牙齿用白色蚌片，头上披一山狗也全用铅黑色蚌片嵌贴，手式细致，形状颇为生动。托尔特克人的绘画艺术集中体现在一座金字塔上，此塔位于图拉城，共有五个阶层，塔的顶部平台建有羽蛇神庙。该金字塔的塔身侧面有许多绘画和雕像，这些绘画的主题大多是表现战争的，有武装到牙齿的武士和各种各样象征战争的动物（诸如美洲豹、鹰、蛇等），这些动物的嘴中都叼着滴血的人心。总之比起特奥蒂瓦坎人的绘画艺术来托尔特克人作品的艺术氛围显得比较阴郁，不那么明快。托尔特克人所创造的文明在很多方面曾影响玛雅人和阿兹特克人，其影响主要体现在建筑雕刻艺术和国家建制上。托尔特克人和阿兹特克人在建筑艺术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托尔特克人建筑艺术的代表金字塔常常采用“斜坡-层阶”结构式样，而阿兹特克时期的金字塔则将托尔特克人这一金字塔建筑形式完全继承下来，这从阿兹特克人的太阳金字塔和托尔特克人的月亮金字塔的对比中就可以看出。

（六）玛雅人的雕刻艺术更多地继承托尔特克人的风格，其雕刻主题也大多表现战争，但作品的艺术氛围却更多地体现出活泼生动的气息，表现玛雅人对生活乐观向上的积极态度。托尔特克时代武士国家开始形成，政府趋于世俗化，出现“两头执政”（即两名最高首领：武士主持政务；祭司主持教务）。图拉城邦与另外四大城邦结成联盟，成立一最高委员会，设在图拉城。在这一联盟中商人起了重大作用，因为他们不仅进行商品交易，而且还相互传递信息。阿兹特克人部分地继承托尔特克人的这种国家建制，其国王和大祭司分别管理国家的政务和教务，这与托尔特克人的“两头执政”很相似，而阿兹特克社会的贵族议事会则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托尔特克人的最高委员会。托尔特克人在宗教信仰方面已开始废除用活人作为牺牲献祭的礼仪，而代之以禽鸟和蝴蝶，这也大大地影响其以后的文明，总之托尔特克文明在许多方面为其他文明的发展奠定基础。1156年图拉城邦发生内讧，武士集团和祭司集团相互争斗，于是联盟瓦解。来自北方的奇奇迈加人乘机入侵，迫使托尔特克人迁出图拉地区。随着奇奇迈加人的入侵和托尔特克人的迁出，托尔特克文明也就逐渐衰落了。人类学家认为“托尔特克”是一个民族或一个种族，但是事实上“托尔特克”是一个由科学家和艺术家组成的社会，他们一直在探索和传承前人在心灵哲学上的成就和实践。他们是“纳过”（意为守护神、巫师），他们也是学者。他们住在墨西哥城外古老的金字塔城——兜提华堪，传说中“凡人也可变成天神”的地方。在过去的数千年中对祖先遗留下来的智慧，纳过们一直深藏不露，人们只能在隐约中感觉到。另外还有太阳神庙、烧焦的宫殿、球场、祭坛和起居室等等，布局讲究对称，有排水设备，大量地应用模制土坯（即日晒砖）。托尔特克人在墨西哥古代建筑发展史上是以创造和使用圆柱而闻名，而且在宗教信仰方面开始废除用活人作为牺牲献祭的礼仪，而代之以禽鸟和蝴蝶。在杜拉遗址的广场中心的祭坛上置有一个“神的使者”的雕像，像高66厘米。雕像平卧地上，双腿上屈，脸面侧视，双手置胸前，合捧一盒，臂上带有钏。托尔特克人把这种雕像叫做查克摩尔，意思是它是神的使者，它把人们对神的贡献物送到神跟前，它胸前所捧的小盒就是收容贡献物品的。查克摩尔雕像的出现是从托尔特克人开始的，也是构成托尔特克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托尔特克人的制陶工艺受狄奥提瓦康文化的影响很深，这里的陶器以橘黄色陶为主，器壁较薄，大部经过磨光，但亦有刷泥痕迹，它的器形有三足器、带有园底缺罐形器和平底钵形器等。在花纹装饰方面托尔特克人很喜欢黑色，他们多数是在器里口沿画出黑色直线纹，少数是画在器外，但也有在器里外的吕沿部分画出红色宽边的。托尔特克人还利用蚌壳制成各种装饰品，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件嵌贴在陶器上的人头像。人的头、眉和头发全用黑色蚌条缀成，牙齿用白色蚌片，头上披发也全用铅黑色蚌片嵌贴，手法细致，形状颇为生动，由此可以看出托尔特克文化在中美洲古代文化中的地位。

威廉·杰斐逊·克林顿

（一）威廉·杰斐逊·克林顿（1946年8月19日——至今）是美国民主党政治家，美国第42任总统。克林顿在担任美国总统期间加大税收和扩大联邦政府开支，提出新的科技政策，并对美国教育进行改革。1946年8月19日威廉·杰斐逊·克林顿出生于美国阿肯色州霍普镇一家叫朱莉娅·切斯特的医院，克林顿出生时名为威廉·杰斐逊·布莱斯三世。克林顿出生后他的母亲独自一人前往新奥尔良学习护理，将克林顿留在开杂货店的外祖父母身边。1950年克林顿就与母亲和继父共同生活在温泉城，并将名字改为现名：威廉·杰斐逊·克林顿。1962年16岁的克林顿作为阿肯色州学生代表，到首都华盛顿出席全国青少年团体代表大会。1963年夏16岁的克林顿作为全美优秀青少年代表赴首都华盛顿参观，受到当时美国总统肯尼迪的接见并合影留念。1964年高中毕业后考入乔治敦大学，主修外交专业，曾担任大学学生会主席并协助联邦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工作。1968年克林顿大学毕业，获得国际政治学学士学位，并考取罗兹奖学金赴英国牛津大学学习。1970年克林顿考入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1973年从耶鲁大学毕业，获法学博士学位，同年到阿肯色州州立大学担任教授。1976年克林顿出任阿肯色州司法部长，1978年至1980年任阿肯色州州长，1982年至1992年又连续五次担任州长。克林顿任州长期间在推动州教育改革和实施经济发展计划方面取得成就，被选为美国南部经济发展政策委员会主席，兼任全美州长联席会议主席，并曾协助总统主持国家最高教育当局的工作。1990年克林顿被选为民主党最高委员会主席，1992年7月9日在民主党内初选中获胜的克林顿选择参议员艾伯特·戈尔作为他的竞选伙伴。1992年11月克林顿击败老布什，成为美国第42任总统。1996年在总统大选中克林顿击败共和党人鲍勃·多尔，赢得连任。1998年克林顿因与白宫实习生莫尼卡·莱文斯基有染的丑闻，加上他对外曾公开说谎，共和党决定向他提出弹劾程序，但克林顿最终保住他的总统职位。2004年6月22日克林顿的回忆录《我的生活：克林顿回忆录》在美国发售，书中回忆他与白宫实习生莫妮卡·莱温斯基的关系被披露后自己便开始“沙发生涯”。11月18日克林顿图书馆在阿肯色州首府小石城举行落成仪式，克林顿、小布什、老布什、卡特和美各界人士及各国代表出席克林顿图书馆的开馆仪式。2007年9月4日克林顿的第二本书《付出：我们如何改变世界》在美国正式发行，克林顿表示会把该书所得用于慈善用途。2009年5月6日在密苏里州杜鲁门图书馆外举行的颁奖仪式上克林顿获得“杜鲁门公共服务奖”，以表彰克林顿在担任总统期间以及卸任后在公共服务方面的表现。8月4日克林顿为寻求朝鲜释放扣押数月的美国女记者李丽娜和凌志美，面见时任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金正日随即特赦在3月因非法入境遭扣的两名女记者，8月5日两名女记者随克林顿返回美国。2012年4月29日克林顿出席时任总统奥巴马的一场竞选活动，为奥巴马谋求连任造势，募集到200多万美元。

（二）2013年11月20日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为克林顿等一批美国人颁发总统自由勋章，当天奥巴马、克林顿夫妇以及肯尼迪的家人向阿灵顿国家公墓中的肯尼迪墓敬献花环。2014年6月18日克林顿获选成为美国职业高尔夫协会杰出成就奖得主，该奖项旨在表彰个人的领导才能，老布什和福特都曾获得该奖。2018年6月3日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和美国惊悚小说家詹姆斯·帕特森开启新书巡展，6月5日克林顿和詹姆斯·帕特森合著的小说《失踪的总统》正式亮相，全球同步发售，12月5日克林顿夫妇与奥巴马、小布什、卡特、特朗普等数千人一同出席老布什的国葬。1993年克林顿签署行政命令，先后要求废除联邦政府的内部规制的二分之一，并对新的规章制度进行严格的审查。1995年2月克林顿又指示大约68个监管机构的负责人，责令其废除过时的制度、规章、条例。同年3月克林顿颁布总统令，提出“理顺政府的工作程序”这一要求，其核心目标依然是废除过时的繁文缛节，提高工作效率，节约政府经费。通过废除、减少大约页的1.6万页的过时的规章制度，政府每年可节约280亿美元的经费，及至2000年这一情况更大有改观。美国参众两院于1993年通过《年预算调整法》，这一法案开启政府对全社会征税的序幕，同时这一法案也是未来十年间税收的总纲领。此后克林顿签署的《削减赤字法案》规定在今后的五年中政府的财政赤字要消减4968亿美元，而在这些被削减的赤字总量中税收则占到2420亿美元，就税收的内容来看这一时期的主要税种是公司税和个人所得税，上述法案颁布后全美万家大小公司中将有超过2700家公司符合这一增税标准。此外，在公司税收这一方面克林顿进一步严格执法，并严格地查处许多美国国内和外国在美开设的公司偷税漏税的行为，通过这种行政和司法的打击使得联邦政府的财政又得以每年增加150亿美元左右。除了个人所得税和公司税外克林顿政府还明确一系列增税计划，这些计划包括：医疗照顾保险税：该税种在上述两个征税法案颁布之前的征收对象为年工资超过14万美元的群体，而新法案颁布后不论是否超过14万美元，这一群体的税收都要被征收。社会保险税：该税种规定年收入超过3.5万美元的个人和年收入超过4.5万美元的美国家庭都要缴纳此税种，这样一来缴纳社会保险的人数较之以前就有很大的增长。有数据表明在工薪阶层这个群体中缴纳社会保险的由1991年的55%上升到1996年的84%，统计数据表明该项增税计划则能使联邦政府另外多增加高达270亿美元的额外税收。运输燃油增税：新的增税法案颁布后美国的汽油价格从之前的每加仑14.1美分增长到每加仑18.3美分。1997年在关于税收问题上克林顿总统又签署新的法案《年平衡预算法案》，在这一法案中联邦政府对此前所实施的关于税收的诸种政策又做了新的调整，总体来说这一法案还是仍然贯彻克林顿总体的一贯思路和立场，仍然把削减财政赤字作为税收政策的核心内容。1993年1月25日克林顿宣布他将成立医疗改革委员会，此后这一委员会开始秘密为克林顿起草医疗改革计划，还举行大量的听证会、座谈会。

（三）1993年10月克林顿的《医保改革法案》正式发表，《医保改革法案》的主要内容如下：①促进企业为员工购买保险；②对商业医疗保险市场规制；③增加政府的管理作用。克林顿的医疗改革方案正式发表之后医改方案的反对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开始了，克林顿医疗改革的反对势力集结来自共和党、商界、医疗保险界等反对势力，这些势力在美国的医疗界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直接决定着方案的生死。轰轰烈烈的医改反对运动使得克林顿的医改法案的实现困难重重，在1994年第十一次议会审议中克林顿的法案最终没有审议通过，以失败告终。克林顿的医改失败后为了挽救局势，克林顿政权在既存的医疗制度上进行一些局部的医改：①促进局部改革；②促进州政府改革；③控制医疗费增长。总的来说克林顿的全民医改方案虽然没有实现，但在美国医疗改革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也为后来的奥巴马医改提供重要参考。1993年1月克林顿上台，成为冷战后美国第一位总统。2月克林顿上台后不久就发表题为《技术为美国经济增长服务—加强经济实力的新指导方针》的报告，同年11月宣布成立国际科学技术委员会，负责制定科技战略目标、协助联邦政府的科技政策和活动。此后又成立美国总统科学技术顾问委员会作为政府最高科学技术咨询机构，主要为联邦的科研拨款以及提供咨询和决策。克林顿政府一上台就提出新的科技政策，并出台一系列相关文件，主要内容有发展军民两用科技、建造高新信息技术、加强科学技术教育、重视政企与高校的合作和加强国际科技合作这五个方面。克林顿时期的科技政策反映美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并对美国的经济、社会、教育都产生积极重要的影响。在新科技政策的推动下美国经济出现“一高两低”（高经济增长率、低通货膨胀率和低失业率）的增长特征，美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促进国内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但是克林顿时期的科技政策也存在一些问题，科技的发展在促进生产力迅猛发展的同时加剧美国社会固有的矛盾，使得财富迅速向极少数资本家手里集中，贫富差距加大，形成新的失业大军。此外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也产生网络犯罪问题，并对美国的金融、商业、军事等方面造成危害。克林顿认，教育是经济复苏与繁荣的关键所在。在执政的八年时间里克林顿总统共发出教育政策倡议120次，国会通过五部教育立法，其主要成就包括增加“开端计划”资金、改革学生贷款计划、资助预防暴力计划、颁布《学校通向就业机会法》等。克林顿总统执政期间的教育政策，涉及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领域，有作为其执政期间教育改革的纲领性长远规划，亦有落实具体的教育行动和计划。克林顿总统的教育政策与改革实践是对老布什政府教育改革的传承，但是在其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和创新。其执政期间的教育政策有秉承平等理念，强调全民教育；关注弱势群体，实现教育均衡；注重教育质量，立足一流教育；制定统一标准，促进教育改革；实施绩效责任制，完善评价体系；加大财政投入，促进教育发展；利用市场竞争机制，大力发展特许学校；重视教育信息技术，推进现代化教学等八个特点。

（四）克林顿执政期间的教育政策虽然取得一些成效，但是并没有达到预期所有的目标，教育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存在部分目标过高，难以实现；信贷计划运转困难，教育发展后劲不足；统一标准无法落实，教育差异依然明显等问题。克林顿在任内一直极力推动环境外交，克林顿上任后在行政部门如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行政管理和预算局任用很多环保主义者。在政府的行政机构设置上克林顿也进行效果显著的改革，1992年美国国务院增设一名副国务卿，主要负责国际环境外交。同时增设助理国务卿，专门处理与环境相关的国际海洋、环境和科学事务等问题。还创建一些环保行政部门，比如环境生态服务中心、白宫环境政策办公室、可持续发展总统委员会。此外克林顿时期还试图提升环境署到内阁级别的地位，可惜因国会反对而最后失败。克林顿还解散一个危害环境的机构，就是前总统老布什所创立的竞争力委员会。克林顿还对发展中国家展开经济援助，据统计克林顿第一任期和第二任期对外环境外交援助预算占美国整个对外援助预算各达到10%和10. 6%，而其前任老布什和继任者小布什的援助比率仅是7.6%和9.2% 。除了直接的经济援助外克林顿还尝试缩减不发达国家外债，以用于环境保护的方法，即“以债务换自然”的方法来帮助这些相对落后的国家应对环境问题。克林顿在任期间高度重视环境外交问题，出台美国历史上第一份环境外交报告，提高环境外交在美国外交中的地位。还积极开展环境外交援助，相对落后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是主要的受援助地区。克林顿政府最突出的环境外交成就则是在削减温室气体排放、应对全球变暖方面，克林顿还积极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缔约方大会，并推动《柏林授权书》和《京都议定书》等重要国际文件的产生。在克林顿的第一任期内克林顿政府实施严厉的对华政策，在“人权”、“武器扩散”等问题上向中国施加压力。1993年7月克林顿政府开始认识到中美关系恶化下去会对美国不利，7月4日克林顿赴东京出席七国首脑会议时放风，将“开始重新研究对华政策”。9月初克林顿签署一份《行政备忘录》，决定改变强硬态度，奉行与中国进行全面接触，提高对话级别，开展广泛交往的政策。11月19日克林顿在西雅图会晤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认为：“中、美间存在许多共同利益，要保持高层接触。”但在随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克林顿表示仍会执行《与台湾关系法》。1996年5月16日克林顿表示愿意“同中国改善关系”，重申“一个中国”的政策。1997年10月26日至11月3日江泽民正式访美，期间克林顿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全球问题与江泽民进行会谈，并发表《中美联合声明》，声明声称美国将致力于建立“美中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其后美方加强同中方在军事、安全、人权和宗教等领域的对话和交流。1999年5月8日凌晨美国制造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被炸事件（五八事件），6月3日克林顿政府继续延长对华正常贸易关系。9月11日克林顿同江泽民在新西兰举行会晤，表示美国支持中国尽早加入世贸组织，11月15日美国同中国签署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双边协议。2000年9月8日和11月16日克林顿同江泽民又举行会晤，9月19日美国参议院通过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议案。

乔治·沃克·布什

（一）乔治·沃克·布什（1946年7月6日——至今）是美国政治家，美国第43任总统，美国第41任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的儿子，常被称为小布什。乔治·沃克·布什在总统任期内推行1.3万亿美元的减税计划以及对于医疗保险和社会福利体制的改革和社会保守主义的政策，任内遭遇2001年9月11日发生在美国纽约的9·11事件，因此他于2001年10月发动阿富汗战争，以推翻塔利班政权，并铲除基地组织势力。接着在2003年3月发动伊拉克战争，以推翻萨达姆政权。1946年7月6日乔治·沃克·布什出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在两岁的时候全家搬到得克萨斯州米德兰市和休斯敦市，并且在休斯顿与四位兄弟姐妹一同度过了童年。1964年18岁的小布什从中学毕业后，进入耶鲁大学主修历史学，在校期间成为耶鲁大学骷髅会成员。在这段期间他也参与共和党的许多竞选活动，包括父亲老布什于1964年和1970年的得克萨斯州参议院议员选举。1968年小布什从耶鲁大学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毕业时正值越南战争的高潮，他选择加入国民警卫队的空军。在训练之后他被派往休斯敦市，于艾灵顿空军基地驾驶F-102战斗机执勤，并获得两次晋升，从少尉升至中尉。1973年9月为赶上哈佛大学开学时间，小布什获得荣誉退伍的资格，提前6个月结束他为期六年的义务兵生涯，小布什在这段时间也留下一些后来遭受批评的不良举动，包括“饮酒过量”以及生活放荡。1975年小布什获得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毕业后开始从事得克萨斯州的石油产业。1976年9月4日小布什因为酒后驾车而在缅因州遭到逮捕，除了遭罚款150美元外还在当地被吊销驾照两年。1978年小布什投入竞选得克萨斯州众议院议员，他在竞选中强调他的年轻活力和保守派价值观，反对枪支及经济管制，选举结果小布什以6000票落败。1985年小布什成为好几家企业的合伙人或总裁，包括他自行创立的小布什能源公司以及Spectrum 7、Harken Energy等公司。1988年小布什与家人一同搬至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以协助父亲的总统选举。小布什负责发展并协调选举的策略，以吸引为数众多的保守派基督教信徒和福音教派选民。1989年小布什与人合伙购买得克萨斯游骑兵棒球队，他任球队总经理至1994年11月8日。小布什代表球队处理公关事务，也负责管理新球场的建造。与德州游骑兵球队的关系使小布什的媒体曝光度和名声逐渐增加，也使他获得越来越多公众和商业团体的支持。1994年小布什辞去游骑兵棒球队管理者和拥有人的身份，参加得克萨斯州州长选举，11月8日当选为得克萨斯州州长。1998年11月小布什接近69%选票连任得克萨斯州州长，成为第一名在四年任期制下连任两届的州长，亦是首位成功连任的共和党州长。

（二）2000年11月小布什作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美国总统选举中战胜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艾伯特·戈尔，当选美利坚合众国历史上的第54届（43任）总统，并于2001年1月20日宣誓就职，正式入住白宫。2001年10月小布什作为美国总统到中国上海出席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举行会晤。2002年2月应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的邀请，小布什对中国进行工作访问，就中美关系以及反恐怖活动和经济等问题进行广泛而深入的交流。2003年5月16日小布什正式向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提出竞选连任，2004年9月1日美国共和党在纽约州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确认小布什为该党总统候选人，11月小布什赢得总统选举当选美利坚合众国第55届总统，2005年1月宣誓就职。2005年11月19日至21日小布什对中国进行访问，2009年1月20日小布什的总统任期满卸任。小布什在得克萨斯州长任内成功的推行司法制度改革，增加教育资金，提高公立学校的教学质量门坎，并且改革执法部门体制。2000年4月17日小布什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得克萨斯州每年的6月10日定为耶稣日，宣称他鼓励所有得克萨斯州居民在这一天“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2006年5月15日小布什提议一个称为“身份验证”的在线系统，使雇主能够轻易的证实新员工的就业资格，并向所有外国劳动者分发身份验证卡片，同时增加对于违反移民法的雇主的惩罚。小布什要求国会提供更多资金，以增强边境的安全，并且部署6000名国民警卫队到美国墨西哥边境，以阻止更多非法移民的渗透。美墨现今边界确立于1848年美墨战争之后，是全世界最繁忙的边界，每年约有250万人以合法方式通过两国边界，大量涌入美国的非法移民及严重的毒品犯罪问题已成为美墨关系的重要课题。2006年10月26日美国总统布什签署授权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建立隔离墙的法案，旨在通过建立一道绵延千里的隔离墙阻止大批非法移民从墨美边境进入美国。新法案不仅批准在美墨边界地区新修建1126公里长的隔离墙，还批准边境执法人员部署更多移动栅栏、开设更多检查站以及架设更多照明设备，以防止有人非法进入美国。此外法案还批准国土安全部使用更多摄像头、卫星和无人驾驶飞行器等先进手段，以加强边境地区的安全。两国边界长达3169公里，东段以格兰德河为界，中段穿越索诺拉沙漠及奇瓦瓦沙漠，西段经过圣迭戈及蒂华纳都会区以至太平洋岸。风景变化多端，有繁华的都会区，也有一望无际的沙漠地带。2006年10月17日小布什签署一项法律合法化联邦政府的反恐怖审讯政策，小布什提议一个称为信仰和小区行动的政策，扩展政府对于宗教组织的补助，以此提供教育、酒精和毒品防治辅导、家庭暴力防范等功能。

（三）小布什落实《不让任何孩子落后》的教育法，这项法律以监督学校的教学水平为目标，统计学生的学业表现，并且替那些在教育水平较低学校就读的学生家庭提供更多元的教育选择，并且对低收入学校提供更多联邦政府补贴。小布什在第一届任期里增加对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和国家卫生研究院（NIH）的财政援助，并且开办一些用以增强美国高中学生科学和数学学科能力的活动。小布什在第二届任期里开始大规模的社会保障改革，提倡对于社会保障机制进行逐步的撤销管理，并主张将社会保障私有化，以提供人们更多元的选择。2004年通过医疗保险法，将更多处方药药品划入医疗保险计划的保险范围，并且创建健康储蓄账户制度，使人们可以选择省下医疗保险的一部分资金，以投资在其它“重要的地方”。他要求国会建立一个“暂时就业旅客计划”，允许超过1200万的非法移民保住合法的居住身份。在税政方面小布什以剩余的财政预算作为替补，推行20亿美元的减税计划，成为得克萨斯州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税，同时也确立小布什奉行经济保守主义的形象。2001年通过高达35万亿美元的减税案，成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减税之一。这些减税政策降低几乎所有纳税人的税额，包括针对最低的纳税级别阶层的减税、增加儿童的扣抵税额、削减遗产税、减少婚姻带来的税率负担。小布什支持自由贸易的政策和法律，但偶尔也会支持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总统府在2002年3月向进口美国的钢铁以及来自加拿大的针叶树木材施加额外的关税，使得小布什遭受保守派支持者的批评，不过这些关税在被世界贸易组织判定非法后便取消了。在2005年8月2日小布什也与加勒比海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DR-CAFTA），协定中指明将设立类似《北美洲自由贸易协定》的自由贸易区。小布什政府撤回美国对几项国际条约的支持，包括《京都议定书》、国际刑事法院和与俄罗斯之间的反弹道导弹条约（ABM）。小布什政府着手进行之前遭到《美俄反导条约》限制和国会反对的国家导弹防御计划，希望以这套系统遏制“流氓国家”的攻击。小布什指出伊拉克共和国总统萨达姆·侯赛因持续违反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决议，包括第687号、第688号、第707号、第715号、第986号、第1115号、第1134号、第1137号、第1284号和第1373号，并认为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同时也指控萨达姆威胁中东国家和平，恶化以巴冲突，并且支持各种恐怖分子组织。小布什的外交政策所设定的主要目标为捍卫美国和全世界免受恐怖份子，以及那些试图取得生物武器、化学武器和核武器的国家威胁。

（四）小布什支持阿里埃勒·沙龙单边的停止军事行动的计划，并且赞扬巴勒斯坦共和国在阿拉法特逝世后进行的民主选举。在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共和国的冲突上小布什强调美国应采取“不干预”的态度，以矫正比尔·克林顿总统时期的谈判疏失。小布什谴责巴勒斯坦共和国总统亚西尔·阿拉法特对于革命和战争行动的支持，小布什协助以色列总理沙龙与巴勒斯坦共和国政府总理马哈茂德·阿巴斯的和平谈判，但仍继续抵制阿拉法特。小布什指派资深顾问卡伦·休斯主掌改善美国在国际社会的公共形象，并且强调美国在全球推广民主和人权的理想。小布什谴责苏丹国防武装力量对于达尔富尔居民的攻击，认为这是一场种族灭绝的行径。小布什强调国际社会的维和任务是解决苏丹达尔富尔冲突的关键，但他反对将冲突诉诸于国际刑事法院解决。小布什大力赞扬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民主运动，并且支持马哈茂德·阿巴斯担任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在他领导的国际社会施压下叙利亚也从黎巴嫩撤军。在2006年3月小布什访问印度，重新联系美印两国的关系，尤其是在民用核能合作和反恐怖行动的合作上。小布什谴责朝鲜的举动，再次重申美国致力于维持“一个没有核武器的朝鲜半岛”的决心，并且指出：“若朝鲜向其它国家或非国家组织转移任何核武器，都将被视为是对美国的死亡威胁。”并警告朝鲜必须对这种情况负起责任。在2006年9月一场对联合国的演讲中小布什总统承诺他将继续支持阿富汗的人民：“我们会帮助你们击败那些敌人，并且维持一个永远不会再压迫你们，也不会再有恐怖份子的自由阿富汗。”小布什政府时期（2001-2008年）美国全力反恐，并大力推动向其他国家进行民主输出。小布什的民主输出战略带有非常鲜明的个人色彩，即他提出所谓“布什主义”，明确主张在一定情况下可以使用“先发制人”政策，也就是对正在出现的威胁可以实施预防性的先发制人的打击。小布什政府积极推动“颜色革命”，对目标国进行军事威胁或直接发动战争，使这些国家发生政权更迭。在反恐的名义下小布什政府还发动两场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2003-2004年小布什还授权美国国防军向海地和利比里亚发起战争干涉行动，以恢复当地的自由主义民主政治。2001年10月小布什发动阿富汗战争，以推翻塔利班政权，并铲除基地组织势力。接着他在2003年3月发动了伊拉克战争，推翻萨达姆政权。2001年10月7日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开始对阿富汗进行战略打击，接着反对塔利班政府的北方联盟军队于11月13日攻占阿富汗首都喀布尔。

（五）到了2001年12日联合国通过重组阿富汗的《波昂协定》，任命哈米德·卡尔扎伊领导阿富汗临时政府，一支由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组成的国际安全援助部队，以协助阿富汗的重建工作。2003年在获知塔利班组织残部正试图聚集新的资金和人员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代替国际安全援助部队以控制局面，到了2005年北约开始进入阿富汗的西部和南部，并在2006年请求增加国际社会的反恐战争合作，同时也在阿富汗东部增加任务的数量。2006年以美国为主导的北约发起如山地猛攻行动等大规模的任务以对抗塔利班恐怖组织，北约在2006年10月将反恐战争的范围扩大到整个阿富汗，驻阿富汗的多国反恐部队人员数量到2006年10月时也已累积至超过4.1万人。反恐战争指的是一种世界上的定理定律，语出路透社海牙3月30日消息，消息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前往海牙参加有关阿富汗问题会议时对随行记者说：“奥巴马政府已经不再使用‘反恐战争’这个词，我认为其含义不言而喻。”阿富汗战争被布什称作“全球反恐战争”的组成部分，在国际上批评人士把这个词看作一种“非敌即友”的思维方式，认为它过度依靠军事力量。美国在2001年9月11日遭受袭击之后造出“反恐战争”一词，不过该词遭到人权组织的强烈批评，他们认为这个语词被用来为许多行动辩护，例如开设关塔那摩监狱等等，许多穆斯林也谴责这个字眼是对伊斯兰教的亵渎。2009年是美国遭遇“9·11”恐怖袭击8周年的年份，其针对“基地”的反恐战争也足足打了8个年头。奥巴马执政后将美国的反恐战略从“暴力反恐”切换到军事、外交、政治和经济等手段多管齐下的“综合反恐”，然而在关闭关塔那摩监狱和调整阿富汗战略等具体问题上奥巴马政府仍进退维谷、苦无出路。“9·11”事件后美国向全球恐怖主义宣战，对外发动两场战争，对内加强监控拘捕。这种“以暴易暴”的战略不但未能减少恐怖主义威胁，而且也使美国付出沉重代价。由于美国从2001年开始发动“反恐战争”，在8个不同的国家导致至少有3700万人口流离失所，或被迫成为难民。美国在阿富汗发动的所谓反恐战争实际上是一场失败，既未能铲除极端武装，也没能给阿富汗带来和平。美国“反恐”多年，但恐怖主义依然是现实威胁。正如英国《泰晤士报》社论所指出的：美国的反恐战争事实上助长一代激进分子，他们的意识形态已经从中东蔓延到非洲，新的恐怖主义分支在那里策划对西方发动新的袭击。

经济保守主义

（一）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的保守主义思潮，主要指的是否认、抗拒、抵制经济的工业化和市场化的经济思潮。经济保守主义思潮看到经济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弊端，却不愿承认其长处。这股思潮往往以维护精神文明，反对物质文明；捍卫社会公平，反对贫富分化；维持社会稳定，反对社会动荡；维护国本，反对西化；维护人本，反对异化；维护人类友爱天性，反对社会竞争恶习等面孔出现，而其实质却是对小农社会、传统习惯、种种既得利益和权力的维护。经济保守主义是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的保守主义思潮，主要指的是否认、抗拒、抵制经济的工业化和市场化的经济思潮。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主要表现为“以农立国”思潮和“统制经济”思潮，前者是反工业化思潮，也反市场化；后者是反市场化思潮，亦有部分反工业化。在20世纪下半叶主要表现为“小农共同体”或“农业社会主义”思潮和“限制”进而“取消”商品经济，甚至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名义取消按劳分配的思潮。前者为反工业化思潮，后者属于反市场化思潮。从中国经济保守主义思潮的理论认识根源看主要有三大来源：①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中对工业化与市场化的怀疑和批判思想；②融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于一体，并夹杂着大量的前现代残余和后现代空想的苏联经济保守主义理论；③以“重农抑商”和“均平”为经济文化传统的中国小农经济思想，从其经济社会结构根源看小农经济（包括小农经济的辅助形式手工业经济和小商贩经济）与权力经济（晚清民国的官僚资本经济和新中国计划经济的异化形式）的存在和发展为经济保守主义的活跃提供广泛的空间。经济保守主义思潮看到经济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弊端，却不愿承认其长处。这股思潮往往以维护精神文明、反对物质文明；捍卫社会公平、反对贫富分化；维持社会稳定、反对社会动荡；维护国本，反对西化；维护人本，反对异化；维护人类友爱天性、反对社会竞争恶习等面孔出现。而其实质却是对小农社会、传统习惯、种种既得利益和权力的留恋，缺乏对现代文明的主体觉醒和自觉追求，也缺乏一种对民族、国家和人类命运的真正忧患和关怀。经济保守主义不是在经济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平台上来思考一切社会问题，而是试图离开这个平台，甚至要拆除和摧毁这个平台。当然不可否认经济保守主义有一种社会关怀的真诚，但是在这个很大程度上已经现代化和世界化的社会里，离开经济现代化的平台来谈社会关怀和人类解放，则不但落不到实处，而且有一种自我麻醉的风险。不过经济保守主义思潮虽然严重束缚和阻碍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和经济健康发展，但是不可否认、也不可忽视的是这种思潮的确有其合理的内核和存在的价值。由于它从另一个角度看到经济现代化已经产生或可能造成的不良后果，或许经济保守主义者眼里的不良后果是歪曲的，但在歪曲中仍然可以看出其中的真问题。

（二）因此在经济现代化思潮和经济现代化实践主导和制约的情势下这种思潮能够创造经济现代化思潮和实践不断反省和健全发展的契机和条件，因此一方面还要积极应对经济保守主义思潮的牵制和冲击，使其处于经济现代化思潮的主导之下，而不泛滥成灾；另一方面也要主动吸收经济保守主义思潮中的积极的、合理的、建设性的元素，使经济现代化能够持续、有序、较快、健康地进行。近代以来的经济保守主义思潮给中国经济现代化留下很多有益的启示与警示：必须完整地、准确的、理性地把握工业化与市场化的内涵和价值：要注意认真吸取世界工业化和市场化的经验教训，必须认识到工业化不是牺牲农业发展，恰恰是在更高的平台上发展农业，真正地解决“三农问题”。诚如经济学家樊刚所言：“中国农业问题以及农村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工业化‘，也就是多数以至绝大多数农民（80%以上）最终都能在非农产业（工业、服务业等）中获得稳定的就业。”说到底中国的农业问题和农村问题的本质是农民问题，而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出路是使多数农民不再是农民。同时必须认识到市场化不是不顾一切法律、道德和其它社会规范的一往无前、无所畏惧的“营利”，恰恰是在严格遵循符合经济现代化要求的法律、道德和其它社会规范，并切实维护社会的相对稳定与相对公平的合理“营利”。市场不是“异化、私人资本特权、为追求利润进行浪费性不合理生产以及剥削工人的代名词”，而是“取得更大经济效率的手段，而且也是达到更大程度的个人自由或自由的平等价值、发展民主以及提高社会公正的途径。”要尽快建立现代市场经济正常运转所必须的法治环境，积极培育适应现代市场竞争和伦理环境的新公民。必须认识到经济的工业化与市场化始终是经济现代化的核心，任何时期不可动摇：中国经济现代化基本上是外发的，底子薄，起点低，国家大，转型难，问题复杂，因此经济现代化不是短期内能够实现的，经济现代化思想也不是短期就能普及的。工业化在中国已经有一定的基础，毕竟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历史，工业化的任务主要转换工业化的观念，以新工业化提升中国工业化的品质。但市场化在我国却是很薄弱的，差不多从头开始，市场既没有完全统一，也有待于规范。各类市场发展都不成熟，政府只有计划管理的经验，而缺乏监控市场的实践。政府要最终摆脱计划思维和计划管理，还有一个不断探索创新的过程，在一个尊重多样化和经济效率的发达社会里没有其他选择能够代替市场，工业化和市场化仍然是中国现代化的长期任务。必须深刻理解工业化与市场化的辨证关系，认识到工业化的真正实现和深层次推进，有赖于市场化的引导：西方国家的经济现代化往往是先有市场化，后有工业化，是市场化引发工业革命，从而推动着工业化的不断升级和更新。没有一场深刻的市场革命，工业革命是不会突然降临的。

（三）西方一再发生工业革命就是市场化程度日益加深，市场结构日益多样化、立体化和复杂化所造就的。时事造英雄，正是“市场化”的“时事”从根本上造就“工业革命”这个“英雄”。发展中国家往往是工业化和市场化同步推进，而脱颖而出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则做到工业化与市场化的良好协调、相互支持和彼此攀升。撇开市场化的工业化虽然短期可能取得耀眼的成绩，但终究因缺乏工业升级和持续发展的动力而归于失败，苏东剧变的历史教训从经济现代化角度看离开市场化而搞工业化是其根源。必须从战略高度动态地把握市场化与社会公平的关系：规范的社会主义市场应该能够结合最优经济效率、高度民主的社会制度、社会公正、人的自主自由、充分就业，因此在大力推进健全的、规范的市场化之时也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加大在社会保障和社会公平方面的关注程度和投入力度，使社会保障始终成为国家的“高压线”和人民的“生命线”，而社会公平则成为公民个人自觉追求和自觉实现的目标。要实现真正的社会公平必须破除对社会公平的曲解，树立科学的社会公平观念。首先社会公平不是在经济成果分配上穷富强制拉平的、“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个人收益的差别在社会主义阶段不但必然存在，而且也是激励个人积极性的不可少的条件，写在社会主义旗帜上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本身就是一个承认差别的原则。社会公平主要是指公民在社会生活各方面得到基本安全保障以及基本的社会活动技能具备的情况下社会经济参与机会的均等，也包括在确保社会发展后劲的基础上社会经济成果分配的相对均等。而后一种意义的社会公平主要要通过国家税收和公民个人的慈善自觉来体现，不能通过取缔市场交易和国家强制平均来实现。其次社会公平不是以消灭社会分工为代价，社会分工是社会不断发展、不断复杂化、高级化的必然结果，除非回到野蛮状态，否则社会分工始终存在。伴随社会分工，社会差别也必然存在，社会公平不是完全消灭社会差别，而是把社会差别纳入社会和谐稳定的范围之内，需要消除的主要是社会上的各种人格歧视，如性别歧视、职业歧视、年龄歧视、种族歧视、国家歧视等。其三并非农业社会就能够自动实现社会公平，而工业市场社会就不能实现社会公平。社会公平的关键在于社会制度和人对社会制度的操作，而不是社会经济基础。其四社会公平是历史的、相对的、动态发展的，不能绝对地、机械地、静止地看待社会公平。市场经济的健全发展有赖于与社会公平的动态协调，必须把二者看作相互依存、相互支持和相互促进的关系。必须科学把握市场化与计划之间的关系：过去中国对计划与市场关系占支配地位的理解是市场是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以及个人经济主权密切相关的，甚至就是后者的代名词，而计划则是与社会主义、财产的社会所有制和对经济资源的共同占有联系在一起的。计划产生的时候就是市场终结的时候，计划产生的地方就是市场终结的地方。

（四）这种简单化、片面化、极端化的理解与当时的社会实践和历史实际是相关的，然而社会在不断发展，沉重的历史教训使中国不得不认识到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绝对没有这么简单，应该更深刻地探讨二者的关系。就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关系而言市场化无疑是政治民主、人的独立自主的经济基础，而在经济未现代化的国家搞计划经济，则计划往往成为权力滥用和人身依附的“异化物”和“牺牲品”。就经济现代化的历史发展来看是市场化推动经济现代化的演进，市场是经济现代化的平台，而计划只能在这个平台上运作。在市场还没有充分发育、成长、完善、规范、成熟的条件下就匆忙地废弃市场，则非但不是经济后现代化，连现代化也不是，甚至连前现代也谈不上（前现代虽然没有开放性的大一统市场，但还存在着无数的小商品市场），那只是一种高估计划制定和实施人员的信息充分性、决策科学性和维护大众利益的自觉性的乌托邦梦想而已。计划本该由直接参与市场竞争的微观经济活动的市场主体作出，而非市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和监控者。政府主要制定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的导向性规划，这种规划也必须以充分的市场调研为基础，结合国家根本利益和经济社会的战略走向。过去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使中国认识到要在中国实现经济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建立和不断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然而中国的许多政府机构还处在计划体制的惯性运作之中，它们的职能没有得到切实的转换，仍然习惯于行政手段，而不善于通过设定和执行规则去监控社会经济运行和宏观经济稳定。经济学家吴敬琏说：“学会用市场经济的方法来管理经济，这是一个大问题，在这方面我们过去走的弯路实在太多。要真正实现认识上的统一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既需要理论的进一步完善，更需要由改革实践的进一步发展作事实上的证明。”在大力推进经济的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同时必须正视和警惕工业化和市场化带来的对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种种负面影响：如环境的恶化、生产的“过剩”、社会的分化、劳动的异化、战争的威胁、世界的动荡等。经济保守主义列举种种西方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弊端以及中国的“伪工业病”，希望以此警告国人不要效法西方，而应该“以农立国”，或以“计划”约束“工业化”，不让“市场”牵着走。为了达到宣传和吓阻效果，经济保守主义不免夸大其辞，甚至歪曲真相。但是也该看到经济保守主义的合理内核正是对工业化和市场化流弊的揭示和警告，经济现代化不能回避这些尖锐的问题，正确的做法恰恰是正视并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只有解决或者缓和这些问题后经济现代化才能取得长足进步和良性发展。

（五）农业社会主义是反对少数人垄断土地，体现农民土地要求的思想主张。对“农业社会主义”有如下三种解释：①19世纪60年代在俄国产生的一种农民社会主义思想，最初的代表人物是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赫尔岑。他根据俄国农民的村社所有制断言，农民村社在建设新社会中具有特殊作用;。认为俄国农村村社具有社会主义萌芽，村社农民具有社会主义本能，在此基础上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发展而直接走上社会主义。②19世纪80年代产生的土地社会主义，以英国人斯宾斯、华雷斯、穆勒和美国人乔治为主要代表。认为占有土地是每个人的自然权利，土地为少数人垄断是贫困和罪恶的主要根源，主张在保存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解决土地问题，但具体主张不同。斯宾斯认为：“社会罪恶的最大原因是土地私有制，应首先废除土地私有、实行土地国有。”华雷斯认为：“在实行土地国有后必须给予耕作者以自由使用土地的权利，国家享有由自然形成的地租，耕作者享有由施行改良而生的地租。”穆勒认为：“国家只要对地租征税，其结果便等同于完全废除土地私有制。”③泛指农民要求平分土地和财富的一种平均主义思想，它要求废除封建土地私有制、实现农民土地所有制，企图在反封建主义的同时把整个社会经济改造为划一的“平均的”小农经济。1948年中国一些解放区在土改中不仅平分地主土地，还破坏工商业，平分一切财产，这种倾向当时也被称之为农业社会主义。农业社会主义是19世纪五六十年代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亚.伊.赫尔金所创立，在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观点中获得进一步的发展，成为19世纪七八十年代革命民粹派的主要理论之一。权力经济是以行政权力为“资源”，以行政审批为手段，以权力“寻租”为特征，以谋取非市场利益为目的的一种经济形态。中国几千年来的“官本位”思想赋予权力经济存在的充分理由，虽然中国已进行数十年的市场经济改革，但现阶段改革的结果却只能是权力集中的政治与模拟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体，而在改革过程中凸现的各种障碍和难题大多与政治对经济发展的不必要干预有关。中国权力经济的存在由来已久，其极端形式即为完全的计划经济，公民几乎不参与任何的市场化经济活动，一切权力高度集中。实践证明这种经济形式早已不能适应中国经济的发展，于是才有了这些年来的改革开放。不可否认经济改革取得巨大的成就，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都依赖于此，但是与此同时也应该看到贫富差距恶化、社会资源的巨大耗费等问题也在不断提醒：改革之路的任重道远。而这些问题的根源都在于各种各样的行政权力，正如陈志武所说：“国有制、极强的政府管制以及不受制约的行政权力太多是导致贫富差距恶化的根本原因。”权力经济在中国的肆意横行，严重干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其对经济发展所构成的阻力不可小觑。

（六）政府职能部门是山大王，老百姓是过路客（符合谚语：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从此路过，留下买路钱），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比如乡政府除了欺负百姓、收刮民财外其它作用不大。相应的政府的定位应该是服务于经济服务于人民，官员们自己选的官员或资本家选出来官员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人民选出来的官员才能为人民服务，因为他能直接地感觉到他的饭碗是人民给的，而不是上级或资本家给的。首先权力经济在造成各种不便的同时制约市场的发展和完善，经济市场的培育和发展需要完善制度体系和运作规则，以此来保证市场主体有一个健康的发展环境。在这样一个市场上各企业机构等都按即定规则办事，其关注点应在市场情况。而在中国现行的权力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二元结构条件下，充斥着大量的行政许可和行政审批，甚至在有些情况下制度中虽有合理安排，但在执行时却是另一套思路和做法。如《国务院关于200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中规定：“加快政府职能转变，进一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推动各级政府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而证监会尚在直接安排政府企业上市、审批所有企业股票融资等，继续强化着“三位一体”，在这样的运行机制下造就的经济市场难以期待其能持久顺利的运行。其次在经济学理论中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是为了弥补市场的缺陷，政府经营的企业应该是无利或微利的，然而实际中政府所属企业正在大量分食着公众的利益。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国有企业的利润在中国企业中大多处于高位，有资料显示2005年发电供电行业的毛利率为24.8%、石油开采业为47.4%、石油加工为7.7%、电信为46%、煤炭为43%、港口和机场为52%、航空为15.8%、铁路为54%、水运为40.6%。除了发电、石油加工和航空外毛利率都显著高于一般认为是暴利的房地产开发业，政府控制产权来发展市场经济并未给社会公众带来更大的福利。再次权力经济的存在不但遏制市场，而且约束企业的健康发展和壮大。中国很久以来就在进行着企业股份制改革，包括股权分置改革，这些改革的确取得一定的成就，但大多局限于表面，实际情况并不尽如人意。有很多进行股份制改革的大型企业，前后的区别只在于公司名称、职位名称等表相，实际运作等与改革前并没有什么差别。有人戏称：这些企业有着计划经济的头脑，市场经济的身躯和步伐。地方政府对企业的操纵也影响企业的发展，如在金融业中某些地方政府可以要求银行为当地龙头企业贷款，可以要求保险公司为不符合理陪条件的受损企业支付赔偿金等。而地方政府可以这样做的原因皆在于其是地方权力主体，显而易见在这种生存环境下的银行和保险公司处境之艰难。权力经济下易滋生腐败，市场的形成是因为资源的稀缺，而在中国中行政权力掌握大量的资源和审批权，为了获得有限的资源，必然产生权力寻租。寻租活动的盛行根源于政府拥有资源且拥有分配资源的权力，于是大量的企业被迫寻租以获得有限资源，这不仅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耗费，而且是对政府机能的严重侵蚀。

（七）而这一切又是因为在中国权力约束机制的缺位，长期以来的行政问责制并未有效实施，由此官场与商场便充满权钱交易。还有些政府官员为其自己谋求利益和晋升的资本，滥用地方收入，建造政绩工程。于是即使有充足的地方财政收入也很难真正的用之于民。解决办法：弱化行政权力在经济领域的影响力：这意味着应该尽量减少行政审批，限制行政许可，由此缩小权力经济起作用的范围。要达到这一点主要依靠制度的完善，表现为完整合理的程序和规则。相关程序的完善并不能保证必然市场经济目的的达成，但这是成功的前提。当然认真到位的对程序和规则的执行是最关键环节，正如有关文件规定：“完善行政执法、行业自律、舆论监督、群众参与相结合的市场监管体系，按照决策、执行、监督职能分开的要求，进一步理顺市场监管体制。”但证监会集决策、执行、监管职能于一身，这样的情况并不是规则制定者的本意，只是在执行过程中并未得到完全的遵守。能真正使所制定规则得到执行才是重中之重，而并非仅将注意力集中于规则与制度本身。这需要上一级政府机构的决心和强硬执行力，也需要下一级行政机构的积极配合与参与，这才能实现制度制定的题中之意，向真正的市场经济更进一步。完善权力约束机制：权力约束机制的缺位是权力经济存在的原因之一，要实现此目的可以通过设立新的相关机构对一些具有行政许可权和审批权的政府机构的行为进行监督，但这同时引入新的机构可能造成更大的资源浪费，而且还需防止机构间的串通。另一种方法则依赖于民众素质的提高与其对政府和经济关注程度的提高，即将相关行政机构信息在不影响其正常工作的前提下尽可能的公开，由社会公众对其工作业绩进行评价，并把必要的行政许可置于社会监督之下，当然这需要有关部门谨慎并严肃处理群众的反应、评价及投诉。此外根据经济学原理时政府机构必然存在低效率的情况，要提高效率则可将目光转向市场和社会公众，引入竞争机制，使政府部门的权力分散化。例如可以将过于庞大的政府机构分解成较小的机构，使他们的权力相互制衡。重视市场及私人部门的作用：改革的目的在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么就应充分发挥市场与私人部门的作用，使其参与到权力经济弱化乃至彻底解体的过程中来并作出自己的贡献，同时获得应得的利益。可以将某些公共服务承包给私人部门（如民营企业等），如一些习惯上由地方政府机构提供的服务，街道清扫、教育、医疗由企业通过竞标方式获得其供给权，再由政府支付相关费用，这样可将成本最小化。再次鉴于某些大型国有企业依赖其对资源占有的特权，取得高额垄断利润，可以考虑放宽经营者的条件，在政策上允许私人部门提供这些公共服务，从而使与其竞争，而竞争可以提高效率。这主要是为了减弱政府企业的垄断权力，使其进入市场，一定程度上限制政府特权的滥用。所有问题的关键都在于市场经济要求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弱化行政权力对经济运行的干预，减少寻租活动所造成的社会资源的浪费，更重要的是阻止行政权力对经济改革的进一步侵蚀，权力经济的减少将使经济发展释放出巨大的活力。

官本位（上期）

（一）“官本位”是一种以官为本、以官为贵、以官为尊为主要内容的价值观，官本位文化起源于战国时期思想家商鞅，在《开塞》一文中有系统的描述。商鞅把文化分为三种：第一种是亲亲而爱私；第二种是上贤而悦仁；第三种是贵贵而尊官。商鞅认为上古爱私、中世上贤、近代尊官是因为民道弊而所重易的结果，在秦朝采用商鞅思想取代周朝统一中国后成为中国的官方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政府开始主导经济活动，尊官文化获得新的内涵。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文化致使这种思想意识深入中国社会的层层面面，甚至可以说是中华文化中“糟粕”的那部分。在改革开放后民间开始反思这种文化，如大学去行政化等就是这种反思的具体表现。中国拥有五千年的传统文化和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两家”，即儒家和道家，在世界儒家文化圈里中国是核心和发源地。儒家在治人和治国上强调两方面：一是“以德”；另一个是“以礼”，简称为德教和礼教。“以德”就是以德规范人的思维和思想，“以礼”就是以礼来规范人的行为。内部用“德”规范人的思维，外部用“礼”规范人四肢的行为。“克己复礼”即是克制自己符合社会的大礼，这也是儒家的核心观点，教你怎么做人做事。道家的观点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讲的是世界观的由来及其由什么构成。道家的第二个观点是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八六十四卦。讲的是世界有阴阳两极，人也有阴阳两类，这是一种方法论为的是怎样破解这个世界。中国封建社会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封建社会和“官本位”内在联系有三个方面的基本特征：①从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上看封建社会推行土地分封制，皇帝任命官员，官员按照级别分封土地。与皇帝同父异母的人都定为同姓亲王，拥有皇帝分给他们的大量土地，土地分封制度也是封建制度的核心。②封建制度是中央集权体制，从州、郡、县到中央，通过官来集权，实行金字塔结构，这样的社会必定导致“官本位”。③封建社会推崇皇权至上，普天下皆为皇土，一切都是皇帝的，一切都由皇帝说了算。封建社会把“官本位”推向上极致，社会上“官本位”的土壤就是来自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计划经济的体制特点表现在：（1）在政治方面集权，新中国成立后主要是一边倒学习苏联，中国“官本位”的政治体制基本上是学习前苏联的斯大林模式。在经济方面垄断，在政府方面管制过多过细，最后导致一是党政不分，即以党代政。（2）政企不分，即政府管制企业，实行原料国家供、干部国家派、利润国家收、资金国家给，把企业变成政府的附属物。（3）政事不分，设置大批事业单位，实行准政府职能。计划经济强调“官本位”的表现：一是在管理机制上过于集权；二是片面突出政治，淡出经济效益和利益；三是只讲公平而没有效率，平均主义慢发展，造成短缺经济，排队凭票购物这些都是计划经济的典型特征。

（二）最后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造成“两个不适应”，即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这也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要告别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一个主要原因。短缺经济是经济发展中资源、产品、服务的供给不能满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一种经济现象，短缺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在原有体制下运行中存在的普遍现象，造成短缺经济的根本原因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具有再生短缺的能力，其中利润刺激的削弱、企业的预算约束软化、臃肿的官僚机构、对企业的大量的行政控制等是造成短缺经济的真正原因。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短缺经济主要表现为：①纵向短缺，即在资源、产品和服务通过行政配给方式分配的情况下出现的短缺。②横向短缺，即在资源、产品和服务通过买卖方式分配的情况下出现的短缺。③内部短缺，即企业缺少完成计划所必需的投入品。④社会生产能力短缺，即社会生产能力利用，接近各种资源形成的“瓶颈”。短缺经济的普遍存在必然会给企业的经济运行带来困难，使企业经济运行产生如下特点：①数量冲动，即强烈追求产品产量的周期性循环。②“投资饥渴”和“扩张冲动”，即尽可能地取得多的投资，扩大生产规模的周期性循环。③在当前和长远的生产和投资活动中对价格、利率等信号反应迟钝。④囤积倾向，即产品滞存的周期性循环等等。“短缺经济”理论是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奈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其基本思想是：（1）“短缺”是社会主义国家常见的现象，资本主义经济基本上是需求限制型的，经常“供过于求”。社会主义经济基本上是资源限制型的，生产增长受资源的限制，上层决策者、企业经营者和消费者的行为必然受到物资短缺的制约，求过于供。（2）“短缺”根源来自国家与企业存在着“父子”关系，社会主义企业存在着不断扩大再生产、追求产品数量的推动力，追求产品数量→囤积原材料→物资短缺，形成一个互相加强、自行维系的过程。“投资饥渴”症是各级领导都力图为本部门争取尽可能多的投资份额，企业超支可以由国家财政补贴，投资风险主要由国家承担，也是造成短缺现象的重要原因。（3）“短缺”影响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短缺”造就一种“卖者”支配“买者”的社会关系，居民不仅要承受为得到物品去搜寻、排队、等待而付出的代价，还要经常忍受卖者或物资分配者的粗暴无礼和漫不经心。（4）只有经济体制改革才有可能消除“短缺”现象，改革必须首先对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运行方式及其弊端有清醒的认识，并有正确的理论作指导。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消除“短缺”，短缺克服与否以及短缺的程度如何是检验改革进程的重要标志之一。科尔奈的这一经济理论实际上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所具有的弊端的理论概括，从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理论根据。

（三）中国现行的垂直任命制的管理体制是强化“官本位”的体制性根源，中国向市场经济转轨之后社会经济发展很快，但是总体来看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特别是干部管理体制和计划经济相比时没有太大的改变。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沿袭计划经济的垂直任命制，给强化“官本位”带来体制土壤和体制条件。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切入和剖析：①官设的太多：中央集权和垂直任命制导致官设得太多，机构多，摊子大，官员多，人满为患。比如在中国有的地市副秘书长就有11个，助理达到十几个，这种吃饭财政增加官民比，增加老百姓的负担。实行对口设置机构，中央有什么机构，省、县就有什么机构，甚至到乡、镇都是上下一般粗。最后导致七站八所，从建国初乡公所的七八人到一个乡、镇公职人员达到250余人，这都是由体制带来的弊端。②选官的机制太死：还是少数人在少数人的圈子里选干部，由于是上边给下边发乌纱帽，造成在干部选择导向上的失误，让干部只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谁给发的乌纱帽就对谁负责。过度追求短期行为，而没有长远打算。以GDP论英雄，都患有GDP崇拜症。很多干部都形式主义，做秀而不做事，形成政绩工程，取悦领导，等着提拔。对民生工程不重视，造成一届政绩、几届包袱。③权力的设置过于集中：个人专断，少数人说了算，导致干部追求部门个人既得利益，着重管制审批，轻视公共服务和民生工程。市场经济要求政府要提供公共管理和公共产品，社会上的干部还是都在研究怎样扩大自己的既得利益，严重恶化经济发展环境，是经济发展不快的一个主要体制性原因。在权力设置上没有实行分权和制衡机制，而是过于集中，少数人说了算和个人说了算。④管官的机制太虚：官任命后给了他权力，下一步就是管制和监管问题。中国的“官本位”制度导致管官的机制太虚，重授权而轻监督，重集权而轻分权，最后导致虚监督和软监督。只有体制内的监督，而没有体制外的监督。比如说纪检委、审计委等都是内部的监督模式，而缺少其它政党和民众的监督，新闻监督也有诸多禁区。这种体制内的监督导致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官场腐败事件层出不穷，原因就在于此，为此需要新闻舆论界的这种外在的监督。“官本位”一词最早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相对于经济学专用名词“金本位”而被广泛应用。“金本位”指的是以黄金为本位货币的一种货币制度，即是以黄金为单一价值尺度去衡量其它商品价值，“官本位”把是否为官、官职大小当成一种核心的社会价值尺度去衡量个人的社会地位和价值。纵观历史和现实，“官本位”这一在特定历史语境下形成的术语，其现实内涵远比字面意思丰富，以“官”的意志为转移的利益特权、“唯上是从”的制度安排、以“官”为本的价值取向、以是否为官和官职大小评价社会地位的衡量标准。相关特征：“官本位”是以“官”的意志为转移的利益特权：作为一种意识层面的现象，“官本位”也反映一定阶层的利益需求。一些领导干部之所以“官本位”意识浓厚就是因为有“官”就有利，或者可以“官”谋利。

（四）有的领导干部视党和人民赋予的职权以及自己的地位、影响和工作条件为既得利益，不是用这些职权和条件来为党、为人民更好地工作，而是把从政看成是谋取个人或小集团利益的工具，想方设法追逐对公共资源的特权，捞取自己的特殊利益。有的领导干部面临抉择时先为自己和子女、亲属着想，为自己的小团体利益着想，而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党和国家的利益抛在了脑后；有的刚刚提拔就急于要车子、房子、待遇，该得到的一定要得到，不该得到的也想得到；有的一看到社会上有人先富起来，看到自己的同学、战友或过去的同事成了“老板”、“大款”后心里就失衡，就想自己怎么赶紧富起来等等。这种特权思想都是“官本位”的深层次驱动因素。“官本位”是“唯上是从”的制度安排：“官本位”意识在现实中也有制度支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唯上是从”，在一些地方中上下级之间不是双向互动运行的工作关系，而是下级对上级唯首是瞻，上级对下级拥有绝对权力的等级关系。在这种单一行政化体制下往往是“官大嘴大”、“惟我独尊”。“一言堂”是否对错的评判标准不是实践，而是官帽的大小，官员的意见成了判断正误、善恶、美丑的唯一标准，并且官越大说的话就越正确，对下级官员说来一切只对能决定其个人命运的上级官员负责；另一方面是职级的泛化，“官本位”总是与“级别”紧密相连的，“级别”是体现“官本位”的最基本方式。在一些地方和领域中除了行政职位有级别外很多与“级别”不相干的空间也逐渐打上了“级别”的烙印，企业有级别，甚至和尚、老道也得看他相当于多大官，以至于闹出“处级方丈”、“局级住持”这样让人笑不出来的笑话。“官本位”是以“官”为本的价值取向：一些领导干部以仕途为个人事业的选择导向，把“升官”作为出人头地的唯一途径。在一些领导干部看来“做官才有出息，从政才是本事”，有了官位就能封妻荫子、光宗耀祖，可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于是“学而优则仕，商而优则仕”，不少商人经商的目的最终是为了从政，是为了用钱“捐官”、“买官”。一些地方政府也投其所好，只要纳税多就可以戴不在编的官帽子。一些已经当了“官”的干部则热衷于搞“自我设计”，摆不正个人和组织的关系，把做工作当作升官的阶梯，或是向组织伸手要官的筹码。一些人为了个人的升迁而急功近利、虚报浮夸、欺上瞒下、不择手段，一旦达不到目的就牢骚满腹、怨天尤人、找靠山、拉关系、走门子、四处活动，或者心灰意冷、一蹶不振。“官本位”以是否为官、官职大小来评价社会地位：“官本位”把所有职务职称、个体身份、地位都相对应于或折合成一定级别的官阶，并以官阶定尊卑、高低，而不以真才实学、对社会的实际贡献来衡量个体的价值，形成“万般皆下品，惟有做官高”的社会心理。由此造就一种对权力、官位、官员的崇拜和敬畏，进而导致长官意志、权力至上观念和依附意识及其现象盛行。在一些地方中官职似乎可以衡量一切，如政治待遇、社会名声、经济收益、工薪多少、住房大小、专车档次等等。

（五）遏制“官本位”意识，让“民本位”成为广大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自觉追求，必须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推进市场化进程、营造创业富民环境、深化干部制度改革、促进“民本位”观念的推广和强化。切实加强思想教育是遏制“官本位”的首要任务，破除“官本位”意识必须通过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建设，解决好权力观问题和“人治”观念问题。领导干部要加强自身修养和党性锻炼，自觉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认真改造主观世界，提高思想境界和道德修养，并自重、自省、自警、自励。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正确对待和使用权力，深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善谋富民之策，多办利民之事，真正做到为民尽责、为国竭力、为党分忧。树立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的理念，提高依法执政的能力，使法律的强制力和约束力充分体现出来，让法律面前无特权落实起来。坚决杜绝特权意识和特权行为，避免以权干涉法律或者以权压法。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是遏制“官本位”的重要内容，完善的民主制度和保障机制是“官本位”意识的天敌。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扩大基层民主，完善城乡基层政权、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企事业单位的民主管理制度。深入开展政务公开，保证人民群众依法行使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要为社会各阶层提供利益表达的制度平台，建构起反应灵敏、沟通快捷、运转高效的利益诉求机制。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通过多种渠道和形式广泛集中民智，使决策真正建立在科学民主的基础上，使依法、依程序作出的决策得到有效的贯彻。加强廉政法制建设，真正形成用制度规范从政行为、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有效机制，保证干部廉洁从政。培育创业、创富环境是遏制“官本位”的关键所在，只有极大地提高社会生产力，人民群众从业的选择面越来越宽，个人全面发展的前景越来越广阔，人民群众才不会挤从政这条独木桥。特别是随着就业率的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增加，与官员的实际收入差距缩小，人们的传统“官”念才会随之发生根本转变，当官才会不再是社会上最令人羡慕的职业。政府要牢固树立服务意识，尊重、培养、关心、爱护市场主体和纳税人，积极培植创业环境，特别是要放开手脚、放低门槛、放活要素、开渠放水，让社会成员真正富起来，从根本上打破“官本位”。深化干部制度改革是遏制“官本位”的根本保证，职位、权力是持“官本位”者的命根子，又想当老爷、又想得实惠、又怕丢帽子是一些官员的心病。要进一步健全干部考核体系和评价机制，客观公正地看待干部，科学准确地识别干部，保证那些扎扎实实为群众干实事、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的优秀干部能够进入组织选拔的视野。

（六）要改进民主推荐工作，搞好民意调查工作，积极扩大群众参与，使那些一心干事、实绩突出的人才能够推荐得上来，碌碌无为的庸才能够淘汰得掉。要建立对领导班子解决民生问题考核的长效机制，加强监管，任务量化，把解决民生工作的效果与考核、晋级有机结合。确保奖罚到位，形成以工作实绩和人民群众拥护决定干部命运的体制机制，对危害民生利益问题的行为和现象下大力气整治，对民生利益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并造成严重后果的领导干部要进行责任追究、严肃处理。“官本位”意识是封建官僚制度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并维护和服务于官僚集权体制。“官本位”意识不但与科学发展观相背离，与以人为本相对立，而且与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南辕北辙，是对党的宗旨的根本否定。其现实危害性是多方面的，既阻碍改革创新，制约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也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影响政府公信力，动摇党的执政基础。封建官僚制度是中国古代的封建官制，是指在皇帝之下设置的中央官制与地方官制上下两级官僚机构。中央政府作为皇帝的辅政机构，主要设置宰辅、宰相及负责各方面事务的政务机构。在地方上建立一整套由中央层层统摄的严密的地方统治机构，同时为保证各级官僚机构有充分的人选及各级官员对皇帝尽忠尽责，还配备一套比较系统、完备的官吏选拔及职官管理制度。官制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统治支柱，封建国家的政治制度使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只凭皇帝一个人的力量是难以实现对国家的统治的，因此设官分职既是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的标志，也是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需要。于是中国就形成以皇帝为中心、以地主阶级为基础的封建官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各级官吏只对皇帝负责，官吏们依据等级地位的高下，分别成为拥有不同权限的权贵阶层。但他们不得以贵族的身份进行治理，而必须以皇帝的仆役资格行使治理，大小官吏的任免予夺等一切权力都集中在皇帝手中。“官本位”阻碍改革创新，存有“官本位”意识的干部，看中的是能够给自己带来种种好处的权力，牵挂的是高高在上的职位。他们不愿意因为改革创新使他们受益的体制和权力动摇，总是想方设法阻挠改革创新的进行。由于以官为荣，大量的科技人才放弃自己的专业特长，投奔官场，造成企事业单位、生产第一线人才不足。而机关叠床架屋，人浮于事，人才大量闲置浪费，无人改革创新。由于以官为上，官大一级压死人，人人唯上是听，唯官是从，民主气氛淡薄，人人循规蹈矩，遵守官场习俗，唯上、唯书气息浓厚，不敢改革创新。由于以官为本，一切行为围绕官级晋升转，必然导致社会浮躁，追逐官位名利，无法沉下心干事创业，严重抑制人们创业创新的积极性。

（七）“官本位”制约科学发展，存有“官本位”意识的干部把“当官”作为价值追求，干事创业不是为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改善和提高，而是为了一己之私的“乌纱帽”，在这样的思想意识支配下追求政绩难免陷入误区。有的重近轻远，注重多出政绩、快出政绩，对长远发展缺乏统筹谋划；有的重表轻里，习惯于做表面文章，对一些实质性的问题不够重视；有的重显轻“潜”，热衷于干看得见、摸得着的工作，忽视短时间内无法显现成效的工作；有的重物轻人，一味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较少顾及人民群众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有的重局部轻全局，只从局部利益出发，不从全局考虑问题，甚至为了追求局部利益不惜牺牲全局利益等等。这都是“官本位”意识的具体体现，在这些情况下上一届的“政绩”就会成为后几届的包袱，“政绩”变成“政疾”，必然会对发展带来无穷后患。“官本位”损害群众利益，“官本位”意识的要害就是对党和国家的事业不负责任，对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不负责任，只对自己或小团体负责。存有“官本位”意识的干部想升官的目的无非是随着自己的社会地位和权势的提高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因此他们往往不能正确履行职责或不履行职责，甚至滥用权力，从而会给社会、群众和国家带来极为严重的危害。现实中一些党员干部当官只为求升迁，为捞取“政绩”而不惜损害群众利益。当官只想做老爷，对群众的冷暖疾苦漠不关心。当官只管谋私利，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受贿、以权谋私。当官只图享清闲，不了解群众愿望，不愿做、不敢做、不会做群众工作等等，都是执政为民的意识不强、“官本位”意识在从政行为中的现实表现。“官本位”助长用人腐败，“官本位”作为以官为本、以权为纲、以仕途为个人事业选择导向的一种意识和价值取向，强调的是一切服从于官级地位、一切为了做官和升官、把做官升官看作人生最高价值追求和评判人生价值大小的标尺，而且当官可以享受到一般群众难以企及的特权。正因为“官本位”有这么多的功能，在一定社会层面形成对权力、官位、官员的崇拜和敬畏，使官位有着强劲的买方市场，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盛行。一些干部本身不够资格条件，却相信“有钱能使鬼推磨”，花钱买官；有的是想为“仕途”加砝码，通过买官走“捷径”；也有的是怕不跑不送会吃亏，加入买官行列。买官者虽情况各异，但都是企图以钱换权，谋取更大的私利。这些人一旦得逞就会反过来以权换钱、“回收成本，怎能指望他们为民谋利？“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这些在小时候耳熟能详的励志口头禅实际上是官本位思想的真实写照，中国是重“官”的社会，人们都想当官，又都怕官，官本位的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里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