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词典】多点民族志

多点民族志(multi-sited ethnography，MSE)

二十世纪80年代，随着全球化的快速推进，面对族群在地理上的流动性和文化上的多元性，民族志研究无法继续把族群生存的某个区域作为典型田野点来代表这个族群的整体面貌，出现严重的表述危机。在这个情况下，多点民族志作为田野调查方法应运而生。它的提出者是美国人类学家、《写文化》的作者之一乔治·马库斯(George E. Marcus)，他在汤加进行田野调查时发现，汤加移民流出日益增多，受到全球化进程的影响越来越大。原先由马林诺夫斯基等早期人类学家日常的传统的民族志研究方法已经不适用于叙述与还原出处于全球化进程中的汤加文化与社会。因此，需要从一种“多点”的视角出发，将某一族群放置在“世界体系”语境中，走出传统民族志模式，跟踪物、身份、文化意义的全球流通。同早期人类学家对于“多点民族志”的认识一样，马库斯先前也只是认为其与民族志调查点的移动(movement)和流动性(mobility)有关，强调对全球化变化所引起的新关系和程序变更的的经验研究。但随着汤加田野调查的推进，它发现汤加已经呈现出全球性的多点分布，汤加社会遍布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地，这种变化是移民带来的。因此，想要对汤加文化进行民族志研究，就必须同时考察汤加本土和其他的汤加人海外聚居区。此外，马库斯鼓励人类学家应当超越“全球”与“地方”的传统二元概念，构建“在世界体系之中并且是关于世界体系”的民族志，一种在世界体系中有关文化构成的民族志，从而促使我们理解体系自身。

多点民族志，强调不能只在一个地方进行调查，不能只研究独立的民族和文化，不能简单地认为其仍保持分离和静止不变，而是应该从世界体系的角度对其进行理解和研究。此时，恰恰需要的就是跨文化研究，将被研究对象置于全球化背景和世界体系之下，才能更为立体、更为生动地还原出错综复杂的权利和关系。

多点民族志有多种动态追踪研究可操作性模式，用马库斯的话说是：“跟随人、跟随物、跟随隐喻、跟随情节、故事和寓言、跟随生活的传记、跟随冲突。”

第一，跟随人（follow thepeople）。这里的人以移民为典型，如罗格·劳斯（Roger Rouse）的《墨西哥移民与后现代性的社会空间》。第二，跟随物（follow the thing）。这一点的经典作品是西敏司（Sidney W. Mintz）的《甜与权力》。第三，跟随隐喻（follow the metaphor）。若所跟踪之物属于话语领域或者思维模式，则可以通过符号、象征、隐喻的流通引导民族志设计，如埃米莉·马丁（Emily Martin）的《弹性之驱》，她在著作中探讨了美国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免疫观念。第四，跟随情节、故事和寓言（followthe plot, story, or allegory）。有乔纳森·波亚林（Jonathan Boyarin）主编的《重构记忆：时空的政治》。第五，跟随生命历程（follow the life）。如米开尔·费希尔（Michael Fischer）和迈赫边-阿科迪（Mehdi Abedi）的《谈辩穆斯林：关于后现代性与传统的文化对话》的第一部分“口述生活世界”。第六，跟随冲突（follow the conflict）。如奥斯丁・萨拉特（AustinSarat）与托马斯・凯恩斯（Thomas Kearns）主编的《日常生活中的法律》。此外，还有策略性的单点民族志（the strategically situated [single-site] ethnography）。这种民族志虽然是局部的，研究者停留在一个地方，但其研究仍是多背景的，试图从民族志的角度对系统进行广泛的理解。

在对“多点民族志”的批评上，很多学者有自己的看法。有学者认为这种多地点的田野调查，会危及人类学对深度和厚重描述的承诺，可能会破坏其对主体自身背景和安置的理解，影响民族志的“深度”。此外，还有人认为，多点民族志会导致道德脱节，将人类学家与他们的“田野选点（constituency）”分离，在这一点上。马库斯也在随后的文章中重新关注到人类学家与当地人的参与、共谋和协作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