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宪帝制

（一）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接受帝位，推翻共和，复辟帝制，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并下令废除民国纪元，改民国5年（1916年）为“洪宪元年”，史称“洪宪帝制”。1915年春袁世凯在英、日帝国主义支持下积极准备改行帝制，8月由总统府美国顾问出面发表文章宣称共和宪政不符合中国国情，鼓吹君主制。之后由袁世凯的党羽作请愿团要求改变国体，10月组成袁记国民代表大会，投票表决国体。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接受帝位 ，推翻共和，复辟帝制，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并下令废除民国纪元，改民国五年（1916）为洪宪元年，史称洪宪帝制。袁世凯自镇压二次革命后实行总统独裁制，大权独揽。1915年8月袁世凯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一文认为中国人知识程度太低，无研究政治之能力，只适合于君主制。杨度在袁世凯的示意下串联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和严复，联合发起成立筹安会，公开进行复辟帝制活动。但袁世凯故作姿态，表示改行帝制“不合时宜”。于是梁士诒等组织“全国请愿联合会”，制造“民意”，并与筹安会争功。1915年10月6日参政院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国民代表一律“赞成”君主立宪，并推定参政院为国民大会总代表，上书推戴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袁世凯接受帝位后准备于1916年元旦正式登基。袁帝制自为的行径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12月25日唐继尧、蔡锷、李烈钧在云南宣布独立，护国战争爆发。1912年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袁世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迫使资产阶级革命派让出政权，窃据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帝国主义和国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致认为只有重新起用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才能挽救他们在中国的垂危统治，一时间形成一股“非袁莫属”、“非袁则亡”的反动舆论。

（二）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面对革命党人的起义一筹莫展的清王朝被迫于1911年10月14日任命在河南彰德“养疴”的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前往湖北剿杀革命。擅长玩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的袁世凯则要利用革命的声势迫使清王朝让出全部实权，又以一打一拉的手段诱使革命派妥协，最后取消南北两个政权对峙的局面，由他建立统一的全国政权。他利用清廷被迫再次敦请其“出山”之机提出翌年即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宽容参与此次事变诸人、解除党禁、授予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的全权及十分充足的军费等六条要求，实际就是要清政府交出军政实权并用以讨好、迷惑革命派。在革命迅速发展的形势下载沣被迫再次让步，于九月初六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授予指挥水陆各军的全权。初九宣布解散皇族内阁，解除党禁，命资政院立即起草宪法。十一日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全权组织责任内阁。这时南方各省相继起义，北方的陕西、山西宣告独立。第六镇统制吴禄贞暗与山西都督阎锡山会晤，组织“燕晋联军”以攻北京，并下令扣留经石家庄南运之军火，上书清廷主张停战。鉴于这种形势时取得实权的袁世凯即于九月初九从彰德南下，进驻湖北孝感，命冯国璋攻陷汉口。九月十四日他又派人在石家庄刺杀吴禄贞，接着他在回北京组织内阁的同时通过英国驻汉口总领事向黎元洪正式提出“和议”问题。十月初八按照袁世凯的命令，清军攻陷汉阳，但并未渡江，只是在龟山上架起大炮向武昌进行轰击，同时袁世凯又通过英国驻汉口领事再次向革命党人提出停战和谈的建议。在袁世凯的武力威胁下在汉口召开的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同意和谈，并决议只要袁世凯反正，就公举他为临时大总统。

（三）十月二十八日南方独立各省代表伍廷芳与袁世凯的代表唐绍仪在上海正式开始议和谈判，双方争论的焦点表面上是实行民主共和还是君主立宪的问题，实际上则是选举袁世凯为民国临时总统的问题。同会议上的谈判相配合，帝国主义以及立宪派、旧官僚甚至相当一部分革命派一致起来压迫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者向袁世凯让权，在内外压力下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于1912年1月15日明确表示：“如清帝退位，宣布共和，即让位于袁氏。”袁世凯在得到南方的确切保证后便掉转头来逼迫清帝退位，一些皇族亲贵组织宗社党企图作垂死挣扎，但已无能为力。2月11日袁世凯以清帝溥仪退位电告南京临时政府，并宣布赞成民主共和的政见，表示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在清帝退位诏书中袁世凯又擅自添入“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等语，暗示他的政权系由清室递嬗而来。对此孙中山虽予驳斥，但仍在2月13日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咨文，推荐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选举黎元洪再任副总统。为了维护资产阶级共和制度，孙中山在辞职咨文中特提出三个附带条件：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各省代表议定，不能更改；候参议院举定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员乃行解职；《临时约法》为参议院所制定，新总统必须遵守，颁布之一切法律章程，非经参议院改订，仍继续有效。这三项条件中的第一、二两项是企图把袁世凯调离他经营多年、实力雄厚的北京，第三项则是企图用资产阶级的宪法来约束袁世凯。为促袁南下，18日孙中山电告袁世凯：“决定派教育总长蔡元培为迎袁专使，偕同魏宸组（1885-?）、宋教仁、汪精卫等欢迎员前往北京迎袁来宁就职。”27日迎袁专使抵京。

（四）袁世凯是绝不会离开他经营多年、有着雄厚基础的北方前往革命派力量较强的南方的，为欺骗世人的他特命开正阳门迎接专使。与蔡等见面后立即应允赴宁就职，并计划先至武昌，再沿江东下至南京。暗地里却指使爪牙盗用民间团体的名义或通电、或致函、或登门直接向迎袁专使无理取闹，举出种种“理由”，佥以袁君不能离京为言。2月29日驻北京的曹锟所属第三镇北洋军奉命哗变，其士兵在东城和前门一带纵火焚烧，当夜北京市民数千家惨遭焚劫，变兵们甚至持械闯入迎袁专使的住所进行威吓。3月1日变兵又继起大掠西城，接着通州、高碑店、长辛店、黄村、三家店、保定、天津等地也相继发生兵变，洗劫居民店铺。这时袁世凯又函请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设法维持北京之秩序”，3月3日各国军队700多人列队出现北京街头，随后各国又分别从哈尔滨、山海关、旅顺、天津、青岛、香港等地增调军队入京，总数达3000人。段祺瑞等乘机再次发表通电：“临时政府必应设于北京，大总统受任必暂难离京一步，统一政府必须旦夕组成。”黎元洪也危言耸听地通电各省：“舍南京不至乱，舍北京必至亡。”在此形势下，3月1日、2日迎袁专使蔡元培等分别致电孙中山和南京临时参议院，表示：“速建统一政府，为今日最重要问题，余尽可迁就，以定大局。”主张改变临时政府地点，在一片“迁就”声中孙中山只好再次让步。1912年3月6日南京临时参议院决议统一政府组织办法六条：由参议院电告袁世凯允其在北京受职；袁世凯接电后即电参议院宣誓；参议院随后即复电承认受职，并通告全国；袁世凯受职后即将拟派国务总理及国务各员电达参议院征请同意；国务总理及国务各员确定后即在南京接收临时政府；孙中山于交卸后始行解职。

（五）7日孙中山将上述办法电达袁世凯，8日袁世凯将其就职誓词电致南京参议院，宣称：“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第二天参议院复电袁世凯，同意袁之誓词，认大总统为受职。10日袁世凯在北京正式就任临时大总统，13日经临时参议院同意，袁世凯任命唐绍仪为国务总理。25日唐绍仪抵南京组织内阁，30日袁世凯任命各部总长：外交总长为陆征祥（1871-1949），内务总长为赵秉钧，财政总长为熊希龄，陆军总长为段祺瑞，海军总长为刘冠雄（1858-?），司法总长为王宠惠，教育总长为蔡元培，农林总长为宋教仁，工商总长为陈其美，交通总长为唐绍仪（兼）。外交、军事、内务、财政大权均掌握在袁世凯的亲信手里，革命党人虽也占有几个席位，但均属摆设性的。1912年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职，其他一些同盟会的重要领导人也“相率下野”，黄兴以南京留守的名义暂在南京主持留守府。5日临时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迁往北京，这样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妥协退让，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袁世凯终于窃取辛亥革命的成果，在中国重新建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政。袁世凯自镇压二次革命后即迫使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后又解散国会。1914年袁世凯召开约法会议，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制定《中华民国约法》。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大权独揽。随即废除国务院，改设政事堂，并设参政院代行立法权。1915年8月袁世凯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一文认为中国人知识程度太低，无研究政治之能力，只适合于君主制。杨度在袁的示意下串联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和严复。以“研究共和政治得失”为名于8月14日联合发起成立筹安会，公开进行复辟帝制活动。筹安会一面到各地鼓动，一面电请各省将军、巡按使派代表进京“讨论国体”，旋宣布“一致主张君主立宪”。

（六）与此同时北洋系军政要人、地方大吏段芝贵、袁乃宽、梁士诒、朱启钤、周自齐、倪嗣冲、王占元、龙济光等纷纷活动，拥护袁世凯称帝。但袁世凯故作姿态，表示改行帝制“不合时宜”。于是梁士诒等组织“全国请愿联合会”，制造“民意”，并与筹安会争功。1915年10月6日参政院以“尊重民意”为词，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各省遂匆促选举国民代表，举行“国体投票”﹐一律“赞成”君主立宪，并推定参政院为国民大会总代表。随后参政院以总代表名义上书推戴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袁世凯接受帝位后随即封官晋爵，改总统府为新华宫，并发行一种以他的头像和龙作图案的纪念金币和银币，准备于1916年元旦正式登基。袁帝制自为的行径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反帝制运动在深入发展。12月25日唐继尧﹑蔡锷﹑李烈钧在云南宣布独立，讨伐袁世凯背叛共和，护国战争爆发。袁世凯放弃洪宪帝制，恢复“中华民国”年号，但仍然想当中华民国的大总统。并起用段祺瑞为国务卿兼陆军总长，企图依靠段团结北洋势力，压制南方起义力量，但起义各省没有停止军事行动。5月下旬袁世凯忧愤成疾，同年6月6日因尿毒症不治而亡。中华帝国是1915年12月12日至1916年3月23日间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预备成立的一个君主立宪制的政权名称，1912年共和立宪政体的中华民国成立后因事权牵掣造成的诸多纷扰对积贫积弱、亟待发展的中国颇为不利，再加上当时的政局乱象及部分中外学者力谏变更国体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最终袁世凯选择效仿当时部分世界列强成熟且主流的政治体制，准备建立相较于中国历代君主专制政体先进的君主立宪制。原定于1916年建立年号为洪宪的中华帝国，然而多次劝进改变国体、同意帝制的蔡锷密谋反袁，再加上多方势力剿击使中华帝国还未对外正式宣布，袁世凯也未正式登基便以失败收场，期间对外仍称中华民国。

（七）1915年《二十一条》交涉刚刚结束，“共和不适于中国国情”之类的言论不断在社会上传播。8月3日由通晓中国事务的前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艾略特为袁世凯安排的美籍宪法顾问古德诺教授发表的《共和与君主论》称：.大多数之人民智识不甚高尚，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结果。中国将来必因总统继承问题‘酿成祸乱，如一时不即扑灭，或驯至败坏中国之独立。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1915年8月14日杨度串联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及严复成立筹安会，声言“共和不适用于中国”，愈来愈多的“请愿团”上书，要求变更国体。也有部分反对的声音，如进步党党首、前司法总长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坚持其对变更国体的一贯反对。而筹安会却发表大量支持实行君主立宪的文章，杨度认为国家必须定于一（一元化领导）才能安定，在安定的环境中才能立宪并逐渐富强。他提出两个论据来证明只有实行君主立宪才能救中国：中国人文化程度低，共和难以立宪。只有君主才能立宪，与其名共和真专制，不如名正言顺君主立宪；共和国选举总统时容易发生动乱，他说：“非先除此竞争元首之弊，国家永无安宁之日。计唯有易大总统为君主，使一国元首立于绝对不可竞争之地位，庶几足以止乱。”另外袁世凯还收到《全国护军使劝进称帝文书》，全国各省督军都有签名，包括云南代表蔡锷和唐继尧劝进文书写道：“芝贵等实见中国国情，非毅然舍民主而改用君主不足以奠长久之治安，是以合词密恳元首。俯仰舆情，扶植正论，使国体早得根本解决，国基早定根本之地位。”1915年8月23日成立后的“筹安会”召集各省文武官吏和商会团体进京商讨国体事宜，各文武官吏除少数表示拥护共和外，大都表示必须改变国体。1915年8月25日蔡锷领导军人请愿帝制，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亦伪造《顺天时报》，营造日本帝国支持袁世凯称帝的氛围。

（八）面对愈来愈多声称代表民意支持袁世凯即帝位的民意团体（即请愿团），1915年9月1日代行立法院权限的参政院举行开幕典礼，蔡锷、沈云沛、周家彦等人请愿改变国体，支持帝制的人组成请愿团纷纷向参政院投递请愿书，掀起请愿实行君主立宪风潮。袁世凯在9月6日说：“本大总统所见，改革国体，经纬万端，极应审慎。如急遽轻举，恐多窒碍。本大总统有保持大局之责，认为不合事宜。”梁士诒又在9月19日成立“全国请愿联合会”取代“筹安会”，向参政院呈上第二次请愿书，要求召开国民会议，由全国选出代表决定国体问题。1915年10月6日参议院收到各省建议改共和制为君主立宪制的各省代表请愿书有83件，代行立法院权限的参政院起草《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由全国选出国民代表1993人。1915年12月11日上午9时这1993个国民代表就国体变更进行投票，结果国民代表大会以全票通过同意君主立宪制。当日各省代表民意第一次请求袁世凯就任中华帝国皇帝，袁世凯以无德无能婉拒，第二天（即12月12日）他同意代表们的第二次请求，就这样袁世凯接受第二次推戴书，预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同时打算1916年更改为“洪宪元年”（“洪宪”即弘扬宪法之意）。中华民国欲改为中华帝国，中华民国总统府欲改为新华宫（今中南海），中华帝国正式进入筹备阶段。拟定《新皇室规范》：“亲王、郡王可以为海陆军官，但不得组织政党，并担任重要政治官员。永废太监制度，永废宫女采选制度，永废各方进呈贡品制度。凡皇室亲属不得经营商业，与庶民争利。”蔡锷当初多次劝进袁世凯君主立宪制，在1915年12月25日蔡锷却联名唐继尧等人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爆发起义。1915年12月23日夜11时由唐继尧、任可澄署名的反帝制电报正式发出，要求立将杨度、严复、刘师培、段芝贵、周自齐、梁士诒等12人即日明正典刑，以谢天下，涣发明誓，拥护共和，并以云南军民“痛愤久积，非得有中央永除帝制之实据，万难镇劝”为词限1915年12月25日10时以前答复。同日唐继尧、任可澄、蔡锷、戴戡等人并联名照录此电通告全国，请一致进行。

（九）1915年12月24日唐继尧再次任命一批下级军官，并放饷发械，做好出征准备，同日又推吕志伊撰就对外照会五款。及25日期满未见袁世凯的答复，唐继尧、任可澄、刘显世、蔡锷、戴戡遂联名发出二次通电，称袁世凯既为背叛民国之罪人，当然丧失总统之资格，并宣布：“深受国恩，义不从贼，今已严拒伪命，奠定滇黔诸地，即日宣布独立。”1915年12月27日唐继尧、蔡锷、任可澄、刘显世、戴戡及军政全体发布讨袁檄文，31日唐、蔡、任、刘、戴与张子贞、刘祖武联名发表梁启超手撰通电，宣布护国军的最终目的是：与全国民戮力拥护共和国体，使帝制永不发生；划定中央、地方权限，图各省民力之自由发展；建设名实相符之立宪政治，以适应世界大势；以诚意巩固邦交，增进国际团体上之资格。同日唐、任并照会英、德、法、俄、日等国驻华公使、领事，发表5点声明：帝制问题发生以前民国政府及前清政府以前与各国所定结之条约均继续有效，赔款及借款均仍旧担任；本将军、巡按使占领地域内居留之各国人民，其生命财产力任保护；自帝制问题发生以后袁世凯及其政府与各国所订结之条约、契约及借款等项，民国概不承认；各国如有助袁政府以战时禁制品者，查出概行没收；如各国官商人民有赞助袁政府为妨害本将军、巡按使之行为时即反对之。1915年12月26日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部在昆明八省会馆正式成立，总司令部下辖3个梯团，每梯团2个支队。第一军是护国军的主力，总兵力3个旅，计9000人。武器装备仅一、二支队较为精良，配有德造管退炮4门、机枪4挺，其他支队多为旧式九子枪，甚至还有没有枪的士兵。总司令部成立后所辖各部队分路向四川进发，左翼刘云峰率邓泰中、杨蓁两支队于27日首先出发。1915年12月29日袁世凯下令免去蔡锷等人职务，称蔡锷讨论国体问题时曾联合北京的高级军官首先署名主张君主立宪，后请假出国就医，怎会秘密回到云南。

（十）袁世凯不相信蔡锷欺骗自己，但无论宣布云南独立的通电是否受人胁迫或被奸人捏造，唐继尧、何可澄都应承担地方之责。蔡锷行迹诡秘，不知远嫌，所以将他们三人免职，听候查办。袁世凯政权不符合日本在华利益，在《二十一条》交涉前后逐渐向欧美各国靠拢用来制衡日本，日本决定推翻袁世凯政权，在南方起义后日本政府在背后提供多方面的支持。1916年01月09日孙中山电告上海总机关部，日本政府派青木海军中将来沪，嘱与联络。1916年01月19日大隈重信内阁通过注意中国南方动乱的决议，1916年02月19日孙中山与日人久原房之助订立借款七十万日元。1916年02月21日大陆政策急先锋田中义一向冈市之助建议采取手段让袁世凯退出并扶植日本的政治势力，1916年03月01日日本驻沪武官青木中将晤梁启超，商量讨袁一事，并设法赴广西。1916年03月07日大隈重信内阁决定要袁世凯退出权力圈，因为袁世凯不能保障日本在华利益。1916年03月15日代理奉天日本总领事矢田七太郎电告外务省，日本人策动宗社党起事，1916年03月30日日本太仓喜八郎以百万日元资助前清肃亲王善耆的宗社党。1916年05月04日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得到日本资助，从青岛到潍县，攻击东城。护国战争的爆发使得南方多个省份相继响应。与此同时中华革命党也趁机活动，反对袁世凯，袁世凯被迫在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1916年3月23日袁世凯正式颁令废止洪宪年号吊销帝制，直至袁世凯对内宣布取消帝制都未正式登基，年号洪宪仅在内部流传，对外仍称民国，故袁世凯仍是民国大总统。但滇军坚持要袁世凯下台，革命党人继续动乱。5月4日梁启超电劝段祺瑞出以果断，劝袁世凯退位，5月6日袁世凯同意退位，但需要先商定善后。随后冯国璋联络各省于5月17日组织召开南京会议，但因各省区将军代表意见不一，会议无果而终，在重大打击及交煎下袁世凯于同年6月6日上午10时15分逝世。

护国运动

（一）护国运动又称护国战役、护国战争、护国之役、洪宪之役，是1915年－1916年发动的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运动。护国运动起因是袁世凯在1915年12月于北京宣布接受帝制，南方将领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在云南宣布独立，并且出兵讨袁。袁世凯的军队受挫，南方其他各省之后亦纷纷宣布独立，袁世凯在内外压迫后宣布取消帝制，并于数月后病逝。护国运动是以辛亥革命为起点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继续和发展，是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后又一次伟大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护国运动发生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末期、新民主主义革命前期，处于两个革命高潮之间，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过程中的一个台阶，它为云南各族人民在中国近代史上树起一座永不磨灭的丰碑。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帝制被辛亥革命所推翻，建立中华民国。然而孙中山领导下建立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还不满100天，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就被北洋军阀袁世凯夺取。在窃取中央政权后袁世凯倒行逆施，对外卖国，对内独裁。1915年12月12日竟然宣布复辟封建帝制，讨袁战争失败后袁世凯下令取缔国民党，取消国民党议员资格和强制解散国会，图谋复辟帝制。为取得日本政府对复辟的支持，1915年5月与其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8月指使其亲信、幕僚成立进行复辟帝制活动的“筹安会”，12月12日申令接受“推戴”为中华帝国皇帝，下令改次年为洪宪元年。云南地处中国西南隅，是一个偏僻险阻的山区省份，西、南两面分别与英属缅甸、法属越南接壤，东面与非北洋势力控制的黔桂交界。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势力未伸入云南，云南成为“二次革命”后革命力量保存较为完整的唯一省份。除了在袁世凯政府的严令下蔡锷被调入京，一部分高级军官如罗佩金、黄毓成、顾品珍等被黜外，新军内部的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军官基本上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

（二）云南军政界中许多老同盟会员多次秘密集会或串联，酝酿反袁斗争。云南省陆军军官大多参加过重九起义，强烈反对袁氏称帝阴谋。滇军中下级军官，三、五组集，扬言要先解决滇局，以耸人听。护国运动前夕云南进行秘密扩军，唐继尧一方面公开添编两个警卫团，又借补充之名召募退伍官兵，并征召新兵，以待编制。又以治安为名密令各县整饬地方团队，以侯时机，并招募志愿参军的学生数百人。护国运动爆发前夜滇军共两个师及一个混成旅，人数约近1.5万人。重九起义是1911年10月30日（农历九月初九日）滇军将领蔡锷、唐继尧等人在武昌起义胜利后在昆明举行的武装起义，起义部队在讲武堂师生作内应的情况下从北校场发起攻城，蔡锷等部从东南进攻。经过一夜战斗后于次日晨完全占领全城，活捉总督李经羲，推翻清王朝在云南的统治。起义成功后即成立云南都督府，宣布云南独立，蔡锷任都督。鸦片战争后云南省内反帝反封建斗争此起彼伏、连绵不断，虽然这些斗争都失败了，但它却显示云南各族人民在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双重压迫剥削下的革命要求。进入20世纪后云南社会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更加尖锐，特别是屡受英、法的殖民侵略使得云南人民对严重民族危机的切身感受十分强烈，被认为是当时在帝国主义侵略下处境最危险的两个地区之一（另一处为东北，日本和俄国为争夺东北曾爆发历时一年多的日俄战争）。因此尽管云南的资本主义近代工业不发达，但这种特殊的环境使云南人民更感到内巩国基、外御强敌的迫切，于是积极起来反抗，从而使云南的民族主义运动显得格外高涨。

（三）1906年同盟会云南支部正式成立，并创办同盟会云南支部的机关刊物——《云南》杂志，积极宣传革命思想，对云南民主革命的进程产生重要影响。在李根源、唐继尧、吕志伊、杨振鸿等云南革命者的积极推动下许多云南本地人纷纷加入同盟会，从日本回到云南的杨振鸿等人深入云南并到滇缅组织发展同盟会，建立仰光总机关部。孙中山曾阐述云南能革命的两个因素：一是官吏贪污；一是外侮日亟，滇省人民在官吏压榨与外侮侵凌之下易于鼓动奋起。1906年11月孙中山同杨振鸿、李根源等人剖析国内各省形势时指出：近期若在云南发动起义是比较有利的。此后杨振鸿等人便在心底不断地勾画着以“云南的独立为争取中国独立的基础”这样一幅实现理想的宏伟蓝图，遵循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1908年4月、12月云南陆续爆发河口起义、永昌起义，这两次过于仓促的起义虽然都以失败而告终，却为之后云南在整个辛亥革命中的作为埋下伏笔，积累宝贵的经验。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了，11日晚和12日晨驻汉阳、汉口的新军先后起义成功。首先响应武昌起义的是湖南和陕西两省，10月22日湖南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等发动会党和新军进攻长沙，起义军建立湖南军政府。同时陕西同盟会员景梅久等联络会党和新军起义，建立陕西军政府。辛亥革命前云南革命者已经掌握部分新军武装，培养大批骨干，为革命做了准备。武昌起义成功后云南革命派积极响应，早在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时会员中的云南留日学生成立云南支部，推吕志伊为负责人并派人回云南进行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前云南的革命党人通过讲武堂中的同盟会员发展革命力量。

（四）有史料记载起义前夜在新军中担任重要职务的有：第37协统领蔡锷、第74标第一营管带唐继尧、第74标第二营管带刘存厚、第74标第三营管带雷飙、第73标第三营管带李鸿祥、炮兵第19标第二营管带刘云锋、炮兵第19标第三营管带谢汝翼、马兵第19标教练官黄毓成、机关枪第19营管带李风楼、工程兵第19营管带韩风楼、陆军讲武堂代理监督沈汪度、讲武堂教员张子贞、陆军小学堂总办罗佩金、参谋处总办殷承献等。从1911年10月16日到28日昆明同盟会员唐继尧、刘存厚、沈汪度、张子贞、蔡锷、罗佩金、雷飊、李鸿祥、李根源、黄永社、谢汝翼、韩凤楼等人先后召开过五次秘密会议筹备起义，在10月28日举行的最后一次秘密会议上写下“协力同心，恢复汉室，有渝此盟，天人共殛”十六个大字，火烧后调入酒中，由与会众人分饮以结同心。推举新军协统（旅长）蔡锷为起义军总司令，决定于10月30日（农历九月九日）午夜起义。 30日晚8时昆明北校场士兵准备枪弹时计划暴露，提前于下午9时发动起义，因10月30日是农历九月初九，故称重九起义。李根源赶到北校场带新军73标中的起义者从北门攻城，李根源、李鸿祥率73标起义官兵率先从北面进攻昆明城，抢占五华山、军械局。随后蔡锷、唐继尧率驻在城东巫家坝、干海子的第74标官兵从东南方向进攻，抢占总督署等重要机关。顾品珍、沈汪度率讲武堂师生做内应，接应东南方向的起义军入城。攻占五华山和军械局的战斗异常激烈，经过起义军将士的英勇奋战后总督署机关及五华山、军械局等重要目标先后被攻克，到11月2日昆明全城肃清，起义成功。

（五）1911年11月3日革命者在五华山组成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蔡锷为都督，宣布对内对外方针。数日后各府、州、县传檄而定，全省光复，清朝在云南的统治被推翻。1913年10月蔡锷离滇赴京，推荐唐继尧任云南都督，打出中间写白色“中”字的赤色旗帜。军都督府下设有参议院、参谋部、军政部、军务部等机构，李根源任参议院议长兼军政部部长，唐继尧、谢汝翼分掌兵权。随后滇西大理、滇南临安的驻军先后响应起义，全省光复，云南成为响应武昌起义首先取得胜利的省份之一。“重九起义”胜利以后云南军都督府对内发表《讨满州檄》，重申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规定起义军要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对外则照会英、法领事馆，要求各国严守中立，不得支持清政府。必须承认云南独立，与清政府签订的条约继续有效，声明军都督府保护在滇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革命后全省的社会秩序井然，未发生大的动乱。云南军都督府成立后在根据形势需要派兵援川、援藏和到贵州的同时还进行一系列改革，在内政方面主张维护国权，实现共和制的中央集权；在省内更换各地方重要行政官员和省属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撤换贪污腐败官员；在财政上实行开源节流减薪等措施；在教育方面特设学政司管理全省教育，增办学堂，派一百多人出国留学；在实业、交通等方面制定发展规划。这些改革措施为云南落后面貌的改观和后来的振兴奠定基础。云南是武昌起义之后最早举行起义宣布“独立”的省份之一，起义的胜利声援武昌，推动贵州、四川及一些省的独立。云南人民“重九”武装起义是辛亥革命的组成部分，云南各族人民的斗争结束清王朝在云南的统治，而且推动全国革命的到来。

（六）英属缅甸是英国在中南半岛上的一个殖民地，存在于1824年至1948年，首府为仰光。英属缅甸原先是英属印度的一部份。1824年起英国殖民主义者多次发动侵缅战争，侵占缅甸大片领土。1824年3月英国殖民者以曼尼坡和阿萨密事件为借口向缅甸发动第一次英缅战争，并取得胜利。1826年2月迫使缅王孟既签订割地赔款不平等的杨端坡条约以及随后打开缅甸门户的商约，占领若开和德林达依地区，将其置于英属印度总督的直接管理下。1852年4月发动第二次英缅战争，大约半年多的时间就侵入下缅甸，占领勃固和莫塔马，将莫塔马地区并入德林达依，而勃固由英印总督派一名专员来直接管理。这样加上第一次英缅战争后占领的若开，此时共有三名专员管理缅甸被英国占领的区域。1862年英国修改这种“分治”的政策，在已占领的缅甸领土上实行统一，将若开、勃固、德林达依等地合并起来，统一行政管理，称为“英属缅甸省”。1885年英国第三次发兵攻灭缅甸，占领曼德勒。随即北上掸邦占领整个缅甸，将其全部领土并入大英帝国所下属的印度，成为英属印度的一个省份，缅甸省的首席专员由英属印度总督委派。由于清廷长期视缅甸为其朝贡国，清朝驻英公使曾纪泽曾向英国抗议，但无效，此后中英两国开始出现滇缅边界的领土纠纷。中国驻英公使曾纪泽就曾提出滇缅边界问题，英国外交大臣克雷向曾纪泽表示愿意在界务上做一定让步：将潞江（即怒江、萨尔温江）以东之地，自云南南界之外起南抵暹罗北界、西滨潞江（即洋图所谓萨尔温江）、东抵澜沧江下游，其中北有南掌国、南有掸人各种，或留为属国，或收为属地，悉听中国之便；以大金沙江即伊洛瓦底江为两国公共之江；在八莫近处勘明一地允许中国立埠，设关收税。而英国方面即使在内阁更迭、外交部换人以后对此也表示仍践前言。

（七）清政府把整个中缅界务问题当作未定论看待，以“派员会勘”一句话概括，对中英双方在边界问题上曾达成过的一些协议毫不提及，无疑是缺乏近代外交谈判的技能与经验。事隔多年以后驻英公使薛福成在与英国外交部谈判划定中缅边界时再提出英国曾允让的这些条件，当然会遭到英国政府的拒绝，薛福成也毫无反驳的理由，只能是靠其三寸不烂之舌重新向英力争。中英《缅甸条约》的签订并没有解决清廷自始忧虑的“唇亡齿寒”问题，清政府得到的只是一个十年一贡的虚名，英缅政府事实上一直未向清政府派出过贡使。回过头来审视清政府对缅甸问题的处理时不禁会对其外交谈判的方针感到迷惑不解，缅甸对华十年一贡，中缅关系远不如中越关系那么亲密。同时随着清政府自身实力的衰退，中缅两国之间的关系也在不断趋于疏远，缅甸使团来华的次数与人数逐渐减少。第一次英缅战争爆发后缅甸并没有派人入告清政府，而在第三次英缅战争爆发前夕缅王对于英国要求的管理缅政的回复是：“夺缅主权须德、法、俄、美允准。”并不提中国。但是清政府也意识到一旦英国占领北缅，则滇西边界后患甚长，缅为华属，近年已在若存若亡之间，然唇亡齿寒，似未便全置不理。因此缅甸问题出现后清政府不能也没有置之不理，而对于如何避免唇亡齿寒、保疆固圉时清廷内部出现分歧。当时的驻英公使曾纪泽不像在越南问题出现时那样力主以军事部署为后盾，与英国进行强硬交涉，维护中缅之间的宗藩关系。而认为宜自腾越西出数十里取八募（莫），据怒江上游以通商，勿使英近我界。这在当时无疑也是一个切实可行的有利办法，然而清廷主政者却认为难以办到，即使如愿也是不义之举，不愿采取这种方式保疆。

（八）其实对于曾纪泽建议的可行性，英国后来也给予承认：“如果中国政府迅速利用1884一1885年中国人对八莫半强盗式的占领，毫无疑问他们将完全有理由对瑞丽江与伊洛瓦底江上游左岸之间的那片土地享有权力，其中包括八莫在内。因为安德生少将得到的命令是如果他发现八莫已被中国军队占据，就不要再去占领。”清政府放弃这一大好时机，宁愿与英国进行谈判，以口舌争之，而在谈判力争的过程中又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保存缅甸对华进贡问题上。八莫展地的交涉居于其次，所谓上不可以失国体，对于缅甸问题时只有在维护清政府“国体”的前提下中英两国才‘能继续在边界等细节问题上订立条约。最后由于缅祀问题的悬而不决，边地未能拓展，八奠随即为英军占领。同时在中英谈判过程中为避免开启边衅，就是对中缅边界一些缅甸土司的主动投靠、内服，清政府的态度也十分谨慎。阿瓦政权被英军强力推翻后缅甸各地的反英斗争如火如荼开展起来，面对英国的入侵时缅甸边界的稔祚土司、木邦土司均投禀云南地方政府，请求中国援助抗击英国侵略，或要求内服。其实如果这些请求得到清政府的允诺也将是曾纪泽招降拓界提议的最好实践，会对中国的西南边防及中缅边界谈判发挥重要作用。而清朝统治者却表示：“朝廷轸念藩邦，迭经谕令曾纪泽与英辩论，尚无成说。断不能仅据该土司禀词轻开边衅，至该土司等若再来请示，即谕以现在中国与英人尚未定议，毋庸渎诉也。”就连云南地方官采取的暗助野人军火的方法，清政府也认为：“非但于事无益，且恐别启衅端。张凯嵩办理边防，惟当严饬各路防军认真巡守，慎勿轻率从事，致兹后患。”又一次失去占据谈判优势地位的大好机会。

（九）总之清政府从国家安全利益的角度出发，虽然已意识到缅甸存亡对中国边疆具有的重要影响，但在外交谈判的实践中却始终坚持把国体威望放在首位。对于缅甸的安排时清政府只要英国同意立教王继续对华进贡，缅甸的一切内政外交均可交由英政府处理，这样的谈判方针体现出清政府传统的“差序格局”天下观。其实不仅仅在缅甸问题上，与此同时马建忠对朝鲜问题的处理、郑观应在暹罗问题上的意见都反映出希望继续维持传统朝贡册封体制的观念，而这种观念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中已完全失去它的适应性（中国并不是世界，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只是世界文明的一员）。尽管宗藩制度本身所反映的观点是：“若天子贤德，四方小国便会自动前来臣服于中国。”但事实上实际的强力在这一制度的运作中仍起着重要的作用，清政府随着自身实力、地位的衰落，已经无法提供宗藩制度运行的保障。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扩张，所谓的“国际法交往原则”已成为世界各国接受的基本理念。清政府想将欧洲国家置于传统的华夷秩序下，继续维持传统朝贡体系下世界秩序，不仅是依其实力难以达到的，就是达到它所预定的“兴灭国，继存祀”的最高目标，这样的苦苦力争对于中国的国家利益来说实际上也毫无价值可言。从近代国家利益的角度看清政府在这场关于缅甸问题的外交交涉中可以说没有任何外交目标可言，争无所争。这也是近代中国在对外交涉中常常犯下的一个毛病：外交上制服夷人的方法不在于抗争捍卫国家的实力与主权，而在于精神上施以贬抑和折辱。西方大国强力政策的紧逼和自身实力的限制，这样的方针必然使自身的外交活动空间越来越小，在中缅边境逐步陷入一种消极防御的境地。这一后果产生的内在原因在于清朝统治者心中的国家认同观念，即“一个人确认自己属于那个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究竟是怎样一个围家”的心灵活活动。

（十）因为国家利益来源于国家身份（认同），我们必须先知道我们是谁，然后才能知道我们的利益是什么。当时清朝统治者的国家认同仍建立在几千年的“天下主义”文化观基础上，虽然历经西方列强的冲击后晚清政府的“国家”观念有所调适，但多年的大同主义或世界主义的心态仍使清朝统治者难以完全放弃在藩属朝贡体系下的传统身份，这样的国家认同无疑对清政府的外交决策产生重大影响。1886年中国被迫与英国签订《中英缅甸条约》，规定中国承认英国对缅甸有支配权，但缅甸对中国仍照往例，每十年一贡。至于中缅边境未定界应由两国会商勘定，承认英国对缅甸的殖民统治。1936年在英国统治下首次也是唯一一次的选举中，巴莫博士当选为英国控制下政府的首相。1937年英国创建一套独特的缅甸宪法，同意缅人可以控制本国内政。1942年5月日军占领缅甸后成立以巴莫为首的政府，在日本支持下反对英国统治。1945年日本投降后英国宣布缅甸独立是有效的，但实际上仍受英国控制。1948年1月4日英国议会正式承认缅甸独立，英属缅甸结束，缅甸联邦成立。北洋军和川、湘、粤等省军队共约8万人从川、湘、桂三路攻滇，第1路司令马继增率北洋陆军第6、第3、第20师各一部及部分混成旅由湘西经贵州从东面攻入云南，第2路司令张敬尧率北洋陆军第7师和第3、第6、第8师各一部与驻川北洋军和川军会合后由北面进攻云南，曹锟任第1、第2路总司令。第3路为广东陆军第1师师长、云南查办使龙觐光部由粤经桂入滇，袭扰护国军后方。讨袁护国军约2万人，蔡锷、李烈钧分任第1、第2军总司令，唐继尧任都督府都督兼第3军总司令。计划第1军攻川，第2军入桂、粤，第3军留守云南，乘机经黔入湘，尔后各军在武汉会师北伐，另由都督府左参赞戴戡率一部兵力入黔策动起义。

（十一）南掌（1353年—1694年）又译澜沧、兰沧、兰掌，十四世纪中期澜沧江（湄公河）中游地区的泰人小邦勐骚（琅勃拉邦）、勐掌（万象国）、勐川圹（川圹国）、勐占（占巴塞国）等组成联盟国家勐南掌（南掌），国名便是源于澜沧江（湄公河）之泰语称呼，勐南掌（南掌）也是今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前身。九世纪称雄于云南高原的泰人政权“勐舍龙”（南诏国）在孟人传统势力范围的湄公河中游修筑大量城池、移民垦荒，十世纪初“勐舍龙”政权倾覆后湄公河中游地区的泰人城邦大多落入孟人真腊国的统治，十二世纪真腊国示弱后湄公河中游地区的泰人城邦陆续成为独立城邦。1353年“勐骚”（琅勃拉邦）合并勐掌（万象）、勐川圹（川圹）、勐占（占巴塞）等泰人小邦，组建泰人联盟国家“勐南掌”（澜沧国）。其疆域皆为澜沧江（湄公河）流域，东起长山山脉（今老挝与越南界山），西连勐闰（今泰北）、勐素（今泰中北），南接真腊（今柬埔寨），北抵勐泐（今中国西双版纳）。1428年“勐南掌”被迫归附黎氏大越国（今越南），15世纪前期日本也曾对南掌提出朝贡的要求，1694年“勐兰掌”又分裂为“勐骚”、“勐掌”、“勐川圹”、“勐占”4个小国。关于澜沧国建立的年代主要有749年、757年和857年几种说法，琼赛在《老挝史》一书中指出：“最著名的南诏王，中国人称为皮罗阁，老挝人称为坤博隆，他从729年统治到749年。他留下七个儿子，都被派去统治帝国的若干地区。坤洛被派去统治南掌即琅勃拉邦，成为那个王朝的始祖，这个王朝一直统治到近代，其他兄弟被派去统治云南、安南、兰那、大城、甘蒙（现称他曲）和川圹。”杨木、李炯指出： “老挝是个古老的国家， 建立于749年，当时名为澜沧王国。”1959年《世界知识年鉴》载：“老挝建国于749年，当时号南掌。”《世界知识》1961年4-6期《老挝王国简况》一文也认为老挝749年建国 。

（十二）南掌的开国君主名叫法昂，1316年出生于勐骚瓦（今老挝琅勃拉邦），其父召法皎本是勐骚瓦国王帕纳占蓬之子。召法皎因得罪其父，携子流亡柬埔寨国。法昂在柬埔寨长大，并娶了柬埔寨王之女。1352年法昂率领柬埔寨王给他的一万名士兵返回故国，并成功击败其祖父，入主勐骚瓦。1353年法昂于勐骚瓦称王，国号南掌，并统一老挝地区。1358年上座部佛教由柬埔寨传入南掌，1372年法昂被驱逐，客死难府。南掌贵族拥立法昂之子吴何安即位，吴何安号称桑森泰（刀线歹）。1417年桑森泰去世，兰亨登即位。1428年兰亨登去世，摩诃黛维控制朝政达二十二年，其间摩诃黛维随意废立国王，国中一片混乱。1438年立查伽帕为王，1440年摩诃黛维去世，查伽帕亲政，结束动荡的政局。1479年农历十月安南后黎朝黎圣宗发动入侵南掌的战争，安南军队一举攻陷琅勃拉邦，南掌王查伽帕逃到楠府。越南史籍记载：“入老挝城获宝物，其国王遁走，虏其民，略地至长沙河（或作金沙河）界，夹偭国（或作缅甸国）南边。”安南军队一路向西，意图进攻兰纳，但是以失败告终。查伽帕之子苏瓦那班朗自立为王，并夺回琅勃拉邦，驱逐安南人。1485年苏瓦那班朗去世，弟拉森泰即位。1495年拉森泰去世，子松普即位。1500年查伽帕的另一子维苏那腊废松普自立为王，南掌进入黄金时期。1520年维苏那腊去世，子菩提萨拉即位。菩提塞拉娶了兰纳王之女为王后生子塞塔提拉，1546年兰纳由于长期的动荡之后派遣使者到达南掌迎立新王，菩提塞拉派塞塔提腊率军前往接收兰纳。塞塔提拉在清迈即位，成为兰纳王。

（十三）1548年菩提塞拉死于意外，南掌王子塞塔提拉的兄弟们争立，塞塔提拉不得不回国击败竞争对手们。1550年塞塔提拉击败所有的对手，成为新的南掌王。而此时的兰纳已经立孟乃王子密谷提为新的兰纳王，南掌遂失去兰纳的统治权。1558年缅甸东吁王朝的国王白象王勃印曩率领强大的军队攻克兰纳首都清迈，兰纳成为缅甸的附庸。塞塔提拉曾派出军队救援清迈，但是被缅军逐回。由于惧怕被缅甸袭击，塞塔提拉于1560年迁都囊汉（今老挝万象）。1565年缅甸大军于击败阿瑜陀耶和清迈后攻入南掌，1月缅军攻克囊汉城，塞塔提拉逃进山中进行顽强的抵抗。缅甸军队找不到南掌军的主力于是在8月1日撤离囊汉，带走塞塔提拉之弟十八岁的琅勃拉邦王乌巴律。1568年缅军包围再次反叛的阿瑜陀耶，塞塔提拉率兵救援，结果在巴塞河口中伏，败回南掌。1569年缅军攻克阿瑜陀耶和清迈，再次大举入侵南掌。10月缅军从孟山攻入南掌，1570年2月缅军占领囊汉，塞塔提拉退入丛林之中与缅军开展游击战，缅军不得不罢兵回国。1572年3月南掌国王塞塔提拉率军攻打柬埔寨国跋摩王朝，但是大败战死。塞塔提拉的丞相森苏林以塞塔提拉儿子年幼为由自立为国王，并击杀不服从的贵族，缅甸国王白象王勃印囊听说后多次派使者前往南掌交涉不果，于是决定再次入侵南掌。1574年缅甸白象王亲自率兵入侵南掌，森苏林不听左右劝谏，逃入深山。白象王到达囊汉后派遣军队入山追击森苏林不果，1575年4月白象王决定退兵，回到孟山。白象王让四名大臣辅佐塞塔提拉之弟乌巴律镇守南掌，5月缅军归国，森苏林重兴夺回囊汉城。同年森苏林率军进攻孟山，失败被擒。缅甸立乌巴律为南掌国王，南掌成为缅甸藩属，森苏林则被囚禁在汉达瓦底。

（十四）1579年由于乌巴律的统治不得人心，各地诸侯不满。塞塔提拉之女比亚觉在南方起兵，自阿速坡一路北上，攻克囊汉城。缅甸派遣军队救援乌巴律，起义被镇压。1588年南掌国王乌巴律去世，由于缅甸没有任命新国王，南掌的僧团于1589年派遣使者到汉达瓦底，迎立塞塔提拉之子诺皎固蒙。1590年诺皎固蒙在万象即位，1595年缅甸内乱，诺皎固蒙趁机摆脱缅甸独立。1598年诺皎固曼去世，无子，南掌贵族拥立塞塔提拉之侄兼女婿伏腊旺萨为摄政王，辅佐儿子欧帕诺瓦拉。1622年伏腊瓦萨被驱逐，欧帕诺瓦拉亲政。1623年欧帕诺瓦拉去世，贵族又拥立森苏林之孙菩提塞拉即位。1627年菩提塞拉去世，贵族拥立伏腊瓦萨之子孟固即位，旋卒，伏腊瓦萨之子佟康即位。1633年佟康去世，贵族们拥立伏腊旺萨另一子维塞为王。1637年维塞去世，南掌贵族拥立佟康之子索林那旺萨为南掌国王，索林那旺萨统治的五十七年被称为老挝的黄金时期。1641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访问南掌，这是欧洲人第一次正式出使南掌。索林那旺萨有儿子，长子因通j罪被处死，次子于1686年2月流亡阿瑜陀耶。1694年索林那旺萨未立储君便离开人世，国中大臣、诸王孙争位，南掌王国分裂为万象、琅勃拉邦、占巴塞和川圹四国。南掌王国由大大小小各个“勐”组成，南掌王国和多大数东南亚上座部佛教国家一样可以将国土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国王直接统治的“京畿”地区；第二类是国王派遣亲信王室统治的“直藩”地区，直藩地区的长官可以是流官也可以是土官，都由国王任命和罢免。

（十五）如塞塔提拉王迁都囊汉（万象）之后任命其弟乌巴律为孟山王（琅勃拉邦），塞塔提拉的祖父维苏那腊在称王前被任命为囊汉侯（万象侯）；第三类是边疆地区世袭酋长的“外藩”地区，如华潘省地区（越南史籍称为“盆蛮”）则由当地头人（琴氏）世代承袭。明成祖即位时南掌王国遣使至南京朝贡，1404年明朝政府授予南掌国王三森泰官职，明史记载：“成祖即位，老挝土官刀线歹贡方物，始置老挝军民宣慰使司。永乐二年以刀线歹为宣慰使，给之印。”此处刀线歹即三森泰。嘉靖年间始称南掌，南掌与车里关系密切，南掌人常到普洱一带贸易。南掌王国于1694年分裂为琅勃拉邦王国、占巴塞王国、万象王国三个小王国，1730年位居今老挝北部而与中国接壤的琅勃拉邦王国来贡，清室仍以“南掌”称之。有清一代，南掌实指琅勃拉邦王国，而非原来的南掌王国，15世纪前期日本也曾对南掌提出朝贡的要求。早期越南史籍常称南掌为“哀牢”，黎圣宗时渐以“老挝”代之。“勐”在老挝语里意城邦，越南史籍在写作“忙”，如盆忙、阳忙、远忙、挝忙、蚕忙等。 明成祖伐安南时南掌多次配合明军镇压安南的反叛，1427年南掌派遣使者到达安南。1432年安南国王亲征南掌，1434年南掌、华潘派遣使者到达安南，次年南掌又派遣使者到达安南。由于当时南掌局势动荡，黎朝于当年农历三月设置两处防御使监管南掌。占巴塞王国（1713—1946年）是老挝南部王国，1713年脱离澜沧王国的统治而独立，并很快臻至极盛。但是不久就衰落下去，沦为暹罗的附属国。万象王国（1707—1828年） 的老挝西南部的一个王国。原为澜沧王国（也称“南掌国”）的一部分。1694年曾经盛极一时的澜沧王国瓦解，国王塞塔提腊之子诺蒙以万象为中心建立万象王国，1707年正式形成。

（十六）1778年暹罗吞武里王朝国王郑信（华裔）占领万象王国，该国沦为暹罗的附属国。1827年万象国王阿努因不满暹罗的统治而发动起义，但在暹罗军队的镇压下于次年失败，万象王国完全灭亡，成为暹罗的一个省份。1915年12月25日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向全国发出通电，宣布云南独立，反对帝制，武力讨袁。按照中华民国成立时的体制和名称，设立都督府，以唐继尧为都督。组织护国军，以蔡锷、李烈钧为护国第一、二军总司令，统兵出征，分别进入四川、广西等地；唐继尧兼任护国第三军总司令，留守云南。1915年12月27日中午唐继尧亲至云南省议会宣布独立，即成立军政府，仿照辛亥革命时的武昌军政府形式推举一位都督和一位总司令，唐继尧为都督。1915年12月29日袁世凯下令褫免唐继尧、任可澄、蔡锷的官爵，并派第一师师长张子贞代理将军，第二师师长刘祖武代表巡按使，令他们就近押解蔡、唐等人来京治罪。1916年1月1日云南军政府发布讨袁檄文，历数袁世凯二十大罪状，号召全国军民共同讨伐袁世凯，保卫共和民国。1916年1月16日蔡锷所部刘云峰梯团抵达滇川接壤之新场，17日向川南镇守使伍祥祯部发起进攻，次日占领四川高县西北之横江。19日向叙府（今宜宾）西南之安边进攻，第1支队在正面实施佯动，第2支队利用夜暗迂回至安边侧翼，突然发起攻击，伍部向叙府溃逃。护国军乘胜追击，21日占领叙府。嗣后北洋军分四路反攻叙府，均被击退。27日贵州护军使刘显世宣布贵州独立，并派出两路黔军协同云南护国军作战：一路由黔军第1团至第3团合编为护国军东路支队，王文华任司令，进击湘西；一路由第5、第6团和戴戡所率滇军合编为滇黔联军右翼军，戴任总司令，向四川綦江、重庆一带进攻。

（十七）2月13日戴部抵川黔边境松坎（属贵州桐梓），14日向川军第1师等部发动进攻，至18日连克綦江以南之东溪、马口垭等地。下旬北洋军陆续增兵向戴部反攻，戴部相继退守东溪、松坎，与敌对峙。蔡锷所部赵又新梯团一部与已起义川军刘存厚第2师于2月初联合向四川泸州发起攻击，一度占领泸州外围蓝田坝、月亮岩等要点。北洋军陆续抵泸后护国军寡不敌众，退守纳溪等地待援。23日蔡锷根据敌我态势，决定采用两翼包围、正面突破战术，以积极防御消灭北洋军。28日开始反击，战至3月6日北洋军伤亡惨重，护国军亦因弹药不济、人员疲惫，分路撤出纳溪至叙蓬溪（今护国镇）一带有利地形休整。15日蔡锷乘北洋军官兵厌战，物资补给极其困难之机，决定集中主要兵力分三路反攻纳溪。17日担任主攻的右翼赵又新梯团从纳溪以东之白节滩发起进攻；中路顾品珍梯团在正面牵制敌军；左翼刘存厚部攻占江安，保障主力侧翼安全。19日护国军全线突破北洋军前沿阵地，歼敌一部，至3月底陆续收回失地。北洋军伤亡甚众，无力继续作战。4月2日蔡锷致电唐继尧、刘显世、戴戡，表示：“我军各路所控之敌，均较我为优，势非得新援及将器械、人员、弹药补充完满，决难移转攻势。”1916年1月下旬王文华率护国黔军进抵黔湘边境后立即分路向湘西北洋军进攻，第1团于2月2日晚乘湖南晃州（今老晃）城中北洋军欢度旧年除夕之机发起攻击，北洋军不备，次日败逃蜈蚣关（距晃州东约15公里），黔军进占晃州。4日攻克蜈蚣关，歼北洋军第5混成旅和镇远道守备部队各一部。第3团于2月5日克黔阳，其间第2团攻占麻阳城外围部分据点，曾两次攻城未果。13日第1、第3团联合向沅州（今芷江）发起攻击，北洋军弃城逃走，14日黔军占沅州。王文华即以第1团一部兵力支援第2团再攻麻阳城，16日攻克该地。

（十八）至2月下旬护国黔军连克洪江、靖县、通道、绥宁等地，击溃北洋军3个混成团兵力。3月中旬北洋军向麻阳、黔阳等地发动反攻，护国黔军顽强抗击，牵制湘西北洋军向主要方向四川转移兵力。1916年2月20日李烈钧部由昆明向广西开进，3月初在滇桂边境之广南、富宁地区与龙觐光部展开激战。第2军张开儒梯团于富宁东面之皈朝地区击退龙觐光部第1路司令李文富部多次进攻，双方成僵持状态。第2军方声涛梯团与龙军第2路司令黄恩锡部在广南地区激战数日，将黄部击退。15日宁武将军陆荣廷通电宣布广西独立，云南护国军趁势向龙觐光部发动反攻。与此同时由云南前出广西截击龙觐光部的第3军赵钟奇梯团进抵西隆（今广西隆林），与方声涛梯团夹击黄恩锡部，黄部战败，残部向滇南逃窜。由第3军一部改编的挺进军黄毓成部此时亦由云南经贵州兴义进抵广西百色，协同桂军包围龙觐光指挥部，并将其全部缴械。李文富见大势已去，率众投降。窜至滇南的龙觐光部第3路龙体乾土匪武装和黄恩锡残部遭第3军刘祖武等部阻击，部分被歼，部分逃离滇境。1916年5月2日居正率领中华革命军东北军进攻驻守潍县的北洋军陆军第五师，5月4日夜东北军猛攻南门，试图打进潍县城，没能成功。第二天东北军尹锡武部进攻潍县东关坞，炮轰东关西南门（奎文门），仍未克。又由东北军华侨义勇团炸开东关南门（鸣凤门），攻入东关坞。第五师郑士琦部马上进行反攻，东北军未能攻克东关坞，便退守潍县火车站附近的擂鼓山与北洋军对峙。霸占胶济铁路及潍县火车站的日本驻军以调解双方“停战议和”为由进行干涉，25日第五师师长张树元奉令撤退到潍县城城北庞家庄（今潍坊经济区双杨街道庞家村），潍县县知事张汝钧也随军撤退到那里去了，东北军便占领潍县。

（十九）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三路攻滇计划失败，加上在广东、山东等地北洋军亦遭到打击，外交上又连受挫折，被迫宣布撤销帝制，但仍居大总统位。1916年5月8日军务院在广东肇庆成立，唐继尧任抚军长，与袁世凯政府对峙，不久陕西、四川、湖南等省相继宣布独立。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忧愤而死，由黎元洪任大总统，宣布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1916年7月14日军务院撤销，护国运动结束。护国运动是近代由中国资产阶级单独领导的仅次于辛亥革命的又一次革命运动，从云南开始的护国战争粉碎封建帝制的延续阴谋，恢复共和制，但是护国运动并未最终推翻北洋军阀统治。护国运动的结果推翻“洪宪”帝制，推翻袁世凯，而最终迫使段祺瑞宣布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因此护国战争是一次胜利的革命战争。但是护国运动的胜利果实终于归于北洋军阀段祺瑞，国家政权并没有发生革命性转移，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位仍然没有改变。护国运动是辛亥革命的继续打倒窃国大盗袁世凯，制止封建帝制死灰复燃，再造共和，挽救国家，巩固辛亥革命的成果。它的功绩永载史册，1916年12月国会决定以每年12月25日为护国运动纪念日。云南以边僻一隅来对抗袁世凯，在形势上来说强弱之势人人皆知是很悬殊的。1913年第二次革命中国民党几乎奄有半壁山河，和袁世凯一开火就迅告失败，所以袁世凯在称帝前后确是没有把云南看在眼中。然而云南有它有利的条件，在地理因素上云南居高屋建瓴之势，易守而难攻。滇军骁勇善战，并且极能吃苦耐劳，这是云南用兵的有利之点。袁政府的财政收入中关、盐两税的绝大部分已为外国银行团所扣留，各省上缴款项也常常被地方军阀截留，即使上缴也非常有限。

（二十）袁政府还继承偿还清朝外债的重担，本身又有巨额外债，因此袁政府只能继续仰给外债，以度岁月。仅1913—1914年就举借外债20项，合计约3.76亿元多。而这些借款又大都是由外国银行经手，扣除实交折扣和到期应付外债本息，实收额只占借款额的47.96%。1915年国库收入共计银元1,3067,8127元，支出共计银元1,3903,6456元，赤字为835,8329元。护国战争冲击袁政府的经济秩序，袁政府的财政立即陷入困境。袁政府为了镇压护国起义开始筹集军费，加重对地方的搜刮，摊派“征滇军费”，通过发行公债来骗取商民的银元。以汉口水电公司担保向美国借款四百万元，被拒绝。护国战争爆发后中、交两银行增发大量纸币，导致袁政府金融崩溃，于1916年5月12日晨宣布中、交两行停止兑现。1916年6月4日交通、中国两银行发行的纸币的市兑已跌至七折，五国银行团申明不受停兑令的约束，北京的外交使团对停兑直接提出质问，声称要采取保护“在中国财政利益之办法”向袁政府施加压力。在列强的强大压力下袁政府只得部分修改停兑办法，允许海关、盐务、铁路等所收中、交钞票照常兑换现银。在军事会议中有三个重要的课题引起争论：起义讨袁后应该成立一个什么型式的机构？当时有的主张成立元帅府，有的主张设立军政府。可是蔡锷也好，唐继尧也好，都主张不要包办讨袁，应该示天下以公。于是决定把袁世凯所派的地方官制“将军”和“巡按使”合并，恢复都督府，召集省议会；起义讨袁后义军应如何称呼？当时有的主张称讨贼军，有的主张称定乱军，最后决定用李梓畅所建议的护国军，护国的含义是维护中华民国国体；护国军政府的都督应由谁担任？唐继尧推蔡锷，蔡锷推唐继尧。

（二十一）对唐继尧来说蔡锷是他的学长（蔡锷是日本士官三期，唐继尧是日本士官六期），又比他长一岁，蔡锷且一直是唐继尧的长官。唐继尧回任滇督也出于蔡锷的推荐，蔡锷在国内外都有大名足资号召，所以诚心诚意地推荐蔡锷出任都督。可是蔡锷推唐继尧也有理由，护国兴师举义全赖云南，唐继尧是云南人，蔡锷自己是湖南人，主客之势已成，自己不能喧宾夺主。何况唐督滇已有三年，在云南已有基础，所以也是诚记诚意地推让唐继尧为都督。最后，蔡锷以严肃的口吻说：“我们这次举义最要紧的是要赢得全国各方的同情，以求得多助。蓂赓（唐继尧号）身为地方大吏，如果率军出征很容易引起邻省认为是假名侵略之嫌。过去滇军扰川已有猜疑，今若不避嫌，更容易被袁世凯挑拨，中其反间。所以统军出征应由我和协和（李烈钧号），至于坐镇后方，领导军政府重责蓂赓万万不可谦让。”蔡锷的这番话非常感动人，于是与会人士一致鼓掌赞成。这一次会议在一张长条桌前，唐继尧和蔡锷是并坐主席位子，唐继尧为了尊礼蔡锷，他的位子一直侧一半，以示不与蔡锷并肩。会议中决定唐继尧为云南护国军政府都督，护国军成立三个军，蔡锷为第一军总司令出四川；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出广西；唐继尧兼第三军总司令出武汉。唐继尧郑重地向与会人士表示三点意见：关于军制军令，凡涉总揽之事，只以云南军督府名义行之；蔡、李两将军均聘任，来往文书用咨函；对外文告由唐、蔡、李三人共同署名。因此后来护国军发出的通电檄文都是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共同列名，三位元戎往来的文电均系平等语气，军总司令虽隶属于军政府，可是组织大纲上并无统属之规定。

（二十二）洪宪帝制以前云南军队因袁世凯实行削弱南方兵力计划，极力缩减云南军费。早在1914年的云南军费是32万余元，1915年就减为24万余元，减少四分之一。由于军费减少，自然不能多编部队，所以当时现役兵只有陆军两师和一个混成旅、一队宪兵和十余个独立步兵连、一个独立步兵营、93个警卫队而已。云南举义讨袁，出师计划中第一军要编三个梯团出四川；第二军编两个梯团出广西入广东；第三军编一个梯团及先遣一纵队出贵州会师湖南，别一支队扎武定，远图成都；另编挺进一军由贵州直趋辰、沅、常德，出没武汉、荆、襄。这一来云南的精锐现役部队大部分都已抽调。无论前方后方都需要大量补充，唐继尧及委蒙自道尹兼护国军第二军参谋长何国钧为义勇军司令官，募集义勇4000余人。派马文促为游击统领，黄文忠为游击队统带，并在昆明设立征兵事务所，增编新军20团（原有八团），警卫团四团（原有二团），骑兵、炮兵各一团。新编各团团长是：禄国藩为第九团长、朱德为十团长、盛荣超为十一团长、杨体震为十二团长、李修家兼十三团长、黄永社为十四团长、李植生为十五团长、刘法坤兼十六团长、马为麟为十七团长、马骢为十八团长、缪嘉寿为十九团长、马轸为二十团长、马梁为二十一团长、邓埙为二十二团长、林桂清为二十三团长、徐振海为二十四团长、方声涛兼二十五团长、钱开甲为二十六团长、段廷佐为二十七团长、周宗濂为二十八团长、陈维庚为警卫第二团长、叶荃兼领警卫第四团长、廖鼎高为骑兵团长、李朝阳为炮团长。各团先后成立，日夜勤加训练，厉兵秣马，准备出征，较起义前的兵力增多二倍。军队扩充后还有饷械问题，云南本是靠协饷的省份，军费既要自己负担，又要扩充军队，因此筹饷购械是一个重要工作。

（二十三）筹饷办法如下：向各机关提借存款，计铁路局15万元、水利局14万元、垦殖局2万元、电报局1万元、造币厂5万元、制革厂3万元、织绒厂15万元、商号借款5万元、救国储金5千元、借用河口商款12万元，共计72万余元；裁并闲冗机关，停办中学以上学校，将所有款项移助军费，计月共3万元；举义前中央由盐款月拨协款12.5万元，举义后商准稽核分所尽数截留，自四年三月起至十一月底止共收银167万元。月有长短，以九个月计，每月合18万元；设立筹饷局劝导各县殷实绅民捐资济饷，规定额数是大县万5千元以上、中县万元以上、小县5千元以上，计全省大县13县，合19.5万元。中县26县，合24万元。小县59县，合29.5万元。共计全省额定73万，综计收获实数29.6万元。又由省会劝捐，共收获银4.02万元，未收银3.1万元。又各厘局行政委员分治员，亦劝捐报缴，共收获银1.5万元，以上总共收获35.1万元；派古道、赵伸、吕志伊、龚振鹏、寸如东、郿煜煌、张南生等前往南洋一带及香港、越南、缅甸各处劝募华侨捐助军饷，计各地华侨先后汇到香港富记共收获银10.6万元，上海共收获银1万元，军需局共收获银1.2万元，三处共收获实数12.8万元；将云南中国银行银币二百万元分发第一军携入四川一百万元、第二军八万元、第三军第一梯团二万元、挺进军十万元，由各总司令负责，均作军用纸币。其余80万元均作本省军饷，陆续支发完毕；颁布护国公债条例，发行护国公债一千万元，后因故停止发行；军械方面除了督促兵工厂日夜加工赶造子弹外并向法国买一万四千枝步枪，唐、蔡、李三位起义领袖并发出两通电报给华侨，请求捐饷助义。

府院之争

（一）“府院之争“的“府”即总统府，“院”指国务院，“府院之争”即是总统和总理之争。北洋时期的府院之争有两次，一次是黎元洪总统和段祺瑞总理之争，另一次是冯国璋总统与段祺瑞总理之争。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原第一任副总统黎元洪依法继任大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段以北洋正统派首领自居，依附日本军阀，掌握军政大权，与黎元洪分庭抗礼。先是在国务院秘书长人选问题上黎元洪和段祺瑞发生争执，最后由徐世昌出面了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要不要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德国宣战这个问题上双方斗争更加激烈。为了达到主战的目的，段祺瑞将其手下的十几个督军叫到北京，组成“督军团”，对黎元洪施加压力，但未获成功。后来段祺瑞又叫人写了对德宣战书要总统盖印，黎元洪为了平息风波勉强在文件上盖了章。即使这样段祺瑞仍不满足，在国会开会讨论时又大肆干涉，终于触动众怒。恰在这时段祺瑞私自向日本借款一事被揭露，1917年5月21日黎元洪瞅准时机在这时下令撤销他的总理职务，段祺瑞愤然离京去津，并且根据临时约法，总统无权撤销总理职务，不承认黎的免职令。因一方为总统府，一方为国务院，所以它们间的争斗被称为“府院之争”。之后黎元洪请督军团团长张勋于6月14日入京调解，张勋入京后拥立宣统复辟。事件为段祺瑞所镇压，黎元洪于事后辞去总统职，总统改由冯国璋担任，府院之争告一段落。中国国民党和南方的地方势力是黎元洪的依托，研究系、进步党和北洋督军是段祺瑞的基础，双方在国会制宪等问题上分歧严重。黎元洪一派主张扩大国会权限，以抵制段祺瑞的专断独行。研究系则反对省制入宪，主张缩小国会权利，改两院为一院，以迎合皖系军阀专制的私利。

（二）由于中国国民党议员在国会人多势众，研究系的议案屡遭否决。在国会表决中（国会议场在今西城境内）皖系军阀首领便策动北洋各省督军粗暴干涉国会，恣意打击中国国民党人。1917年美国参加对德作战，要求中国与之采取一致行动对德宣战，并答应借给军费，黎元洪表示同意。而日本支持段祺瑞参战，答应借巨款给段祺瑞，以扩充其势力。因日本支持段祺瑞，中国若参战必有利于日本，美国遂指使黎元洪伙同国会反对参战。段祺瑞召集亲信召开督军会议，决定参战，并要挟黎元洪和国会同意参战案，但未能得逞，于是要求黎元洪下令解散国会。黎元洪利用人们反段要求，在国会的支持和美国公使"允为后盾"的情况下下令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职务。段祺瑞被罢职后离京赴津，以天津为基地，组织脱离北京政府的各省督军在天津成立"军务总参谋处"，扬言另组临时政府，段黎矛盾白热化。黎元洪在段祺瑞的压力下内外交困，只好同意张勋入京“调停国事”，后演为张勋率辫子军入京复辟。冯国璋任总统后与国务总理段祺瑞在西南军阀及广东护法军政府的政策上产生矛盾，段祺瑞主张“武力统一”，借此扩充皖系势力。冯国璋主张“和平统一”，借此讨好西南军阀，保护直系的利益。1917年8月段派傅良佐为湖南督军，调北洋第八、第二十两师入湖南，拉开南北战争（护法战争）的序幕。11月正当湖南战事扩大时直系北洋军第八师师长王汝贤、第二十师师长冯国璋突然发出通电，主张停战议和。紧接着直系长江三督和直隶督军曹锟联名发表通电，响应停战，段祺瑞提出辞职。冯国璋于11月25日下令准免，先以外交总长汪大燮代理国务过理，后又请出王士珍署理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

（三）12月2日段祺瑞策动北方十督曹锟、张怀芝、张作霖、倪嗣冲、阎锡山、陈树藩、赵倜、杨善德、卢永祥、张敬尧等在天津举行督军团会议，12月6日联名电请冯国璋明令讨伐西南。冯国璋只得表示让步，又任命段祺瑞为参战督办、段芝贵为陆军总长，以消解皖系的不满。此时西南军阀陆荣廷提出恢复国会，停止湘粤进兵和拥护冯国璋继任总统来作为取消两广独立的条件。冯国璋发出停战布告，责成南北两军停止敌对行动。12月31日北方十督曹锟等发表通电，坚决反对恢复旧国会，主张以皖系控制的临时参议会代行国会职权，选举正式大总统，企图“合法倒冯”。冯国璋声称要亲自出征讨伐西南，率拱卫军一旅，乘专车沿津浦路南下，想回到直系大本营南京。不料车到蚌埠，被皖系安徽督军倪嗣冲拦截，迫使冯国璋回京。同时奉军入关“兵谏”，皖奉联合，冯国璋不得已，请出段祺瑞再次出任国务总理。1918年9月4日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为新任大总统，冯国璋、段祺瑞同时下野。“三造共和”后段祺瑞并没有迎回落难总统黎元洪，而是力捧副总统冯国璋继任总统。而在此之前黎元洪放下面子，以国家大局为重，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并令他挂帅讨贼，只此一点便可看出府院之争的主要症结。当时一直在努力调解府院之争的张国淦力劝段祺瑞迎黎元洪复位，他说：“相对而言和黎元洪共事其实比较容易，因为他手中无兵，而且刚经受过挫折，会吸取教训。而冯国璋既有兵权，又是新官上任，遇事必然逞强好胜，因此更难对付。”张国淦的分析入情入理，完全是出于对段祺瑞的一片爱护之忱。如果段祺瑞能够接受，学古人将相和，也许可以开创一个双赢的新局面。可惜他对黎元洪罢免自己耿耿于怀，终于因私而废公，挟愤而忘义，拒绝这个建议。

（四）但是府院之争的渊薮却决不止如此之浅，而是有其历史背景的。中国实行几千年的帝制，民主共和是新鲜的舶来品，因此民国肇立之初需要借鉴西方的政治和行政制度。而西方的共和体制大体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美国式的总统制，另一种是法国式的内阁制。于是有关总统制还是内阁制的争论在政客们争权夺利的心理作用下一时甚嚣尘上，即便以袁世凯的神武雄健，欲加强总统的权力，也一度面临着宋教仁政党内阁计划的挑战。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时革命党人同时修改《临时约法》，将政治体制从总统制更改为内阁制，用以约束袁世凯。宋教仁更在此基础上重组国民党，要成立政党内阁，从而在实际行动上迈进一大步。袁世凯及其北洋派不愿放弃权力乃卑鄙地暗杀宋教仁，激起国民党“二次革命”，然后再借此驱逐国会中占大多数的国民党员。总统制与内阁制的理论之争最终引发流血和战争，使民国成为一个乱世。1916年6月袁世凯临死前对徐世昌、段祺瑞执手呜咽道：“按照《约法》，由黎卿（黎元洪）继任总统，你们要好好辅佐他。”可能是有感于此，当在川作战的张敬尧等将领致电表示愿推举段祺瑞为总统时被他断然拒绝，此事被外人知晓后举国一片赞叹之声。当时袁世凯戕害约法，解散国会，民国已遭到严重破坏。如今有一个宽仁谨厚的黎元洪担任国家元首，有一个正直不阿的段祺瑞主持内阁，又有国民党和进步党共处国会，宪政实现已依依在望，全国上下对此表示一致的乐观。但是段祺瑞素来刚愎自用，又自恃为北洋勋宿，从内心深处对黎元洪抱轻视态度，和黎元洪绝少交往。黎元洪则外柔而内刚，虽不足威慑别人，却自有不屈的意志，因此府院之间不可能有亲密的关系。

（五）再者段祺瑞并不是一个非常勤奋的总理，大小事务多委之于秘书长徐树铮。而徐树铮偏生是个恃才傲物的人物，他奔走于府院之间，处处越俎代庖。以前就为袁世凯所厌恶，黎元洪更为所不喜。有一次徐树铮拿着一份委任状请黎元洪盖总统印，黎元洪问起其人的履历，徐树铮竟然回答道：“当今实行内阁制，总统您何必多问！我很忙，您还是快点盖印吧！”黎元洪十分愤怒，对左右说：“我本来不要做什么总统，你看他们眼中哪里有我！”而段祺瑞对徐树铮却每每纵容，有一次徐树铮以辞职要挟黎元洪，段祺瑞竟为他说情，说他：“为人耿介，不屑妄语。”，甚至于说：“凡徐所为，本人愿负其责。”黎元洪等听了都觉寒心，因此最初的府院之争与徐树铮有很大关系。徐树铮的嚣张跋扈使府秘书长张国淦愤而辞职，黎元洪为对抗徐树铮乃聘请一样霸气纵横的丁佛言为府秘书长。丁佛言与黄远生、刘少少并称“报界三杰”，笔锋锐利，又素喜打抱不平，如今乃利用报纸为黎元洪张目。徐树铮则以牙还牙，创办《公言报》与之抗衡，于是府院之争竟然成为报端的花边新闻，搞得天下皆知。而黎、段二人也日渐身陷其中不能自拔，后来竟至事事必反，为争而争。以对德宣战一事为例：最初是黎元洪主张与德国绝交，段祺瑞则深信德国必胜的，到后来在张国淦的游说下段祺瑞又变成一个极端的反德派，极力主张对德宣战。黎元洪为了与段祺瑞相反，硬生生地转变为亲德派，竭力反对宣战。到了1917年5月在府院之争的影响下国会仍然在是否参战的问题上犹疑不定，段祺瑞乃组织军队和“各界人士”包围国会，并胁迫、殴打议员，企图强行通过对德宣战案。国会忍无可忍，乃呈请黎元洪免去段祺瑞的总理职务。

（六）5月23日黎元洪签署罢免令，段祺瑞下野后避居天津，坚持认为在责任内阁制中。总统的命令非经总理副署不能发生效力，即便任免总理也是如此，因此并不承认自己已经下野。他在天津厉兵秣马，等待时机，徐树铮则为他策划徐州会议，直接推动张勋复辟，再由段祺瑞“黄雀在后”。于是才一个多月功夫，段祺瑞便暗渡陈仓，“三造共和”，赢得第一次府院之争的胜利。第二次府院之争是指冯国璋和段祺瑞之争，张勋复辟中黎元洪流亡使馆区，冯国璋副总统在南京代行总统职权，与段祺瑞遥相呼应、通电讨逆，保障共和政体的持续。之后段祺瑞通电冯，冯国璋先令亲信将领李纯坐镇江苏，自己上京就任总统。尽管冯国璋和段祺瑞在洪宪帝制和张勋复辟中始终站在同一阵线，但第二次府院之争还是发生了。一个是冯、段的性格，段祺瑞比较强势刚愎，有主见；而冯国璋就显得软弱、庸碌，但后者又不似黎元洪，有自己的地盘和兵权。一个是以何种方式统一全国，段祺瑞的主张是武力统一；冯国璋主张和平统一，借此讨好西南军阀，保护直系利益。1917年下半年正当段祺瑞派兵进驻湖南并开始南北战争时直系将领发表停战通电，段祺瑞辞职，冯国璋先后以汪大燮、王士珍为国务总理。12月段祺瑞又策动包括直系将领曹锟在内的北方十督电请冯国璋明令讨伐西南，冯国璋只得让步。此时西南军阀陆荣廷提出恢复国会，并主张停战，拥护总统，冯国璋发出停战公告并责成南北两军停止敌对行动。年底北方十督发表通电，反对恢复旧国会，主张以皖系控制的临时参议会代行国会职权，选举正式大总统，企图“合法倒冯”。冯国璋欲亲自出征西南，但遭皖系将领拦截和奉军入关“兵谏”，冯国璋不得已请段祺瑞再次出任国务总理。1918年9月安福国会选举北洋元老徐世昌为大总统，冯、段二人同时下野，第二次府院之争结束。

丁巳复辟

（一）丁巳复辟又称张勋复辟、溥仪复辟，是1917年（丁巳年）6月张勋利用黎元洪与段祺瑞的矛盾，率5000“辫子兵”借“调停”为名于6月14日进北京。急电各地清朝遗老进京，襄赞复辟大业，拥戴已退位的清末代皇帝溥仪复辟。6月30日张勋在清宫召开“御前会议”，于7月1日撵走黎元洪，把12岁的溥仪抬出来宣布复辟，改称此年为宣统九年。通电全国改挂龙旗，自任首席内阁议政大臣兼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康有为被封为“弼德院”副院长。张勋复辟是指由张勋一手策划，于1917年7月拥护清朝废帝溥仪在北京复辟的政变，前后历时共十二天，因发生在丁巳年亦称丁巳复辟。复辟消息传出后孙中山在上海发表《讨逆宣言》，段祺瑞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组成讨逆军，防守的“辫军”一触即溃。张勋在德国人保护下逃入荷兰使馆，复辟仅仅上演12天。1923年9月12日张勋因病在天津逝世，终年69岁，溥仪赐谥“忠武”。辛亥革命后清将张勋盘踞徐州长达五年，道台衙门是其大搞复辟活动的“大帅府”。1911年底南京光复，长江巡阅使张勋兵败南京，退守徐州。1912年初革命军北伐徐州，张勋北窜兖州，2月11日徐州光复，第二天清帝宣布退位，南北统一。1913年春二次革命失败，张勋率领“辫子军”再次盘踞徐州，开始大肆迫害、捕杀革命党人。留日同盟会员韩志正北走北京，老同盟会员周仲穆被杀于王陵母墓，王少华被逼坠楼自杀，一时间徐州腥风血雨、阴霾密布。张勋大肆搜刮民脂民膏，为自己建生祠。1914年12月5日是张勋的60岁生日，他在道台衙门大摆寿筵，并通报全国上至民国总统和逊位的宣统帝，下至各省督军和各界知名人士都派代表或亲自前来祝贺。孔子76代后裔衍圣公孔令贻主持祝寿礼仪和筵席设置，连摆7天筵席，一时名流云集、举国瞩目。张勋醉心于复辟清室，从1916年至1917年间先后4次在道衙门大堂内召开督军会议，被推举为13省区大盟主。

（二）1916年8月27日保皇党魁康有为应邀至徐州，住在道台衙门达半年。康有为在徐州黉庙（今二中文庙）大搞祭孔活动，起草请定孔教为国教的电稿，以张勋的名义发表，为复辟进行舆论宣传。日本首相寺内正毅指派日本军部参谋次长田中义一和黑龙会成员等到徐州，密谈复辟帝制，驻天津的日军司令石光真臣也到徐州，帮助张勋策划复辟活动。道台衙门作为张勋复辟的策源地，一时人物荟萃、冠盖云集。1917年6月30日张勋的军队开到北京城外，本人就进城到江西会馆戏场听戏，他装出一副超然悠然的样子，一直听到子夜12点钟。回到寓所后参谋人员进进出出、频繁部署，谋士和幕僚正在聆听保皇党的首脑康有为讲话。张勋当即命令他的“辫兵”把京津临时警备总司令王士珍、副司令江朝宗和陈光远以及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请”来，突然宣布道：“本帅此次率兵入京并非为某人调解而来，而是为了圣上复位，光复大清江山。”接着他告诉众人今日傍晚他已进宫面圣，召开“御前会议”，决定明晨请皇上复位。议罢厉声问道：“诸位尊意如何？”王、江、陈、吴四人被这突如其来的事件弄得心惊肉跳，王士珍壮着胆子问道：“各省及外交部接洽过吗？”张勋回答：“外交确有把握，冯国璋、陆荣廷均表赞意，并有电来催，各省督军也一致拥护。”王士珍等默默无语。张勋又说：“我志在必行，你们同意则立开城门，放我兵马进来。否则请各归布置，决一死战！”王士珍等面面相觑，不敢再说什么。张勋遂下令打开城门，5000“辫子兵”全部进城。接着张勋穿上蓝纱袍、黄马褂，戴上红顶花翎，带领康有为以及王士珍、江朝宗、陈光远、吴炳湘文武官员乘车进宫，已是凌晨。7月1日凌晨3时12岁的溥仪在瑾、瑜两太妃和太保世续、师傅陈宝琛等人的护导下来到养心殿召见张勋一干人等，张勋见小皇帝坐上龙椅便立即甩开马蹄袖，领着众人匍匐在地，向溥仪行三跪九叩首大礼。

（三）接着由张勋奏请复辟说：“五年前隆裕皇太后不忍为了一姓的尊荣让百姓遭殃，才下诏办共和，谁知办得民不聊生。共和不合咱的国情，只有皇上复位，万民才能得救。”溥仪按照陈宝琛的指点表示谦让说：“我年龄太小，无才无德，当不了如此大任。”张勋立即赞颂：“皇上睿圣，天下皆知，过去圣祖皇帝（指康熙）也是冲龄践祚嘛。”溥仪便连忙按照陈宝琛的嘱咐说：“既然如此，我就勉为其难吧！”于是张勋、康有为等人又跪拜在地上高呼万岁，王士珍等人也只得跪下随口欢呼。凌晨4时张勋派清室旧臣梁鼎芬等人带着小皇帝赐封黎元洪一等公的诏书和康有为预先代写的“黎元洪奏请归还国政”的奏折，五更叩开总统府的门，要黎元洪在奏折上签字。黎元洪听明白梁鼎芬的来意后分外惊愕，知道自己上当了，前门才赶走段祺瑞那只狼，后门却引来张勋这只虎，便严辞拒绝说：“总统的职位乃出国民委托，不敢不勉任所难。若复辟一事乃是张少轩（张勋字）一人主张，恐中外未必承认，我奈何敢私自允诺呢？”梁鼎芬恐吓说：“先朝旧物，理当归还。公若不肯赞成，恐致后悔。”黎元洪索性闭上眼睛，不予理睬，梁鼎芬无法，只得悻悻而去。第二天黎元洪通电住在南京的副总统冯国璋代任总统职务，逃到东交民巷日本使馆区避难。停业五年多的黄龙旗店又重操旧业，但一时供不应求，许多人家只好用纸糊一面龙旗应付。而那些早就盼望清室复辟的王公贵族、遗老遗少则弹冠相庆，兴冲冲地聚集在皇宫门前等候觐见皇上。没有朝服的人就急忙到旧衣铺去抢购朝服，没有发辫的人就到戏装店定做用马尾制作的假发辫。他们穿上长袍马褂，晃着真真假假的大辫子招摇过市。张勋复辟集团的倒行逆施立即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复辟当日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愤然离开北京南下上海，当时在教育部供职的鲁迅冒雨到教育部提出辞职以示抗议。时在上海的孙中山闻讯后极为愤慨，立即发表讨逆宣言，6日偕同一批同志乘军舰南下，计划到广州组织武力讨伐张勋。

（四）全国各地尤其是南方各大省会召开万人大会，各家报纸发表大量文章，一致声讨张勋。张勋把黎元洪赶下台后段祺瑞便在天津发表讨张的通电和檄文，组织起讨逆军，自任讨逆军总司令。4日在马厂誓师出发，5日正式开战，12日拂晓攻进北京城内。“辫子兵”一触即溃，在讨逆军的两路夹攻下有的举起白旗投降，有的剪掉辫子扔掉枪支逃命，此时北京的街道上丢弃的发辫俯拾即是。“辫帅”张勋满怀被段祺瑞利用、出卖的怨恨，仓皇逃到荷兰使馆躲藏起来，当日只做了12天“北京皇帝”的溥仪再次宣布退位。14日段祺瑞返回北京，重新担任国务总理，掌握政府实权。段政府礼仪性地去迎接黎元洪重新担任总统，黎元洪回到家里通电全国引咎辞职，住在南京的副总统冯国璋被请到北京代行大总统职务。段祺瑞政府虽然做了一下表面文章，对张勋发了通缉令，但因张勋手里捏着他和督军团同意复辟的把柄，所以一直没有缉拿的行动。7月1日正式让溥仪登基后召致全国反对，1917年7月12日段祺瑞于是组成讨逆军讨伐，“辫子兵”战败，张勋逃入东交民巷荷兰使馆。溥仪再次宣告退位，复辟仅12天破产。张勋一生效忠清室，常对人说：“我在前清受恩深重。”但他的原配夫人曹琴却屡次劝他拥护共和。辛亥革命后清廷被迫发布诏书，宣告宣统皇帝退位，而不少皇室成员并不甘心清朝的灭亡，无时不在梦想复辟。1917年（丁巳年）上半年张勋集合杨度、康有为、万绳轼等主张帝制的人，加紧复辟活动。曹琴觉察后多次劝阻张勋：“民国又没有亏待你们，也没有亏待清室人员，他们都已退位，你为何去死保，自讨苦吃呢？”对于这些忠告时张勋一概置之不理。据1918年上海文艺编唐朝社出版的《复辟始末记》记载：张勋带领“辫子军”进入北京时曹氏又随行入京劝谏，张勋与康有为在公馆常密谋到深夜，曹氏其时遣其子与婢仆执役于康前，名虽敬之，实则监听之。

（五）及议竟，张勋退入内室，曹氏率其子女及张宠妾，跪于张前痛哭，求其即返徐州，但遭张勋斥责。至此曹氏知张勋之意无法逆转，于是私自派靠得住的堂侄张肇持30万两银票往广州拜孙中山先生，一方面以此举支持国民革命，另一方面为张勋铤而走险的行为及子孙后代留条后路。实际上张勋复辟的本质并非封建王朝保守势力对中华民国的反扑，直至进入北京后张勋也没有复辟的意图，而是民国各派政治力量以反击复辟为幌子，进行的一场围绕政治利益分配而展开的较量和博弈。尽管张勋迅速失败，但主导复辟的相关利益集团并没有随着张勋的身败名裂而消亡，而是在反对张勋的闹剧中获得更大的利益，并最终为利益的再分配而大打出手，最终导致军阀混战和中华大地的实质性分裂。张勋复辟失败后复辟的重要参与者康有为曾有诗曰：“围城惨淡睹龙争，蝉嘇声中听炮声。诸帅射王敢传檄，群僚卖友竟称兵，晋阳兴甲何名义？张柬无谋召丧倾。信义云亡人道绝，龙祣收影涕沾缨”。政治态度虽有问题，但诗却不错，将复杂曲折的复辟经历简练地交代出来。张勋复辟虽然历时仅仅十二天，但却是中华民国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点。这场复辟直接导致段祺瑞的复出和皖系、直系两大军阀的崛起，更将民国以来的两大法统（孙中山和袁世凯）统统彻底打翻。此次复辟之后北洋集团的利益分化更加明显，复辟后段祺瑞与冯国璋之间的兵戎相见，使得自民国成立以来的“总统府”、“国务院”之间的争执最终付诸武力。以张勋复辟为界限，民国成立以来“内阁制”与“总统制”、北洋集团与民主党派（革命党人）的制度之争、政见之争演化为赤裸裸地力量博弈和军事较量，此外张勋复辟还间接使得吴佩孚、冯玉祥两个北洋后辈崭露头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