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对日本“以威压人”——1886年长崎事件
“四百余州举兵，十万余骑之敌。
此般国难临头时，正值弘安四年夏季。
毋论情势多恐怖，有我镰仓男儿在此。
挟正义武断之名，一声吼示诸举世。
多多良海滩边之戎夷，就是那群蒙古军势，
傲慢无礼的家伙们哟，我们俱与之不共戴天。
携忠义之精神前进，而锻炼我们的技艺。
此番要为了国家，去测试日本刀的锋利。
心已朝向筑紫的大海，只求乘风破浪去迎击。
以此粗犷猛夫之身，不讨取仇敌绝不归阵。
纵身死亦为护国之鬼，遂立誓言于箱崎。
得神灵感知而召往天国，大和魂则名垂青史矣。
苍天暴怒发令于大海，海上即卷起了巨浪。
身为国家仇敌的，那十余万蒙古军势。
当波浪退去之后，幸存的只有三人而已。
待到丛云散开之际，玄海滩上月光照耀。”
——《元寇》（1892年 永井建子填词并谱曲）
在日本帝国时代，取材于历史上的元日战争而创作的《元寇》因为其特殊的定位而被奉为神曲，也尤其受军人及皇室的欢迎——在1895年围攻朝鲜平城的战役中，前线的日军高唱此歌以鼓舞军心；大正天皇亦爱唱此歌曲。
《元寇》创作的时代背景：1886年发生了长崎事件，这激起了日本朝野反华情绪，促使日本加紧建设海军；1892年，日本扩军完毕，建设起一支近代化的陆海军，此时全军战意正浓，该曲就于此时被时任陆军军乐队士官永井建子谱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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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年9月13日，日本钦差大藏卿伊达宗城与清王朝代表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天津草签了《修好条规》及附属《通商章程：海关税则》，于1873年4月30日正式换约生效，标志着中日两国按照现代国际法正式建交。
在《修好条规》中，日本向中国开放横滨、大阪、新潟、长崎、箱馆、神户、夷港、筑地8个口岸。《修好条规》第十四条规定两国军舰可以自由往来对方国家的通商口岸；《通商章程：海关税则》第二十款又进一步规定“两国兵船进出通商各口，无须报关候验”。
1874年日本借口台湾“牡丹社事件”悍然出兵侵略台湾，这事给清政府敲响了警钟，此后清政府加强海防建设，以京师门户北洋为设防重点，主要防御对象为日本。
1879年，日本悍然用武力吞并了琉球国，设置冲绳县；1884年又乘着中法战争的时机，鼓动朝鲜亲日派夺取政权，发动甲申事变，后来被清王朝出手挫败。英国为了防止俄国南下威胁其在华利益，于1885年4月占领了朝鲜南端的巨文岛，结果遭到俄国和日本的反对而作罢。
1885年7月3日，“定远”“镇远”以及在伏尔铿定造的巡洋舰“济远”从德国驶往中国，11月8日在天津大沽交付。（同年10月，清政府下诏在台湾建省）
1886年6月12日，日本1700万日元《海军公债证书条例》得到天皇批准，于15日正式公告。
1886年7月李鸿章接到袁世凯报告，说朝鲜有人谋划联俄防英，而俄国正在觊觎元山口外的永兴湾。清政府深知一旦朝鲜落入它国必将危及自身安全，于是命令丁汝昌和吴安康分别率领北、南洋水师前往朝鲜的永兴湾一带巡防，展示清政府强大的海军实力，制止敌国可能的侵略企图。
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总教习琅威理接到命令后率“定远”、“镇远”、“济远”、“威远”、“超勇”、“扬威”6艘军舰前往朝鲜东海岸海面操演，又奉命前往海参崴接送参加中俄关于吉林东界勘定谈判的清政府官员吴大澄。在吴大澄被送至海参崴后，北洋舰队留下“超勇”、“扬威”两舰在海参崴待命。
鉴于铁甲舰在作长途航行后，需回港涂油维护，清政府的规划建造的旅顺军港尚未完工，李鸿章遂决定由水师提督丁汝昌率镇远、定远、威远、济远四舰，前往位于日本长崎的三菱造船所进行检修，并展开对日本的“亲善访问”。
1886年8月1日，北洋舰队抵达长崎港。首次目睹来自中国的铁甲巨舰的长崎市民挤满了码头。望着威风凛凛的巨舰上的龙旗飘扬，围观人群的情绪十分复杂，既有惊叹的，也有羡慕的，更有愤懑的。
8月13日，日方邀请抵达长崎的北洋水师的官兵登岸购物，但是一些水兵却违反军纪，跑到妓院嫖娼寻乐甚至酗酒斗殴，闻讯赶来的警察平息了事端。但多名情绪激动的水兵以待遇不公为由，前往警署继续闹事，将日本警察黑川小四郎刺成重伤，肇事水兵王发也受了轻伤并被逮捕。
《长崎快报》对此这样报道：“有一群带有醉意的水兵前往长崎一家妓馆寻乐，因为发生纠纷，馆主前往警察局报告。一日警至，已顺利将纠纷平静。但由于中国水兵不服，不久乃有6人前往派出所论理。非常激动，大吵大闹，引起冲突。日警1人旋被刺伤，而肇事的水兵也被拘捕，其他水兵则皆逃逸。”
英国驻长崎领事也将此事写进了一报告：“有一中国水兵与妓馆的仆人在街上争吵，警察前来干预，水兵遂将之刺伤，但那水兵也受了轻伤。”
李鸿章后也承认：“争杀肇自妓楼，约束之疏，万无可辞”，但又说：“弁兵登岸为狭邪游生事，亦系恒情。即为统将约束不严，尚非不可当之重咎，自不必过为急饰也。”
8月13日深夜11时，日本警察田川基明、翻译巨鹿赫太郎将被捕的中国水兵王发送到了中国驻长崎领事馆。领事馆官员刘庆汾、樊淙在日方在场的情况下，公开对王发进行讯问，了解了事情的大致情况。
8月14日早晨，中国驻长崎领事蔡轩拜会日本长崎县知事日下义雄，向其递交抗议照会，按照中日两国的建交条约，中国在长崎拥有领事裁判权，同时北洋水师到达长崎，官兵拥有豁免权，蔡轩认为两国的水兵、警察发生殴斗属于“愚昧无知”，而日本警察胆敢拘押中国水兵，且扣留达2小时之久（晚9时至11时），属于“违反条约，无理已极”，要求日方对警察黑川小四郎进行严查惩办。经过交流，二人都表达不想将事情扩大化的态度。
水师提督丁汝昌在得知了8月13日晚发生的事件之后，为了防止旁生枝节，使禁止舰队官兵上岸休假。但到了8月15日，当天是礼拜日，总教习琅威理以天气暑热难当为由，请示给官兵休息，丁汝昌同意了，不过严令不得携带武器上岸。
根据北洋水师记载，15日那天放假登岸的人数是“二成”，4舰的舰员总数为984人，那也就是说8月15日有近200人登岸休息。
但在晚上8时30分的广马场外租界和华侨居住区一带，日本梅香崎警察署的警察们在广马场一带警戒，遇到一群喝醉的北洋水师水兵，日本警察对水兵的行为挑三拣四，比如嫌弃其声音太大、衣冠不整等。水兵试图夺过警棍，双方便发生了殴斗，附近思福栈、宝和堂饭店里的几十名中国水兵闻讯也冲出相助，日本警察势力不支【事件中，日本警察福本富三郎因伤重而死亡】，随后梅香崎警察署的大量警察佩戴刀剑赶往。
数百名日本警察将各街道两头堵塞，围住手无寸铁的中国水兵挥刀砍杀。当地居民也在日本警察的煽动下从楼上往下浇沸水，掷石块，甚至有人手拿刀棍参与混战。中国水兵猝不及防，又散布在各条街上，结果吃了大亏，被打死5人，重伤6人，轻伤38人，5人失踪；日本长崎警察则被打死5人，30人受伤，当地市民负伤多名。
【以上是日本方面的记载，而据丁汝昌的调查：“于长崎地方购买食物，忽来数百日人，不但不让买物，且将已买之物全行踢翻，该丁等以势甚凶恶，思欲脱逃，而日人复又究寻巡捕以及无赖等，不下一千余人，各持利刃，遽尔行凶”——《丁汝昌集》】
8月16日凌晨零时40分，长崎县知事将大概情形紧急电报内务次官：“本日有大量中国水兵上陆，今夜九时过后对我巡查施以暴行，巡查有数人负伤……”而后又陆续掌握到更多信息，当天又向内务大臣、内务次官、外务次官发出了多达10余份电报。
丁汝昌也在当天向李鸿章发出电报，汇报了大致情形：“十六水手放假，二成登岸，散在各街买物。至八点余，日巡查多人近前寻衅，日捕数百将街巷堵住，逢人便斫，满街民持刀追杀，致死五名，重伤六，轻伤三十八，无下落五”。
李鸿章闻讯后大惊，立即电报中国驻日本公使徐承祖，要求“问日政府何意”“饬崎理事与县官查办”。
在长崎事件发生后，日本媒体上出现了大量针对中国的叫嚣声音，根据中国驻日公使徐承祖在8月21日的交涉，日本外务省立即于8月22日成立新闻检查科，对长崎、大阪等通商口岸采取为期一个月的新闻审查和管制制度，不允许在报纸上出现针对中国的不友好文字，旨在对长崎事件进行迅速的冷处理，防止此事政治化。
8月26日，“镇远”舰在长崎修理完毕之后，丁汝昌致电威海卫，要求北洋水师做好战争准备：“仰乞威海道于各处照会一切，并饬北洋兵轮做速电知，以应征调之用，会否兴师开战，待接奉回电后一体定夺”。
1887年2月8日，井上馨与徐承祖签订《了结崎案约章》，长崎事件至此解决。
1887年2月，中日双方签订协议，对各自的死伤者互给抚恤，日本赔付中国52500元，中国赔付日本15500元，此外，北洋水师的受伤官兵在日本长崎医院的医疗救护费2700元由日本政府承担。
1887年3月30日，长崎上诉法院宣布了4名重罪判决：警察城台友太致中国水兵王兆炎致命伤，判处1年半重禁锢，警察滨岛彦助致中国军官叶烺废疾伤，判处9个月重禁锢，警察水上荣吉致中国水兵王兆炎废疾伤，判处6个月重禁锢；警察庄司幸四郎致中国水兵张林龙病休伤，判处3个月重禁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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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崎事件”虽以和平了结，但在日本民众眼里无疑是一场不亚于任何列强的外交侵略：
在日本人看来，外国水兵喝醉了酒来本国滋事，最后竟然要本国赔款，简直就是奇耻大辱。
“中国威胁论”由此迅速成为了日本主流民意。同时，“大力发展海军”成了日本国内从上到下各个阶层的共识。“一定要打败定远”更是作为了日本海军的目标和口号，日本海军舰船开始针对北洋水师的重型铁甲舰“镇远”、“定远”而重新设计；就连日本小孩最流行的游戏，也是分成两组，一组扮成北洋舰队，另一组扮成日本舰队，游戏主旨就是围攻定远、镇远。
“长崎事件”深刻地刺激了日本人的民族心理，促使日本朝野对于殖民扩张的军国主义思想越来越浓厚，从而间接使日本加强军备扩军。
1892年，日本扩军完毕，建设起一支近代化的陆海军。由此，本文开头的《元寇》诞生，带着日本全军浓厚的战意而被创作，令人很容易就联想到在这不久后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