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微镜下的大明

绢丝案

事件起源于一个数学天才在架阁库（档案室）的账目中发现本县比其他县多交了一种以平均为名的税长达200年。大明的基本税很少但有各种活动带来的苛捐杂税很多，一旦形成新的税收或税收习惯就不会轻易更改，一旦更改需要涉及很多复杂的历史和关系问题。致使税收体系复杂化的正是为了高效收税而形成的以流官世吏为核心的官僚系统。丝绢案引起的五县动荡背后是人民日益繁重以致难以承担的税赋压力，一条鞭法本质是将各种明目的税统一起来，但这并没有实质减轻民众的税赋。最后历经10年修改过5版方案形成了有限的但各方面都满意的税收调整。所有关于丝绢案的文献都被编纂进《丝绢全书》。

明朝户籍制度，按从事职业划定户籍，分为民、军、匠、儒、医、阴阳。《赋役黄册》以户为单位，详细登载乡贯、姓名、年龄、丁口、田宅、资产，属于官样文章，府县都是应付式的提交情况，因此黄册失去真实性。《赋役白册》真实记录地方赋役情况。《鱼鳞图册》详细登记了全国每块土地的编号、拥有者、亩数、四至、以及等级。《大明律》朱元璋主持编撰的明朝基本法。《大明会典》是以行政法为主要内容的法典，是对大明律的补充，更具有实用性，颁行了两版，正德版和万历版，常用万历版。《大明律》类似于宪法，《大明会典》类似于一般法律。

婺源龙脉

明代科举分为三级：乡试、会试和殿试。乡试是行省一级的考试，三年一大比，分为三场，时间在八月，因此称为秋闱，通过秋闱的士子成为举人。举人在次年年初到京城参与礼部举办的会试，称为春闱，通过考生通过成为贡士。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没有淘汰，只是为贡士进行排名，分为三等，一甲有三人，分为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有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有若干人，同赐进士出身。

明代儒学官校有额定人数，府学40人、州学30人、县学20人，称为廪生，享受廪米待遇。随着学生的增加，官府额外增加部分名额，称为增生，之后又再添加一部分名额，称为附生，由此形成三个等级，刚入学的学生统称为附生，经过考核可升为增生，最后升为廪生。贡生是被府县选送入国子监的优秀生员，类似于特招或保送。

官赎，是官府出钱赎买民众的私地。捐俸，是，知县、知府带头捐出部分俸禄，来筹集资金的办法，乡绅或感于义举或迫于压力，也会出钱出粮，常出现在灾年救灾。

知府知县的地位很微妙，更像是一个“各宜体谅”的协调角色，政府下发的训谕政令要落实，乡宦豪强的需求要安抚，平民寒户的生计要照顾，军队与地方的关系要斡旋，甚至衙门里的胥吏都要有所顾虑。地方诸房小吏都是世袭职位其相互联系，而且熟知当地情况和文牍技术。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开始收取矿税，属于开设矿场的商业税，太监作为矿监税使借机大肆勒索搜刮，从贵金属矿延伸到，水银、煤炭、朱砂、石灰等矿，即便矿采空了矿税也要交，收上来的矿税直接解入皇帝的内库。由于征收矿税的人手有限，便出现了包税，就是官府把税收任务承包给个人，约定一个上缴的额度，超额的税就是包税人的利润，这也导致包税人会极力压榨被征税者，包税制是导致元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万历取消矿税之后，包税人转变为矿主（囤户）。

大明律规定犯人有权赎刑，即用交纳罚款的方式抵扣刑罚，赎刑分为两种，一是律得收赎，即法律里明确规定的赎刑金额，只能赎买部分的罪刑，二是例得纳赎，是可以赎买全罪，按经济状况分为：无力，依律执行；稍有力，劳役折银赎刑，即按劳役工作量折算银钱来赎买刑罚；有力，输纳米谷赎刑。

龙脉保卫战胜利后，婺源士绅将相关文献编纂成《保龙全书》，但这只是获得短暂的胜利，后续还有多次保卫战，整场争斗从明代（万历）延续到清代（光绪）。

杨干院

杨干院中间供奉如来、右边供奉后土、左边供奉祖先，如来属于释家，后土是民间神祇，后归属道家，祭祀先祖是儒家所倡导的，这是典型的儒释道三教合一，也就是王重阳所说的“红莲白藕青荷叶，三教原来是一家。”

大明户籍制度，每一百一十户编为一里，一里造黄册一本，如果一户壮丁断绝，会归类为绝户，免除税役。没有户籍的人口为流民，只能四处迁徙。出家为僧、道的，只有寺、观接纳（有足够粮食供养），并取得度牒（控制僧道数量的官方文件），才有合法身份，免除税役，私自出家的会受到严厉处罚。但后来变成捐纳粮食可换取度牒，因而成为朝廷开源之术，大量度牒被签发。

宗教在明朝受政府部门管理，礼部设立僧录司，府一级设立僧纲司主官为都纲，州一级设立僧正司，县一级设立僧会司，部门的官员都是有僧人身份，被称为僧官，由于条块分割，僧人会由寺庙管理机构管理，而非县衙。宗教管理机构的主官没有俸禄，还要承担部门运转开支，但权力，这个职位的选拔方式，号称是“诚德者任之”，实则是买官而来。

每一里，设置里长一名，日常纠纷由里长调解，不果才能上诉县衙，要层层上诉，越级无论如何都要笞五十。巡按御史是代表皇帝定期巡视天下，相当于司法兼纪委官员，只对皇帝负责，办公的地方称为察院，虽然只是七品官，有对地方官员奖惩之权，也有接受诉讼案件的职责，而且向其上诉不算越级诉讼，但《大明会典》规定状告官吏的要转发给上一级，若涉及严刑逼供的则需要亲自审理。巡抚为节制三司，即省一级分管民政、司法、军事的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

摽祀，亦称标祀、标挂，俗称清明吊子。标，农村用白纸剪成的祭祀用品。每年清明节，各家各族扫墓祭祖，祭扫完毕，往往插一标杆于墓前或坟头上，其上糊上长条白纸或楮钱，表明已行祭祀。南方的标杆多用竹，北方的标杆则用柳枝。

甘结是一种特别的法律文书，当官司做出最终判决之后，双方都要在甘结上签字画押，以表示服从判决，不再翻案，甘结一签，证明本案在程序上完结。数批检问的办案原则，要求断案时十分谨慎，多次批驳、考查、询问，避免冤假错案，而且由几个互无统辖的部门来勘问，可以最大限度保证审判的公正。同知，全称是“同知府事”，正五品，主要负责“清军伍，督粮税”，地位仅次于知府。碰到州县无法解决的案子或者两院转发的案子，往往由同知充任主审官，以示重视。

《大明集礼》规定，没有官身的先祖不能立祠祭祀，否则属于淫祠。上京告御状，汉称“诣阙”，唐有“投匦状”“邀车驾”，宋叫“诣台省”，清称“京控”，明叫作“京诉”。民众可以上访，但不管申诉事实是真是假，上访者都得被问罪。如果上访的案子曾被巡按御史或者布政史司、按察史司受理过，那么上访者可以免罪。但如果上访是为了田产婚姻户籍之类的，一样问罪。通政司“掌受内外章疏敷奏封驳之事，凡四方陈情建言、申诉冤滞、或告不法等事，于底簿内誊写诉告缘由，赍状以闻”。类似于中央办公厅和信访局。

罗显把这一整场关于杨干院官司的文献，编纂成《杨干院归结始末》。嘉靖十五年，夏言上疏三道，建议开禁祭礼，民间祭祖立庙之风大盛，令宗族社会形态进一步锻成。

档案库

户籍的雏形出现在商代，“唯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春秋时代有书社制度。自商鞅以来，秦国的行政管理一向以绵密细致而著称，《商君书》里列举了国家兴盛需要掌握的十三类数据：官营粮仓、金库、壮年男子、女子、老人、儿童、官吏、士、纵横家、商人、马匹、牛，以及牲口草料。其中对于百姓数据的搜集，必须倚重户籍的建设与管理。相关档案每年进行更新，由专门的上计人员送到咸阳留存，以便中央随时掌握地方情况。这套制度，在秦始皇时期一直保持着高效运转，到了秦二世时期，各地官府出于惯性也一直在执行。

战争的胜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后勤表现，后勤最重视是精准统筹，精准统筹的前提，则是翔实丰富的数据。可以这么说，在战略层面的对局中，拼的是资源利用率，谁的数据掌握更精准、谁的物资调配更有效率，谁就是最后的胜利者，即所谓“大势”。

自汉以后，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每一个朝代都演化出自己独特的户籍管理体系。东晋分本土黄籍和侨民白籍；唐分天下户口为九等，三年一团貌；宋代分有常产主户和无常产的客户，又分坊郭（城市）户和乡村户，等等。无论细节如何变迁，其运作的基本逻辑，始终不曾偏离萧何《户律》的“收税有据，束民有方”。元代的户籍体系叫作“诸色户计”，以繁复而著称。

户帖制。户籍格式尺寸，叫作户帖式，“户帖”的用纸长一尺三寸，宽一尺二寸，边缘缀有一圈花卉装饰。正文分成左、中、右三块。在最右边，印制洪武皇帝刚才那段白话圣旨，一来申明此乃皇命；二来警告百姓要如实申报，否则要充军；三来提醒经手官员，如果他们违法徇私，也要处斩。中间部分，是户帖主要内容，要写明该户的乡贯、男子丁口、女子口、名岁、与户主关系、户种、事产、住址等信息。最左边，是留给官员签字之用，要求每一级都要有经手官员的签押，以便追溯责任。每一份户帖，一式两联，首一联叫作籍联，次一联叫作户联，前者交给官府留底，后者给百姓家里留底。在籍、户二联之间的骑缝处，印有字号，以作为堪合之用，加盖上户部骑缝章，防止伪造。

宋代的户籍制度是依据经济水平的，是适应社会发展的。元代的户籍制度极大地限制了社会流动，是制度的倒退。明代的职业户籍制度，是特殊历史时期的妥协产物，但从权宜之计转变为常规管理，虽然较元代灵活，但也是限制了社会流动。

秦朝的基层组织，每三十户设一位里典、一位伍老，乡一级有啬夫、三老、游徼，这些人都属于政府公务员，负责治安、征税、司法等庶务。朝廷的意志可以从中央贯通到最低的里一级，但行政成本极高，而且用严刑峻法来约束民众。西汉上继秦制，但法律上“约法省禁，蠲削烦苛”，把很多权力让渡给地方上的大族，汉代的地方豪右、强宗之所以那么强大，是中央与地方在管理上达成微妙平衡的结果。此后历代王朝中央政权为了减少管理成本，行政力量一般只延伸到县一级，官府只控制地方上的财税、军权和意识形态解读权等大节，把一部分琐碎的事务管理权——比如小规模的司法、治安、公共工程、社会福利等——交给地方上自决。所谓“皇权不下县”，是说皇权管不过来基层，是政府给地方自治让渡了管理权，历朝历代程度均有所不同。这种让渡管理可以保证统治效率，但也让地方坐大，形成和皇权对抗的利益集团。

黄册的基本行政单位叫作“图”，一图之内，一共有一百一十户。里甲制，每十户编成一甲，不包括甲首，选出一户甲首来管理，一百户为一里，选出一户里长来管理十个甲首，甲首和里长的选拔是轮换制。一百一十户按照丁粮多寡，前十名的富户轮流担任里长，每一甲中的十户轮流担任甲首，每户任期一年，十年为一轮。里长和甲首负责征税、徭役、排解邻里纠纷、文书作保、治安巡检等琐碎的庶务，其职能相当于现在的街道办、居委会、公证处和联防队。鳏寡孤独户，挂靠于里下，但不算“正管”之数，叫作“畸零带管”，一旦正管户缺编，随时会把他们补进去。

中国老百姓历来要承担两种义务：一种是税赋，交钱或交实物；一种是徭役，要出人力，比如要兴修水利、运送军需粮食、地方官府迎来送往、日常修葺等琐事。徭役对百姓有三重压迫：自备干粮；家庭损失劳动力，导致田地抛荒；税赋不会减少。官府通过这些免费劳动力开展大型工程、维持府衙日常运作、在战时组织军事行动等。

每户按丁粮多寡分为上、中、下三等的赋税徭役等级，每年应征徭役都按次序派出一甲，十年一轮换，不应役之年叫作“排年”，应役之年叫作“现年”。如果其中一户逃避徭役，整个一甲十户都要连坐受罚，如果一个甲出了问题，整个一里一百一十户都要株连，民众由此会彼此监视。

朝廷在里甲的三个制约装置：老人制，由当地德高望重的老人，作为平息乡里争讼的裁决者，普通争纷尽量在当地解决，不能越级诉讼；公开发布一系列规则，要求民众遵照乡约、礼制、仪法来行事；粮长制，一个粮区有四个粮长，粮长为非正式主官，管辖范围约一万石左右，担负监督钱粮赋税征募、土地丈量、劝导生产以及和农事相关的检具、呈递、蠲免等庶务。

黄册十年更新一次，“黄册”来源于“黄口始生，遂登其数”，目的不仅是户籍登记，更重要的是强化管理，以此也称为赋役黄册。黄册之内，会附有 “编次格眼”，也叫“百眼图”，是一张方格大表，相当于一张排班表。黄册四柱分项为：旧管，是上次造册的人口和事产数；新收，本次造册新增数；开除，本次造册减少数；实在，本次造册现有数。旧管+新收-开除=实在。

鱼鳞图册是记录一块块田地的档案，包括每一块地的所属、方位、面积、形状、地形、四至、肥瘠种类等信息。如果土地涉及买卖分割，还要填写分庄。如有佃户耕种，亦要一一标明。旁边附有档案编号和地内桥梁、山川、河流等情况。十户的鱼鳞图册要合成一份甲合图，十一份甲合图再合成一里之总图，逐级上交汇总至朝廷。

架阁是一种四面敞开的架子，分为三层，每层分为数格，用于摆放黄册的木架子。架阁特有的敞开结构，可以让所有藏册都有机会接触阳光，在架阁上头，还有一个斜板盖，万一屋顶漏雨，就能顺着这个板盖引至地下。由于后湖潮湿，管理人员还要定期在每年四月到十月之间把书拿出来放在太阳底下晾晒，三月天气太潮，十一月到一月天寒风大，都对纸张也有伤害。黄册库内，严禁动火，到了晚上不许点灯，冬季亦不许生炉取暖。库房里的地面铺设沙子，上覆木板，这样既可防火，又可防鼠患。就连管理人员的厨房，都要隔开库房一里开外。

千文架阁法是宋仁宗时发明的检索编号法，以《千字文》为批，岁月为次，依序排列，如天字第一号。黄册的检索方法是以千文架阁法为基础，把同一期攒造的黄册放在一起，然后再按直隶布政司、府、州、县、里坊厢、都、图等一路细分，用一长条白纸写明所属，夹在黄册之间。黄册大部分是里册，属于最权威的原始资料，一旦地方上有什么纠纷，就会来这里调阅旧卷，平息诉讼。

六科给事中，从七品，分别负责监察礼、吏、户、工、刑、兵六部，相当于现在中央各部委的纪委，直接向皇帝负责，他们和都察院御史一样，同属言官序列。六科给事中的最高长官是都给事中，正七品。给事中有权参加廷推、廷议等的高级官员会议。户部有十三清吏司，负责各个地区的具体事务，比如浙江清吏司、广西清吏司、福建清吏司等等。这些分司除了掌管本区事务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工作叫“带管”，比如浙江清吏司负责京城七卫和神机营的俸禄、粮饷，福建清吏司负责顺天府、北直隶等地事务，广西清吏司负责太常寺、光禄寺、太仓银库、马房仓、各象房、牛房仓和京府各草场等官衙的俸禄发放。

吏书为吏员、书手和算手的合称，后两者是从百姓中佥雇辅助吏员工作的，书手专司抄写事宜，关注文书之往来，如依稿誊写刑名文书、赋役黄册等，算手则专司会计事务，如计算名目繁多的赋役折银等。

黄册的制造得统一用厚实的绵纸，不得经过粉饰或漂白，因为那样容易让纸张变脆发黄，必须用绵索来穿起，不许使用糨糊，就算万不得已要用到一点，糨糊里也得掺入花椒、明矾等原料，以避免虫蛀。

国子监的学生分成官、民两种。官生是官员子弟，叫荫生；民生则分成贡监生、例监生、举监生几种。贡生是各地选送来的优秀学生，例生是自费入校的学生，举监生则指那些通过乡试获得举人身份，却在会试失败的人。

大明的士绅可以减免税赋徭役，又可以通过科举等渠道，在政权里取得话语权。最终这个利益共同体在中枢则为高官，在乡里则为缙绅，以士林为纲网，以族亲为身基，形成一个能与皇帝抗衡的集团。共同体利用经济和政治上的优势去兼并土地，攫取利益。驳查黄册是为了查清人口、田亩，与这个集团的利益天然背道而驰。

团聚造册，地主联合官吏和乡绅，通过篡改黄册和鱼鳞图册的数目，将自家的税赋徭役转移到贫穷家户或转变纳税服役等级，并大肆侵吞、兼并贫户土地，逐渐发展成大地主，在通过投资孩子和当地福利，成为当地豪强，实现阶层跃迁和阶层再生产，由此“贫者愈贫，富者愈富”。

一条鞭法，是将徭役的分摊方式从按户改成按丁数和按田亩数。每三个壮丁，出一个人应役，如果家里田地超过五十亩，每二十亩还得多出一个壮丁。民众可以不派人去应役，可以折成现银上缴，官府会拿这笔银子去另外雇人。徭役银的征缴解送，由官府出面，官收官解，杜绝了这个环节上的舞弊行为。一条鞭法的终极目标是彻底摊丁入亩，把所有税赋徭役都按照田亩结算，田多的人缴税应役多，田少的缴税应役少，这到雍正时期才真正实现。

赵官及后任黄册库主官修撰了《后湖志》，详细记录了黄册库的情况。

胥吏舞弊案

明代县衙主官是知县，有两个副手，也就是作佐贰官，一个是县丞，一个是主簿，都是有品级的朝廷命官。官之下是吏，也叫“胥吏”或“吏胥”，“胥”本意是有才干之人，后来引申为基层公务员，首领官是典史。

衙门的行政机构分为三班六房：皂班、壮班、快班，负责仪仗、治安、缉捕之类，有时候还会多一个捕班，和快班合在一起，就是所谓的“捕快”；而六房对应的是朝廷六部，分为礼、吏、户、工、兵、刑六个部门，各有主管业务；除此之外，还有承发房和架阁库等办公机构。

总结

明朝被认为是中华民族的黄金时代，也就是所谓的盛世，很多人都向往明朝，也就是所谓的“精明”（精神大明人），而厌恶清朝，高举“反清复明”大旗。其实历史上所有盛世，都是仅在少数城市的繁华景象，极少数人的锦衣玉食，部分知识分子的爱与自由、诗与远方，盛世之下是千万劳苦百姓，他们“沉默”的劳作和“自愿”的付出支撑起国家繁荣昌盛，但对他们的敲骨吸髓使帝国的根基逐渐垮塌，盛世中辍于一个个家庭崩溃、一桩桩民变爆发所积累的磅礴之力，曾经引领时代大势的肉食者们，再这样的力量面前不过是孤舟之于汪洋，片刻之间便会倾颓。历史周期率正式如此，在建国红利和改革红利之下，国家逐渐强盛，每个人都获得相对公平的报酬和待遇，但随着制度体系逐渐劣化、利益结构逐渐固化、剥削秩序逐渐强化，国家便会急转直下以至于万劫不复，这时除旧布新的力量便会更加暴力化，民众被压制得越久、解放得越开，其便会越暴力，历史中的任何国家、势力、组织、团体等都在这周期律中兴衰迭起。打破周期律，需要的是不断的改革，特别是自我改革或自我革命，克服系统中的沉疴痼疾仅仅是基本要求，更多是要使社会各要素流动起来，形成对流式秩序结构。

我不太了解“微观史学”，也不了解所谓的“大历史”，但我认为，历史需要的是从微观到中观再到宏观，来建立全景式的历史叙事，理论的建立也需要如此，使其全方位、多层次、宽范围、高凝聚。《显微镜下的大明》是非虚构小说的佳作，用文学滋润了枯燥的史料，从各类社会底层展现明朝鲜活的日常图景，从微观审视事情是如何一步步变得糟糕的，每一个小问题的出现反映了背后什么样的大问题，从微观到宏观环环相扣形成全面的对历史的深刻认识。丰富的情节细节、细致的科普说明、精妙的心理揣测使历史具有更大的趣味性，虽然和学术专著比起来显得不够专业和严谨，但可以作为了解历史的重要著作。历史著作的写作，或者说任何学术性的写作，都要注意可读性，文科“黑话”（术语）曾被民众诟病，“不讲人话”实际上是在构筑壁垒，排斥“圈外人”不是面向人民、为了人民的学术研究及其文章著作该有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