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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之拜占庭帝国(第九期)

2022-09-22 22:55 作者:七年大乱战  | 我要投稿

帝国性质总结

称呼争议

(一)拜占庭帝国的正式名称是“罗马”或者“罗马帝国”,为了与同样自称为罗马帝国的神圣罗马帝国区分开,在1453年帝国灭亡后西欧人将其称为“拜占庭帝国”。从330年到1453年的时间里“拜占庭帝国”从来没有成为过这个国家的正式或非正式名称,其臣民也从来不曾将自己称为“拜占庭人”,更没将将首都新罗马称为“拜占庭”。一直到17世纪“罗马帝国”都是西方历史学家对这个帝国的正式称呼,1557年德意志历史学家赫罗尼姆斯·沃尔夫在整理编纂的《历代拜占庭历史学家手稿》中,为了区分罗马时代以前的古典希腊文献与中世纪拜占庭帝国的希腊文献,而引入“拜占帝帝国”这个叫法,这个称呼来源于其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前身的古希腊殖民地拜占庭城。17世纪后经过孟德斯鸠等人的使用这个称呼逐渐被西欧历史学家广泛应用,来区分(实际上相当不同的)古代罗马帝国东半部与中世纪的、希腊化的拜占庭帝国。

拜占庭帝国旗帜

(二)拂菻是中国中古史籍中对拜占庭帝国的称谓,古代亦称大秦或海西国。随历史时期的不同,此名有时也指苫国(今叙利亚)等地中海东岸地区,宋、元时代又用以称呼塞尔柱突厥人统治的小亚细亚。拜占庭帝国在《魏书·高宗纪》、《显祖纪》称作“普岚”,《北史·西域传》作“伏卢尼”,玄奘著《大唐西域记·卷十一·波剌斯国条》所附西方诸国称作“拂懔”,道世《法苑珠林》卷三九及所引《梁职贡图》作“拂懔”,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作“大拂临”,杜环《经行记》、《隋书》、《旧唐书》等均作“拂菻”。19世纪末在蒙古高原发现的8世纪突厥文毗伽可汗碑中作Purum,《元史·卷一三四·爱薛传》有“弗林”、“拂林”,戴良的《九灵山房集》卷九有“拂林”。据考证此“拂林”当是Farang一词的音译,乃阿拉伯、波斯人对欧洲的称谓,亦即《明史》的佛朗机,非北魏、隋唐时期的拂菻。

(三)拜占庭之名源于一座靠海的古希腊移民城市,324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将此选为皇帝驻地,并改名为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位于连接黑海到爱琴海之间的战略水道博斯普鲁斯海峡,扼制海陆商业要道,地理位置十分优越。3世纪后期罗马皇帝戴克里先引入四头制的制度来更有效地管理庞大的罗马帝国,他将整个帝国分为两部分,在意大利和希腊各设立一个皇帝(称奥古斯都),辅佐他们的各设一个副皇帝(称凯撒),这个分裂一直维持到4世纪。君士坦丁大帝于324年重新将自己立为整个帝国的唯一皇帝,他还决定建立一个新的首都,选择拜占庭(今伊斯坦布尔)。330年这个首都建成,君士坦丁称之为新罗马,但一般人称之为君士坦丁堡,这个新的首都成为他的管理机构的中心。君士坦丁大帝也是第一位信仰基督教的皇帝,虽然在君士坦丁大帝统治时期这个帝国还不是拜占庭帝国,但基督教是拜占廷帝国的一个特性,是它与相信多神教的罗马帝国的分界线。另一个分界线是378年的哈德良堡战役,这场败仗和皇帝瓦伦斯之死可以被看成古代帝国和中世纪帝国的分家时间,瓦伦斯的继承人狄奥多西乌斯一世将整个帝国再次分开,395年他将这两部分分别交给他的两个儿子阿尔卡狄乌斯和霍诺里乌斯,阿尔卡狄乌斯成为东部的统治者,霍诺里乌斯成为西部的统治者。从这个时候开始东部帝国一般被称为东罗马帝国,或拜占庭帝国。

(四)拜占庭帝国基本上避免西罗马帝国在3世纪和4世纪所遭遇的困难,首先这里的城市文化已经相当成熟,其次民族大迁徙时入侵的主要目标是罗马的财富,5世纪中西罗马帝国多次被征服,拜占庭帝国顶多交纳贡献就可以免除遭难。狄奥多西斯二世进一步加强君士坦丁堡的城墙,使得这座城市成为蛮族攻不破的城市。476年当西罗马帝国灭亡时拜占廷帝国的利奥一世与哥特人谈判,他结束哥特人对东部帝国的威胁,但他也不再打算重新征服西罗马帝国疆土。395年庞大的罗马帝国饱受各路蛮族侵扰,为便于管辖而将帝国一分为二,东部帝国以君士坦丁堡为首府,因此东罗马帝国又称为拜占庭帝国。476年西罗马帝国在经历包括匈奴和诸多日耳曼部落的反复侵袭之后终于咽下最后一口气,拜占庭帝国遂成为唯一的罗马人帝国,实际上他们一直以纯正罗马血统自居。

疆域变迁

(一)拜占庭帝国疆域一直处于不断的变化的状态,早期拜占廷帝国疆域基本与原罗马帝国的领土无异,到君士坦丁一世去世时(337年)其领土包括多瑙河以南的巴尔干半岛、黑海及其沿岸地区、幼发拉底河以西的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尼罗河第二瀑布以北的埃及、北非的马格里布地区、西班牙、高卢和意大利。查士丁尼大帝继承皇帝权力时原西罗马帝国的疆土几乎全被日耳曼各小王国所占领,拜占庭帝国的领土仅包括巴尔干半岛、黑海南岸、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查士丁尼大帝致力于恢复罗马帝国昔日的光荣,多次对西地中海世界发动远征,收回帝国西部部分领土,重新控制意大利、北非马格里布沿地中海地区、西班牙南部和直布罗陀海峡。532年圣索非亚大教堂开始动工,这座教堂将成为拜占廷宗教生活和东正教的中心。554年拜占庭帝国在卡西利努姆战役中击败法兰克王国,国力达到鼎盛态势。541年到600年地中海沿岸爆发数次大规模的瘟疫,拜占庭帝国南部的黎凡特、北非地区不断爆发叛乱,拜占庭帝国宿敌萨珊波斯卷土重来且日益强盛,不断对拜占庭帝国进行军事进攻。到查士丁尼大帝去世时除高卢和西班牙北部地区外拜占庭帝国基本重新占据罗马帝国的昔日领土,地中海再次成为帝国的内海。可惜好景不长,被查士丁尼大帝收复的昔日罗马领土一直在遭受外来的侵犯。查士丁尼大帝去世后给自己的继承人留下一个空空的国库,而他的继承人也无法对付在所有的边境上突然出现的新敌人。6世纪末伦巴底人占领意大利北部,斯拉夫人占领巴尔干半岛的大部分地区,波斯人占领东部的部分省份。赫拉克留(即希拉克里乌斯)夺回这些东部省份,但当时刚刚在伊斯兰教下统一起来的阿拉伯人的突然出现是赫拉克留无法意料到的,阿拉伯人占领几乎所有的南部省份。7世纪中叙利亚、埃及彻底沦为阿拉伯帝国的一部分。

555年的拜占庭帝国

(二)拜占庭帝国虽然失去许多土地,但它也从中获益,它不再那么混杂。赫拉克留将全国希腊化,他不用古罗马的皇帝头衔奥古斯都,而使用巴赛勒斯、巴西琉斯、国王,希腊语被定为官方语言。在宗教上拜占庭帝国与西欧的区别已经不可忽视,不过拜占庭帝国国内也有不小的区别,在其南方的省份里一般更多地使用基督教的一个分支科普特教而不是东正教,这些省份失落后在剩余的省份中东正教更加强大。赫拉克留将全国分为几个军区来对付外来的侵扰,除首都外其他地方的城市化不断缩小,君士坦丁堡成为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阿拉伯人试图占领君士坦丁堡,但被拜占廷海军击败。拜占廷当时的海军势力非常强大,而且他们拥有一种神秘的火器叫希腊火。阿拉伯人初始的进攻被击退后拜占庭帝国开始得到恢复。在希拉克略一世统治时期(610—641年)拜占庭帝国完成从古典的罗马帝国向希腊化的中世纪君主制国家转变的进程,他改革军事制度和行政管理,实行军人领地制,即向农民出身的军士颁发土地作为交换条件,这些人必须履行军人职责,这种做法巩固拜占庭帝国的国防力量和军力。在希腊、色雷斯、马其顿等地区希拉克略推行军区(塞马州)制度,建立一系列由军人将领统辖的行政单位,州的长官由皇帝直接指派。随着塞马州的建立,帝国巩固对饱受斯拉夫人、匈人和阿瓦尔人冲击的巴尔干半岛领土的统治,还巩固帝国的疆土。

(三)到希拉克略王朝末期帝国再度出现内乱,从694年到716年的22年间皇帝更换6次,到8世纪初期帝国的情况已经濒于无政府状态,北非全部落入穆斯林手中,帝国的疆域也只剩下到君士坦丁堡城及其周围地区、东色雷斯、希腊的几个港口、南部意大利和西西里岛。7世纪中期阿拉伯人更以凶猛的进攻夺取拜占庭帝国在亚洲和非洲的领土,从而导致帝国疆域发生巨大变化。8世纪时拜占庭帝国疆域仅包括以阿纳多利亚高原和幼发拉底河上游为东部界标的小亚细亚地区,和以马其顿北部为边界的巴尔干半岛以及爱琴海。在前两个地方聚集成千上万来自巴尔干和希腊的难民,以及从叙利亚、埃及、迦太基逃出来的几十万天主教难民,像一百年前的情况一样,海权是在8世纪初使拜占庭帝国免于灭亡、起死回生的因素。海权维持昔日帝国政治统一时留下来的东西,它保持地中海上的商业活动不受威胁。出生于叙利亚的利奥三世(717-741年在位)是一个主张改革的伟大统治者且还是一个名将,在他统治的第一年就击退伊斯兰哈里发军队对君士坦丁堡的第三次大围攻,使其元气大伤后数年内不敢对拜占庭帝国用兵。而且其经过改组的海军还遏止在未来四百年中伊斯兰世界的海权成长,利奥三世的成功抵抗不仅拯救东罗马帝国和西方的天主教世界,而且也更拯救整个西欧文明。

(四)马其顿王朝的开国皇帝巴西尔一世堪称第二个查士丁尼,在他和其他马其顿王朝皇帝的统治下拜占庭帝国在9、10和11世纪初达到顶峰,在这段被称为“黄金时期”的几个世纪里拜占庭帝国抵抗罗马教廷撤销佛迪奥斯为教主的要求,获得亚得里亚海的制海权,占领意大利的一部分和保加利亚的大部分。1014年巴西尔二世(保加利亚屠夫)打败保加利亚人,并于1018年彻底灭亡第一保加利亚王国。同时拜占廷帝国还获得一个新的同盟者(有时也是敌人),以基辅为首都建立王国的罗斯人接受东正教信仰,并为拜占庭帝国提供一支重要的雇佣军。但如其前身的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很快又陷入困境,主要原因是当时许多占有土地的贵族打乱军区的制度。假如拜占庭帝国只需要对付旧敌神圣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的话可能还可以支持下去,但新的敌人根本不怕拜占庭的名誉,诺曼人征服意大利,突厥人进入小亚细亚,这里是拜占廷帝国的主要兵源地。1071年在曼齐克特之战中罗曼努斯四世被塞尔柱突厥苏丹阿尔普·阿尔斯兰击败,拜占廷帝国失去亚美尼亚及安纳托利亚的部分地区,并在接下来的20年中逐渐失去整个小亚细亚半岛。

(五)1054年东正教与天主教彻底决裂,事情起因于教皇利奥九世执意任命一名西西里出生的主教执掌东方教会,此举招致整个东部教会不满。普世牧首米哈伊尔·塞鲁拉利乌斯大怒,下令关闭国内所有西方教堂,驱逐其神职人员。教皇此时又派遣红衣主教亨伯特作为特使与东部教会进行会晤,然而此次谈判最终宣告破裂,亨伯特于1054年7月在圣索菲亚大教堂下达由教皇签署的开除教籍令。不久普世牧首召集宗教会议宣布开除罗马代表们的教籍,长期对立的东西方教会彻底分裂且再未弥合,对此后的历史造成深远影响。拜占庭帝国的最后几个世纪以篡权者阿莱克修斯一世开始,引入西欧封建分封的制度后重新建立起一支军队,对突厥进行有力的抵抗,并收复一些东部领土。他向西方求救抵抗突厥,这是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起源。

十字军收复尼西亚,但很快救兵成仇兵。虽然阿莱克修斯的孙子曼纽尔一世是十字军的朋友,但双方都不能忘记他们互相革除对方的教籍,拜占庭帝国对源源不断经过其领土的罗马天主教十字军的意图很持怀疑。11世纪和12世纪来自神圣罗马帝国的德意志人和来自西西里岛和意大利的诺曼人不断攻击拜占庭帝国,并对拜占庭帝国的省份进行掠夺。亚历克修斯给予贸易专权的意大利城市国家尤其成为反西情绪的对象,他们成为“法兰克人”和“拉丁人”的代表,威尼斯人尤其受到反感,尽管威尼斯的船只是拜占廷帝国舰队的骨干。与此同时突厥依然是拜占庭帝国的一个威胁,1176年他们击败曼纽尔。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中神圣罗马皇帝腓特烈一世企图征服拜占庭帝国,但给拜占庭帝国带来最大摧残的却是第四次十字军东征。这次东征的目的是占领埃及,但威尼斯人获得领导权,在他们的怂恿下十字军1204年攻克并洗劫君士坦丁堡,他们建立一个短期的封建王国叫拉丁帝国。被彻底削弱的拜占廷帝国四分五裂,尼西亚帝国、伊庇鲁斯国和特拉比松国同立。

(六)1261年帕列奥列格王朝统治的尼西亚帝国收复君士坦丁堡,接着战败伊庇鲁斯并恢复帝国。但他们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欧洲,而把他们在亚洲的敌人忘,这时他们幸存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当时穆斯林内部分裂。1261年拜占庭帕列奥列格王朝重新入主君士坦丁堡后其疆域仅剩君士坦丁堡附近地区,黑海南岸的特拉比松王国、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的摩里亚地区和伊庇鲁斯山区虽然承认拜占庭中央政府的宗主权但实行独立统治,拜占庭帝国的版图再也没有变化,直到帝国最后灭亡。奥斯曼帝国建立后除一些港口城市外拜占庭帝国几乎所有的其他地方都被奥斯曼帝国占领,拜占庭帝国向西方求救,西方提出的条件是两个教会必须统一。拜占庭帝国虽然颁布法律统一教会,但拜占庭帝国的居民并不接受罗马天主教。一些西方的雇佣军来到拜占庭帝国,但西方大多数人对此无动于衷,教皇还是承诺会给予必要援助,但是教皇的援助显得那么遥远和寒酸。一开始奥斯曼帝国认为攻击君士坦丁堡代价太大而认为不值得,君士坦丁堡的城墙非常坚固,除十字军外上千年中没有人能够攻克它。但随着版图的扩张导致君士坦丁堡渐渐处在奥斯曼帝国版图的中心位置,同时火炮的出现让这古老饱经战乱的雄伟城墙的惊人防御力被大大削弱。1453年5月29日经过两年的包围后穆罕默德二世攻克君士坦丁堡(后改名为伊斯坦布尔),拜占庭帝国最后一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壮烈殉国,1461年特拉比松也被穆罕默德二世占领,至此所有拜占廷领地均彻底丧失。

灭亡前夕的拜占庭帝国

(七)拜占庭帝国灭亡后1472年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迎娶拜占庭帝国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的侄女索菲娅公主,宣布成为东正教的保护人,他的孙子伊凡四世将成为俄罗斯的第一位沙皇。他的继承人认为自己是罗马帝国和君士坦丁堡的合格的继承人,即第三罗马帝国,直到20世纪初它们的覆亡前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都认为自己是拜占庭帝国的合法继承人。在君士坦丁堡被十字军和土耳其人先后两次攻破的过程中许多拜占庭的工匠都西行避难,他们给西欧带来当时先进的文化和思想,为日后的欧洲的文艺复兴奠定文化基础。拜占庭帝国在将经典知识传递给伊斯兰世界的过程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其最重要的印象却是东正教会,早期拜占庭的传教士将东正教传给斯拉夫人,迄今为止大多数斯拉夫人和希腊人信奉东正教,而拜占庭帝国的灭亡也预示着欧洲中世纪的结束。

在拜占庭帝国的最后一夜中有一些人趁乱登上拉丁人的战舰逃到克里特、摩里亚、爱奥尼亚群岛和威尼斯,一艘热那亚商船保留它在那最后一夜的乘客名单,上面有六名巴列奥略皇族的人。两个科穆宁皇族。两个拉斯卡利斯皇族以及一些次要的贵族,这些人和其他许多拜占庭人携带古代的珍贵文献流亡到西欧各国,使得生活在天主教神权世界的人们重新看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亚历山大和恺撒以及其他古代希腊和罗马的光辉思想。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人性战胜神性,希腊人的理性光明照穿教皇和封建制度所构成的重重帐幕,给西欧带去文艺复兴之光,在拜占庭帝国的废墟上诞生西欧的新世界。俄罗斯沙皇从来没有放弃过恢复拜占廷帝国的企图,叶卡捷琳娜大帝曾经设想以君士坦丁堡为俄罗斯的新首都,以圣索非亚大教堂为自己的皇宫,并把自己的一个孙子命名为君士坦丁。俄罗斯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尼古拉一世、亚历山大二世和尼古拉二世发起一系列针对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奥斯曼帝国的战争来试图光复君士坦丁堡,但是这些企图都被英国(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和德国(1878年柏林会议)等国挫败。

政治制度

(一)拜占庭帝国的最高权力由皇帝掌握,皇帝是整个帝国的象征,也是最高政治领袖、军队的最高统帅、最高的司法裁判者和宗教的最高主宰。拜占庭帝国的皇帝有三种称呼,巴赛勒斯是最常见的称呼,来自古代希腊人对国王的称呼。希拉克略皇帝用这个头衔来代替罗马帝国的奥古斯都头衔,此后这两个头衔被交互使用,但巴赛勒斯成为拜占廷皇帝的正式称呼,至15世纪时拜占廷皇帝自称为“希腊人的皇帝”。除了拜占庭皇帝外其他大国(如萨珊波斯)君主也被拜占庭人称为君主,小国君主则被称为国王。拜占庭皇帝的另外一个称呼是皇帝,这是希腊语,强调“军事首脑”的意义,与罗马的“皇帝”意义相同,此外拜占廷皇帝的其他称呼还有宇宙的主宰、永久的主宰、至尊陛下、恺撒等等。拜占庭皇帝拥有很高的权力,其被神化为上帝在人间的代表,具有至高无上的神圣性。皇帝可以召开宗教大会,任免教会领袖和高级教士,在这一点上拜占庭帝国与同时期的西欧国家有很大的不同。皇帝的居所被称为“神圣皇宫”或“圣宫”,高级官员可以亲吻皇帝的右胸,低级官员只能吻皇帝的脚。外国使节以跪姿行礼,他们都没有权利先开口跟皇帝说话,只能等皇帝通过侍官发问时才可作答。紫色是拜占廷皇帝的专用颜色,皇帝的皇权标志包括皇冠、权杖和宝球(象征地球)。太阳则被视为皇帝的象征,每年12月25日皇帝要头戴象征太阳的金光环参加太阳节(光明节)的庆祝活动,1月6日的圣诞节、5月11日的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建城节、8月25日的丰收节以及大型的竞技、庆典活动也要由皇帝亲自主持。

(二)拜占庭皇帝的婚姻为一夫一妻制,皇后之外没有其他嫔妃。皇位的主要继承方式为血亲继承,尤其是男性优先的长子继承法,即皇帝的长子为第一顺位继承人。如果皇帝没有儿子则由长女继承,且生育有儿子的小女儿,继承顺位高于没有生育儿子的大女儿如果没有子女,则由其他亲属继承。拜占廷帝国的12个王朝、93位皇帝中有24位是作为皇帝长子(包括养子)继承皇位的,11位是作为皇帝的其他儿子继承皇位,在皇帝无子的情况下皇帝的兄弟、侄甥、姐妹、女儿、父母、孙子和配偶都有权继承皇位。拜占庭法律承认女性的继承权,但威胁拜占庭皇帝帝位的主要因素是政变,皇帝的施政措施招致首都市民不满时也可能会在群众暴动中失去皇位。拜占庭帝国的贵族等级包括亲王、大公(此头衔通常授予海军统帅)、公爵、侯爵、伯爵、子爵和男爵等级别,由古罗马元老职位派生出来的荣誉头衔包括杰出者、显赫者,这些头衔只能终身享用且不得世袭。宦官在拜占廷宫廷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6世纪时的著名军事将领纳尔西斯的身份就是宦官。当初在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设立宫廷大总管,其职责是总管皇帝内宫,并安排大臣觐见皇帝的时间表,到5世纪时这个职位已经上升到与司法大臣平级的地位。此外皇宫内还有掌管皇室衣物、马匹、食品、猎鹰、御船、音乐、医药等的宦官官员,这些官员构成非世袭的宫廷贵族,替皇帝发号施令,握有很大的权力。

(三)早期的拜占庭帝国采取类似于罗马帝国的行政制度设立元老院、执政官和各大区长官,随着时间推移元老和执政官逐渐变为荣誉性头衔。拜占庭皇帝的辅弼机构为御前会议,其成员包括执事长官、大区总督、军队司令、司法大臣和君士坦丁堡市长等。执事长官是帝国最重要的高级官吏,其职权包括指挥禁军、巡视部队、监督各级官员、签发官方文件、主持外交活动、缔结条约、参加审理重大案件、掌管皇宫内外事务等重要职责。执事长官的人选不以出身和等级为依据,而是依照其实际能力、干练程度和对皇帝的忠诚度来选择并由皇帝直接任命,7世纪后执事长官也逐渐成为虚职。拜占廷庭国依照古罗马的行政制度将全国分为若干个大区,每区包括罗马时代的若干行省。早期拜占庭帝国设立四个大区,即东方大区(君士坦丁堡)、伊利里亚大区(萨洛尼卡)、意大利大区(拉文纳)和非洲大区(迦太基)。大区总督是皇帝的全权代表,行使行政和司法职权。由于大区总督权力极大,因此自君士坦丁大帝后的历代皇帝逐步削去其权力,将部分权力分给省区总督。7世纪上半叶大区总督一职被取消,拜占庭帝国在重要省份和战略要地还设立直属帝国中央政府的地方总督。君士坦丁堡市长也属于高级官吏,地位仅次于执事长官,其职责与外地的大区总督类似,总掌首都的行政和司法权,并且负有治安责任,还掌握一定的军事指挥权。拜占庭帝国的国家金矿、银矿、铸币厂、国库由大司库官掌握,大司库官下辖10个司,包括教会事务司、军饷司、邮驿司、铸币司、岁入统计司、大区财政事务司、矿务司、军械司、工场司、皇帝服装司。皇家财政(包括皇室土地)由皇家私产长官掌管,大区总督掌握地方金库。

(四)拜占庭帝国的法律属于罗马法系统,司法大臣由君士坦丁大帝设立,最初相当于皇帝的法律秘书为皇帝起草法律和法令,6世纪后成为最高法官。拜占庭帝国的法官必须接受5年以上的专门法律教育,全面掌握罗马民法并通过严格的国家考试后领取资格证书,方可从事司法工作。早期的法官还兼管商业仲裁、税收、行政等业务,查士丁尼大帝推行的司法改革要求法官专职化,并将法官与立法者区分开来。执事长官、大区总督和君士坦丁堡市长握有比法官更高一级的法律仲裁权,而拜占廷皇帝则始终握有最高的立法权和司法权。罗马法的完善是在查士丁尼大帝(527~565年在位)时期,他有感于西罗马帝国的覆灭后积极革新内政。他登基后的第二年便委托一个专门委员会进行整理、编纂帝国的法律大全。查士丁尼大帝在世时共完成四部法律汇编,即《查士丁尼法典》、《法学会纂》《法理概要》《新法典》、这四部法律被称为《罗马民法大全》。查士丁尼法典的颁布标志着罗马法发展到完备阶段,他保留罗马法在法学方面的创造性成果,对人们的行为作出法律规范为复杂的社会矛盾的调节提供法律手段,对后世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制定起到了蓝本作用。整体来看除了宗教影响与延续自罗马的法律体系外,拜占廷帝国的制度更加倾向于类似古代中国的中央集权君主制,而与西欧的封建制度有明显的差异。

查士丁尼法典

(一)随着罗马对外征服地区的扩大,罗马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公民法不足以解决帝国疆域内出现的各种复杂的问题。在罗马逐渐出现普遍适用于罗马统治范围内一切自由民的法律,这就是万民法。罗马法一般泛指公元前6世纪罗马国家形成后至6世纪中叶查士丁尼皇帝编纂法典为止的整个历史时期的所有法律总称,公元前6世纪的塞尔维乌斯·固里乌斯时期(前578年—前534年)实行一系列军事和政治改革,是罗马国家和法律形成的标志。  与此同时罗马奴隶主阶级为了适应统治的需要要求建立新的社会规范,罗马奴隶制法随之产生。前451~前450年在平民反对贵族斗争中产生的《十二铜表法》是平民取得的巨大胜利,同时也是罗马第一部成文法,是罗马法的雏形,它总结前一阶段的习惯法,并为以后罗马法的发展奠定基础。有的学者认为《十二铜表法》从未废除过,它的一些条款一直实施到罗马历史的结束。前3~公元1世纪罗马通过一系列的对外征服战争领土不断扩大,成为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这一时期罗马法的主要特点是市民法占据统治地位,市民法亦称公民法,是罗马早期的法律,还是公民大会和元老院所通过的、带有规范性的决议以及其他一些习惯规范,其适用范围仅限于罗马公民。

(二)此外帝国内还有所谓的万民法,意思是“各民族共有”的法律,它也是罗马法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是通过罗马最高裁判官的司法活动所制定的,实际上是罗马统治范围内的“国际法”。它是按照罗马奴隶主阶级的需要,吸收各民族已有的法律成果,在较为复杂的关系中发展起来的。内容主要是调整财产关系,特别是有关所有权和契约关系,至于家庭、婚姻和继承权等仍归市民法调整。前27年罗马帝国建立后为了对庞大帝国进行有效统治,帝国前期的皇帝都非常重视法律的制定。同时许多著名的法学家从法理上对公民法和万民法作出详细的论述,大大丰富和完善罗马法的内容。从3世纪开始帝国内部自由民间公民与非公民的区别消失,原先适用于不同法律主体的公民法和万民法之间的区别也失去实际意义,罗马法进入整理和提炼的阶段。罗马帝国的哈德良皇帝和戴克里先皇帝、拜占庭帝国的狄奥多西二世都曾组织人力进行过法典的整理和编纂工作。罗马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为新兴资产阶级的民权理论提供思想渊源,为资产阶级战胜教会和世俗的封建势力提供了理论武器,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巩固提供了现成的法律形式,为近代欧洲大陆国家立法提供范本。罗马帝国制定和实施罗马法的目的是为了维系和稳定庞大帝国的统治,而且罗马法的历史影响在欧美各国不同程度上无不受到其影响。

(三)虽然这些法律一直被日耳曼人、罗马人、意大利人所普遍使用,但内容仍十分简陋,而且只是采录当代以前诸位皇帝的敕法,没有足够的深度以适应时代的更新变化。即使是最晚颁布的《狄奥多西法典》,至查士丁尼时代也已有许多不符当时的需要。雄心勃勃的查士丁尼审视这些法典,认为这些旧有法典具有无法掩蔽的基本缺陷。为了他的帝业要为人们提供一种永久恪守的行为规范,绝不是将敕法收集然后转载在一本书里。这并非单纯的立法事业,也并非宗教事业的延伸,它将是他恢复帝国的另一个支柱。6世纪的查士丁尼皇帝励精图治,希望重振罗马帝国的国威。他设立专门委员会编纂罗马法,形成包括《查士丁尼法律汇编》《法学总论》《法律汇编》《新敕令》四种法律文献在内的法律汇编(统称为《民法大全》),这是罗马法体系最终完成的标志。《查士丁尼法典》共12卷,卷下分目,每目按年代顺序排列敕令的摘录,上面标出颁布敕令的皇帝的名字和接受人的姓名,敕令的末尾注明日期。《查士丁尼法典》颁布后又陆续颁布《查士丁尼法学总论》、《查士丁尼学说汇编》和《查士丁尼新律》3部分,作为《查士丁尼法典》的续编。《法典》是历代罗马皇帝所颁布的宪令,按年代顺序编排,共编出10卷,凡未被列入的都一律作废。《学说汇编》搜集和节录的是已知公认的法学家的著作,共编出50卷,凡未被选入的法理陈述都被宣布为无效,以后永远不许在法律上引用。《法学总论》是一本罗马私法教科书,由皇帝钦定,本身具有法律效力。565年法学家又把查士丁尼皇帝在法典编完后陆续颁布的168条新敕令汇编成集,称为《查士丁尼新敕》此大全是罗马法的精华和集锦,它总结和汇集罗马法和罗马法学发展的最高成就,对罗马法的广泛传播起到不可忽视的重大作用。

查士丁尼大帝

(四)《查士丁尼法学总论》又名《法学阶梯》,于533年底完成。共分4卷,卷下分目,辑纳历代法学家的论文,简要阐明法学原理,是学习罗马法学原理的简要教材。公元530年查士丁尼大帝再度任命特里布尼厄斯为主席,11名博学、有名望的法学家和从别留托斯、君士坦丁法律学校选出的5名教授为委员,共同将历代罗马著名法学家的著作。分门别类加以搜集、整理并进行摘录,共花费3年时间编成《学说汇集》,又名《查士丁尼学说汇编》,于533年底颁布施行。此外565年法学家又把查士丁尼大帝在法典编完后陆续颁布的168条新敕令汇编成集,称为《查士丁尼新律》。其主要内容属于行政法规,也有关于遗产继承制度方面的规范。以上4个部分12世纪统称为《查士丁尼民法大全》,由于《查士丁尼法典》最早编成且是这部《民法大全》的核心,所以一般以《查士丁尼法典》作为这部民法大全的代称。《查士丁尼法典》这一重要法律文献虽然是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编纂的,但在编纂过程中曾根据当时情况作了加工,所以一般说来它能够反映出罗马帝国全盛时期的罗马法,即“古典时代”的全貌。《查士丁尼法典》明确宣布皇权无限,维护教会利益,巩固奴隶主的统治地位;法典要求人人都应安分守法,否则要依法给予严厉制裁;法典还特别强调奴隶必须听命他的主人的安排,不许有任何反抗。据此可见查士丁尼编纂法典的出发点和归宿是完全一致的,他试图通过法律规范的系统化达到巩固皇权的目的,并运用这个法典来为其挽救奴隶制的统治服务。《查士丁尼法典》虽然保留奴隶法,但取消父母可以把子女卖为奴隶以补偿自己对他人冒犯这一部分;法典肯定妇女继承遗产的权利;法典强调基督教的思想统治,确立君权神授的原则;法典详细规定基督教生活的各个方面,强调对异教徒的强行改信基督教和镇压的政策,甚至规定教堂和修道院的规模和生活规则,强化对隶农的统治;法典也用许多条文严格规定奴隶与隶农必须无条件地服从自己的主人,对不服从者处以重罚乃至死刑,只是由于隶农的反抗斗争才不得不写上释放奴隶的条文。

(五)12~15世纪欧洲出现《罗马法》“复兴时期”,许多国家相继采用了罗马法。德国是采用罗马法最积极的国家,德国的马克西尼安一世于1459年发出通告宣布帝国法院的审判以共同的法律为基础,由十六名法官共同执行。法官中至少有八名是法律博士,他们必须精通罗马法,另外八名则是从罗马法赋予其特权而对罗马法深具好感的贵族阶级中选任。罗马法在德国一直被沿用到19世纪末期,而重新制订的《德国民法典》也挣不脱罗马法深入骨髓的影响。在法国罗马法一开始曾遭到严格禁止,但在政治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下,从16世纪起罗马法逐渐成为法官断案的具有权威性的准则。拿破仑引以为傲的《法国民法典》也是建立在罗马法基础上的,它后来成为大陆法系中民法典的经典之作。在英国由于贵族们不满查士丁尼大帝将所有特权均归诸于帝王一人,故而纷纷抵制罗马法的采用,但这一切没有阻止罗马法成为12世纪英国法律进修科目的普遍讲义。虽然英国的法律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直接来源于原始的日耳曼法的“私法”部分(如契约原则、遗嘱、信托制度及人法、海商法等方面)没有接受罗马法的形式,但它仍摆脱不罗马法的影响。《查士丁尼法典》是世界上第一部完备的奴隶制成文法,它系统地搜集和整理自罗马共和时期至查士丁尼为止所有的法律和法学著作,其特点卷帙浩繁、内容丰富。它标志着罗马法本身已发展到极其发达、完备阶段,对以后欧洲各国的法学和法律的发展有着较大的影响。法典的内容和立法技术远比其他奴隶制法更为详尽,它所确定的概念和原则具有措词严格、确切和结论明晰的特点,尤其是它所提出的自由民在“私法”范围内的形式上平等,契约以当事人同意为生效的主要条件和财产无限制私有等重要原则,为后世法律奠定基础。

军事制度

(一)拜占庭帝国的军事战略与其前身罗马帝国截然不同,罗马帝国呈现攻势,而拜占庭帝国除了查士丁尼大帝时期的主动对外扩张外总体来说呈现守势状态,即使是马其顿王朝和巴列奥略王朝早期对外扩张的目标也是以收复失土为主,并非开拓新疆土。这种军事守势有多方面的原因,包括基督教教义的影响,帝国人口数量增长缓慢,相对于周围民族的文化优势心态等等。与其周边的斯拉夫人、波斯人、阿拉伯人和突厥人相比拜占庭并不尚武,剽悍好斗、崇尚武力被拜占庭人视为粗鲁无知和野蛮的表现。拜占庭帝国将军事看作一门艺术,更重视作战的完美性和双方的智慧较量,而不看重战争的结果。早期庭占廷军队的主要组成部分包括边防军、野战军和驻扎于皇宫内的哥特人卫队,边防军驻扎于河流和陆地边界并服役24年,野战军驻扎在内地军事要塞和交通枢纽地区,他们和皇宫卫队需要服役20年。在帝国边境的蛮族向帝国提供后备部队,由皇帝直接指挥。

10-12的世纪拜占庭步兵

(二)海上贸易是拜占庭帝国的主要收入来源,因此拜占庭海军在帝国的早期阶段受到重视。678年拜占庭海军使用希腊火在马尔马拉海击退阿拉伯舰队,挫败穆阿维叶哈里发征服拜占庭帝国的企图。717年夏阿拉伯军队在莫斯雷马萨统帅下出动2560艘船只攻打君士坦丁堡,在拜占庭海军的打击下回到叙利亚和亚历山大港的军舰只剩下5艘。但是在外来威胁解除后拜占庭皇帝就采取限制海军的政策,这一做法的主因是698年海军统帅提比略发动政变出动舰队围攻君士坦丁堡,以及711年黑海舰队发动起义迫使查士丁尼二世皇帝退位。10世纪后拜占庭皇帝分散军权和削减军事经费的措施也影响到拜占庭海军的战斗力,1071年曼齐克特战役后拜占庭丧失位于小亚细亚的大部分海军基地和优秀的良马产地,此后转而采用雇佣外国舰队的方式应付海上威胁。俄罗斯人、热那亚人、英格兰人、威尼斯人、米兰人和加泰隆尼亚人都为拜占庭提供过军舰或水手,到1449年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在从伯罗奔尼撒前往首都的时候拜占庭舰队破坏殆尽,竟然拿不出一艘像样的船来,皇帝只能乘坐加泰罗尼亚人的商船前往首都。

(三)拜占庭帝国的边防军采用军区制,军区由边防总督指挥,军区制为拜占庭帝国封建化开辟道路。6世纪时拜占庭帝国有东方、色雷斯和伊利里亚三大军区,528年设立亚美尼亚军区,537年又设立海上军区。边防军士兵从政府那里领取农田,自己耕种或雇人耕种,提供自给自足的军粮。边防军和野战军的最基层单位为班,每班5人,两班为一排,10排为一连(因此连长又称百夫长),6连为一营(600人),3至4营为一团(2400人),3至4团组成一个师(10000人)。希拉克略皇帝在帝国西部领土上推行军事行政州(塞马)制度,凡是被拜占庭人收复的土地都建立新的塞马州。到9世纪在拜占庭帝国的欧洲领土上从爱奥尼亚群岛和伊庇鲁斯经马其顿直到黑海,以及亚得里亚海滨的若干岛屿和沿海城市普遍设立塞马州。自11世纪后拜占庭传统的军区制度瓦解,由于多次发生军事将领插手皇族内部斗争的情况,巴西尔二世之后的历任皇帝开始解散军区和世袭部队以遏制军事贵族的发展。他们以雇佣兵取代职业军队,同时削减军事经费以限制军人势力,这些措施反过来进一步刺激军事贵族铤而走险、发动政变,造成内部的恶性循环、而这一内部恶性循环又使拜占庭帝国在外部势力的攻击面前无力抵抗,于是国势愈发衰弱,导致军事开支进一步削减,再次形成外部的恶性循环。

(四)科穆宁王朝的皇帝力图恢复军区制但是没有成功,1204年十字军攻占君士坦丁堡时拜占庭军队的颓败已经达到全面瓦解的程度,尼西亚帝国复国之后巴列奥略王朝已经只能完全依靠外国雇佣兵(早期是突厥雇佣兵,在帝国灭亡的最后一战中是威尼斯和热那亚雇佣兵)。拜占庭军队包括步兵、骑兵、辎重部队和后勤人员,步兵所用的武器包括刀剑、战斧、长矛和弓箭,骑兵使用弓箭。大型攻城武器包括抛石机、攻城槌、云梯和攻城塔楼,在守城战役和海战中希腊火也被广泛使用。拜占庭帝国的武器生产由国家严格控制,尤其是希腊火的制作被视为国家最高机密。拜占庭帝国采取守势军事思想,因此其筑城技术得到极大的发展。在拜占庭帝国的军事防御建筑中君士坦丁堡的城防体系是最具代表性的防御工事,5世纪的时候由于人口迅速增长提奥多西二世皇帝在君士坦丁修筑的城墙边增筑提奥多西城墙,将城市面积扩大两倍。由于城外就是一马平川的色雷斯平原,这段城防系统被设计得复杂无比。提奥多西城墙从外向内依次为外护墙、护城河、护城河内墙、陡坡护壁、外城台、外城墙、内城台、内城墙,外城墙和内城墙上耸立着三百多座塔楼、角楼和碉堡,形成强大的火力支援系统。

经济方面

(一)拜占庭帝国所控制过的最大领土面积为356万平方公里(查士丁尼大帝时期),人口颠峰值则为3400万(公元4世纪)。帝国的经济以农业为基础,并拥有发达的商业和手工业。在中世纪早期的几百年中拜占庭帝国一直是欧洲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它的货币索利都斯长期以来是欧洲和西亚的国际流通货币。尽管亚美尼亚的金矿和巴尔干的丰富银矿为拜占庭帝国提供贵金属的来源,但拜占庭帝国最主要的收入还是来自商业贸易中征收的关税和贸易税,此外还包括过境税、入城税、不动产转手税等名目)。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处于欧洲、亚洲、非洲的交汇点,自古以来就是世界各地商船汇集的地方,也是丝绸之路的终点,发达的国际转口贸易给当地居民带来巨额的财富,萨洛尼卡、特拉布宗、安条克和亚历山大等城市也是拜占庭帝国的重要贸易港口。拜占庭帝国的进口物资主要包括丝绸、毛皮、奴隶、粮食、贵重木材、香薰料、染料、象牙、宝石、珍禽异兽和其他奢侈品,出口物资有玻璃、马赛克镶嵌画、高级丝织品和锦缎、武器、葡萄酒、金银货币、珠宝首饰和工艺品。拜占庭帝国的通货长期保持稳定的状态,1磅黄金铸造72个名为“诺米斯玛塔”的金币,一个诺米斯玛塔等于12个银币,1个银币等于12个铜币。一个工人一年工作280天,大约挣25个诺米斯玛塔的年薪,这个数目可以维持衣食所需。

(二)7世纪后拜占庭帝国的国际贸易因与波斯和阿拉伯的战争而受到影响,传统路线中经过波斯湾和叙利亚的商路中断,迫使拜占庭帝国开辟通过红海进入印度洋的海路贸易和通过黑海、里海、咸海的陆路贸易路线,至9世纪拜占庭帝国的国际贸易达到最高峰。11世纪突厥人夺占小亚细亚,拜占庭帝国逐渐丧失黑海沿岸的商业据点。与此同时由于威尼斯的兴起以及热那亚、加泰罗尼亚商人的竞争,拜占庭帝国的商业开始衰落。诺曼人入侵希腊南部的底比斯和科林斯等丝绸工业中心,将大批养蚕技师和丝织工匠带到西西里,打破拜占庭帝国对丝绸的垄断地位。数次十字军运动(尤其是第四次十字军东侵)严重地破坏拜占庭帝国的商业地位,彻底改变地中海贸易格局。在拜占庭帝国晚期的若干次皇室斗争中,为了获得资金拜占庭皇位争夺者屡以商业贸易特权为抵押,致使本已遭到严重破坏的拜占庭商业陷入更加困难的境地。君士坦丁堡和特拉布宗不再是东方商品的集散地,其地位被威尼斯在东地中海的商业据点夺去,威尼斯和热那亚商人甚至在拜占庭帝国本土取得商业特权,在君士坦丁堡郊外的加拉塔建立商业殖民区,到14世纪拜占庭帝国的商业已经完全萎缩。

(三)除了商税外拜占庭帝国其他的经济收入来源还包括向元老阶层征收的地产税和向城市工商业主征收的货币税,拜占庭帝国还向城市工商业主征收马匹、布匹等实物税,城市公民还要交纳公证税、印花税、司法税等间接税,富有的市民还要负担路灯燃油、节日赛马、慈善机构、城市卫生和救火等费用。拜占庭帝国的农业税按照田亩面积向村庄集体征收,逃亡农民所抛下的荒芜农田所需缴纳的税收由其所在的村庄代缴。每年的5月和9月拜占庭帝国的巡回法官和税收官吏下乡征税,每3年普查一次土地状况,确定税收额度。8世纪拜占庭帝国丧失主要的农业省叙利亚后拜占庭帝国加大在巴尔干和小亚细亚的农垦力度,当这些地方的土地也在11至14世纪逐渐沦丧于斯拉夫人和突厥人之手,在帝国的商业贸易又极度萎缩时外拜占庭帝国就理所当然地出现财政困难的状况,在14世纪安娜·德·萨伏伊皇后为了筹措开支曾下令熔化宫中的金银器皿铸造货币。巴列奥略王朝末期拜占庭帝国已完全依靠出售皇室财产土地和借高利贷来维持必要的开支,为了筹措现金的拜占庭帝国向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威尼斯人、热那亚人和土耳其人屡次割让土地,甚至连色雷斯和加拉塔等对首都和国家生死攸关的重要地区也被割让,使帝国丧失最后的自救资源。1423年曼努埃尔二世将第二大城市萨罗尼卡卖给威尼斯后,这时拜占廷帝国已经无地可割、无税可收,仅靠君士坦丁堡城内少许工商业税收残度余日,这一状况无疑对拜占庭帝国的最终灭亡产生重大的影响。

(四)拜占庭帝国的丝绸制品也是帝国最贵重的商品之一,最初的蚕种和养蚕技术在查士丁尼大帝时期从中国走私而来,随后国营的养蚕工业在希腊南部建立。丝绸生产和纺织由政府严格控制,严禁价格投机,或将丝绸专用的紫红色染料出口到国外。紫色丝绸服饰和地毯为皇族专用,其它的丝绸织物则用刺绣技术织出精致的图案,查理曼大帝下葬时身穿的寿衣就是用拜占庭丝绸制成的。到14世纪随着纺织工艺进一步改进,又出现图案更加复杂的锦缎,上面织满金丝和银线,被做成礼服、圣坛罩布、帷幔、窗帘、壁毯、地毯,并成为拜占庭帝国对外政策中的重要贡品。

文化方面

(一)拜占庭人确信基督教是帝国的立国之本,从罗马帝国时代起帝国东部的基督教神学就受到犹太教神学和古典希腊哲学的影响。325年5月25日至8月25日在东罗马的尼西亚召开第一次尼西亚宗教会议,确立拜占廷基督教的基本信条,即《尼西亚信经》。在这次会议上废除在尼散月(正月)14日所遵守的逾越节, 其后为解决教义和礼仪上的分歧(特别是东西部教会之间的地位之争)随后又召开过多次公会议,分别是公元342年君士坦丁堡第一次会议,与会者多为西部主教,会议上确立了罗马主教的权威;公元431年以弗所会议,判定聂斯托利派为异端;公元451年卡尔西顿会议,东部主教为主,宣布罗马主教与君士坦丁主教地位相同;此后还有公元553年的君士坦丁第二次会议,公元681年的君士坦丁第三次会议,公元787年的尼西亚第二次会议。缘起于信仰之争的尼西亚会议是当时关涉罗马帝国存在基础的阶级对立、利益纷争和军事态势的某种社会历史折射,也是一场隐伏在宗教关注、宗教情感、宗教虔诚、宗教教派论辩中的政治搏杀,第一次尼西亚会议通过的最为重要的文件是《尼西亚信经》。它在公元325年被“尼西亚会议”采纳,公元381年在君士坦丁堡宗教会议上得到了扩充,公元451年又获“凯尔西顿会议”批准。它对基督教的基本信仰阐述为:相信唯一的上帝,无所不能的天父, 有形物与无形物的创造者;相信唯一的基督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和独生子, 通过他万物始生;为了自己人和自己能被拯救,他从上天降临人世被圣灵和圣母孕育,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受苦受难后第三天又死而复活升入天堂;而后又乘着天国的荣耀而来,审判人间的生死。

(二)公元4世纪时东方教会阿里乌派关于基督受造而不与上帝同体之说,引起基督教会的辩论和分歧。当时尚未受洗的君士坦丁大帝为防止异端思想对他所利用的基督教会产生分裂的影响,在尼西亚召开基督教第一次大公会议。经过与会各派的激烈争论后采纳教会史家犹西比乌提出的信经底本,加入反对阿里乌派而强调基督一位格和神人两性的教义,结尾又附加诅咒异端的若干条目,最后经君士坦丁亲自审定通过。由于异端思想与正统教会争论分歧的持续扩大,此信经的内容有一些变化。公元325年的信经原本现已无存,今本信经为公元5世纪经过在君士坦丁堡举行的第二次大公会议和在查尔西顿举行的第四次大公会议修订之后确立,故又称《君士坦丁堡信经》或《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主要内容除重申公元325年的原本关于圣父、圣子、圣灵等相同的信仰外,删除对异端的诅咒,增加论圣灵的大段内容,而在关于基督“出于真神的真神”“受生而非被造”“与父同质”等句上还有针对当时异端学说的痕迹。此信经确立后普遍用于东西方教会的圣餐和弥撒礼中。公元589年西方教会在“圣灵是从父(和子)出来”一句中加入“和子”一词,公元9世纪时被西方教会普遍采用,东方教会则维持原信经的句式。“和子”一词成为东西方教会间的一个重大分歧,另外东方教会还奉此信经为第一大信经。

(三)381年君士坦丁堡宗教会议、431年以弗所宗教会议、451年查尔西顿宗教会议、553年君士坦丁堡宗教会议的四次宗教大会进一步肯定基督教的国教地位,君士坦丁堡教区的地位也得到确认,在基督教五大教区中仅次于罗马教区。伊斯兰教兴起后受其“禁止偶像崇拜”的教义影响,在拜占庭帝国发生破坏圣像运动。787年在尼西亚召开的第七次宗教会议阐释圣像崇拜和偶像崇拜的区别,拜占庭基督教会的神学体系至此正式确定下来,此后再也没有发生重大变动。这一派宗教后来发展为东正教,即东正教(希腊正教)。除了正统教派外由于拜占庭帝国包括希腊、埃及、叙利亚、亚美尼亚等具有不同文化的领土,因此各种异端思想在这些地方兴起,包括阿里乌斯教派(兴起于帝国东部)、聂斯脱利教派(又称景教,兴起于叙利亚地区)、马其顿尼教派、一性论教派(兴起于埃及)、一志论教派、保罗教派(兴起于小亚细亚和亚美尼亚)、博格米尔派(兴起于保加利亚)等异端教派。

(四)拜占庭帝国的宗教势力和世俗权力关系十分复杂,二者利益的结合与冲突导致双方的团结合作与激烈冲突。在9世纪以前拜占廷庭国严厉的法律和富于效率的中央集权制行政管理,导致拜占廷教会被剥夺参与国事活动的空间,教会事务成为帝国国家事务的一部分,拜占庭皇帝则成为教会的保护人,控制着罗马和君士坦丁堡这两个最大教区的主教和大教长任免权。君士坦丁大帝到查士丁尼大帝时期多位主教被皇帝免去教职,罗马主教(后来成为罗马教皇)在8世纪中叶前也要听命于拜占庭皇帝,任何教职人员都无权开除皇帝的教籍。9世纪以后拜占庭皇帝的权力逐渐削弱,教会的实力则逐渐增强。教会开始插手帝国的管理事务,包括审理世俗法庭经手的任何案件、以及税收和司法方面的特权,但是与罗马教会不同的是拜占庭教会始终没有摆脱皇帝的控制,而且始终作为国家政权的工具存在。

(五)拜占庭帝国高度重视图书馆建设,以此作为学术研究的重要条件,拜占庭人还继承希腊人热爱文史哲的研究的传统,为拜占庭风格奠定基础。拜占庭帝国的文学包括小说、故事集、诗歌等形式,拜占庭帝国的讽刺散文和杂记源自古希腊文学,其讽刺散文寓严肃主题于诙谐幽默的叙述风格中,10世纪的《祖国之友》、12世纪的《马扎利斯》和《庄园之主》都是拜占庭讽刺散文的代表作品,同时代的医学、哲学作品也仿照这种讽刺散文风格。拜占庭帝国的杂记代表作是6世纪商人哥利马斯的《基督教国家风土记》,小说则主要翻译古印度故事。拜占庭诗歌以礼拜仪式所用的宗教诗歌为主,讲求韵律并从应答对唱的诗歌中发展出两重唱的音乐形式。拜占庭音乐源自古希腊和罗马音乐,在宫廷典礼、重大仪式、节日庆典、民间婚宴等场合都要用音乐营造热烈气氛,但是世俗音乐所留下的完整乐谱很少,因此对其乐理、音阶、旋律、音调所知甚少。保留下来的拜占庭音乐主要是东正教的宗教音乐,尤其是希腊阿索斯山(圣山半岛)的宗教音乐,这种音乐以复调音乐为主,反复出现相同的乐调、变调和和声,分为声调高亢华丽的高音部和舒缓平和的低音部,各段歌词注重韵律但不注重节律。拜占庭美术的最大特点是其装饰性、抽象性和宗教寓意,存世的拜占庭美术作品大多是教堂中的镶嵌画、壁画和绘画手卷,题材包括耶稣、圣母与圣子、天使和天使长、历代圣人、历代皇帝和主教以及天堂和地狱的题材。马赛克镶嵌画多为装饰性,平面构图公式化,善用光辉耀目的颜色,主色为金色和蓝色,间以白、紫、蓝、黄、粉红、绿、红、黑等颜色的图案。拜占庭的圣像大多用木头制成,上面用小块马赛克或颜料拼出图案,加以金银、珐琅、象牙装饰,镶嵌珠宝。拜占庭圣像艺术对后来俄罗斯、希腊等东正教国家的宗教美术有很大影响,萨珊波斯的细密画技术也来自拜占庭马赛克圣像的细密镶嵌技术,除了宗教主题外还有一些拜占庭绘画手卷反映军队、战役、日常生活、动植物和其它题材。

(六)拜占庭建筑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前期(4世纪至6世纪)、中期(7世纪至12世纪)和后期(13至15世纪)。前期是拜占庭建筑的兴盛期,建筑作品大多仿照古罗马式样,主要的建筑包括君士坦丁堡的城墙、城门、宫殿、广场、拱门、高架水道、公共浴场和蓄水池以及教堂。基督教成为国教后拜占庭的教堂建筑越来越大且越来越豪华,至公元6世纪最终出现空前壮观的圣索非亚大教堂。拜占庭中期建筑反映这个时期的国家特点,即蛮族外敌相继入侵导致其国土缩小、国力下降。这一时期的建筑缩小,规模也不如从前。这一时期的拜占庭教堂建筑特点是占地少、向空中发展,取消圣索非亚大教堂那样的中央大穹窿,代之以若干小穹窿并注重内部装饰。这一时期的代表建筑包括君士坦丁堡的阿卡达普托斯修道院、乔拉修道院以及帝国之外的威尼斯圣马可教堂和基辅的圣索非亚教堂。十字军数次入侵之后拜占庭帝国的国力大受损失,无力再兴建大型公共建筑和教堂。这一时期建造的拜占廷建筑数量不多,也没有创新,在土耳其人灭亡拜占庭帝国后大多破损无存。君士坦丁堡的圣玛利亚教堂为晚期拜占廷建筑的代表作品,拜占庭人相信上天的力量显示在皇帝和教会的金银珠宝上,皇宫和圣索非亚大教堂越是豪华就越能证明每位基督徒所期盼的来世生活的高贵,因此皇宫和索非亚大教堂成为巨大的珍宝库。1204年十字军和威尼斯人在圣索非亚大教堂里面发现1700多座黄金、珍珠、宝石和珐琅做成的小型圣坛,40000多个金银香炉和圣物盒以及堆积如山的其它财宝。在存世的拜占庭工艺品中精致的是现存于威尼斯圣马可教堂的帕拉多霍祭坛组雕,由黄金、珐琅、珍珠和宝石制成。976年威尼斯总督委托拜占庭工匠制作祭坛的中心嵌板,1105年又订购更多的珐琅嵌板,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时威尼斯军队将圣索非亚大教堂和许多修道院的圣像劫到威尼斯并添加到祭坛上。

(七)拜占庭人继承古希腊人重视科学和教育的习俗,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被拜占庭人视为“四艺”,哲学、修辞学、古希腊语也是学童的必修科目。神学属于高等教育的范畴,但是普通民众对神学的关注程度非常高,经常可以看到贩夫走卒之间进行激烈的神学辩论。在应用科学中与筑城相关的土木工程学,与军事相关的冶金学和地理学,以及制作“希腊火”所需的化学知识都得到高度发展。不过这类知识并不向公众普及,而是作为机密课目向特定的学生传授。拜占庭医学是在古希腊医学体系上发展起来的,希波克拉底的体质理论被拜占庭人广泛接受,认为血液、黏液、黄胆汁和黑胆汁是人类体质病理学分类的基础,所有的疾病都出于干、湿、冷、热这四气失调。4世纪时朱利安皇帝的私人医生欧利修巴斯编纂的《诊断学》,7世纪时保罗编纂的《妇科学》、《毒物学》、《处方》,以及11世纪时西美昂编纂的《食物》、《保健手册》都是以希波克拉底理论为基础的。拜占庭帝国的草药学非常发达,放血、推拿、按摩、烧灼等方法也被用于治疗病患。在拜占庭军队中有军事医护团,大修道院通常也设有医院接收并治疗平民患者,沐浴习惯和对街道的定期冲刷是主要的城市公共卫生手段。

圣像破坏运动

(一)380年狄奥多西一世颁布法令对异教信仰进行打击,确立教会的国教地位,大量民族宗教传统和地方神话被整合到教会的神话中。但异教皈信的信徒不习惯崇拜没有形象的神,这样的神给人一种与生活距离遥远的感觉,同时许多曾经为异教制作偶像的艺术家和工匠们转而为教会服务。教会的艺术风格因而日益受到罗马既有的艺术风格的影响,也开始描绘栩栩如生的形象。在4-5世纪时期教会在地下墓穴绘画和集会所壁画中采用一些象征性的符号和形象来代表基督,罗马及希腊文化与本土的文化结合将原有对象征性的基督崇拜转为对实际圣物的崇拜,圣物崇拜在部分教会人士眼中完成对文化程度较低的一般民众的宗教教育,这对于基督教的广泛传播功不可没。但当教徒对圣像从一种符号转变为一种偶像崇拜时许多虔诚的教士和信徒感到忧虑,695年查士丁尼二世将基督的样貌刻在硬币上时社会上已经出现有关描绘耶稣的形象,表现神性或者将人性与神性分离开来,只是表现人性一面的争议,指将基督刻在硬币上是异教的行端,《出埃及记》、《利未记》、《申命记》中都对禁止偶像崇拜做出严厉的规定。拒绝圣像崇拜是早期基督教确立的基本原则之一,同时谴责把“偶像”神圣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帝王肖像的感染力的迷信(东西罗马均推行君权神授说)和对圣体、圣人遗物的神力的笃信不疑,强化人们这样的一个信念,把圣灵、圣人具体形象化(图像化)就意味着可以与他们直接进行联系、沟通。因此随着东罗马的建立,尤其是查士丁尼一世执政以后拥护、保卫圣像的人数激增。

(二)利奥三世推行毁坏圣像运动是因为人民对当时奢华教会的不满,要求简化宗教仪式,取消圣像崇拜和教会地位崇高及其财富雄厚。帝国政府想利用破坏圣像抵抗修院的势力,因而借由认为圣像就是圣经上所说的偶像有违宗教原则的指责,发动毁坏圣像运动。破坏圣像运动是一场帝国皇帝与宗教势力争夺对教会控制权的斗争,自4世纪以来拜占庭皇帝就对教会握有极大影响力,这是由于早期东罗马皇帝作为羽翼未丰的教会的保护人而自然形成的。不过在破坏圣像运动爆发前皇帝与教皇争夺权力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且愈演愈烈,自君士坦丁大帝于公元324年亲自主持召开第一届大公会议后狄奥多西一世、狄奥多西二世、马尔基安和查士丁尼一世分别主持召开大公会议,罗马主教马丁曾企图主持第二次大公会议,但他旋即被君士坦丁二世下令押解至首都监禁,而后遭到流放 。其次东罗马皇帝拥有控制五大教区,即罗马、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亚历山大城和安条克教区的教会高层的任命权,君士坦丁一世、狄奥多西二世及查士丁尼一世分别罢免教区内的大教长及主教职位,教皇维吉吕更被软禁于君士坦丁堡达7年之久。但教会一直力希望图摆脱皇权的控制,君士坦丁大帝时主教有权审理世俗法庭审理过的任何案件,而主教的判决被认为是终审判决。狄奥多西一世时教会进一步获得税收和司法等方面的特权,7世纪时教会反对希拉克略提出的“联合论”和“两性一意论”,罗马主教格里高利一世更公开反对禁止官员和士兵在未完成职责以前进入修道院的皇帝敕令,又利用东罗马世俗大贵族争夺皇权。7世纪末罗马主教色尔爵在与皇帝的斗争中公然煽动军队反叛朝廷,教会权力不断的提高,促成利奥三世发动破坏圣像运动以限制教会的发展。

(三)4世纪以后教会作为拜占庭帝国的国教受到特殊的保护,教会财产增加极为迅速。君士坦丁大帝的《米兰敕令》即明确规定发还教产,许可教徒向教会捐赠各种形式的财产。第一次尼西亚公会议后教会不仅得到大量地产、金钱和粮食,还兴建大批教堂和修道院。教会的庄园内包括农用耕地、房产、果园、橄榄园、葡萄园、山坡牧场、小型手工作坊、农户、畜群等,修道院的高墙内有修士的居室、工作间、教堂、会堂,其周围的田地亦由下级修道士耕作,此类田产为教会带来庞大的收益。同时教会通过接受捐赠、遗产和经营庄园等途径,每年都可以得到相当丰厚的收入,教会又吸引大批青壮年人出家成为教职人员或修道士。6-7世纪拜占庭帝国连年战争、瘟疫不断,人力资源消耗严重,军队人数急剧下降、人力资源的短缺还直接削减纳税人的数量,减少东罗马传统税收人头税的总量,使国家收入大幅度下降。在利奥三世执政期间阿拉伯人占领帝国大部分的领土,令占领地内的修士回流到境内,导致境内的修士人数大增。修士及教会在帝国境内一向享有众多的特权,他们所占有的土地却几乎占有帝国的半壁江山,加上教会所拥有之土地内税收及收益不需缴纳给世俗王权,令宗教阶层造成重大之影响,因此拜占庭帝国的皇帝通过此运动大量没收教产、关闭修道院、强迫修女修士还俗。

(四)为了抵抗外敌入侵希拉克略王朝和伊苏里亚王朝的皇帝大力推行军区制,将全国处于军事管制之下,建立军役和封建义务合一的军事屯田制。军区制的实施需要大片的国有土地,但国内大部分的土地均控制在教会之下,致使未能将土地分配给保护国家的军官,令国家的防卫体系受到动摇。利奥三世所封的军区领袖大多是来自东方的小亚细亚,这批军事贵族受到伊斯兰教的影响一般都有反圣物崇拜的倾向,同时对教会的封建势力感到恨之入骨,利奥三世为了讨好这批军事贵族,故此发起圣像破坏运动以争取他们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大量的青少年出家当修士令国家缺乏军队兵源,当时拜占庭正面对阿拉伯人及保加利亚人的入侵,帝国不得不解决青少年人逃避到教会的问题,最终以运动来强迫关闭修道院等设施。圣像的制造者是教会的隐修院,而拜占庭皇帝利奥三世不喜欢让教会拥有这种名利双收的权力。此外还有两个因素值得帝国皇帝的重视,一是与伊斯兰帝国接壤的广大地区的人民拒绝圣像,尽管其中也有操希腊语、在崇拜圣像的文化氛围中生活的居民;二是犹太民族在拜占庭的重要地位,出于对偶像崇拜的惧怕,这个民族可是一直反对崇拜圣像的。

(五)利奥三世为首位推行此运动的皇帝,他在726-730年间两度宣布反对供奉圣像的诏令,是为破坏圣像运动。首先他在726年颁布《禁止崇拜偶像法令》,中止君士坦丁堡及各省的一切关于偶像崇拜的活动,同时大批教会的土地被充公,剩下的土地亦必须交税。教会被取缔,大批修士还俗,恢复劳动人民的本色、征用教会产业,宣布没收意大利南部什一税。730年他召开宗教会议,撤换反对运动的大教长日耳曼努,取代的是拥护运动的大教长阿纳斯塔西乌斯。并制定有关的宗教法规,为此运动提供宗教上理论的依据。教皇额我略二世对此表达强烈抗议,部分意大利和希腊地区更爆发人民起义,727年拉文纳更因此脱离帝国的统治,731年额我略二世更宣布开除利奥三世和全体圣像破坏者的教籍,不过都无法阻破坏圣像运动的进行。740年利奥三世去世后利他的儿子君士坦丁五世继续推行此运动,虽然运动因阿尔塔瓦兹德中途夺位而暂停,但在743年君士坦丁五世复位后再次推行,大量的圣像艺术品焚毁,教堂内的圣像雕刻被石灰水洗清。破坏圣像运动的推行一直打击教会的收入及发展,更重要的是破坏圣像运动一直在教会中未找到定案,此运动一直激发各教义派别的矛盾,令社会处于不安的情绪,结果君士坦丁五世得此加强集权统治。754年君士坦丁五世更于一次宗教会议中将圣像崇拜的拥护者大马士革的圣约翰遂出教会,教皇哈德良一世为了救助受到君士坦丁五世迫害的信徒于782年复修希腊咏经团圣母堂,作为收容逃难信友。

(六)年幼的君士坦丁六世继位由伊琳娜女皇摄政,但伊琳娜女皇很快就废掉君士坦丁六世的皇位,伊琳娜女皇和支持圣像派妥协,教宗哈德良一世得以在787年召开第二次尼西亚公会议,讨论敬拜圣像在教会中地位的问题。结论是不断注目于绘画的图画能够维持一个人的信仰,并使人经常留心其中的教训,肯定圣像之重要性,且重申圣像可以被重视但不可以被当成神来崇拜。并下令把反对圣像崇拜者的法令、文件和著述全部销毁,但这次会议并未停止圣像破坏运动。此次会议约有380名主教参加,教皇哈德良一世派两名代表出席,并承认第七次基督教大公会议。此会议指责圣像破坏运动为异端行为,并宣布圣像可以被尊养但不可以被当成神来崇拜。会议制定22条教会法规,下令严禁收藏异端和反对圣像崇拜的书籍,著令全部销毁。有些人主张耶稣基督按肉身而论不是上帝的亲生子而是“义子”。大公会议对此主张斥为异端,并断定基督是上帝的亲生子而非“义子”。虽《圣经》声称基督为“仆人”,但不是指其身分地位,而是指其谦卑、服从和听命至死的态度。此次大公会议后圣像破坏运动并没有就此完结,公元813年利奥五世即位后反圣像派重新得势,崇拜圣像的行为再次禁止。815年利奥五世召开宗教会议,恢复圣像崇拜禁令,废黜大教长尼基弗鲁斯,取而代之的是一位崇尚毁坏圣像的主教。利奥五世是破坏圣像运动的坚定支持者,他以君士坦丁五世为榜样,重新推行被废止的破坏圣像法令否认第二次尼西亚公会议的决议。直至843年迈克尔三世下令恢复圣像崇拜,直到这时圣像破坏运动才终告结束,没收的教产不用交回教会,圣像免于遭受破坏。可对圣像予以尊敬,恢复圣像崇拜,但不应当成神来供奉崇拜。规定政府无权委任主教、神父及助祭人员,主教候选人应该经省区的主教共同推举。说明《圣经》对基督的“仆人”声称是指其谦卑、服从和听命至死,而非其之身份地位。

(七)这一时期建筑业冷落,新工程数量少、规模小,相对比较重要的建筑有圣依琳娜教堂和塞洛尼卡的圣索菲亚教堂。对建筑装饰画的毁坏是一贯的,没有间断比如君士坦丁堡圣索菲亚大教堂的一部分镶嵌画被十字架所取代。但是遭毁坏最严重的还是圣像画和书籍的装饰画,后者被认为是最容易受到教徒个人单独膜拜的圣像,因此危害更大。仇视圣像时期的建筑物装饰以动植物和几何图案为主,这正好和早期基督教的某些教堂和东方王宫的装饰图案一致。教堂里前几个世纪流行的“全能基督”不见了,代之以穹顶和后堂里的巨型十字架。很难见到仇视圣像时期的艺术实物,正统派取得胜利后(公元843年)当时的艺术品几乎尽遭毁弃,比较完整的残留物在各行省零星的小教堂里尚有遗存。手抄本装饰画的出路较多,因为自然科学的书记还在刊印,如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现存梵蒂冈)。当时隐修院负责刊印的宗教书籍数量很少,但是其中还是有与严禁圣像的禁令“对着干”的装饰画册问世,如现存莫斯科的《鲁道夫圣诗集》。从拜占庭移民西方的艺术家在查理曼(又译查理大帝,742-814年)的王宫里,从事基督教图书的编纂和画细密画的工作。

(八)破坏圣像运动的产生遏制教会无限膨胀的经济特权,限制教会的扩张,这次运动是君权与神权的交替。此运动在各方面打击教会,导致教会需依附在君权之下,皇权高于教权的原则并未发生动摇,并加深东西教会的裂痕,促成1054年东西教会大分裂。在毁坏圣像运动之前教会占有大量的土地和人口,这场运动打着宗教的旗帜且自上而下,矛头直指教会土地和财产。对教会打击最为严厉的是在君士坦丁五世时期,他大量没收和剥夺教会占有土地,打击和迫害修道士,使教会在经济上受巨大的损失。从思想上和理论上又严重打击圣像崇拜者的主张,巩固拜占庭帝国统治,重新树立皇权对教权的高度威权,导致教会阶层的相对衰落。在拜占庭帝国的历史上教会始终未能像罗马教会那样发展成为凌驾一切的至高权力,中部意大利脱离拜占庭帝国,在法兰克帝国的矮子丕平支持下建立教皇国。教皇本身的独立性增强了,从而为中世纪西方教权向鼎盛时期发展准备条件,加速了东西方教会走向分裂的进程。破坏圣像运动亦促使部分的省份脱离帝国的统治,打击拜占庭帝国的税收。

(九)在当时来说教会的权力并非一般贵族或骑士可比拟,教会地位下降后取而代之是贵族和骑士的地位提升,因此改变整个社会阶层和加快封建化的进程。长期的对外战争使军区制得到迅速发展,政府对军队上层进行大规模分封,形成一个人数众多的军事封建贵族阶层。运动中被没收的修道院的土地,大部分被新兴军事贵族所占有,大部分成为军士的封地。军事贵族领地上的村社农民更快地沦为依附农民或农奴,从而加速拜占庭帝国的封建化进程。拜占庭皇帝为拉拢军事贵族杯葛教会有意识地赋予大地主各项经济、行政、司法和军事特权,进而加强他们发展的趋势。由此促进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发展。不过兴起的以大地产为后盾的军事贵族成为帝国晚期政治分裂的主要因素。军事贵族的实力不断的增强,逐渐形成与中央集权抗衡的地方分裂势力。他们借经济势力与中央政府抗衡又与中央政府的官僚势力争权夺利、明争暗斗,部分更推翻当朝皇帝、自立为帝。这场运动让帝国从外族人侵、包围、挟攻的危亡中拯救出来,圣像破坏运动带来军事上的转机和强大以来,帝国从国会中没收得来的财产重新分配给国内的军事贵族,令军士们勇于为国家战斗。虽遭受过无数次的外族人侵,但都回击人侵者的进攻,最重要的是以自己的强大保全西方的发展。拜占庭帝国实际是基督教欧洲的东方前哨,如果没有拜占庭帝国的话阿拉伯人和伊斯兰教徒就会直接冲击西方国家,给西方教权和皇权的统治带来威胁。正是由于圣像破坏运动才使拜占庭帝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强盛起来,有力量对付周围的阿拉伯人、保加利亚人、斯拉夫人的无数次进攻,从而保全帝国,同时也保全西方的民主自由及宗教发展。

(十)破坏圣像运动对于拜占廷文化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在破坏圣像运动中大量圣像被破坏,这对于帝国文化是一个无法估量的损失。拜占庭帝国在早期的圣像创作中出现的许多艺术珍品毁于一旦,以至于到都很难找到毁坏圣像运动之前产生的圣像,著名的圣索菲亚大教堂亦是运动中的牺牲者。破坏圣像运动也兴起世俗艺术的热潮,无法逃离拜占庭的学者或艺术家们为了生存放弃自己的主见,改变自己的创作风格、特色,被石灰水刷掉圣像的墙壁上出现以皇帝图像和花草动物等自然景物为主的世俗绘画,其中不乏对重大战役、皇家生活、公众活动和赛车竞技等场面的描绘。同一时间逃到意大利的学者在那里建立高校和修道院,将东方文化传入西方,对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有很大影响。经历过百年的破坏圣像运动终于落幕,印证着盛行崇拜诸神雕像艺术的希腊文化战胜历来反对偶像崇拜的阿拉伯文化,使希腊文化得到复苏。但希腊文化本身与东方文化是相互排斥的,同时又难于接受西方的拉丁文文,阻碍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且不利于文化发展。圣像危机下许多匠人流向西方,这就使得拜占庭帝国在失去在意大利的领土后他们在西方的影响依旧可以保持下去,事实证明流亡西方的拜占庭艺术家的影响在欧洲中世纪的艺术创作中得到反映。

查士丁尼瘟疫

(一)堪称传奇人物的查士丁尼大帝于公元482年在拜占庭帝国达尔达尼亚行省出生,虽然来自农民家庭却因各类风云际会而在公元527年时成为君主,在经历即位初期的短暂混乱后开始掌控局势,并以用帝国的充沛财力实施伟大理想。公元532年他不惜用11000磅黄金贿赂波斯人,暂时稳住东部边界,随即将更多资金募集军队全力杀向地中海西部,用20多年的征战收回祖传失地。最终除了遥远的高卢、不列颠和西班牙外古典罗马的全部领地都重回皇帝麾下,一时间整个地中海也似乎重新成为帝国内湖。然而上帝似乎是有意要与查士丁尼大帝作对,让一系列天灾人祸开始在帝国全境发生,例如和波斯议和的次年首都君士坦丁堡便发生地震。537年后整个地中海沿岸又多月不见日月,造成农产品严重减收。541年时帝国南部边陲的埃及或者阿比西尼亚开始有瘟疫流行,随即由船只传播到地中海各地。瘟疫全面爆发于542年春季,整整肆虐4个月时间,起初的死者只比平常多些,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但随着病死人数的迅速增加很快就发展到每天有5000人毙命,甚至有单日达到10000人的情况,让埋葬尸体便成为一大难题。各城市便在周边挖掘大坑用来集中掩埋死者。随后死者数量迅速增多,让挖沟的人再也赶不上死者数量。直到瘟疫末期已经没有空余的地方进行埋葬,所有塔楼都被尸体填满,然后再把屋顶封上。瘟疫爆发前的君士坦丁堡是当时最繁华的国际大都市,但在疫情爆发后所有的丧葬习惯和礼节都被抛诸脑后。城里再也听不到诵唱的挽歌,也看不到出殡的队列,街道一片冷清。

(二)与身处帝都的普罗柯比不同,教士埃瓦格里乌斯一直居住在东部边陲的叙利亚,他在幼年就曾传染上瘟疫,后来又经历过多次瘟疫爆发。据他记载东部的瘟疫发生时间还要早于君士坦丁堡,大约是波斯人占领首府安条克的次年。在这场灾难开始埃瓦格里乌斯还只是个学童。但随着瘟疫反复发作,他也失去几个孩子、妻子、亲属和仆役,在60年内就有曾4次疫情袭击过安条克城。除了记述一些基本情况外埃瓦格里乌斯还对瘟疫的爆发规律还进行总结,比如在时间上可以在任何季节出现,而其停止的时间也不固定。发病的地区也有极大的随意性,在某些地方城市只有部分爆发瘟疫,而其他部分却完全不受影响。一些家庭完全死绝而邻里依然安然无恙,有些居民居住的城区还有没有发现的病例,但只要这个城市已经出现疫情他们仍然会受到感染。埃瓦格里乌斯认为瘟疫的爆发周期性是15年,而且往往在周期开始的第二年最为严重。

(三)在瘟疫爆发之前拜占庭帝国统治的人口在2600万以上,由于社会较为稳定和经济相对繁荣,数量整体还在迅速增加之中。但在首次瘟疫爆后普罗柯比就宣称都城死半数人,君士坦丁堡当局公布的数据是23万,而1位来自以弗所的目击者称至少死亡30万。在都城之外瘟疫同样肆虐,有记录称一名10 岁的小男孩就是埃及村庄的惟一幸存者,在东面的叙利亚则有众多村庄则变得荒无人烟。整个漫长的瘟疫肆虐期内全帝国的人口大致损失20%-25%,随后的几十年里又有6次以上的间歇性发作,因此即使是最乐观的估计人口损失在40%以上。鼠疫重创帝国的经济,城市在罗马历史以及后来的拜占庭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不仅是政治中心也是商业和手工业中心,在帝国经济中居于首要地位。由于城市人口大量减少,商业产品需求量下降,自然会对社会经济造成重大损害。同时瘟疫也打破正常的食物生产与供给体系。,谷物作坊与面包店被迫停止工作,致使剩余城市出现饥荒,通货膨胀便随之而来。到鼠疫反复肆虐的6世纪末,一个成年男子用于维持每日生活的所需是瘟疫爆发前的2.5-3倍,城市功能不断退化,规模自然就不断缩小。

(四)瘟疫对帝国的军队造成破坏性影响,鼠疫爆发前查士丁尼大帝有65万人(包括辅助兵员)的庞大军队,由于人口锐减在查士丁尼去世时东部边境的军队已不足15万人(包括辅助兵员)。先前帝国军队出征时人数通常保持在2.5-3万人之间。但到7世纪初已经很难派出一支超过万人的部队。也因为军费的减少军队规模无法维持,士兵的待遇也不可避免的出现降低,结果便是战斗力也大不如前,使得帝国的防御力量一落千丈。这些不留情面的残酷打击让查士丁尼大帝的梦想完全破灭,他还不及回味罗马的昔日荣耀,但帝国的战略形势已急转直下。559年保加利亚人长驱直入,抵进君士坦丁堡,但在其优秀的城防系统下被迫撤退。随着查士丁二世继位整个帝国都失去对外进攻力量,他们不得已放弃部分意大利将主要力量用来对付东方的波斯人,很多地方就再也没有被拜占庭军队所控制过。

(五)查士丁尼瘟疫的发源地在何处,当代已很难确定且说法不一,有人从现代大多数疾病起源地的角度来推测认为此次瘟疫起源于肯尼亚、乌干达和扎伊尔一带,顺着尼罗河一路下来由中非抵达北非,哺育辉煌埃及文明的尼罗河也同样可以给人类带来灾祸与痛苦。有人从查士丁尼瘟疫与中世纪爆发的黑死病病症相同的角度来分析,断定此次瘟疫与黑死病的发源地应该一致,即都发源于中亚大草原地带。又有人根据查士丁尼时代大多数疾病发源地的特征,琢磨出此次瘟疫可能发源于喜马拉雅山和非洲中部的结论,这个分析的视角不同,但与前两个推测有重复之处。

与中国交往

(一)罗马一开始只和周边的一些小国进行贸易且范围小,直到前138年至前119年汉武帝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并通过丝绸之路间接同罗马展开贸易。东汉班超派遣甘英出使大秦,但仅到达波斯湾一带便无功而返,原因是遭到与罗马世仇的帕提亚帝国拦截。166年罗马帝国派遣使臣到达汉都洛阳,并送上犀角等礼物,东西方才紧密地连接在一起。西汉用丝织品、茶叶、瓷器来换取安息(帕提亚)、希腊、罗马和马其顿的宝石、香料、药材和玻璃器具,除了经常进行访问外双方还彼此输送自己的物产和技术,推动东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交流,使东西方人民受益匪浅。汉代时云南可走水路沿伊洛瓦底江顺流而下,出孟加拉湾航行到印度,与印度洋航道连接起来。《魏略·西戎传》记载大秦国水道通益州永昌郡,当由缅甸海岸登陆而达永昌,《厄立特里业海航行记》关于印度东海岸以东地方的描述也可以印证这条路线。英国历史学家哈威在《缅甸史》中说:“公元前2世纪以来中国以缅甸为商业通道,循伊洛瓦底江为一道、循萨尔温江为一道,尚有一道循弥诺江(今亲敦江)经曼尼普尔乘马需三月乃至阿富汗。商人在其地以中国丝绸等名产,换取缅甸的宝石、翡翠、木棉,印度的犀角、象牙和欧洲的黄金等珍品。”杜环的《经行记》和两唐书西域传对拂菻国的物产、建筑、民俗等情况有详细记载,但两唐书中的记载据认为有一部分系从唐代长安情况类推而来。在唐代长安与拂菻之间,西突厥汗廷与拂菻之间都有频繁的使节和商旅交往,特别是西突厥曾与它联合对抗波斯的萨珊王朝,景教(基督教聂斯脱利派)当自该地传来。

社会方面

(一)拜占庭帝国的民族构成极为复杂,包括希腊人、叙利亚人、科普特人、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和希腊化的小亚细亚人等。外族入侵期间又迁入哥特人(4~5世纪)、斯拉夫人(6~7世纪)、阿拉伯人(7~9世纪)、土耳其人(11~13世纪)。长时期以来各族人民逐渐融合,在政治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希腊人,于是帝国语言4~6世纪以拉丁语为主,而在7~15世纪以希腊语为主。

(二)拜占庭帝国位于温暖湿润的地中海气候带,气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拜占廷人的饮食和服饰习惯。根据拜占庭帝国的《论食物》记载,不同地区的拜占廷人饮食略有不同,但主食基本都是面包、豆类(加入汤或菜中)。在首都君士坦丁堡由于肉价昂贵,普通人的主食是面包、橄榄、洋葱、小扁豆、奶酪和鱼类,外地则广泛食用牛、羊、猪、马、鸡、鸭、鹅等禽畜肉类。君士坦丁堡人喜食海鱼,淡水鱼通常用来喂猫狗。其他拜占廷史料中提到的蔬菜有萝卜、卷心菜、大蒜、洋葱、南瓜、莴苣、韭菜、黄瓜,调料包括芝麻、芫荽、胡椒、丁香,水果则以苹果、无花果、西瓜、杏和葡萄为主。饮料为家酿的葡萄酒和啤酒,几乎所有的食物都要加入橄榄油。各地生产的粮食主要满足当地的需求,而首都和萨洛尼卡、安条克这样的大城市则依靠进口粮食以及政府的粮仓调拨。7世纪拜占庭帝国丧失埃及、阿非利加和叙利亚等行省后谷物产量减少,肉类消费量开始增加,羊毛和亚麻也取代产自埃及的原棉,成为纺织的主要原料。

(三)拜占庭人的服饰也因地区而异,冬季阴冷多雨的马其顿和多瑙河边境地区与干旱炎热的埃及地区服装样式有很大差别。丝绸为皇家垄断的原材料,丝绸生产被集中在希腊南部地区,丝绸的买卖也由官营商人严格控制,没有皇室的许可平民不得随意穿戴丝绸服装。紫色的丝袍为皇帝和皇后专用的服装,高级教会人士则穿着织金绣银的锦缎教袍和法衣。普通人的服饰多由棉布和亚麻织成,从现存的拜占廷绘画手卷来看,在帝国1100年的历史中服装样式基本上为轻快、单薄的地中海风格,主要的服装样式包括长袍、披肩、腰布、皮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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