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读历史--商鞅变法成功的内核是什么？
商鞅变法在华夏五千年文明史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秦国能完成统一六国的大业，得益于商鞅所创的制度。封建王朝两千年的制度，都是延续秦朝的制度，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说“百代多行秦政法”。深刻影响中国封建制度的“秦政”，其雏形也是源自商鞅的擘画。
那么商鞅变法为什么能成功呢？以下几方面的原因缺一不可。（分四期阐述，本文是第四期）
第四，变法的内容与秦地风俗相适宜。
地方文化、风土人情这样一些看似虚无缥缈的因素，却能在潜移默化之中深刻影响上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下至每个个人的发展道路。这一论断在近百年里不断被历史和民俗学者所证实。商鞅变法之所以能大获成功，与其措施同秦国地方文化的互相适宜是分不开的。
秦人始祖起源于东方，西周时被封为诸侯，封地在古雍州，即今天的甘肃、陕西一带。受当地戎狄等少数民族的影响，秦地游牧狩猎风气浓厚，不尚耕种。由这样一种生产方式造成了秦人与中原诸国迥然不同的民风，即尚武、彪悍之风。古谚称“山东出相，山西出将”，即指在崤山、华山以西的秦国故地居民浓郁的尚武精神。
由于偏处西陲，对于中原地区盛行的礼乐教化、人文精神，秦国一直接受较少。例如，在春秋时期，时人便感叹秦国宫殿之雄伟:“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再参考唯秦国实行时间最长的人殉风俗，可见秦国政府对人民的驱使和压迫，一直都是极为酷烈的，鲜有所谓“德治”“仁政”的政治观念。对于周代政治制度的核心--嫡长子继承制、封邦建国制，秦国也未严格实施。因此其国内贵族集团的力量，与关外诸国相比偏于弱小。
秦国这种重武力而轻文礼的社会风气，虽长期被东方诸国所鄙视，目为夷狄之邦，但对于崇尚以“霸道”治国的商鞅而言，却是实现其法家政治思想的一片极佳的天地。还在商鞅变法之前，吴起便曾这样描述秦国风俗:“秦性强，其地险，其政严，其赏罚信，其人不让，皆有斗心。”商鞅所施行的以“法治”和“农战”为核心的变法，与这种秦国文化可谓绝配。商鞅用军功爵制为尚武的秦人提供了一条向上层社会移动的便捷通道。受此政策激励，秦国士卒在战场上将其勇悍善斗之风发挥到极致，令列国为之胆战，称其为虎狼之师。荀子曾观察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军队，称:“秦人，其生民也狭厄，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势，隐之以厄，忸之以庆赏，之以刑罚，使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斗无由也。”其意为，秦国政府以严刑峻法逼迫、剥削秦人，使其除了战场上杀敌立功外，别无求取功名利禄的途径。这一做法，始自商鞅。另外，秦人质朴与服从的性格、秦国奴隶主贵族自身力量的相对弱小，也为商鞅顺利推行其新法提供了有力保障。可以这样说，商鞅与秦国互相成就了其不朽之功业。
随着历史的推演向后观看，秦统一之后推行秦制的失败，也反向证明了改革与风俗相宜的必要性。今天有学者指出，无论是从制度、思想学术、语言文字还是从宗教意识等文化的各方面，秦国都与东方六国不同，且表现出强烈的对抗性。秦以武力灭亡六国后，在建立新的国家体制时，并没有考虑到秦地风俗与东方风俗之不同，适用于秦地的法家治国之术，并不能与东方尚文尚礼的文化相配合。当秦始皇试图将秦国政治制度推广到全国时，遭遇到比商鞅变法时所遇到的更为强大的阻力。睡虎地秦简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记录了秦国法律应用于新征服的楚国土地时所遭遇的困难:“今法律令已具矣，而吏民莫用，乡俗淫洗之民不止，是即废主之明法也。”南橘北枳，水土异也。而秦始皇偏要将起源于中国西部的体制原原本本地移植到东部。这使得原就将秦视为蛮夷禽兽的东部士民更加难以接受其统治。于是，天下一统后，秦始皇虽试图以高压压制东部，东部反秦的情绪却始终没有消失。张良在博浪沙的行刺，儒生对秦制的讥讽，都表明秦所试图实现的文化与制度的一统远未能达到。当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后，原六国士民纷纷响应。各地的儒生纷纷投奔起义军阵营，孔子的后代孔甲甚至还在陈胜起义军中担任博士一职。由此可见，陈胜所说“天下苦秦久矣”并非虚言。商鞅法家式的体制改革在秦国能够成功，而在推广到东方六国时却遭到了惨痛的失败，由是可见与当地社会风俗的适应与否，对于改革能否成功具有极大的相关性。
以上四方面（在本系列的（一）至（四）期已经分别阐述），都是改革能获得最终成功所不可缺少的条件。这些条件，我们可以用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个概念来概括--“用”。而改革成功之“体”，即改革成功的根本动力，更在于其政策能否真正提升大多数人民的改革获得感。商鞅变法中对农民土地所有权的保护、用爵位封赏对普通士兵的激励，均用实际的行动为秦国的平民阶层带来了相当丰厚的奖励，也让百姓真心支持变法。改革中虽然也颁布了禁商令、连坐法等损害百姓利益的政策，但总体而言并未对平民利益造成根本性伤害。当然，秦国变法的根本目的，着眼于增强国力以吞并天下，而不是为人民谋福祉;在统治者看来，泱泱“黔首”只是其强国的工具罢了。即便如此，用鲁迅先生的话讲，在这“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人民的生活还是要比“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要强一些吧。
在中国古代，人民要求改革的呼声经常淹没于专制政府的高压政策中;在忍无可忍之下，虽也会采取以暴抗暴的起义，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仍会选择沉默与忍受。然而在中国历史走人近代以后，随着西方政治观念的传入，个人之于国家的关系，发生了从臣民向公民的巨大转换。人人都有权为自己的利益发声，人人都有权思考国家的前途命运。公民权利意识的高涨，使得执政者再也无法忽视民间要求改革的呼声。君不见，晚清的满蒙权贵忽视中间阶层速开国会的诉求，拒绝保护国有铁路的请求，其结果是武昌首义一声枪响，外表强大的帝国众叛亲离、土崩瓦解。君不见，民国国民党政府对乡村农民的土地诉求置若罔闻，对知识分子民主自由的呼声视而不见，终使这两个群体投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共同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毛泽东有一句名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执政者永远不能忽视人民的改革呼声，这是执政之本，也是社会进步、国家富强的不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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