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1《毛泽东文集》第四卷 民盟的教训 山东战场的作战方针 要胜利就要搞好统一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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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卷
（一九四五年一月━一九四七年十二月）
41、敌强我弱必须准备长期斗争
42、要胜利就要搞好统一战线
43、新年祝词
44、围城打援是歼敌的重要方法之一
45、注意多打歼灭战少打击溃战
46、关于彻底粉碎陈诚向鲁南进攻的建议
47、只要打破胡宗南军即可改变陕北局面
48、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49、蒋介石驱我至黄河以北而歼灭的方针将归于破产
50、山东战场的作战方针
51、中原军起了极大的战略作用
52、一九四七年六月当为开始全面反攻的月份
53、击灭胡宗南夺取大西北的两个方案
54、陈谢纵队使用方向改为渡河南进
55、对确保与扩大战略主动权的军事部署
56、刘邓军出大别山的准备工作
57、对刘邓出动后敌之对策的估计
58、在今后四个月内争取整个军事形势的转变
59、给敌以歼灭与歼灭性打击须同时注重
60、迅速建立无后方作战的思想
61、在黄河、淮河、运河、平汉之间创造根据地有重大战略意义
62、给毛岸英的信
63、组织野战机动兵团及分散作战的部署
64、民盟的教训
65、晋察冀野战军准备配合东北作战
66、在土地改革中注意纠正“左”倾错误
67、在杨家沟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68、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新形势和新任务
41、敌强我弱必须准备长期斗争
(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东北局:
酉养[1]电悉。你们的估计是正确的，中美反动派消灭解放区的政策不会改变。我党同志绝不要幻想恩赐和平，只在大量歼灭敌军有生力量、粉碎敌人多次进攻并使解放区获得发展之后，暂时休战才有可能。在全国与东北均是敌强我弱，为改变此种形势起见，必须准备长期艰苦斗争。
中央
酉有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酉养，即十月二十二日。
42、要胜利就要搞好统一战线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在党的七大时我们就估计到，在日本投降以后，如果不克服蒋介石的阴谋和中国出斯科比[2]的危险，中国的内战就不可避免。在今年一二月间蒋介石似乎有点变了[3]，后来证明七大的估计还是正确的。以前，世界上是法西斯和反法西斯的斗争，战后的世界变成了美国反动派和世界人民的对立，这种对立也反映在中国，就是美国支持蒋介石进行反人民的内战。因此，中国的斗争和世界有密切的联系。前一段时间，在中国人民中间以及在我们党内都存在着内战打不打得起来的问题，人们都希望国共不打仗，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例如蒋的这次停战令[4]，人民对它的幻想就少多了，上海等地的反映证明了这一点。剩下的便是我们能不能胜利的问题了。这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初期的情况一样，当时有人担心是否能战胜日本和希特勒。现在，许多人希望我们胜利，但又害怕我们不能胜利，怪我们失掉许多地方，失掉了长春、张家口，现在还可能失掉延安、烟台等地。因此，揭破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清除和平幻想，现在已经降为第二位的问题了。第一位的问题是要宣传我们有条件取得胜利，建立坚定的胜利的信心，这个工作最近几个月都在做，今后还要做。要胜利就要搞好统一战线，就要使我们的人多一些，就要孤立敌人，当然敌人也想孤立我们，但被孤立的只能是他们自己。就国际条件来说，我们也不会孤立。现在世界上有三块地方:美国，苏联，还有美苏之间。这三块地方的人民都反对美国反动派，今天的世界是美帝国主义同全世界人民的矛盾和对立。几个月以前，我们对美国记者说，美国的政策是错的，他们不相信，还要辩护，现在他们不辩护了，他们到延安来只是问你们为什么不批评苏联。美国国内的人也会起变化，那里的人民会起来反对美国反动派的。美国的基础是极端危险的，它不像从前保安的旦八寨子[5]，你不打它，它没有什么危机，美国的危机就要到来，比过去要严重得多。美帝国主义外强中干，蒋介石也是如此，都是可以打倒的。拿破仑、希特勒最后不是都被打倒了吗?我们说中美反动派外强中干，要藐视他们，这不是单单为了鼓励自己，而是有事实根据的。总之，世界在进步，苏联在发展，美国在面临危机，今天主要矛盾是美国和资本主义世界其他国家的矛盾，美国和中间地带的矛盾。我们不是孤立的，我们的统一战线是宽广的。我们只要熬过明年一年，后年就会好转。
蒋介石对我们的方针是一不给自由，二要消灭你，不允许我们在保存一块地方的条件下订城下之盟。因此我们的方针只能是打的方针，这是确定了的。现在同抗战初期相比，我们的条件是更好了一些，统一战线也更宽广了。从上海、北平回来的人，我们都问他们:抗战初期的统一战线宽广还是现在的宽广?抗战初期我们一些同志出去没人理，现在不同了，很多人都愿意找我们的同志谈几句话，说我们的政策可以，只是问将来变不变。在解放区，我们的统一战线是否比抗战时期狭一些呢?也差不多。搞土地改革并不影响我们团结地主，抗战时期减租减息也得罪了地主，但仍可以团结他们。在土地改革完成后，明年也可以对地主拉一把，照顾他们的生活，学延安地区对待地主的经验，让他们和农民一样可以进行生产，富足起来。现在陕南、鄂西、豫西，地主只有十分之一同我们作对，十分之九中立或愿意帮助我们。统一战线是一个基本的问题，无论如何要团结最大多数的人。只要我们不搞关门主义，蒋介石要孤立我们是不可能的。看看中美商约第二条[6]，蒋介石怎么能不孤立呢?孤立了他，我们就胜利了。
在军事上，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差不多五个月了，我们至今已经歼灭了敌人三十八个旅，占七十五个旅[7]的半数多一点，很难想象以后就不能再歼灭了。阎锡山、顾祝同[8]两区已不能进攻了，程潜[9]现在也没有攻势。刘邓十九日发起的战役[10]可以说是我们反攻，这次是我们进攻他们，他们处处被动。顾祝同若不调动胡宗南[11]的部队就很难再进攻，可能由薛岳[12]那里调第十一师或者由胡宗南那里调部队来打，这样延安又解围了。如果顾祝同不能进攻，我们就攻他。我们还是用袭击的办法，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目前国民党军对延安、涟水、临沂、烟台还可能有攻势，对晋察冀、东北也还可能有一些攻势，此外便无足观。对敌人如果不加分析，就会像三国时曹操号称八十三万人马，把东吴搞得议论纷纷[13]一样。蒋介石的进攻是可以打破的，经过半年到一年消灭他七八十个旅，停止他的进攻，我们开始反攻，把他在美国援助下七八年积蓄的力量在一年内打破，使国共两党的力量达到平衡。达到了平衡就很容易超过它。那时我们就可以打出去，首先是安徽、河南、湖北、甘肃，然后可以再向长江以南发展，这大约要用三年到五年的时间。当然我们也不能说那时就能消灭蒋介石，我们宁可把事情估计得严重一些，最坏也无非是打十五年，打得我们连一个县城都没有了，这些我们也要有准备。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我们占有的县城就极少。现在，我们原有的四百九十九个县城还只失掉了一百七十多个。
解决土地问题是一切工作的根本。明年的春耕是在解决了土地问题的基础上的春耕。一切都要按照长期战争来打算。
代表团谈判一年之久，工作做得好。谈判主要是为了教育人民，这个目的是达到了。代表团不能早回来，一定要在开“国大”[14]以后，这样战争与分裂的责任才清楚，才不致失去人心。打起仗来，人心如不属我，我就输了。教育人民历来是我们党的任务，要一直坚持下去。现在究竟谁要打谁要和，人民已经知道了；美国政府的欺骗，人民也更清楚了。我们党本身也需要教育，也有一个教育过程。在复员的问题上我们就吃了亏，结果有些部队不充实，民兵也减少了。
现在是否要提出打倒蒋介石?我们做这个工作而不提这个口号，口号仍然是恢复一月十三日停战协定生效时的双方位置和实现政协决议[15]。我们要估计到，同蒋介石再打下去，如果消灭他七十五个旅以后，美国还会加强援助，那时新的困难又会出现。因此我们一方面要藐视他们，非此不足以长自己志气，灭敌人威风，而另一方面又要重视他们，每一仗都要谨慎周密，不要疏忽。什么时候又要谈判?开“国大”是蒋介石的失着，想加强自己反而削弱了自己，但他预先说了半年以后“宪法”[16]仍可修改，如果我们打掉他七十五个旅，那时他又要“爱和平”了，他可能又要谈判，而我们也不能拒绝。麻烦的事还很多。总的说，斗争是长期的，中间还会有许多曲折。这不仅仅是蒋介石方面的原因，主要是帝国主义干涉的问题。
国共这次决裂，和一九二七年不同。那次我们是完全被动的，这次我们有准备，干部们对前途是清楚的，群众也懂得。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上的讲话。
[2]斯科比，英国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任英国派驻希腊的英军司令。一九四四年十月，德国侵略军在希腊败退，斯科比率领英军，带着在伦敦的希腊流亡政府，进入希腊。同年十二月，斯科比指挥英军并协助希腊政府进攻长期英勇抵抗德军的希腊人民解放军，屠杀希腊爱国人民。
[3]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国共双方正式公布停战协定，并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同时下达停战令。同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蒋介石在会上宣布了四项诺言：保证人民自由各政党一律平等，实行地方自治和普选，释放政治犯。政协会议于一月三十一日闭幕，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和关于政府组织问题、国民大会问题、宪法草案问题、军事问题等有利于人民而不利于蒋介石反动统治的五项议案。二月二十五日，国共双方达成《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即“整军方案”。毛泽东在这里指的是蒋介石在这一段时间内的言行。但对以上各项协议，蒋介石从来没有准备履行，以后不久就被他一一撕毁了。
[4]见本卷第143页注[7]。
[5]保安，即今陕西志丹县。旦八寨子，在保安县西南。该寨有二百余户人家，地形极为险要。当地地主豪绅兼民团团总曹俊章率反动武装百余人，长期盘据该寨，红军多次围攻未能打下。一九三六年八月，红军一面用地方武装围困，一面争取寨内基本群众，瓦解寨内敌军。同年十二月，曹俊章率少数人员逃跑，旦八寨子获得解放。
[6]中美商约，即国民党政府和美国政府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四日在南京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这个大量出卖中国主权的条约共有三十条，其中第二条的主要内容是：美国人有在中国“领土全境内”居住，旅行，从事商务、制造、加工、科学、教育、宗教、慈善事业和非专为中国人保留的各种职业，以及租赁土地等权利。美国人在中国，在经济权利上得与中国人享受同样待遇，并不得低于现在或将来所给予任何第三国国民之待遇。
[7]毛泽东在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总结全国内战爆发以来的三个月的战争经验时指出：过去三个月内，国民党军已被我军歼灭二十五个旅。今后三个月内外，必须再歼敌二十五个旅。“可以预计，在歼灭第二个二十五个旅这一任务完成的时候，我军必能夺取战略上的主动，由防御转入进攻。那时的任务，是歼灭敌军第三个二十五个旅。”毛泽东在本篇中所说的七十五个旅，就是指这三个阶段的歼敌目标的总和。参见《三个月总结》（《毛泽东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05—1210页）。
[8]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一八九三——一九八七），江苏涟水人，当时任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部总司令兼郑州绥靖公署主任。
[9]程潜，当时任国民党政府主席武汉行辕主任。
[10]指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进行的滑县战役。这次战役，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采取远距离奔袭战法，歼灭国民党军第五绥靖区司令官孙震所属的保安第十二纵队、第一○四旅全部及一二五旅大部共一万二千人，打破了敌人企图控制鲁西南、打通平汉路的计划。
[11]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郑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12]薛岳，当时任国民党军徐州绥靖公署主任。
[13]这个故事出自小说《三国演义》。说的是曹操率大军南下进攻东吴，号称有八十三万人马。在大军压境情况下，东吴的文武官员意见不一，有的主降，有的主战，孙权也犹豫不定。后来诸葛亮游说东吴，具体分析当时的军事政治形势，才说服孙权联合刘备共同抗曹。
[14]“国大”，指一九四六年国民党政府召集的国民大会。按照一九四六年一月政协决议和会议中协商的精神，国大应在政协决议实施之后，在改组后的政府领导下由各党派参加始能召开。但是国民党违反政协决议，在同年六月发动全面内战，十月占领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后，于十一月十五日至十二月二十五日召开了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除青年党、民社党及极少数所谓“社会贤达”外，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均拒绝参加并严正声明不承认这个国民大会，使国民党蒋介石在政治上陷于孤立。
[15]政协决议，见本卷第143页注[8]。
[16]指所谓“中华民国宪法”。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五日至十二月二十五日，国民党反动派违反政协决议，召开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通过了所谓“中华民国宪法”。这个“宪法”受到全国广大人民的反对。
43、新年祝词
(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
在一九四六年，战后世界的光明面和黑暗面进行了胜利的斗争，战后中国的光明面和黑暗面也进行了胜利的斗争。战后的世界和中国都发展了争取和平与争取民主、自由的规模极大的人民运动。这个运动必然走向胜利。这个运动是任何力量阻止不住的。但是反动派总是企图阻止。全世界和全中国人民的任务，在于团结一切力量，击破反动派的阻力。在一九四七年，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政策的世界统一阵线，将要迅速发展；而中国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运动则将要得到比一九四六年更重要的胜利。其结果，将使中国的情况发生变化，有利于和平的恢复与国家的独立。
我们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期间就力求战后各党派的合作，但是同时提出了警告:“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现在正在所谓‘召开国民大会’及‘政治解决’的烟幕之下，偷偷摸摸地进行其内战的准备工作。如果国人不加注意，不去揭露它的阴谋，阻止它的准备，那末，会有一个早上，要听到内战的炮声的。”[2]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我们和全国人民在一起，曾经用一切忍耐的努力来阻止内战的发生和扩大，不幸这个努力是被反动派的全面进攻和国民党一党的“国大”[3]所破坏了。但是中国人民仍在经过两种努力来继续争取和平，即解放区各阶层人民粉碎反动派进攻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和国民党统治区各阶层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日见高涨的群众运动。中国人民的这个联合意志将要确定地压倒任何反动分子的意志，从而使各党派间诚意的和平谈判和全国范围内真实的和平生活成为可能。现在国民党当局还没有表示任何起码的和平意图，他们在美国政府指使下，正在忙于以分裂的“国大”和独裁的“宪法”[4]来装饰自己，以便使他们的战争和美国的援助“合法”化。但是只要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坚持不屈不挠的奋斗，那末，在不久的将来，自由的阳光一定要照遍祖国的大地，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一定要在今后数年内奠定稳固的基础。
根据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解放日报》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在《解放日报》发表的新年祝词。
[2]见《论联合政府》（《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1页）。
[3]“国大”，见本卷第201页注[14]。
[4]“宪法”，见本卷第202页注[16]。
44、围城打援是歼敌的重要方法之一
(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一日)
林、高、彭[1]:
(一)最近北满、东满[2]开始打胜仗，甚慰。包围其塔木一点引起九台、吉林、德惠三处之敌无计划的增援，均被我歼灭或击溃[3]。这一经验指出，围城打援是歼灭敌人重要方法之一。利用结冰时期有计划地发动进攻，普遍寻找敌之薄弱据点，采用围城打援方法，大量歼敌，转变敌我形势，甚为必要。
(二)南满[4]四纵二十天敌后作战经验亦指明，只有采取勇敢进攻方针，才是胜敌之道。他们还要勇敢一点，要敢于进攻一营两营驻守之敌而歼灭之，并且每次均一定要准备打援兵(三)关内几个主要战场，我军开始取得主动，并日益发展成为大歼灭战。蒋介石的主要力量(薛岳[5]八十个旅，顾祝同[6]三十个旅，胡宗南[7]二十四个旅，共计一百三十四个旅)大批被歼灭。全国计算，六个月零十天共已歼敌正规军五十一个旅，至今年七月可能歼敌一百个旅左右，根本转变敌我形势。在此种情况下，迫使蒋介石以全力对付陇海线各战场，不可能向东北增兵；只要你们能用一切方法将杜聿明[8]现有力量(五个军十五个师及技术兵种、保安部队等)加以削弱，例如平均每月歼敌一个师(相当于关内之旅)以上，一年内歼敌十二个师以上，就可使自己转入有利地位。如此打两三年(因敌被歼后又可补充)，就可从根本上转变敌我形势，并建立巩固根据地。
军委
子真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林，指林彪，当时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高、彭，指高岗、彭真，当时均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
[2]指东北民主联军北满军区和东满军区。
[3]一九四七年一月，东北民主联军北满部队为配合南满的作战，以一部包围吉林以北其塔木要点，主力分别在张麻子沟、焦家岭歼灭自九台、德惠来援之敌，最后乘胜攻歼其塔木之敌，先后歼灭国民党军新编第一军两个团和保安团队一部。
[4]指东北民主联军南满军区。
[5]薛岳，当时任国民党军徐州绥靖公署主任。
[6]顾祝同，当时任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部总司令。
[7]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8]杜聿明，当时任国民党军东北保安司令部司令长官。
45、注意多打歼灭战少打击溃战
(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三日)
文、汪[1]:
你们集中主力行动并已打了一个胜仗，甚慰。关于作战方法，请你们严重注意多打歼灭战，少打击溃战。打歼灭战的条件有二:(一)集中优势兵力包围敌军一部，每一仗只打一部分敌人，切不可同时打几部分敌人；(二)以主力打迂回，以一部打正面，切不可以一部打迂回，以主力打正面。你们如能实行上述两个条件，多打歼灭战，形势就会好转。
军委
子漾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文，指文建武，当时任鄂豫陕军区司令员。汪，指汪锋，一九一○年生，陕西蓝田人，当时任鄂豫陕军区政治委员。
46、关于彻底粉碎陈诚向鲁南进攻的建议
(一九四七年二月三日)
陈饶张黎，粟谭[2]:
为着彻底粉碎陈诚向鲁南之进攻，请你们注意下列各点:
(一)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你们将王建安、许世友、宋时轮[3]三部南调是很对的。
(二)休整部队，利用敌大举进攻前夜全军休整，多一天好一天，休整即是胜利。
(三)诱敌深入，敌不动我不打，敌不进到有利于我、不利于敌之地点我亦不打，完全立于主动地位。
(四)先打弱者，后打强者，可能进攻之敌二十二个旅中，战力较强者约八个旅，较弱者约十四个旅。如我能首先歼灭较弱之十四个旅，此次进攻即算打破，然后再歼较强之八个旅，便很从容。
(五)每次歼敌不要超过四个旅，最好是三个旅，一则保证速胜，二则手中留有未使用的大量兵力，可以接着打第二仗。这即是说，将你们手中的全部兵力分为两个集团，轮番作战与休息，准备在一个半月至两个月内连续不断打七八个大仗，彻底粉碎敌之进攻。
以上各点，当作建议，究应如何办理最为妥善，请按实情决定。
军委
丑江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陈诚（一八九八——一九六五），浙江青田人。当时任国民党军参谋总长。
[2]陈饶张黎，指陈毅、饶漱石、张云逸、黎玉，当时分别任华东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副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粟谭，指粟裕、谭震林，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
[3]王建安（一九○七——一九八○），湖北黄安（今红安）人，当时任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司令员。许世友（一九○五——一九八五），河南新县人，当时任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员。宋时轮，当时任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司令员。
47、只要打破胡宗南军即可改变陕北局面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贺李[2]，并告彭习[3]:
榆林之敌只能自保，出扰能力不大，贺炳炎[4]旅可即解除渡河掩护之任务，该旅使用由你们决定。中央直属人员到晋西北者是否转到太行，待恩来到你处决定。中央率数百人在陕北不动，这里人民、地势均好，甚为安全。目前主要敌人是胡宗南，只要打破此敌即可改变局面，而打破此敌是可能的。据彭电已歼三十一旅(缺一个团)，俘四千人，旅长以下无一漏网，缴子弹二十万，士气大振，信心提高，并可能争取新胜利，各个歼灭胡军。为配合打胡宗南，我陈谢[5]集团日内开始向晋南三角地带出击，约需一个月时间。如阎锡山[6]向石楼、中阳出扰，那时亦可北上打阎。大约在三四个月内，我主力尚不能北上打傅作义[7]，全靠你们以现有兵力支持北线。详由恩来面达。
中央
寅感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2]贺李，指贺龙、李井泉，当时分别任晋绥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彭，指彭德怀，当时任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习，指习仲勋，一九一三年生，陕西富平人，当时任西北野战兵团副政治委员。
[4]贺炳炎（一九一三——一九六○），湖北松滋人。当时任晋绥军区第三纵队独立第五旅旅长。
[5]陈，指陈赓，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谢，指谢富治（一九○九——一九七二），湖北黄安（今红安）人，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政治委员。
[6]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军太原绥靖公署主任。
[7]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军张垣（张家口）绥靖公署主任。
48、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二日)
聂萧罗[1]并告朱刘[2]:
马电[3]悉。你们现已取得主动权，如敌南援，你们不去理他，仍然集中全力完成正太战役[4]，使敌完全陷入被动，这是很正确的方针。正太战役完成后，应完全不被敌之动作所迷惑，选择敌之薄弱部分主动地歼击之，选击何部那时再定。这即是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打各的)政策，亦即完全主动作战政策。
军委
卯养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聂萧罗，指聂荣臻、萧克、罗瑞卿，当时分别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副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2]朱刘，指朱德和刘少奇。
[3]指聂荣臻、萧克、罗瑞卿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一日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敌南援可能性最大，我晋察冀军区主力仍按预定计划完成正太战役第二期作战。战役完成休整若干天后，敌如未南援，则按中央指示继续歼灭第三军；敌如南援，则以围点打援办法，向平保段或保石段出击。
[4]一九四七年四月，晋察冀野战军第二、第三、第四纵队及地方武装一部，由安国、定县南下，向正太路国民党军发起进攻。这次作战从四月九日开始至五月四日结束，共歼敌三万五千余人，切断了太原、石家庄之敌的联系，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解放区连成一片，孤立了石家庄的国民党军。
49、蒋介石驱我至黄河以北而歼灭的方针将归于破产
(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一日)
陈粟，刘邓，彭习[1]，并告朱刘[2]:
(一)从实施黄河堵口复故计划之时起，蒋介石一贯方针，第一步驱我至黄河以北，第二步于黄河以北歼灭我军。
(二)二月间刘邓渡河休整，蒋认为已经驱逐，再难飞渡，故敢将王敬久[3]军用于山东。
(三)很长时间开放泰安缺口，让陈粟由此北渡，陈粟不听，且歼李仙洲[4]，蒋乃开放胶济，封锁泰安，压陈粟北撤西转。今后方针必以第一线各部(五军、十一师、七十四师、八十三师、二十五师、六十五师、七师、四十八师等)向胶济线前进。如陈粟放手让路，敌必误认为不敢恋战，可达驱逐目的。
(四)胡宗南[5]此次进攻，亦是企图将我驱至河东，寅世[6]占清涧故意不去绥德，让一条路给我走。差不多过了一个月，卯宥[7]起才令董钊[8]率八个半旅北上，辰冬[9]到绥德，认为可以驱我渡河。辰微[10]我克蟠龙，彼始惊悉我在延安附近，令董钊迅速南撤，绥德不留一兵，仍然开放着。由此证明，胡军目的完全不是所谓打通咸榆公路，而是驱我过河。
(五)待陈粟击破顾祝同[11]第一线，刘邓渡河向南，彭习向陇东、关中进军，蒋将发现他的迷梦归于破产。
军委
辰真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陈粟，指陈毅、粟裕，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彭习，指彭德怀、习仲勋，当时分别任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政治委员。
[2]朱刘，指朱德和刘少奇。
[3]王敬久（一九○二——一九六四），江苏丰县人。当时任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第二兵团司令官。
[4]李仙洲，原任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一九四七年二月在莱芜战役中被俘。
[5]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6]寅世，即三月三十一日。
[7]卯宥，即四月二十六日。
[8]董钊（一九○二——一九七七），陕西西安人。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一军军长。
[9]辰冬，即五月二日。
[10]辰微，即五月五日。
[11]顾祝同，当时任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部总司令。一九四七年三月初，他在徐州组成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统一指挥原徐州、郑州两个绥靖公署的部队。
50、山东战场的作战方针
(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二日)
陈粟谭榘，张饶邓黎[1]，并告刘邓[2]:
哿[3]电悉。歼灭七十四师，付出代价较多，但意义极大，证明在现地区作战，只要不性急，不分兵，是能够用各个歼击方法打破敌人进攻，取得决定胜利。而在现地区作战，是于我最为有利，于敌最为不利。现在全国各战场除山东外均已采取攻势，但这一切攻势的意义，均是帮助主要战场山东打破敌人进攻。蒋管区日益扩大的人民斗争，其作用也是如此。刘邓下月出击，作用也是如此。而山东方面的作战方法，是集中全部主力于济南、临沂、海州之线以北地区，准备用六七个月时间(五月起)，六七万人伤亡，各个歼灭该线之敌。该线击破之日，即是全局大胜之时，尔后一切作战均将较为顺利。下一步行动方针有二:(一)休整若干天后即执行你们哿电办法，以三个纵队攻潍县[4]，以六个纵队打援兵(六、七两纵均留北面不分散很对)。(二)将攻潍计划再行推迟(已经推迟一次，打了七十四师，甚为正确)，考虑先打五军。该军现驻莱芜、颜庄两地，比较孤立，但不知其工事坚固程度如何?你们对打该军把握如何?我军钳制十一师等部，使之不能增援，把握如何?望你们从长考虑，分析利害电告。如能先歼五军(或该军一二个师)及其他数部，然后再打昌[5]、潍，则利益甚大。因我打昌、潍，敌必增援(这是必然的)，时间愈早，则援敌愈大，我军打援愈难；时间愈迟(即在正面多歼几部敌军之后)，则援敌愈小，我军打援愈易。故应把打潍当作一种争取我军主动、使敌陷入被动之重要手段，尽可能不要过早使用。只有在正面已绝无作战机会之时，才采取打潍步骤。如何，盼复。
军委
辰养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陈粟谭榘，指陈毅、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和参谋长。张饶邓黎，指张云逸、饶漱石、邓子恢、黎玉，当时分别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员、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华东局副书记和华东军区副政治委员。
[2]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哿，即二十日。
[4]潍县，今潍坊市寒亭区。
[5]昌，指山东昌乐。
51、中原军起了极大的战略作用
(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八日)
郑李[1]，并转中原军全体同志，并告刘邓，徐薄膝王，陈谢王韩[2]:
我中原各部为着反对卖国贼蒋介石的进攻，从去年七月起在陕南、豫西、鄂西、鄂中、鄂东、湘西等地，在极端困难条件之下，执行中央战略意图，坚持游击战争，曾经钳制了蒋介石正规军三十个旅以上，使我华北、华中主力渡过蒋介石进攻的最困难时期，起了极大的战略作用。所有参加这一英勇斗争的指战员，均为全国人民所敬佩，中央特向你们致慰问之意。所有参加这一斗争的部队，在和优势敌人的艰苦战斗中，虽然遭受了不小损失，但是基本骨干依然保存。中央希望你们在位三、先念二同志领导之下，加紧学习，根据中央路线检讨经验，团结一致，准备为着执行新的战斗任务而奋斗。
中央
五月二十八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郑李，指郑位三、李先念，当时分别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副书记和第二副书记。
[2]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徐，指徐向前（一九○一——一九九○），山西五台人，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薄滕王，指薄一波、滕代远、王宏坤，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第二副司令员和第三副司令员。陈谢，指陈赓、谢富治，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王，指王新亭，当时任太岳军区司令员。韩，指韩钧（一九一二——一九四九），河南新安人，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副司令员。
52、一九四七年六月当为开始全面反攻的月份
(一九四七年六月十四日)
朱、刘[1]:
各电均收，处置很对。少奇身体有进步否，望安心休息一个月，病愈再工作。我们身体均好，我比在延安时好得多了。我们自四月中旬移至大理河上游，安静地过了差不多两个月。本月九日至十一日，刘戡[2]四个旅到我们驻地及附近王家湾、卧牛城、青阳岔等处游行一次，除民众略受损失外，无损失。现刘军已向延安、保安[3]之间回窜，其目的全在骚扰。总结边区三个月战争，第一个月地方工作有些混乱。第二个月起即已步入正轨，党政军民坚定地向敌人作斗争。敌人内部互相埋怨日见增多，士气日见下降，对前途悲观。我们则信心甚高，士气甚壮。彭、习[4]率野战军上月底到陇东，因青马[5]八十二师颇顽强，打合水未得手，但歼灭骑二旅一个团及宁马[6]八十一师一个团于曲子附近。目前正攻环县八十一师主力，拟先打开西面包围线，然后向关中进击。陈谢[7]纵队本月休整，决于七月一日西调，协同边区兵团[8]开辟西北局面。东北方面进展极快，不到一个月歼敌六个师(旅)以上，收复三十余城，增加五百万人口，目前正攻四平。山东自歼七十四师后，局面已稳定，现正计划新的攻势作战。刘邓[9]本月休整，准备月底出击，并新组四个纵队，今后该区将有八个纵队作战。就全局看，本月当为全面反攻开始月份。你们在今后六个月内如能(一)将晋冀察军事问题解决好，(二)将土地会议开好，(三)将财经办事处建立起来，做好这三件事，就是很大成绩。
毛泽东
巳寒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朱、刘，指朱德和刘少奇。
[2]刘戡（一九○八——一九四八），湖南桃源人。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
[3]保安，今陕西志丹县。
[4]彭、习，指彭德怀、习仲勋，当时分别任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政治委员。
[5]青马，指青海马步芳（一九○三——一九七五），甘肃临夏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主席西北行辕副主任。
[6]宁马，指宁夏马鸿逵（一八九二——一九七○），甘肃临夏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主席西北行辕副主任。
[7]陈谢，指陈赓、谢富治，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8]指西北野战兵团，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9]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53、击灭胡宗南夺取大西北的两个方案
(一九四七年七月四日)
彭习[1]:
关于击灭胡宗南[2]，夺取大西北，有两个方案仍然值得考虑:(一)陈谢[3]纵队照原议来边区，从内线歼灭其相当数量，然后出外线(陇南)，与边区集团[4]直接协力完成任务。(二)估计到边区人口稀少，粮食及各种供应颇为浩繁；又估计到鄂豫陕三省交界及平汉以西、汉水以北、渭水以南广大地区敌力空虚；又估计到假如使用陈纵于该区，必然要吸引胡部一个军(五个到八个旅)使用于该方面，而如果胡部有一个军出该方面，则边区敌力大减，利于边区集团各个歼敌；又估计到刘邓[5]十二万人已渡河向陇海前进，如若陈纵到鄂豫陕边开辟新战场，对刘邓亦有帮助，但陈纵基本任务是协同边区集团击灭胡宗南，夺取大西北，并不变更。以上两案究以何者较为适宜，请予考虑。陈赓七日可到军渡(部队仍在曲、翼[6]整训待命)，在绥德停一二日，约于十二三日可到小河。你们二位是否可于盐池收复后，令部队在现地休整一时期，自己来小河会商一次。如若你们赞成开会，则我们拟电约贺龙[7]同志亦来开会，时间大约可定在十三日。
毛泽东
午支四时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彭习，指彭德怀、习仲勋，当时分别任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政治委员。
[2]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3]陈谢，指陈赓、谢富治，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4]指西北野战兵团。
[5]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6]曲、翼，指山西曲沃和翼城。
[7]贺龙，当时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
54、陈谢纵队使用方向改为渡河南进
(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九日)
刘邓，徐滕薄王，郑李，谢韩[2]:
(一)为着协助陕甘宁击破胡宗南[3]系统，同时协助刘邓经略中原，决将陈谢纵队使用方向改为渡河南进，首先攻占潼洛郑段，歼灭该区敌人，并调动胡军相机歼灭之。尔后向豫西、陕南、鄂北进击，创建鄂豫陕边区根据地，作为夺取大西北之一翼。陈谢纵队仍属彭习[4]序列不变，同时仍属晋冀鲁豫建制。
(二)提议赵基梅[5]纵队(五师主力)、秦基伟[6]纵队及孔汪三十八军[7]与陈谢纵队一同南进，统受陈谢指挥。
(三)上述陈、赵、秦、孔四部统于电到二十天内完成一切政治、军事、经费、干部等项准备工作，未皓[8]以前渡河。
(四)一切准备注意机密。
(五)陈赓日内回太岳。
军委
午皓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陈谢，指陈赓、谢富治，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2]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徐滕薄王，指徐向前、滕代远、薄一波、王宏坤，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第二副司令员、第一副政治委员和第三副司令员。郑，指郑位三，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副书记。李，指李先念，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二副书记、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司令员。韩，指韩钧，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副司令员。
[3]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4]彭习，指彭德怀、习仲勋，当时分别任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政治委员。
[5]赵基梅（一九一○——一九四七），湖北麻城人。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二纵队司令员。第十二纵队前身为新四军第五师。
[6]秦基伟，一九一四年生，湖北黄安（今红安）人。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员。
[7]孔，指孔从周，即孔从洲（一九○六——一九九一），陕西西安人，当时任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军长。汪，指汪锋，当时任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政治委员。
[8]未皓，即八月十九日。
55、对确保与扩大战略主动权的军事部署
(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三日)
刘邓，陈粟谭[1]，华东局:
在目前情况下，为了确保与扩大已经开始取得的主动权，对军事部署建议如下:
(一)刘邓对羊山集、济宁两点之敌，判断确有迅速攻歼把握则攻歼之，否则立即集中全军休整十天左右，除扫清过路小敌及民团外，不打陇海，不打新黄河[2]以东，亦不打平汉路，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我们已令陈赓[3]纵队，并指挥太行纵队、五师[4]、三十八军共七万余人，八月下旬出豫西，建立鄂豫陕边区根据地，吸引胡宗南[5]一部打运动战。
(二)陈士榘所部[6]在未能出泗、曲[7]与叶陶[8]会合，因而不得不出鲁西情况下，邱清泉、吴绍周[9]两集团可能迅出鲁西，并可能集中行动，不利歼击。因此，陈唐应以一部钳制邱、吴，主力迅速行动，放手歼击陇海线上及其以北地区分散孤立薄弱之敌，扩大该区战场，钳制邱、吴于该区内，待其分散时相机歼其一部。陈唐不可轻出陇海以南，仅在必要时可临时以一部或大部出至陇海、新黄河、淮河之间机动。尔后，陈唐可往来陇海南北机动，并可以一部回至鲁南配合主力作战。
(三)叶陶两纵出闽浙赣，创立闽浙赣根据地。其步骤:第一步，于现地休整数日，迅速歼击泰安、大汶口、肥城、平阴、东阿、东平地区之敌，占领该区，以一个半月至两个月时间，在该区内(或在聊城)完成休息、补充、配备干部及政治动员；第二步，出至皖西，建立临时根据地；第三步，相机渡江至皖南，建立第二临时根据地；第四步，至闽浙赣目的地。广东纵队[10]受叶陶指挥随同南下，并请考虑组织东南分局，子恢、鼎丞、曾山[11]前往主持。
(四)陈粟谭率鲁中主力并在刘邓到大别山后，指挥陈唐担负整个内线作战任务。陈谢集团[12]至豫西后受刘邓指挥作战。
中央军委
午漾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陈粟谭，指陈毅、粟裕、谭震林，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副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
[2]新黄河，见本卷第46页注[4]。
[3]陈赓，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
[4]五师，指原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任师长兼政治委员。
[5]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6]指华东野战军第三、第八、第十纵队，当时由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唐亮指挥。
[7]泗、曲，指山东泗水和曲阜。
[8]叶，指叶飞，当时任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陶，指陶勇（一九一二——一九六七），安徽霍丘人，当时任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
[9]邱清泉（一九○二——一九四九），浙江永嘉人，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五师（原第五军）师长。吴绍周，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八十五师师长。
[10]广东纵队，当时指归华东野战军建制与指挥的两广纵队。
[11]子恢，即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副书记。鼎丞，即张鼎丞，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委。曾山，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委。
[12]陈谢集团，由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第九纵队、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和太岳军区第二十二旅组成，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七日正式成立集团前委，陈赓任书记，谢富治任副书记。
56、刘邓军出大别山的准备工作
(一九四七年七月三十日)
刘邓，并告陈谢韩[2]，及陈粟谭[3]:
午陷电[4]悉。如你们决心直出大别山，请注意下列各点:
(一)开一次团长以上干部会，除告以各种有利条件外，并设想各种困难条件，建立远征意志。
(二)营长以上每人发鄂、豫、皖三省有县境的明细地图一份，油印的亦好，如能每连发一份更好，使一切干部明白地理环境。
(三)大体确定征粮、征税办法，告知一切干部，土地革命时期打土豪办法所得不多，名誉又坏，在我方政权未建立以前，仍应暂时利用国民党下层机构及税收机关(在我党有力人员监督指挥之下)，以大体上的累进方法征粮，惟免除赤贫人口负担，方能解决大军给养。国民党人员未逃跑者，除极坏分子外，均可利用，逐步过渡到人民政权。
(四)如皮定均旅[5]一时调来不及，请考虑以赵[6]纵使用于大别山。该纵由潼、洛[7]渡后直趋大别山。陈谢则使用三十八军于豫西建立根据地。
(五)如你们决定直趋大别山，决心不要后方，亦应使陈谢建立此种决心。如陈谢于八月下旬渡河，可能争取一个月时间，在豫西立住脚跟。胡[8]军主力由靖边、横山线南调，估计至少须一个月行程，该敌十分疲劳。
军委
午三十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2]陈谢韩，指陈赓、谢富治、韩钧，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前委书记、副书记和常委。
[3]陈粟谭，指陈毅、粟裕、谭震林，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副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
[4]指刘伯承、邓小平一九四七年七月三十日给中共中央军委等的电报。电报说，连日来我们再三考虑军委二十三日电提出的方针，恰好顷接二十九日电，决心于休整半个月后出动，以适应全局之需要。照现在情况，我们当面有敌十九个旅，至少有十个旅会尾随我部行动，故我部不宜仍在豫皖苏，而以直趋大别山，先与陈谢集团成犄角之势，实行宽大机动为适宜，准备无后方作战。建议陈士榘、唐亮兵团在鲁西南拉一下敌人，山东抽出原皮定均旅到大别山作军区骨干。
[5]皮定均旅，指原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第一旅，旅长皮定均。该旅此时编为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独立师，皮定均已调任第六纵队副司令员。
[6]赵，指赵基梅，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二纵队司令员。
[7]潼、洛，指陕西潼关和河南洛阳。
[8]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57、对刘邓出动后敌之对策的估计
(一九四七年八月六日)
刘邓，并告陈粟谭，陈谢[2]:
你们对于出动后敌之可能对策估计如何?我们觉得敌可能采取两种或三种办法。第一种办法，迅速组织进攻，使你们不能立足。但此种办法难于调动很多军队，估计可用于进攻者约十二个旅(或较多)左右，即七师、四十八师、十师、七十九师、三师、五十八师各两个旅。其中除桂系外，战力均不甚强。其出发地点不一，在短期内，势必参差不齐。如我能于运动中歼灭其四五个旅，其攻势必受顿挫，我可取得休息机会，以利再战。敌此种办法的基本缺点，是进攻兵力太少，我之回旋余地甚大，并有迫我渡江南进之危险(敌很怕此着)。第二种办法，宁可给我以立足机会，不急于尾我进攻。除上述十二个旅(或较多)外，并从山东抽调十几个旅，共二十几个旅，以一个月至两个月时间，先从长江、平汉两线完成部署，然后向西向北进攻。此种办法之基本缺点，是给我以立足时间，且使山东攻势完全破坏，鲁西、豫东亦大部难保，即使集中二十几个旅，分两线多路进攻，我亦可能于运动中各个击破之。第三种办法，即同时采用上述两种办法，既以十二个旅左右分数路迅速进攻，又从山东抽调十几个旅用于长江方面。你们必须同时准备对付这几种办法，而主要准备对付第一种办法，即用全副精神注意于运动中大批歼灭敌人，一切依靠打胜仗。陈、谢出豫西后，胡宗南[3]对陕北攻势必被破坏，除现已东调十师两个旅、七十九师一个旅及骑一旅外，必再调至少六七个旅，使用于潼关、商、洛[4]方面，估计一个月内，很难举行有力进攻。此外，我两路南出后，合肥、安庆、鄂东、汉口、平汉沿线，汉水流域及南阳、潼关、洛阳等地均须守备，而要守备这许多地方，非有几十个旅不可。敌在山东、鲁西、陕北之机动部队共有四十五个旅(山东二十九，鲁西八，陕北八)，守备兵力则有九十六个旅(被歼者在内)。为要抽出几十个旅守备长江、汉水、平汉各地，不但有大减陇海线及其以北各地守备兵力之可能，且有将机动兵力一部改为守备兵力之可能。如此，则全局可能引起变化。只有在我南出兵团不能大量歼敌，因而不能立足，被迫缩回之情况下，便只能起临时调动敌人之作用，不能起变化全局之作用，且需付以较大伤亡、减员之代价。此种代价，无论起何种作用均须准备付出，但如能取得变化全局之作用，则付出此种代价更加值得。
军委
未鱼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2]陈粟谭，指陈毅、粟裕、谭震林，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副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陈谢，指陈赓、谢富治，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前委书记和副书记。
[3]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4]商、洛，指陕西商县（今商州）和洛南。
58、在今后四个月内争取整个军事形势的转变
(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朱刘，刘邓，陈粟，林罗，贺习，饶黎谭，陈谢，聂萧，杨罗，叶杨，井泉，徐滕薄[1]:
(一)我们自靖边之小河，经石湾、绥德、米脂、佳县及通秦寨附近，昨日转至榆林东南百二十里、镇川堡正北八十里之梁家岔地区(老苏区)，与主力会合，大家都安全。
(二)刘戡[2]率七个旅昨日进至镇川堡、佳县一线，另三个旅至绥德一带。我军集中八个旅，今日拂晓开始歼击三十六师于镇川堡、乌龙铺之间，黄昏解决战斗，除小部逃脱外，该师主力被歼[3]。经此一战，局势即可改变，利于陈谢南进。
(三)我刘邓全军于未皓[4]全部渡过沙河，并占项城等数县城，向大别山前进；我陈唐、叶陶[5]四个纵队现至鲁西南成武、单县地区，从内线钳制敌人，以利刘邓行动；陈粟率六纵及炮纵至聊城地区，会合宋时轮[6]十纵及李先念[7]部，略作休整即出鲁西南；许世友、谭震林[8]率四个纵队现在胶东休整，准备歼击鲁中之敌；我陈谢集团(陈谢四纵四个旅，秦基伟[9]九纵三个旅及孔从周[10]三十八军)定于未马[11]渡河进攻潼、洛[12]及豫西。由于以上各项行动及陕北胜利已使并将使南线各敌处于被动地位，我之战略局势大为改善。东北我军再有一个多月休整补充即可大举出击。晋察冀我军亦正准备出击。
(四)我全党全军应在目前数月内一致努力，克服一切困难，争取整个军事形势的转变。申酉戌亥[13]四个月将是敌我两军转变形势的关键，务望各同志齐心协力，争取胜利。
(五)以上各点望转告所属，一体知照。
中央
未马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朱刘，指朱德和刘少奇。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陈粟，指陈毅、粟裕，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林罗，指林彪、罗荣桓，当时分别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和副政治委员。贺习，指贺龙、习仲勋，当时分别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饶黎谭，指饶漱石、黎玉、谭震林，当时分别任华东军区政治委员、副政治委员和华东野战军副政治委员。陈谢，指陈赓、谢富治，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前委书记和副书记。聂萧，指聂荣臻、萧克，当时分别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杨罗，指杨得志、罗瑞卿，当时分别任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和第一政治委员。叶，指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书记。杨，指杨尚昆，一九○七年生，四川潼南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副书记。井泉，即李井泉，当时任晋绥军区政治委员。徐滕薄，指徐向前、滕代远、薄一波，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第二副司令员和第一副政治委员。
[2]刘戡，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
[3]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日拂晓，西北野战军发起沙家店战役，歼灭胡宗南集团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三十六师师部及两个旅，共歼敌六千余人。从这个战役开始，西北野战军转入战略反攻。
[4]未皓，即八月十九日。
[5]陈唐，指陈士榘、唐亮，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叶陶，指叶飞、陶勇，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和第四纵队司令员。
[6]宋时轮，当时任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司令员。
[7]李先念，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司令员。
[8]许世友，当时任华东野战军东兵团司令员兼第九纵队司令员。谭震林，当时任华东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东兵团政治委员。
[9]秦基伟，当时任陈谢集团第九纵队司令员。
[10]孔从周，即孔从洲，当时任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军长。
[11]未马，即八月二十一日。
[12]潼、洛，指陕西潼关和河南洛阳。
[13]申酉戌亥，即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
59、给敌以歼灭与歼灭性打击须同时注重
(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八日)
刘邓，陈粟，许谭(饶黎转)，陈谢[1]，并告彭习，朱刘(转聂萧)，杨罗杨，林罗[2]:
在目前情况下，给敌以歼灭与给敌以歼灭性打击，必须同时注重。给敌以歼灭是说将敌整旅整师干净全部地加以歼灭，不使漏网。执行这一方针，必须集中三倍或四倍于敌之兵力，以一部打敌正面，以另一部包围敌之两翼，而以主力或重要一部迂回敌之后方，即是说四面包围敌军，方能奏效。这是我军的基本方针，这是在敌军分散孤立、敌援兵不能迅速到达之条件下必须实行的正确方针。但在敌军分数路向我前进，每路相距不远，或分数路在我军前进方向施行防堵，每路亦相距不远之条件下，我军应当采取给敌以歼灭性打击的方针。这即是说，不要四面包围，只要两面或三面包围，而以我之全力用于敌之正面及其一翼或两翼，不以全部歼灭敌军为目标，而以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为目标。这样做，可以减少我军伤亡，其被歼灭之部分可以补充我军，其被击溃之部分可以使其大量逃散，敌能收容者不过一部分，短期内亦难恢复战斗力。现在顾祝同[3]系统尚有三十二至三十五个战略性野战机动旅，分散使用于胶东、鲁西南、皖西及河南，若我能依情分别采取上述两种方法，在短期内给其十个至十五个机动旅以歼灭及歼灭性打击，则局势可以迅速改变。望斟酌实施之。
军委
未俭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陈粟，指陈毅、粟裕，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许谭，指许世友、谭震林，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东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饶黎，指饶漱石、黎玉，当时分别任华东军区政治委员和副政治委员。陈谢，指陈赓、谢富治，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前委书记和副书记。
[2]彭习，指彭德怀、习仲勋，当时分别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政治委员。朱刘，指朱德、刘少奇。聂萧，指聂荣臻、萧克，当时分别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杨罗杨，指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当时分别任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第一政治委员和第二政治委员。林罗，指林彪、罗荣桓，当时分别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和副政治委员。
[3]顾祝同，当时任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部总司令。一九四七年三月初，他在徐州组成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统一指挥原徐州、郑州两个绥靖公署的部队。
60、迅速建立无后方作战的思想
(一九四七年九月三日)
陈粟[1]:
申东[2]电悉，作战方向及征调地方工作人员均很对。但有一点，你们应从根本上改变依靠后方接济的思想。刘邓[3]已实行无后方作战。陈谢[4]亦决心深入敌区，准备与后方隔断。你们的胶东、渤海都成了前线，决不可希望仍有过去一样的接济，对晋冀鲁豫亦不可要求过高过大。从你们自己起到全军一切将士，都应迅速建立无后方作战的思想，人员、粮食、弹药、被服，一切从敌军、敌区取给，准备在连续作战之后缩编部队，准备打得剩下三千人、四千人一个旅，而战斗意志愈打愈强(彭副司令[5]所部就是如此)，俘虏兵即俘即补，重炮不要带去，不要怕后方被敌切断，勇敢地向淮河以北、平汉以东进军。你们各纵过去依赖后方补给心理太重，你们自己亦反映了此种心理，望你们迅速转变，适应新形势。军中要禁绝怕牺牲、怕吃苦、要带大部队、要求大休息、每日叫苦连天等等错误思想。中央已同意华东局留在胶东，你们不应坚请他们到渤海。
毛泽东
申江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陈粟，指陈毅、粟裕，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
[2]申东，即九月一日。
[3]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4]陈谢，指陈赓、谢富治，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前委书记和副书记。
[5]彭副司令，指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61、在黄河、淮河、运河、平汉之间创造根据地有重大战略意义
(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一日)
陈粟[1]，并告刘邓，饶黎，陈谢[2]及彭副司令[3]:
(一)陈粟佳辰[4]电悉。郓城、沙土集歼灭五十七师全部之大胜利[5]，对于整个南线战局之发展有极大意义，特向西兵团[6]全军将士致庆贺与慰问之忱。
(二)根据来电我军士气甚旺，决迅速转移攻势，给五军以歼灭性打击等语，果能再歼五军一部或大部，使该军失去战斗力，则鲁西南局势大为开展。俟对五军战斗结束后，你们应迅速全军南下，相机攻占成武、定陶、曹县、单县、民权、虞城诸薄弱点，完成下一次作战的机动态势。然后，集结全军休整十天至十五天，利用敌军重新部署的间隙(判断十一师等部将要调来)，将师、纵、军三级缩小为轻便指挥机关，将大量人员补充连队，将各师下面薄弱单位归并调整。只要西兵团有六万至八万精干部队，就是很有力量的野战军。在目前几个月内，你们人员补充主要靠俘虏，应采即俘即补方针，弹药补充主要靠取之于敌。应注意打有准备有把握之仗，同时严整军纪，争取群众，你们就一定能完成在黄河、淮河、运河、平汉之间创造巩固根据地，协助刘邓、陈谢创造鄂豫皖与鄂豫陕两大根据地，协助饶黎谭[7]保卫山东根据地，协助苏中、苏北恢复根据地之伟大任务。你们处在上述四大根据地之中间地带，你们的胜利有重大战略意义。
中央
真申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陈粟，指陈毅、粟裕，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
[2]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饶黎，指饶漱石、黎玉，当时分别任华东军区政治委员和副政治委员。陈谢，指陈赓、谢富治，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前委书记和副书记。
[3]彭副司令，指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4]佳辰，即九日辰时。
[5]指沙土集战役。一九四七年九月七日，华东野战军西兵团在山东巨野以西、菏泽以东的沙土集地区，对国民党军整编第五十七师实施南北夹击，经两日激战，全歼该师九千五百余人，俘中将师长段霖茂。
[6]西兵团，见本卷第293页注[1]。
[7]饶黎，指饶漱石、黎玉。谭，指谭震林，当时任华东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东兵团政治委员。
62、给毛岸英的信
(一九四七年十月八日)
岸英:
告诉你，永寿[2]回来了，到了哈尔滨。要进中学学中文，我已同意。这个孩子很久不见，很想看见他。你现在怎么样?工作，还是学习?一个人无论学什么或作什么，只要有热情，有恒心，不要那种无着落的与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个人主义的虚荣心，总是会有进步的。你给李讷[3]写信没有?她和我们的距离已很近，时常有信有她画的画寄的，身体好。我和江青都好。我比上次写信时更好些。这里气候已颇凉，要穿棉衣了。再谈。
问你好!
毛泽东
一九四七年十月八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注释】
[1]毛岸英，毛泽东的长子。
[2]永寿，即毛岸青，一九二三年生，毛泽东的次子。
[3]李讷，一九四○年生，毛泽东之女。
63、组织野战机动兵团及分散作战的部署
(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日)
陈、粟[1]:
铣辰[2]电悉。迭获胜利，甚慰。
(一)鉴于叶陶[3]两纵及王秉璋[4]纵减员较大，该三纵休整时间可以延长一至两星期。
(二)你们全军除休整者外，酉戌[5]两月均依现态势分散作战及工作。亥月[6]初起，集中六个至九个旅，组成一个头等野战机动兵团，打中等规模之仗，其余仍分散作战及工作。明年一月以后，看形势再组成一个至二个各包含四个至六个旅的二等三等野战机动兵团，其余仍分散作战及工作。直至民团、保甲、土匪及小股敌军大体已经歼灭，群众分粮、分财、分田任务大体已经完成，人民武装已经发展，方可将全部二十个正规旅转为野战军，但仍须分属两三个野战兵团，最大之野战兵团在至少半年内不要超过九个旅。因为敌已被迫分散，今后还将更分散，集中太大兵力，吓跑敌人，打不到运动战，但若集中不大不小之兵力，则不但可以大量歼灭守备薄弱及中等守备之敌，而且可以调动敌人打运动战。望本以上意图部署兵力及工作。
毛泽东
二十日十二时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陈、粟，指陈毅、粟裕，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
[2]铣辰，即十六日辰时。
[3]叶陶，指叶飞、陶勇，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和第四纵队司令员。
[4]王秉璋，一九一四年生，河南安阳人。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一纵队司令员，该纵队归华东野战军指挥。
[5]酉戌，即十月、十一月。
[6]亥月，即十二月。
64、民盟的教训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三日)
民盟方面，现在应该得到教训，任何对美国侵略者及蒋介石统治集团(或其中的某些派别)的幻想，都是无益于自己与人民的，应当清除这种幻想，而坚决地站到真正的人民民主革命方面来，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如果民盟能够这样做，则民盟之被蒋介石宣布为非法并不能损害民盟，却反而给了民盟以走向较之过去更为光明的道路的可能性。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国民党政府宣布中国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十一月六日，民盟总部被迫发表解散公告。十一月七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时事评论《蒋介石解散民盟》。文章说，这一事件，使人民更加确切地认识民主同盟在若干历史关节中，实行了与中共在部分民主纲领上的政治合作，从而推进了中国民主事业，乃是民盟的光荣。在民盟中，既有许多坚决反对蒋介石独裁和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民主战士，并有一些人例如闻一多、李公朴、杜斌丞等，为此献出了他们的生命；也有许多虽然一面反对或不满蒋介石独裁，但在另一方面却不但过去而且现在仍然对蒋介石，特别是对美帝国主义抱有某种幻想的人物。而中国民主运动的基本特点，乃是武装的革命人民反对武装的反革命集团。蒋介石解散民盟和大施迫害民主分子的恐怖行动，只能教育人民，要有自由、真正的和平，就必须坚决用武力来打倒蒋介石，拥护人民解放军的武装革命斗争，而决不能依靠任何和平的合法的改良的方法。本篇是毛泽东在修改这篇文章时加写的一段话。一九四八年一月，沈钧儒、章伯钧等在香港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决定重建领导机构，恢复活动。全会指出，过去我们以和平合法的方式去争取民主，已经失败，今后应积极支持以人民武装去反抗反人民的武装，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同时联合其他民主党派，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集团的统治和驱逐美帝国主义出中国。决不对反动集团存有丝毫幻想，在人民与反人民、民主与反民主的问题上绝不能有中立的态度，中间路线是行不通的。
65、晋察冀野战军准备配合东北作战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杨罗杨耿[1]，并中工委，军区[2]，告林彪[3]及东北局:
十五日二十二时电悉。
(一)同意移至晋县休整三个礼拜，然后配合东北作战。
(二)东北本月下旬开始新战役，若你们能于下月中旬开始新战役，则可起有力配合作用。
(三)你们应准备于结冰期间四个月内(十二月至三月)进行几个战役，争取切断平津、平保及可能时平张等铁路，夺取铁路及其附近可能夺取之城市、据点，歼灭在这些铁路、城市、据点及其附近之可能歼灭的敌人，准备和东北我军直接配合作战。这一计划应包括每一战役后必须休整的时间及必须补充的人力、物力在内。
(四)休整时政治上着重土地教育，军事上着重攻坚教育。
(五)迭获胜利后，干部骄傲轻敌之心理必然会发生，你们应严格防止之，首先是领导者自己应防止此种心理之发生。
(六)彭聂萧黄[4]着重注意以生产及缴获之炮弹、炸药的一部分供给西北彭张[5]野战军，并以一部分新兵补充彭张，将此作为自己的任务，放在自己经常的供应计划内(徐滕薄[6]已实行此项计划，你们尚未实行)。
军委
戌篠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杨罗杨耿，指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耿飚，当时分别任晋察冀野战军司 令员、第一政治委员、第二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2]指晋察冀军区。
[3]林彪，当时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
[4]彭，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常委。聂萧，指聂荣臻、萧克，当时分别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副司令员。黄，指黄敬（一九一二——一九五八），浙江绍兴人，当时任晋察冀军区副政治委员。
[5]彭张，指彭德怀、张宗逊，当时分别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
[6]徐滕薄，指徐向前、滕代远、薄一波，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第二副司令员和第一副政治委员。
66、在土地改革中注意纠正“左”倾错误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那时，凡在土地斗争尚未深入的地方，发生右倾观点，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深入土地斗争；凡在土地斗争已经深入的地方，则发生“左”倾观点，给许多中农甚至贫农胡乱带上地主、富农等项帽子，损害群众利益。以上两类错误均须纠正，而这两个文件则主要是为纠正“左”倾错误而发。目前正当各解放区开展与深入土地斗争之时，土地会议之召集，土地法大纲之颁布，给了右倾观点以严重打击，这是完全必须的。但随着斗争之深入，“左”倾现象势将发生。此项文件发至各地，决不应成为妨碍群众斗争的借口，而应在放手发动农民群众彻底平分土地的坚决斗争中，适当地纠正业已发生与业已妨碍群众利益的过左行动，以利团结雇农贫农，坚决保护中农(这是确定不移的政策)，正确地执行土地法大纲，消灭封建半封建制度。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分局等发出指示说：“一九三三年苏维埃中央政府颁发之《怎样分析阶级》及《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两个文件，其中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等项政策是过左的错误政策，但关于阶级成分的规定（即两项文件的主要部分）则是基本上正确的。现将该两文件之错误部分及与阶级分析无关部分删去，经新华总社电告，当作你们的参考文件。望你们根据各地具体情况，参考此项文件，提出关于阶级成分分析的明确意见电告，然后由中央制定统一的正式文件，公开发表。”本篇是毛泽东修改这个中央指示稿时，在第四条“此两项文件原是一九三三年为纠正在阶级分析问题上的过左观点而制定者”一句后面加写的一段话。以后，中共中央对这两个文件再次修订、加注，于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五日作为正式文件下发，供各级党委在土地改革中应用。
67、在杨家沟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二十八日)
一
今天讲一讲敌我形势、统一战线、英美苏关系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敌我形势。关于国际形势，苏联的日丹诺夫、莫洛托夫[2]等已经说过了，比我们说得更全面。我现在着重讲一下国内形势。国内形势现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政治方面，国民党区域人心动向变了，蒋介石被孤立起来，广大人民群众站到了我们方面。孤立蒋介石的问题，过去在长时期内没有得到解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比较孤立。进入抗战时期，蒋介石逐渐失掉人心，我们逐渐得到人心，但问题仍没有根本解决。直到抗战胜利以后这一两年来，才解决了这个问题。在军事方面，蒋介石已经转入防御，我们转入进攻。以前，我们把转到外线作战称为反攻，不完全妥当，以后都要叫进攻[3]。在经济方面，蒋介石的情况到今年已经很严重了。我们现在也困难，特别是山东、陕北两处，但我们的困难可以解决。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我们搞了土地改革，而蒋介石没有搞；另外我们的主力打出去以后，又减轻了解放区的负担。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与整党已经走上了轨道。土地法大纲[4]的公布是一件大事。以前中间派曾劝我们发公债购买地主的土地，现在我们搞平分土地，他们也赞成了。土地会议[5]以前特别是以后，各解放区的土改和整党都普遍动起来了。晋冀鲁豫和东北在这方面工作做得最好，东北在短期内建立了很大的军队，主要是得力于土地改革。山东和西北的土地问题最严重。晋绥地区工作的方向是正确的，虽然可能有一些缺点和错误。贺龙、习仲勋[6]主持的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很有必要。近来《晋绥日报》、《战斗报》和《边区群众报》[7]都办得很吸引人看了，这就是工作方向正确的一个表现。
从现在起到明年一年内，国内形势还会有很大的变化，有利于我们的变化。中国革命已经进入高潮，将来还会更加高涨。以前我们曾希望在革命高潮中有城市暴动来配合，现在看来这是很难了，只能有像巴黎解放和北伐军占领上海[8]那样的里应外合。城市群众运动在蒋介石发布“总动员令”[9]后并没有低落，学生中的地主、富农子弟在土地改革以后并不是造我们的反，而是造蒋介石的反，现在三青团[10]完全灰溜溜了。在战争期间，革命高潮主要表现为军事的胜利，这不但中国如此，外国也是如此。战争仍是长期的，蒋介石和美国帝国主义这样强大的敌人是不会甘心失败的。美国直接出兵帮蒋介石打内战的可能性很小，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美国人只是怕苏联也出兵，否则对我们来个不宣而战他们是不在乎的。战争的时间还要准备四五年，也可能还要长一些。战争需要不断地进行，不让蒋介石得到休息、整训和补充的时间，但这一点不能说死，也可能有一年半年的间断，例如蒋介石下台，推出别人出面讲和，那时的和战问题就要根据大城市和南方的群众觉悟程度来决定。所以我们要争取战争不间断地进行下去，现在就要着手做揭露国民党假和谈的工作。不靠外援(不是不要外援)，这是我们历来的方针，是完全可以办到的。我们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和正确的政策，依靠群众，来争取战争的胜利。
第二个问题，统一战线。我们的原则是孤立敌人而不是孤立自己。北伐战争时期，我们党本来是不孤立的，后来因陈独秀[11]右倾而孤立了，脱离了群众，脱离了农民，脱离了军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机会主义的主要特点是“左”，先是表现在城市工作方面，不但把自己孤立了，而且到后来在城市简直立也立不住了，只好退到农村。到了农村，他们又有军事斗争方面的“左”和土地政策、工商业政策方面的“左”。他们把赤白对立绝对化；对中小资产阶级实行过左政策，片面强调工人利益而把工商业很快搞垮了；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并损伤了一部分中农的利益。当然，我们党在农村中还是有群众的，不能说是在农民中完全孤立。总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实行“左”的政策的结果，我们没能孤立蒋介石，而是孤立了自己。抗战时期我们孤立了蒋介石(如果在抗战胜利以后再孤立他就来不及了)，我们对他采取的是又团结又斗争的策略。坚决同蒋介石的反人民政策作斗争，这是反右，但如果只斗争而不同他合作，不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而改为减租减息，不实行“三三制”[12]等政策，群众就不能理解我们。党在抗战时期实行这些政策是完全正确的。过去我们吸收一些开明绅士参加政府工作是完全必要的，将来占领西安、太原、上海等地以后也还是需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所规定的对蒋方人员的不同政策[13]也是完全必要的。我们既要反右，又要反“左”，以便划清界限，避免造成自己的孤立和失败。现在反右，第一是反对对敌人估计过高，不敢到国民党区域去作战，害怕美国。美国在中国搞得这样久，现在可以摸清楚它了，其实它并不可怕。刘邓等三路大军出兵国民党区域[14]，一个月就解决了棉衣问题，这证明到国民党区域去作战也不可怕。第二是反对对中间派的认识模糊不清，对他们的动摇性估计不足。对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右翼分子，在政治上的打击同经济上的消灭是两件事，不能混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者曾混淆了这两点。现在，我们在对待中间派的问题上是既须反右又须反“左”。第三，在土改、整党工作中反对右的倾向，是反对一些干部对消灭封建阶级、驱除党内坏分子的斗争立场动摇，软弱无力。当然也要反对“左”的倾向，内战时期更容易犯“左”的错误。消灭封建阶级的斗争，同对美蒋的斗争一样，要求我们在全局问题上要大胆，在具体斗争上要谨慎。然而我们有些同志却相反，重视抽象之敌，小视具体之敌。在土地问题上反“左”主要是反对对中农的冒险政策，哪怕只发生一户中农被错当作地主来整，我们也必须十分注意纠正。在农村中按户数计算，地主、富农只占百分之八左右，中农、贫农、雇农合占百分之九十，这个阵线不能混乱，许多同志对此没有确定的观念。对地主、富农也要有些区别，《土地法大纲》已有规定，农民也会加以区别。对他们，在消灭封建剥削和平分土地问题上是没有区别的，但在处置财产问题上有区别(个别恶霸除外)。土地分配不能搞绝对平均。由于当地地主、富农太少就要同中农扯平，这也是不对的。对同中农有关系的事一定要征求中农的同意。在土地问题上一定要把中农问题处理好，在城市问题上一定要把中小资产阶级问题处理好。一定不要重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错误，片面强调工人利益是错误的。在工厂劳资双方可以共同订生产计划，在商店可以共同订营业计划。劳资两利，公私两利，这就不“左”不右。对学生和知识分子，在政策上也不要犯“左”的错误，延安审干就是一个严重的教训。在国民党区域，民主同盟等团体的反蒋斗争，对我们是有很大作用的，冯玉祥在美国反蒋[15]，对我们也是有利的。“其他爱国分子”，是指开明绅士，例如地主阶级中的李鼎铭、刘少白[16]等人，他们同我们共过患难，在丝毫不妨碍土地改革的条件下，对这些人分别情形加以照顾是必要的，个别人物还可以留在我们高级政府内。现在，建立联合政府的口号还是要提，但“三三制”就不必提了。关于杀不杀反动分子的问题，不可不杀，不可多杀，在这个问题上也是反“左”反右。一个不杀，群众不赞成；不可多杀，也是从群众着想，不是从少数人着想。只要是不积极破坏革命战争和土地改革的人都可以不杀，把他们当作劳动力保留下来。对于外国人，像华莱士[17]之类的，我们还是需要的，中央十月二十七日的指示在这一点上要作修改[18]。华莱士主张反对战争、联合苏联，同美国大资产阶级的联系很少，主要代表中小资产阶级，而且依靠工人。关于革命统一战线中领导者同被领导者的关系问题，共产党要实现领导需要两个条件:第一要率领被领导者坚决同敌人作斗争，第二要给被领导者以物质福利和政治教育。共产党的领导权问题现在要公开讲，不公开讲容易模糊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坏处多于好处。
第三个问题，英、美同苏联的关系[19]。有两种提法，一种是他们之间或者妥协或者破裂，一种是在若干问题(包括某些重大问题)上早一点妥协或者迟一点妥协。我看正确的应该是第二种提法，而不是第一种提法。世界上的反动派是要搞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战争的危险是充分存在着，但战争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所谓妥协当然不是在一切问题上的妥协，这是不可能的。美、苏迟早要妥协。将来，美国还要和苏联大做生意，这就需要进行妥协。这种妥协是民主的妥协，而不是机会主义的妥协。苏联是个大国，它的妥协可能会对中国、法国、意大利等国人民的斗争产生一定的影响，但绝不是大国之间妥协了，其他各国人民也都要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的方针应当是按照不同的情况进行不同的斗争。
二
这是一次很令人高兴的会议，和洛川会议[20]相似，都是在时局开展中召开的。日本投降对于我们是个喜事，同时又有了新的担心。因为日本人走了，又来了一个美国支持蒋介石打内战。我们同蒋介石的力量对比问题直到今年中央发出“二一”指示[21]时还没有解决，还准备退出延安，并且后来确实退出了，直到现在这个问题才解决了。二十年来没有解决的力量对比的优势问题，今天解决了。这不但领导者看得出，而且人民群众都能看出来。在北伐时期，革命斗争曾有短期开展的局面，随后国民党的压迫就来了。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都是受压迫的，生存的地方很小，党内纠纷很多。长征以后情况更困难。我在日本投降以后一段时间内没有写过文章，是因为兢兢业业，对形势只能作估计而不能作结论。现在国际国内形势都很明朗了，人民解放战争正在不断取得胜利，蒋介石被孤立了，土改、整党等工作都走上了轨道。在这次会议上，陕甘宁和晋绥两个区域的负责同志讲话讲得很好，很令人满意，说明他们政治上已经成熟了。晋西北的路线，贺龙同志、李井泉[22]同志、习仲勋同志是正确的，晋绥告农民书[23]总的是正确的。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同志的领导下作了很大的努力，由防御转入进攻，完成了重大的任务，因此我们这次开会比今年七月在小河开会时就有了很大的不同。这次会议通过了一篇文章[24]，这篇文章在今后打倒蒋介石时期是起纲领作用的。反对美帝国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打倒封建主义，这三个目标是立得正确的；团结中农，团结中小资产阶级，以共同反对这三大敌人，这个方针也是正确的。这篇文章看起来似乎没讲什么新的问题，其中所说革命战争的转折点，已经成为历史的事实；追述同蒋介石斗争的历史，这更不是新的；十大军事原则，也不是新的，仅仅把它概括出来是新的；土地问题，在土地会议上已经解决了，其中中农问题也是早已解决了的，这次只是特别强调一下；中小资产阶级问题，也是早已解决了的，但在今天有特别意义。因为反对右的偏向问题在土地会议、晋西北会议、义合镇会议[25]上已经解决了，我们这次会议要解决的新的问题，是在中农、中小资产阶级和党外人士问题上新出现的“左”的偏向。中农问题之所以再提出来，是因为晋西北在划分成分时发生了严重的问题，出现了强调不团结中农的偏向。中小资产阶级问题，也是出现了偏向:我们有些同志在经济工作中对团结中小资产阶级的政策发生了怀疑、动摇。义合镇会议好比一河水，这河水十个浪头有八个是好的，但是没有解决好中农和中小资产阶级问题，发生了偏向，那末这两个浪头就是不好的。当“左”倾成为一种潮流的时候，共产党员要反对这个潮流，如同在抗日时期反对投降倾向的潮流一样。关于党外人士问题，过去中央没有解决，今天解决了。地主作为整个阶级来说是要消灭的，但作为个人还要分别情况不同对待。在土改中，对地主阶级中赞成土地法的，或过去和我们合作过的上层人士，可以采取或分而不斗的办法，除个别人物犯了死罪的要出布告枪毙外，对一般的人采取上述办法比较恰当。
关于打人问题，共产党在原则上主张废止肉刑，这个原则曾经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反封建的口号，无产阶级应该接受这份遗产。一九二九年，我在为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中，就已提出废止肉刑[26]，但以后还发生过使用肉刑的现象。到了延安，还是没有完全废止肉刑，这表示共产党没有本领，只能依靠封建的办法。现在必须重申，共产党绝不要提倡打人，绝不要组织打人，这是一条原则。
今年晋绥地区财政困难，陕甘宁边区出现灾荒，都是严重的问题，必须用大力解决，我相信这两个区域的同志是可以解决的。
关于宪法，近期内不会颁布，过早颁布也是不利的，但目前应该着手研究。关于组织革命的中央政府，现在暂不考虑，要等到蒋介石更困难，我们取得更大的胜利的时候，至少在平绥路打通以后再考虑这个问题。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本篇一）和结论（本篇二）。
[2]日丹诺夫（一八九六——一九四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副主席。莫洛托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3]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一日，陈毅传达毛泽东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军事上，今年（一九四七年）七月我们转入进攻以来，蒋介石转入防御地位，于是军事上完全改观。十年二十年来我们长期处于防御、被‘围剿’地位，没有进剿敌人，进攻敌人。抗战时期，我们也还是处于分散防御地位。一九四七年七月，我们历史上第一次转入进攻。这是革命的进攻，不要说‘反攻’，反攻带着防御意味，不能完全概括这一形势的内容。战争在初期是自卫性质，我们那时的方针是迟滞内战。现在要消灭蒋介石，已不是自卫性质。”
[4]即《中国土地法大纲》，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三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上通过，同年十月十日由中共中央公布。土地法大纲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乡村农会接收地主的牲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他财产，并征收富农的上述财产的多余部分，分给缺乏这些财产的农民及其他贫民，并分给地主同样的一份。”
[5]指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七日至九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在河北省建屏县（一九五八年并入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的党的全国土地会议。会议总结了一九四六年“五四指示”下达以后土地改革的经验，纠正了土地改革中右的倾向，确定彻底平分土地的政策，起草并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并决定结合土地改革整顿党的组织。
[6]贺龙，当时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习仲勋，当时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委员。
[7]《晋绥日报》，是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机关报。原名《抗战日报》，一九四○年九月十八日在山西兴县创刊，一九四六年七月一日改为本名。一九四七年下半年，该报曾开展反“客里空”运动，连续发表读者的反映和报社有关调查材料，公开检查土地改革前期宣传中的失实报道，使报纸工作得到改进。一九四九年五月一日终刊。《战斗报》，是晋绥军区政治部机关报。一九三六年十月在湘鄂黔根据地创刊，一九四五年八月暂时停刊，后又继续出版。一九四九年四月改由西北军区出版，一九五○年终刊。《边区群众报》，是陕甘宁边区的以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为主要读者对象的通俗报纸。一九四○年三月二十五日在延安创刊，一九四七年三月以后，报社随中共中央西北局转战陕北，坚持继续出报。该报通俗易懂，形式多样，活泼有趣，为群众喜闻乐见。
[8]巴黎解放，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巴黎人民为策应盟军进攻巴黎举行的一次成功的武装起义。一九四四年六月，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巴黎人民抵抗运动进入高潮。八月十九日，在法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巴黎全市举行了反对法西斯德国统治的武装起义。二十四日，起义者占领了德军在城市的大部分据点。当天傍晚，盟军坦克部队进抵业已基本解放的巴黎城。二十五日，巴黎解放。北伐军占领上海，这里指上海工人阶级为配合北伐战争、推翻北洋军阀统治而举行的第三次武装起义。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日北伐军东路军占领上海附近的龙华，二十一日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武装起义，经过三十个小时的战斗，于二十二日取得胜利。
[9]“总动员令”，指国民党政府一九四七年七月四日发布的《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
[10]三青团，即三民主义青年团。一九三八年七月九日正式成立，是国民党控制青年的工具。一九四七年六月三十日，三青团并入国民党。
[11]陈独秀，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在党成立后的最初六年中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犯了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12]“三三制”，见本卷第225页注[13]。
[13]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公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规定：“本军对于蒋方人员，并不一概排斥，而是采取分别对待的方针。这就是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对于罪大恶极的内战祸首蒋介石和一切坚决助蒋为恶、残害人民、而为广大人民所公认的战争罪犯，本军必将追寻他们至天涯海角，务使归案法办。本军警告一切蒋军官兵，蒋政府官员，蒋党党员，凡是尚未沾染无辜人民鲜血的人们，切勿跟那些罪犯们同流合污。凡是已经做过坏事的人们，赶快停止作恶，悔过自新，脱离蒋介石，准其将功赎罪。本军对于放下武器的蒋方官兵，一律不杀不辱，愿留者收容，愿去者遣送。对于起义加入本军的蒋军部队和公开或秘密为本军工作的人们，则给予奖励。”（《毛泽东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38—1239页）
[14]指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九月，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部队，陈赓、谢富治率领的由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第九纵队、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和太岳军区第二十二旅所组成的作战集团，以及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主力部队，挺进中原的军事行动。
[15]冯玉祥（一八八二——一九四八），安徽巢县人。曾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一九四六年九月以考察水利专使名义出访美国。在美期间，积极从事和支援祖国人民反内战、反独裁的爱国民主运动。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在旧金山《世界日报》上发表《告全国同胞书》，主张国共停战议和，成立联合政府。十一月上旬，在纽约组织成立旅美中国和平民主同盟，任执行委员会主席。十一月十五日，在美国《民族报》上发表《我为什么与蒋决裂？》一文。十二月七日，出席美国“民主远东政策促进会”为纪念珍珠港事件六周年大会，并发表演说，以确凿的事实说明“美国政府援蒋是走的一条错路，是破坏中美友谊之路，是最不聪明的办法”。
[16]李鼎铭（一八八一——一九四七），陕西米脂人，开明绅士，曾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提出“精兵简政”的提案。刘少白（一八八三——一九六八），山西兴县人，当时任晋绥边区临时参议会副议长，在土地改革运动中，主动将自家土地和多余住房交给人民政府处理。
[17]华莱士（一八八八——一九六五），美国政治活动家、农业专家。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任美国副总统期间，主张国际合作，支持中国抗日，反对姑息日本法西斯。一九四四年六月受美国总统罗斯福委派来中国，劝说蒋介石保持国共合作，联合抗日，并加强中苏关系。一九四六年九月因不同意杜鲁门的遏制苏联政策而辞去美国商业部长的职务。
[18]本文说到“要作修改”的地方，是指中共中央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关于对待自由资产阶级须防止过左倾向的指示中所说的“今天要孤立一切对美蒋尚有幻想的阶级、党派及其领袖，到明天就连反对杜鲁门之美亲华莱士之美、反对蒋介石之国亲李济深之国的阶级、党派及其领袖，也要将他们孤立起来”。
[19]关于英、美同苏联的关系问题，一九四六年四月毛泽东针对当时对于国际形势的一种悲观估计，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一文，但没有发表，只在中共中央一部分领导同志中间传阅过。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印发了这个文件，到会同志一致同意这个文件的内容。后来全文收入中共中央一九四八年一月发出的《关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中央会议决议事项的通知》中，建国后编入《毛泽东文集》第四卷。
[20]洛川会议，指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在陕北洛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在全国抗战爆发后的形势下召开的。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并作了结论。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门起草的宣传鼓动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
[21]指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毛泽东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11—1217页）。
[22]李井泉，当时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书记、晋绥军区政治委员。
[23]指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四日发表的《晋绥边区农会临时委员会告农民书》。《告农民书》共分三部分：第一，要彻底打垮地主阶级，彻底消灭封建；第二，要彻底平分土地和公平合理分配一切果实；第三，要彻底发扬民主，并且有权审查一切组织和干部。
[24]指《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3—1261页）。
[25]晋西北会议，可能指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一九四七年五月七日在山西临县郝家坡召开的讨论土地改革问题的地委书记会议。义合镇会议，指中共中央西北局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一日在陕西绥德义合镇召开的贯彻土地法大纲的会议。
[26]见《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第107—110页。
68、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新形势和新任务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三日)
一
现在的情况是，我国抗日战争阶段已经结束，进入了和平建设阶段。全世界包括欧洲、东方，都进入了和平建设的阶段。第三次世界大战目前不会爆发是肯定的。我们可能在两种情况下进入和平建设阶段，一种是可以得到一部分大城市，一种是得不到。现在是得不到了。我们曾力争在进入和平阶段前进入若干大城市，如北平、天津、太原，没有成功。原因有二:一是苏联为了国际和平和受中苏条约[2]的限制，不可能也不适于帮助我们。我们的武器是步枪，没有外援很难打下日军占领的大城市。中苏条约是日本宣布投降后签字的，内容现在还未公布，大概苏军进军区域限于东北三省，进入热、察[3]是临时性质。苏联如公开助我，美国必公开助蒋，大战就可能爆发，和平不能取得。二是蒋介石利用其合法地位，使侵华日军只向国民党军队投降，我们想争一部分受降权而不可得，因为我们没有合法地位。虽然现在我们对国民党还要提出受降这个问题，但实际上是没有希望了。由于这两点，我们想力争的那一批胜利果实就得不到了。我们只能承认这个事实，这不是不力争的结果，我们只能在得不到大城市的情况下进入和平阶段。这是第一点。
第二，关于蒋介石的地位。他的有利方面是，有合法地位和大城市。他的不利方面是，在他面前摆着强大的解放区，他的内部有矛盾，他不能满足人民的民主、民生的要求。
第三，关于我们的地位。我们有利的方面是，抗日的功劳，这是蒋介石不能抹煞的，我们党目前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之高是大革命和内战时期所没有过的；广大解放区的存在，蒋介石无法进行封锁；我们党有为民主、民生而奋斗的纲领，能解决蒋介石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不利的方面是，我们没有得到大城市，没有机械化的军队，没有合法地位。
第四，我们之所以没有得到大城市和没有机械化的军队，一方面是我们没有外援，另一方面是我们的城市工作和军队工作(对伪军和国民党军)没有做好。当然，即使工作做好了，我们得到了北平、天津，也不一定能保得住。但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是事实，所以不能阻止国民党军占领大城市的行动。
第五，和平能否取得?内战能否避免?我们现在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过去的口号是抗战、团结、进步。和平是可能取得的，因为中国人民需要和平，苏、美、英也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打内战。中国过去是大敌当前，现在是疮痍满目，前方各解放区损失严重，人民需要和平，我们党需要和平。国民党暂时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为它的摊子没有摆好，兵力分散。胡宗南[4]现在只有三个军包围我们(其他的三个军去了山西，三个军在河南，一个军不知所在)，我们伸出拳头去，他就没有办法。同时，国民党军内部矛盾很多，这次他们缴了一百万日本侵略军的枪，可能引起新的矛盾。中央军、杂牌军共二百万，加上收编的伪军八十万，共二百八十万，它的实力无论如何弱于日军加伪军，而我们的军队还可以扩大。国民党本身有这些困难，加上解放区的存在，共产党不易被消灭，国内人民和国际上反对国民党打内战，因此内战是可以避免和必须避免的。我们党提出的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是有现实基础的，能得到国内外的广大同情。
第六，蒋介石要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他所以可能采取暂时的和平是由于上述各种条件的存在，他还需要医好自己的创伤，壮大自己的力量，以便将来消灭我们。我们应当利用他这个暂时和平时期。
第七，我们要求的条件，就是《目前紧急要求》十四条[5]，如果大家同意就通过，由书记处进行修改。十四条中除第三、四、五条外都是老的要求，着重于民主、民生问题。现在最现实的也是双方所力争的是第一条，即承认解放区和解放军。第三、四、五条要求参加处置日本投降后的一切重要工作和接受日军投降等是不得不提的，其中除参加和平会议及联合国会议一项或许有旧金山式[6]的希望外，其余都是没有希望的。关于第一条的争论一定是非常激烈的，双方可能要打打停停，甚至可能要打痛蒋介石才能逼着他让步，他总之是不会满足我们的要求的。过去争论过多年，他只承认我们编十二个师，就是为的等得到了大城市再和我们讲价钱，现在日本人走了，国共双方面对面了，问题拖不下去了。
第八，对国民党的批评，本来决定停一下的，但因为日本宣布投降，蒋介石下令要我们“驻防待命”，所以不得不再批评它一下，今后要逐渐缓和下来。以后我们的方针仍是“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以斗争达到团结，做到有理有利有节。不可能设想在蒋介石的高压下，不经过斗争就可以取得我们的地位。
第九，最近两个星期的进军[7]是必要的，集中了军队，振奋了人心，我们控制的县城已增至一百三十四个。今后还要进军一个时期，夺取更多的中小城市，发动群众，整训军队。解放区的人口和军队都扩大了，财政困难，穿衣吃饭问题如何解决?以后要缩编和搞生产。今冬要整训军队，摆出内战是不好打的姿式给蒋介石和美国看，以便在谈判中取得比较有利于我的解决。气不能松，松下来就谈不好。
第十，和平时期的两项重要工作——城市工作和军队工作，非常重要，过去我们没有做好，今后要下全力认真地去做。不学会做好这两项工作，中国人民的最后解放是不可能的。
第十一，七大时讲的长期迂回曲折，准备出现最大困难，现在要实行了。现在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可能成立资产阶级领导的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中国如果成立联合政府，可能有几种形式。其中一种就是现在的独裁加若干民主，并将存在相当长的时期。对于这种形式的联合政府，我们还是要参加进去，进去是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走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方面达到更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的中国差不多等于一个欧洲，欧洲现在许多国家还没有胜利，或者不是由共产党完全领导。我们要准备有所让步。我们要准备对付最大的困难，如外国不帮助，军队可能因谈判而缩小，内部不一致等等。现在河南、湖北、湖南、广东、江苏、浙江的情况非常危险。但起决定作用的一点是我们内部的团结，只要我们自己团结一致，敌人是不能压倒我们的。
第十二，准备以中央委员会名义发表一个宣言[8]，以和平、民主、团结的新姿态出现。恩来同志马上去重庆谈判，谈两天就回来，我和赫尔利接着就去[9]。这回不能拖，应该去，而且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大的危险。
第十三，各解放区要作持久之计。这回军队集中很好，但不便于过多集中的地方，应该根据吃饭、穿衣、有枪等条件加以改变。解放区可能要再来一个精兵简政。打仗一定要有利，没有把握的仗不打，只要把军队拿在手里就有办法。不要增加人民负担，今冬要搞大减租，明春要搞大生产。只要我们站稳脚跟，有清醒的头脑，就不怕一切大风大浪。
二
大家的意见很好，今天的方针是七大定下来的，七大的方针就是反对内战的方针。当前内战的威胁是存在着的，但国民党有很大困难，至少今年不会有大的内战，和平是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进攻还是退却?主要的当然还是进攻，是在和平中的进攻，但部分的会有退却。解放区一万万人口、一百万军队，蒋介石是不会完全承认的。我们要准备有所让步，在数量上作些让步，以取得合法地位，以局部的让步换取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养精蓄锐来迎接新形势。对这种让步我们要有准备。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准备在合法工作中去进攻，利用国会讲坛去进攻，要学会作合法斗争。这对于我们是一个新环境，和北伐、内战、抗日三个时期都不同，因为这是和平时期。我们很需要利用这样一个时期来教育全国人民，来锻炼我们自己。学会了做许多工作，才有能力去搞全国、搞大城市工作。
机会主义的问题是不存在的。苏联红军不入关，这不是我们主观上的问题，日军不缴枪给我们，我们曾经力争过了。至于我们扩大地方是否是“左”倾机会主义?那也不是。有些地方我们占领了又退出，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这种想法不对，退出了的地方，群众也得到了教育。插草为标时要搞大一点，到安居乐业时就搞小一点。经过三个时期的战争，现在来个和平时期，我们要准备做城市工作。
东北的工作如何?派干部去是确定的，派军队去现在还不能定，还要看形势，有可能不能去。
谈判如果不成功，国民党进攻我们，我们是否要打?应该打，但必须打胜仗。
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是否召开?如果实现了和平，就开一个和平、民主、团结的会议。
我是否去重庆?今天的会议决定还是去，而不是不去。但去的时机由政治局、书记处决定。所以回赫尔利的电报[10]是说先派恩来去。如果赫尔利、邵力子[11]来请，我就和他们一起去，这个姿态比较好。
我去重庆，决定由少奇同志代理我的职务，书记处另推陈云、彭真[12]同志为候补书记，以便我与恩来出去后，书记处还有五个人可以开会。
划定区域的问题，我们不提，因为我们要求承认一切解放区，但蒋介石是要提的。博古[13]同志提议把十四条归纳为六条，这个意见很好，交书记处再去考虑决定[14]。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本篇一）和结论（本篇二）。
[2]指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中国国民党政府同苏联政府在莫斯科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八月二十六日，这个条约正式公布。
[3]热，指热河省，一九五五年撤销，当时辖区为今河北省东北部、辽宁省西南部、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察，指察哈尔省，当时辖区为今河北省西北部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一九四九年改辖今河北省西北部及山西省北部，一九五二年撤销。
[4]胡宗南（一八九六——一九六二），浙江孝丰（今属安吉县）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5]《目前紧急要求》十四条，是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经毛泽东修改的准备向国民党提出的，内容是：“一、承认中国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二、撤退包围和进攻中国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避免危害全国人民和扰乱国际和平的内战。三、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四、容许中国解放区抗日军队及其代表参加处置日本投降后的一切重要工作。五、容许中国解放区选出代表参加将来关于处理日本的和平会议及联合国会议。六、严惩汉奸，解散伪军。七、释放爱国政治犯。八、救济被难同胞。九、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十、取消特务机关。十一、取消一切妨碍人民自由的法令和对新闻出版物的检查条例。十二、在一切收复地区，组织地方性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容纳中共及各方面抗日民主分子参加。十三、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办理复员。十四、立即召开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的政治会议，商讨抗战结束后的紧急措施，制定民主的施政纲领，结束训政，成立民主的举国一致的联合政府，并筹备自由无拘束的普选的国民大会。”
[6]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五日至六月二十六日，联合国成立大会在美国旧金山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成员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三方派代表组成。中共方面由董必武代表解放区出席了大会。这里所说的“旧金山式”，是指出席国际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由国、共两党和其他民主党派派代表共同组成。
[7]指八月十一日至二十三日近两个星期内各解放区武装部队对日军进行的全面反攻。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延安总部总司令朱德向各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发布限令日伪军投降的命令。八月十一日，延安总部又连续发布了六道命令，命令晋绥解放区贺龙领导的武装部队、晋察冀解放区聂荣臻领导的武装部队、冀热辽解放区的武装部队向内蒙古和东北进军；命令山西解放区的武装部队肃清同蒲路沿线和汾河流域的日伪军；命令各解放区的武装部队，向一切敌占交通要道展开积极进攻，迫使日伪军投降。各解放区的武装部队坚决执行这些命令，并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8]即后来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发表的《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宣言》。宣言提出：“中国共产党认为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中，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并协同英、美、苏及一切盟邦巩固国际间的持久和平”。宣言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实施六项紧急措施：“（一）承认中国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撤退包围与进攻解放区的军队，以便立即实现和平，避免内战。（二）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并给与他们以参加处置日本的一切工作的权利，以昭公允。（三）严惩汉奸，解散伪军。（四）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办理复员，救济难胞，减轻赋税，以苏民困。（五）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取消一切妨碍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法令，取消特务机关，释放爱国政治犯。（六）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商讨抗战结束后的各项重大问题，制定民主的施政纲领，结束训政，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并筹备自由无拘束的普选的国民大会。”
[9]这里所说的周恩来和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安排，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了改变，决定毛泽东和周恩来一起去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毛泽东并于同日复电美军中国战区司令官魏德迈，欢迎赫尔利大使来延安，他和周恩来可以偕赫同机飞重庆。
[10]指毛泽东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三日复魏德迈的电报。电报说：“来电奉悉，极表欢迎。为谋中国团结，远东和平，鄙人亟愿至渝与蒋委员长共商大计。兹先派周恩来将军前来接洽，请转达赫尔利大使并给交通便利为感。”
[11]邵力子（一八八二——一九六六），浙江绍兴人。当时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是国民党参加重庆谈判的代表。
[12]陈云（一九○五——一九九五），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人。彭真，一九○二年生，山西曲沃人。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均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3]博古，即秦邦宪（一九○七——一九四六），江苏无锡人。当时是中共中央委员。
[14]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中央书记处把原拟的目前紧急要求十四条归纳成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实施的六项紧急措施，写入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的宣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