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黑格尔的“思辨理性” 作者：蔡子鸿

黑格尔的“思辨理性” 蔡子鸿 摘　要：“主观理性”与普遍性的法则之间的对立是“现代性”问题产生的根源。要克服“现代性”的弊病就要求对“理性”重建。但是学界对于“理性”的重建往往没有脱离“主观理性”以“主体”作为根据的局限。要重建理性必须：一方面超越主观理性的主体性，另一方超越客观理性的普遍性。黑格尔的思辨理性实现了主观理性与普遍性的统一。思辨理性是对“理性”的重建并且是对现代性弊病的回应。 关键词：主观理性；普遍性；现代性；思辨理性；黑格尔 一　问题的提出

自20世纪以来，现代性问题(Modernity)逐渐成为学界主要批判的问题。“现代性”问题是“理性”导致的，这一点已经无可怀疑。对现代性的批判有一个共识：即认为理性是现代性的核心观念，理性主义原则是现代社会最根本的原则。 因此，学界对现代性弊病的批判往往集中于批判导致现代性弊病的“理性”。这种做法源于尼采，他强调生命与意志的重要作用，反对理性主义至上的原则。尼采认为要解决现代性问题首先就要打破理性的束缚，他试图以非理性的“酒神精神”和“权力意志”来改变理性作为一切规范和原则而带来的弊病。然而，尼采只是局限于对“传统理性”提出批评，而没有提出如何能够重建理性的问题。其实不仅仅尼采，大多数批判现代性问题的学者都只是停留在批判的阶段，而没有提出重建理性。陈嘉明教授认为：“这些对工具理性的批判，一般而言，都是纯粹否定性的，也就是说，它们只是停留于批判的立场上，而没有提出建设性的方案。”然而，理性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并非全是消极意义而没有积极作用——理性的“祛魅”和对主体的尊重是现代人进步的重要特征。 哈贝马斯认为：“各派哲学对现代性的检讨、批判，归根到底并未超越近代意识哲学的思维框架，他们仅仅从意识哲学的工具理性层面把握理性，将工具理性之外的一切统统归为理性的他者。”现象学家、存在主义、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主义都是从“理性的他者”(The other side of reason)的角度批判理性，并没有超越近代意识哲学的框架，更为重要的是各派只是对“主观理性”提出批评，而没有提及如何重建“理性”。因此，哈贝马斯提出“交往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试图重建“理性”的辉煌。哈贝马斯希望用交往理性来批判工具理性，即他所说的被作为现代性原则的主体中心理性。“工具行为可能会和社会互动联系在一起，而策略行为本身就是社会行为。相反，如果参与者的行为计划不是通过各自的斤斤计较，而是通过相互沟通获得协调，那么我们就说这是一种交往行为。”交往理性是一种参与者在主体间的互动与协商，参与者希望在一种交往模式中达成一致的共识以便人的生活得以和谐进行。哈贝马斯希望通过主体间的协商一致赋予“主观理性”以普遍性的价值。然而，交往理性是一种主体间的“协商一致”，许许多多的个体间达成的“主体间的一致”仍然是主观的一致。交往理性最终所要实现的仍然是主体的自由、自律与自主，这种对个性自主和价值旨趣独立的坚持只是对“主观理性”的另外一种言说方式。 同时，我们发现导致现代性难题的“主观理性”所带来的并不仅仅是弊病，“主观理性”对于人的自由和个性解放的积极作用不容忽视。“哲学自产生以来，就试图通过对理性的自觉反思，为人的思维、存在和价值奠定最坚实的基础。哲学对理性的理解与人们的生存方式是内在相关的，无论是‘客观理性’还是‘主观理性’，实质上都是以思想的方式凝聚和映射着人的历史生存状态。”现代性的积极意义就在于此。 因此，不能够一味地否认理性、批判传统。本文试图厘清导致现代性的理性是什么，进而探究怎样在保留传统理性优越性的基础上解决现代性难题。就解决现代性弊病同时又保留“主观理性”的优点而言，黑格尔的“思辨理性”具有借鉴作用。 二　“主观理性”与“普遍性”之间的矛盾：“现代性”的二律背反

黑格尔最早发现了“现代性”实质是理性的“主体性”问题，主体性(Subjectivity)乃是现代性的原则，并且运用“自由”(Liberty)的意识与“理性”(Reason)的反思来解释这种“主体性”，主体性从根本上属于以理性为主导的“意识哲学”。因此，一般认为，“现代性”问题实质上是“理性”带来的问题。 理性是哲学最根本的概念之一，“意见和行为的合理性是哲学研究的传统主题。甚至可以说，哲学思想就是源自对体现在认识、语言和行为当中的理性反思。理性构成了哲学的基本论题”。从词源学上来考察，是由古希腊逻各斯(Logos)一词引申而来，意为：理性、关系、定义、概念、判断，是最真实的存在。 1.传统理性：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性”原则的客观理性

柏拉图把理性看作是把握世界本质的理念，普遍的理念是可感世界一切事物的原因和根据，是可感世界中的创造者和发光的“太阳”。自柏拉图以降，人们对“理性”的理解形成了一种共识，即判定是否“理性”是以“合理性”(Rationality)或者可理解性为原则，“合理性”成为判定理性之为理性的标准，“这个合理性之‘理’从古希腊以来，特别是近代以来，逐步被归结为逻辑”。合理性的判定标准即是否符合逻辑，这种以逻辑为判定理性标准的做法，自古希腊以来逐渐为世人所接受并不自觉地加以应用。这种逻辑法则成为近代之前的传统社会人们的生存、生活所遵循的法则。这种法则代表着一种普遍性、权威性和外在的客观性，为传统社会的运行提供价值规范和合法性依据。普遍性的价值规范法则对于生命个体而言具有着绝对的权威，“在此条件下，共同体所极力维护的必然是支配着个人和社会生活全部领域的普遍的、强制性的价值法则，个人所信奉的也必然是外在于他并支配着他的抽象共同体的普遍的、永恒的价值尺度”。因此，这种理性是一种客观的、普遍的理性，强调的是一种超脱于个人之上，强调共同体价值追求的普遍性法则。 2.近代理性：作为一种强调“个体性”的主观理性

然而，伴随着启蒙时代的到来，个人的“主体性”被高扬。人们拒绝把理性继续看作个人必须无条件服从的具有客观必然性的最高法则，而是要求把理性规定为人的本质属性。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这种转型要求“把理性从个人之上的共同体返回到个人自身，强调个人的‘主观理性’，而非‘客观理性’构成人与社会的价值源泉和根据”。由此，理性从具有普遍性权威的客观理性转向了强调个体性的主观理性。 主观理性就是要求现代人从传统的客观普遍性的外在价值约束中解放出来，追求个性的自由与独立的价值旨趣。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尔把理性看作人的“本质属性”，是人的认识之源和价值之源：一方面，理性是人们进行认识活动的最高条件，是结合感性材料从而形成知识的最高根据。另一方面，理性能为人的经验认识提供范畴和原理支撑，正是以此为根据，康德提出“人为自然立法”并且进一步指出：理性为人在道德伦理行为提供“绝对的道德律令”。主观理性不仅仅成为认识的依据，而且成为现代人确立社会理想和道德价值的源泉。主观理性取代了传统的客观理性，更加强调个体生命的主观自由，强调自主、自律。 3.现代性：“主观理性”与“普遍性”原则的对立

主观理性确定了近代社会以来的现代性的精神，“以‘主观理性’取代‘客观理性’，这一理性形态的重大转换，标志着现代性精神的确立……个人‘主观理性’的自觉和挺立，是现代性不可否认的重大成果”。“理性”作为认识之源和价值之源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原初目的是为了“祛魅”(Disenchantment)，是为了让人们更精确地了解世界的本质，进而控制自然，自古希腊至近代哲学无不对“理性”抱有这种理想。现代化的过程中，主观理性也确实实现了“祛魅”的目的。但是当人的理性被无限夸大的时候，价值与道德便被置于理性的威严之下，人们在现代社会中只要遵循理性所设定的律法即可。理性以判断真伪为逻辑标准，所考虑的是观念的抽象关系，以达到目的作为理性之思的手段。由此，理性被工具化，理性工具化实质上确定主体的绝对地位，人成为绝对的主体，而世界成为被人所统治和改造的客体。人的“主体性”地位一方面使得人们获得了空前的自由。另一方面客观理性被抛弃，具有普遍性原则的道德、价值秩序被主观理性所侵蚀。人们为了追求自身绝对的自由，只要遵守理性所制定的法律法规即可，普遍性的原则被“大写的人”所抛弃。 主观理性与普遍性的原则相对立，现代性问题由此产生，不关涉目的和价值意义的主观理性被当作“现代性”问题的根源饱受批评。 三　“思辨理性”的萌芽：“爱”对主观理性“客观化”的尝试

青年黑格尔已经敏锐地意识到现代性的危机，人们所信仰和服从的以理性建立的知识价值体系在现代化的冲击下不能继续作为人们的安身立命之本。近代以来的启蒙“理性”强调有一个内在于主体的权威法则，这个权威法则过分强调理性的禀赋，一方面认为客观的外在世界是不可知的“物自体”，另一方面又认为在道德实践领域，人们只需要尊重理性的意志实践而不必尊重客观的现实生活。这种“主观理性”因为其权威性、强制性的法则而被遵守，然而“每一个应当、每一个命令作为普遍性的概念无疑表明其自身是异己的东西”。理性的夸大导致主体与客体、理性与生活对立。在追求统一与自由的黑格尔看来，这是不可容忍的。 黑格尔认为主体与客体的对立需要上升到统一。统一的途径就是“爱”。黑格尔借用了基督之“爱”观念来扬弃康德的理性的对立，“绝对命令的义务与个体的嗜好之间的对立在爱的各种特殊形态中获得统一”。理性造成普遍性的、主观的理性法规与特殊性嗜好的对立，而在“爱”中法规不再是普遍的、嗜好不再是特殊的，二者获得统一。“爱”超越了理性的法则，通过“爱”，理性本身的一切片面性、理性与感性生活之间的一切对立性都被扬弃了。“爱”成为道德、法律和理性的唯一法则，一切道德和法律以“爱”为唯一的基础而形成，多样性的理性标准的冲突就被瓦解，关于理性的意识只有一个，就是以“爱”为原则的理性意识。“诸多具有特殊条条框框的道德如果不以‘爱’为精神核心，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冲突，‘爱’恰恰和解了道德的特殊性和多样性。黑格尔以‘爱’取代绝对的道德律令之权威，它并非脱离现实内容的抽象形式，而是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具体精神，使道德律令和特殊生活嗜好以‘爱’为中介在生活中有机统一。” 那么，“爱”何以能够统一主观理性与客观生活、个体与普遍性的世界之间的对立？狄尔泰与卢卡奇都认为法兰克福时期黑格尔已具有“爱”，一种宗教意义上的神秘主义，“爱”的统一是一种神秘主义的、无可言说的统一。克朗纳因此认为黑格尔是“最大的非理性主义者，他是非理性的、超理性的、反理性的”。然而，纵观黑格尔思想的发展，我们发现神秘主义的“爱”与生命并不是倒退而是进步。宋祖良先生认为：“爱”与反思的结合就是生命这个命题包含着黑格尔以后哲学中的统一、结合思想，但就“爱”的合一而论，黑格尔已经超过了康德的主、客分离思想。在这里“神秘主义”的“爱”已经蕴含着成熟时期黑格尔思辨哲学的萌芽。如果“主观理性”造成了分裂和对立，那么，神秘主义的爱则孕育着辩证的统一。“爱”已经具备了后来辩证法思想的一切特点：它企图超越片面的理性主义、片面的情绪主义和片面的经验主义以追求一切对立中的统一。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爱”作为一种宗教情感，本质上具有“主观性”的属性。“爱”在和解“主观理性”与普遍性的生活之间的对立时具有积极的作用。但是作为主观情感“爱”仍然在强调个体的自由，因此，“爱”并没有脱离“主观理性”强调主体性的魔咒。 四　“思辨理性”的最终提出：主观理性与普遍性的有机统一

黑格尔的“爱”并没有跳出“主观性”的局限，因此，用“主观性”的思维去批判导致现代性问题的“主观理性”必然劳而无功。黑格尔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他并不满足于单纯用“爱”来批判“理性”。基于法兰克福时期“爱的统一”问题的思考，黑格尔在耶拿时期《费希特与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别》一文中，黑格尔认为真正的“理性”不是简单地主观与客观的对立而是对立之统一，不是僵化呆板的规律而是充满了生命活力的发展过程。在对“主观理性”批判的基础上，黑格尔提出了“思辨理性”。理性的作用就是“扬弃主观性与客观性之间的僵硬对立，将理智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僵化存在、将已然分离的东西统一起来，对变得如此坚固的对立加以扬弃是理性的唯一兴趣”。“思辨理性”之所以能够被黑格尔所提出，是因为其思想的内在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黑格尔吸收了主观理性和客观理性的合理内核，并希望将它们实现有机统一。同时，宗教神学院出身的背景使得黑格尔深受宗教的神秘主义与生命性的影响，神秘主义的“统一性”特征为主观理性和客观理性的统一提供契机。因此，“思辨理性”有以下几个重要特点： 1.“思辨理性”吸收了“神秘主义”的合理内核——统一性

法兰克福时期黑格尔用“爱”表达对立统一的思想到耶拿时期提出“理性”是一种内在的逻辑继承。“爱”已经具备了后来理性辩证法思想的一切特点。“神秘主义只有当其扬弃了直观和直接知识的片面性而上升到概念、理念、思维和精神的高度才能成为思辨哲学，神秘主义的旺盛生机只有当其与逻辑的规定性相结合后才能发展为活生生的辩证法。”法兰克福时期的“爱”在黑格尔思想中扮演的角色与耶拿时期以后黑格尔的“理性”思想的作用是一致的。“爱就是黑格尔耶拿以后所说的理性——对立统一的思维方法。罗森克朗茨说过，爱是‘理性的类似物’，海谋完全重复了罗森克朗茨的观点，缪勒采用了更简明的表达‘理性——爱’。” “爱”所具有的统一性以及自我否定性在耶拿时期以后被黑格尔吸收进“思辨理性”。“爱”具有设定一个外在的对象否定自身，又否定外在的对象而“统一”于自身的特性。“思辨理性”吸收继承了“爱”的这种特质。正是因为思辨理性继承了“爱”的“统一性”，所以，“思辨理性”一方面可以把“主观理性”的主体性吸收到自身之中，另一方面又把“客观理性”的普遍性吸收到自身之中。 2.“思辨理性”吸收了“主观理性”的合理内核——主体性

黑格尔并没有完全否定“主观理性”，他把“主观理性”看作形成“思辨理性”的一个环节。主观理性造成理性与普遍性法则之间的分离和对立，“限制的力，即知性……知性的大厦越是坚牢越是辉煌，作为部分拘禁于知性大厦的生命要摆脱知性进入自由的努力就越是不停息。”主观理性造成精神与物质、灵魂与肉体、自由与必然、有限与无限等诸多分离，思辨理性正是分离中产生统一，分离性越强则统一的力就越强。理性的任务就是把分离的存在统一起来，摆脱主观与客观对立的限制。 “主观理性”的主要作用一方面是去认识世界而另一方面是作为人们实践行为的指导方式，为人们提供道德的指导法则。黑格尔的思辨理性既然把“主观理性”的合理内核吸收到自身之内，同样也具有“主体性”的意义。黑格尔把涉及伦理道德问题的理性称之为主体“存在着的理性”，它“在精神中是一现实并且是精神世界时，精神就达到了它的真理性：它即是精神，它即是现实的、伦理的本质。这种理性则成为其法哲学和历史哲学的诞生地或泉源”。这种“存在着的理性”，当处于主体之内就是在保护个体的自由和独立的人格，当处于直接的真理性状态时，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的伦理生活。由此，黑格尔在吸收“主体理性”思想的同时，又克服了“主体理性”所导致的个人与整体的对立。 3.“思辨理性”吸收了“客观理性”的合理内核——绝对和普遍性

黑格尔认为哲学或者理性有义务为个体意识建立绝对物。绝对物就是古希腊以来形成的具有普遍性的“客观理性”，“客观理性”是坚持一种权威性、外在性的绝对法则。这种绝对法则或者说绝对存在“即绝对的东西，即绝对精神，即理性”。理性把“按照健康人类知性的通常熟知形式而被限制物提高到绝对物了，理性表现自己为否定的绝对物的力量”。思辨理性扬弃了主观理性的二元对立而达到了绝对的同一性，思辨理性即绝对的同一性。绝对是一个客观的知识整体，是一个整体性的体系，是一个认识的有机体，在这个有机体中，绝对物的任何一个部分同时是整体，因为部分的存在与作为整体的绝对密不可分。主观理性是绝对的一部分，“绝对的同一性把处于对立之中的主体与客体加以扬弃，并在自身内将其把握”。部分之外还有部分，每一部分受到其他外在的部分的限制，因为限制而孤立，只有与绝对物相联系才能扬弃自身的孤立。“在理性的自我产生中，绝对形成客观的总体。这总体是一个自身负荷并完成了的整体，不在自身外有根据，而是由自己在它的开始、中间和终点上都有了根据。这样的整体表现为诸命题和诸直观的有机体。理性的任何综合和与之相适应的直观，两者在思辨中统一。” 一切个体的生命只有与绝对发生联系才能有真实性，才能成为真理。这个整体性的体系包含一切，绝对就是一切，世界的发展在绝对中，世界只不过是绝对自身的展开和显露。绝对本身是普遍性与个体性的统一，绝对一方面是普遍的、权威的宇宙大全，另一方面又包含了个体的生命在自身之中。基于此，思辨理性作为一种绝对精神实现了普遍性与主观理性的统一。 五　“思辨理性”对现代性的回应及其当代价值

“现代性”的发展过程中，通过“主观理性”能力的发挥，一方面人们实现了“人为自然立法”，并把人从自然的支配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实现了“人的上帝化”，并把人从社会生活中控制着人的异己力量，诸如传统偏见、宗教迷信、权威思想中解放出来。但是主观理性的夸大导致个体的人与普遍的法则之间产生对立，“生活世界统一性”受到挑战。“所谓‘生活世界统一性’是指社会生活中人们通过某种共同的纽带形成的生活世界的整体性，亦即通过某种普遍承认和一致接受的方式相结合，形成一个相互依赖和结合的共同体。”主观理性的膨胀导致个体与普遍性对立，生活世界的统一性被打破，现代性的弊病随之产生。 黑格尔的“思辨理性”对现代性难题的回应是人们往往忽视的。“思辨理性”一方面要打破个体性过度膨胀的嚣张，使得“主观理性”获得客观的普遍性的法则作为支撑；另一方面又不是停留在“客观理性”只强调普遍的、权威法则而忽视个性和自由的片面性。“思辨理性”超越了“主观理性”和“客观理性”的局限，在一种“绝对”的意义上理解二者的统一。黑格尔的“思辨理性”已经跳出了传统理性的概念框架，通过神秘主义的统一性使得与主观理性与普遍性之间达成统一。“黑格尔对世界的‘理性的颠倒’代表了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通过主体性的张扬所实现主客对立的和解之至极。” “现代性”社会中，一方面受到西方启蒙运动和主观理性的影响，人们强调要继续尊重个体的独立和自由。比如，诺齐克强调“主观理性”就是个人最高的价值追求，甚至于国家和集体的利益都被降为“个体性”的从属地位。国家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维护个人的自由，每一个人都要被“当作不可侵犯的个人，不可以被别人以某种方式用作手段、工具、器械或资源的个人；它把我们当作拥有个人权利的人，并带有由此构成的尊严”。另一方面，有人试图恢复古希腊以来“客观理性”所强调的超越于个性的“共同体”。比如社群主义认为以“主观理性”为基础的价值秩序只会使得人们陷入没有客观标准的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因此，他们认为必须脱离“主观理性”的束缚来建立一种以“客观理性”为基础的追求普遍性和权威性的道德秩序。 如何克服主观理性带给“现代性”的弊病，同时又不至于回到无个体性的“集体主义”中，黑格尔的思辨理性为我们提供了借鉴。黑格尔的思辨理性思想与主观理性和客观理性的不同就在于，黑格尔的理性强调把主观理性的主体性与客观理性的普遍性有机统一起来。既不夸大个性的能力，也不夸大普遍性的权威，这应该成为我们应对现代性的基本准则。 参考文献 [1] G.W.F.Hegel.On Christianity:Early Theological Writings [M].Translated by T.M.Knox,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8. [2] 王天成.直觉与逻辑[M].长春出版社，2000. [3] 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M].姚大志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4]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1)[M].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5] 宋祖良.青年黑格尔的哲学思想[M].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 [6] 里夏德·克朗纳.论康德与黑格尔[M].关子尹译，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 [7] 黑格尔.费希特与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别[M].商务印书馆，1994. [8] 赵林.黑格尔宗教哲学[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9] 库诺·费舍尔.青年黑格尔的哲学思想[M].张世英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 [10] 贺来.“关系理性”与真实的“共同体”[J].中国社会科学，2015(06). [11] 陈嘉明.理性与现代性——兼论当代中国现代性的建构[J].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5). [12] 郑召利.现代性困境与理性重建[J].教学与研究，2010(1). [13] 陈士聪.从绝对的神到绝对精神——论黑格尔思想的起源之谜[J].海南大学学报，2015(4). [14] 陈爱华.黑格尔理性概念的自我否定性[J].江苏社会科学，2010(5).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暨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