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战争

鸭绿江江防之战

（一）1894年9月17日清廷估计到日军将乘胜入侵辽东半岛，谕令李鸿章速谋战守。李鸿章根据“各国探报，倭人将以大股图犯北京，又云谋袭沈阳”的情势提出惟有严防渤海以固京畿之藩篱，力保沈阳以顾东省之根本，然后厚集兵力再图大举，以为规复朝鲜之地”的战略方针。清廷集中兵力加强对辽东地区的防御，任命四川提督宋庆为帮办北洋军务兼前敌各军总统，迅速募军30营，将集结于九连城附近鸭绿江右岸的81余营5哨，包括铭军、毅军、盛军、奉军及靖边军、芦榆防军、仁字虎勇、盛字练军及吉字练军、齐字练军、镇边军等计3.04万清军。分左右两翼防线，形成东起苏甸及长甸河口，西迄大东沟、大孤山，绵亘数十里的鸭绿江防线。清政府在以重兵屯驻鸭绿江防线的同时又陆续从各地抽调兵力，以充实山海关至奉天、营口一带第二线的防务。鸭绿江江防之战开始于10月24日，是清军面对日军攻击的首次保卫战。部署在鸭绿江北岸的清军共2.8万人，清朝任命宋庆为诸军总统节制各军。日军进攻部队为山县有朋大将统率的第一军，包括桂太郎中将的第三师团和野津道贯中将的第五师团，共3万人。宋庆虽负节制诸军之名，但各路清军实则不服调度，而且平壤新败导致士气不振，将领多无抗敌决心。日本则士气高昂、野心勃勃，日方发布由间谍宗方小太郎起草的《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檄文对满清展开政治攻势，扬言要直捣北京，让清朝皇帝面缚乞降。日军先于九连城上游的安平河口泅水过江成功，当夜日军在虎山附近的鸭绿江中流架起浮桥，清军未觉察。

（二）10月25日晨6时日军越过浮桥，向虎山清军阵地发起进攻。清军守将马金叙、聂士成率部坚持抵抗，因势单力孤、伤亡重大被迫撤出阵地，日军遂占领虎山。其他清军各部闻虎山失陷，不战而逃。26日日军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九连城和安东县（今丹东），清朝重兵近三万驻守的鸭绿江防线全线崩溃。鸭绿江江防之战是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日军侵入中国领土的第一次战役，山县有朋指挥的3万日军打败清军宋庆和依克唐阿两位提督指挥的3万清军，突破鸭绿江防线，将战火烧到中国的土地上。清军自平壤突围后溃奔而北，并集安州。安州南离平壤180里，北倚清川江，南则群山环绕，为平壤以北第一巨镇。此处为日军北犯必经之路，而且城垣高大，足资扼守。过安州西北行160里至定州，亦称险要。是时清军尚有万余人，重整军伍，后援部队续至，仍可一战。时人指出：“苟我将领简料军实，为死守计，倭人岂得长驱渡江躏我边圉？”聂士成由牙山北撤平壤后出望大军漫无布置，隐切杞忧，便向叶志超等力陈“各军宜择要分扎防敌抄袭，悉驻平壤城中非策”，竟被叶派回天津募兵。因奉廷旨：“前敌得力之员，著勿庸回津招募。”聂士成奉旨后因平壤事急，飞驰回助战守。及赶至安州，知平壤已失，左宝贵阵亡。适叶志超等亦逃到安州，聂士成建议：“即请出令收散队，扼守安州，深沟固垒以待。”但是叶志超拒不采纳，他连经两战而丧胆，安州、定州皆弃不守，继续北撤。一路上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狂奔500里直抵义州。

（三）此时清政府先前所派增援平壤后路的铭军十营仍滞留于鸭绿江北，清政府一面电催铭军总统刘盛休速至义州，一面于9月18日以“义州空虚可虑，沈阳边防尤关紧”要电谕四川提督宋庆先统带所部驰赴义州，然后募足30营以备攻剿。19日又电饬刘盛休带铭军进驻义州，改令宋庆带毅军前赴九连城驻守，并饬候补道张锡銮所募猎户炮手两营随同防堵。同一天刘盛休致电李鸿章：“查九连城在鸭绿江西岸，实为奉省门户，现只有两旗营，不甚得力。”又称：“九连城为义州紧要后路，必得重兵划江防守。”刘盛休的电报为李鸿章的防御计划定基调。20日李鸿章便提出：“九连城防军太单，铭军即去义州，未必能当倭人数万之众。若令在鸭绿西岸布防，于大局有益。昨奉旨催宋庆赴九连城，因海路运兵不行，必须遵陆前往。尚须时日，且仅2400人，力量亦薄。自不若暂留铭军，扼江固守为稳。”他提出让刘盛休留守九连城的建议的背后还隐藏一个目的，就是不放宋庆离开旅顺。果然当天他建议：“饬刘盛休驻九连城一带，与派出旗营连络，严防鸭绿江窜越之路，留宋庆仍住旅顺。”光绪否定李鸿章的建议，一面降旨派宋庆帮办北洋军务，带所部各营往扎九连城，与铭军固守沿江一带；一面饬刘盛休仍先驻义州，与叶志超通筹战守。李鸿章折奏“严防渤海以固京畿之藩篱，力保沈阳以顾东省之根本”的防御方针，实则主张不守义州，竟得到朝廷的批准。

（四）21日电谕李鸿章：“义州屏蔽奉边，仅隔一江，又为前敌各军转运之所。该处兵亦无多，倭人惯用抄截后路之术，势亦可危。叶志超等军日内有无战事？若以大队回顾义州，背水扼扎，能否足遏寇氛？倘量度贼势过众，不能操退敌之胜算，与其株守孤城，不若全军渡回江西，于九连城一带合力严防。先立于不败之地，一俟各路征调之军到齐，再图进剿。著李鸿章统筹进止机宜，妥为调度，朝廷不为遥制。”这表明光绪终于放弃在鸭绿江南岸与日军作战的计划，而采纳李鸿章的建议，并授以统筹进止之权。同一天光绪为了加强鸭绿江防线一面命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率所部3000人驰赴九连城防御，并派员赶紧开招新营陆续进发，一面谕东北练兵大臣定安饬令张锡銮带领两营前往鸭绿江扼守，并再行添募五营赶赴前线，以协同防御。同时还特谕定安及盛京将军裕禄，对边防事宜责无旁贷，不能置身事外。即就现有各营速筹布置，如果兵力不敷，并著酌量添调，严密扼守，以固岩疆。9月22日李鸿章接叶志超自义州来电：“现在各军退回带伤及足踵难行者，十有八九。带有枪回者，不过十之六七，所有枪子每枪不过数颗。锅、帐、炮位等件遗失尽净，整顿养息非月余不可。若勉令其扎守义州，不特势有所不能，亦且必致误事。”叶志超打电报时尚不知朝廷已有“全军渡回江西”之旨。

（五）于是李鸿章当即电饬叶志超等分起过江，择地驻扎，整顿休养，再图合力进展，并将此事电告总理衙门。23日军机处电寄李鸿章一道谕旨，对其部署表示同意：“倭现以全力专注义州，昨经降旨令叶志超等量度贼势，渡回江西，于九连城一带严防。又迭催宋庆、依克唐阿赶赴九连城，合力防剿。本日据奏情形，义州势难停顿。即著饬叶志超等军分起过江，择要驻扎，与刘盛休、吕本元、聂士成等，及奉省所派张锡銮、耿凤鸣各营协力同心，分扼上下游各要隘，勿令一人偷渡。如遇敌人猛扑，各营不分畛域，奋勇齐击。并著预悬赏格，遇有斩级夺械者，即分别优赏。不得稍有退缩，致于军法。义州所存粮饷、军火，著星速运回九连城，一俟我军士卒饷械全数过江，即将所有江内船只一律撤归西岸，分兵驻守以防抢渡，是为至要！”清廷希望叶志超等退回江西后能够组成一道牢固的鸭绿江防线，以阻止日军的进攻。所以当李鸿章以平壤之败自请严议和对叶志超等分别惩处时朝廷对叶等犹以“众寡不敌”谅之，对李也一并宽免，只是告诫他“务当妥筹调度，饬令务军合力防剿，勿得再有疏懈，致于咎戾”。从1894年9月23日开始鸭绿江南岸的清军陆续分批由义州过江，叶志超命盛军吕本元马队5营、步队两营及靖边步队1营仍在宣川、铁山一带监视敌军，又命刘盛休的铭字左军3营布防于义州城东的弘壮洞至南山洞一带高地担任掩护。

（六）是日丰升阿部和马玉昆部过江，因盛军及芦榆、北塘各军粮械运送不及，故迟至25日才分批过江。26日清军已全部撤离朝鲜国境，各军过江后都到达原先议定的防区驻守：芦榆及北塘各营由聂土成、江自康统领，驻安东县与九连城之间的老龙头、土城子一带；毅军由马玉昆统领，驻大沙河右岸至元宝山附近；盛军由卫汝贵统领，驻安东县附近；奉军及盛军练军由聂桂林、丰升阿统领，与刘盛休的铭军同驻九连城附近。此时宋庆已被授任帮办北洋军务，叶志超知自己将被免职，且亦无抵抗的决心和信心，并不积极筹备战守，只在九连城等待宋庆的到来。先是四川提督宋庆奉旨赴九连城后即命分统总兵宋得胜率毅军四营，于9月26日、27两日由旅顺分批出发，经金州、貔子窝及大孤山开向凤凰城。宋庆则于29日率亲兵发自旅顺，30日宋庆出发的第2天李鸿章致电总理衙门：“宋提督谢帮办折已缮发在途，叶提督奉恩旨后平壤战事方殷，未遑奏谢：今既溃退，又有宋帮办前去，原奉总统之命，似应奏请撤销。”10月1日朝命除依克唐阿一军外所有北洋派赴朝鲜各军及奉省派往东边各营，均归宋庆节制。2日又有谕旨撤销叶志超总统之职，以一事权。10月8日宋庆抵凤凰城，然后又率同宋得胜四营赴九连城，于11日到达九连城。与此同时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也奉速至九连城筹防之旨，于13日率靖边军马步13营抵达，于是宋庆和依克唐阿成为守卫鸭绿江防线的两位最高将领。

（七）当日军向平壤发动进攻时日本第1军司令官山县有朋大将业已离开汉城北上，在途中获悉占领平壤的消息，遂继续北进，于9月25日抵达平壤。10月2日第1军第3师团长桂太郎陆军中将也率部进入平壤，至此日本第1军已全部到达平壤，总兵力为3万。日军攻占平壤后以立见尚文少将的第10旅团为先锋队，9月24日由平壤出发，于10月17日到义州，大迫尚敏少将的第5旅团也于10月4日自平壤开拔。10月5日山县大将率第一军司令部与野津道贯中将、桂太郎中将及参谋长小川又次少将共发平壤，同一天大岛义昌少将的第九旅团随后出发，为全军后卫。平壤距义州2百公里，先前清军由北路进入朝鲜时因需运送大炮及辅重等，曾沿途修筑道路、削平险坡、开拓小路、遇水搭桥，完成惊人的土木工程，如今却方便日军。但是因气候恶劣，驮牛死亡甚多，辅重运输极为困难。物资运不走，粮草供不上，军行十分迟缓。日军天天四处搜捕逃避的朝鲜百姓充当民夫，并强征马牛，才得以应付急需”。这样直到10月22日日本第1军才全部到达义州，至此日本第1军主力已在义州集结完毕。此时山县有朋驻义州城中坐镇，步兵第10旅团扎城内，第3师团司令部与第5旅团扎城南所串馆附近，第5师团司令部与第9旅团扎铁山和宣川口，第6旅团扎顺安和肃川附近。骑兵第5大队在义州城内，第3大队在城南所串馆。预备炮兵在定州占领阵地，做好战斗准备。山县下令严禁日军先锋旅团挑战，收起军旗，减少炊烟，尽量隐蔽兵力。充分养精蓄锐，并加强侦察活动，以选择最有利的进攻地点。

（八）义州为朝鲜北境的重镇，以石为城，呈角形。西北临鸭绿江，与清朝盛京省的九连城隔江相望，东南则有南山岘丘陵环绕。城凡二门，临江曰静波门，有舟渡至九连城，东北曰镇北门，可通水口镇。城东北角小山最高处建有亭阁，名曰统军亭。登亭遥望，鸭绿江两岸地势形胜，一览无余。山县有朋抵义州的当天，便登上统军亭，以观察对岸的山川形势。自“征韩论”起在日本扩张主义分子中间有一句流行一时的口头掸，就是“饮马于鸭绿江”。从历史上看日本军队只有在“文禄之役”（1592年）时曾占据过平壤，再从未到过朝鲜北部，更不用说进入中国国境。丰臣秀吉当1592年日本军队进占平壤时一度得意忘形、不可一世，进而谋划要在第2年打进明朝，并攻占北京，迁日本国都于此，将其周围十县“贡圣上（天皇）御用”。丰臣的狂想虽然幻灭，但山县有朋却想实现丰臣的未竟之志。山县并不满足于“饮马于鸭绿江”，他脑子里想的是一个“大韬略”，即计划先略取奉天，然后进行直隶作战，并攻占北京。山县有朋从统军亭上俯瞰，鸭绿江横于眼前。鸭绿江在此分为3支江流：第1江从义州城下流过，河宽60公尺，水深1公尺左右，可以徒涉；第2江又称中江，河宽150公尺，水深达3公尺；第3江的河宽和水深同于第1江，亦可徒涉。

（九）过第3江是瑷河右岸，有一道长堤，并筑有堡垒，旗帜招展，标明为清军阵地所在。再抬眼遥望正前方是九连城、夹河，其北面是一望无际的千里沃野，东面的安平河口以及西面的安东县和五道沟也都尽收眼底。旌旗如林，随秋风而飘扬，幕营和炮垒点缀其间，皆历历可数。山县抵义州后已听取先锋旅团的汇报：“敌军以九连城为总根据地，伸其左翼于虎山及长甸城，张其右翼至安东县。在鸭绿江沿岸有炮寨垒营数十，几百面军旗随风飞翻，看来总数不下两万人。”山县通过实地观察证实侦察报告的可靠性，他认为虎山是江北的天险，欲进攻九连城必先拔取其左翼之虎山，以为立足之地。但拔取虎山似非易事，因而制定先攻安平河口的计划。当天夜间山县即命步兵第十八联队长佐藤正大佐担任此项任务，先迂回至水口镇，徒涉鸭绿江，出梨子园，冲清军左背。佐藤接到命令后当即率7个步兵中队、一个骑兵分队并携大炮两门，绕道义州城南的所串馆，然后转向水口镇进发。从水口镇附近至安平河口一段江面是极好的涉渡处所，日军之所以选择这里为涉渡地点正是反复侦察的结果。安平河口与水口镇略相对峙，江水至此颇散漫，水渐浅，流渐缓，处处便于徒步。从此地至上游，两岸多悬崖峭壁，碧流如箭，湍声如雷，不能通舟筏。自义州至海，其间两岸地土淤泥，萱葭郁茂，难以行军。”

（十）对于安平河口这样重要的地点，清军本应派重兵把守，实则不然。驻守部队为倭恒额的齐字练军春字营250人和骑兵1哨50骑，另筑炮垒两座，各设有大炮1门，兵力相当单薄。清军之所以部署不当一个重要原因是不太了解敌情，在此期间清军曾多次派人侦探敌军的行动，一些朝鲜群众也往往自动过江偷送情报。但是由于日军故意制造假象，尽管报告纷至沓来，而情况歧出使人扑朔迷离、莫知底蕴。10月上旬铭军统领刘盛休已探知日军有从安平河口和长甸河口渡江的可能，报告李鸿章说：“贼已到义州，上游忙牛哨（水口镇附近）离义州30里，人马均能过江。长甸口离九连城90里，亦有渡船，均无兵防守。”当时宋庆和依克唐阿皆未到防，清廷因命驻九连城“各军会商，酌派马队为游击之师，于江岸上下游严密梭巡，遇有贼踪，半渡击之”。清廷又担心日军从别处渡江，故又于次日补发一道电谕：“鸭绿江地段绵长，必须择应行设防之处，或筑土炮台，或建地营，或设水雷，一切防具妥慎筹办。”这表明清廷鉴于鸭绿江防线太长而防不胜防，也不知在何处重点设防为好。盛京将军裕禄则主张重点防守长甸河口一带，先派倭恒额前往防守，加意梭巡，遇有敌船来渡，即行迎击。而倭恒额派队巡至蒲石河口，又发现日军在附近义州江边，或10余人，或七八人，往来察看。并有朝鲜土人为之指划，踪迹诡密。宋庆到防后听取探报：“时有倭人窥至九连城上游之蒲石河、长甸河口，与朝鲜至江堡只隔一江，水又甚浅，倭人10数成群往来窥伺。”

（十一）认为蒲石河、长甸河等皆通兴京之腹，又有路通沈阳，最需严防。而只有倭恒额马步四起，奉军3哨防守，兵力太单。因此他电请定安、裕禄奏饬依克唐阿移防该处，可见宋庆初到前敌也未发现重点防守安平河口的必要性。周馥也得到情报：“近探倭贼大队循江北行，在长甸河、小蒲石河等处似系扎筏西渡之意。”适在此时安东知县荣禧致书宋庆说：“倭人多诡计，先围长甸以牵制我，然后自羊心堡出奇偷涉娘娘城（安东县下游）。”可见清军始终没有探准日军选择何处为进攻鸭绿江防线的突破口。10月24日上午11时半佐藤支队到达水口镇东面的杜武谷，开始向安平河口涉渡。佐藤正令炮兵小队列炮于徒涉点南面的高地，步兵一小队占领通往徒涉点道路两侧的高地以为掩护，然后又命一个中队擎枪探水徐渡，大队随后继进。当日军将达江心洲姜甸时防守河口的齐字练军春字营举枪遥击，此时南岸高地的日军炮兵小队开始炮击，安平河口的清军炮垒发炮回击，东面鼓楼子的清军炮垒也发炮支援，于是双方展开一场炮战。日军在硝烟弥漫中向北岸猛进，当进至距岸6百公尺时齐字练军已弃炮而逃，倭恒额退至扛石磊子。此时宋庆得探马来报，知日军已攻占安平河口，他断定日军“冀由上游分股牵制并图扰后”，便派吕本元之马队200余骑往援。清军骑队向日军先渡之部队猛攻，试图将其击退。但是佐藤支队后渡各部又陆续到达，力量大为增加，马队终不能支。

（十二）午后1时半日军终于占领安平河口的清军两座炮垒，日军从安平河口突破清军鸭绿江防线后佐藤正派骑兵将战报送至统军亭，山县有朋立即打电报向大本营报告：“佐藤大佐率领之步兵队于24日午前自水口镇渡鸭绿江，攻击清朝步兵100名（后电改为300人）、骑兵500余名（后电改为60人）及拥有2门火炮的炮垒，于午后1时半占领。现正向瑷河左岸之梨子园一带前进，敌人是春字军，伤亡20名，我军缴获野炮两门、步枪10余支。”是日午后3时许佐藤支队行至安平河口西南的一处高地，不敢孤军深入，遂在此处露营，以等待西线日军的进攻。架设浮桥的任务由马场正雄少佐的工兵第5大队承担，他们先抢夺11艘民船，但船板破烂不能成为桥粱材料。于是马场命工兵造扁底船18艘，并蓖集木材以造桥柱和桥桁。他们还利用深夜探测虎山前第3江水深浅，以便部队进攻时涉渡。24日夜10时日本工兵先开始架义州城下第1江的浮桥，随后又在富田春壁的步兵大队的掩护下开始架设第2江的浮桥，要完成第2江架桥任务须先携绳游过1百50公尺的江面。一等兵三原国太郎水性甚佳，自告奋勇担当此项任务。时方10月下旬朔风凛冽，寒暑表下35度（摄氏1度半），水面见薄冰。三原下水后未达彼岸即冻僵而死，一等军曹三宅兵吉带另一工兵随即下水，将系绳任务完成。天明前第2江的浮桥终于架好，10月25日凌晨3时半日军不等浮桥架成开始进行渡江的准备。

（十三）4时山县有明偕参谋官登上统军亭观察形势，按山县原来的命令：“架桥队须于25日晨四时以前在义州府西北之适当地点架设长达1百50米的军桥，第3师团应于4时30分渡江，向虎山前进。”但是由于架桥工作不太顺利推迟1个半小时始将浮桥架好，桂太郎乃率第3师团首先渡江，自率师团主力列阵于虎山清军阵地正面，另命大迫尚敏率第五旅团占领虎山东面的高地。立见尚文率第10旅团先占领中江台之税关局，然后也渡江至虎山西面，这样虎山便处于日军的三面包围之中。虎山位于瑷河与鸭绿江交会处，西隔瑷河与九连城相望，南隔鸭绿江与统军亭相对。山拔地百余公尺，虽不甚高，然险绝峻绝，殆不可攀登，远望之如孤立者。山形似乳虎蹲伏，故名虎山或虎儿山，音拗而成“虎耳山”，守此山者为以勇敢著称的总兵马金叙。10月22日宋庆接到探报：“倭寇催运粮械甚急，又运大炮20余尊到义。踞义城之贼仍约万众，其设防各要隘又约七八千人。聚集长木板，用西法以铁丝贯联，成桥甚易。”推断敌人正在做偷越的准备。23日早晨宋庆带同聂土成、宋得胜、马金叙三将亲往虎山查看，他认为：“虎耳山界于江、河之间，势极崇隆，实占形胜。昨派各军凭瑷河为守，固可迎头痛击，惟虑敌兵扑渡，一面别渡抱山，占我形势。若先据此山，凭高临下，便可夺贼气而利守御。”因此传集各将谓：“能膺此险要者受上赏。”马金叙明知此任艰巨，但抱定与虎山共存亡的决心，自愿守御此山，遂选奋勇五六百人登山为垒。

（十四）是日中午宋庆重新部署兵力，除已命马金叙驻守虎山外又令聂士成选精锐驻扎山边，宋得胜继其后为游兵策应。刘盛休在瑷河西岸挑挖地沟埋设旱雷，以防敌人从江对岸架桥偷渡。为了便于往来还设法在瑷河上搭造浮桥，以接应虎山驻军。他本人则居中调度，何路吃紧，即率同马玉昆一军应援。宋庆自称：“布置既密，军心遂壮，各有思奋之心。”这样清军在鸭绿江防线的兵力便分为3路，马金叙4营守虎耳山为前锋，聂士成4营守栗子园为接应，刘盛休所部铭军8营驻九连城，分守江岸，是为中路；依克唐阿所部分守宽甸、安平河口、长甸各隘，为东路；丰升阿、聂桂林等分守安东县、大东沟、大孤山，为西路。对此日人评论说：“清军所实施之防御法，亦以为虎山附近第1线（日军）强大而确实占领其东北方高地，且严密警戒搜索前方，则料日军攻击虎山终归失败。又虽已经过虎山战斗，然由九连城及苇子沟出击之部队热心果敢实施攻击，或亦可期胜算。又在安平河口、蒲石河口之齐字练军1.5万人，对佐藤支队在水口镇附近之渡河极力抵抗，亦能使该支队不能西进。但镇边军5500人（包括齐字练军）被配置于东阳河口、长甸河口间远隔地，毫不能参与此战斗。实为兵力分散结果，能夺胜算之大部。”不仅如此，除东路依克唐阿军（5500人）外西路的丰升阿军和聂桂林军（共5500人）也都远隔而不能参加战斗。

（十五）至于刘盛休军4200人则主要负责防守九连城河边一带，实际上能够投入战斗的兵力不足9000人。其中江自康军2500人系新募之兵，尚未经过训练，毫无战斗力可言。正由于此，故此战斗之败北，非于战时定之，可谓胚胎于取此配备时矣。本来宋庆见日军已占领安平河口，知大战在即，召集诸将于25五日至其驻地大楼房会议战守。24晚马金叙探悉“东路已溃，日人过江，知翌日必有战事，遂复命不与会”，25日黎明他亲率部众守御虎山后要隘，并对属下说：“今日之战关系甚大，虎山存亡悉赖尔等，须戮力同心，以御敌人。”士卒皆大呼：“愿效死保守此山！”此日正是晓雾浮江，使清军未能及时发现日军的架桥和渡江活动，及至日军先头部队通过浮桥登上沙滩后清军始发炮防战，时为午前6时15分。此时日军第3师团主力业已渡江完毕，遂用12公分加农炮向虎山守军猛攻。马金叙虽仅率五六百人独守虎山，顽强抵抗，毫无退却之色。尽管日军攻甚锐，但他仍指挥部下将土英勇还击，在接应未到之先，独自力战，快炮放至1百80余出。日军迭次奋勇猛扑，皆为击退。江南岸的日本炮队见久攻不下，便发炮助战。据日方记载称：“清将马金叙据高拼死力战，时黑田久孝少将部下炮队在江左岸，以榴霰弹注射清军垒，以援桂（太郎）中将兵势。清兵亦善战，隔江望之，晨雾漠漠与硝烟相混，但闻其中轰轰殷殷之响。”

（十六）激战中马金叙受枪子十余处，其弟督队阵亡，依然抚创拒守、战益力，先后打退日军的三次冲锋。交战不久日军右翼队在大迫尚敏指挥下也全部通过浮桥，并抢占虎山东面的高地，从侧面向清军俯射。此时驻守虎山边的聂士成军背腹受敌，一面与马金叙相与联络，一面奋勇抗敌。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日军右翼队自虎山东方高岗中腹进，冲突清军。清军据侧面高丘，亦为大迫（尚敏）兵所炮击，于是聂士成军陷于异常困难之境地。宋庆见马、聂兵单难支、势甚岌岌便派宋得胜和马玉昆率毅军步骑3千余人来援，皆踹过瑷河两道拚命迎战，勇丁亦皆鼓舞奋发，枪弹如雨。此时铭军炮兵在九连城凸角部者，率野炮四门亦至，急击日兵，左翼日兵色动，士气为之低落。宋得胜趁势率队力夺3座山丘，贼尸盈野，马玉昆由南面夹击，互施枪炮。日军阵地开始动摇，攻势顿挫。桂太郎见难进一步，士气开始衰落，便派飞骑向军司令部告急，请别出一部队兵，山县有朋即命立见尚文率第10旅团赴援。此时立见正在中江台，已占领税关局，因顾北方。敌旗翩翩于空中，如渐逼日军者，乃急驰马至架桥点会桂（太郎）中将。于是立见以步兵第12联队为先锋，自率混成旅团兵赴之。友安（治延，步兵第12联队长）中佐在虎山，富冈（三造，步兵第22联队长）中佐在中江台，左右相应，轰击清军各翼。

（十七）少将冒炮弹雨射间进逼清军。并从虎山之左侧迂回，出敌背后，猛冲敌军侧面。原来命令佐藤支队适时插到虎山背后，无奈鸟道樵径，一山连着一山，道路艰难，未能如期完成行军任务。至此日军的进攻部队已全部渡江，特别是立见旅团以生力军出现使日军士气大振。宋庆急调刘盛休的铭军赴援，然铭军“仅凭垒施炮，几番令其接应，仅至爱（瑷）河岸，未过河”而止。马玉昆等虽无后援，仍坚持战斗。对此宋庆曾记述道：“至浮桥倭已毕渡，以大炮数十尊排列桥左，背水殊死斗，炮弹轰驰，声震数十里。我军伤亡鳞叠，犹相持不少后。但是敌我众寡悬殊，且被敌军分割，各自为战，难以久持。”当时铭军溃西南，盛军败而北，毅军之营哨官伤者16。而能战之哨，除伤亡所存无几。宋庆见状只好令宋得胜、马玉昆撤至瑷河以西，聂士成所部仅700人而兵力单薄，又被日军反复纵兵环攻，力不能支，亦退渡瑷河西岸。此时只有马金叙仍在坚持战斗，他誓与虎山共存亡，督战益力。有部属劝之曰：“公虽勇敢，其与寡不敌众何?与其同归于尽，不如留此身以图恢复。且援兵不至，非公之罪也。”马金叙遂率残部突围而出，渡瑷河西走，时为上午10时30分。在这次战斗中清军战死者495人，其中仅毅军即有333人，约占总阵亡人数的百分之七十，记名提督谭清远（芦榆防军）和14名清军士兵被俘。

（十八）日军死伤149人，其中死34人、伤115人。日营距九连城甚近，按军中规定夜间不许点火。然日军人马皆涉水中，不耐浸湿，故解其禁。诸队设燎火，以焙其湿气。于是鸭绿江畔宛然如白昼，清军见之俄乱发巨炮，这样的盲目射击当然不会有任何效果，本来这是清军实行夜袭的好机会也徒然错过。九连城在瑷河流入鸭绿江的河口之西，城建于小丘上，瑷河流过丘下，老龙头和虎山耸立于城之东西，颇具形势，故清军以为根据地。虎山虽已失守，但从虎山至九连城须通过瑷河。瑷河自栗子园分为两支水流，一宽百丈，一宽70余丈。河深及马腹，“河底石滓水急，甚难渡，而清军在瑷河西岸也未来得及设防。10月26日黎明日军各部皆整队自营地出发，3路日军成扇面形逼近九连城。是时浓雾咫尺莫辨，日军不摸城内情况便向九连城炮击，但城内毫无反应，唯见鸟雀惊飞。第九旅团长大岛义昌使命步兵第11联队直攀城墙而入，始发现城内已无清军一兵一卒，原来刘盛休己在夜间带领铭军弃城而遁。午前10时山县有朋进入九连城，以旧税关局为第一军司令部，野津道贯亦率第五师团驻城内。当日军进攻虎山之际山县有朋曾派奥山义章少佐率第21联队第3大队开赴安东县对面沙洲之麻田浦，以牵制清军的兵力。

（十九）10月25日奥山从义州出发，抵达麻田浦，当即设警戒，并布置炮兵阵地。是夜四顾暗黑，咫尺不辨，对岸的盛军似未发觉，只听乱发步枪之声。日军夺取毅军的粮饷船一艘，26日黎明奥山下令以野炮两门轰击安东县。安东县原名沙河子，1876年置县，本有盛军6千余人防守，但盛军早在夜间撤走，这样谈县竟被日军—个大队不战而占领。日军占领安东县后设立民政厅，以原驻华临时公使小村寿太郎为长官。山县有朋为此发布告谕称：“我军所敌清国军队而已，至尔农商民无辜，毫不加害，却抚恤之如慈母视子。”又谓：“今本司令官观察地方情况，悯兵力余害，民人涂炭。兹垂非常仁惠，命我所管辖地方吏，令勿纳今年租税。”日本在安东县设民政厅的电讯传到国内后又激起一阵战争狂热，舆论界也对此大肆宣传，以煽动扩张主义情绪。如说：“在日本版图之外设民政厅，是在任那设日本府以来的快事，但那时日本府终未发展到朝鲜以外。今我军已占领鸭绿江右岸一带，并在那里实施日本法律，此乃日本开国以来未曾有过的事情。”日本明治天皇睦仁也赐书第一军予以嘉勉，其文有云：“卿等忠勇，能排万难而进击，退敌于朝鲜国境外，遂入敌国，占领要冲地，朕深嘉赏之。时方冱寒，卿等各自爱，期将来成功。”睦仁在嘉勉书中特别提到“期将来成功”，实是暗含继续扩大侵略的点睛之笔。

（二十）与此同时日军所到之处还张贴一种《告十八行省豪杰书》，开宗明义地说：“满清氏原塞外之一蛮族，既有非命之德，又无功于中国。乘朱明之衰运，暴力劫夺，伪定一时，机变百出，巧操天下。当时豪杰武力不敌，吞恨抱愤以至今日，盖所谓人众胜天者矣，今也天定胜人之时至焉。”并公然宣称：“满清氏之命运已尽，而天人与弃之固也。我日本应天从人，大兵长驱，以问罪于北京朝廷，特陈清主面缚乞降。尽纳我要求，誓永不抗我，而后休矣。”最后还号召所谓“十八行省豪杰”，逐满清氏于境外，起真豪杰于草莽，而以托大业。这份《告十八行省豪杰书》同《山县有朋告谕》一样都是日谍分子宗方小太郎起草的，其中把日本侵略者装饰成中国人民的拯救者，其入侵中国完全是为了吊民伐罪，并企图利用广大民众对清朝腐朽统治的不满情绪制造混乱，以尽快地迫使清廷签订城下之盟，这完全反映山县有朋当时的策略思想。日军占领安东县时聂桂林和丰升阿所率奉军、靖边军及练军盛字营尚驻大东沟西，当即留下两营奉军驻大东沟，余皆北退。10月27日日军大迫支队来逼，两营奉军亦退走，至此3万重兵防守的鸭绿江防线全线崩溃。对于鸭绿江防之败，光绪皇帝以“强弱不敌，犹予谅之”谕宋庆“以全局为念，择地稳扎，相机雕剿。毋得株守一隅，不思变计。”在鸭绿江防之战中清军不仅伤亡惨重，而且各种武器、弹药及军用物资也损失严重，据日方公布的数字日军缴获大炮74四门、步枪4401支、炮弹30684颗、枪弹4320661颗，精米2590石、杂谷2000余石以及马粮和其他杂物无数。

金旅之战

（一）1894年10月下旬日军越过鸭绿江防线，占领九连城、安东县、大东沟、凤凰城、宽甸、岫岩，这样的情况下宋庆奉诏率所部毅军及铭军回援旅顺，留依克唐阿镇边军驻守赛马集、草河城一带。由直隶提督聂士成率芦榆防军、盛军、奉军及仁宇虎勇等部守卫摩天岭，阻击日军。聂士成、依克唐阿两军还在通远堡集合20营兵力，拟分两路反攻凤凰城。一路由依克唐阿等率领，由通远堡南；另一路由寿山统领镇边军步队、永山统领马队，绕道叆阳边门进攻凤凰城东北。金旅之战开始于10月24日，至11月22日旅顺口陷落，这是甲午战争期间中日双方的关键一战。日本第一军进攻鸭绿江清军防线的同一天大山岩大将指挥的第二军（2.5万人）在日舰掩护下开始在旅顺后路上的花园口登陆，由于李鸿章一心要保旅顺港，清军便没有在此处设防。日军的登陆活动历时十二天，清军竟坐视不问，只有当地的农民自发抗击日本军，暂时拖住日军的行动。11月6日日军击溃清军连顺、徐邦道等部，进占金州（今辽宁大连市金州区）。7日日军分三路向大连湾进攻，大连守将赵怀业闻风溃逃，日军不战而得大连湾。金旅之战是指1894年11月5日至6日清朝军队在旅顺和金州抗击日军入侵的战斗。11月5日日本第二军内链变更第一师团逼近内链变更旅顺门户内链变更金州，与清朝军队展开激战。清朝徐邦道部拱卫军驻守通往金州的要道金州大道，作战非常顽强，日军随改由从防御较为薄弱的复州大道进攻。11月6日日军发起总攻，清朝军队虽进行顽强抵抗，但终于寡不敌，外围防线皆被突破，至6日中午金州城沦陷。

（二）金州、大连湾中国守军兵力：捷胜营步队1营（500人）、马队2哨（每哨百人），司令 副都统连顺。其中步队防守金州城，马队在貔子窝监视海岸。拱卫军步队3营、马队1营、炮队1营，司令总兵徐邦道、步队3营驻守徐家山附近，炮队驻守金州城外南方，马队配置在金州城东北，负责侦察。怀字军步队6营2哨，司令总兵赵怀业。步队2营驻和尚岛，2营驻老龙岛、黄山，1营驻南关岭，1营2哨驻苏家屯。日本第一军进入中国作战后因考虑到中国幅员辽阔，担心先期投入的作战兵力过于单薄，难以很快让清朝投降。于是日本政府着手组织第二军，目标攻打清朝首都北京，迫使清朝签订城下之盟，由陆军大臣大山岩大将出任司令官。日军占领金州后乘势向大连湾方向发起进攻，大连湾守军仅有总兵赵怀业所部6营2哨（3000人），屯驻于各炮台、要地，兵力分散。11月7日日军大队行至中途迷路，抓来乡间塾师阎世开命其带路，阎世手书“宁作中华断头鬼，勿为倭奴屈膝人”铭志慷慨就义。是日上午日军抵达大连湾炮台群，总兵赵怀业先期已率部逃往旅顺，除老龙头炮台的爱国官兵自发进行抵抗外其余炮台均被守军放弃，洋务运动苦心经营多年的国防长城一朝兵不血刃的落入敌手。从1894年10月24日至11月1日日本第二军（2.5万人）先后在辽东半岛的花园口登陆，以抄袭旅顺要塞后路。北洋海军主力舰只基本都未修竣，而辽东半岛的陆军部署又过于分散单薄，以至于在日军登陆的半个月时间内“清朝海陆军无过问者”。旅顺在西方称为亚瑟港、东方的直布罗陀，因为港口工程浩大、防守坚固，是当时远东首屈一指的大型军港。

（三）11月5日日本第二军第一师团逼近旅顺门户金州，与清朝军队展开激战。日军攻占金州、大连湾的目的即在于夺取旅顺，由于清朝徐邦道部拱卫军驻守通往金州的要道金州大道，作战非常顽强，日军随改由从防御较为薄弱的复州大道进攻。11月6日日军发起总攻，清朝军队虽进行顽强抵抗，但终于众寡不敌，外围防线皆被突破，至6日中午金州城沦陷。日本第二军在大连湾炮台进行为期10天的修整后立即向旅顺发起攻势，防守旅顺的清朝军队共计1万余人，但是派系混杂、指挥不一，面对汹汹而来的日本侵略军时各部将领手足无措。11月13日尚未修竣的北洋舰队各舰起锚离港，旅顺陷入一片恐慌中。1894年11月21日上午6时50分日本联合舰队列阵旅顺口外，吸引清朝守军注意力。同时日本陆军开始对旅顺陆路炮台发起进攻，由于敌我兵力相差过于悬殊，而且清朝军队之间缺乏统一指挥，虽然广大清军爱国将士用血肉之躯抗击着日本侵略军的进攻，但至中午12时左右日军完全占领旅顺陆路炮台，随即转向海岸炮台进攻。东岸炮台守将黄仕林贪生怕死弃台而走，致使东岸防守崩溃，炮台均落入日军手中。西岸炮台在守将张光前指挥下坚持作战至夜幕降临，日军被迫暂时停战，时晚张光前率部撤离旅顺，旅顺沦陷。李鸿章经营近20年且耗资达数千万两白银的战略重镇落入敌手，渤海门户洞开，直接威胁到津京要害。旅顺口的大规模作战结束后很多清军爱国士兵自发在船厂、机器局、旅顺城内各处与日本军队展开巷战，由于旅顺的清朝守军防御顽强，日军损伤惨重。自11月21日至24日的4天内日军对旅顺全城进行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中国同胞近2万人遇难。

旅顺大屠杀

（一）日军在大连湾休整十天后开始向旅顺进逼，旅顺地区清军有七统领，道员龚照玙为前敌营务处总办，有“隐帅”之称，共辖33个营（1.3万人）。14日日军曾通过清军俘虏向旅顺驻军送去两封劝降信，遭到严辞拒绝。18日日军前锋进军土城子，徐邦道的拱卫军顽强抗击，次日龚照玙置诸军于不顾，乘鱼雷艇逃往烟台，19日黄仕林、赵怀业、卫汝成三统领先后潜逃。1894年11月21日日军向旅顺口发起总攻，次日旅顺陷于日军手中。日军攻陷旅顺后制造旅顺大屠杀惨案，4天之内连续屠s中国居民，死难者最高估计达2万余人。旅顺大屠杀是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日军于1894年11月21日攻陷位于辽东半岛的旅顺，对城内进行四天三夜的屠杀。只有埋尸的36人（后经考察，生还者800余人）幸免于屠杀，死难者人数估计在2万人，遇难者葬于白玉山东麓的“万忠墓”。旅顺位于辽东半岛最南端，与威海卫隔海相望，共扼渤海门户。旅顺作为北洋水师重镇，由李鸿章耗时十六年、耗资数千万建成，船坞、炮台、军储的实力为北洋军之首，被称为“远东第一军港”。旅顺不仅背靠群山，而且主要山峰上都设有炮台，东面有松树山、二龙山、鸡冠山、望台北等炮台，西面有椅子山、案子山等炮台，共有加农炮、榴弹炮、野炮、山炮等各种大炮78门。关于旅顺之险要，黄遵宪曾赞道：“海水一泓烟九点，壮哉此地实天险！炮台屹立如虎阚，红衣大将威望俨。”驻守旅顺的清军原有记名提督黄仕林、记名总兵张光前各两营，后各增募两营，共八营（4100人）。后增加临元镇总兵姜桂题四营、记名提督程允和四营，共八营（4000人）。

（二）1894年11月初李鸿章又派记名提督卫汝成的五营3000人，再加上金州、大连湾败退的连顺、徐邦道、赵怀业残部后总兵力为1.47万人人。清军兵力虽多，但诸军互不联络，均无固守的信心。八位统领互不隶属，各行其是。虽然临战前公推姜桂题为总督，但他战守无策，一味告援，不能改变诸军相互观望坐视的局面。1894年日本第二军在夺取大连湾后为攻克旅顺在大连湾整休一旬，1894年11月17日拂晓日本第二军除在金州、大连湾留下少量部队外全部出动进犯旅顺。日军兵分三路：一为右翼纵队，由第一师团、混成第十二旅团及攻城炮队组成，山地中将为主将，乃木、西宽、长谷川三少将为其下属；二为左翼纵队，由步兵第十四联队、骑兵一小队、山炮一中队、工兵一中队组成，满益少佐为指挥；三为骑兵搜索队，由骑兵一大队组成，秋山少佐为指挥。是日右翼纵队和搜索骑兵在三十里堡宿营，左翼纵队在辛寨子宿营。18日早晨6时右翼纵队从三十里堡出发，下午2时30分到达营城子，同日上午10时搜索骑兵队第一大队长秋山好古率领的前锋到达土城子。此时清军3000余人突然出现，将骑兵队团团围住，日军骑兵陷于重围之中。秋山下令突围，向双台沟方向逃去。此次土城子迎击战，日军死伤55人，但此后清军却不敢主动出击，消极防御。11月20日日军司令大山岩在李家屯西北的高地上召开各级将校会议，决定21日凌晨2时发动总攻。

（三）次日各军进入预定的阵地，骑兵搜索队警戒盘龙山以西，部分骑兵搜索通向旅顺的道路；右翼纵队第一师团攻椅子山炮台，混成第十二旅团攻二龙山炮台；左翼纵队在旅顺东北布阵，牵制清军；军司令部驻土城子南；联合舰队在旅顺海口一字摆开，牵制清军兵力。11月21日晨6时40分日军逼近各炮台，西宽少将为先锋，率领第三联队首先攻扑椅子山最西的炮台。炮兵则在椅子山西面布阵，同时攻击椅子山的三个炮台。清军发炮应战，但由于日军大炮命中率高，炮台被摧毁。最后第三联队的步兵发动冲锋，一举攻下椅子山的三个炮台，时为上午8时。山地中将攻下椅子山炮台后又令炮队攻击松树山炮台，炮弹击中其火药库后猛然爆炸，松树山炮台彻底被毁。此时长谷川少将的混成旅团正在攻打二龙山炮台和鸡冠山炮台，由于第一师团各部队包抄两炮台的背后，清军腹背受敌，终于不支而退，二龙山、鸡冠山两炮台失陷。时近中午旅顺背后各炮台大都陷落，所剩的只有海岸炮台。海岸诸炮台以黄金山炮台最为坚固，日军第二联队长伊濑知好成大佐奉命攻打该炮台。当日军一逼近黄金山炮台时清军东岸守将黄仕林便弃炮台逃走，炮台被日军轻易占领，时为下午5时。东岸其他炮台如摸珠礁、老砺嘴等炮台守兵不战而逃，东岸炮台全部失陷。

（四）至晚上西岸炮台尚在清军手中，但是当夜张光前率领部下沿西海岸向北撤退，西海岸诸炮台也尽归日军所有。旅顺半岛20多个炮台一天内全部被日军占领，清军战死2000余人，日军仅损失280人。清政府将总理船政、专办水陆营务的道员龚昭与以“不能联络诸军同心固守，迨船坞失陷避至烟台”等罪名逮捕，交与刑部治罪，日军攻占旅顺后对城内进行4天3夜的屠杀，死难者达2万人，只有埋尸的36人幸免于难，后经考察生还者800余人，这就是震惊世界的旅顺大屠杀。据英国法学家胡兰德的《关于中日战争的国际公法》引用维利尔斯的记载：“当时日本官员的行动确已越出常轨，他们从战后第二天起一连四天野蛮地屠杀非战斗人员和妇女儿童，在这次屠杀中能够幸免于难的人在全市中只剩36人（后考察生还者约800余人），而这36人完全是为驱使他们掩埋其同胞的s体而留下的。其中有一个叫鲍绍武的人说：‘我们来参加收集s体时看到有的人坐在椅子上就被捅s来，更惨的是有一家炕上，母亲身边围着四五个孩子，小的还在吃奶就被捅s了’”。旅顺大屠杀之前日本就为掩盖事实真相做了周密的部署，1894年6月日本陆军省偕海军省联合颁令，严禁本国所有报刊登载军事新闻，以免泄漏日军对中国的侵略企图。

（五）8月1日内务省即宣布对有关甲午战争的报道实施“审阅”制度，各报社发稿前均须将原稿送呈指定的警保局，加盖“审查批准”印戳的方可发表。凡被认属“有污点的事件”则打上“禁止刊登”之印记，用墨水涂毁。9月中旬大本营规定改行新的《新闻材料公示程序》，全国报刊的记者们只能到大本营设在广岛的副官部去，申请检索当局“许可公布”的消息，而且刊登之后皆应寄交一份报刊给副官部备案。与此同时大本营对若干被允准随军采访的日籍记者（130名，包括11名画家、4名摄影师，分属66家报社）下达极端苛峻的“随军纪律”，并指派军官全程监视，一旦某人被军方视为“有害的记者”立马押遣回国，给予重罚。由于日本政府对事件的真相的成功掩盖，当旅顺攻陷的消息传至日本本土后全国多处游行举宴、高呼万岁、庆祝胜利。东京股票市场也反弹暴涨，盛况宛如鼎沸。大本营随后将第二军在旅顺劫掠的大批“战利品”运回国内，展示于东京的靖国神社，前往观展的人流“比到浅草、上野观光的还要多”。“战利品”这个名称在日本国内成为时尚，许多商家纷纷推出以“战利品”命名的新商品并得到畅销，当屠杀的报道终于浮现时日本社会也为之震惊。

（六）旅顺大屠杀之后英国的中央通讯社和路透社先后被陆奥宗光指使日本驻英临时代理公使内田康哉收买，每当有不利日本的报道刊登在当地报纸上，这两家新闻机构通常都立刻出马，给予反宣传。路透社“及时制止”本社记者从上海发来的揭露旅顺“野蛮惨害”的电稿，中央通讯社则辩称：“除战时正当杀伤之外日军无杀害一名中国人。”类似的还有美国的《华盛顿邮报》、日本的《日本邮报》、《日本周刊邮报》以及意大利等国的若干报刊。1894年11月26日英国《泰晤士报》刊出电讯，据报告在旅顺发生大屠杀，这是世界上最早披露有关“旅顺大屠杀”的信息。11月29日美国的《世界报》刊登来自中国芝罘（今烟台一带）的一则报道：“日本军在旅顺不分老幼全都枪杀，三天期间掠夺与屠杀达到极点”。该报于12月12日、13日、19日、20日连续数天刊登“战争特派员”克里曼的长篇“纪实报告”：《日本军大屠杀》及《旅顺大屠杀》，称：“日本为蒙文明皮肤，具野蛮筋骨之怪兽。”掀起轩然大波。而英国的《泰晤士报》与《标准报》跟进报道又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人们在得悉事件详情的同时无不对远东的暴行感到战栗、痛心、愤怒。克里曼的数字是两千人遇害，而维利尔斯的数字则是两万人遇害。

威海卫之战

（一）随着清军节节败退，在清廷内部主和派已占上风，大肆进行投降活动。旅顺口失陷后日本海军在渤海湾获得重要的根据地，从此北洋门户洞开，北洋舰队深藏威海卫港内，战局更是急转直下。甲午战争爆发以后日军在黄海之战中获胜，夺取黄海的制海权，又在1894年十一月下旬攻入中国境内，占领旅顺。日本大本营鉴于渤海湾即将进入冰封期，不便于登陆作战，遂决定暂缓执行进攻直隶的平原作战计划。而将战略进攻方向转至山东半岛，海陆配合攻占威海卫，企图歼灭黄海海战后撤退到此地的北洋海军。为了实施进攻山东的计划，日本陆军在其第2集团军基础上组成“山东作战军”，下辖第3、第4旅和原属第6师的第11旅，共计2.5万余人。日本联合舰队对陆军提供运输和掩护，联合舰队此时拥有25艘主力舰和15艘鱼雷艇，对北洋水师在数量上已经有压倒性的优势。清廷因对日军主攻方向判断错误，集重兵于奉天、辽阳和京津一带，山东半岛防御薄弱。此时慈禧太后起用恭亲王奕欣，令其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共筹和议。和谈被拒后得知日军企图，始作迎战准备。李鸿章令北洋舰队水陆相依，陆军固守大小炮台，舰船依托岸上炮台进行防御。威海卫是清廷经营已久的海防重镇，北洋水师各舰艇于旅顺失陷前即集结于此，此时尚有大小舰艇27艘。威海卫港区陆上筑有炮台23座，岸炮160余门，守军18营。烟台、酒馆（今牟平东）、荣成等处另有驻军41营，兵力共计60营（三万多人），由北洋大臣李鸿章和山东巡抚李秉衡统辖。但清军兵力分散于整个山东半岛，极易被各个击破。

（二）1895年1月19日日本山东作战军在联合舰队护送下分乘50多艘运兵船从大连湾出发，次日在山东半岛荣成湾登陆，占领滩头阵地。荣成湾清军兵少力单被迫后撤，日军乘势进占荣城。28日日军3.4万余人登陆完毕，三十日分两路进犯威海。日本海军也从海上正面进攻，企图全歼北洋舰队。是日下午日本陆军行至白马河，遭到福字军和嵩武军总兵孙万林率领的1000多清军的英勇阻击，激战2小时后日军死伤10余人后撤。1895年正月初四两路日军对威海港南岸炮台形成包围，次日发起总攻。驻守摩天岭、杨枫岭等炮台的清军奋力抵抗，日军少将大寺安纯被击毙。但清军寡不敌众付出重大牺牲导致炮台陷落，不久百尺崖、龙庙嘴、鹿角嘴等海岸炮台亦相继失守。为避免日军利用海岸炮台轰击威海港内的北洋舰队，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下令将皂埠嘴炮台炸毁，威海港南岸炮台于是全部失守。初七日军开始进攻威海卫和北岸炮台，炮台守将戴宗骞势单力孤，最终无力回天。丁汝昌派人掩护其撤离炮台，但他誓死不离阵地，最终被丁汝昌派来的水兵连劝带拉护离炮台，护送到刘公岛。次日丁汝昌只得下令将北岸炮台炸毁，这样威海之防尽堕，威海卫城陷落，北洋海军被封锁在港内，形势万分危急。此时丁汝昌断然拒绝日军的诱降，决心血战到底。

（三）初九日本海军大举出动，猛烈进攻威海港前沿天然门户刘公岛和日岛。日本陆军也将原南岸炮台的7门大炮修复，从海岸射击北洋水师，形成“炮资敌，我杀我”的惨痛局面。北洋官兵及守岛陆军奋起发炮还击，击中筑紫、葛城等日舰。次日深夜日军鱼雷艇进港偷袭，北洋旗舰定远被击伤搁浅。12日日军故伎重演，北洋海军来远、靖远、威远、宝筏4舰又被鱼雷击沉，实力大损。13日日军发动总攻，清军士兵奋勇迎战。双方炮火互射，硝烟蔽海，战斗甚为激烈。松岛、桥立、千代田、秋津洲、浪速、扶桑等日舰均被击中，士兵死伤众多。清军日岛炮台弹药库也被敌炮击中爆炸，守军被迫撤至刘公岛。正当战斗激烈进行时北洋鱼雷艇管带王平贪生怕死，率10余艘鱼雷艇和2艘汽船乘机逃跑，被日舰追及，大部分鱼雷艇被击沉，北洋海军损失惨重。14日夜日舰又破坏封锁威海港东口的铁链，打开港口门户。清军极其盼望援军赶来，但希望渺茫，士气开始低落。这时在北洋舰队服务的外国船员英人泰莱、克尔克、德人瑞乃尔等散布失败情绪，威逼丁汝昌向日军投降，遭到丁严辞拒绝。为避免战舰落入敌手，丁汝昌下令炸沉各船。16日管带刘步蟾在定远被炸沉后自杀殉国，其余各舰将领害怕“以徒手降敌取怒倭人”，竟拒绝执行命令。

（四）17日北洋守军弹药将尽，势不能支。当夜丁汝昌召集部下提出冒险突围，多数将领表示反对，纷纷散去。丁汝昌见大势已去决心以身殉国，与刘公岛北洋护军统领张文宣、镇远管带杨用霖先后自杀。第二天外国洋员浩威勾结威海卫水陆营务处候选道牛昶晒等人投降，二十日牛昶晒代表清军在投降条约上签字，刘公岛沦陷。23日上午十点三十分日本联合舰队摆出征服者的架式占领威海港，举行捕获仪式，北洋海军镇远、济远、平远、广丙、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中、镇边等10艘舰船全部作为日军战利品，被插上日本国旗。北洋练习舰康济号被解除武装，交还中国。下午4时康济载运着丁汝昌、戴宗骞、刘步蟾、杨用霖、张文宣的灵柩，在潇潇细雨中凄然离港驶向烟台，汽笛哀鸣，威海卫之战至此结束，清政府苦心经营多年的北洋水师全军覆灭。北洋水师在此战中全军覆没，京畿地区顿时门户大开。位于旅顺的日军也展开进攻，连破凤凰、营口、海城、牛庄等地，清军全线溃败。威海卫和山东半岛的失陷使京畿地区门户洞开，清廷危急万分，更加快以慈禧为首的统治集团向日本乞和投降的步伐，加深中国的半殖民半封建程度。清廷只得乞降，派遣李鸿章全权处理，前往日本和谈。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订，甲午中日战争结束。

辽东战役

（一）辽东之战持续的时间很长，自日军突破清军鸭绿江防线后连占凤凰城、岫岩、海城等地。清朝调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督办东征军务，授以指挥关内外军事的全权，并任命湖南巡抚吴大澄和四川提督宋庆为帮办，以期挽回颓势。在析木城四周部署奉军、盛字练军、希字军、仁字军等，总兵力计27营，除步兵营外有马队5营、炮队1营（共8000人） 。1895年1月17日清军先后四次发动收复海城之战，由于指挥不力皆被日军击退。2月28日日军趁胜追击，从海城分路进攻。3月4日攻占牛庄，7日不战而取营口，9日攻陷田庄台。仅十天时间清朝百余营六万多大军，便从辽河东岸全线溃退。辽东战役指甲午战争时期中日陆军在奉天（今辽宁）辽河以东进行的一系列战斗，辽东半岛面临黄海，又与山东半岛遥遥相对，共扼渤海海峡，形成护卫京津的门户。也是从海上进入清朝政权发源地——东北的唯一通道，战略地位极为重要。1894年10月24日山县有朋率领日本第一军近3万人进犯鸭绿江防线，选择清军的左翼和中路为突破口发起辽东战役。辽东战役是中日双方在中国境内爆发的大规模陆战，包括鸭绿江江防之战、金旅之战、辽阳东路之战、辽阳南路与规复海城之战、田庄台大战等。战役历时五个月，一直到1895年3月9日波及辽东大部分地区。清军防线被日军击破，导致辽东丧于敌手。1894年9月平壤战役和黄海海战后日本政府决计攻打清朝，令大将山县有朋率第一军集结在朝鲜义州附近，准备从鸭绿江一线进攻中国辽东半岛北部。日军第一师团、第二师团及第十二混成旅团组成第二军，准备从海路登上辽东半岛南部，进攻清军重地金州、大连和北洋海军基地旅顺口。

（二）清朝陆军在平壤战役后全部退出朝鲜，集结于鸭绿江一线。李鸿章得知日军决计进攻中国本土的消息后，提出“严防渤海以固京畿之藩篱，力保沈阳以顾东省之根本”的战略计划，急忙加强辽东防御。9月21日清廷命四川提督宋庆帮办北洋军务，率毅军从旅顺进驻鸭绿江防线重镇九连城，指挥前线战事。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率镇边军、刘盛休率铭军也先后到达九连城附近，鸭绿江防线清军人数增至80多营（3万人），其部署是：以安东至九连城一线为主阵地，分左、右两翼设防，右翼向西南延至大东沟、大孤山一线，由宋庆指挥；左翼由九连城向东北延伸至长甸河口一线，由依克唐阿指挥。同时清军也在辽南地区加强守备，怀字军、和字军、桂字军及徐邦道拱卫军等30多营分别把守金州、大连和旅顺，修筑炮台，增加炮位，构筑工事。清廷还在旅顺设置北洋前敌营务处，任命龚照节制诸军。1894年9月26日山县有朋率日本第一军（3万人）进犯鸭绿江防线，选择清军的左翼和中路为突破口。是日中午部分日军从水口镇涉渡鸭绿江，冲击清军左翼，守军不支，纷纷败退，鸭绿江左翼防线被轻易突破。当晚进攻九连城一线的日军主力在鸭绿江上架设浮桥两座，次日黎明晓雾浮江，对岸清军又没有察觉。上午6时从浮桥上跨过鸭绿江的日军登上沙滩，进攻九连城前沿阵地虎山高地，清军五、六百人在马金叙指挥下顽强奋战，先后打退敌人3次冲锋。不久日军迂回到虎山高地左右两侧，配合中路猛攻马金叙部和驻守虎山旁边的聂士成部，宋庆派来的清朝援军也被日军阻隔、分割。敌众我寡之下虎山守军付出重大代价后被迫撤退，阵地失守。

（三）28日拂晓日军总攻九连城，但城中寂然无声，原来守城清军早已在夜间撤离，日军不费一枪一弹占领这一军事重镇。驻守右翼防线的清军见九连城已失也纷纷向西溃退，清军苦心经营的鸭绿江防线数日间便土崩瓦解，日军乘胜西进抢夺凤凰城、大东沟、大孤山、岫岩、苏甸、宽甸、木城、海城等辽东重镇。清廷震骇异常，唯恐日军乘胜攻占陪都奉天（沈阳），破坏清朝列祖列宗的陵寝，急忙调集重兵进行阻击。在辽阳东路西起摩天岭、东到赛马集（长150里）构筑新的防线，与日军苦战3个多月，交战十几次，暂时阻止住日军的攻势，缓解辽沈地区的危急。在辽阳南路另一军事重镇海城中清军也调集9倍于敌的兵力，在40多天内5次进攻日军，但终未收复海城。此时日本第二军已在辽南登陆，战局对清军更加不利。9月25日日本第二军在日本联合舰队护卫下从大同江口渔隐洞出发向辽南进军，次日清晨在清军未布防的花园口登陆，后续部队分乘40余艘运兵船相继而来。此时李鸿章及清军大部正忙于应付辽东半岛北部战局，无力分身在辽南一带加强守备。十月初六日军进犯辽南军事重镇金州，初八发起攻击。金州守军3000余人在徐邦道指挥下反击，次日日军调集重兵，用炮火压制清军火力，炸开金州城门。双方展开激烈巷战，清军实力太弱被迫撤退，日军高歌猛进拿下金州。

（四）这时日本第二军（2.5万人）已全部在花园口登陆，初十日军进攻大连湾，少数清兵在前沿阵地堡垒内遥放数枪后即纷纷撤退，大部分清军早已在昨夜退往旅顺口，致使日军兵不血刃、轻松愉快地占领“严城巨防”的大连湾。二十日日军扑向旅顺口，次日清晨先遣队行至旅顺北10公里土城子时遭到徐邦道、姜桂题率领的500多清军的阻击受到重创，死伤50多人，不及收s即狼狈后撤。22日日军分兵三路再次进犯旅顺，24日清晨进攻旅顺前沿防线，在椅子山炮台、松树山堡垒、二龙山堡垒和鸡冠山炮台等地两军相继开战。时至中午旅顺前沿防线全部失守，清军退入旅顺市区。下午五时旅顺东南的黄金山炮台亦被攻占，旅顺市区岌岌可危。当夜清军乘风雨大作放弃旅顺口，向金州方向仓皇撤逃。节制旅顺各军的北洋前敌营务处会办道员龚照贪生怕死，早在金州失陷后即逃离前线。25日清晨日军占领旅顺，清朝经营16年、耗资数千万的船坞、炮台在一夜之间全部沦陷。日军进入旅顺市区后越战越勇，消灭很多清军。旅顺、大连的沦陷使清廷朝野大为震动，光绪帝将李鸿章革职留任，并积极策划起用湘军，代替屡战屡败的淮军出关作战。是年底清廷任命湘军宿将、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督办东征军务。

（五）次年初刘率湘军开赴辽东战场，亲抵山海关节制关内外诸军。帮办东征军务的湘军大将吴大率所部清军在营口、牛庄、鞍山一线重新构筑工事，以阻挡日军的进攻。日军为在辽东战场彻底取胜，也重新调动兵力，将第一军、第二军一部协调行动，向在辽河以东营口、牛庄、鞍山一线布防的清军发动新的攻势。1895年2月21日接替山县有朋为日本第一军司令长官的野津道贯与侵华第二军第一师团长山地元治在汤池举行会议，确定具体的共同作战方针。二月初六日本第一军占领鞍山，次日扑向牛庄。牛庄是辽河下游平原的一个街镇，外围无城廓，清将魏光焘所部武威军6营在此驻守。初八上午9战斗在牛庄外围打响，清军利用民宅土墙为掩体与日军激战，但实力不济，至中午被迫退入牛庄市内。是时清将李光久率老湘军5营赶来，中日两军遂在牛庄镇内展开激烈巷战，弹飞如雨，硝烟蔽空。双方逐屋争夺，犬牙交错，天黑后无能的清军不支，千余人战死。魏光焘、李光久率少数清兵侥幸突围，牛庄失守。11日拂晓日本第二军第一师团也按照既定作战方针，向营口发起总攻。营口位于辽河口左岸，为东北的重要通商口岸。清军原有2万多人驻守此地，但初九清晨清军统帅宋庆对敌情判断错误，将主力调往田庄台，仅留3000余人驻守。由于技不如人，清军稍作抵抗即纷纷溃退，中午营口沦陷。

（六）13日日军集中3个师团（2万人）的兵力向田庄台发起总攻，双方炮战十分激烈。不久强大的日军炮火占优，清军不敌遂向东北方向溃退，田庄台亦告失守，清军死伤2000余人。此后宋庆率军退走双台子，吴大部退往锦州。日本军队一路高歌猛进，将辽东半岛及其以北的大孤山、宽甸以及辽河以西以北的田庄台等重要城镇全部占领。辽东战役是日中双方在中国境内进行的大规模陆战，战役历时7个月，战场波及辽东半岛大部地区。清军苦心经营的鸭绿江防线、辽南防线和营口至鞍山防线被日军先后突破，防守兵力占优势的清军纷纷败退，致使辽东大部重镇沦陷，直接危及奉天和京畿地区的安全。辽东半岛是海上通向东北的必经之路，辽东之失使东北直接暴露于日军侵略的危险之下。而东北又是清朝的发源地，清在入关前的皇宫——沈阳故宫和清皇陵中的昭陵、福陵都在于此，因此辽东之失对清王室产生重大的心里压力。辽东战役失败后以慈禧为首的清廷被日军威力所慑服，加紧乞和投降的步骤。日本明治政府奉对外侵略扩张为最高国策，制订以武力征服亚洲的所谓“大陆政策”，将朝鲜和中国列为其侵略扩张的首选目标。1894年6月5日日本政府组建对华战争的最高统帅部——日军大本营，6月17日大本营御前会议决定发动对华战争，并确定日本海陆军作战的基本方针。其作战目的是将陆军主力从海上输送入渤海湾择地登陆，在直隶平原与清朝军队进行决战，然后进攻北京，迅速迫使清政府投降。

（七）日本大本营认为清朝有优势的海军，因此陆军主力在直隶平原“决战的结局首先要取决于海战的胜败。即取决于日本海军能否首先在海上战场歼灭清朝海军主力，掌握渤海与黄海的制海权，从而保证安全输送其陆军主力在渤海湾内登陆。鉴于上述考虑的日本大本营在作战计划中设置出作战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日本出动陆军入侵朝鲜，牵制清朝军队。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出海，寻机歼灭北洋海军，夺取黄海与渤海的制海权。第二阶段则根据海上作战所可能产生的不同结局分别编设出三种具体作战方案：（一）如果日本海军在海战中获胜并掌握预定海区的制海权，则立即输送其陆军主力兵团进入渤海湾登陆，在直隶平原与清朝军队实施决战；（二）如果海战平分秋色，日本海军不能掌握制海权，则以陆军主力兵力达成对朝鲜的占领；（三）如果日本海军在海上战场失败，制海权落入清朝海军之手，日军则全部撤回本土设防，准备全力抵御清朝军队对日本的进攻行动。而在攻击旅顺的具体策略上日军第二参谋部认为：“旅顺坚垒，正面攻之，恐不能奏功。宣先选定其根据之地，而后冲其背后，以出敌之意也。”在甲午战争前夕日本极为重视对敌情的了解，在日本对中国的总兵力和作战能力，甚至每个省能提供多少参战兵力等都做了专题的报告。日军对朝鲜、中国东北及渤海湾等预定战区都绘制出极其详尽的军用地图，图上甚至标出每一座山丘、每一条道路、每一口可以饮用的水井等细微目标。日军知己知彼，在对清作战中兵分二路。

（八）1894年10月24日日军第二军在陆军大将大山岩司令官的率领下自朝鲜大同江口出发，由日本联合舰队护送至辽东半岛的花园口，开始登陆，攻克金州。接着日军不战而得大连，旅顺岌岌可危。守旅顺的清军统帅又临阵脱逃，导致军心涣散，号称“东亚第一要塞”的旅顺陷于敌手。日军以旅顺为基地，辅之以制海权对威海卫形成战略包围。至此日军在战略上取得重大的顺利，从而加速清政府的战败进程。它使东亚的格局发生变化，使东北亚地区的局势紧张。俄国一直把东北看做自己向东北继续扩张的空间，而日本战胜清朝，并强迫清政府同意割让辽东半岛。沙皇政府大为冲动，认为日军占有辽东半岛侵害俄国的利益，构成对俄国独霸东北的直接威胁。沙俄财政大臣维特供认：“决不可让日本渗透到清朝的心脏，而在辽东半岛攫取立足点。为俄国的最大利益着想，要求维护清朝的现状。”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字的那一天沙皇政府正式向法德两国政府建议，三国联合劝告日本退还辽东半岛，日本如不应允即对日本在海上采取共同军事行动，最终清朝以3000万两白银之代价赎回辽东半岛。1904年，日本为报一箭之仇挑起日俄战争，这次战争以俄国失败而告终。1905年日俄双方签订《扑茨茅斯和约》，日本从俄国手中夺取辽东半岛的租借权，把辽东半岛改为“关东洲”，霸占中国东北的大片土地，形成日本独霸中国东北的局面，并成为以后日本推行全面侵华的后方。

马关条约

（一）日本明治维新后蓄意对外扩张，逐渐形成以侵略中国为中心的“大陆政策”。其第一步是攻占台湾，第二步是吞并朝鲜，第三步是进军满蒙，第四步是灭亡中国，第五步是征服亚洲，第六步是称霸世界。1871年中日两国签订第一个条约——《中日修好条规》，该条约第一款就写明：“嗣后大清国、大日本国倍敦和谊，与天壤无穷。即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获永久安全。”这是一个平等的条约。但日本不顾条约中“两国所属邦土，不可稍有侵越”之规定于1872年入侵中国属国琉球，1874年入侵中国领土台湾。还通过《北京专约》迫使清政府间接承认琉球为日本属国，并于1879年正式吞并琉球国，改设为日本的冲绳县。日本还入侵清朝的另一个属国朝鲜，于1875年制造“云扬号事件”，1876年以此为借口强迫朝鲜签订不平等的《江华条约》。其后日本又利用朝鲜发生的“壬午兵变”和“甲申政变”进一步扩大在朝鲜的势力，排挤朝鲜的原宗主国清朝，并于1885年与清政府签订《天津会议专条》，在事实上取得与清朝在朝鲜半岛的对等地位。此后日本即有计划地投入全国国力开展针对清朝的扩军备战活动，以进行一场“国运相赌”的战争。可见在甲午中日战争之前日本就已经染指台湾和朝鲜，并取得一定进展，而日本在甲午战争的胜利及《马关条约》的签订则使日本的野心变成现实。1894年以朝鲜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向清朝请兵为契机，日本派大军进入朝鲜，并挑起甲午中日战争。

（二）中日两军在陆上的主要战役有成欢之战、平壤之战、鸭绿江江防之战、金旅之战、辽东之战等，海上的主要战役有丰岛海战、黄海海战、威海卫之战等，日军基本上节节胜利。其中清军在1894年9月平壤之战和黄海海战中的相继失利使战局急转直下，战场亦由境外转移到中国境内。而1895年2月威海卫之战清军的失败更是使北洋水师全军覆灭，清廷无心恋战，日本则继续保持军事压力，大有海陆并进直捣京师（今中国北京）之势，在这种情况下清廷早就从1894年10月起便不断透过欧美列强向日本求和。而到战争后期日本亦认为甲午战争不能无限期继续下去，议和谈判的时机早晚必会成熟，因此也同意议和，就这样中日两国最终坐到谈判桌上开始马关和谈。掌握朝廷大权的主和派人物慈禧太后和李鸿章从战争一开始就不打算使战争继续下去，平壤战役和黄海战役相继失败后，1894年9月底慈禧太后重新起用1884年被她罢黜的恭亲王奕訢主持总理衙门。奕訢原先就主张对外国屈服，10月初奕訢亲自出面，请求英国联合美国和俄国共同调停中日战争。由于美、德、俄三国各有各的打算加上日本的拒绝，英国于10月6日提出的调停建议没有获得任何结果。1894年11月初日军侵入辽东，将战火烧入中国，清廷十分恐慌其“龙兴之地”遭到兵燹之灾，又转请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出面调停。

（三）这时美国政府认为对清政府进行讹诈的时机已到，表示愿意居间“调停”。由于急于求和，李鸿章在恭亲王同意下派遣一个德国人德璀琳（担任天津税务司）作为自己的代表到日本去探商议和的条件，但德璀琳到日本后日本人拒绝和他谈判，同时日本又通过美国人要求清政府派出“具有正式资格的全权委员”。日本虽然在战场上连战连捷，但毕竟国力有限，战争带来的巨大消耗进一步加重日本普通人民的负担。自1894年底以来日本不少地方都爆发农民暴动，社会动荡不安。而且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亦很重视西方国家的态度，他清楚西方列强的骨子里并不欢迎日本的崛起，妒忌日本在清国分食西方人的利益。此外伊藤明确反对军部大本营的直捣北京的“直隶平原作战计划”，他认为如果这样做的话清朝将会失去合法政府作为勒索对象，从而招致各国干涉。而且在天寒地冻的渤海上进行运输也很困难，他在1894年12月4日建议先攻取威海卫和台湾，作为将来和谈的筹码，如果待春暖时清廷犹踌躇而无请降之意则再进攻北京也不迟。天皇采纳伊藤的建议，稍早前还按伊藤的意思召回正在辽东战场准备攻打山海关的山县有朋，这表明到1894年末的日本不再单方面追求军事胜利，而是企图从对清和谈中捞取更大的利益。此时清朝方面求和的欲望则更加强烈，当时旅顺已失守后慈禧太后害怕日军进犯京津，便不顾光绪皇帝等人的反对先指使奕訢委托田贝秘密向日本疏通，后于1895年1月14日正式派户部侍郎张荫桓、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并聘美国国务卿科士达为顾问赴日求和。

（四）当时日本正在猛攻威海卫，由于军事上的胜利让日本的侵略胃口非常大，气焰极为嚣张。它觉得使清政府无条件投降的机会还未到来，因此借口“全权不足”，在广岛将清政府的这两位求和代表侮辱一番后驱逐回国。同时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于1895年2月2日在驱逐张、邵二人时通过清廷代表团中的伍廷芳向清政府提出和谈的要求，并指名要恭亲王或李鸿章充当全权代表。1895年2月17日日本攻陷刘公岛、北洋水师全军覆灭的当天日本又通过美国人向清政府提出必须以割地、赔款为议和条件，否则就无需派代表前往日本。之前清政府已求和三次，其中两次派使被拒，这时清政府十分害怕战争继续下去，为了求得停战决心不惜任何代价。慈禧太后在得知日本的要求后立刻召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入京，任命他为全权代表赴日议和。李鸿章入京以后慈禧太后又称病不出，让光绪皇帝负责接见。在1895年2月22日的朝会中光绪帝让李鸿章与众臣议论议和之事，李鸿章坚决反对割地，翁同龢主张倘若可以回避割地，即便巨额战费赔偿也可以忍辱负重。大臣孙毓汶、徐用仪认为当前形势急迫，若回避日本割地条件，和平交涉将无法继续。文廷式还主张效仿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迁都最终战胜拿破仑的故事，要求迁都再战，但很快被否决。李鸿章声称：“割地则不行，议不成则归耳！”其后李鸿章又拜会各国公使乞求干涉，但均无结果。

（五）李鸿章见割地已成定局，便于3月2日就割地一事上奏皇帝，要求面谕训诲，非要从光绪帝口中得到明确的割地的授权不可。光绪帝无奈，只好表示可以授予李鸿章“以商让土地之权”。于是在1895年3月13日李鸿章以头等全权大臣的名义带着美国前任国务卿科士达为顾问，率100多名随员前往日本马关（今下关）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进行谈判。1895年3月19日李鸿章抵达日本马关后住在接引寺（古代为朝鲜通信使的住所），3月20日双方在春帆楼（下关有名的日本料理旅馆，以烹调河豚闻名）会见，正式开启和谈。中方参加谈判的有头等全权大臣李鸿章、参议官李经方（李鸿章养子）、参赞官罗丰禄、参赞官伍廷芳、参赞官马建忠、参赞官卢永铭、参赞官罗庚龄为翻译官，日方参加谈判的有全权办理大臣伊藤博文、全权办理大臣陆奥宗光、内阁书记官长伊东巳代治、外务书记官井上胜之助、外务大臣秘书官中田敬义、外务省翻译官陆奥广吉、外务省翻译官楢原陈政。从1895年3月21日到24日中日双方进行前三轮谈判，当时北洋水师虽全军覆灭但是辽东战场争战方酣，而且日本在谈判前的3月16日成立所谓“征清大都督府”，以参谋总长小松彰仁亲王为大都督。准备进驻旅顺，直捣北京，指挥“直隶平原作战”。所以李鸿章要求议和之前先行停战，日方提出包括占领天津等地在内的四项苛刻条件，迫使李鸿章暂时撤回停战要求。

（六）李鸿章遂问及条款，日方决定在下一轮谈判中出示条款。伊藤博文在第三轮谈判中透露割让台湾岛之事，李鸿章答以英国将会干涉，伊藤微笑说：“岂止台湾而已！不论贵国版图内之何地，我倘欲割取之，何国能出面拒绝？”总之在前三轮谈判中伊藤博文对李鸿章极尽羞辱之能事，而李鸿章则委曲求全，惟恐和议中梗。日方以酷苛的条件使清朝方面自动撤回停战的提议，达成不停战而和谈的目的。3月24日第三轮谈判后李鸿章回接引寺住所的途中突然遭日本人小山丰太郎枪击，造成李鸿章左眼下受伤。此次意外事件的发生使日本的谈判优势锐减，令日本政府极为狼狈、气急败坏，承认“由于此次凶变导致帝国不得不立于甚为困难之地位，反之清国却因此对各国得到最好的口实，清使或将立即归国。而当其向各国哀诉时各国将向彼表示同情，且难保不转而以其联合之压力抑制我方”。日本担心造成第三国干涉的借口，一方面由天皇、皇后亲遣医生和护士对李鸿章进行治疗并给予慰问，另一方面自动宣布承诺休战。李鸿章也没有像日本所担心的那样立即归国，而是继续谈判。3月30日双方签订休战条约，休战期21天，休战范围限于奉天、直隶、山东各地。此时日军已于3月23日袭占澎湖，造成威胁台湾之势，停战把这个地区除外，保持日本在这里的军事压力。这一风波平息后日方代表以胜利者的姿态，继续进行威胁和讹诈。美国顾问科士达则想方设法怂恿李鸿章赶快接受条件，以便从中渔利。

（七）在1895年4月1日举行的第四轮谈判中日方提出十分苛刻的议和条款，要求中方在三到四日内答复。主要包括：确认朝鲜独立；清朝向日本赔偿军费库平银三亿两；清朝割让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辽东半岛给日本；清朝向日本开放北京、沙市、重庆、苏州、杭州、湘潭和梧州七处通商口岸；长江、西江、吴淞江及运河等内河航行权范围；日本驻军地点及所需军费。李鸿章对日本的狮子大开口大为震惊，他一面奏报朝廷，一面对除“确认朝鲜独立”以外的条款进行逐条驳斥，并采取拖延战术。其后在日本的要求下清廷改命李经方为全权大臣，随李鸿章一起议约。伊藤博文则在4月8日约见李经方，警告他一旦谈判破裂，北京之安危亦有不忍言者，要求尽快接受日方条件。4月9日中方将条约修正案交予日方，修改内容主要是将赔款减为1亿两和缩小辽东半岛的割让范围。4月10日举行的第五轮谈判中伊藤博文提出日方的最后修正案，其中对辽东半岛的割让范围适当收缩，赔款减为2亿两，通商口岸减为4处。这是日本根据西方国家的态度做出的一点让步，但仍十分苛刻。伊藤对李鸿章说：“中堂见我此次节略，但有允、不允两句话而已。”李鸿章问：“难道不准分辩？”伊藤博文回答：“只管辩论，但不能减少。” 此间李鸿章每日给总理衙门发回大量电文报告会谈进展情况，往来的电报均被日方截获破译。伊藤由此完全掌握清政府决意回避谈判破裂局面的底线，同时也意识到拖延谈判对日本不利，故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

（八）而清廷则一直对日本提出的要求束手无策，几番折冲后看见事情已无回旋余地，遂于4月14日电谕李鸿章：“原冀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如竟无可商改，即遵前旨，与之定约。”4月15日中日双方举行第六轮谈判，会谈从2时半延续到7时半，其间李鸿章苦苦哀求减轻勒索，但均遭拒绝。陆奥宗光对此记录道：“会见的时间虽长，散会时已到上灯时间，而其结果，他（李鸿章）惟有完全接受我方的要求。李鸿章自到马关以来从来没有像今天会晤这样不惜费尽唇舌进行辩论的，他也许已经知道我方决意的主要部分不能变动，所以在本日的会谈中只是在枝节问题上斤斤计较不已。例如最初要求从赔款二万万两中削减五千万两，看见达不到目的又要求减少二千万两。甚至最后竟向伊藤全权哀求，以此少许之减额，赠作回国的旅费。此种举动如从他的地位来说不无失态，但可能是出于‘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的意思。”1895年4月17日上午11时40分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在马关春帆楼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其主要内容包括：清朝承认朝鲜独立；割让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与辽东半岛给日本；赔偿日本2亿两白银；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允许日本人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1895年5月8日中日两国在芝罘（今山东烟台）交换两国皇帝的批准书，条约正式生效。

（九）《马关条约》签订6天后俄罗斯帝国因日本占领辽东半岛，阻碍它向中国东北伸张势力，便联合法国和德国两国进行干涉。结果是日本于1895年5月4日决定放弃辽东半岛，但要清朝以白银3000万两将其“赎回”，史称“三国干涉还辽”。日本在甲午中日战争后一共勒索清朝2.3亿两巨额白银。然而三国干涉还辽对日本来说仍然是飞来横祸，它使日本藉由甲午战争获胜之机侵占满洲（中国东北）的企图遭到粉碎，也使俄国增强其在远东的势力，遏制日本在东北及朝鲜的扩张。为了实现日本“大陆政策”的第二步（吞并朝鲜）和第三步（进军满蒙），日本重新整军备战，于十年后发动对俄罗斯的战争。清朝在《马关条约》中割让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给日本，至此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在台湾省首府台北，割台的消息传来后若午夜暴闻惊雷，惊骇无人色。奔走相告，聚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达于四野，风云变色，若无天地。在自己不能主宰的情况下被腐败的清政府出卖给日本，台湾人民的悲愤、无奈、绝望的心情，非外人所能体会。全台男女老少、市农工商、贩夫走卒鸣锣罢市、涌入省府，愤怒抗议朝廷的割台行为，决心誓死保卫台湾。台湾著名诗人丘逢甲写下血书“抗倭守土”，并带头联名致电清廷，表示“桑梓之地，义与存忘”，愿意与驻台清军“誓死守御”。

（十）1895年6月2日清朝全权代表李经方与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在停泊于基隆海面的日舰“横滨”号完成台湾交接手续，而台湾人民则以“台湾民主国”的名义发誓“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在台湾岛上与日军展开数月的殊死斗争，是为台湾人民反割台斗争（又称“乙未战争”）。反割台斗争是近代中国一次爱国主义的壮举，尽管它最后以失败告终但它充分表现台湾军民维护祖国领土完整的坚强意志和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忘的紧要关头，在反对帝国主义侵占祖国宝岛台湾的斗争中，海峡两岸的中国人不分彼此、同呼吸、共命运、相互支持，谱写一曲波澜壮阔的瑰丽诗篇。台湾民主国是反日本割台湾斗争中台湾成立的临时政权，以丘逢甲等爱国官绅为代表的台湾同胞为反对割让台湾而成立的抗日政府。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决定割让台湾。台湾人民向清政府提出愿抗战而不愿割地的请求，遭到拒绝。于是由丘逢甲、陈季同等人发起决定采用民主体制“自主立国”，以拒日本侵占。1895年5月15日改台湾省为“台湾民主国”，建元永清，以“兰地黄虎”为国旗，设总统府和议院。5月16日推举台湾巡抚唐景崧为总统，军务帮办刘永福为大将军，丘逢甲为义军统领，俞明振为内务大臣，李秉瑞为军务大臣，陈季同为外务大臣。原有地方府县规制一切如前，地方官吏仍旧不变。5月23日宣布“自主立国”，拒绝接受《马关条约》有关割让台湾、澎湖的条款。26日新政府照会各国领事，并派员到北京报告，规定在台文武官员以27日为限，准其自行选择去留。

（十一）5月27日唐景崧宣布就职，阐述成立民主国原是表明“台民忠义，不肯俯首事仇”，在“无天可吁，无主可依”境况下“台民公议自立为民主之国”。并升黄虎旗，鸣礼炮11响。6月3日日本攻占基隆，很快台北失陷，唐景崧不战而于6月6日携带巨资及家小乘德国轮船逃回厦门。丘逢甲南下，中北部民主国无人主持。刘永福在台湾南部发出布告，表示抵抗到底，并坚持斗争到10月。10月19日夜刘永福乘英国轮船内渡大陆，10月21日日本侵略军占领台南，台湾民主国遂告结束，历时4月有余。《马关条约》是继《南京条约》以来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各帝国主义国家援引片面最惠国待遇，获得《马关条约》中除割地赔款以外中国给予日本的所有特权。它给近代中国社会带来严重危害，大大加速中国半殖民地化进程，加深民族危机。台湾等大片领土的割让进一步破坏中国主权的完整，刺激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而且还造成台湾和大陆难以弥补的隔阂，遗患至今。巨额赔款加重中国人民的负担，同时加速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清朝因此大借外债，致使列强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通商口岸开放使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深入到中国内地，允许在华投资办厂，其他列强引用“利益均沾”的条款争先恐后地在中国开设工厂，严重阻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也反映出列强对华经济侵略由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的过程，《马关条约》反映帝国主义资本输出、分割世界的侵略要求，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十二）总之《马关条约》使中国面临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大大加深。从中国方面看《马关条约》的签订（甲午中日战争中国失败）标志着历时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的失败，使取得的近代化成果化为乌有，打破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对民族复兴的追求。割地赔款、主权沦丧便利列强对华大规模输出资本，掀起瓜分狂潮，标志着列强侵华进入一个新阶段，大大加深中国的半殖民地化，中国的国际地位急剧下降。甲午战争及《马关条约》直接导致中国人民挽救民族危亡的运动高涨，资产阶级掀起维新变法运动和民主革命运动，中国人民自发反抗侵略的斗争高涨，如义和团运动。对日本而言通过《马关条约》得到巨额赔款和台湾等战略要地不仅促进本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而且便利日本对远东地区的进一步侵略，使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唯一的新兴资本主义强国。日本为了对抗俄国，湔雪三国干涉之耻，一方面提出“卧薪尝胆”的口号，重新开启十年扩军计划；另一方面促成“英日同盟”的形成，开始东亚地区新一轮的争霸。对朝鲜而言《马关条约》从法理上标志着中朝之间上千年的宗藩关系正式终结，东亚传统的华夷秩序和封贡体制也遭最后一击而宣告崩溃。朝鲜名义上获得独立，实际上却被日本控制。之后俄国势力进入朝鲜，日本和俄国在朝鲜的争夺日趋激烈，最终引发1904年日俄战争。

（十三）对远东局势来说《马关条约》掀起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加剧帝国主义列强在远东的争夺，三国干涉还辽事件明显地反映列强在侵华问题上既相互勾结又相互争斗。《中日通商行船条约》是《马关条约》的延续，多年来日本统治者企图在中国得到的各种特权，至此全部实现。《马关条约》第六条规定：“中日两国所有约章已因甲午战争而废绝，双方应派代表商订通商行船条约，新订约章应以中国与欧美各国现行约章为本。”据此1895年12月日本代表驻华公使林董与中国代表（初为李鸿章，后改为张荫桓）开始谈判。日方提出约稿条款，双方根本上一致。所以历时半年的谈判虽有不少争辩，最后还是在日方约稿的范围内定议。1896年7月21日张荫桓与林董签订《通商行船条约》，《中日通商行船条约》共29款，主要内容是：中日两国可互派使节驻于对方首都，可在对方通商口岸或准驻领事之处设立总领事、领事、副领事及代理领事；在中国各通商口岸，允许日本人从事商业、工艺制作及其他合例事业，准日人赁买房屋和租地造教堂、建医院、坟墓等；准许日本人前往中国内地各处游历、通商；凡各货物日本人运进中国或由日本运进中国者，日本人由中国运出口或由中国运进日本者，均照中国与泰西各国现行各税则及税则章程办理；日本在中国取得领事裁判权；日本在中国取得最惠国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