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迪亚传感器1242-10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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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自由的他人是如何作为自由的他人前来照面、从而参与构成了自由的自我的呢？伍德在此聚焦费希特的“召唤”（Aufforderung）概念：它既可理解为他人的“呼唤”（summons），也可理解为他人的“吁请”（invitation）。“召唤”在自我这里被表象为一类特殊的客体：它不仅不会像自然意义上的“非我”（如环境中对我构成阻碍的客体）那样限制我的自由，而且恰恰以“唤出”自由决断的方式使我的自由成为可能。一种“召唤”——例如他人的求助——从不在决定论的意义上强迫我做什么，而是在给我理由（reason）去行动的同时，将行动或不行动的自由留给我、将各种行动方式的可能性留给我。“召唤”是本文第一节中所说的“规范”的来源。而只有另一个自由的理性存在者，才能够给我这种意义上的“召唤”。因此，只有他人的召唤，能够给我规范、“邀”我自由、“邀”我“成人”。
在第九章（黑格尔承认辩证法中的费希特式主题）中，伍德对黑格尔著名的“主奴辩证法”做了类似处理。《精神现象学》中的相应章节被解读为一种先验论证，它说明“自我意识”的可能性条件之一是其它的自我意识。“主人”与“奴隶”并非持续适用于社会中实际成员的标签，而是先验论证被历史化的表现；其中的重点也不在于科耶夫以自然主义的立场刻画的“欲望”的冲突，而在于对自我意识而言更为本质的对“自我确定性”（self-certainty）的寻求，即要求在自我意识之外有对其价值的承认；而承认这种举动只能出自另一个自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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