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莎·卢森堡《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原文附笔记（2）

二   资本主义的适应

  照伯恩施坦的看法，使资本主义经济能够适应的最重要的手段是信用、改良了的交通工具和企业主的联合组织。

  从信用说起把，信用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有很多方面的职能，其中最重要的是，大家知道，增加生产的扩张能力幷媒介和便利交换的进行。在资本主义生产要求超越私有制的界限而无限扩张的内在倾向同私人资本的有限规模发生冲突的地方，信用就插进来，作为用资本主义方式解决这个限制的手段，把许多个私人资本溶合成为一个资本——股份公司——，并让一个资本家能够去支配别人的资本，——工业信用。另一方面，当作商业信用，它加速了商品交换，因而使资本更快地回到生产，加速了生产过程的整个循环。信用的这两个最主要的职能，对于危机的形成有什么影响，是很容易看得出的，既然，如大家知道的那样，危机是从生产的扩张能力、扩张趋势同有限的消费能力之间的矛盾产生的【1】，那么，照上面所说的情况，信用恰恰是使得这种矛盾尽可能经常爆发的特殊手段。首先，信用把生产的扩张能力提高到极大，造成促使生产不断超越市场界限的内在动力。而它又是从两方面着手的。如果它一度作为生产过程的因素召来了生产过剩，那么，在危机过程中，它又以商品交换的媒介的资格把自己所唤起的生产力大忌的更为彻底。销路滞塞的现象刚刚露出苗头，信用就紧缩了，它在成为必须的地方遗弃了交换，而在它还提供的地方，则证明自己没有作用也没有目的，因而在危机的过程中，把消费能力缩减到最低限度。

  信用对于危机的形成，除了上述两个重要后果以外，还有许多影响。信用不但向一个资本家提供了支配别人资本的技术手段，并且同时是推动一个资本家肆无忌惮地用别人的资本进行大胆投机的刺激。它不仅作为商品交换的不讲信义的手段使危机尖锐化，并且也使危机容易发生和扩大，因为信用把交换变成了一个十分集中和精致的机构，只用最低限度的金属货币作现实的基础，因而很小的刺激就会引起混乱。【2】

  由此可见，信用虽不是排除危机的手段，也不是哪怕减轻危机的手段，恰恰相反，它对于危机的形成倒是一个特别有力的因素。也不可能不是这样。信用的特殊职能——最一般地说——不外是从一切资本主义关系中清除等级固定性的残余，处处灌输最大可能的弹性，把一切资本主义力量变成高度能扩张的、相互关联的、敏感的力量。因此，危机——这不过是资本主义经济中互相对抗力量的周期冲突——只能因信用而易于发生和加深，这是非常明显的事。

  这同时把我们引到另一个问题上来了，信用究竟怎样能够表现为资本主义的一个“适应手段”呢？通过信用来达到的“适应”，不论从什么角度和什么内容来设想，它的本质显然只能是平衡资本主义经济的某种对立关系，消除或者缓解它的某种矛盾，因而在这一点上把束缚住的力量解放出来。可是，在现今资本主义经济中，如果有一个手段使它的一切矛盾发展到极顶的话，这个手段恰恰就是信用。信用加强了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之间的矛盾，因为他使得生产变成极端紧张，但是使得交换稍为遇到些什么就会瘫痪下来。它加强了生产方式和占有方式之间的矛盾，因为它使生产脱离所有权，因为他使生产中的资本变成一种社会的东西，而利润的一部分却采取资本利息的形式，因而资本变成了一种单纯的财产权。它加强了财产关系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因为它通过剥削许多小资本家的办法把巨大的生产力结合到少数人的手中。她加强了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主义的私人所有制之间的矛盾，因为它使得国家参与生产（股份公司）成为必须。

  总而言之，信用把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切主要矛盾复制出来，推动它们达到极端，加速了它自己走向灭亡（崩溃）的过程。因此，如果说要在信用方面替资本主义找一个适应手段的话，那么，它首先应该是废止信用，撤销信用。像现在这样的信用，决不是一个适应手段，倒是具有高度革命作用的破坏手段。正是信用的这种革命的、越出资本主义本身的作用，甚至迷惑人们去作社会主义气味的改良方案，使法国的伊萨克·贝勒之流的竭力主张信用的人们，如马克思说的，表现为一半像先知，一半像废物。

  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二个“适应手段”——企业主的联合组织，在仔细研究之后，证明这也是不堪一击的。依伯恩施坦的说法，这种组织，通过管理生产的办法，应该使无政府状态告一结束，防止危机。当然，对于卡特尔和托拉斯的发展，还没有从它们的多方面的经济作用研究过，这个现象，还只是一个问题，只有运用马克思的学说才能解决。但是无论如何，下述一点还是明白的：只有当卡特尔、托拉斯等变成近乎包罗一切、居于支配地位的生产形式的时候，才说得上通过企业主联合组织防止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但是卡特尔本身的性质就排斥了这种情况的发生。【3】如果它居然包括了一切重要工业部门，它的作用也就消失了。

  企业主联合组织，就在实际应用的范围内所起的作用，也是同废除工业无政府状态恰恰相反的。卡特尔为了在国内市场达到上述提高利润率的目的，通常用那部分为满足国内需要还用不上的闲置资本为国外生产，而所要求的利润率则低得多，就是说，它的商品在国外销售时价格比国内低得多。结果，在国外剧烈竞争，在世界市场上出现更大的无政府状态，就是说同愿望恰恰相反。在这方面，国际制糖工业卡特尔的历史，就是一个例子。

  最后，总之企业主联合组织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象形态，只应该当做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过渡阶段、一定的局面来理解。实在是这样！归根结底，卡特尔本来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手段，是用来制止个别生产部门中利润率的致命的下降的。但是卡特尔究竟是用什么方法来达到这个目的呢？根本地说，不过是把一部分积累起来的资本闲置起来，这就是说，用的方法同危机时所用的方法是一样的，不过形式不同而已。但是这样的治疗方法，对于疾病正是半斤和八两，到一定期限为止，比如对于小病，那是有效的，但是再往前去就不行了。当世界市场十分成熟，给竞争着的资本主义各国占完了地盘，——不可否认，这样的时机迟早会来到的，——因而销售市场开始紧缩的时候，把一部分资本勉强闲置起来的情况就会增长到这种程度，以致连医生自己也病倒了，由这些组织大大社会化了的资本，就反过来变成私人资本。每个私人的资本部分，就要凭自己的本领用变小了的财产到销售市场去为自己找一块小小地盘。到那个时候，这些组织必然同肥皂泡一样破灭，再让位于加强了多少倍的自由竞争①。

  因而，总的说来，卡特尔正同信用一样，也是一定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归根结底只有使资本主义世界的无政府状态扩大化，使它的内在矛盾暴露出来并趋于成熟。它使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之间的矛盾尖锐化，因为它把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斗争发展到极顶，就像我们特别是在美国见到的那样。它还使生产方式和占有方式之间的矛盾尖锐化，因为他把组织起来的资本的威势以最残酷的形式与劳动界对立起来，因而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立达到了极端。

  最后，它使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国际性和资产阶级国家的民族性之间的矛盾尖锐化，因为他有普遍展开的关税战争作为随伴的现象，因而各个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对立趋于极端，此外，卡特尔对于生产集中和技术改进等等还有直接和非常革命的作用。

  这样看来，卡特尔和托拉斯，就它们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最后作用来看，不仅不是什么消除它的矛盾的“适应手段”，恰恰是使它加强无政府状态，使它所包含的矛盾暴露，并加速它的崩溃的手段之一。

  可是，如果说信用和卡特尔之类并不消除资本主义经济的无政府状态，怎么会自从1873年以后二十年之久没有普遍的商业危机呢？难道这不是一个标志，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至少在主要方面实际上“适应”着社会的需要，而马克思所作的分析不是过时了吗？

  答案紧跟着问题。伯恩施坦在1898年刚刚把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当作废物抛掉，1900就爆发了一个普遍性的剧烈的危机，而在七年之后，在1907年，一个新的危机【4】又从美国出发扩展到世界市场。因此，资本主义“适应”论，早已被响亮的事实打得一败涂地。同时，这证明了，有些人因为看到马克思危机理论两次据说“到期”不灵就放弃了这个理论，他们是把这个理论的核心筒这个理论的非本质的表面枝节即十年一个周期，混为一谈了。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现代资本主义工业的周期定为十年一期，这是简单的陈述事实，这个事实并非依据什么自然规律，它所依据的，是同年青资本主义的作用范围的跳跃式扩展联系着的一系列明确的历史情况。

  实际上，1825年的危机，是前十年间大规模投资兴筑道路、开凿运河和设立煤气厂的结果，事情主要是在英国，正如危机本身也是在英国。接着的1836-1839年危机，同样是大量投资兴建新的运输工具的结果。1847年危机，大家知道，是英国建筑铁路的热狂召来的（1844-1847年，即三年间议会特许新建铁路约15亿泰勒！）。因此，所有这三次情况，都是由于资本以各种形式为经济奠定新的基础、为奠定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基础，引起了危机。在1857年，是由于欧洲工业突然开辟了美洲和澳大利亚的新的销售市场，这是发现金矿的结果，在法国特别是由于大规模兴建铁路，它追随了英国的足迹（1852-1856年法国兴建了铁路12.5亿法郎）。最后，1873年的大危机，大家知道，是德国和奥国奠定新基础的直接后果，是那里在1866年和1871政治事变之后第一次大工业高潮的后果。

  因此到现在为止，引起商业危机的原因，每一次都是资本主义经济范围的突然扩大。至于那些国际危机恰恰都是十年重复一次，本身纯粹是外表的、偶然的现象。马克思关于危机的形成的图式，如恩格斯在《反社林论》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中提出的那样的图式，关于危机的内在结构和危机的藏在深处的一般原因的部分，对于所有的危机都是切合的，不论这些危机是十年一次或者五年一次，或者交替地是二十年一次和八年一次都好。但是，最中肯地证明伯恩施坦理论缺乏根据的是这个事实：最近的1907-1908年的危机，恰恰是在优美的资本主义“适应手段”——信用、通讯和托拉斯——最发达的那个国家闹得最凶。

  一般地说，资本主义生产能够使自己“适应”交换这个假设，以下述的两者之一为前提：或者是，世界市场可以不受限制地扩大以至无穷无尽，或者是，相反，生产力的增长受着阻碍，以致她不会超出市场的框子。前者在物理上不可能，后者与事实违反，技术革命正在一切生产部门一部紧接着一步地前进，每天都在唤起新的生产力。

  还有一个现象，在伯恩施坦看来，同曾经指出过的资本主义事物发展进程是矛盾的，这就是他指给我们看的中等企业这个“简直不可动摇的密集队伍”。他看到这是一个标志，说明大工业的发展并没有起那么革命和集中的作用，好像依照“崩溃论”应该期望她起作用的那样。可是，如果人们以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中等企业就会逐步从表面消失，那么，这实际上是把大工业的的发展完全误解了。

  小资本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总进程中，恰恰和马克思设想的那样，起着技术革命的先锋作用，而这是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建立起大资本所还完全没有经营的新的生产部门。以为资本主义中等企业的历史是直接倒退、逐步灭亡的那种见解，是完全错误的。相反，实际发展过程，在这里也完全是辩证的，不断在矛盾对立中运动着的。资本主义的中间阶层，正如工人阶级一样，也受着两种互相对立的趋势所影响，一种是提高他们的趋势，一种是压低他们的趋势。压低的趋势时：在现实情况下，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周期地超过中等资本的范围，因而中等资本一再被抛到竞争之外。提高的趋势是：现存资本的周期贬值，使得生产规模——就最低限度必须资本的价值说——又一再暂时缩小，此外，资本主义生产的进入新的领域，也属于提高的趋势。我们不能把中等企业同大资本的斗争想得和正规的战争一样，在战争中，较弱的一方部队是直接在数量上不断减少的，在这里，宁可说像割草，小资本被周期性地割短，而后她很快又长高，让大资本的镰刀来再割。两种趋势好比玩捉球戏，资本主义的中间阶层就像个球，两种趋势中，归根结底总是压低的趋势胜利，这是同工人阶级的发展相反的。但是这决不表现为中间阶层绝对数减少，而是表现在：第一，在旧工业部门中，一个企业生存所必须的最低限度资本额逐渐提高了，第二，小资本从自己手上经营新工业部门得到安慰的时间越来越短了。因此，就个别小资本说是生存期间越来越短，生产方法和投资方式的变动越来越快，就整个阶级说，是社会代谢（sozialer Stoffwechsel，意指丧失自己的社会地位而为别的阶层所吸收。——译者）越来越快。

  刚才说的这些，伯恩施坦知道的很清楚，他自己就确证过。他所忘记了的似乎是这一点，就是有了这些，资本主义中等企业的运动规律也就有了。小资本既然是技术进步的先锋，技术进步又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生命的动脉，那么，小资本显然是资本主义发展锁不可分离的、随伴现象，它要到资本主义消失的时候才一起消失。中等企业的逐步消失，——如果是在伯恩施坦认为问题所在的统计上的绝对总数的意义上，——那么，它就不是像伯恩施坦所想象的那样，表示资本主义的革命的发展进程，恰恰相反，倒是表示资本主义的发展停滞了，昏昏入睡了。

利润率，即资本的按比例的增长，首先对于一切的独立结集中的资本幼株是重要的。一到资本的形成专门落在少数几个成熟了的……大资本的手中时，一般来说，活跃的生产之火就会熄灭。生产就会昏昏入睡

①恩格斯在1894年给《资本论》第三卷写的一个脚注中说：“自从写了以上一段话（1865）以来，由于一切文明国家特别是美国和德国的工业迅速发展，世界市场上的竞争是大大加强了。迅速而大量高涨的现代生产力，日益超过了资本主义商品交换规律的高度，前者原来应该在后者范围之内活动的，这个事实今天迫得连资本家自己也越来越感觉得到了。这一点特别表现两个在两个征象上：第一，新的普遍的保护关税的热狂，它同过去的保护关税措施不同的地方，特别表现在恰恰输出品最受保护。第二，整个大生产部门的厂主们为了调节生产、价格和利润而成立的厂主卡特尔（托拉斯）。一看就明白，这些试验只在经济气候顺利的时候可以实行。第一阵风雨必然把它们抛上垃圾堆去，并且证明，尽管生产是需要调节的，但配担当这个责任的一定不是资产阶级。暂时，这些卡特尔只有这个目的，就是大的吞小的，比以往吞的还快。”

【1】资本主义的相对生产过剩使得这样的矛盾不可能在其内部得到根本解决，甚至是很难缓解的。

【2】期货对冲，金融杠杆等等实际便是依托信用存在，金融、证券在放大危机方面的作用从次贷危机和美股崩盘时便可见一斑。

【3】但是托拉斯组织并不排斥多部门、上下游企业联合，因而可能形成大的囊括一切重要部门的组织。然而这样的托拉斯不是被国家控制，就会实际控制着国家，这样的托拉斯出现了，资本主义便进入了国家垄断的阶段，成为了帝国主义。之后可参见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4】指1907美国银行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