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道雷是如何将巴特、德里达、拉康、福柯的文艺理论与大众文化研究相结合的？

约翰·斯道雷首先对巴特的大众文化研究著作《神话学》做了介绍，罗兰·巴特借助语言学的分析模式提出了大众文化的“神话学”符号分析方法，大众文化就是由符号组成的，它的结构和组织形式与语言非常相似，这是将符号学方法应用于大众文化分析的最重要的著作。接着具体阐述了巴特在《今日神话》一章中所勾画的解读大众文化的符号学模型，以“内涵和外延”的两重指意系统扩充了索绪尔“能指+所指=符号”的公式，认为大众文化就是流行神话，而这个神话是一个二级的符号体系。斯道雷通过对三张图片的例举进行进一步分析，神话通过含蓄意指过程，将历史自然化，偶然永恒化，大众文化的“神话学”符号分析就是要通过“去神话”或“解神话”将隐蔽的意识形态揭露出来，从而达到对于神话的本质及其真实内涵的批判与认识。

晚年的罗兰·巴特认为意义始终处于生成的过程之中，转而投向后结构主义，斯道雷也借此将读者的目光带到德里达、福柯等人身上。

斯道雷认为德里达的著述为后结构主义奠定了理论基调。德里达用“延异”一词来描述符号的意义总是延迟，总是既缺席又在场的分裂特质，用“奇异的补充经济”来描述二元对立结构之中潜藏的不稳定因素。意义充满着不确定性，是变动不居的，文本之间具有互补性，可以相互借鉴。斯道雷将德里达这种解构二元对立的观点运用于大众文化，对于如广告之类的大众文化，与其接受“双重欺骗”不如对其进行“解构式”阅读从而揭露出其中不可见的真相。

斯道雷认为拉康关于结构主义发展的论述对文化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拉康指出，我们在成长过程中总共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首先是“镜像阶段”，之后是“去——来游戏”，最后是“俄狄浦斯情节”。从镜像阶段开始我们就一直在找寻自我，但永远无法发现一个完整的自我，在“来——去游戏”阶段，我们为了进入象征界又不可避免地放弃自我和天性，最后“母体”的失落驱动我们追寻失落天堂的替换物。在言情类作品中，“爱”是解决一切问题的途径。斯道雷以言情电影《德克萨斯的巴黎》为例分析将“爱情”视为完善人类自身存在的终身要素的这种话语发挥作用的机制。

福柯关注的问题是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以及其对话语与话语构型的操纵。斯道雷以福柯关于性态史的研究为例说明我们的性态“知识”和性态“权力——知识”关系是不紧密的，话语生产了知识，而知识始终是权力的武器，权力通过话语机制生产出了“真理”，而这种“真理”仅仅是在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日常行为中被当做“真理”来遵循的一系列话语。斯道雷认为福柯的理论方法可以运用于帝国神话和好莱坞越战电影的理解上，它将我们的注意力从故事是“如何”展开的转移到“为什么”要讲述这个故事上；从故事所讲述的那些人转移到那些讲述和消费这个故事的人身上。

从语言学到电影分析，从社会现象到权力机制，斯道雷揭示了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的思想流变，更将其与大众文化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