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东汉宦官籍贯的地理分布及其形成原因

浅析东汉宦官籍贯的地理分布及其形成原因

 

谢名会[1]

 

摘要： 本文从传世文献统计了东汉时期宦官的籍贯分布，就此问题及其形成原因进行了分析。文献中对东汉宦官籍贯有明确记载的不多，但却也相对集中，尤其是集中在荆州、豫州两州部。这一特征的跟东汉的政区地理、区域开发程度、南阳帝乡等因素有关。通过对东汉宦官籍贯分布的考察，可以在东汉的人口地理研究方面提供参考。

关键词：东汉 宦官 籍贯 地理分布

 

东汉是宦官干政十分严重的时期，从汉明帝时期的郑众开始，就出现了宦官专权，而到了汉桓帝、汉灵帝时期，则出现了夸张的“五侯”、 “十常侍之乱”等著名的宦官干政事件。清代学者赵翼曾说：“东汉及唐，明三代宦官之祸最烈，然亦有不同。唐、明阉寺先害国而及于民，东汉则先害民而及于国。” [2]这是东汉宦官专权与唐朝和明朝不同的地方。

东汉的宦官因为皇帝年幼或皇帝昏庸，依附太后集团、外戚集团或者皇帝，因此这一时间宦官权势熏天，从而干预朝政，当其所依附的势力发生改变的时候，又与后宫、外戚、士大夫集团相互倾轧，害国害民。而每当一个宦官集团兴起的时候，便是鸡犬升天，其家族也因此成为豪强，对当地的政治、经济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

关于东汉宦官的研究，学界已经有不少研究成果，如余华青先生所著的《中国宦官制度史》[3]，这本著作系统性讲述了中国宦官制度的历史，对东汉时期的宦官问题也进行了细致的讨论。葛承雍先生的《不应一概贬斥东汉宦官》，余行迈先生的《从尚书职权的变化看两汉中央集权制与外戚宦官专政的关系》，这些论文[4]对于东汉宦官的研究都有很大的贡献，也让研究者几乎可以窥见东汉宦官的全貌，但对于东汉宦官的籍贯研究却没有太多相关的著作、论文。本文在前人的基础上，就东汉宦官的讨论提出自己的一孔之见。

 

一、东汉宦官概况

宦官出现的时间很早，《后汉书》中写道：“易曰:‘天垂象，圣人则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侧，故周礼置官，亦备其数……”[5]刘修明先生认为：“宦官并不始自封建社会,两周时代已有。《周礼》中有‘阁人’,《诗》中有‘寺人’。”[6]值得注意的是，在东汉之前，宦官并不全是阉人，《后汉书》记载：“中兴之初，宦官悉用阉人，不复杂调它士。”[7]因此，自东汉开始，宦官开始都由阉人担任。而关于宦官的来源问题这里不多赘述，已经有许多文章讨论过这个问题。[8]

东汉是宦官势力急剧膨胀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宦官们不再只是照顾皇帝及其后宫起居的家奴，很多时候，宦官都是扮演着操持朝政的重要角色。正如赵翼所说 “东汉诸帝多不永年”，就是说自汉光武帝、汉明帝之后的皇帝，他们都是年幼就即位，而且寿命很短。因此，皇帝势单力薄，给太后摄政提供了绝佳的机会。而太后干预朝政的后果必然会导致外戚干政和宦官专权。当女主、皇帝对宦官产生依赖的时候，就出现了“女主临朝，而万机殷远，朝臣国议，无由参断帷幄，称制下令，不出房闱之间，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人国命。”[9]于是，宦官便成了“手握王爵，口含天宪”[10]的重要角色。因此，东汉的宦官从任人驱使的奴才变为了影响东汉政治的重要政治集团，宦官也兼具仆人和官员的双重身份。

因为东汉的宦官人数众多，权势很大，形成了宦官政治集团。宦官集团是如何形成的，如何发展壮大的，以及宦官集团的职务问题，可以参考余华青先生的著作《中国宦官制度史》，刘修明的《东汉宦官集团的社会基础》，李兰芳的《制度与权势——东汉宦官擅权道路上的制度建设》[11]，张光晗的《论东汉宦官势力的发展》[12]，当中都有相关讨论，这里不再赘述。因为宦官集团的壮大，宦官多有被封侯，称为“宦者侯”，东汉宦者侯的人数不少，余华青先生认为东汉宦官封侯（含关内侯）可查知者至少在七八十人以上[13]；根据清代万斯同《东汉宦者侯表》[14]统计，有名有姓有封地的宦者侯，在名单上总计58人。顺帝始，宦官封侯呈批次进行，这与其封侯的原因有关，具体可分为：拥立皇帝、剪除外戚、平定谋反、宿卫日久、例封和因忠受封。[15]因此，宦官封侯在东汉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外戚干政与宦官专权交替出现是东汉这一历史时期的时代特点。东汉末年，外戚与宦官之间的斗争仍在继续。作为外戚的大将军何进企图消灭十常侍宦官集团，但十常侍先把外戚集团消灭了。而宦官集团的覆灭是因为袁绍带兵进宫捕杀宦官，张让等宦官走投无路，只好投河自尽，“而绍勒兵斩忠，捕宦官无少长悉斩之。让等数十人劫质天子走河上。追急，让等悲哭辞曰：‘臣等殄灭，天下乱矣。惟陛下自爱！’皆投河而死。”[16]从《后汉书》的记载中，十常侍等人对皇帝的遗言来看，宦官集团对皇帝可谓忠心耿耿，是皇帝忠实的奴仆。

困扰东汉多年的外戚干政与宦官专权问题也因十常侍宦官集团的自杀而彻底结束，士大夫集团与宦官集团的矛盾，也因为士大夫们的武力征服而取得胜利。在宦官集团覆灭后，东汉王朝也名存实亡了。

 

二、东汉宦官的籍贯分布和特征

东汉的宦官人数众多，见于《后汉书》卷七十八《宦者列传》中记载的宦官就不少，其中拥有明确籍贯的为：郑众[17]、蔡伦[18]、孙程[19]、曹腾[20]、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21]、侯览[22]、段珪[23]、曹节[24]、吕强[25]、丁肃、徐衍、郭耽、李巡、赵佑、吴伉[26]、张让、赵忠[27]等二十一名宦官。以及在《后汉书》卷六十九《窦何列传》提到过宦官郭胜的籍贯，“中常侍郭胜，进同郡人也。”[28]郭胜与何进是同乡，《后汉书》卷六十九《窦何列传》记载：“何进字遂高，南阳宛人也。”[29]因此郭胜也是南阳郡宛县人。其余见于记载的并不多，在袁延胜先生的博士论文《东汉人口问题研究》中也提到了东汉宦官州苞、州辅的籍贯，[30]他们与宦官郑众一样，都来自于南阳。而碑刻与其他的历史典籍中，如《东观汉记》、《两汉纪》等古籍未有提及东汉宦官的籍贯问题，因此搜集到的宦官及其籍贯的人数有限。

搜集到的宦官及其籍贯如下表所示：

表1：东汉宦官及其籍贯表：

按照西晋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中东汉十三州部的划分，上表中的南阳郡、桂阳郡隶属于荆州，涿郡隶属于幽州，魏郡、甘陵国（清河国）、安平国隶属于冀州，沛国、颍川郡、汝阳郡（汝南郡）隶属于豫州，河南尹属于司隶校尉部，下邳国隶属于徐州，山阳郡、济阴郡隶属于兖州，北海国隶属于青州。

通过上表的统计，荆州的宦官为7人，幽州1人，冀州3人，豫州4人，司隶校尉部3人，徐州2人，兖州3人，青州1人。如下表所示：

 

表2：东汉宦官籍贯州部分布统计表：

据以上表中的分布情况，可以简要分析出东汉宦官籍贯分布的几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宦官人数在东汉十三州部的分布极其不均衡。根据以上的统计，扬州、并州、益州、凉州、交州这五个州部并没有出现宦官籍贯的记载，而见于有东汉宦官记载的州部中，人数相对集中在荆州、豫州、司隶校尉部、兖州、冀州，这些地区约占了东汉宦官籍贯可考人数的83%，其中荆州便占了总人数的29.2%。东汉宦官籍贯可考的州部中，徐州有两人，约占可考人数的8.3%，幽州、青州只有少量宦官分布，都是只有一人，其占比各自约为4.2%。由此可见，从这一特点是可以管窥东汉宦官分布的大致情况。

第二是东汉的宦官在同一州部之间，大多出身于相同的郡国。除去不见记载和只有一人有记载的州部之外，在有多个宦官籍贯记载的州部中，如荆州的宦官大多出自南阳郡，南阳郡所出的宦官约占荆州宦官的86%，占总人数的25%；司隶校尉部的宦官都来自河南尹，河南尹占了司隶校尉部宦官人数的100%，占总人数的12.5%；豫州的宦官大多来自颍川郡，颍川郡的宦官占了豫州宦官人数的50%，约占总数的8.3%；徐州的宦官都来自于下邳国，下邳国的宦官占了徐州宦官人数的100%，约占总数的8.3%；兖州的宦官大多来自济阴郡，济阴郡的宦官约占了兖州宦官人数的67%，约占总人数的8.3%。在这一特点中，虽然样本量不是太大，但基本可以确定，在各个州部内部，宦官的分布相对来说是比较集中在当中某一个郡国的。

第三，东汉宦官的籍贯大多是或者相对靠近东汉时期的“南阳帝乡”和都城洛阳。东汉的都城洛阳位于司隶校尉部河南尹内，在可考籍贯的东汉宦官当中，直接来自于“南阳帝乡”南阳郡的有6人，直接来自河南尹的有3人，这两地约占总宦官人数的38%。而紧靠这两地的颍川郡，距离相对较近的济阴郡都有2人记载，两郡约占可考人数的17%。总之，来自东汉“南阳帝乡”和都城洛阳或距离这两地较近的宦官人数较多，约占总人数的54%。相对距离稍远的桂阳郡以及更南方的地区，见于记载的只有蔡伦一个宦官；更北方的涿郡只有孙程一个宦官见于记载；更为边远的凉州、并州、交州都没有发现宦官记载。

 

三、宦官籍贯分布的影响因素

根据前文对有限史料的阅读，东汉宦官的籍贯分布的情况比较复杂，前文总结出东汉宦官籍贯的一些分布特点以及一些现象，这些特点和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或许可以从中找出一丝规律，并发现其影响因素。这些因素或许与当时的社会经济、人口、文化、地理位置等等因素相关。

第一是政治中心因素和地理因素的影响。“政治中心区附近官吏籍贯分布密集，这是古代人物分布的一条通则。” [31]同理，东汉宦官作为有很大政治影响力的群体，兼具仆人和官员的双重身份，也会按照这一规律分布，相对集中在政治中心。东汉的都城是洛阳，是当时的政治与经济中心，洛阳所在的河南尹、司隶校尉部便得到了“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区位优势，有不错的政治与经济地位。宦官生长的地方离皇宫很近，宦官的语言、生活习性都皇帝和后宫的人们相去不远，这便给宦官们在皇宫的生活提供了便利，也有利于宦官们得到皇帝、后宫的信任，宦官们因此得到升迁。 而相对偏远的州部便没有这些区位优势，如益州、扬州，虽然其人口数量很庞大，位列十三州部的前五名，但它们距离政治中心太远，中央对其控制较弱，它们没有出现宦官的记载。

第二是文化因素的影响。因为东汉的宦官需要辅佐皇帝，且需要跟外戚集团进行权力上的斗争，因此东汉的宦官多是识文断字的知识分子。在《后汉书》卷七十八《宦者列传》中，记载的宦官大都是有一定知识和权谋的宦官，其中蔡伦不但有知识和权谋，还改进了造纸术，是大发明家。因此可见，影响宦官分布的一大原因是各地区文化的发展情况。宦官并非顶级的知识分子，说明了在东汉十三州部中，司隶校尉部、荆州、冀州、豫州、兖州相对文化发展比较好，而扬州、并州、益州、凉州、交州文化的发展相对比较差，与中心地区的发展差异较远。

第三是“南阳帝乡”因素的影响。东汉时期的荆州是可考的东汉宦官籍贯分布的最密集地区，当中除蔡伦外都来自于桂阳郡外，其余郑众、曹节、郭耽、郭胜、州苞、州辅都来自南阳郡，南阳郡出身的宦官很多，所占的比例也很大。荆州出身的宦官很多，与其下辖的南阳作为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帝乡的政治地位有着密切的关联。一方面南阳不但是汉光武帝刘秀的家乡，而且南阳帝乡的豪强地主们在光武帝刘秀打天下的时候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南阳有着非同寻常的政治地位。东汉诸帝巡视南阳，回乡祭祀祖先多达十二次，说明南阳在东汉时期已经成为仅次于京师洛阳的区域，备受统治者的重视。[32]南阳郡因为其特殊的政治地位，得到东汉皇帝的重视，因此南阳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不断跃升，这为南阳人在仕途上的入仕、升迁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宦官也是如此。另一方面，皇帝“同乡则言语习惯相同，较易取信，而其中有名者且久闻其声明。俱用人时最容易入选者。”[33]不但刘秀是如此，后来的皇帝也按照这个习惯用人，官员、宦官都是南阳的会优先得到任用、重用。

第四是各州部人口基数的因素。根据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的统计，东汉十三州部中，经过简单相加，人口数很少的州部为：交州、并州、凉州，这些州部都没有出现宦官的记载。其余十个州部人口数相对较多，除益州、扬州没有出现宦官记载以外，其余八个州部的所记载的宦官数量与其州部的人口数量排名基本一致，也就是说东汉宦官的数量与其籍贯所在州部的人口数量基本呈正相关。

综上所述，宦官属于东汉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政治群体，他们的籍贯分布受到政治、经济、文化、人口、地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从而主要集中于荆州的南阳郡和司隶校尉部的河南尹、豫州的颍川郡、兖州的济阴郡，这些政治地位相对重要、文化比较发达、经济富庶、人口更加稠密的地区。分析东汉宦官的籍贯分布及其影响因素，可以让我们知道东汉政治人物分布的影响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东汉时期中央政府与州部之间权力较量的情况，以及各个州部的政治、经济实力、文化在东汉时期发展情况。

 

 

 

 

 

参考文献

 

一、     书籍

[1] (南朝)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

[2]（清）赵翼：《廿二史札记》，中华书局，1984年。

[3]（清）万斯同：《东汉宦者侯表》，中华书局，1955年。

[4] 余华青：《中国宦官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5] 廖伯源：《秦汉史论丛续编》，中华书局，2018年。

 

二、     论文

[1] 葛承雍：《不应一概贬斥东汉宦官》，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

[2] 余行迈：《从尚书职权的变化看两汉中央集权制与外戚宦官专政的关系》，江苏师院学报，1980年4月。

[3] 刘修明：《东汉宦官集团的社会基础》，《史林》，1986年。

[4] 李泉：《东汉官吏籍贯分布之研究》，《秦汉史论丛》，第5辑，法律出版社，1992年。

[5] 袁延胜：《东汉人口问题研究》，郑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

[6] 郑威:《试析明代宦官籍贯的分布与变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9卷第4集，2004年。

[7] 李兰芳：《制度与权势——东汉宦官擅权道路上的制度建设》，《史志学刊》，2017年。

[8] 赵凯、吕顿：《东汉后期官官干政问题蠡述——以汉碑资料为中心》，《南方文物》，2019年6月。

[9] 苑苑：《东汉宦者侯略论》，《石家庄学院学报》，第20卷第5期，2018年9月。

[10] 张光晗：《论东汉宦官势力的发展》，《秦汉研究》，2020年。

[11] 蒋波，杨爽爽：《论两汉太仆的籍贯分布及影响因素》，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

[1] 作者谢名会，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历史地理研究所在读硕士生。

[2]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中华书局，1984年，第110页。

[3] 余华青：《中国宦官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6月。

[4] 葛承雍：《不应一概贬斥东汉宦官》，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10月。余行迈：《从尚书职权的变化看两汉中央集权制与外戚宦官专政的关系》，江苏师院学报，1980年4月。赵凯、吕顿：《东汉后期官官干政问题蠡述——以汉碑资料为中心》，《南方文物》，2019年6月。等等专著、论文为我的写作提供了参考。

[5] （南朝）范晔：《后汉书》卷七十八《宦者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2507页。

[6] 刘修明：《东汉宦官集团的社会基础》，《史林》，1986年4月，第14页。

[7] （南朝）范晔：《后汉书》卷七十八《宦者列传》，第2509页。

[8] 如余华青先生的《中国宦官制度史》中，在讨论秦汉宦官的篇章里就对其来源有很详细的说明；郑威先生的《试析明代宦官籍贯的分布与变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9卷第4集，2004年12月，第79~81页，虽说是讨论明代的宦官问题，但对于其他各个朝代的宦官来源问题都具有参考意义。

[9] （南朝）范晔：《后汉书》卷七十八《宦者列传》，第2509页。

[10] （南朝）范晔：《后汉书》卷七十八《宦者列传》，第2509页。

[11] 李兰芳：《制度与权势——东汉宦官擅权道路上的制度建设》，《史志学刊》，2017年第6期。

[12] 张光晗：《论东汉宦官势力的发展》，《秦汉研究》，2020年。

[13] 余华青：《中国宦官制度史》，第141、142页。

[14] （清）万斯同：《东汉宦者侯表》，中华书局，1955年，第1921~1922页。

[15] 苑苑：《东汉宦者侯略论》，《石家庄学院学报》，第20卷第5期，2018年9月，第42页。

[16] （南朝）范晔：《后汉书》卷七十八《宦者列传》第2537页。

[17] （南朝）范晔：《后汉书》卷七十八《宦者列传》：“郑众字季产，南阳犨人也。”第2512页。

[18] （南朝）范晔：《后汉书》卷七十八《宦者列传》：“蔡伦字敬仲，桂阳人也。”第2513页。

[19] （南朝）范晔：《后汉书》卷七十八《宦者列传》：“孙程字稚卿，涿郡新城人也。”第2514页。

[20] （南朝）范晔：《后汉书》卷七十八《宦者列传》：“曹腾字季兴，沛国谯人也。”第2519页。

[21] （南朝）范晔：《后汉书》卷七十八《宦者列传》：“单超，河南人；徐璜，下邳良城人；具瑗，魏郡元城人；左悺，河南平阴人；唐衡，颍川郾人也……故世谓之‘五侯’。”第2520页。

[22] （南朝）范晔：《后汉书》卷七十八《宦者列传》：“侯览者，山阳防东人。”第2522页。

[23] （南朝）范晔：《后汉书》卷七十八《宦者列传》：“小黄门段珪家在济阴。”第2522页。

[24] （南朝）范晔：《后汉书》卷七十八《宦者列传》：“曹节字汉丰，南阳新野人也。”第2524页。

[25] （南朝）范晔：《后汉书》卷七十八《宦者列传》：“吕强字汉盛，河南成皋人也。”第2528页。

[26] （南朝）范晔：《后汉书》卷七十八《宦者列传》：“时宦者济阴丁肃、下邳徐衍、南阳郭耽、汝阳李巡、北海赵佑等五人称为清忠。” “又小黄门甘陵吴伉。”第2533页。

[27] （南朝）范晔：《后汉书》卷七十八《宦者列传》，“张让者，颍川人；赵忠者，安平人也”，第2534页。

[28] （南朝）范晔：《后汉书·卷六十九·何进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2248页。《后汉书》卷六十九《窦何列传》记载，宦官蹇硕写给赵忠的书信中说：“‘中常侍郭胜，进同郡人也。太后及进之贵幸，胜有力焉。’然则幸由郭胜得入掖庭。”

[29] （南朝）范晔：《后汉书·卷六十九·何进传》，第2246页。中华书局，1973年。

[30] 袁祖亮主编，袁延胜著：《中国人口通史》卷四《东汉卷》:“州苞,南阳犨人,安桓时期宦者。”“州辅,南阳犨人,顺桓时期宦者，吉成侯。” 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第309页。

[31] 李泉：《东汉官吏籍贯分布之研究》，《秦汉史论丛》， 第5辑，法律出版社，1992年，第238页。

[32] 蒋波，杨爽爽：《论两汉太仆的籍贯分布及影响因素》，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第23页。

[33] 廖伯源：《秦汉史论丛续编》，中华书局，2018年，第1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